本来可以不写什么了，但是不写总觉得缺点东西，既是对逝去的人的告慰，也是对读这本书的人的说明。
刘晓在2004年夏季不幸遭遇车祸，属英年早逝，不期然已经过去十多年。刘晓是严谨的，书写完之后要写后记。幸亏有这个后记，让我们知道他留下的这部书稿还是他去世前五年的作品，完成于1999年1月18日。时间定格在这个日子，再也不会变了。
如果他仍健在的话，我们相信会有补充修改。
那么，没有这个环节，怎么评价这部书呢？
刘晓是严谨的，至今看起来书稿仍成熟和丰满，书中的叙述都是言之有据的，这得益于他的学风和态度。“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比较困难，难就难在资料的收集。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遇到一个宽松环境，出版成果颇丰。而且那时的回忆录可信度较高，溢美之词虽不能免，但在关键事情和历史节点上还是严肃的、认真的。然而，很多论述都不是集中的、直接的，而是分散的、间接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大量的史料中去爬梳。这里用“爬梳”两个字去形容，比喻翻找、查对的那样一种状态。有时一本书中会有若干段，一篇文章中会有几句话。然后再将它们反复比较印证，最后得出可靠的结论。通读刘晓的书稿，一个鲜明的印象是他做足了这方面的功课，穷尽了所能找的线索，因此，他的叙述颇能够吸引人。
十几年过去了，关于1976年有没有新挖掘的史料？当然有。但是关于历史框架和脉络不会有变，增加的是一些细节。比如，书中引用较多范硕著叶剑英传记的材料，放在今天，大都会引用新出版的《叶剑英年谱》。但是范硕的著作仍然可信，因为他也是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根据档案撰写的。“文革”中的事件，没有档案谁敢写？谁又能写？同样的还有新出的《李先念年谱》和《李先念传》。武建华关于拘捕“四人帮”的回忆，在凤凰台播出后，很是叫座了一阵子，他的优势在于对细节的描述，但也只是就他所处的场景而言，其他方面所涉无多。
笔者主编《当代中国史研究》时，在1994年、1996年、1999年相继发表的汪东兴、吴德等人的回忆录，已将庐山会议、天安门事件和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的基本情节勾描清楚了。我说这些，无非是证明刘晓这部书的价值并不因有了新的出版物而损其光泽。其实，太多的细节未必都能收进一本书中，一则受篇幅所限；二则我们写的是正史，与说书和讲故事还是有所区别的。
话说到此，可以打住了，但仍有些意犹未尽。“文革”史研究，属“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有所谓“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海外”之说。“文革”史研究如此现状，的确令人担忧，尤其是有的人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或曰投机主义的态度对待“文革”史。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场合斥责“文革”，而在另一场合又为肯定“文革”寻找证据。两种态度截然相反，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完全看在场的是哪些人，左右逢源，上下迎合，少了点起码的科学态度和文人操守。“文革”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阶段，其复杂性和曲折性超过其他任何阶段，找到不同乃至对立的社会现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研究者站稳客观立场，潜心研究，不受干扰，秉笔直书。还有一种情况是把“文革”中的秘闻轶事拿来炒作，当作炫耀的资本。把严肃的历史作贱为市井谈资。这种人笔者也是不齿的。投机的和庸俗的学风，都不利于“文革”史研究，都会使本来孱弱的研究非科学化和伪科学化。学界当警觉之。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头，大家看看刘晓的著作，严谨而不拘泥，不能不佩服他的坦荡和正直，这才是学者，这才是书生。
刘国新
2013年12月于北京安贞桥胜古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