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特殊的“旗手”江青
◎“理论家”包装的政客张春桥
◎“金棍子”姚文元
◎“造反司令”王洪文
◎“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帮派势力
◎“阴谋文艺”成为篡党夺权工具
◎老一代革命家和老干部
◎政治秩序的重建和老干部的重新掌握权力
◎时局的重心：叶剑英
◎军队控制权的争夺
◎“四人帮”难以控制军队
◎整顿进一步加强军队的团结统一
◎“放火烧荒”难以奏效
◎“四人帮”集团建立第二武装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政治前途取决于党和人民的力量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四人帮”集团在中共中央内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为核心，在各部门和各地方都有其追随者。这个政治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并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核心形成了集团的共同政治利益。“四人帮”集团的主要人物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的，他们自命为“新生力量”，与老干部对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各地活跃的造反派领袖。
“四人帮”又称“上海帮”，是因为其主要成员都与上海有密切的关系。“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20世纪30年代进入上海的进步电影界，多少也算是个成名的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江青从上海到了延安，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具有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某种特征的女性，性格鲜明，有极强的虚荣心，有极大的权力欲。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先是在中宣部任职，参与批判电影《武训传》。60年代主持所谓“文艺革命”。她自称是毛泽东在文艺战线上的“哨兵”，组织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其特殊身份和毛泽东的支持，在政治上迅速崛起，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为“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九大、十大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四人帮”的另一位核心人物张春桥，是一个多少有点理论、又有很强政治手腕的政客。张春桥早年进入上海的左翼文化阵营，可以算是理论家和评论家。20世纪30年代曾经化名狄克，著文对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冷嘲热讽，受到鲁迅的痛斥。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后来又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1958年，张春桥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为毛泽东所注意。1965年参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11月，以支持“自发”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对中共上海市委的造反，解决了轰动全国的上海“安亭事件”，受到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称：“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张春桥也就以上海为基地，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967年发动了上海夺权的所谓“一月革命”，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在毛泽东提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后，“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九大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十大时担任政治局常委。
姚文元原是上海的评论家，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一些文艺评论和随笔、散文。他评论文章的特点不在于缜密严谨的理论分析，而在于其咄咄逼人的气势，这在意识形态极端化的年代是有利的本钱。这个“笔杆子”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批判中就已经成名，并且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名噪一时。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极左思潮的重要理论家，经常扮演理论权威的角色。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分管理论宣传的委员。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国棉17厂的保卫干事，“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王洪文被选中。1972年9月，王洪文调入北京，十大时突然跃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在一段时间内主持中央工作，俨然成为新的政治接班人，后来因为“长沙告状”，渐被毛泽东冷落。
人们可以注意到，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集团，最初称为“上海帮”，这是因为它主要是一个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政治集团，联系这个核心集团的纽带，是在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中结成的政治关系。由于江青具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自然也就成为这个政治集团的旗帜和领袖。然而，江青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能力都非常低下，在集团中虽有领袖地位，却无多大的政治权威。职位最高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能够在政治上崛起，就因为在局势不明朗的政治动乱时有一种非常的“胆量”，在政治上便捞到了一些本钱，一是毛泽东钦定的党内职位，二是王洪文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脱颖而出的造反派领袖，既有自己在上海的帮派势力，也是各地造反派帮派分子的政治象征。江青集团中的“笔杆子”“金棍子”姚文元，有点“文字功夫”，文章有蛊惑力，能造声势，但是理论水平毕竟有限，同时多少也有些“文人”的弱点：处理政治问题能力偏弱，经常患得患失。这样，“四人帮”中最具有集团的政治权威的，是兼有“理论”素养和政治经验的张春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实际的政治核心。
“四人帮”集团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造反派分子。这些造反派分子，一部分对已经得到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仍不满足，企图追随“四人帮”，以谋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政治利益；另一部分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搞帮派活动受到打击的造反派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随着政治秩序的重建，在运动中崛起的一些地方造反派头目程度不同地受到冲击。
造反派势力受到的另一次重大的打击，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时期。在全面整顿时期，“资产阶级派性”成为整顿的一个主要目标，邓小平3月5日讲话和中央《关于改进铁路工作的决定》开始在全国掀起对“资产阶级派性”的猛烈进攻。中央日益强硬的反派性立场使许多帮派分子感到危机甚至绝望，由此，他们就更加需要追随“四人帮”集团以改变自己的处境，满足其政治期待。这些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分布甚广。同老干部中也有少数“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样，“文化大革命”中起家并在一些权力机关中任职的造反派，也有少数人并没有积极参与“四人帮”一系列的活动，其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四人帮”集团和它依赖的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伴生物。这是一个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利益集团，他们有着特殊的政治权力、政治势力和政治利益。这些权力、势力和利益，都与“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这个政治集团来说，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成为他们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四人帮”集团利用自己掌握的宣传机器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除了在理论上不断进行各种批判运动、制造所谓“规律”公式外，还利用文艺进行政治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文艺的指导者和执掌人是江青。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试验，其成果是被誉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样板作品。这是无产阶级文艺宝库里的明珠，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珍品”。这就是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它们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八个样板戏”。
江青等还制造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三突出”的补充性说法是“三陪衬”，即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之间，要用反面人物陪衬正面人物；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之间，要用正面人物陪衬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和主要英雄人物之间，要用英雄人物陪衬主要英雄人物。还有一种说法为“三铺垫”，所有人物都要为主要英雄人物作铺垫。
“文化大革命”的文艺观，是概念化、脸谱化、政治化的文艺观，它不是人文的，甚至也不是艺术的，与“文化大革命”在理想上所追求的平等、群众民主的观念亦不相同。可以说，它是比较浅俗的传统戏曲观念在新时期的翻版，它是传统社会中下层民众浅陋的美丑善恶观、斗争意识和派别意识、“革命”的理想主义与英雄崇拜意识的混合体。
这样，无条件服务于政治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不存在任何的独立性。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它可以充当直接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工具。由“样板戏”到“阴谋文艺”，是“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文艺”的必然的发展。
所谓阴谋文艺，就是利用文艺的形式搞政治阴谋，主要手法除了“根本任务”“创作原则”等表面文章外，最重要的是影射比附。通过影射，表现他们自称的“同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表现他们所要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现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斗争。阴谋文艺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标推向了极致，文化变成了拙劣的政治宣传品。
在1976年年初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提出大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打倒老干部的目的服务。江青不满足于样板戏，认为“那些样板团演出的戏都老掉牙了，很少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题材，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斗争的内容”，因此应当赶紧编排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
他们主张要“写大走资派，老走资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样的走资派“出身好，有功劳，表面上不贪污腐化，但政治上反动”。要写出这样的走资派“怎样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样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怎样从思想上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四人帮”认为，塑造出这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典型，“就能使广大人民看到革命的主要对象”。
“阴谋文艺”一方面指明打击的对象，另一方面要指明领导打击这些走资派的英雄人物，即“同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换句话说，就是极左集团的成员自己。“四人帮”组织的“阴谋文艺”中，主要的英雄人物经常是自己的化身。电影《反击》中，江青化身为主要英雄人物赵昕，这是一个长期跟随毛泽东的“老革命”。在《盛大的节日》中，张春桥化身为光彩照人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峰，王洪文则化身为洞察一切的工人领袖铁根。
1976年，“四人帮”制作了《春苗》《决裂》《反击》《盛大的节日》等电影，制作了一批和剧本，掀起了阴谋文艺的高潮。
“四人帮”集团的权力斗争对象，是老一代的革命家和支持他们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国家、人民利益的，是中国共产党内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是真正的中流砥柱。
“四人帮”集团的政治策略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以主要的力量打击被视为“老干部”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如周恩来、邓小平，同时煽动各部门和各地方的造反派帮派势力攻击“老干部”，从整体上改变权力机构的成分，最终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江青集团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口号，并且提出一套荒诞的“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
1970年以后，各级党的组织逐渐恢复，老干部陆续恢复工作，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老干部恢复工作的速度加快。与此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分子却不断暴露出其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弱点，一些人由于坚持派性立场而受到抑制。黑龙江的派系分子牛成山在1974年说：“老干部解放了百分之九十八，新干部刷下去也占百分之九十八。”所谓“新干部”，指的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跃升的造反派。从中央到地方，在70年代重建党的组织以后，老干部的逐渐重掌政治权力和造反派的逐渐失势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更重要的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从根本上违背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原则和利益。1976年发生的四五运动就是人民群众同“四人帮”集团的一次较量，这次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斗争远没有结束。
在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后，除毛泽东外，中央高层中有显赫资历和有重大影响的人物，首先是叶剑英。
叶剑英是中共党内老资格的军事家。叶剑英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粤军。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共关系破裂后，叶剑英在南昌起义的准备中起了特殊的作用。1927年12月11日，叶剑英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因此，叶剑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
1931年年初，叶剑英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军区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参与指挥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作战。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长征中，任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2月，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战役。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协助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剑英同周恩来、朱德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代表，到南京参加了国防会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八路军参谋长。同年底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2月，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1941年2月，从重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作战。同年11月，兼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停战谈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和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统筹后方工作。1948年，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北平和平解放后，任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剑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海南岛登陆战役。1954年后，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自1958年起，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并一度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是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主要人物。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他多次参与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活动。特别是红军长征途中，在粉碎张国焘分裂党、妄图另立中央的阴谋中立下大功，被毛泽东多次称道。毛泽东称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确实反映出了他的性格特点。叶剑英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争进程中，并不经常直接指挥兵团作战，而是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军事战役战略的策划和研究、军事教育和训练、军事谈判等重要方面，在这些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叶剑英无论对于军事还是对于政治，都有浓厚的兴趣，是典型的军事家兼政治家。在长期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中，叶剑英同党内重要的军事和政治领袖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叶剑英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中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所谓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并因此受到冲击和批判。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在党的十大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叶剑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有力支持者，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为了削弱叶剑英在军队中的影响，1976年2月2日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决定：“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实际上是剥夺叶剑英军权的开始。然而，叶剑英对军队的领导得到了许多军队将领的支持。在1号文件发布后，军队将领仍然与叶剑英保持密切的关系。陈锡联虽然得到了新的地位，但他的资历和威信还不够。叶剑英虽然被“挂职”，但并未被架空，事实上还保持着对军队的巨大影响。
为消除叶剑英在军队中的影响，“四人帮”集团在“批邓”中加强了对叶剑英的批判。2月6日，中央军委常委会提出，1975年7月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有错误的，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3号文件，批转了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叶剑英虽未被公开点名，却是事实上的批判对象。为避开批判风头，1976年春天，叶剑英移住西山。
然而，叶剑英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同其他革命家一样，日夜考虑政治上的解决措施。
军队在国家政治机器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近代以来，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经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任何政治力量在政治上的角逐，都不能缺少军队的支持。
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军队在政治上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军队一直保持绝对的领导，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领导，从党的领导制度来说是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对军队的领导。
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对军队的领导，也存在着一些交叉的因素。毛泽东曾经多次谈到军队会不会跟别人走的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对军队领导的交叉关系的某种担忧。也正因为如此，军队是非常特殊的社会组织，它非常重视资历和历史渊源的关系。由于一批老帅和老将军的存在，不仅文职人员无法插手，即使是军队将领，如没有一定的资历和地位，也无法有效地实施影响和控制。因此，虽然“四人帮”集团在党内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张春桥还先后兼任了南京军区政委和总政治部主任，也拉拢了个别将领的支持，但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和中国的政治传统，“四人帮”对于军队的领导和控制力还是非常薄弱的。
1975年，邓小平、叶剑英分别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四人帮”集团对此并不甘心。在“四人帮”集团中，张春桥利用其总政治部主任和南京军区政委的职务插手军队事务；“四人帮”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千方百计利用党内的职务影响军队。于是，在1975年六七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搏斗。
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的议题和文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邓小平、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建军思想所作的重要讲话，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罪行的有力批判，对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整军备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对于军队的整顿，“四人帮”集团持否定态度。他们不同意军队整顿的基本思想，更不让军队建设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主持下进行。军委扩大会议之前，他们准备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当军委于1975年1月18日召开座谈会，征求关于安排超编干部方案的意见时，张春桥在会上发言进行刁难。3月1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张春桥指责说，关于干部的安置和处理，所拟定的办法是“资产阶级法权”。
由于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对“四人帮”集团的坚决斗争和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四人帮”集团的气焰有所收敛。1975年7月11日，军委领导同志讨论会议总结讲话稿时，张春桥不得不表示，总结讲话说得好，讲得很全面。对邓小平的讲话，张春桥也说，讲得好，要放开讲。7月17日下午，军委领导同志讨论将会议讲话和文件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批时，王洪文、张春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7月18日晚，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党中央名义转发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都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集团对于军队整顿的方针是根本不赞成的，会议刚刚开过不久，王洪文、张春桥就恶毒攻击邓小平、叶剑英，大肆诬蔑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王洪文私自上调有关会议的文件、记录和一些大单位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有关材料，阴谋“秋后算账”。“四人帮”还秘密收集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指示、讲话，翻阅大批文件档案，准备攻击军委扩大会议的“炮弹”。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四人帮”集团加紧了对军权的争夺。他们对军委扩大会议后调整的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特别不满，诬蔑它们是“复辟班子”“翻案风的产物”。王洪文气势汹汹地提出要重新“解决”。
“四人帮”集团还直接在军队基层进行煽动。1975年冬，张春桥派其弟张秋桥到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煽动批判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并令该连直接向他反映情况。张秋桥于11月15日至23日，打着“总结经验”的幌子，窜到该连。他一到连队就说：“我这次来，是张主任叫我来的。”接着他就别有用心地问连队干部：“你们学习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有什么感受？”当干部汇报到“对照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支部领导班子有些软”时，张秋桥说，要议一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并暗示干部要批判“整顿”，“领导班子软、散、懒”，“雷锋叔叔不在了”等。他还说：“清华大学有几个党委书记搞右倾翻案风，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有敏感性，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上海了，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在这同一时期，“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也煽动驻沪部队去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串联。
后来在军委常委召集的一次军队领导同志会议上，张春桥和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极力宣传张秋桥搞的这个连队批判军委扩大会议的所谓“经验”，并强令在全军推广。
“四人帮”集团还撰写大量批判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的文章，干扰和破坏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企图削弱邓、叶对于军队的巨大影响。
进入1976年，争夺军权的斗争达到了更紧张的白热化程度。周恩来逝世以后，“四人帮”集团的政治势力不断膨胀，并且企图进一步向军队扩张。他们制造“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政治公式，提出揪“党内资产阶级”的主张，同时提出了“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口号，作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人帮”集团争夺军权的主要方法，是煽动军队内部的群众运动，打乱军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以便于极左意识形态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范硕列举了“四人帮”集团搞乱军队的一些事例：
“四人帮”唯恐军队不乱，他们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制造混乱，越乱越好。张春桥继续叫喊：“乱要乱透，不光肉要煮烂，连骨头也要煮烂。”这句话最集中地刻画了他们一伙乱军乱党的狠毒心肠。他们拼命鼓吹“乱军有理”“乱军有功”的“乱了观”，叫嚷“乱得你睡不着觉”；他们篡改民主集中制，说部队“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压制民主”；他们破坏革命纪律，扬言对“错误领导要抵制”，煽动无政府主义，制造官兵对立。他们阻挠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在全军颁发试行和进行宣传教育。为了搞乱军队，他们采取“上下夹攻”“里应外合”的反革命策略：一是拿统帅机关开刀，鼓吹“上层下层，上层最危险”，歇斯底里地叫嚣要“揭”，要“砸”，要“炸”；二是点火于基层，煽动基层“给军区送大字报”，“造军委的反”。唆使一些人到处砸“土围子”，拔“据点”，扫除“顽固势力”；三是炮制所谓“开门建军”的“新鲜经验”，实行内外勾结，借助军外所谓“反潮流”的“英雄”，传播“捣乱诀窍”，大刮乱军歪风。在“四人帮”授意下，上海的党羽马天水等一伙同在南京部队的那个代理人，指使他们的亲信，在某连强行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炮制了一个上报下发的“理论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他们还搞什么“倒蹲点”“上调查”“下报告”，调查所谓“军内资产阶级是如何吸战士血的？”还要连队干部、战士到领导机关“调查”上海警备区领导的“问题”，拉拢下面的“积极分子”到连队“报告”军区领导的所谓“问题”，煽动下面“造反”。王洪文还亲自出马，于1976年2月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在云南和昆明部队小组讲话，极力反对“反派性”，说叶帅反派性是“赤裸裸的反攻倒算”。江青更是不甘寂寞，到处表演。8月30日下午窜到济南军区某连。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施展种种卑鄙伎俩，丑态毕露，装出“关心”基层干部战士的样子，恶毒挑拨官兵关系，破坏我军团结。
“四人帮”在组织人马背后整军委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一批领导人黑材料的同时，拉拢一些领导人，如总政的徐海涛、张秋桥、陈亚丁，南京的丁盛以及空军和民航的个别负责人，等等，站到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要他们俯首受命，为“四人帮”效劳。这些亲信和心腹有目的地窜到一些机关、部门和部队去煽风点火，大烧其“荒”，制造混乱，招兵买马，妄图把人民军队变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枪杆子”。有些人真是“死不改悔”，如丁盛，叶帅再三告诫他，“初犯从宽，再犯从严”，可是他硬是不听，一犯再犯。
除了争夺军队的控制权，“四人帮”集团还插手民兵事务，企图将民兵武装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加强政治实力，“四人帮”集团很早就开始在造反派的基础上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他们接过毛泽东“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提出改造和重建民兵的主张。江青在1968年8月就提出造反派要搞武装。张春桥则提出，要建立全国的统一民兵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第一，先把造反派组织起来，按班、排、连、营、团、师（或者小队、中队、大队）组织好，进行必要的训练，也可以先在此基础上实行武卫。第二，首先把要害机关、工厂的武卫组织整顿好。第三，进行发枪的试点。第四，武装5万、10万、15万人。”张春桥还说：“如果目前提出整顿民兵，条件不成熟，麻烦也不少，不如成立工人武装组织，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逐步建立一支以造反派为主的人民武装。”
王洪文对自己在上海的党羽明确提出：“军队不可靠，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根据张春桥和王洪文的意思，上海市的王秀珍直接委派人员充任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将上海的民兵武装控制在“四人帮”集团的手中。1974年，“四人帮”集团在杭州等地成立了民兵指挥部，1975年秋，王洪文在上海进行人民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的合并试点，并且提出：“先把30到40个厂装备起来。上海一百六七十万产业工人，搞40万民兵，就要有40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还是想办法多搞一些。”
到1976年，国内社会政治不断动荡，为准备应付变局，“四人帮”集团进一步加强了所控制的民兵武装的实力。1976年6月，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商议，认为“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提出“手里要有点力量”，决定向上海市的民兵组织发枪。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同上海市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丁盛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6453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早有准备”。当月，上海向民兵总指挥部发放5.27万条半自动步枪、2.5万支六二式自动步枪、500挺机枪、300门迫击炮、300挺高射机枪、100支四〇火箭筒和2000万发子弹。王洪文还提出，要给民兵装备坦克、装甲车。据后来的统计，“四人帮”集团擅自动用地方的财力物力，私造各种步枪5.6万余支；通过各种手段从上海的兵工厂获得的武器有：各种高炮282门，高射机枪230挺，步枪16万支，炮弹23万发，手榴弹60万枚，枪弹6000万发等。尽管如此，国家的武装力量的控制权，主要的仍然掌握在党的正确力量手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毛泽东晚年的权威急剧膨胀
◎民主集中制原则遭破坏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张春桥怨恨至极
◎毛泽东的“三句话”
◎张铁生：“这个老大是不是可靠？”
◎江青也要接班
毛泽东逝世后，在各种宣传媒介大规模地宣传报道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各种追悼活动的时候，中央上层的斗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集团进一步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毛泽东为了选定接班人，曾经耗费过很大精力。
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接班人的问题就被不断地提出来。毛泽东对此有所考虑。但由于党的一系列基本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变成了毛泽东对其接班人的选择，这就使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政治接班人的选择已经力不从心了。林彪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打击，此后毛泽东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保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政策的延续，他选择了上海的造反派领袖王洪文，但是，王洪文的表现并不令他满意。在周恩来生病住院后，王洪文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主持工作，到1975年，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由于邓小平在重新工作后坚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项政策实行“全面整顿”，毛泽东认为这危及他特别看重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因而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重新将邓小平打了下去。这样，不仅接班人问题需要解决，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也需要解决。
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作了否定，但是对于“四人帮”集团也未必那么满意。对于张春桥、江青等人在政治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是信任的，但是对于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毛泽东也有较为清楚的认识，由“四人帮”集团接班，必然带来新的不满，从而导致政治的动荡，这是毛泽东不愿见到的。
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对于毛泽东，则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华国锋既算得上较有资历的干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得到迅速提升的政治人物。毛泽东选择华国锋，除了相信华国锋能够坚持其晚年的政治主张外，大约还希望华国锋能够成为老干部与“文化大革命”中新崛起的政治势力调和的象征。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后期已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全国解放前夕，中央命令山西抽调部分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华国锋先到湖南湘阴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县委书记和湘潭地委书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1955年，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路过湖南时，特意接见了华国锋。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毛泽东称他为“父母官”，认为他是个“老实人”。1959年夏，华国锋还安排并陪同了毛泽东的回故乡韶山之行。1963年秋，华国锋和李瑞山到广东参观学习后，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读后很有感触，写了很长的一段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华国锋因为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未受大的冲击，被“三结合”进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后来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林彪事件后，华国锋调中央工作，担任公安部长。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6年1月，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
华国锋的任命，对觊觎最高权力的“四人帮”集团是重大的打击。张春桥怨恨至极，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又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4月30日，毛泽东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毛泽东说话已经不清楚了，于是在纸上写下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对最高权力的接班，后来中央在粉碎“四人帮”后提出的证据，就是毛泽东为华国锋写的三句话。但事实上，的确也不能说这就是对指定华国锋接班的明确表示。毛泽东大约是出于不愿重蹈林彪事件覆辙的考虑，这就增加了对于确认他的选择的困难。当然，无论如何，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华国锋的最高地位也还需要得到党的组织程序的合法确认。
因此，在组织程序上确立最高领导之前，政治的变数是时刻存在的。华国锋需要谨慎小心，而野心勃勃的“四人帮”集团也会利用这个政治机会——他们是不能而且也不会放过这个最后的机会的。发起攻势的是“四人帮”集团，处于守势的是华国锋。
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江青反革命集团继续制造和宣传打击老干部的舆论。迟群在清华大学宣布毛泽东逝世消息时就说，要特别“警惕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
值得注意的是，张铁生9月9日晚在辽宁省团省委机关向辽宁省委“汇报”时，大讲对走资派的担心，并将华国锋作为老干部的代表进行攻击。张铁生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从我个人思想来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内心无比悲痛，但也确实担心。因为，我现在思想上想的是，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严重的时期。以前，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背靠大树，有靠头。以后靠谁呢？我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是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靠，就得靠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去年七八月时，我就感到鼓吹奇谈怪论的不仅是邓小平，还有一些同志，有的还叫得挺凶。现在，我们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还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华国锋同志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当然的老大。但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这个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我认为他这个人思想是右的，执行路线是保守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真正的认识，没有真正理解，对儒法斗争也有过一些研究，但发表的意见、观点是反动的。最早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江青同志就唱了反调。在去年养猪会上，他有个讲话，后来还发了个二十号文件。他的这个讲话，其中许多话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还有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同志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的。据我观察，他在讲话中历来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是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能当好一把手，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他们会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毛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对去年7、8、9月的右倾言论不知他是否认了账？是否同邓小平划清了界限？我看是没划清，感情是对路的。
远新同志说，邓纳吉可能重新上台。我也有这个担心，现在政治局还有人支持邓纳吉，华就是一个。
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四人帮”的亲信也不断地写“效忠信”“劝进书”，为江青的夺权制造舆论。
◎档案事件
◎毛泽东遗体保存事件
◎热线电话事件
◎“临终嘱咐”事件
◎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在毛泽东逝世后争夺政治继承权的斗争中，“四人帮”集团除了加强政治舆论的宣传外，还连续制造一系列重大事件，企图达到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目的。
其一是档案事件。
作为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保存了一批党内的绝密档案。这批档案可以作为毛泽东之后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一方面，作为中国政治的长期的绝对权威，毛泽东的只言片语，都可以成为在毛泽东之后的有效政治法宝。掌握了毛泽东的文字档案，就如同得到了毛泽东的政治委托，可以随时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政治意见，或者以此打击政敌。这在权力继承和政治合法性上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
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中，政治人物的政治生命同他的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一旦存在诸如叛变、自首乃至动摇一类的历史证据，其政治生命也就终结了。这个政治特点，一方面是中国的政治传统的发展和延续，另一方面来自苏联的政治斗争。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中，无数冤案都与所谓“叛变”“内奸”的材料有关。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被彻底打倒，政治上最致命的武器就是历史上曾经被捕，因此而制造出所谓“自首叛变”的“罪证”。这也是社会民众最容易接受的理由，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邓小平的屡次被打倒而不“打死”，部分的原因就是他的政治历史特别清楚，如毛泽东所说：“历史上没有叛变。”在“四人帮”集团中，江青、张春桥都有历史上的污点，这是他们担惊受怕的东西。为了消灭证据，“四人帮”集团也使尽了各种手段，但是知情人总是有的。1974年12月，与“四人帮”集团关系很深的康生，为迎合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曾经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因此，历史问题始终是江青等人的一块心病。
于是，在毛泽东病危时，对他的文字和档案的争夺就开始了。1976年9月6日，江青就到毛泽东卧室，试图打开毛泽东的档案保险柜，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已先行将保险柜封存。9月9日晚，江青又闯进毛泽东卧室，以“借看”为名，拿走两份文件。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发展，在华国锋的支持下，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要求江青将文件退回，由此就将毛泽东的文字和档案控制起来。
“四人帮”集团并不甘心。9月19日，江青要求华国锋召开政治局紧急常委会。会上，江青提出由她整理毛泽东文件和手稿的问题。江青的无理要求被华国锋拒绝。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9月21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借走”的两份文件仍未退还，于是再向江青追讨，江青无法，只得退回。
其二是毛泽东遗体保存事件。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即决定永久保存毛泽东的遗体，以供世世代代瞻仰。9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突然发难，提出毛泽东的遗体未及时作防腐处理，不能再作永久保存，意在追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的责任。在个人崇拜盛极一时的“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对毛泽东有所损害的过错或过失，都是弥天大罪。这个罪名一旦成立，华国锋等人就可能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于是，华国锋亲自负责，组织中外专家全力攻关，采用最先进的防腐技术，成功地保护了毛泽东的遗体。“四人帮”集团的政治企图又一次失败。
其三是热线电话事件。
毛泽东的逝世，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重大事件，国家立即进入非常状态。为控制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王洪文指示秘书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接与他联系。
王洪文的这个行动，是“四人帮”集团控制中央最高政治权力的重要步骤。华国锋及时得知此情况，命汪东兴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恢复与中央办公厅的直接联系。
其四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事件。
毛泽东逝世后，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这位始终掌握政治权力的最高领袖的身后安排。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四人帮”企图利用毛泽东的言论，作为他们篡权的合法依据。为此，他们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并且大肆宣扬，使之成为攻击诬陷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和篡党夺权的宣传武器。
9月16日，“四人帮”集团控制的两报一刊发表的重要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首先提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这篇社论是经过姚文元审定的，而姚文元不仅听过华国锋在政治局传达的毛泽东的三句话，而且看过毛泽东的亲笔批示。“四人帮”集团制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目的是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洪文在1980年7月9日交代：“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9月17日以后，姚文元多次打电话给新华社，强调宣传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
在“四人帮”集团的控制下，宣传舆论机构不断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9月17日，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中，将“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泽东的“临终教导”“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
从9月17日到9月3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等影响全国舆论的报刊，以大量的篇幅突出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四人帮”制造并且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目的在于借用毛泽东的旗帜，抓住对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的控制权，标榜自己是得了毛泽东真传的继承人，制造自己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假象，以此来打击党的其他领导人，并且作为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四人帮”在“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上大做文章，将它解释为“就是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解释成“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斗争哲学”，“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等等，以便为“四人帮”制造和发挥的极左理论制造新的合法依据，为他们上台制造舆论。
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四人帮”集团制造并且“掌握”的所谓“临终嘱咐”确实可能造成混乱，华国锋不得不进行有力的反击。10月2日，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将联合国大会发言稿送交华国锋审阅，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并且作了批注：
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三个字的差别，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文化大革命”最后时期很有意思的政治现象。华国锋也好，“四人帮”集团也好，对于这几个字的差别都极其重视，因为这是政治角逐中的重要砝码。相比之下，华国锋有毛泽东的亲笔批示，证据确凿，“四人帮”集团则根本拿不出有力的根据。
华国锋对“临终嘱咐”问题是非常重视的，据耿飚回忆：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已经先到。华国锋让我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的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在华国锋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后，姚文元在10月3日找《人民日报》总编鲁瑛商议，一方面布置在报上逐步减少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宣传，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反扑。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四人帮”集团的写作班子梁效的重要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继续论述“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并且提出有人篡改毛泽东政治遗嘱的严重问题。文章说：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梁效的文章可以被看成是“四人帮”集团利用自己制造的毛泽东“临终嘱咐”发出的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危险信号。
◎政治斗争只有特殊方式一条路
◎叶剑英的胆识谋略
◎华国锋：只要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
◎汪东兴：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陈云：只好如此，下不为例。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
◎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决心
◎叶剑英、华国锋决定“以快打慢”
◎张春桥对上海的“三点指示”
◎张春桥传话上海：准备紧急应变
◎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与江青直接冲突
◎叶剑英：上兵伐谋
◎惊心动魄的时刻
◎玉泉山政治局紧急会议彻夜进行
◎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调虎离山，制止上海的武装叛乱
“四人帮”集团的步步进逼，将华国锋逼入死角。华国锋只有两条路，或者俯首称臣、拱手让出权力，或者反抗。华国锋是不愿臣服的，这就只能反抗。
华国锋最直接的支持者，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但是，只有这些力量是远远不足的，他所要依靠的，是党内的正确力量，是人民的力量。代表这个伟大力量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叶剑英。此时，叶剑英考虑的彻底解决政治局势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
“文化大革命”强化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权力集中于政治领袖个人手中，制约机制被完全破坏，任何决策和改变都决定于最高政治领袖。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长时间的实践带来了中国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围绕“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冲突也空前激化，这就使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斗争难以避免。而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被破坏，公开的议事决策程序无法进行，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就不能不具有特殊的权力斗争的特性，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叶剑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叶剑英移住西山。叶剑英虽然远避政治中心，但仍是把握中国政治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和期望。由于叶剑英身上集中了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王震、陈云、聂荣臻、邓颖超等都到叶剑英处，提出对于中国政治的见解和建议。当王震提出干脆将“四人帮”几个人“弄起来”时，叶剑英还是不动声色。停了一会儿，只见他作了一个打哑谜式的手势：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
王震愕住了。这是什么意思？叶剑英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终于明白了：大拇指是指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要等待时机。
在9月8日毛泽东弥留之际，叶剑英同毛泽东最后诀别，叶剑英离开病房后，毛泽东还示意招呼叶剑英回去。虽然毛泽东已极度衰竭，未能说什么，但是可以认为，毛泽东对于叶剑英，可能是有政治“托孤”的意思的。叶剑英也认为毛泽东对他有意政治“托孤”。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生前谈汉朝周勃的故事，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说“周勃重厚少文”，“安刘氏者，必勃也”。后来又说华国锋“重厚少文”，“办事不蠢”，这些都表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重托和对华国锋的信任。
在党内的政治关系中，叶剑英认为华国锋与“四人帮”集团是有区别的。1976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报上发生分歧。一份经“四人帮”集团之手的党内通报说，毛泽东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叶剑英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事实，在主席健康问题上应持郑重的态度。政治局中汪东兴等支持叶剑英，而江青、张春桥坚持通报按原样发出。在争论中，华国锋虽然未表示态度，但在会后按叶剑英的意见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实际上站在叶剑英等的一边。
出于对毛泽东选择的尊重，同时对华国锋存在这样的判断和期待，叶剑英对华国锋是宽容和支持的。叶剑英愿意扮演“周公辅成王”的角色。叶剑英曾说，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这是第一；第二，华国锋同志年轻，人还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第三，还有许多老同志在，可以帮助他。当然，要像“周公辅成王”，可不能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我们党里有许多周公嘛！
无论如何，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政治继承上具有特殊的身份。面对着与“四人帮”集团的斗争，叶剑英需要华国锋的支持及合作。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同华国锋的接触中，感觉华国锋对“四人帮”集团的做法也很反感，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可以得到华国锋的支持。从力量对比来说，战胜“四人帮”集团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合法性来说，华国锋的支持和参加则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但是，叶剑英与华国锋没有历史的渊源，也没有过组织上的密切联系，在政治上还需要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为此，叶剑英一方面在“四人帮”对中央工作和华国锋进行有意刁难时，给华国锋以有效的支持；另一方面，主动关心和接近华国锋。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写道：
叶剑英又一次见到华国锋，从交谈中发现他也在为“四人帮”的困扰苦恼着。
“国锋同志，现在有几个人尽出难题，干扰太大，政治局的会议有时开不下去，这样下去不行啊，得想个办法。”叶帅点出了题目。
“是啊！可是主席刚刚去世，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完。”
“但是，等不得了，他们活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叶剑英单刀直入，进一步揭露江青一伙近期的阴谋活动，并联系党内历次斗争和苏共斯大林去世后的经验教训说，“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
华国锋没有马上表态，继续在思考。
“最近，我闭上眼睛老是想到主席临终的情景……”叶剑英以沉痛的心情同华国锋一起回忆毛泽东生前对“上海帮”的多次批评和要解决他们问题的指示，殷切希望华国锋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团结大家同他们斗争，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华国锋听叶帅一番话深受感动，坦诚地说：“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个晚辈。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几个人斗，就是担心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涨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竟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这段记载十分生动。叶剑英的试探、点题、单刀直入，华国锋的困扰、防备、犹疑和兴奋的心理变化，如在目前。
另一位地位虽然不太高，但是位置却非常重要的人物，是汪东兴。
汪东兴是赣东北弋阳人，早年参加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胜利打通，赣东北的红十军调往中央苏区，汪东兴也就随军参加中央苏区的斗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汪东兴参加了长征。
汪东兴长期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在政治上汪东兴表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忠实，因此而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当时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这些职务在政治斗争中，是可以发挥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的。
叶剑英先是通过王震了解汪东兴的基本情况，认为汪东兴在毛泽东逝世后同“四人帮”是有抵制和斗争的。为进一步确定汪东兴的态度，叶剑英到中南海与汪东兴直接接触。在此之前，汪东兴对此问题已有所考虑。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应当解决张春桥，汪东兴则认为只解决张春桥一人不够。在毛泽东逝世后，还有人向汪东兴提出类似建议。因而，当叶剑英同汪东兴谈话时，他就直率地表示：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叶剑英考虑过三个方案：一是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二是“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进行果断处置，再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三是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这些方案经过了反复的考虑，并且秘密征求过王震等人的意见。叶剑英还对处理的范围进行了反复考虑。“根据几个人不同的情况，设想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既想过‘一起解决’，也想过‘个别处置’；既想过采取紧急措施，从‘隔离审查’到公然逮捕；也想过采取过渡办法，把他们分别调离中央，到外省，再视情况，慢慢处理。最后倾向于还是‘一网打尽’。”
在叶剑英同其他老革命家之间，王震起了联络的作用。王震按叶剑英的意思，就叶剑英的考虑向陈云请教。陈云认为，只好如此，下不为例，并请叶剑英快下决心，以稳妥为上策。据范硕说，叶剑英非常尊重陈云的意见，他对于政治行动的赞成和行动的合法性的要求，对于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是有影响的，可以认为陈云是间接参与决策的重要人物。
就在此时，对叶剑英不放心的王洪文也住到西山，与叶剑英为邻。叶剑英感觉到了“四人帮”集团的严重威胁，常咏苏东坡的《放鹤亭记》：“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在“四人帮”的步步进逼之下，华国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最终下定决心。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同李先念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不可避免。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候解决为好。
9月24日，李先念以游香山为名，前往西山同叶剑英会面。李先念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且说，现在的形势是你死我活。
由于王洪文住在西山，叶剑英住处在王洪文的监视之下，叶剑英决定搬到玉泉山，以便于指挥行动。
9月25日，叶剑英同华国锋会见，就处理“四人帮”问题作了直接的讨论。据耿飚回忆：
关于华国锋与叶帅联系之事，现在流行着种种说法，有些说法与事实有出入。据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鉴于“四人帮”集团加紧了夺权的政治活动，叶剑英、华国锋决定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以快打慢”，迅速和彻底地解决问题。
决策制定后，进入紧张的准备和实施阶段。就在此时，“四人帮”集团的行动也在加速进行。
9月21日，张春桥接见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了丁盛同上海市委的谈话和上海向民兵发枪的问题。张春桥表示支持，并对上海方面作了布置。
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在政治上的活动增加了。9月27日，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参加会见的还有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是1976年中央1号文件后叶剑英的引人注目的公开活动，它表明叶剑英对于军事事务的不可动摇的领导权，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
也就在9月27日这一天，张春桥给上海作了三点指示：
（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
（三）“毛选”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从张春桥的三点来看，政治针对性是很强的。当晚，张春桥与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在钓鱼台9号楼的住处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次日肖木回到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话，中心的意思是要求上海准备紧急应变，要打仗。
9月2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华国锋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表面化和白热化了。范硕记述道：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主持人华国锋想通过会议解决“四人帮”连日来吵吵闹闹提出的问题，要压一压他们的嚣张气焰。“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最高领导权夺到手。江青对此很有信心，她气哼哼地首先发难，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放肆地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他们所谓“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这是毛主席逝世后，他们酝酿已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四人帮”心里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华国锋坐在那里，对江青问题不好表态，但他心里很明白，江青早已有工作，何须再安排？她的意思就是要夺权。“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无理取闹，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会上还讨论了毛远新的工作问题，华国锋同意毛远新回辽宁，江青、张春桥等坚持毛远新留下不动。陷入僵局的会议已进行到深夜，与会人员疲惫不堪。叶剑英等起身退席后，江青又提出要留毛远新下来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这实际上就是直接向华国锋的地位挑战。
华国锋无路可退，于是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表示：“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他还强调，由于叶剑英副主席和其他一些委员不在场，关于三中全会的问题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作，也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宣布散会。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的又一次激烈的冲突，双方的阵营清楚，底牌尽出。
这次会议能够作出的决定是国庆节活动的安排。在此期间，“四人帮”曾提议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央领导分头到工厂与工人共同学习和座谈。叶剑英被安排到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叶剑英对此非常警惕，认为这是个阴谋，于是马上给汪东兴打电话，要求更改计划。后来北京市又要求叶剑英到工厂同工人见面，并说是张春桥的意见，叶剑英同样拒绝了。
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庆活动的决定是，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国庆座谈会。按照这个决定，9月30日晚19时，活动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出席了座谈会。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极为简短：
同志们，今天，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的前夕，我们参加首都工农兵学商代表举行的座谈会。我们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人们注意到，华国锋的讲话不仅简短，而且比较低调，当时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极左的政治口号都没有出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迹象。
重要的政治迹象还有次日的报道。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对座谈会的报道中，华国锋和他代表党中央的讲话被放到非常次要的位置，华国锋讲话没有照片，报纸刊登的是政治局全体与会成员的照片，其中江青位置被摆在中央。报道中还引人注目地再次提出毛泽东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许多迹象表明，“四人帮”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加紧进行：
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说要开除邓小平党籍，表示“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
10月2日，王洪文要新华社记者给他照标准像。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大讲修正主义的危险，“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
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紧整理一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
10月4日，迟群在清华大学布置给江青写效忠信；《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张春桥写了如下政治提纲：
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
革命与专政。怎么革。怎样巩固政权。
杀人。
在此紧要关头，彻底解决“四人帮”的斗争准备也到了最后阶段。叶剑英与华国锋进入问题讨论的核心，这就是最后解决“四人帮”的方式。
华国锋曾经考虑过以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解决。但9月29日的会议表明，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的方式不可能成功。而中央全会的方式也被否定。
叶剑英认为，“四人帮”集团是长期在中央政治局公开结合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在中央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能量很大。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已经不宜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来解决。一方面不能采取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能采取公开动武的方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有合法的政治地位，而江青还有特殊的政治身份，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可能引发政治动乱。叶剑英认为：“兵法讲究，‘上兵伐谋’，只能智取。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注意斗争的合法性。无论如何，要避免动乱，一定要稳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叶剑英参考林彪事件后处置黄永胜等人的办法，主张以召开会议的形式，请他们到会，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
华国锋与叶剑英商定，以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坐镇指挥，对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进行处置，江青等则另行处置。他们还决定，具体事宜由汪东兴负责。叶剑英还就行动计划同汪东兴进行了商谈。汪东兴表示，坚决拥护华、叶两位副主席，叶剑英和汪东兴研究了具体的行动部署。
在组织上处理“四人帮”的同时，还需要立即掌握国家的宣传机构，这是稳定局势的又一个关键。叶剑英选择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耿飚担负占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任。10月5日，华国锋打电话召见耿飚。耿飚回忆说：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华国锋要求耿飚在家等电话命令，并且叮嘱，一定要确认华国锋本人的声音，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相信。
被选择负责接管人民日报社的是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
10月5日，叶剑英再次请华国锋、汪东兴到玉泉山，三人对行动方案作了进一步的仔细考虑。叶剑英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汪东兴提出要绝对保密，行动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经过紧张商议，决定次日行动。
1976年10月6日。中国的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具体负责行动的汪东兴确认了“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的位置和活动，并对亲自挑选的行动小组成员进行了动员。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保证了这次行动的成功实施。
下午1点，按照计划，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
晚上8点是通知会议开始的时间。华国锋和叶剑英提前到了怀仁堂。汪东兴指挥的行动小组也作好了准备。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来到后，华国锋即向他们宣布中央对他们隔离审查的决定。与此同时，对江青及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也采取了隔离审查的措施。由于准备充分，行动十分顺利，未发一枪一弹，解决了罪恶昭彰的“四人帮”反党集团。
各行动小组完成隔离“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任务后，华国锋即令耿飚等赶到怀仁堂，亲自向他们下达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宣传机构的命令。耿飚回忆说：
6日晚上8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10月6日
我接过手令之后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
他答道：“是警备一师。”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究竟怎样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指林彪叛逃摔死后，中央当时暂未对外公布——作者），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
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还没有下班，但像是准备睡一会儿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还没有扣好。他大概是因为这么晚了，忽然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了说明来意，我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他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我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在耿飚等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迟浩田也顺利接管了人民日报社。这样，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的核心已被党的正确力量重新掌握。
在大局基本底定后，汪东兴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赴玉泉山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出席当晚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
晚上10时，叶剑英与华国锋进入会议室。华国锋宣布政治局会议开始。华国锋就党同“四人帮”的斗争历程作了长篇讲话。叶剑英向会议报告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行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都强调，对“四人帮”集团的处置是党同“四人帮”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毛泽东的生前遗愿。
汪东兴向会议提供了“四人帮”集团准备政变、篡党夺权的罪证材料。
政治局会议完全赞同对“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的处置。会议一致通过叶剑英的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并在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会议进行了一整夜，一直延续到次日清晨5时。
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和赛福鼎等，由汪东兴一一打电话通报，征求意见，取得了他们的完全同意。
从10月7日到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行动。
上海是“四人帮”集团多年经营的地盘，上海市委班子主要是“四人帮”集团的帮派成员，不仅如此，上海还有由“四人帮”集团所控制的相当规模的民兵武装。上海局势的发展，对全国局面的稳定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叶剑英和华国锋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10月7日，按华国锋与叶剑英的决策，中央办公厅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政委周纯麟到中央开会，实施调虎离山之计。同时，命令驻守无锡、苏州一线的第六十军和东海舰队从水陆两面扼制上海，严防暴乱。
马天水得到通知后，打电话与张春桥联系，又与王洪文和姚文元联系，均找不到。他觉得情况有异，即向徐景贤、王秀珍通报。多方联系，才打通了人民日报社鲁瑛的电话。鲁瑛言语支吾，更使马天水感到反常。他决定到北京搞清情况后立即电话通知上海。
10月8日，徐景贤等探知“四人帮”被抓的情况。当晚，徐景贤、王秀珍和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和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何秀文、廖祖康、肖木等在市委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朱永嘉提议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他说：“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像巴黎公社那样。我们要发《告全市人民书》《告世界人民书》。”
徐景贤写下命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2.1万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他们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丁香花园为一号指挥点，有徐景贤、王少庸、朱永嘉等，负责抓总的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东湖路招待所为二号指挥点，有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廖祖康等，直接指挥武装叛乱。
当日深夜，王秀珍又带着徐景贤的手令，与冯国柱、廖祖康、李彬山、陈阿大等在市民兵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王秀珍宣布了两套指挥班子名单，批准了李彬山等策划的武装叛乱方案。市民兵指挥部还召集了作战组、特种兵组、后勤组负责人会议，决定架设电台，拟订了通讯呼频和联络暗语，确定江南造船厂为基本指挥所，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所。
10月9日，市民兵指挥部召开10个区和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会议，以“战备”为名，紧急部署武装叛乱。当天下午，市民兵指挥部宣布，调集民兵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上海的反革命叛乱一触即发。
在北京，马天水与周纯麟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9日晚上，经周纯麟做工作，马天水配合了中央，打电话给上海市委，说“九位首长”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中央正在筹备一个重要会议，将徐景贤等稳住。马天水还转达了中央的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这个釜底抽薪的举措，使上海的帮派分子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这对于牵制上海的局势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央军委同时通知上海警备区，一切行动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
10月10日，徐景贤和王秀珍到达北京，马天水、周纯麟遵照中央指示传达了中央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10月11日，政治局成员接见了上海市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和王秀珍。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组织力量面前，上海市的“四人帮”帮派成员不得不表示服从，并表示回去做工作。
10月12日晚上，已经获知“四人帮”被粉碎消息的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陈阿大、朱永嘉、廖祖康、肖木、何秀文等，在康平路市委办公室开会，他们疯狂地叫嚷要大干、坚决干。陈阿大提出，要用一条旧万吨轮在吴淞口沉船封航，拉钢锭堵塞机场跑道，要停水、停电、停产，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朱永嘉写下“民气可用，决一死战”八个字。他们指定叶昌明拟定反革命标语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最后决定积极作好干的准备，等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回来统一行动。
在江南造船厂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钟定栋等制定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捍一”“方二”方案。
“捍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广播电台、桥梁、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确定指挥核心人员名单；开设指挥所；兵力部署；重点支援地域和反空降；口令、暗令、标记；弹药补给和武器修理；加强社会面的控制等。
“方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区设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和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点，为第一控制圈；市区设两道控制圈；规定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上海“四人帮”帮派分子的疯狂反扑，只不过是螳臂当车。10月13日，马天水等回到上海，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会上，有人哭叫，有人谩骂，有人乱闹，但是，“四人帮”的大势已去，余党们纷纷作鸟兽散。上海的武装叛乱阴谋被迅速瓦解。
为进一步稳定上海局势，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到上海主持工作。10月27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撤销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革委会第二副主任。决定迅速传达到上海的广大干部群众。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阻止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企图，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政治行动，扫除了坚持和利用“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政治力量，为党在指导思想上结束“左”的错误的长期统治，奠定了重要的组织上的基础。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结束。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文化大革命”中总结和汲取的历史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消灭剥削阶级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深厚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得以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认清这个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
其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恶性发展的结果，这个失误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1957年以后，毛泽东轻率而错误地改变了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将阶级斗争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使之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系统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新的认识，这就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否则也会危害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三是党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具体化，是共产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必须把党建设成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在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的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理论上必须明确划清革命权威和个人崇拜的界限，必须反对为某种个人需要而利用个人崇拜的行为。
其四，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教训是沉痛的。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说：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他在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还说：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要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真正具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社会主义民主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其五是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二者的互构，反映了这种理论上的贫乏。由此产生的对马克思主义过渡时期理论的误解、对资产阶级权利的误解、对主观能动性的夸大和对于民主问题、群众运动问题、斗争哲学问题、平等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等方面的混乱，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
关于党的思想路线。全会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个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全会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全会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还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且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缺点错误要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全会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提出了党在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并且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提出轻易不使用“路线斗争”的口号。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表明同多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了根本的决裂。
关于党的组织路线。全会鉴于多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纪，严肃党纪，确定少宣传个人，这就结束了党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历史。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切实的纠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桎梏，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标志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从此，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