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也被吃光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官吏还照样催租逼税。于是，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开赴北京。这支军队走到金县（今陕西榆中）时，由于兵士们领不到军饷，闹到了县衙门。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有个年轻兵士引头，把将官和县官杀了。这个兵士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少年时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
这一次，李自成在金县杀了朝廷命官，带着几十个兵士一起投奔王左挂领导的农民军。不久，王左挂禁不住高官厚禄的诱惑，投降了朝廷，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一支队伍起义，自称“闯王”，就去投奔了高迎祥。高迎祥见李自成带兵来投奔，十分高兴，立刻叫他担任一个队的将官，大家把他叫做“闯将”。
李自成雕像
李自成所率军队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对百姓秋毫不犯，虽经受过几次挫折，但最终发展成为起义军中力量最强大的。面对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的局面，明政府改变了招抚的政策，转而采用剿杀的政策。但是义军实行游击战，且基础深厚，官军虽连连取胜，但怎么也剿除不净。
大事记
1633年，徐光启卒。著有《农政全书》，曾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把13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约到荥阳开会，商量对敌办法。李自成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得有道理。经过商量后，13家起义军分成了6路。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打出了包围圈。
大事记
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死，明亡。
1633年底，高迎祥、李自成等率起义军突破黄河天险，杀入明朝的心脏地带——河南。他们乘势前进，转而向安徽方面挺进。1635年，起义军攻下明皇室凤阳老巢，那儿有朱元璋的祖坟。起义军进城后，焚毁皇陵宫殿，刨了皇家祖坟。崇祯帝闻知祖坟被挖大为吃惊，下罪己诏请求祖先在天之灵宽恕自己。崇祯帝悲伤过去后，命兵部尚书杨嗣昌专力剿杀。有一次，高迎祥带兵向西安进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盩厔（今陕西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了伏兵，高迎祥没有防备，被捕牺牲，李自成带领余部杀了出来。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情十分沉痛。大伙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有勇有谋，就拥戴他做了闯王。从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了。
李闯王的威名越高，越使明王朝害怕和仇恨。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李自成的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起来。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都接受了明朝的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叛变的，这使李自成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大事记
1644年，清军入北京，以北京为都城；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帝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便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然后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诱使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李自成中了敌人的计，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几万名将士在战斗中阵亡，队伍被打散了。
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17个人冲出重重包围，翻山越岭，排除了千难万险，才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
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下，李自成处境艰难，暂时处于低潮。1641年，李自成进入河南，转而又攻克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崇祯帝知道后，非常生气，只恨恨地骂各地官吏围剿不力，但自己也拿不出好办法来。李自成起义军纵横驰骋，来回奔袭，官军只能跟在起义军屁股后团团转。1642年，李自成率军三围开封，经过一番战斗，围剿起义军的官军不但没有把起义军剿灭，反而被起义军歼灭大部，起义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革命政权，准备进行新的斗争。
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不久，李自成亲自率领100万起义军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了。北京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3大营全部投降。十七日，李自成亲率大军环攻九门。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云梯奋力攻城，越墙而入，攻破外城。与此同时，明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出降。
明崇祯山海关镇炮
山海关依山临海，形势险要。1644年农历四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进入中原。
崇祯帝听到大兵进城的消息，立即命其3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拔剑将长女乐安公主手臂斩断，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未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大顺军攻破内城。崇祯帝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他见已无力挽回败局，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树下自缢。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就此灭亡。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惩治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官僚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大顺军的军饷。有个叫吴襄的大官僚，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招降了吴三桂，就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威胁。
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吴三桂收到父亲吴襄的劝降信，便打算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他带兵到了滦州，遇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被抓，家产被抄，顿时心生恨意。后来，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姬陈圆圆也被大顺军抓走，不禁勃然大怒，便率兵折回山海关，发誓与大顺军誓不两立。吴三桂势单力孤，仅据山海关一隅，根本无力与大顺军对抗，便想到与清兵联手对抗大顺军，于是派信使去见多尔衮。
圈地令
定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的生计，清廷于1644年颁布了圈地令，下令圈占近京各州县的耕地，分给八旗兵丁。此后又于1645年、1647年两次下令扩大圈地范围。被圈的土地名义上是无主荒地，以及明朝宗室大臣逃亡后遗弃的耕地，实际上则往往以“兑换”的名义把有主之地强行圈占。几年间，清廷圈占的耕地总数不下十六万顷，大批汉人因此倾家荡产。直到1669年，圈地才被明令禁止。
这时，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正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城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到了吴三桂的使者，便改变行军路线，直接向山海关进发。当时，李自成已亲率大军进逼山海关，准备与吴三桂展开激战。多尔衮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按兵观望。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提出条件，正式降清。吴三桂与多尔衮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以南归明，并封吴三桂为王。当日，多尔衮就率军进入山海关，不费一兵一卒便实现了多年夙愿。
大事记
1645年，清兵破扬州，史可法殉难。
大顺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边，与吴三桂的军队展开激战。李自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就被大顺军的左右两翼合围包抄。明兵东窜西突，无法冲出重围；大顺军个个奋勇，喊杀声震天动地。
这时候，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杀出，向大顺军发动突然袭击。大顺军没有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一慌张，阵势乱了起来。
李自成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进关，想稳住阵脚，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撤兵。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大顺军惨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仗着清兵的势力，在后面紧紧追赶。大顺军退到北京时，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了。李自成回北京后在皇宫大殿里举行了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就率领大顺军，匆匆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
大事记
1646年，清兵俘虏南明隆武帝，将其杀死在福州。
1644年十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清朝国都。从那时起，清王朝就开始统治中国了。
吴三桂降清改变了当时整个战局，是清入主中原的关键性转折。第二年，清军兵分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几个月后，大顺军在湖北通山县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战败被杀。
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杀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惊慌失措。他们立福王朱由崧做了皇帝，这就是弘光帝，历史上把这个南京政权叫做南明。
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荒唐透顶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利用弘光帝的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
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为了避免引起内乱，才勉强同意，并主动要求到前方去统率军队。
复社
明末文社，也是明末清初江南地区部分士大夫的政治集团，其主要领导者有张溥、张采等。复社是继东林党人之后的又一个进步社团，兴起于明崇祯年间，是由张溥、孙淳等联合几社、闻社、南社、匡社等结成，清初被取缔。他们以复兴古学为号召，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此名之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
这也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社团，“从之游者几万余人”，影响十分广泛深远。因其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继续反对阉党的腐败政治，故时人称之为小东林。复社的举动也引起原阉党及其他派别人物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仇恨。南明弘光时期，掌权的阮大铖、马士英等人对复社成员大肆打击，迫使侯朝宗、黄宗羲等人逃亡，复社也从此一蹶不振。1652年被取缔。
那时候，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骄横跋扈的人，他们互相争夺地盘，放纵兵士杀害百姓。史可法到了扬州，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又把他们安排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坐镇扬州指挥。由于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高，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从他的号令，大家称呼他为史督师。
不久，多铎带领清军，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抵抗，打了几次胜仗。可是南明政权内部却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和马士英争权夺势，起兵进攻南京。马士英急忙将江北四镇军队撤回，对付左良玉，还以弘光帝名义要史可法带兵保卫南京。
多尔衮
多尔衮（1612～1650年），清初大臣。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顺治帝即位，为摄政王，主持朝政。1644年统兵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农民军，灭南明，逐步确立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其间实行剃发易服等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广大汉族人民反抗。在朝廷中排斥异己，独揽大权。死后以谋逆罪削爵。乾隆时昭雪平反，恢复睿亲王称号。
史可法明知道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不该离开。但是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便得知左良玉兵败的消息。他急忙撤回江北，此时清兵已经逼近扬州。
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来守卫扬州。但是过了几天，竟没有一个发兵来救。史可法清楚，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多铎带领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先派人到城里劝史可法投降，一连派了五个人，都遭到拒绝。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围困起来。
扬州万分危急，城里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薄弱了。史可法召集全城官员，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都很感动，表示一定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
多铎命令清兵不间断地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奋勇作战，把清兵的进攻一次次打退，清兵死了一批，又上来一批，形势越来越紧急。多铎下了狠心，命令清兵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是由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在西门口落下来，城终于被轰开了缺口。史可法眼看城已经守不住了，拔出佩刀就要自杀。随从的将领上前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他保护出了小东门。这时候，有一批清兵冲过来，看见史可法穿着明朝官员的装束，就吆喝着问他是谁。史可法怕连累别人，就高声说：“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
大事记
1661年，顺治帝死，其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因年幼，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辅政。
1645年四月，扬州城陷落。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不仅杀了史可法，还灭绝人性地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10天。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为“扬州十日”。
扬州失守几天后，清军攻破了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降的降，逃的逃，弘光政权也被消灭了。
隆武帝在福州建立政权后，他手下的大臣黄道周一心想帮助隆武帝出师北伐，抗清复明。但是掌握兵权的郑芝龙贪图富贵，抛弃了隆武帝，向清朝投降，隆武政权也就瓦解了。
郑成功（1624～1662年），原名森，字大木，隆武政权重臣郑芝龙之子。南明隆武帝对他十分赏识，并封他为延平郡王，赐姓朱，改名成功，因此亦称为“国姓爷”。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率师拒降，“不受诏，不剃头”，打出“背父救国”的旗号，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坚决抗清。
大事记
1661年，郑成功从厦门进兵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全台。
郑成功是个将才，在他的努力下，队伍渐渐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17万水军，开进长江，向南京进攻，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清军见硬拼不行，就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了败仗，又退回厦门。
郑成功回到厦门时，清军已经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采用封锁的办法，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同时，禁止舟船出海，以切断东南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这给郑成功造成许多困难。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郑成功准备收复我国被荷兰侵占的领土台湾，用作抗清斗争的最后基地。
大事记
1662年，吴三桂在1661年俘获南明永历帝，用弓弦将其绞杀于昆明。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明朝末年，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1624年，荷兰殖民者被明逐出澎湖后，又占领了台湾南部，并建立了许多据点，如台湾城和赤嵌城，并蚕食了大量土地。1642年，荷兰打败了西班牙独霸台湾，在台湾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郑成功少年时期曾经跟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这一回，他决心赶走殖民者，就下令让他的将士修造船只，积蓄粮草，准备渡海。
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赶到厦门见郑成功，说台湾人民受殖民者欺侮压迫，早就想反抗了，只要大军一到，一定能够把荷兰人赶走。何廷斌还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殖民者的军事布置都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信心就更足了。
1661年农历三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将士，乘坐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便直取台湾。
荷兰殖民者听说郑军攻打台湾，十分惊慌。他们把队伍集中在台湾（在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在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还在港口沉了好多破船，想阻挡郑成功的船队登岸。
四大臣辅政
康熙初年，鳌拜等四名勋旧重臣佐理政务，史称“四大臣辅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病逝，玄烨嗣皇帝位（即康熙帝）。因玄烨年方8岁，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四辅臣隶天子自将的上三旗——两黄及正白旗，以防止昔日皇叔摄政王多尔衮擅政事件重演。自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渐成专擅之势。翌年索尼病故，鳌拜跃居辅臣之首。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康熙将鳌拜籍没拘禁。另一辅臣遏必隆同时也被究治。至此，四大臣辅政时期始告中止。四大臣辅政时期，实行了某些赈恤捐免、奖励垦荒等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但保存满族的旧制度，抵制汉文化的影响。
何廷斌为郑成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机会，驶进了鹿耳门，登上台湾岛。
殖民者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克托”号，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阻止郑军的船只继续登岸。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60艘战船把“赫克托”号围住，随即一声令下，60多只战船一齐开炮，把“赫克托”号击沉了。还有3艘荷兰船见势不妙，吓得掉头就跑。
荷兰殖民者投降图
随后，郑成功派兵猛攻赤嵌。赤嵌的殖民者拼死顽抗，一时攻不下来。有个当地人为郑军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把水源切断，敌人就会不战自乱。郑成功采用这个办法，没出3天，赤嵌的殖民者乖乖地投降了。
盘踞台湾城的殖民者企图顽抗，等待援兵。郑成功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8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猛攻。荷兰殖民者走投无路，只得扯起白旗投降了。
1662年初，殖民者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在台湾设置行政机构，将赤嵌城改为安平城，在台湾设承天府，下辖天兴、万年两县；将台湾城改为安平镇。建立了与大陆一致的郡县制，大力开发台湾，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开荒，招徕大陆移民，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他还带来了先进农具和耕作技术，高山族从此以后也同大陆一样使用牛耕和铁犁种田，生活逐渐安定。
“京察”和“大计”
中国明清两代对文武官吏定期进行考绩的制度。京察在中央官员中进行，六年一次；大计随地方官员朝觐进行，三年一次。四品官以上由本人自陈，由皇帝裁定；五品以下具册奏请。京察大计特别卓异的，不次提升；不合格的，按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等八法，分别予以革职、冠带闲住、致仕、改调等处置。清代考察则发展为“四格八法”之制。四格是才、守、政、年四项标准，才分长平短，守分廉平贪，政分勤平怠，年分青中老，综合四格决定官员的加级、升职、留任、降调。
1662年五月初八，郑成功病逝。他的儿子郑经率领军队，继续驻守台湾，进行抗清活动。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设置台湾府。
郑成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他收复了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捍卫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结束了荷兰对台湾历时38年的殖民统治，保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兴建了台湾，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壮举将永垂史册。
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浙江余姚市的明伟乡）。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万历年间的进士，他期望儿子同自己一样考科举入仕途，因此对他要求很严格。黄宗羲从小聪明好学，不负父望，14岁就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同年，黄尊素奉调入京，担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随父进京读书。
当时，明朝的朝政把持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奸佞小人手中，他们疯狂地迫害正直的官员。黄尊素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一边，主张剪除阉宦，澄清吏治。1626年2月，阉党罗织罪名逮捕了黄尊素等官员。后来，他们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公堂或牢狱。黄尊素于当年6月1日被害，当时黄宗羲17岁。
黄宗羲像
黄尊素被害的凶讯很快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悲愤万分。他的祖父黄曰中愤然写下“你忘了杀你父亲的仇人吗”，以此激励孙儿为父亲鸣冤报仇。黄宗羲去宽慰母亲，母亲对他说：“你要宽慰我，就不要忘了你父亲的遗志呀！”黄宗羲痛定思痛，决心效法越王勾践，立志向阉党报仇。
1628年正月，黄宗羲写好了为父亲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为父鸣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镇压了阉党集团，但阉党余孽尚存，黄宗羲为此余恨未消。他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等人。同年5月，刑部会审许显纯等人。许显纯以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要求减刑。黄宗羲驳斥道：“显纯与阉党勾结，许多忠良都死在他的手里，这应当与谋逆同罪。”结果，刑部宣判了许、崔两人的死刑。黄宗羲当庭痛打崔应元，拔下其胡须祭祀先父亡灵。然后，他还亲手打死了直接杀害父亲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等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祭祀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让我顿生恻隐之心！”
黄宗羲入京申冤，传遍了朝野，也轰动了京城。姚江黄孝子之名传遍天下。
1628年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的灵柩南归，办理丧事。之后，他来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继续学习经史。此后两年的时间里，黄宗羲四处交游，奔走于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地，结识了江南许多名士，如张溥、陈子龙、万寿祺、沈寿民、何乔远、万泰等。他于1630年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复社的集会活动。同时，黄宗羲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此后，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史事”的遗训，更加发愤研读历史著作。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始读史书，一直到晚上掌灯的时候才停止。两年之内，他读了大量历史著作。黄宗羲还广泛了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天文、音乐、地理、数学、历法、佛教、道教等方面的书籍。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加，他愈来愈感到科举禁锢人的头脑，于是开始思考变革的问题。
《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3年。全书由《原君》、《原法》等21篇论文组成。《原君》批判了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该文指出，臣子的责任在于“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法》批评封建国家的法律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黄宗羲在文中主张君主开明立宪制，扩大社会对当政者的监督权利，具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这些政治主张对近代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
黄宗羲在钻研学问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阮大铖在崇祯初年被列入“逆案”，避祸于安徽怀宁老家，但他贼心不死，图谋复出。明朝灭亡前夕，他暗中招纳亡命之徒，收买复社人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1638年，黄宗羲带头签名，发布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大胆揭露了阮大铖“勾结阉党，残害忠良”的险恶用心，一举将他逐出南京。这期间，黄宗羲结识了梅朗中、方以智等人。
1642年，黄宗羲与周延祚同赴北京应考，未能及第。有人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他坚辞不就。黄宗羲看到京城形势紧张，不久整装南归。清军南下之时，黄宗羲召集家乡勇士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坚持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他返回乡里，清廷屡次征诏，皆不就。
1663年4月，黄宗羲设馆讲学。其间，他结识了吴之振、吴自牧父子，并与之共同选编《宋诗抄》。同时，他遍读吴氏藏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他认真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对经世治国有益的著作。
大事记
1663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成书。
王夫之出生于明朝末年一个没落的地主阶层知识分子家庭。1644年，王夫之25岁时，清军南下占领湖南，他在湖南衡山揭竿而起，抗击清军。失败后，王夫之投奔南明永历政权，因弹劾权奸，反遭迫害，后经农民军领袖营救，才得以辗转逃回湖南。为躲避清朝政府的缉拿，他隐姓埋名，逃亡于湘南各地，饱尝颠沛流离之苦。
当军事抗争毫无意义之时，王夫之转入文化思想领域，去从事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他把自己的亡国之思和对时局政治的思考寄托于学术领域，勤恳著述40年，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教育、军事、伦理、自然科学等诸方面，建立了超越前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深入研究《周易》，探讨改革社会的方法，先后撰成《周易稗疏》和《周易考异》两部著作，为终生精研《易》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撰写了堪称民族宣言的政论著作《黄书》。
王夫之对中国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有着独到的贡献。他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吸取当时新兴“质测之学”的成果，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创新和求实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发展到时代条件所允许的高度。他从哲学上和政治危害上全面清算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以科学方法剖析了宋明理学的理论根源，并以其在批判中建立的“别开生面”的朴素唯物辩证法体系，为统治中国思想界数百年的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古典哲学做了总结和终结。
大事记
1664年，钱谦益死。钱谦益为明末著名文人，后降清为官，著有《国初群雄事略》《初学集》等，其妾柳如是为明末名妓。
王夫之还以唯物主义一元论为依据，从探究人的本质出发，研究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规律及动力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从而建立起其独特的历史观。他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理势合一论。他把历史发展的现实过程称作“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客观必然趋势，而发展趋势中所包含的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他称之为“理”。
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除了《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尚书引义》和《时记章句》等哲学论著外，还撰成《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等早期史论，反映了17世纪我国学术变迁的新动向；并以《诗广传》一书另辟学术门径，试图跳出中世纪诗学的狭隘眼界。
大事记
1666年，汤若望去世。汤若望为耶稣会士，明末来到中国，清顺治年间任钦天监正，进《新法历》。
62岁以后，王夫之在衡阳石船山麓筑草堂定居，他不顾年迈体衰，贫病交加，撰写了《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庄子通》、《庄子解》、《相宗洛索》、《张子正蒙注》、《宋论》、《读通鉴论》、《俟解》、《搔首问》、《噩梦》、《四书笺解》、《楚辞通释》及《诗话》、《夕堂永日绪论》诸书，可谓著作宏富。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王夫之逝世于石船山下的草堂内，时年74岁。他的墓碑上写着“明朝遗民王夫之之墓”。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夜，顺治帝福临病逝。初九，其子玄烨即位，时年8岁，以第二年（1662年）为康熙元年。
康熙帝亲自执政后，大力整顿朝政，使新建立的清王朝渐渐强盛起来。但是，南方的三个藩王却成了康熙帝的一块心病。
三藩问题由来已久。早在顺治年间，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奉命南征，为清王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顺治帝在统一天下后，并没有及时撤除三藩，而是命令他们留守其地。日积月累，三藩势力日盛，成为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势力。三藩拥兵自重，把持地方财政，欺压百姓，甚至利用沿海交通的便利条件，置朝廷的海禁政策于不顾，大肆进行走私活动。
康熙帝即位之初，四大臣辅政。他们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因而对三藩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三藩的势力更加嚣张。康熙帝亲政后，敏锐地看出三藩已成为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几件大事之一。
康熙帝读书像
康熙帝亲政之前就采取措施，逐步削弱三藩的势力，他收缴大将军印，裁兵节饷，严禁欺行霸市、借势扰民，解除藩王总管云贵两省事务的职务。亲政以后，康熙专心学习经史典籍，借鉴历朝历史，他清楚地认识到：三藩的性质不是同宋初的开国功臣一个类型，而是同唐末藩镇一个性质。于是他更加抓紧整顿财政，筹措军费，扩大兵力，并主动缓和满汉矛盾，以争取民心，为撤藩工作做准备。
康熙帝虽有撤藩之意，但鉴于“三藩俱握兵柄”，他也不敢贸然行动。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平南王尚可喜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上奏要求“归老辽东”，主动提出了撤藩问题。康熙帝立即抓住机会，顺水推舟，应允了尚可喜的要求，并对他的行为加以表彰。
一石激起千层浪，康熙帝的行为引起了其他二藩的恐慌。其时，吴三桂之子吴应熊正在京师，他立即派人快马加鞭送给其父书信一封，信中写道：“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辞职疏，而王独无，朝廷之疑愈深。速拜疏岁使来，犹可及也。”吴三桂为了消除皇帝的疑心，便接受了其子的建议，立即上疏“请求撤回安插”，耿继茂之子耿精忠迫于形势，也上书一封，请求撤回安插。
大事记
1683年，郑克塽降清，康熙帝统一台湾。
两王上书到达京城，朝臣对是否撤藩的事情意见不一，大多数官员惧怕吴三桂势力，主张暂时妥协，先行撤去耿精忠的藩国。康熙帝认为与其等吴三桂蓄谋已久，养痈成患，不如痛下决心，三藩并撤。于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八月，康熙帝派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带手诏前往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地方官员料理三藩迁移事务。
但是吴三桂申请撤藩不过是故作姿态，没想到康熙帝竟然如此迅速地批准他撤藩。吴三桂感到愤愤不平，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九月初，康熙帝所遣办理迁移事务的大臣到达云南后，吴三桂阳奉阴违，表面上接受诏书，暗地里却一再拖延动身日期，加紧叛乱的步伐。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翯自杀，扣留了折尔肯，自称“周王”，决定以次年为周王元年，公开反叛清朝。
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明万历进士，曾参与过东林党人的活动。入清后，被授予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的官职，充《明史》馆副总裁。后称病返回乡里，晚年隐居农村，著述至终，并筑绎云楼以藏书检校著述。钱谦益学问渊博，泛览子、史、文籍与佛藏。论文为诗，他提倡“情真”、“情至”，倡导学问，反对空疏。他的诗文在当时极负盛名，东南一带将其奉为“文宗”。他的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此外还编选了《列朝诗集》、《吾炙集》等作品。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大臣中主张向吴三桂妥协的人很多，大学士索额图竟然要求将“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康熙帝也知情势严重，但他知道撤藩的决策没有错，此时向吴三桂妥协，只能长他的气焰，灭自己的威风，他下定决心要与吴三桂一比高低。吴三桂起兵前后，曾经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以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他还发布了蛊惑人心的《反清檄文》。一时间，滇、黔、湘、蜀纷纷响应。吴三桂主力东侵黔湘，很快兵力便达到14万。接着河北总兵察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民的叛乱，可谓“东南西北，都在鼎沸”。
康熙帝没有退路可走，当即采取措施，布置兵力，“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停撤广州和福州二藩，孤立吴三桂，拘禁额驸、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家属，赦免散处各地的原属吴三桂的官员，削除吴三桂爵位，并悬赏捉拿吴三桂。
康熙十四年（1675年），吴三桂与清王朝的对抗达到了顶峰。叛军在全国形成了三大战场：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东线，湖南是正面战场，以及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西线。康熙帝分析形势，定下战略方针：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顶住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只对峙而不主动出击；主攻从侧翼入手，先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主要叛军，然后再集中力量对抗吴三桂。康熙帝还并用剿灭、招抚两手，亲自致书王辅臣、耿精忠等人，表示只要他们“投诚自归”，即赦免前罪，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康熙十五年（1676年），王辅臣兵变降清。十月，耿精忠投降。十二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公开反吴。康熙帝践约，一律优待他们。如此一来，那些蒙受蛊惑的将领和将官纷纷投降，吴军渐渐分化瓦解。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暴病身亡。其孙吴世璠即大周皇位，改元洪化。他见势不妙，退居贵阳。清军在解决两翼之后，开始战略反攻，进入湖南。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清军攻克岳州。接着势如破竹，一路收复长沙、常德、衡州。至此，湖南、四川、贵州、广西被收复。康熙帝又下令兵分三路，进军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昆明城破，历时八年的内战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大事记
1673～1681年，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
明朝末年，明、清双方都忙着打仗，北方边境的防务就无人顾及了。沙皇俄国趁机向我国黑龙江地区进犯。他们在我国掠夺财物，杀害人民。直到清朝稳定了局势，才派兵打击沙俄侵略军，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在今黑龙江呼玛西北，漠河以东）。
后来，康熙帝为了平定三藩，把大批兵力调到西南去。有个俄国逃犯带了84名匪徒逃窜到我国雅克萨，在那里筑起堡垒，到处抢掠。他们把抢来的貂皮献给沙皇，沙皇不仅赦免了逃犯的罪，还任命为首的歹徒做了雅克萨长官，想永远霸占我国土地。
康熙帝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听到东北边境遭到侵犯，便亲自来到盛京，派将军彭春、郎谈借打猎为名到边境侦察。
1683年农历三月，康熙帝再次致书俄国沙皇，要求俄军撤走，两国以雅库茨克为界，但再遭拒绝。康熙帝终于看清：若非“创以兵威，则罔知惩畏”，于是决意征剿。九月，清朝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俄军撤出中国领土。俄军不予理睬，反而窜至瑷珲劫掠，被清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军击败，清军全部拆除了黑龙江下游俄军建立的据点，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俄军不但不肯退出，反而向雅克萨增兵，跟清朝对抗。于是，康熙帝发布了进军的命令。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清
为收复雅克萨，打击沙俄侵略军，清军专门铸造了一批红衣大炮，康熙帝把它们命为“神威无敌大将军”。这种大炮在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命都统彭春赴瑗珲，负责收复雅克萨。四月二十八日，彭春和刚被委任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建义侯林兴珠率领由满、汉、蒙古、达斡尔等民族组成的约2000人军队，携战舰、火炮和刀矛、盾牌等兵器，从瑷珲出发，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开进。五月二十二日清军主力抵雅克萨城。彭春向俄军头目托尔布津发出最后通牒，但托尔布津自恃巢穴坚固，将军役人员全部撤入城内，以负隅顽抗。五月二十三日清军战船集于城东南，火炮列于城北，陆军布阵于城南，准备攻城。二十四日，从尼布楚增援雅克萨的一队哥萨克兵乘筏顺江而来，清军于江面截击。林兴珠率福建藤牌兵裸而入水，冒藤牌于顶，持片刀以进，俄军惊所未见。藤牌兵疾劈猛砍，俄军一个个被打入江中；藤牌兵随即跃上竹筏，冲杀这批哥萨克兵。俄军死伤大半，余众溃散而逃，而清军未丧一人。
二十四日夜，清军开始攻城。在城南，彭春派萨布素等进兵，设置挡牌木垄，施放箭镞；在城北，副都统温岱、提督刘兆奇等以红衣大炮猛烈轰击；两翼又有护军参领博里秋、营门校尉乌沙等放神威大将军炮协攻；在江南，都督何佑、副都统雅齐纳、镇守达斡尔提督白克等密布战舰，以备救援。清军众志成城，协调配合，猛烈攻城。二十五日黎明，清军加大炮轰，俄军100多人被击毙，塔楼与城堡破坏无遗，商铺、粮仓、教堂、钟楼，尽被火药箭烧毁；清军还在城下堆积柴薪，准备焚城。托尔布津被迫乞降，遣使要求在保留武装的条件下撤离雅克萨。当日，彭春等遵照谕旨，允许城内俄军携带武器、行李撤走。被沙俄窃踞长达20年之久的雅克萨重返祖国。清军平毁雅克萨城后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瑷珲，另派兵在瑷珲、嫩江一带屯田，加强黑龙江防务。
大事记
1685年，康熙帝命都统彭春与林兴珠等率兵赴黑龙江，与俄国侵略者大战于雅克萨，俄国侵略者投降。
俄军撤离雅克萨后，积蓄兵力，图谋再犯。1685年秋，莫斯科派兵600名增援尼布楚。托尔布津获悉清军撤走后，即率500余人，携带大炮，再度侵占雅克萨。俄军在雅克萨废墟上重建城堡，四周围以长40俄丈、下底宽36俄丈、上底宽4俄丈、高1.5俄丈的长方形木城，城上起筑炮垒，城外挖掘壕堑。在堑外陆地一侧还竖立木栅，直抵江边。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做法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1686年初，康熙帝下令反击，令萨布素速修战舰，统领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林兴珠的八旗汉军和福建藤牌兵也参与作战。五月，清军2000余人再次围攻雅克萨。清军施放炮火，奋勇进攻，通宵达旦，予敌重创。七月十四日，清军再次发起攻城高潮，城内俄军不得不藏在地穴中躲避炮火。清军见强攻不下，遂改为围困，每日向城内发炮轰击。八月，托尔布津登塔楼侦察时，被清军炮弹击中，右腿齐膝被炸断，旋即毙命；改由拜顿代行指挥，继续顽抗。清军进一步加强对雅克萨的围困：在城西要地设立营寨，控制江面，切断尼布楚方向援敌通道；城内无井，饮水全靠黑龙江水道，清军激战4昼夜，断其水源。在清军围攻下，俄军人数逐日减少。十月严冬来临，俄军饥寒交迫，处境更蹙。到第二年春，原来826名俄军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清政府再次建议沙皇以谈判解决两国边境问题。沙皇鉴于失败已成定局，而俄国重心又在欧洲，遂同意了。
大事记
1685年，纳兰性德死。纳兰性德为大学士明珠之子，善骑射，工诗文，所著《纳兰词》清新秀隽，自然灵逸。
1687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清军解除对雅克萨的封锁，并准许俄军残部撤往尼布楚，历时3年的雅克萨抗俄战争至此结束。
1689年，清政府派出代表索额图，与沙俄政府代表戈洛文在尼布楚举行和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沙俄政府不甘心失败，又唆使准噶尔（蒙古族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向漠北蒙古进攻。
大事记
1686年，设广州十三行，洋行制度始于此。
那时，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向清朝臣服了。准噶尔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依仗沙俄撑腰，不但不肯退兵，还大举进犯漠南。
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从古北口出兵；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从喜峰口出兵，康熙帝亲自带兵在后面坐镇。七月十四日，康熙帝离开北京，不料途中忽患感冒，只好取消亲征计划。
七月十五日，气焰嚣张的噶尔丹向清军宣战，屯兵于西巴尔台（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土河），然后又逐步南下，占据了距京师仅有350千米的乌兰布通。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缚住四脚放倒在地，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湿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就在那箱垛中间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
大事记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划分中俄东段边界。
噶尔丹还派使者向清军提出交出他们的仇人的要求。康熙帝命令福全反击。八月一日，清军向乌兰布通推进，向噶尔丹大军发起猛攻。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驼城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出山后夹击，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噶尔丹乘夜逃跑。
噶尔丹回到漠北，一面佯装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一面在暗地里重新招兵买马，图谋东山再起。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康熙帝约噶尔丹会见，订立盟约。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
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是清朝设立于广东的专办对外贸易的洋行，实际是一个拥有商业特权的官商团体，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三行”之名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行数变化不定，开始是十三家，最多达几十家，其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被招入十三行的洋行商人利用亲近政府之便垄断对外贸易，规定所有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亦由其代购，并负责拟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同时，他们又受清政府委托行使一定的外交权，负责向外商征收进口货税，并代政府经办一切同外商的交涉事宜，如代为传达政令、送交外交公文、转递外商的意见和禀帖等。这种公行，带有官商的性质，是一种封建性的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贸易特权被取消，后在外国经济侵略中加速衰落。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又燃叛乱战火，率领骑兵3万，向漠南大举进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决定再次御驾亲征，分三路出击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军兵，从西路出兵，拦截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亲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迎击噶尔丹大军。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但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这时候，有人传言沙俄要出兵帮助噶尔丹。随行的一些大臣害怕起来，劝康熙帝退兵。康熙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还没有见到叛贼就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西路不是更危险了吗？”
北征督运图
远征漠北，最大的困难是粮饷的运送与供应。为解决这一难题，康熙帝特遣内阁学士范承烈督运西路军粮。此图描绘的是范承烈在大营门口查验军粮的情景。
康熙帝决心已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噶尔丹，告诉他康熙帝亲征的消息。噶尔丹在山头望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便连夜拔营逃走了。康熙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派快马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让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
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了昭莫多（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正好与费扬古军相遇。费扬古在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埋伏，然后派先锋把叛军引到预先埋伏的地方，叛军一到，便前后夹击。叛军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走了。清军大获全胜。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流窜于塔米尔河流域。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的势力，康熙帝采取收服降众、断绝噶尔丹外援的策略，彻底地孤立了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也遣使入朝，接受了清朝的册封，噶尔丹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但他顽固不化，拒不接受清廷的招抚。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六日，康熙帝第三次率兵亲征噶尔丹。出京城，经过山西大同、陕北府谷、神木、榆林等地，三月二十六日康熙大军抵达宁夏。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纷纷投降，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走投无路，服毒自杀。五月十六日，康熙帝胜利回京。
大事记
1697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噶尔丹兵败自杀。
从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分封了当地蒙古贵族称号和官职。随后，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
洪昇（1645～1704年）字昉思，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出身仕宦之家。洪昇少年时期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很早就显露才华。24岁时，洪昇到北京的国子监学习，想求取功名。27岁左右回到杭州，与父母关系恶化，为父母所不容，被迫离家别居，贫困到断炊的地步。他只好再度前往北京谋生，两年以后，他的诗集《啸月楼集》编成，受到王士祯等名流的赏识，诗名大起，开始卖文过活。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把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一时广为传诵。次年八月间，正值孝懿皇后佟氏死后一个月，洪昇在家中排演《长生殿》，被以大不敬的罪名弹劾。洪昇因此下狱，同时被国子监除名。不得已，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返回故乡杭州。此后往来于吴越山水之间，过着放浪潦倒的生活。59岁那年，在浙江吴兴夜醉落水而死。
大事记
1698年，康熙帝将北京郊区的浑河赐名为永定河，此为永定河名称的来历。
洪昇的主要创作成就是在戏曲方面，有传奇9种，但只有《长生殿》传世；另存有杂剧《四婵娟》一种，由4个单折的短剧合成，分别写了谢道韫、卫夫人、李清照、管夫人4位才女的故事。
《长生殿》是洪昇戏曲创作的代表作，取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诗句作为剧本题目，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他曾三易其稿，费了十余年的时间：最初所作名《沉香亭》，后更名《舞霓裳》，最后才定名为《长生殿》。
大事记
1699年，顺天乡试舞弊案发，正、副考官皆下狱。
《长生殿》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它既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剧，又具有历史剧的特色，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在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同时，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写安史之乱及有关的社会政治情况。这一双线互相映衬的结构，把杨、李的爱情故事结合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除了通过对唐明皇失政的批评，寄寓乐极生悲的教训意义外，还通过描写爱情在历史变乱中的丧失和由此引起的痛苦，渲染了个人命运为巨大的历史力量所摆布的哀伤。剧本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作者善于用优美流畅、富于诗意的唱词，来描绘人物不同景况下情绪心理的变化。总之，《长生殿》是一部以写“情”为主，兼寓政治教训与历史伤感的作品。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年），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青年时曾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清军南下，又起兵抗清。失败后，游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观察形势，图谋再举，至死不仕清朝。他认识到宇宙是由物质构成的，“非器则道无所寓”，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观点，却未能系统地加以发挥和论证。在政治思想方面，顾炎武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主张限制君权，扩大地方权力。在治学方面，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强调“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为了有益世用而著。在音韵学上，他对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等方面，多有贡献。主要著述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长生殿》全剧长达50出，以杨、李的爱情为主线，同时又以一组道具——一对金钗、一只钿盒贯穿始终。剧本一开始就直接写二人以金钗钿盒为定情信物，而后经过一番波折，至七夕长生殿盟誓，形成一个高潮；紧接着安史乱起，马嵬坡兵变，杨贵妃惨死，杨、李的爱情转化为悲剧，而作为信物的金钗钿盒成为随葬品；其后再描写已成蓬莱仙子的杨贵妃拆金钗一股、钿盒一扇托道士转交唐明皇，坚守前盟；最终二人在天宫团圆，金钗再成双、钿盒又重合。对“钗盒情缘”的刻意描写，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同时，剧中又巧妙地把宫廷内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情景与杨、李爱情的线索组合成一体，穿插着安禄山、杨国忠、高力士、李龟年、雷海青等各式人物乃至村妇小民的活动，使剧情显得更丰富。
大事记
1702年，胡渭撰《禹贡锥指》成书，提出黄河五次大改道说，对后世黄河变迁史研究有很大影响。
另外，《长生殿》的曲词优美，清丽流畅、刻画细致、抒情色彩浓郁。例如《弹词》一出中，〔转调货郎儿〕9支曲子，低回深郁，曲折动人。而随着人物身份的不同，《长生殿》曲词的风格也多有变化，如前面抄录李龟年流落江南时所唱的一支曲子，别有一种苍凉的感觉；而剧中几支民间百姓的唱词，则大多偏向于通俗风趣。
《长生殿》隐晦地表达了作者的历史思考，在艺术表现上达到清代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与当时另一部历史剧，孔尚任写的《桃花扇》堪称双璧。
与洪昇的《长生殿》并称为清代戏曲“双璧”的《桃花扇》，直接以南明政权的覆灭为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作者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写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康熙破格将他由监生提升为国子监博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后迁至户部员外郎，因故罢官。
大事记
1702年，史学家万斯同去世，为官修《明史》主要编纂人。
关于《桃花扇》的创作，据孔尚任自己说，隐居石门时就已开始创作，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始成。剧本的宗旨，作者说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先声》），同时要通过说明“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桃花扇小引》）。剧中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利用真人真事和大量文献资料，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明末腐朽、动乱的社会现实，谴责了南明王朝昏王当政，官吏争权夺利，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的腐朽政治，总结了历史教训，抒发了兴亡之感。
大事记
1703年，高士奇去世，著有《左传纪事本末》等。
在《凡例》中，孔尚任曾提出剧情要有“起伏转折”，又要“独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落陈套，还要做到“脉络联贯”，紧凑而不可“东拽西牵”。这些重要的戏剧理论观点，在《桃花扇》中得到较好的实现。全剧40出，以桃花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串联侯、李悲欢离合的爱情线索，又以这一线索串联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明末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相恋，侯方域题诗宫扇赠予香君。阉党阮大铖趁机请人代送妆奁及酒席之资以拉拢侯方域，但被香君严辞拒绝。阮大铖怀恨在心，设法迫害，侯方域被逼投奔扬州督师史可法。阮大铖为巴结淮阳督抚田仰，向马士英献计买香君赠予田仰为妾。香君不从，以头撞桌，昏厥于地，血溅桃花扇。杨文骢信手提笔就斑斑血痕勾勒出几枝桃花，此即“桃花扇”。香君乃托人携桃花扇致方域，以明心迹。后来清军南下，陷南京，方域与香君同避难于霞山，二人在白云庵相遇，取出桃花扇叙旧，共约出家。
大事记
1705年，朱耷死。朱耷别号八大山人，擅画水墨花卉禽鸟，构思奇异，形象夸张，对后来写意画影响很大。
在《桃花扇》里，作者有意避免对“情”作单独的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在戏剧结构上，孔尚任以巨大的艺术才能和独创性，通过象征男女主人公爱情命运的一把扇子，把一部包含了南明兴亡史的戏剧情节贯串在一起。从赠扇定情始，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就被置于明末的政治漩涡之中。侯、李被迫分离后，结构上展开了由他们联系着的两条线索：侯方域四处奔波这条线索，写南明草创及四镇内讧等重大事件和矛盾；李香君备受欺凌这条线索，写弘光帝和马、阮之流倒行逆施、宴游偷安。这两条线索交互映衬，“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明之治乱系焉”。最后，作者摆脱了传统戏曲大团圆的俗套，以侯、李入道的爱情悲剧来衬托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
《桃花扇》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女主角李香君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作品中把李香君放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来刻画，反映了一定的时代特点，她的聪慧、勇毅的个性，显得颇有光彩。《寄扇》一出，香君坚不下楼，在对政治派别的选择和对情人的忠贞中，包含了对美满人生的憧憬。
在《桃花扇》中，作者较多地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和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如阮大铖本是著名戏曲家，剧中既写了他的阴险奸滑，也写了他富于才情的一面。再如杨文骢，他能诗善画，风流自赏，政治上没有原则，却颇有人情味，在侯、李遭到马、阮严重迫害时，出力帮助他们。象征李香君高洁品格的扇上桃花，就是他在香君洒下的血痕上点染而成的。由于他的存在，剧情显得分外活跃灵动。
大事记
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视察黄河水利工程建设。
《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总之，《桃花扇》是古典历史剧的典范，它和《长生殿》一起，标志了我国戏剧文学的最高水平。
自从传奇在唐代蔚为大观之后，中国的文言就陷入了长久的沉寂之中。一直到蒲松龄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变。
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日破晓时分，山东省淄川县蒲家庄一户人家的一声清脆啼哭，宣告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个小生命的父亲欣喜若狂，因为在孩子降生前，他刚刚梦见一个清瘦的佛把一贴膏药贴在他的胸膛上。于是他给孩子起名叫蒲松龄——他希望孩子能够和南山的不老松一样长寿。
蒲松龄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读书，19岁时以府、县、道三个第一考中秀才。但之后三年一次的乡试，成了他一生都迈不过的坎。一直到他72岁的时候，他才博得了一个岁贡的功名。一次次的志在必得，又一次次的折戟沉沙，他不得不在41岁时到别人家当家庭教师，直到71岁时才撤帐回家；另一方面使得他把大部分兴趣和精力放在收集、整理谈狐说鬼的故事上。从30多岁开始，一直到去世前，他都坚持着对《聊斋志异》的创作与加工。在他72岁的时候，他一生的精神支柱、跟他患难与共56年的妻子刘孺人病逝。他在埋葬妻子的仪式上对儿孙们宣布，自己将在三年之内死去。两年后，也就是1715年，他倚书屋—聊斋的南窗边逝世。
大事记
1726年，铜活字排印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完成。
《聊斋志异》是一本凝聚蒲松龄一生辛酸与痛苦的“孤愤之书”，全书共有近500个故事。他在《聊斋志异》中，以饱含激情与热泪的巨笔，为读书人谱写了一曲壮志难伸的悲歌。《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是穷其半生，却困于科场，始终无法向功名迈进一步，最终郁郁而死。但他不知道自己已死，魂魄一直追随着生前的文章知己、县令丁称鹤，教丁公子读书应举，结果每试必中，直至进士及第。当他带着巨大的荣耀返回故里时，才突然发现自己早已死去多时，是一颗不甘心就此泯灭的灵魂支撑着自己，由自己的学生来实现自己终生未竟的心愿。这一个个科举考试制度下的悲剧形象身上，凝聚着作者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的苦闷情怀，是作者自己一生痛苦的写照。
大事记
1729年，雍正帝因征讨准噶尔设军机房，后来发展为军机处。
由于在现实世界中的郁郁不得志，蒲松龄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鬼狐花妖身上，建造了一个瑰丽奇特、异彩纷呈的精神家园。在他笔下，天地万物，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获得了生命。从狐狸，到黄蜂，到老鼠、青蛙，甚至连牡丹花，都有思想有灵魂，有丰富的情感。而且与尘世的人相比，她们身上更具有浪漫的气息，更富有理想性。这些花妖鬼魅置封建社会的传统礼法不顾，常常夜扣书斋和心爱的书生幽会。她们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丝毫没有世俗婚姻的门当户对的观念和嫌贫爱富的庸俗想法。相反，她们对于恋爱对象的选择，或是出于对男子才能胆识的崇敬，或是由于志趣相投、爱好相近，决不会因为对方是落魄潦倒的书生或小市民而嫌弃对方。《连琐》中的连琐和杨于畏相爱，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晚霞》中的晚霞和阿端的相爱，是以舞蹈艺术爱好为桥梁；《白秋练》中的白秋练追求慕蟾宫，诗歌是其媒介。
《聊斋》故事图册清
不仅如此，这些美丽的花妖鬼魅绝不像很多世俗的人一样朝三暮四、喜新厌旧。她们一旦付出了真心，就海枯石烂也决不变心。《香玉》中的白牡丹，爱上了胶州的黄生，当她被迁往别的地方，与黄生两地分离之后，立即枯萎而死。而在黄生日夜凭吊的真挚感召下，她又起死回生。后来黄生魂魄所寄的牡丹花被道士砍死后，她也憔悴而死。这种可以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伟大爱情，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超越了物类的区别。而且一旦这些花妖鬼魅能最终与人类结合，生活往往会幸福美满。《翩翩》中的仙女与罗子浮结合，生了儿子，并为儿子娶亲。在婚宴上她欣慰地唱道：“我有佳儿，不羡高官；我有佳妇，不羡绮纨。”这种超脱而健康的情绪，是世俗婚姻中很少见的。
蒲松龄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把文言推向了不可企及的高度。在他身后，出现大量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但再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一样，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又塑造出如此之多的鲜活人物，同时还留给世人一个瑰奇幻丽的艺术世界。
徽班进京
清朝初年，徽剧盛行于安徽及江浙一带，到清中叶时逐渐风行全国。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了庆祝乾隆帝的八十寿辰，四大徽班（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先后进入北京演出，名噪一时，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道光年间，湖北汉调艺人也进京和徽班艺人同台演出。徽、汉两剧相互吸收融合，经过近20年的发展演变，终于形成了京剧。京剧在同治、光绪年间达到了它的艺术高峰。1876年，“京剧”这一名称在上海出现。20世纪上半叶，京剧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高峰，优秀的京剧演员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京剧流派。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采取两种手段：对于服从统治的文人，采取招抚的办法；对于不服统治的，采取严厉的镇压。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有官员告发，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珑的文人，私自招集文人编辑《明史》，里面有攻击清朝统治者的语句。这时候，庄廷珑已死去。朝廷下令，开庄廷珑棺材戮尸，把他的儿子和写序言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这个案查下去，一共株连了70多人。
由于这类案件完全是因写文章引起的，所以就叫做“文字狱”。
康熙帝死后，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即位，这就是清世宗，又称为雍正帝。在雍正帝的统治下，文字狱更多更严重了。其中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吕留良也是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了反清斗争。失败后，就在家里收学生教书。有人推荐他做官，他坚决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也没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发当了和尚。吕留良当了和尚以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后来，吕留良死了，他的书也没有流传开去。
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
张熙到浙江后，不但打听到了文稿的下落，还找到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说得拢。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就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推翻清王朝的办法。
他们知道，光靠几个读书人成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握有重兵。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就大有成功的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是位高权重的川陕总督，岂肯放弃荣华富贵，听从小民蛊惑。他迅速将这事上报雍正帝。雍正批示岳钟琪审理此案，并指示岳钟琪不要重刑逼供，要设法引诱他说出实情。岳钟琪于是会同陕西巡抚西琳、按察司顾色定下诱导之计，岳钟琪先将张熙偷偷放出，以礼相待，然后痛哭流涕，说自己早有谋反之意，只是皇帝监视严密，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又要与张“盟誓”，迎聘他为老师，共举义旗，反清复明。
张熙信以为真，将老师曾静的姓名、居地以及平常交游的人，和盘托出。岳钟琪得到了其想要的东西后，立即恢复本来的面目，将张熙重新下狱，把所得情报上报雍正帝。
大事记
1749年，文学家方苞去世，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号为“一代宗师”，著有《望溪文集》等。
雍正帝迅速采取措施，于十月间派副都统海兰，十一月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为钦差急赴湖南，将曾静及刘之珩、陈立安、陈达、张新华等与曾静和张熙有关的亲友扣押；又命浙江总督李卫查抄已故的吕留良家，将吕留良的儿孙以及一帮学生拿获。后来雍正又命将各犯解送京师。
雍正帝为了挽回声誉，洗刷失德的罪名，尽力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十大罪状”中“谋反、逼母、弑兄、屠弟”等都是不曾向民间公布的重大政治事件，乡野小民是怎么知道的？其后必有更大的阴谋者在散布谣言。于是他下令有司追问曾静何以得知这些小道消息，曾静供认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雍正帝顺藤摸瓜，发现根源竟然是允禩集团的人。原来允禩、允禟的奴隶、太监因受到其主人的牵连，被贬往边远的地区，心怀不满，便到处散布谣言。
雍正帝决心挽回自己的名誉，他屡发上谕，再次宣布允禩集团罪状，讲述储位斗争以前的历史，为自己辩白。为了使自己的辩白能够广传天下，家喻户晓，他又将关于曾静一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编成《大义觉迷录》。雍正帝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命地方官向百姓宣讲。
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乾隆后称“军机处”。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君主有效实施专制独裁，所以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也愈来愈大。军机处成立后，一切机密大政均归军机处办理，但实际上军机处完全等同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入职军机者，只能跪受笔录，传达谕旨，决策大权完全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说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工具。
除了这样真是由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之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或是挑剔文字过错惹出的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帝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挑剔说这“清风”指的就是清朝。这样一来，徐骏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性命也丢掉了。
郑板桥祖居苏州，后来迁居兴化。他生于1693年的农历十月，当时的时令为“小雪”。按照当地的风俗，“小雪”是“雪婆婆生日”，郑板桥与雪婆婆同时降临人间，这令全家人都很高兴。他的父亲为他取名为燮，字克柔。后来，他的居所附近有一座木板桥，意境不错，他自号为板桥。
大事记
1750年，陈复正著儿科专书《幼幼集》成书。
郑板桥出生时家境已没落，全家人仅靠祖上遗产和少量地租维持生活。后来，他的父亲取得廪生的资格，每月可以向官府领取一些粮米，家里的生活才得以改善。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板桥的生母汪氏病故，他靠乳母费氏照料。费氏原来是郑家的仆人，为人勤劳、仁厚、善良、慈爱。当时正在闹饥荒，郑家的粮食不够吃，根本雇不起仆人了，但费氏舍不得郑板桥，每天回自己家吃饭，然后到郑家看护他。
后来，郑板桥的父亲续娶郝氏。郝氏无子，对待板桥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郑板桥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每当想起后母不辞劳苦地操持家务，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饮食起居的时候，我都会感动得泪流满面。”郑板桥的父亲学问、人品都很好，经常教儿子读书写字，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郑板桥的外祖父汪诩文也非常博学多才，但隐居多年，一直没有出来做官。他对于外孙的生活、学习非常关心，经常指导他读书、作文、绘画，所以郑板桥说：“我的文学天分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的多一些。”
华峰三祝图清郑板桥
郑板桥9岁入私塾读书。他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优异，能够出口成章。有一次，私塾先生带着他和同学们去郊游。师生一道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欣赏着大自然的景色，无不心旷神怡。忽然，一阵哭声传来。他们循声望去，见不远处的河边围了一群人。原来，有个小女孩过桥的时候，不慎跌入水中，淹死了。私塾先生听了人们的描述，连连摇头叹息，他一边走，一边吟道：“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魄随浪转，七魂泛波涛。”同学们听了都说好，唯独郑板桥觉得不是很好。
他走到先生面前，说：“先生的这首诗有的词语欠妥，值得推敲。”先生听罢此言，面露难堪之色，但还是说：“噢？不妨大胆直言。”郑板桥认真地说道：“先生不认识那个女孩子，怎么知道她刚好16岁呢？魂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又怎么知道它们‘随浪转’、‘泛波涛’？我看不如改成‘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先生一听，手拈胡须赞叹道：“有理，有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郑板桥为人质朴率真，对看不惯的事物敢于直言，甚至怒斥，因而同学们的家长都告诫子弟不要和他来往。他自尊心很强，从不逢迎任何人。学习上，他坚持“精通”、“广博”相结合，尤其重视“精通”。郑板桥经、史、子、集无不涉猎，重点章节都要反复诵读。他最推崇《史记》，认为该书中的《项羽本纪》描写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的几段最为精彩。对于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人的诗，他也特别爱读。郑板桥在学习上注重学以致用，认为这样才能做到深入理解、融会贯通。
大事记
1771年，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怀抱。
1712年春，郑板桥师从陆震，学习填词。陆震悉心地指导他先学习婉约派柳永、秦观的词，再学习豪放派苏轼、辛弃疾的词，令其体会二者的妙处和区别。陆震认为词与诗不同，以跌宕起伏为变格，以婉转清丽为正格，练习时需要反复斟酌。郑板桥的词兼取二者的长处。
郑板桥22岁那年与徐氏女结婚。为了养家糊口，他被迫到扬州设立私塾，授徒讲学。因没有功名，他不被人看重，学生亦很少，经常入不敷出。
迫于生计，他开始作画卖画。当时的扬州是南北漕运的咽喉之地，大批富商巨贾云集，故而异常繁荣，这为文人墨客施展才华提供了条件。郑板桥初到扬州时，是边教书边作画卖画，之后就专一作画卖画。他的书画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
大事记
1777年，思想家戴震卒。戴震对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有所抨击。其视个体为真实、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本土资源，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本人也被梁启超、胡适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圃、芹溪。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除夕。曹家在康熙朝盛极一时，曾祖曹玺，祖父曹寅及其伯父曹颙、父亲曹顤等任江宁织造一职前后达60余年。曹寅工诗能词，又是有名的藏书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他主持刻印的。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而又充满书香气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13岁为止的少年时代。
大观园图清
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林黛玉等人活动的场所。此图纵137厘米，横362厘米，展现了在凹晶馆、牡丹亭、蘅芜苑、蓼风轩和凸碧山庄五个地方活动的人物173个，是研究《红楼梦》的珍贵资料。
雍正即位后，曹顤被查办革职，抄没家产。曹家全部迁回北京后，曹雪芹曾在一所学堂当差，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他最后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生活困顿。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秋，他唯一的爱子夭亡。不久，他也含恨谢世，只留下一位新娶不久的继妻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红楼梦》第一回记述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他去世时，全书仅完成前八十回和后面的一些残稿。
《红楼梦》书影乾隆年抄本
一开始的十几回，写林黛玉初入荣国府的见闻，写宁国府为秦可卿出殡时的声势，写元春选妃、省亲，像缓缓拉近的长焦镜头一样，层层推进地表现出贾府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目眩的富贵豪奢。但就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景象中，透出了它不可挽救的衰败气息。钱财方面坐吃山空，内囊渐尽。而人才方面的凋零则是贾府衰败的真正原因，贾府的男性或炼丹求仙，或好色淫乱，或安享尊荣，或迂腐僵化。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核心人物。在他身上应该有作者早年生活的影子，但也渗透了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在贾宝玉身上，集中体现了的核心主题：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痛苦。的第一回，作者也似乎在有意识地运用一个神话模式作为的框架。作者以女娲补天神话为象征，女娲炼石补天时剩的一块石头，时间一久，通了灵性，便因自己不能有补天之用而日夜悲号。一僧一道将它化为一块美玉，就是后来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衔的“通灵宝玉”，也就是“宝玉”本人。这个神话故事揭示了宝玉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他是一个具有良材美质的“废物”。这似乎有些矛盾，但事实就是这样：他聪明过人，却厌恶读书；他是母亲眼中的命根子，但却是父亲眼中的“逆子”；他和大观园中的女孩们如胶似漆，但对老妈子却很少有什么好感；对秦钟他一见如故，但却视贾雨村为禄蠹……总之，凡是沾了利禄之气的人或物，都遭到他的蔑视和抛弃，因而，他就成为他的“诗礼簪缨之族”的“废物”，也成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废物”。贾宝玉便把他的全部热情灌注在一群年轻女性的身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情种”。一岁时抓周，“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七八岁时，他就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更有一句因林黛玉而起、对紫鹃所说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在贾宝玉看来，爱情已经成了生命的唯一意义。
指画
指画，也叫指头画、指墨，是用手指头画的中国画。指画的创始人是清代的高其佩。在高其佩之前，唐代张文通也曾用手指头修改画中局部，但没有系统地用手指头画出完整的国画。高其佩早年也用传统的毛笔画过画，但久久未能创造自家的风格，在他发明了指画后才独创一格，成为指画的开山鼻祖。高其佩的指画题材包罗万象，山水、人物、花卉、虫鸟，有的气势磅礴，有的刻划细微，有很高的成就。
在《红楼梦》中，宝黛两人既有一层表兄妹的现实关系，更有一层木石前盟的神话结构中的前身相爱关系。在现实关系中，他们的爱情是因长年耳鬓厮磨而形成，又因彼此知己而日益加深的。但这种爱情注定不能够实现为两性的结合，因为在象征的关系上，已经规定了他们的爱情只是生命的美感和无意义人生的“意义”。
包括黛玉在内的青年女性，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人生理想，但她们在中无一例外地走向毁灭：有的被这腐败没落的贵族之家所吞噬，有的随着这个家庭的衰亡而沦落。由女儿们所维系着的唯一净土也不能为现实的世界所容存，所以《红楼梦》终究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
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给人的感觉是收束有些急促，显得变故迭起，一片惊惶。语言文字上也相对逊色，不过从总体上看，后四十回还是保持了原作的悲剧气氛，这是难能可贵的。后四十回中写得最好的，是宝玉被骗与宝钗成婚、同时黛玉含恨而死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感动了许多读者，以致有怀疑那可能就是曹雪芹的原稿。
《红楼梦》在艺术上达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看，这部作品的结构已经突破了原来章回长篇的模式。它以贾、林、薛、史四人的情感纠葛为中心线索，以他们生活的大观园为主要舞台，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社会背景，组织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而这个结构据原作推测，又放在一个巨大的神话叙事结构中。贾、林、薛、史等人从情天幻海而来，终将回归仙境。
曹雪芹像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王熙凤，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楼梦》女性人物群中与男性的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体格风骚”，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辣。她貌似精明强干，在支撑贾府勉强运转的背后，她挖空心思地为个人攫取利益，放纵而又不露声色地享受人生。迟发月银用来放高利贷；私了官司以谋取暴利；而借机敲诈更是她的拿手好戏，连丈夫贾琏都不放过。因此作者将加速贾府沦亡的过错，有意无意地集中到了她身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无疑是写得最复杂、最有生气、最新鲜的人物。
浙西词派
清代文学流派，在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清代词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是朱彝尊（1629～1709年）。朱彝尊和同乡汪森一起编选历代各家词辑为《词综》，作为学词的范本，影响十分深远。在创作思想上，朱彝尊主张以南宋的姜夔、张炎为宗，推崇醇厚雅正的风格，讲求字句声律，这也可以说是浙西词派的基本理论。该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厉鹗，他对浙西词派的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将该派提倡的“雅”与《诗经》中“风雅颂”的“雅”同样看待，并且提出了“清”的审美要求，对于词的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薛宝钗的精明能干不下于王熙凤，但她温良贤淑，所以她的言行举止就显得委婉内敛。她有很现实的处世原则，能够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她同样有少女的情怀，有对于宝玉的真实感情。但她和宝玉的婚姻最终却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结合，作为一个典型的“淑女”，她也没有获得幸福。
林黛玉是一个情感化的、“诗化”的人物。她的现实性格聪慧伶俐，由于寄人篱下，有时显得尖刻。另一方面，正因为她是“诗化”的，她的聪慧和才能，也突出地表现在文艺方面。在诗意的生涯中，和宝玉彼此以纯净的“情”来浇灌对方，便是她的人生理想。作为中人生之美的最高寄托，黛玉是那样一个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也恰好象征美在现实环境中的病态和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不仅写出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一群上层的女性，还以深刻的同情精心刻画晴雯、香菱、鸳鸯等婢女的美好形象，写出她们在低贱的地位中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艰难努力。晴雯勇补雀金裘、笑撕纸扇、愤寄指甲，鸳鸯以死怒拒贾赦的淫威等，都给人以美好和光明的希望。
大事记
1782年，《四库全书》成书。
贾府中的男性如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大都道德堕落，行止不端。他们享受着家族的繁华，是一群对财色贪得无厌的寄生虫。刘姥姥在《红楼梦》中，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基本上成了重要人物。这位乡间老妇本是深于世故，以装痴弄傻的表演，供贾母等人取乐。然而，这一个出场时极似戏曲中丑角的人物，后来却成了巧姐的救命恩人。她可笑可怜却又可敬，人性含蕴十分丰富。在她的身上，表现了曹雪芹对下层人物的理解。
《红楼梦》的语言，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它的对话部分，尤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使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它颠覆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
大事记
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求通商，乾隆帝予以拒绝。
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营，经济发展很快。到雍正帝儿子清高宗弘历（也叫乾隆帝）在位的时候，已经可以称得上国富民强了。清朝初期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鼎盛。
1757年，原来已归服清朝廷的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乾隆帝派兵两路进攻，平定了叛乱。
乾隆帝跟他祖父、父亲一样，不仅注意武功，还十分重视文治。他一面继续招收文人学者做官；一面又大兴文字狱，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多，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朝。
但是，乾隆帝明白，光靠文字狱来实行文化统治去不了根，还有成千上万的书籍贮藏在民间。如果里面有不利于他们统治的内容，那就无可奈何了。后来，他想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就是集中全国的藏书，来编辑一部规模空前巨大的丛书。这样做，一来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显示皇帝重视文化；二来借这个机会正好可以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
四库全书楠木匣清
1773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派了一些皇亲国戚和大学士担任总管，那些皇亲国戚大多是挂名监督的。真正担任编纂官的都是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像戴震、姚鼐、纪昀等人。
要编这样一套规模巨大的丛书，先得收集大量的书籍。乾隆帝下了命令，叫各省官员搜集、收购各种图书，并且定出了奖励办法，私人进献图书越多，奖励越大。这道命令一下，各地图书便源源不绝送到北京。两年之中，就聚集了2万多种，再加上宫廷里收藏的大量图书，数量就很可观了。书收集得差不多了，乾隆帝就下令四库全书馆的编纂官员对图书进行认真检查。凡是有“违碍”（对清统治者不利）字句的，一律毁掉。经查发现在明朝后期的大臣奏章里，提到清皇族的上代时不那么尊重，乾隆帝认为这是很不体面的，就下令把这类图书一概烧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同时，被查禁烧毁的图书也有3000多种。
大事记
1799年，乾隆帝死，嘉庆帝开始亲政，他治和珅之罪，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语。
后来，这部规模巨大的《四库全书》终于编出来了。编纂者们对大批图书进行编辑、校勘、抄写，这套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编排，共收图书3461种，多达7万多卷，共计3.6万册。《四库全书》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完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缮写完第1部之后，又缮写6部及副本1部，分别藏于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等处。后来历经战火，《四库全书》或被抢，或被烧，保存比较完整的仅有藏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那一部，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乾隆帝编修《四库全书》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和大规模地征集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因而《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两书的收书范围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不论乾隆帝当初的动机怎样，这部书对后代人研究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毕竟是一项重大而珍贵的贡献。
大事记
1813年，林清等攻入紫禁城，因人少而失败。
乾隆帝做了60年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很有作为，觉得意得志满，骄傲起来，越来越喜欢听颂扬的话。于是，就有个人用讨好奉承的手段取得他的宠信，掌握了大权，这个人就是和珅。
有一次，乾隆帝要外出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乾隆帝十分生气，问：“这是谁干的好事？”
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说不出话来。有个青年校尉在一旁镇定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嘉学派
清代实行残酷的文字狱，使得大批知识分子逃避现实而沉溺于对经书的文字、音韵、名物以及古代典章制度的训诂和考据。乾隆和嘉庆年间，考据学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著名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即苏州学派，惠栋是其开创者，著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赵翼都是吴派的名家。皖派即徽州学派，戴震是其创始人，著名学者有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二人。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对后代的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考据学者们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影响了后代的许多学者。但是它不重实际，对思想界有着一定的消极影响。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是个眉目清秀的校尉，乾隆帝心里高兴，忘了追问黄盖的事，问他叫什么名字。那青年校尉回答说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一些其他问题，和珅也对答如流。
和珅像
乾隆帝十分欣赏和珅，马上宣布让他总管仪仗，以后又让他当御前侍卫。和珅是个非常伶俐的人，乾隆帝要做的事，他件件都办得称乾隆帝的心；乾隆帝爱听好话，和珅就尽说顺耳的。日子一久，乾隆帝就把和珅当作了亲信，和珅从此步步高升。和珅是个善于拍马逢迎之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他已是高官厚爵，但一旦听到皇帝咳唾，便迅速以溺器进之。以一个红顶花翎的大臣身份去干一些下等奴仆干的事情，本应为人不齿，但乾隆却认为他“多称上意”，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升他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同年，又御赐其子名为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额附。和珅跟皇帝攀上了亲家，权势就更加显赫了。
和珅掌了大权，别的大事他没心思管，只对搜刮财富感兴趣。他不但接受贿赂，还公开勒索；不但暗中贪污，还明里抢夺。地方官员献给皇帝的贡品，都要经过和珅的手。和珅先挑最精致稀罕的东西留给自己，挑剩下来的再送到宫里去。好在乾隆帝不查问，别人也不敢告发，他的贪心就越来越大了。
和珅利用他的地位权力，千方百计搜刮财富，一些朝臣和地方官员摸透了他的脾气，就使劲搜刮珍贵的物品去讨好他。大官压小吏，小吏又向百姓压榨，百姓的日子自然也就不好过了。
和珅与皇后内侄福康安勾结在一起，将福康安荐进军机处。和珅的姻亲苏凌阿昏庸无能，却被和珅提为大学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珅家人刘全“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但被其同乡侍郎吴省钦偷偷告诉和珅。和珅马上指使刘全转移赃物，安排妥当之后，反诬曹锡宝。乾隆帝对和珅深信不疑，将曹锡宝革职留任，曹锡宝气愤而死。
大事记
1814年，学者赵翼去世。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和珅还利用乾隆年老昏庸，欺下瞒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官员尹壮图上疏反映各省库藏空虚。和珅知道皇上不喜欢听此消息，命人重新清查各省府库，诬告尹壮图所奏不实。皇上将尹壮图降职，对和珅更加宠信。
乾隆帝在做了60年皇帝后，传位给太子颙琰，这就是清仁宗，又称为嘉庆帝。嘉庆帝早知道和珅贪赃枉法的情况。过了3年，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马上把和珅逮捕起来，赐他自杀，并且派官员查抄他的家产。
和珅的富有本来是出了名的，但是抄家的结果还是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一张长长的抄家清单上，记载的金银财宝、稀奇古董多得数不清，粗粗估算一下，大约值白银8亿两之多，抵得上朝廷10年的收入。后来，那些查抄出来的大批财宝，都让嘉庆帝派人运到宫里去了。于是，民间就有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艺术的日趋成熟和完善。它既没有人情那种缠绵悱恻的曲折情节，也没有历史演义、神魔惊天动地的传奇色彩，它把笔触伸向世俗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开创了一个以直接评价现实的先例，晚清的长篇谴责大都受到它的影响。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出生在安徽全椒一个书香门第，13岁时母亲去世，他在14岁时便跟随父亲寄寓榆赣，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敬梓考中秀才，他本以为可以借此慰藉一下丢掉官职的父亲，没想到就在他中试的那一天，父亲却撒手西去。当时，族人依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家的要求，看着族人一个个拿走财产而自己两手空空，妻子因为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含恨而逝，吴敬梓清楚地洞彻了封建家族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从此沉迷声色，过着放荡不羁的浪子生活。后来吴敬梓带着继室叶氏移居南京。在他35岁时，获得了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的机会，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去考，并从此下定决心写作《儒林外史》。1754年，他带着妻儿寄寓扬州，继续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同年12月11日，入夜时突然痰涌，匆匆离开了人世。
《儒林外史》共55回，约40万字，以明朝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到嘉靖末年（1566年）80年间的四代儒林士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衡准，揭示了在八股考试的影响下，文人在文（文章、学业）、行（行为、品德）、出（出仕、做官）、处（在野、退隐）诸方面的丑态，以十多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细腻地刻画了一群追求功名富贵的封建儒生和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中国有一句传统俗语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表现了过去的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读书人也就是高居士农工商之首的儒士，而这也正是《儒林外史》一书中的主角。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一个读书人最高的理想应该是救国救民，为天下苍生尽一己之力，所以政治舞台才是他们发挥才能的地方。然而在明清两代，想要登上仕途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但是当科举制度过于僵化，不仅命题范围狭小，而且讲究所谓八股格律，使得科举成为文字的游戏，就已难选拔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而考生专就应试的科目用功，也难培养真正的能力。虽然八股取士的弊病如此大，但是当时的读书人几乎统统陷入科举的泥淖里。作者主要是通过对以下几类人物的塑造来实现对明清科举选士制度的批判的：
吴敬梓像当代程十发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有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原有《文木山房诗文集》12卷，现仅存4卷。他的经学研究《诗说》7卷，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今已失传。在史学方面，他有《史汉存疑》，但没有成书。吴敬梓的佚文诗词，现均收录在《文木山房集》中。
第一类是陷在科举和功名泥潭中不能自拔的迂儒形象，最典型的就是范进。他从20岁开始童生应试，一直考了20多场也没中个秀才。在落拓中，他遭受着乡人的鄙视，亲人的白眼。实际上，醉心功名的他浅陋无知、虚伪贪鄙，他连苏轼的名字都茫然无知。而一旦50多岁意外中举之后，他周围的人全都对他恭敬起来。他也开始广受钱财，这样一个人，竟然还被委以主管一省教育选士的学政，八股取士造就迂滥无用之才的现实于此得以昭示。
大事记
1814年，《全唐文》编纂完成，全书1000卷，收作家3000多人，作品近20000篇。
第二类是以严贡生为代表的见利忘义、装腔作势的无耻文人，他们身上体现着整个儒林风气的败坏。他家的猪误跑到邻居家，邻居马上送回，但他却以失而复得的猪不吉利为借口，逼小二出银子买走。后来猪长到100多斤重，错走严家，他又把猪关起来，硬逼小二拿银子来赎回，甚至把小二兄长的腿也打断了。就算是对自己的亲人，他也不放过。他一直觊觎弟弟严监生的十万家产，弟弟一死，他就想把弟弟从本族中剔除出去。就是这样一个面目可憎的衣冠禽兽，却成天混迹于士人中间，装腔作势，满口道德文章。
第三类是贪生怕死、以权谋私的国家蠹虫，以王惠为代表。他被任命为南昌太守，还没上任，就向人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他在任期间拼命地盘剥百姓，搜刮钱财。而到宁王叛乱的紧急关头，又带领数郡投降，接受“江西按察司”的伪职。叛乱平定后，他乔装潜逃，沦落为钦犯。通过对这类贪官污吏的描写，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八股取士所选拔出来的，要么是一些贪赃枉法、扰民害国的庸臣俗吏，要么是贪生怕死、出卖灵魂的叛臣降将。
与以上三种反面人物相对的，作者还塑造出一些德才兼备的真儒名士虞育德、庄绍光和潇洒不羁的反叛者杜少卿等。他们为人慷慨正直，对科举功名丝毫不热心，而是立足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才华。其中，杜少卿是作者自身的写照。他出身科举世家，却对功名富贵弃之如敝屣；平生乐善好施，视金钱如粪土，以致把家私施舍精光，最后变卖家产，带着还债所余寄身南京。到南京后依然我行我素，以致贫穷到以卖文为生。
大事记
1820年，《嘉庆重修一统志》成书，为重要方志书。
总之，《儒林外史》成功地运用了讽刺艺术来表达主题，语言准确精练，常能用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真伪毕露”。全书以“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批判精神，“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的描写功力和“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奠定了讽刺在中国史上的地位。
在乾隆、嘉庆在位期间，清朝的国力开始由强盛走向衰弱。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正逐渐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需要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吸食者极易上瘾，长期吸食能导致身体萎顿、精神颓靡。早在清初，鸦片就已随其他商品一起输入到了中国。以英为首的西方殖民者为扭转贸易逆差，改变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局面，转而采用倾销鸦片的恶毒手段，以此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是最大的鸦片贸易贩子，美国次之，俄国也从中亚向中国北方输入鸦片。鸦片的大量流入，使殖民者们大发横财，但却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鸦片大量输入严重冲击了中国封建经济，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开始处于逆差地位。大量白银外流，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百业萧条。鸦片也最初只在沿海行销，后来逐渐深入内地，吸食上瘾者不可胜数，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肉体和心灵。鸦片贩子大量行贿也使清政府的吏治更加腐败。
大事记
1833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为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期刊。
种种情况使人民要求禁烟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和一些正直官员也逐渐认识到禁烟的重要性。1838年六月，鸿胪寺卿黄爵滋等人上奏，痛陈鸦片祸害，揭发官吏包庇鸦片烟贩，主张坚决遏制鸦片的输入。他认为要禁绝鸦片，必先加重严惩吸食者。湖广总督林则徐和两江总督陶澍等人十分赞成黄爵滋的主张。1838年农历七月到九月，林则徐三次复奏道光帝，指出若不禁烟，长此以往，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的话坚定了道光帝严禁鸦片的决心。
大事记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福州）人，他的父亲林宾日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秀才。林则徐27岁那年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京时期，他与南方出身的清流派小京官结成文学团体“宣南诗社”，社友中有陶澍、黄爵滋、龚自珍等人。他们之间常常议论时局，讨论治世的学问，这自然为林则徐日后出任封疆大吏，建立斐然政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39年农历一月，林则徐离开北京，宣布这次出差将自备车轿，自带役夫，沿途供应不许铺张，若有犯者，言出法随。这种严肃的态度使英国的毒贩们感到了情势的转变。到达广州后，林则徐又在行馆门外张贴告示：严禁收取地方供应，所有随从人员不得擅离左右。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帮助和合作下，林则徐暗访密查，充分掌握了广州鸦片走私和经营情况，然后下令收缴外商鸦片，还让他们保证以后来船永不再夹带鸦片，如果有，货全部没收，人立即正法。广州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配合林则徐的缴烟命令。鸦片贩子不愿交出鸦片，操纵广州的外商商会破坏禁烟行动。林则徐便下令中止中英贸易，命令海关禁止外人离开广州，终于从四月到五月二十一日收缴了鸦片2万多箱。
林则徐像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开始销烟，在场群众成千上万，争相观看这一次焚烟活动。林则徐先让兵士在海滩上挖成两个15丈见方的池子，池底铺上石条、四壁栏桩钉板，防止渗漏。又在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之后，将水车从沟道推入池子，将盐撒进，又把鸦片切成小块投入卤水中，浸泡半小时后再将石灰投入，池中立刻水汤滚沸，围观群众欢呼声震天动地。退潮时，兵士启放涵洞，池中水汤随浪潮鼓动送入大海。然后再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下半滴烟灰。在连续20多天的时间里，收缴的鸦片全部被销毁。
林则徐指导中国人民的禁烟斗争，具有了反抗侵略、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伟大意义。虎门销烟谱写了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光辉篇章的第一页。
当英、美、法、日等列强进行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时，清政府正闭关锁国，自以为“天朝上国”，不思改革，遂使中国在世界上落伍。英国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白银，同时使我国军民身衰体弱，统治阶级有识之士纷纷要求禁销鸦片。
1839年，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于1月底到达广州，他一方面整顿海防，允许人民群众持刀杀敌；一方面宣布收缴鸦片。3月，英国鸦片贩子被迫交出鸦片237万余斤。6月3日，林则徐下令把这些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以示中国政府禁烟的决心。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发动了战争，1840年1月，以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出兵中国。5月，英国舰船40余艘、士兵4000多名先后到达澳门附近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懿律率英军进犯广州海口，看到广州军民早已严密布防，遂转攻厦门，又被邓廷桢军击退。6月，英军北上攻占定海作为军事据点。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
吴淞之战
1842年6月8日，英舰抵达长江口，迫近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吴淞。两江总督牛鉴企图向英军乞和，江南提督陈化成坚决反对，亲率军驻西炮台，与将士同甘苦，誓死拒敌。16日晨，英军进攻吴淞。陈化成指挥将士奋起反击。在腹背受敌情况下，陈化成仍率所部百余名坚守炮台，后不幸中炮牺牲，全体将士壮烈殉国。西炮台失守后，东炮台守军溃散，英军相继侵占宝山、上海。长江门户洞开。
道光帝慑于英军武力，又为投降派的劝说所动摇，遂改变态度，罢免了林则徐，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和英军谈判。而此时英军因夏秋换季，疾疫流行，遂放弃定海，于8月中旬南返，双方议定在广州谈判。琦善到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命令撤除海防水勇，镇压抗英群众，一心议和。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州开始谈判。英军趁中方严防撤除、又因谈判而致海防松懈无备之际，于1841年1月7日发动突袭，攻陷了虎门附近的沙角、大角两炮台，并单方面宣布所谓“穿鼻草约”。1月26日，英军攻占了香港。
道光帝得知琦善开门揖盗，丢失两炮台后，下令锁拿琦善，并向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调兵万余赴粤抗英。英军先发制人，出动海陆军攻虎门，广州提督关天培亲率清兵迎击，清军刀矛不敌英军坚枪利炮，关天培中弹牺牲。2月26日，英军攻占虎门、猎德、海珠等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4月，奕山率大军抵广州。5月24日，英军进攻广州，一路占领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陆，包抄城北高地，不久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奕山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对英军侵略消极抵抗，在英军的迅猛攻势下，他与英人签订《广州和约》并征得道光帝批准，以缴600万元换得英军撤出广州地区。
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态度相反，广州三元里人民在广州北郊牛栏冈附近同窜入这里的千余英军英勇作战，打死打伤英军数十人，并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在广州知府的调停下，英军才得以解围。
广州海战图清
英政府并不满意懿律和义律在中国获得的权益，改派璞鼎查（后来的首任港督）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战争。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37艘舰队、陆军2500人离开香港北上，攻破厦门，占据鼓浪屿；10月1日再次攻陷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英勇殉国。10日英军攻占镇海（今属宁波），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战死，英军旋占宁波城。道光帝闻讯大惊，忙派吏部尚书大学士奕经调兵赴浙以收复失地。1842年3月，奕经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全面反击，清军数战不利，撤回原地。
大事记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战败消息传到京师，朝野上下震动，道光帝无奈，只得派盛京将军耆英和伊里布赴浙向英军请和。璞鼎查不理会耆英的乞和，继续深入。1842年5月18日，英军攻取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攻吴淞口，吴淞炮台守将陈化成壮烈牺牲，宝山、上海沦陷。英军溯长江西上，于7月21日陷镇江，8月，英舰陆续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清政府已无心再战，遂接受英方停战的条件，29日在英军舰“汉华丽”号上，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共7条，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等。
鸦片战争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标志着中国开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国人用鸦片掠夺中国，又用炮舰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货如潮水般涌入中国，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广东首当其冲。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两广地区爆发了。领导起义的首领就是洪秀全。
大事记
1843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附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目的是推翻清朝统治。
洪秀全出生在广东省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7岁时到村中私塾读书，由于天性好学，聪明过人，到了18岁，他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远近闻名了。后来，他的父母相继死去。服孝期满后，他来到广州赶考，结果名落孙山。1843年，他重整旗鼓又赴广州考秀才，结果仍然落榜。
洪秀全在广州应试期间，曾得到一本基督教的宣传品《劝世良言》。他无意中翻阅之后，觉得书的内容十分新奇，他对书中所描述的人人平等善良的大同世界十分神往，从此开始信奉上帝，1843年7月，洪秀全约合了老同学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来到官禄布村外一条叫石角潭的小河，跳进水中，洗净全身，这是依照基督教行“洗礼”仪式。此后，三人结为一个秘密的团体——拜上帝会。洪秀全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是上帝的长子，他相信这种舶来的新教将会吸引许多信众。
洪秀全塑像
洪秀全建立拜上帝会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毁了家里的孔、孟牌位，然后便和冯云山赴广西紫荆山区传教。洪秀全等到组织基本建立后回到广东，开始了两年多的著述活动。他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书，阐发了农民的平等和平均思想，第一次提到社会上的两大对立面：正义与邪恶。
与此同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烧炭工人中发展会员，很快会员就发展到数千人，初步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韦昌辉等人为首的领导核心。
1850年，道光帝旻宁病死，咸丰皇帝即位，历史上称为清文宗。当年9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友在10月4日前到桂平县金田村集合，并计划在洪秀全38岁生日那天举行武装起义。
大事记
1844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同年冬，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
拜上帝会在各地的会员接到命令后，向金田聚集。很快，人数就超过了2万。一天，洪秀全、冯云山正在花洲山人胡以晃家中密谋起义，官府得知这一消息，派兵包围了那里。杨秀清等人听说后立即派兵救援，并全歼了敌人。这就是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迎主之战”。
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按原定计划举行隆重仪式，正式宣布起义。由此，太平军揭开了纵横18省、坚持14年的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洪秀全颁布《天命诏旨书》作为太平军的军令，挥师东进。3月，洪秀全称天王。9月，太平军攻克了出战以来的第一座州城永安，太平军在此进行建制，颁布了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同时规定诸王皆受东王节制，天王领导于上，正式确立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史称“永安建制”。
大事记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秋，太平军攻占永安，初步建立了政权，称“永安建制”。
1852年5月，太平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召，受到热烈响应。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将其改为“天京”，正式定都，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并乘胜东进，攻克镇江、扬州等地，建立起统一防御体系，结束了起义以来流动作战的局面。
太平军起义后，势如破竹，把清军打得抱头鼠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没几年，太平军发生了内讧，东王杨秀清竟然逼洪秀全亲到东王府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一面答应这个要求，一面密令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回京处理这件事。北王韦昌辉对杨秀清早就怀有不满，接密令后，立即率军回天京，于1856年八月初三深夜包围东王府，第二天清晨将杨秀清及其眷属、家丁、部属全部杀死。八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对韦昌辉滥杀的行为进行批评，韦又杀了石达开全家，幸好石达开逃脱。韦昌辉还想趁机谋害天王洪秀全，但终未成功。韦昌辉的滥杀，激起天京太平军将士的愤怒，将士们面见天王洪秀全，请求将韦昌辉杀死，洪秀全答应了这个请求，于十月将韦昌辉处死。十月底，石达开回天京，受命处理政务。但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心存戒心，于是封了自己的兄弟洪仁达和洪仁发为安、福二王，以牵制和削弱石达开的势力。
大事记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政府对峙。
不久，石达开愤而出走，还带去了十几万的太平军。他先在江西、福建等地转战，后来率领队伍开向湘桂川一带活动。此后，军心开始涣散，渐渐陷入困境。先是卫辉应、张志公、鲁子宏等人叛变投敌，部分人因思念亲人和条件艰苦也离开队伍。后来，吉庆元、朱衣点等人因看不惯石达开的消沉和元宰张遂谋的专横，率部回归了洪秀全的统率之下。
大事记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天京变乱：韦昌辉杀杨秀清后被处死，石达开率兵出走，后来在四川大渡河全军覆没。
1863年，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被清军及当地的反动土司围困，陷入绝境。石达开知道突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便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的身份，给松林地区的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信中阐明了自己战斗到底的立场，同时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退兵让路。
此后，他又亲赴清营谈判，请求四川总督骆秉章奏请太后，赦免士兵，愿意务农的就放他们回家，愿意当兵的就编入军队。骆秉章不仅拒绝了石达开的请求，还背信弃义地于当晚下令以火箭为号，袭击了石达开的队伍。一夜之间，2000多名起义军官兵遭到血洗，侥幸逃出的寥寥无几。
《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前期的纲领性文件。它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这个纲领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历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过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封建土地制度大胆否定的革命精神，但是，它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经济生活方案，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石达开被捕后被押往成都。他对审讯他的骆秉章说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是你杀我，怎么会知道来生不是我杀你呢？”不久，他被凌迟处死。石达开从行刑开始到停止呼吸，昂然挺立，神情镇定，没有一点畏缩的表现，不发一声痛苦的呻吟，连清军都不得不感叹道：“真奇男子啊！”此时，石达开年仅33岁。
石达开之死，预示了太平天国离覆灭不远了。
天京事变破坏了太平天国的内部团结，削弱了军队战斗力，给太平天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虽然洪秀全为了弥补太平王国的损失，培养了李秀成等一部分新生力量，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没能改变太平天国灭亡的命运。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李秀成率部进攻曾国藩大营时，反被湘军攻陷天保城，湘军进而逼向天京东北部太平门及神策门外，将天京团团围住，太平军粮源断绝。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去世。五月初三，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洪福瑱）继位，为幼天王。月底，地堡城失守，湘军借居高临下之优势对天京城日夜不停地进行炮击，同时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轰城。六月十六日，轰塌天京城墙20多丈，天京失陷。李秀成、林绍璋等人保护着幼天王突围出城。九月二十五日，幼天王在江西石城荒山之中被清军俘获，并在十月二十日于南昌被害。
洪福瑱被擒图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战火烧及10多个省，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
圆明园始建于明朝。1709年，康熙帝将它赐给四子胤禛，并赐名为圆明园，“圆”乃“君子之灵魂”，“明”为“用人之智慧”，是康熙帝授其子孙为人治国之计。雍正即位后，将圆明园大规模扩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园三园格局基本形成。后来圆明园又经过嘉庆、道光、咸丰等皇帝的经营，才营造成为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宫苑。清朝皇帝每到盛夏就来此避暑听政，所以圆明园也被称为“夏宫”。
大事记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劫掠、焚毁圆明园；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
圆明园共经营了150多年，它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其中以圆明园最大，此外它还有许多属园，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园里共有100多个景点。它继承了中国历代优秀的造园艺术，汇集了全国的名园胜景，是我国园林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同时，它也大胆吸收西方建筑形式。有一组中西合璧的“西洋楼”建筑群，兼备中西风格。除此之外，圆明园还是一座皇家博物馆，珍藏了无数的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和铜瓷古玩等，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
“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8日，中国广东水师在停泊于黄埔港中的一只走私船“亚罗号”上逮捕了2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但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送回水手，赔礼道歉，并限24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叶名琛唯恐事态扩大，遂将被捕人犯送交英国领事馆。巴夏礼又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不接受。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军舰突入省河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为走私方便，曾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领过一张船籍登记证，为期一年。事件发生时，登记证早已经过期。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只不过是侵略者为挑起战争而制造的借口。
1856年，正当清政府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时，英法联军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新的旨在扩大《南京条约》所取得权益的侵略战争，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华文化遭受到一次空前的劫难。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不仅被残暴洗劫，甚至被野蛮的侵略者们付之一炬。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听说清军驻守力量在北城最薄弱，便绕道安定门、德胜门，进犯圆明园。首先闯入的是法国侵略军，当法军攻破宫门时，园内太妃董嫔恐受辱而自缢身亡，护园大臣亦投水自尽。侵略者们见物就抢，口袋里装满了珍品宝物。刚开始司令部还对士兵们有所节制，后英军亦赶到，联军司令部发出了“自由抢劫”的通知，一万多名士兵军官贪婪地扑向琳琅满目的珍藏，进行疯狂的洗劫，能抢就抢，能运就运，对于那些搬不走的大件器物，他们就丧心病狂地砸碎破坏。大肆洗劫后，额尔金在英国首相支持下，竟下令烧毁圆明园。
被抢劫与焚毁后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
10月7日到9日，迈克尔率英军第一师持火燃园，园内300多名太监、宫女、工匠都葬身于火海，大火连续烧了三天三夜，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焦土。10月13日，侵略军攻占了安定门，控制了北京城，10月18日再次抢劫万寿山、玉泉山和香山等多处珍贵文物，并进行第二次大焚烧。
这次焚烧圆明园的事件之后，有些偏僻角落和水中景点并没遭劫，清廷30多年间仍将此处当成重兵看守的禁苑，进行一系列的修复工程，同治、光绪和慈禧还常到此巡游。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圆明园再次遭受劫难，遗址被彻底破坏。
大事记
1861年1月，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理各国通商事务。
圆明园被焚使中国文化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大量的珍奇、瑰宝、文物流落国外。它见证了外国列强无耻侵略我国的罪恶，提醒我们不忘国耻、奋发向上，为祖国的振兴和强大而不停奋斗。
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下，咸丰帝身染重病，一病不起。1861年7月，咸丰帝在多次昏厥之后，知道自己将要去世，便考虑托孤一事。他知道懿贵妃（就是慈禧）是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而皇后钮钴禄氏（慈安）没有主见。为了防止出现女后专权的局面，他把辅政的重责交给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和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八大臣。在他看来，八大臣联手足可以对付懿贵妃，即便是恭亲王站在懿贵妃一边也不怕。
但是，由于咸丰留下了“御赏”、“同道堂”两颗印章，便埋下了后宫垂帘听政的祸根。原来，“御赏”是咸丰帝赐皇后钮钴禄氏的私章，“同道堂”是咸丰帝赐给独子载淳的私章。这两枚私章成为皇权的象征，咸丰帝的意思已十分明确，那就是说，用这两颗印章来制约八大臣。
不久，八大臣上了一个极有利于懿贵妃的章疏：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慈安皇太后；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
大事记
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肃顺，载垣、端华自尽；改元同治，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是为辛酉政变。
幼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原为咸丰的宫人，因生载淳而被封为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时年26岁的慈禧有着极强的权势欲，很想个人把持朝政大权。咸丰在位时，慈禧曾帮咸丰帝批阅奏折，这给她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按照清朝家法，太后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慈禧利用此规矩，在先帝驾崩后就向东宫慈安太后提出应废除“顾命体制”，而改为垂帘听政之制。慈安太后宽厚和平，不懂朝政，一切听慈禧的安排。贸然提出垂帘主张，必然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慈禧于是开始拉拢恭亲王奕訢共商计策，两人一拍即合。
1861年10月，皇室护送咸丰灵柩回京，两宫太后偕幼帝载淳先到北京。11月2日，慈禧发动政变，以幼帝之命发布上谕，解除载垣、端华、肃顺的职务，并处以死刑。同时宣布两太后垂帘听政，命奕訢为议政王，入军机处，改年号为“同治”。虽然垂帘听政的是两个皇太后，但实际上实权只掌握在慈禧一人之手。由于得到多数文武大臣的支持，又采取了不予株连的明智政策，所以政局没有发生重大动荡。这次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因此被称为辛酉政变。
大事记
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从此，慈禧便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她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组织的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及其他几处起义，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中日战争中，她一味求和，幻想列强出面干涉、调停，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帝为了振兴国家而决定变法，慈禧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挟光绪帝出逃西安，并于第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死，她命立年仅3岁的溥仪为帝，年号宣统，自己也于次日病死，结束了对清朝长达47年的统治。
大事记
1864年夏，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
闭关锁国
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清朝政府鉴于国内人民与外国人交往日益频繁，担心交往的扩大会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开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政府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控制出洋船只的大小与装载货物的品种和数量，以及水手和客商的人数，一方面还规定了严格的往返期限。中外贸易活动只限于广州一个口岸通商，外商的贸易及其他事务的交涉，都必须和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不得和官府与民众直接交往，外商在华必须住在城外指定的商馆，不得擅自出入城，对外贸易的品种和数量也有相应的严格限制。鸦片战争以后，列国打破了中国的国门，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
洋务，又称夷务，泛指包括通商、传教、外交等在内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物。洋务运动指清政府一批具有买办性质的官僚军阀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为挽救统治危机，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救运动。
大事记
1861年12月，中国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洋务运动始于此。
洋务派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上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同治登基后他们握有实权，可以左右清朝的政局。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西方好得多，只是火器比不上西方列强，只要清政府掌握了西方的近代军事技术和装备，就可以强盛起来。洋务运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世纪60年代为第一阶段，洋务派打着“自强”的旗号，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制造新式枪炮和船舰，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第二阶段，以“求富”为口号，洋务派开始举办民用工业企业。
同文馆
1862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附属于总理衙门，这是洋务派创建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宗旨。同文馆开办时仅设英文馆，后来陆续设置法文馆、俄文馆、算学馆、德文馆和东文馆等。学生主要学习外文和汉文，后来也学习自然科学和史地等课程。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同文馆停办，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在第一阶段洋务派建立的军工厂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李鸿章在曾国藩支持下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创办经费为54万余两白银，工人2000余人，主要生产枪炮、弹药和小型船舰，还附设译书馆来翻译西方书籍，这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企业全部都是官办企业，由清政府和湘、淮系军阀控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时对外国有着严重的依赖性，从设计施工、购置机器设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完全依赖于外国，并长期受外国人控制，但这些近代企业毕竟也具备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
由于在创办军工企业的实践中遇到资金、原料、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认识到必先求富才能自强，所以决定发展民用企业以积累资金，有了雄厚经济基础后才能制造洋枪炮以自强御侮。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大力发展工业企业，到19世纪90年代就已创办了大约20多家民用企业，包括交通运输、采矿、纺织、冶炼等各个行业。规模较大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铁路交通运输业等。在这些企业中，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最有成就的一个，它是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这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屡遭英美轮船公司的排挤，但并没有被挤垮，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
李鸿章像
洋务派在兴办军工、民用企业的同时，还进行了筹建海军、加强海防、设立外文学馆、派遣留学生等活动。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筹建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海军。1885年，三洋海军已初具规模。1862年，奕訢设立京师同文馆，以教习外语为主，同时兼习天文、历史和数理化。此后，各类学堂学馆在各地纷纷建立。1872年，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30名学生由上海赴美留学。此后，清政府还多次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大事记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清政府官办最大军事企业。还附设翻译馆，培养机械工程师。
洋务派的活动旨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科技、军事和翻译人才，是近代最早觉醒的先行者。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探索，尽管带有浓重的封建性和对外国的强烈依赖性，但其进步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李宝嘉（1867～1906年）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出生于旧式的官僚家庭。27岁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了秀才，但此后只参加了一次院试，便决意不再踏入科场一步。堂伯为他捐纳功名，他坚决不赴任；显贵者推荐他应试清政府的经济特科，他也拒不应征，还差点因此而被捕。1896年，他到上海，投身于报刊事业，希望借媒体的力量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他从1901开始创作，其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南亭笔记》、《庚子国变弹词》、《爱国歌》以及《芋香宝印谱》等。
《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的长篇章回，共60回，由许多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刻画了官场的丑态，全书从西北写到东南，写到北京；从一个尚未当官的士子（赵温）和一个州县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写到州府长吏（黄知府、郭道台）、藩台（“荷包”）、督抚（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刘中丞、傅理堂，湖广总督湍多欢、贾世文等）、钦差（童子良）、太监（黑大叔）、军机（徐大军机）、大学士（华中堂、沈中堂）等。在作者笔下，上至尚书、军机大臣，下至州县吏役佐杂，无不在为升官发财而奔走。整个官场上全都是见钱眼开、蝇营狗苟、谄媚逢迎之徒，他们或钻营诈骗，或狂嫖滥赌，或妄断刑狱，或明码买缺。这些国家的蛀虫、社会的败类，一方面掌握着国家的命脉，极尽欺压剥削之能事；另一方面，却又在帝国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如第五十三回，两江制台一听到洋人来拜，“顿时气焰矮了半截”；而一听到百姓反对洋人，便马上派兵去“弹压”。
官员打牌图
在中国游历的欧洲传教士将晚清腐朽的官僚机构用略带幽默和嘲笑的笔触赤裸裸地表现在画面上。
李宝嘉在中大胆地影射了当时很多权要人士，如书中的黑大叔影射了李莲英，华中堂影射了荣禄，周中堂影射了翁同龢，他所揭示的正是穷途末路的清王朝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现状。李宝嘉一层层地把末代封建王朝官僚群的丑恶灵魂剖开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何藩台买缺得贿，因为与胞弟分赃不均，竟大打出手；武将张国柱为了谋取他人的遗产，竟然冒认毫无瓜葛的死者为亲爹；口头上总挂着道德文章的巡抚傅理堂，与妓女生了私生子后又不认账……封建道德观念在铜臭的熏蒸下变得苍白无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交易买卖的肮脏关系。李宝嘉形象地刻画出末代封建王朝官僚污浊的心灵世界，揭示了统治阶级集团道德情操的极端堕落。
本书笔锋犀利刚劲，深刻中有含蓄，嘲讽中有诙谐，书中许多章节，写得有声有色。如第二回、第三回写钱典史如何巴结新贵赵温，“暗里赚他钱用，然而面子上总是做得十分要好”。又想通过赵温巴结吴赞善。后来见吴赞善冷淡赵温，“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可是，“忽然看见他有了银子捐官，便重新亲热起来；想替他经经手，可以于中取利”，“后见赵温果然托他，他喜的了不得，今天请听戏，明天请吃饭。”把这官场上小人物的曲折心理刻画得精细入微。《官场现形记》虽然只是一部，但是它揭示出官场的黑暗，可以带给我们关于社会的思索。
大事记
1865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成立。
刘鹗（1857～1909年）原名孟鹏，字铁云，别号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刘鹗出身官僚家庭，自小聪敏，4岁开始识字。刘鹗不喜欢科举文字，却爱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他广泛涉猎了治河、卜算、乐律、词章、医学、儒经、佛典、诸子百家、基督教等各方面的知识。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决口，次年刘鹗前往河南为治理黄河积极奔走，并亲自参与了河工操作。刘鹗积极主张开矿修路，兴办实业。他还提出借外国的资金开采矿山，过几年再收回的大胆设想，结果被人视为“汉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当时粮运断绝，北京发生粮荒。刘鹗主动捐凑银两，参加了由李鸿章出面组成的救济会，办理救济事务。后来救济会中止了向百姓粜粮，刘鹗便向亲友挪借款项，独立承担这一事务。1906年，他被清政府革职，并遭到通缉，不得已出国避祸。两年后，被袁世凯等挟私诬陷，在南京加以逮捕，流放新疆。第二年，他便因脑溢血死于乌鲁木齐。
大事记
1872年，曾国藩去世。曾国藩为晚清重臣，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老残游记》是刘鹗晚年撰写的长篇。从1903年开始，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半月刊《绣像》上连载，后来在天津《日日新闻报》上继续连载。此书是刘鹗为了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社会之悲、种教之恨而写的，正如他在自序中说的那样：“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作品的主人公老残——一个摇串铃走四方的走方郎中，实际上是作者的自况。老残给自己取号“补残”，是希望自己能像传说中唐代的神僧懒残一样，能够推演社会的治乱，预测国家的兴亡。围绕“补残”这一深刻的寓意，以老残的行踪为线索，展示了他在中国北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大事记
1872年，李鸿章设立轮船招商局。
大事记
1875年，同治帝死，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帝，年号光绪，自己仍然把持中国政权。
作者一方面立足于现实，以老残为主线，描写了玉贤、刚弼、庄宫保等所谓“清官”的本质。曹州知府玉贤号称“路不拾遗”，然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他就制造了无数冤案，光站笼就站死了2000多人；另一“清官”刚弼，在审理贾家13条命案时，竟将清白无辜的魏家父女定为杀人凶犯；他们的顶头上司庄宫保，表面上是个所谓宽仁温厚的“好官”，但他重用、提拔玉贤、刚弼这样的贪官酷吏，本身就说明了整个封建官僚制度已经腐烂透顶。作者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晚清官场中清官的种种暴政，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当老残大骂玉贤是“死有余辜的人”，并发出“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列”誓言的时候；当老残直闯会审公堂，当众斥责刚弼的虐民罪行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替作者、替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当然，与这些“清官”相对照，还刻画了“化盗为民”的申东造和救民于水火的白子寿两个理想的官员形象。
除以上主线外，在8至11回中，还插入了申子平夜访桃花山的故事。作者把桃花山描绘成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境界——风景如画，环境幽美，人们过着无拘无束、安逸闲适的生活。这样的理想境界和玉贤、刚弼残暴统治下的苦难现实，自然形成强烈的反差。
大事记
1875年，日本派军舰侵入朝鲜领海，在江华岛测量海口，并登陆屠杀朝鲜军民，史称江华岛事件。
《老残游记》是晚清中艺术成就比较高的，其叙事模式已经由传统的说书人的叙事，转变为作家的叙事。中充满着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作家的创作个性和主体意识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弘扬。而中散文和诗的艺术笔法的掺入，使得读来文笔清丽潇洒，意境深邃高远，大大地开拓了审美空间。
法国侵略越南，清政府采取绥靖政策，息事宁人。但法国蓄意与中国开战，独占越南后，不断犯边挑衅清军。1884年，法国竟炮轰中国福建水师，致使福建水军全军覆灭，清廷无奈对法宣战。
1885年3月中旬，法军再度大举进犯，集中两个旅团约万余人兵力向谅山清军发动进攻。
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战略要地谅山。法军进犯文渊州，守将杨玉科力战牺牲，清军纷纷后撤，法军乘势侵占广西门户镇南关。
大事记
1885年，冯子材于镇南关、谅山大破法军，其后李鸿章与法使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中法战争结束。
由于潘鼎新怯战致法军深入桂北，清廷免去其职务。在清军中素有威望的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受旨督办广西关外事务。冯子材赶到镇南关后，根据清军内部派系之争的情况，对诸将晓以民族大义，使众将感动而团结一致，冯子材得以统一指挥协调各军行动。此时法军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已从镇南关退回文渊，伺机再北犯。冯子材亲自跋山涉水勘测地形，依托有利地势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一个完备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15日，冯子材得悉法军将经扣波袭艽封，妄图从侧后包抄清军关前隘阵地；他急调兵力前往扣波和艽封，挫败了法军的迂回企图。19日，有人密报法军将入关攻龙州，冯子材决定先发制人。21日，他率王孝祺军出关夜袭文渊之敌，激战竞日，“毙贼甚多”，极大地鼓舞了清军斗志，增强了诸部的信念。
3月23日，法军前线指挥官尼格里因文渊受袭，恼羞成怒，纠集了二三千侵略军，集起谅山之众，直扑关前隘长墙。尽管之前他曾观察了清军的设防，知道清军工事坚固，但他受报复心理驱使，睁着眼踏入冯子材早已布置好的陷阱。法军在炮火掩护下，攻占隘东小青山上清军三座堡垒后，“势如潮涌”般扑向关前隘长墙。第一天战斗异常激烈，炮声震得地动山摇，砂石横飞，双方伤亡都很重。冯子材挥刀大声激励部众：若让法寇再入关，我们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活得又有什么意义？将士们深受感动，“皆誓与长墙俱死”。由于清军浴血奋战，在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入阵地的险境下拒不退缩，法军猖狂进攻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只好收兵。
大事记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设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
尼格里仍然迷信武器装备的精良，还要拼死一搏。翌日黎明，他先派副手爱尔明加中校率一股法军乘浓雾弥漫山野之时，攀登大山头，以迂回偷袭清军大青山大堡，然后居高临下，配合正面攻击的法军主力，夺取清军关前隘阵地。然而当地山路曲折崎岖，灌木丛生，爱尔明加的法军被地形搞得像无头苍蝇一样胡冲乱撞，转了半天也找不到攻击目标，只好沿原路返回。而尼格里以为偷袭得手，迫不及待地把全部兵力派上正面冲锋。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稀稀拉拉向长墙推进。炮弹在冯子材身边不远处爆炸，清军担心主帅安危，劝冯退避。但冯子材长矛插地，岿然不动，铿锵凛然地说道：“怕炮弹还打什么仗？我是宁死不会退的，谁退就是动摇军心！”
镇南关大捷图
点石斋画报，光绪末年上海东亚社石印本。
法军这时已抵长墙下，有的已从长墙缺口爬入墙内。冯子材看到就近歼敌、转守为攻的时机已到，遂下达反击命令。霎时，号角嘹亮取代了炮声沉闷，战鼓擂得震天响，只见须发斑白的冯子材大吼一声，率两个儿子首先持矛冲出长墙，直奔法军。清军诸将士见主将年老尚如此奋不顾身，皆感奋，一齐杀出，“奋挺大呼从如云，同拼一死随将军”的动人场面出现了。清军与法军进行白刃格斗，法军的枪炮不管用了，而清军的刀矛却大显威力，双方在关隘前战得难分难解，但清军毕竟人多势众，以10倍、20倍于法军的兵力猛压过来，法军主力被打退。此时，绰号“王老虎”的清将王德榜在击溃法援军、消灭其运输队后，又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的陈嘉、蒋宗汉军攻袭法军，夺回了被占堡垒。而清将王孝祺也已击溃西岭的法军，并包抄敌人左侧后，法军三面受敌。而在敌后，关外游勇客民千余，闻冯子材身先士卒，亦来助战，袭敌后方。清军如潮水般冲向敌寇，法军在四面打击下死伤数百人，弹药将尽，后援断绝，尼格里只得下令作梯形阵势退却。
法军残部狼狈逃到文渊，又退到谅山，企图重新积蓄力量反扑。但冯子材岂会给尼格里喘息机会，率清军乘胜追击，26日克复文渊，28日在激战中又把尼格里击成重伤，29日突袭谅山。法军士气沮丧又疲惫不堪，代指挥爱尔明加下令毁坏各种军用物资后，弃城而逃。清军和黑旗军继续追击，又在谷松、威坡、长庆重创法军，缴获各种枪炮弹药不计其数，法军第二旅团精锐悉被歼灭。与此同时，黑旗军与清军在临洮也取得大捷。抗法战争在中方胜利在望之时，清廷却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使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并成为侵略中国西南的基地。
大事记
1886年，天津《时报》创刊，李提摩太为主笔。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并具有强烈的军国扩张欲望。明治政府一建立就制定了旨在征服中国和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侵占中国台湾，再征服朝鲜，进一步侵占中国的东北和蒙古，继而征服全中国，最后独占亚洲，称霸世界。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以“除暴安良”和“逐灭夷倭”为口号。起义很快席卷了朝鲜南部很多地区，朝鲜政府无力镇压，便向清政府求援。清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率兵2500人赴朝助剿。日本伺机而动，决定出兵朝鲜，趁机挑起中日冲突以发动侵略战争。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照会日本，建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日本拒不撤兵，蓄意扩大事态。面对日本的挑衅，清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派意见。以光绪帝为首的帝派力主加强战备，以武力遏制日本的扩张，但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和李鸿章手上，他们对日避战求和。日本重兵压境，驻朝清兵多次请添援军，李鸿章不予理会，反而把解决中日争端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列强的调停上，但西方列强对日本发动战争均持默许和支持的态度。
北洋海军
1874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创立北洋水师的建议。1875年，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1876年起陆续派遣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1879年在天津设立海军营务处。1880年在天津开办北洋水师学堂，向外国订购铁甲战舰，修筑军港。到1888年编成北洋舰队，共有舰船25艘，其中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丁汝昌任海军提督。军事训练由德国、英国人操纵。1894年9月，黄海海战中，中、日舰队互有伤亡，后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下令避免作战，困守威海卫军港。1895年初在威海卫被日军包围袭击，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以后虽购置一些军舰，但已不成军。1909年，海军事务处成立，北洋海军编制也被取消。
7月底，清援军途经丰岛海时，突遭日舰袭击，清军官兵死伤惨重，日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侵华战争。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9月，日陆军分4路会攻平壤，清军与日军在城外展开激战。左宝贵指挥清军英勇抵抗，死守城北玄武门一带，并亲自登城开炮轰击日军，不幸中炮牺牲，玄武门失守，主将叶志超逃跑。
9月17日，中日在黄海海面上进行了激烈的海战。提督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与日军展开激烈战争，丁汝昌受伤后仍坐于甲板上鼓舞士气，由“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代其指挥督战。“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在鏖战多时、船舰受重创情况下，下令舰船猛撞日舰，不幸中鱼雷，全舰官兵壮烈殉国。“经远”号亦在其管带林永升指挥下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黄海海战北洋舰队虽然损失了5艘军舰和近千士兵，但也重创了日舰。由于李鸿章实行“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命令北洋海军集于威海卫，不准出战，致使日本掌握了黄海制海权。
中日甲午海战图清
10月，日军偷渡鸭绿江成功，九连城、安东等相继失守，日军进逼辽阳。与此同时，日军另一支军队由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南犯金州。徐邦道率部分清军与日在金州激战，因寡不敌众、后援不济而退守旅顺，另一清军将领赵怀业不战而逃，弃守大连。11月17日，日军进攻旅顺，只有徐邦道一部奋勇迎敌，孤立无援，旅顺失守。22日，日军进入旅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历时4天，杀害2万多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旅顺失守后，清政府多次派人向日本求和，日军不予理会，将进攻重点转向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当时北洋舰队实力尚存，可与日军一战，但李鸿章严禁其出击，造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威海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提督丁汝昌拒降自杀，定远管带刘步蟾亦自杀殉国。1895年初，日军战略重点转向辽东半岛，辽东半岛沦陷。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议和。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助长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1895年到1898年，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到了1898年，百日维新成为这次运动的高潮。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领导的改革。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康有为。
大事记
1888年，康有为写5000多字的《上清帝第一书》，请皇帝及时“变成法，通下情”，十年之内“富强可致”。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就在德国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康有为第5次赴京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法自救的强烈主张。这份上书亦被阻，但其内容已在北京广为传抄。1898年初，光绪帝知道了上书内容，想召见康有为，但被恭亲王奕訢所阻，光绪帝只好指派翁同龢、李鸿章等五大臣接见康有为。后康有为第6次上书光绪帝，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继续强调变法的急迫性，并提出具体措施。光绪帝一心想改变国事贫弱的局面，于是决心接纳维新主张。
光绪帝朝服像
1898年5月，恭亲王奕訢病死，变法阻力减少。康有为即刻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请变法，光绪帝接受建议，于6月11日颁布由翁同龢草拟的《定国是诏》，变法运动正式开始。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商讨具体变法措施。光绪帝任命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职，准予专折奏事；赏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擢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变法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包括：政治方面设制度局，裁减冗员，提倡西学等；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改用西法精练军队。这些措施虽然是没有触及根本政治制度的变革，但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
随着变法运动的高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与维新派的矛盾也日益尖锐。
慈禧太后首先逼迫光绪帝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接着，逼迫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率北洋三军，这实际上是把北京控制在她的手里。慈禧太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宣布在10月19日去天津检阅军队，准备到时发动政变，逼迫光绪帝退位。
大事记
1896年，黄遵宪、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在上海刊行。该报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风靡海内外。
在这危急的时刻，光绪帝便与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反复商量，认为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依靠袁世凯的军事力量。
袁世凯早年曾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建的陆军，当时是荣禄的部下，是北洋三军中的重要将领。当光绪帝皇位难保之时，谭嗣同挺身而出，表示愿意冒险去找袁世凯，说服他出兵帮忙。
公车上书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当时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举行集会，公推康有为起草上皇帝万言书，签名的举人有1.3万多人。5月到都察院呈递。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上书中痛呈：割让辽东和台湾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亡国大祸即将临头，因此，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是当前的正确对策，而变法以立国自强最为急务。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知识分子的请愿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标志着知识分子改良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始。
当天深夜，谭嗣同独自到了袁世凯的寓所，拿出光绪帝的密诏，并将维新派的全部计划也和盘托出，要袁世凯扶持光绪帝诛杀荣禄，消灭后党。谭嗣同慷慨激昂地说：“今天只有你能救皇上。如果你愿意，就请全力救护；如果你贪图富贵，就请到颐和园告密，你可以升官发财！”
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你把我袁某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驾的责任，你有，我也有！”
第二天，光绪帝召见了袁世凯，要他保护新政。退朝之后，袁世凯匆匆赶回了天津。一到天津，他就去向荣禄告密。荣禄得报后，连夜乘专车进京，赶往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报告。
第二天凌晨，慈禧太后就带着大批人马，气急败坏地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下令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对外则宣布光绪帝生病，不能亲理政务，由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同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和倾向维新派的官员。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措施以外，全部被废除了。这一年是戊戌年，所以，通常把这场政变称为“戊戌政变”。
广学会
广学会成立于1887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第一任董事长，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广学会编译出版大量宗教、政治书籍，发行《万国公报》，鼓吹改良，对维新派影响很大。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得知消息后，从天津搭乘英国轮船逃往香港。梁启超当天得到日本使馆的保护，化装逃往日本。
1898年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杀死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六人，他们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至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救亡的积极意义。它的失败证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8日晚，义和团焚烧丰台火车站的消息与京津铁路轨道被拆毁的谣言传到外国公使居住的东交民巷。各国公使感到形势紧急，立即举行会议，全体同意调军队保护各国使馆。次日，驶抵大沽口外的外国舰队先后接到进京的电报，并很快派出陆战队，由海河乘船抵达天津，准备向北京进犯。6月上旬，进入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已达2000人。6月10日，各国驻津领事和海军统帅在英国领事贾礼士的提议下举行会议。在美国领事的鼓动下，会议决定将在津的八国现有兵力组成联军进军北京，由在津军队中级别最高的英国人西摩尔中将为统帅，美国人麦卡加拉上校为副统帅，八国联军正式组成。
大事记
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租借”给英国，限期为99年。
6月17日，八国联军攻打大沽炮台，当天义和团和清军就联合攻打紫竹林租界，天津战役爆发。6月21日，清政府宣布对各国开战。7月19日夜里，炮声急促起来，慈禧不敢入睡，坐在养心殿听取军情报告。忽然载漪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喊道：“老佛爷，洋鬼子打进来了！”接着，军机大臣荣禄也惊慌失措地报告沙俄哥萨克骑兵已经攻入天坛。
大事记
1898年，义和拳首领赵三多在冠县竖起“扶清灭洋”大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慈禧慌忙召集王室亲贵和军机大臣，紧急商议撤离京师避难事宜。7月21日凌晨，慈禧与光绪皇帝等皇室人员，换便衣乘马车仓皇逃离京城。当时东直门、齐化门已被洋人攻下，慈禧一行从神武门出宫，经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街向西跑。当队伍到德胜门时，难民涌来。慈禧的哥哥桂祥率八旗护军横冲直撞一阵，才开出一条道来。
大事记
1900年春，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灭改为招抚。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由英国将军西摩尔率领侵华。7月，天津陷落。8月，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设立司令部，统治京城，对北京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队伍在上午像潮水一般到达颐和园，两宫人员纷纷下车进入仁寿殿休息了一会。随后，慈禧下令马上出发。由皇室成员和1000多护驾人员组成的队伍，马不停蹄地一路向西急行军。
慈禧一行，历尽了颠沛之苦。沿途只能夜宿土炕，既无被褥，又无更换的衣服，更谈不上御膳享用，仅以小米稀粥充饥。
一直到了西安后，安全和供应才有了保障。这时候，慈禧又开始摆起太后的架子了。同时，为了能早日“体面”地回京，她命令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与各国交涉议和。
虽然国家已经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慈禧仍然要求地方官员供应她奢侈的贪欲。为了满足慈禧一行在西安浩繁的开支，各省京饷纷纷解到，漕粮也改道由汉口经汉水、丹江运往陕西。据档案文献统计，截止1901年2月初，解往西安的饷银就高达500万两，粮食100万石。
为了讨好列强，慈禧不断发布上谕：这次中国变乱，事出意外，以致得罪友邦，并不是朝廷的意思；对于那些挑起祸乱的人，清朝政府一定全力肃清，决不姑息。这些话完全表明她要丢卒保帅，不惜一切代价讨好列强。
大事记
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允许列强设立“使馆界”，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慈禧为尽量满足列强的心愿，还以光绪的名义下罪己诏，奴颜十足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1年8月15日，《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这笔费用相当于清政府12年的收入总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议和”告成，慈禧一行便于同年8月24日踏上返京的路途。这次归返京城与逃出京城的情形可大不一样了。从西安启程时，百姓“伏地屏息”、“各设彩灯”欢送，数万人马按照京城銮仪卫之制列队行进。慈禧乘坐八人抬大轿，轿前有御前大臣及侍卫，后面是3000多辆官车，装着慈禧及王公大臣的行装及土特产，浩浩荡荡如同打胜仗般凯旋。
向北京进犯的八国联军
同年11月28日，慈禧、光绪帝等人回到了北京，京城地方官动用了大量财力和人力，将御道装饰一新。但入城的气氛叫人感到压抑，沿途大街上除了乱哄哄的八国联军官兵围观外，跪迎慈禧回銮的官员百姓没有几个。经历浩劫的京城已经再也打不起精神，来迎接这个祸国殃民的国贼了。
曾朴（1872～1935年）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富裕的书香之家。他19岁的时候考中秀才，20岁时考中举人。然而，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妻子却在产后母女双亡，这个打击使得他意志消沉。再加上在科场中所感受到的各种弊端，使他开始无心于仕途。在进士考试中，他把墨汁打翻在试卷上，题了一首诗之后扬长而去。后来父亲给他捐了个小京官，而他做京官的时候，正赶上甲午战争之期。清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的苦难，使他最终舍弃仕途。1904年，他同徐念慈等创立林书社，翻译、出版，并开始写《孽海花》，希望通过微言大义的来启迪民族的觉醒。
大事记
1905年9月，中国清廷令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辛亥革命后，曾朴一度重新沉浮于宦海。1927年，他退居上海，与儿子共同开办了真善美书店，并刊行了《真善美》杂志。《孽海花》的很大一部分就发表在这个杂志上。1931年，由于经济告竭，杂志被迫停刊，他回到了家乡，直至病逝。他创作的有《孽海花》、《鲁男子》等，还翻译有法国名著《九十三年》、《笑面人》、《吕克兰斯鲍夏》、《欧那尼》、《南丹与奈侬夫人》、《夫人学堂》等。
《孽海花》共30回，附录5回，以末世状元金雯青与妓女傅彩云的婚姻故事为线索，描写了清末同治初年到甲午战争30年间的诸多真人真事，展示了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广阔画卷。全书把许多短篇故事联缀成长篇，作品中人物大多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稍作加工点染而成的，作者由于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因此写得都很有生气，讽刺的味道表现得淋漓尽致。
赛金花
傅彩云的原型赛金花是清末的风云人物。赛金花原姓赵，小名三宝，又叫灵飞，苏州人。她从小聪明伶俐，秀雅婉柔，非常讨人喜爱。后来赵家家道中落，13岁的赛金花化名曹梦兰，流落风尘。苏州的好事之徒起哄，选拔花魁，把赛金花选为“花国状元”，一时传为美谈。1900年7月21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赛金花目睹了这场浩劫，她听说联军的司令是瓦德西，于是前去周旋。赛金花督促瓦德西整饬纪律，制止士兵的淫乱抢掠，使北京城的治安获得相当程度的恢复，北京城百姓生命财产因此保全了不少。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由西安回銮后，赛金花离开京城，回到苏州，两年后，开始了她的第二度婚姻。辛亥革命后，丈夫曹瑞忠因病去世。1917年，她改用赵灵飞的闺名，又与民国政府参议员魏斯灵在上海举行了新式婚礼。1926年冬天，赛金花辞世，享年65岁，葬在北京陶然亭香冢。
《孽海花》描绘了一幅封建末世官场的百丑图，一开头就以象征手法指出，几千年封建礼教统治下的中华古国，外表看起来“自由极乐”，实质上却是个实行“专制政体”的“野蛮奴隶”国度。作者批判的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揭示了她的凶顽贪暴，荒淫无耻。尤其是她置民族的危难于不顾，拿一国命脉之所系的海军经费来修造供她逍遥的颐和园。而那些身居国家要职的尚书中堂、封疆大臣，在民族内忧外患时，或养尊处优，不知所措；或闲情逸致，赏玩古董；或买笑追欢，醉生梦死。还有一批封建科举制度特有的产物——貌似高雅斯文，实则恶浊卑劣的作态名士，书中主人公金雯青，就是这类官僚名士的代表。这位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功名最高峰的状元，表面上看起来道貌岸然，俨然是国家的栋梁，实际上是个科举制度下培植出来的昏庸无能的废物。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情场上，他都成了凄凄惶惶的败北者。这位末代状元的凋零，正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沉沦。
大事记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为总理，首次公开提出三民主义。
在暴露清王朝的腐朽、谴责封建社会罪恶的同时，《孽海花》苦苦地探索着整个民族的出路。作者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阐述了石破天惊的革命主张“从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炎黄子孙民主共和的政府”，闪耀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光辉。
光绪帝在位34年，最终抑郁而死。在光绪帝病死前，醇亲王载沣被宣入中南海，跪在慈禧的帏帐前。
慈禧开口说：“载沣，你得了两个儿子，这是值得喜庆的事。光绪已将不起，我又在病重之中。现国家有难，朝廷不可一日无君，我决定立你的长子溥仪为嗣，继承皇位，赐你为监国摄政王！”向来懦弱的载沣，听了这番话，如五雷轰顶，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是反复念叨说：“溥仪仅仅3岁，溥仪仅仅3岁……”慈禧马上劝慰说：“这是神意，也是列祖列宗牌位前卜卦请准了的！明天，你将溥仪带进宫，准备举行登基仪式。”
幼年溥仪
慈禧的决定传到醇亲王府，醇亲王府立即炸锅了。溥仪的祖母不等念完谕旨就昏了过去。刚苏醒过来，便一把夺过溥仪，紧紧抱在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你们把自家的孩子（指光绪）弄死了，却又来要咱的孙子，这回咱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对于慈禧的歹毒，她是领教过的，所以她止不住地哭闹着，不忍心让孙子再落入慈禧的魔掌。后来，府中的人不得不把她扶走。这时候接皇帝的内监要抱溥仪走，但3岁的溥仪见到这些男不男、女不女的生人，拼命地挣扎，他一点也不管“谕旨不可违”的说教，连哭带打不让太监来抱。于是，太监们一商量，决定由载沣抱着“皇帝”，带着乳母一起去中南海。
1908年11月14日，一群太监将溥仪带入皇宫。第二天，慈禧便一命呜呼了。到了12月2日，清廷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
登基大典开始时，不满3周岁的溥仪坐在皇帝的龙床宝座上竟哇哇地大哭起来。他父亲载沣侧身坐在龙床上，双手扶着他，叫他不要再哭闹。
大事记
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登基，是为末代皇帝宣统帝。
根本还不懂事的溥仪，见那些文武百官不断地磕头，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加之山崩地裂般的锣声、鼓声、钟声，更加害怕，哭声也更大了。载沣觉得在这样的盛典上，皇帝却哭闹不止，太不像话，心中一急，不由脱口而出，叫道：“就快完了！就快完了！马上回老家了！一完就回老家了！”
话一出口，文武官员们不由得窃窃私语起来：“怎么说是‘快完了’呢？说要‘回老家’是什么意思呢？”回满族老家？不就是结束270年的统治吗？
载沣这一番话，竟不幸得到了应验。到了1911年，溥仪当皇帝不到3年，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在重重压力下，隆裕皇太后不得不替溥仪宣布退位，大清帝国就此宣告灭亡了。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使革命党人深切意识到有必要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和政党来领导革命运动。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联合各种革命力量，从1902年到1905年，他做了一次环球旅行，致力于在各地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团体，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影响。
大事记
1909年，张之洞去世，张之洞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领导人物。
《钦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由清政府在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规定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订立条约、宣战议和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大权，议院根本不得干预。这个“宪法大纲”完全是为了巩固君权、强化君权，宣告“立宪”只是一场骗局。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达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东京，同留日革命团体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商议筹建统一的革命政党。7月，来自各省的革命志士70多人在东京召开筹备会议。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原因、形势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孙中山提议该团体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政治纲领。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影响，由黄兴和宋教仁发起，在东京召开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侨欢迎孙中山的集会。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革命热情迅速高涨。
8月，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东京正式举行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同盟会章程，确定16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等人为执行部干事。章程规定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支部以下按地区、国别设立分会。
大事记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吴永珊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荣县）革命政府，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10月10日，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
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它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日益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全面高涨奠定了基础。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夺取思想阵地的领导权，为推翻清朝做舆论准备。与此同时，革命派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由于群众基础薄弱，这些起义都相继失败了，但它有力地冲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了更多的志士仁人投身于反清斗争。
大事记
1912年，隆裕太后以宣统帝名义宣布退位，清朝结束。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号称“九省通衢”，是当时的水陆交通中心，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1904年，武汉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成立了日知会、文学社和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革命党人在武汉长期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大批青年学生、群众加入革命队伍。革命党人深入新军中进行宣传，把反革命武装变为革命武装。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1/3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
黄花岗起义
1910年秋，孙中山与同盟会的许多重要骨干集议于庇能（今槟榔屿），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由于情势的变化，起义日期一再变动。当黄兴最终决定1911年4月27日发难时，不得不把原计划的十路并举改为四路突击。但当举义时，实际上只有黄兴率领的一支队伍直扑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攻打督练公所等处，孤军转战，最后失败。黄兴负伤逃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被捕杀，死难的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86人，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死难者则统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后，清朝调湖北军入川镇压，统治阶级在武汉的兵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时机成熟。9月，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并制定了起义计划，预定在中秋节起义。同时，拟定文件，绘制旗帜，制造炸弹，为起义做准备。起义前夕，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受伤，革命机关遭到破坏，革命的旗帜、文告及党人名册全被搜走，起义计划暴露。起义总指挥部及其他机关也被破坏，起义领导人大批被捕或逃亡。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见事态紧急，决定自行秘密联络，提前发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会员证章
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和广大士兵在熊秉坤率领下首先发难，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杀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冲出营房，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各处响应的起义士兵齐集楚望台，并临时推举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湖广总督吓得惊魂丧胆、走投无路，急忙从总督署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逃之夭夭。各起义部队在统一指挥下，经过一夜激战，攻占了总督衙门，占领了武昌，武昌起义胜利了。随后，起义军又占领了汉阳和汉口，革命军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
武昌起义胜利后，由于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均不在武汉，革命党人便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大清年号。同时，号召各地发动起义，共同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制。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胜利，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是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辛亥革命极大地影响了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各国人民反抗压迫的民族解放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