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开展反摩擦斗争
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国民党各战区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随之各地便开始强拉民夫。
这是继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地对我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边区军民。
1940下半年，敌人在陕甘宁边区南北两侧构筑了5道封锁线，正式实行封锁围困政策。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有野战工事、永备工事，而且每隔一定即离都依托地形筑有碉堡。
在南线，除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都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就在这时，国际形势变化也给国民党积极反共提供了可乘之机。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与德、意法西斯结成同盟之后，为放手向太平洋进军.配合德军进攻英国，急谋解决中日战争，以便把中国变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为此，日本侵略者一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一面变本加厉地“扫荡”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为妥协投降做准备，进一步推行其反共政策。
于是，在1941年1月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在皖南，但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这一次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投入的总兵力达40万之众，而且都做了进攻边区的准备。
1941年5月间，周恩来陪同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从重庆经西安去延安途中，曾到关中分区警备四团的防地。
陈嘉庚详细询问了边界上国共双方的情况，周恩来手指国民党军队的防地说：“那边碉堡林立，哨兵遍布，大小村庄都住满了军队，真是大军压境，内战临头。”
陈嘉庚非常气愤地说：“这么多的国军，不开到前方去抗日，却调到陕北来专门进攻共产党，真是岂有此理!”
当时，国民党顽军的阴谋是首先夺取我关中囊形地带，然后向北进攻，直取延安，同时在西北、西南夺取我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和陇东地区。
胡宗南为了制造大举侵犯我陕甘宁边区的借口，不断在我关中分区的边界上挑起摩擦战斗，并侵占了我关中分区的一部分地盘。
为了对付胡宗南的进攻，1941年春，中央军委命令第三五九旅的主力进驻延安南面的南泥湾、甘泉等地区，进行屯垦，又令文年生的警备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并正式成立了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保安独立团。
警备一旅下关中后，文年生率领警备三团、八团和一些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邠县县北的义石村、风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和国民党保安旅激战3天，将他们赶回风王山以南。接着，我军又转战栒邑县土桥镇和正宁县，把来犯之敌赶回了原地。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国画）
从此，关中方面的国民党顽军就修堡据守，不敢轻举妄动了。但边区南线的摩擦斗争基本上平息下来，而北线的摩擦斗争又起。
1941年10月，驻绥远伊克昭盟地区的国民党顽军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分区进逼。
三边分区是延安的北大门，又是边区的生产基地。分区内的盐池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定边和盐池一带还盛产甘草，名扬海内外，素有“天下甘草数定盐”之称。
三边分区未专门设置分区机构，当时由警备一团兼管分区工作。
为对付何文鼎部，确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泽东亲自召见王震和贺晋年，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王震任司令员、贺晋年任副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
野战兵团由第三五九旅的第七一七团和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备一团、边区保安司令部的保安第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11月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将战斗部队配置在安边以北一线，野战兵团的指挥部设在安边西30千米处白泥井的一座教堂里。
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第十一旅，我军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已取得了其保持中立的承诺，这就为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准备，便未敢继续推进，至1942年1月14日，他又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
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对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阴谋就未能得逞。
同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陕甘宁留守部队和边区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使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我边区军民的罪恶企图，也遭到了彻底破产。
国民党顽固派在两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并不甘心，总在伺机作新的冒险。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进行舆论准备。
为此，蒋介石于1943年3月间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污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为“奸党“、“奸军”、“新式割据”。
同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发表，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向共产党大举进攻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反共舆论攻势，大肆叫嚣“第三国际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
同时，在蒋介石的授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下，西安的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处长、著名托派分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并打电报给毛泽东，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的狂妄要求。
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中央社竟公然于7月6日将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通告中外。
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顽固派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凶猛，重点是进攻陕甘宁边区。
为此，国民党顽固派除令包围我边区南线的10余个师都做好进攻准备外，还从陕西大荔、华县一带将对付日军的河防部队第一、十六和第九十军3个军中的两个军调往边区。
具体部署是，第一军之主力第七十八师和第一七六师从华阴、渭南开到邓州、淳化一带；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五十七军之第八师由西安开到陕西中部，第十六军的重炮营也开到耀县，原驻西安的炮兵旅也开到了淳化。
这时，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顽军猛增到60万人。而且还有许多部队正在待命出动。
在陇海路上，咸——榆、西——兰公路上，一时车轮滚滚，尘嚣满天，国民党顽军就要大举进攻边区了。
还在6月初的时候，何应钦、白崇禧等到西安，同胡宗南一起研究了进攻边区的战略部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计划是：南线先夺取关中囊形地带，再攻占陇东，然后沿宜川、洛川、耀县、淳化、栒邑、固原之线，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在北线则由第二十二军配合进攻神木、府谷。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了师以上指挥官会议，对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又做了具体部署。
从7月初开始，他们在完成了进攻的各项准备之后，便开始在我关中分区制造各种摩擦事件，为其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寻找借口。
7月4日，国民党顽军第五十三师一个营，向我边区富裕口进行袭击，被我军击退。
6日，国民党顽军第一六七师师长到关中分区南部边界职田镇察看地形，进行挑衅。
7日，顽军第八十军之第一六五师两次向我关中分区警戒阵地发射迫击炮弹10余发。
14日，顽军第一六七师一个营炮击我陇东分区阵地，顽军第九十军之第十六师又向我警戒阵地发炮10余发。
23日，顽军第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连续3次向我郡县境内阵地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我党采取了彻底揭露，坚决斗争的方针。
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30000余人举行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出席并讲了话。
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向国内外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就胡宗南部突然撤出河防，进攻我边区的行动，朱德总司令于7月4日和8日分别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对其发动内战的行径提出严正的抗议和警告。
7月6日，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员也致电边区周围国民党驻军将领，呼吁团结，消除内战危机。
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
与此同时，我军在军事上迅速做好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作战准备。6月，中央军委调第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令晋察冀、太行等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应变。
10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由晋察冀军区之冀中军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地区；由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
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除令第三八五旅仍坚守陇东地区，警备一旅仍坚守关中马栏镇囊形地带，警备三旅仍坚守三边地区外，将第三五九旅配置在南线的固临、甘泉地区，独立一旅配置在北线的葭县、米脂、绥德、宋家川地区进行防御。
同时，令三五八旅和骑兵旅集结于郎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之葫芦河地区，以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人民也紧急动员起来，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战斗准备。
由于我党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使其在全国人民中孤立起来，在国际舆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我边区军民又充分做好了迎战准备，故使国民党无机可乘。加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转折关头，苏联、英国和美国都反对中国内战。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不得不暂时搁置闪击我边区的阴谋。就这样，来势凶猛的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也就被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