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琅琊王家南迁后信奉道教，给子弟取名都带个“之”字，比如王导等人给子侄辈取名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王晏之、王允之等，孙辈取名王徽之、王献之、王恢之等。这似乎是辨认琅琊王家子弟的一大特征。王导这一辈之后，琅琊王家名声最大的当属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王导之侄、王旷之子。王旷做过淮南太守，曾劝司马睿南迁。虽说是书圣，王羲之小时候一点儿都不聪明，还很笨，连话都说不好。虽然名士周顗（yǐ）曾摸着十三岁的王羲之的脑袋说，孺子可教，前途不可限量，但一般人还是把这看作是周顗判断的失误。王羲之二十岁的时候，太尉郗鉴想和王家攀亲戚，把女儿嫁入王家。王导说，我们家人才济济，你随便挑吧。郗家就真的派人来挑女婿了。回去后，郗鉴问有什么好人选。家人报告说，王家的小伙子都挺好的，精心打扮，相貌堂堂，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个人躺在东边房间的床上，露着肚子啃东西吃呢。郗鉴说，就是他了，我要选那个挺着肚子的小伙子。不用说，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就是王羲之。虽然郗鉴很自豪地夸王羲之是东床快婿，但多数人心中都不以为然，觉得郗老太尉也看走了眼。
事实上，王羲之是那种大智若愚、大器晚成型的孩子。一些小时候异常聪慧、高调领跑的孩子往往长大了平庸无奇，而小时候埋头低调学习的孩子，比如王羲之，常常能一鸣惊人。王羲之正常进入仕途后，表现出了不俗的政治素质。王导之后，东晋王朝高层政治纷争不断。老有那么几个人鼓动北伐，想借北伐给自己贴金。殷浩北伐的时候，王羲之写信明确反对，劝阻他。担任地方官时，王羲之更是开仓赈灾，奏请朝廷减免苛捐杂税。
王羲之凭借家族势力担任过江州刺史这个重要官职。在刺史任上干得很不错，朝廷屡次让他来做京官，王羲之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说他傻。王羲之回信说：“我没有庙廊之志。”其他人这么说多数不是虚伪的表演就是待价而沽，王羲之则是表里如一，不想攀爬权力的金字塔。他追求的是人生的品质和理想的修为。听说安徽宣城的风光不错，王羲之就向朝廷请求，希望能去宣城当太守。朝廷原来是想把王羲之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没料到王羲之要求当的官越来越小，要去一个小郡当太守，最终没有同意。朝廷的世家高官们更不同意了：你王羲之可是天下第一望族的子弟，去当宣城太守不怕掉价，我们这些同伴还觉得掉价呢？
于是也不征询王羲之本人的意见，朝廷就宣布提升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会稽是东南大郡，是江东世族和南渡大族的聚居地，地位突出。会稽内史的地位自然也很重要。这一回，王羲之高兴地接受了提拔自己的任命，因为他早就听说会稽山水秀美，人文典雅。于是他打点行装来到了顾恺之形容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的会稽。千年之后，我们说王羲之的这个选择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他来到清丽秀美的会稽，做官是次要的，享受是主要的。当时的会稽人文荟萃，有离“东山再起”还有段日子的谢安，有达官贵人都以得到他撰写的碑文为荣的文人孙绰，有游寓江南、提出“色即为空”大论的名僧支遁，有隐居山林、大谈玄学和山水诗的隐士许询等。王羲之很快就和这些人打成了一片，还组织了一个叫作“兰亭之会”的聚会将他们网罗其中。
永和九年（353），暮春之初的三月三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修禊节。
这一天，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多人齐聚会稽山阴城外的兰亭，洗洗身子，喝喝酒水，清谈闲聊。他们不知道，永和九年暮春的兰亭，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根据王羲之的记载，当日的兰亭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的风光也相当对得起观众，“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因此虽然聚会上没有丝竹管弦、歌舞助兴，但聚会的文人雅士们一觞一咏，大到宇宙，小到具体花草品类，畅叙幽情。恍惚之间，王羲之感叹上天公平地给予每个人一条生命，每个人都要走完一生，有的人飞黄腾达，有的人感悟良多，有的人放浪形骸，都是殊途同归而已。行走之人，不知老之将至，常常是刚刚欣赏的东西转眼就成为陈迹。“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王羲之的结论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若干年后的我们审视今天，就像今天的我们审视昨天一样。其他参会者也纷纷提笔写文，抒发感想，更多的是抒发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
会后，众人把文章收集起来，制成了一本小集子，委托王羲之作序。王羲之当时已经微醉，也不推辞，提笔立马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因为编辑需要而被定名为《兰亭集序》的文章，一气呵成，初正楷后小草，庄中有变，变中有雅，令人赏心悦目，是书法和文章的双重瑰宝。后人有爱事者，认真察看了帖子，发现王羲之在里面没有写两个完全相同的“之”字。据说，王羲之事后对原稿不甚满意，想重写一份，超越原稿。他聚精会神认真重写了几份，都感觉不如醉酒时写得好。索性不写了，就将写于兰亭并带有修改痕迹的原稿定为作品。
《兰亭集序》之所以成为书法极品，一大原因是王羲之将书法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之前人们是为了写字而写字，王羲之是为了欣赏而写字，为了表达而写字，为了内在的修养而写字、练字、赏字。书法开始在王羲之的手中，从实务超脱成了艺术。这是王羲之的书法境界，也成为中国书法的入门认识。
王羲之是琅琊王家最优秀的书法家，却不是唯一的书法家。官宦世家同时也是文化世家，文化素质高于常人。琅琊王家的前辈王衍、王戎等人都是书法家。二人擅长草书，轻便没有拘束，很符合玄学大家的气质。之后王敦、王导、王廙（yì）、王旷等王羲之的父辈也都写得一手好字。与王家交往的谢家、庾家也出了多位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岳母郗夫人就是有“女中仙笔”美誉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了习书练字的风气，更得益于大家族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的生活，让他能将书法从其他事情中独立出来，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也只有琅琊王家这样的门阀世家才能培养出新艺术门类的大师。
王羲之在书法的世界中越走越远，后人用八个字形容他的作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作品被后世奉为神品。比如《兰亭集序》的真迹，人们普遍相信被唐太宗带入了坟墓，今人看到的都是摹刻本。
永和十一年（355）年初，厌倦了官场的王羲之弃官而去，在会稽金庭定居下来。晚年的他耕田种地，教导子弟书画，也去河边放鹅钓鱼，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王羲之的身上完全没有了父辈辗转奔波、指点江山的气度。同样褪去政治光芒和雄心的还有同辈的王胡之等人。王胡之是王廙的儿子，他们父子俩都是老庄学说的信徒。王胡之的经历和王羲之相似，在山水优美的吴兴当一个生活优裕的太守，心情舒爽，不管朝廷怎么调动他的职位，就是在吴兴太守任上赖着不走。朝廷拿这样的钉子户无计可施。和王羲之一样，王胡之和谢安的关系也不错，两人常有诗歌唱和。王胡之曾向谢安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纺玄契，废疾高卧。”在他看来，功成名就的姜子牙也好，不食周粟饿死的伯夷、叔齐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状态，他王胡之的理想就是高卧山林，听听风声，抚摩泉水。
琅琊王家在王导、王敦一代人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呼风唤雨的权势，但王家的声望依然存在。东晋王朝建立在东南世家大族支持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保障世家大族利益的制度，王羲之这一代人不需要创业干政就能保持权位。如果王家还像王导、王敦那样掌权掌兵，反而会触动东晋王朝的敏感神经。既然大环境不希望你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本也不愿干政的王羲之等人便从政坛转身而去，纵情于艺术与山水。
那么王家还有没有人留在朝堂呢？有。他就是王彪之。东晋王朝一直将琅琊王家作为朝廷的依靠。是依靠，就得有人在权力中央，领取朝廷的俸禄，也把家族的支持传达给中央，而王彪之就是沟通朝廷和王家的新一代桥梁。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刚过二十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他须发皆白的主要原因是读书太用功了，尤其对周礼儒学、历朝历代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刻苦钻研。王彪之还有收集文献的习惯，把相关的学习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后来又把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也收入箱子里，让后人世代相传。王彪之的这个习惯成就了一门学问：王氏青箱学。
早年，王彪之也担任过会稽内史。他严于执法，六亲不认。当地横行乡里的中小世家大族对王彪之恨得牙痒，但又斗不过琅琊王家，不得不收敛气焰。三万多户被世家大族逼得远走他乡的百姓先后回迁。朝廷考虑到王彪之的实际情况，任命他为太常。太常在秦汉是九卿之一，地位很高，但到东晋时期权力已被大大削弱。因为太常主管朝廷的典章制度，可算是朝廷中专业性最高的岗位。王彪之学问深厚，为人严谨庄重，很适合这个岗位。
王彪之出仕之时，桓家势力后来居上，与琅琊王家、陈郡谢家平分秋色。大将军桓温试图控制朝廷，许多世家子弟争相向桓家靠拢，派亲信向桓温表忠心。王彪之是极少数拒绝向桓温献媚的人之一。恒温对他怀恨于心，将王彪之罢官，还将他逮捕入狱。好在琅琊王家势力尚在，借一个大赦让王彪之先降职后调任回京，后升任了尚书仆射。王彪之和谢安、王坦之三个人一起联合起来对付桓温日益膨胀的野心。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即位时只有十一岁，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王彪之、谢安、王坦之三个人都不同意。桓温和王敦一样，身体不好，遇到挫折就一病不起。临终时，桓温决心最后一搏，向朝廷要求九锡，还让笔杆子袁宏草拟了《九锡文》。袁宏把《九锡文》拿给王彪之看，王彪之讽刺他说：“你这样的大才，怎么写这种文章！”袁宏碰壁后，去找谢安。谢安的政治技巧很高，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而是笑着让袁宏反复修改。袁宏修改了一遍又一遍，谢安都笑说不满意，他只好又去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知道谢安的用意，说：“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马上要死了，你着什么急啊？”袁宏恍然大悟，对《九锡文》也不再热心了。没多久，桓温被拖死，请九锡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桓温死后，朝廷由谢安、桓冲、王彪之三人辅政。桓家势力大降，谢家势力上升，政令大多出自谢安之手。琅琊王家和陈郡谢家的关系不错，王彪之和谢安的私交也不错。但王彪之对谢安不合礼制的做法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痛打落水狗，要把桓冲排挤出朝廷，表面上恭请皇太后临朝，深层意思是方便谢家操纵实权。王彪之引经据典，认为谢安这么做不合制度，坚决反对。谢安讲排场，对修宫殿等“艺术”有浓厚的兴趣。王彪之坚持要与民生息，反对大兴土木。他立论严谨、义正词严，谢安反驳不了，所以在王彪之在世时都不能放开手脚进行“艺术创作”。
377年，王彪之逝世。他的一生，基本继承了父辈王导、王敦等的衣钵，安分地扮演好王朝支柱的角色，不越位，不退缩。
王羲之、王彪之之后，琅琊王家逐渐远离了政治。
王羲之一共有七子一女，这八个子女都在书法上小有成就。王羲之唯一女儿的名字无考，只知她嫁给了浙江余姚的刘畅。她和刘畅有个孙女，嫁入陈郡谢氏，生了一个曾外孙，取名谢灵运。大诗人谢灵运就是王羲之的重外孙。
王羲之七个儿子中，最有名的是王献之。王献之曾担任吴兴太守，官职终于中书令，但他最大的成就还在书法方面。书史上把他与父亲王羲之并称为“二王”。王家的人书法成就斐然，得益于家庭提供的优越物质基础，更是他们刻苦练习的结果。
王羲之练习书法的时候，吃饭走路的时间都不放过，人们常常看到他用手指在身上划来划去，因此王羲之的衣服换得特别勤。教科书中经常举两个王羲之练字的例子，鼓励现在的孩子以他为榜样。一个例子是一次王羲之在书房练字忘了吃饭，家人把馒头送过来，王羲之太投入了，摸了一个馒头就蘸着墨吃起来。家人进来收拾的时候，看到满嘴墨黑的王羲之还在啃“墨水馒头”。另一个例子是王羲之洗砚把一池水都给洗黑了。人们把这样的水池称为墨池，现在绍兴、永嘉、庐山等地都争着说王羲之牌墨池在自己的地盘里。
王献之开始练字的时候，问父亲王羲之书法的秘诀是什么。王羲之指着院子中满满的十八口大水缸说，那就是秘诀。王献之练字研磨，把水都给用完了，书法水平果真大进。王献之的书法，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又更加无拘无束。中国书法史上“一笔书”的狂草就是王献之的创举。
王羲之后代中经历最传奇的是王徽之。王徽之也是书法家，但成就逊于父亲和弟弟王献之。他的官也小，只做过参军和黄门侍郎之类的中级官员。因为心思根本不在官场上，他平日里不修边幅，工作时蓬首散带，根本不过问职责内的事情。一次桓温问他，王先生现在是什么职务啊？王徽之挠完痒痒说，看到衙门口马匹进进出出，可能是个管马的衙门。实际上是军府。桓温又问，最近衙门里死了几匹马啊？王徽之冷冷地说，我连衙门里有几匹活马都不知道，哪里知道有几匹死马啊。这么不负责任的回答，竟然让王徽之获得了玄学界的一致好评。上级知道这段奇闻后，脸上挂不住，找王徽之谈话，要求他工作要严肃，要好好上班。王徽之盯着天花板，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谈话结束后，王徽之干脆弃官而去。
相比官场，王徽之更喜欢山阴的乡间生活。一夜，山阴大雪。半夜，王徽之醒来，发现大地白茫茫的一片，自饮自酌起来。彷徨间，王徽之想起了居住在剡县的好友戴逵，连夜叫人备船要去造访。当夜，皎月当空，一叶小舟穿行在浙东的水系之间。王徽之边饮酒，边吟诗，等天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终于到达了戴逵府前。奇怪的是，王徽之却叫船夫调头回山阴。船夫问其故，王徽之答：“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要的就是造访的过程和期待的感觉。王徽之的后半生与竹子为伴。浙江丘陵的竹子挺拔茂盛，成林后气象万千，王徽之自评生活不可一日无竹，最后终老于竹林之中。
丞相谢安想和王家联姻，原先挑中的人就是王徽之。听说王徽之“雪夜访戴”一事后，谢安反悔了，将侄女谢道韫转嫁给了王徽之的哥哥王凝之。王凝之的成绩不如兄弟，活得也不够潇洒。他最后担任的职务也是会稽内史，掌管地方军政大权。正赶上海匪孙恩起义，起义军围攻会稽。部下建议备战，王凝之却相信道家神祖能够保佑会稽无恙，只是终日闭门祈祷。部下催得急了，王凝之就说：“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结果起义军长驱直入，杀入会稽。王凝之和子女一同遇害。
后世喜欢用王凝之的极端例子，来证明王家势力的衰败，进而论证整个门阀世族势力在南朝的逐渐没落。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东晋与南朝的政治基调是清静无为，不喜欢出事。后人想当然的奋发进取的政治姿态，并不利于世族势力的维持与发展，还可能让他们与王朝政治格格不入，招致危险。因为制度保障世族的利益，所以世族子弟们选择清静，漫天神侃。王家从政坛走向书法和玄学，也是一种必然。起码在整个东晋与南朝，琅琊王家都保持了第一家的地位。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在淝水之战的推动下，陈郡谢家跻身世族领袖。由东晋后期直至南梁，陈郡谢家一直和琅琊王氏并称“王谢”，是南朝的最高门第。
南朝历代皇帝登基加冕的时候，都喜欢找谢家辈分高的人来当司仪，象征世家大族对新皇帝的支持。虽然之后谢家子弟隐退幕后，不喜欢打理实际政务，但头等门户的光辉始终不落。南梁时，王琮娶了始兴王的女儿繁昌县主为妻。后来始兴王悔婚，要王琮和女儿离婚。王琮的父亲王峻向始兴王求情，始兴王推脱道：“这是皇上的意思，我也不愿如此。”王峻就放狠话说：“臣太祖是谢仁祖（谢尚）的外孙，我们家也不需要借与殿下联姻来提高门户。”好几代之后，谢家外孙的身份都能让人在王爷面前强硬起来，谢家的门户势力可见一斑。
谢家的崇高地位体现在三个方面，或者说这三个方面支撑了谢家的权势。首先，谢家世代为官，而且都是大官。自东晋至南梁（317—557），谢氏共有十二代、一百余人见于史传。其次，谢家聚集了大量资产。如谢安的孙子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时至南朝宋元嘉年间，谢混这一支还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奴僮数百人”。而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在会稽老家的地产更多，包括两座山、五所果园和数不清的竹林菜圃。最后，谢家子弟大多才华出众，家族重视文化教育和知识积累。政治世家不管是怎么发家的，发达后都会重视家族教育。文化素养可以提升家族的形象，保障子弟的素质。在崇尚清谈、醉心文艺的南朝，文教更是世族子弟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谢安在家族中隐居时间最长，他早期生活十分清闲，谢家兄弟就把子女留在东山托付给他来教育。不过他教育的内容与政治技巧有关的不多，多数是与文学和做人有关，无意中塑造了陈郡谢家重文学、喜清谈的潇洒家风。后世一直用芝兰玉树来指代谢氏子弟，说的也是谢家子弟自由洒脱的才气、秀气。这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一代文豪谢灵运。
谢灵运是名将谢玄之孙、谢瑛之子。谢瑛资质平庸，只担任过秘书郎，娶了王羲之的外孙女，生下谢灵运。也许是隔代遗传，谢灵运继承了王羲之、谢玄的若干优点，文学成就超过了先辈。
谢灵运的政治起点很高，因为父亲早死，他八岁就世袭了康乐公的爵位，食邑二千户。加冠后，谢灵运出任抚军将军刘毅的参军，从此开始了曲折的仕途，一生颠沛流离。当时政治上层风浪迭起，谢家渐渐远离了实权，虚名为多，只能在政治风波中随波逐流，难有作为。刘毅在与刘裕的权争中兵败自杀，谢灵运堂叔谢混也被诛杀。刘裕却没有追究跟随刘毅、与谢混关系密切的谢灵运，反而起用他为太尉参军，表示拉拢。此后谢灵运在一系列可有可无的小官职位上起起伏伏。不久刘裕取代东晋，当起皇帝，建立了宋朝。新王朝建立后，晋朝的封爵不算数了。刘裕为了表示对前朝世家大族的尊崇，宣布对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五家保留封爵，但爵位下降一级，食邑减少。谢灵运因此由公爵降为康乐县侯，食邑缩为五百户。
谢灵运继承了家族精讲玄学和精通文学的传统，多少有点儿隐逸自娱的性情和豁达宽松的胸怀。官运不佳没关系，谢灵运把精力都花在写诗吟词上。刘裕的次子、庐陵王刘义真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和蔼倾听者和慷慨支持者。他很欣赏谢灵运的文才，对谢灵运的诗文爱不释手，对他的洒脱轻浮也很包容，认为自古文人皆如此。刘义真还声称有朝一日要是当了皇帝一定任命谢灵运为宰相。刘裕死后，太子刘义符即位。刘义符年少无才，不久被权臣废黜。按封建宗法，刘义符之后就轮到刘裕次子刘义真即位，但徐羡之等权臣拥戴了刘裕三子刘义隆。权臣们先下诏将刘义真调离京城，接着又以不拘小节、诽谤朝臣的罪名贬谢灵运为永嘉太守，铲除刘义真的羽翼。安排停当，刘义隆顺利登基坐上了龙椅。
永嘉在今浙江温州，山水旖旎，风光秀丽，是当今的旅游胜地。但在南朝时，永嘉却是乌烟瘴气，闭塞落后得很。那雁荡山是横亘在人前的天险。谢灵运到了任上，也不问政事，整天寻思着怎么征服山山水水，攀登幽静险峻的山峰。据说为了登山，谢灵运发明了木制的钉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齿钉，下山取掉后掌的齿钉，这样上下山既省力又稳当，史称谢公屐。
美丽的山山水水净化了谢灵运的心灵。他本因政治斗争失败而来，登山多少也有逃避现实、寻求心灵宁静的目的。永嘉的山水让谢灵运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很少有人能够在一生中找到抚慰滋补心灵的内容，谢灵运却在历经不幸之后幸运地找到了，并激发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仕途失利的谢灵运在文学诗歌上觅得成功。他吟唱山水，书写四季，记录日月，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山水诗。没错，谢灵运就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在这里，谢灵运将一个普通的南方庭院有声有色地推到了读者面前。“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在这里，谢灵运和读者分享看到的山色美景。他的诗歌没有两晋时期作品玄思虚幻的色彩，更绝少说教与晦涩。清新美丽、平实易懂的特点，彻底扭转了后世的诗风。钟嵘在《诗品》中说谢灵运的山水诗“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上千年后依然被人传唱。当时永嘉和建康通信不便，但谢灵运一有新作，就会立刻以最快速度被传抄到建康。人们称“谢康乐的大作来了”，争相传阅，成为时尚标志。
谢灵运在永嘉无为而治，纵情名山胜水，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太守的岗位难熬，杵在那里并非自己的心愿。到任两年多后，谢灵运称病辞职，回到上虞东山隐居。
宋文帝刘义隆逐渐长大，也加入到了谢灵运崇拜者的行列之中。在铲除权臣巩固皇权后，刘义隆征召谢灵运回朝廷，先任命他为秘书监，随即升迁为侍中，对他恩宠无比。刘义隆称赞谢灵运的诗和字为“二宝”。谢灵运的春天来了，可身上的文人陋习也开始膨胀爆发。他自恃门第高贵，又才华横溢、名望在外，夸耀说：“天下才共一石（一石等于十斗），三国大才子曹植独占八斗，我占了一斗。剩下的一斗天下人平分。”他盲目乐观，以为位极人臣就能立刻重塑陈郡谢家的辉煌。
谢灵运踊跃向朝廷建议，积极和同僚们商谈政事，刘义隆无一采纳。刘义隆很尊重谢灵运，但那是文艺领域的尊重，不涉及权力。他提拔谢灵运在身边，只是当作文学侍从而已。不料，谢灵运一厢情愿地要介入政治。没过不久，谢灵运也看出了刘义隆的真实意思，意识到在朝廷真正得道的是另外一些有能力的实干之才。他们的门第和名望都不能和谢灵运相比，但他们得势了。谢灵运第二次选择了辞官。
辞官回乡后，谢灵运守着硕大的庄园，写诗作画，找朋友游玩取乐。他是待不住的人，不时率领数百随从去深山幽谷探险览胜。会稽南边的临海郡在群山峻岭的环抱之中，交通极其不便，据说风景优美但很少有人去过，更没有多少吟诵文章。谢灵运好奇心切，带上五百个家丁家将就出发了，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要一览“庐山真面目”。临海太守王秀得到报告说，有几百人开通了天台山和括苍山，奔临海郡城而来。临海很少有人造访，王秀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伙强人，不是来攻打郡城就是来打劫的，下令禁闭城门做好防范。但谢灵运只是来旅游的，却吃了个闭门羹。经过交涉，王秀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谢灵运来临海搞创作了，虚惊一场。谢灵运游兴不减，在临海玩够了，临别时还拉着王秀，邀请他一起继续探索深山老林。王秀可没有谢灵运那样的闲情逸致，更不敢擅离职守，赶紧推辞了。
居家的谢灵运又惹上了麻烦。他要填湖开田，会稽太守孟不同意。谢灵运说孟不让他开发农田是因为迷信佛教，怕填湖让鱼虾丧生，并嘲笑他说：“得道靠的是天性聪慧，你生在我前，成佛必在我后。”太守孟恨死谢灵运了，告了他一状，说他有“异志”。谢灵运吓得赶紧连夜进京申辩。刘义隆对谢灵运很了解，不仅没有追究，还留他在建康主持典籍编撰。半年之内，谢灵运联合他人编定了图书上万卷。
刘义隆觉得谢灵运这个人可惜了，起用他担任临川内史。到了临川，谢灵运仍旧不理政事，终日游荡。人际关系没搞好，他再次被地方官员弹劾。自认为满腔抱负，非但得不到重用，却多次和那些泥鳅王八纠缠申辩，苍天真是不公啊！谢灵运这次来了气，把告他的人扣押了起来，还赋诗一首：“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满腹牢骚的谢灵运将刘宋王朝比作暴秦，自比张良、鲁仲连。这两位都是要推翻暴秦的人。暴秦是谁，人们第一就联想起本朝来，那么谢灵运是要推翻朝廷了。刘义隆终于忍受不了谢灵运，决心要治他的罪。司徒刘义康亲自派人收捕他，谢灵运一不做二不休，竟然调兵拒捕。结果罪上加罪，被捕后流放广州。
谢灵运依然不改狂放本色，坦荡地到广州去了。不想，刚到广州，新的诏书就到了。朝廷称谢灵运叛逆不道，下令就地正法。谢灵运在广州被当众斩首，年仅四十九岁。同时被朝廷下令杀害的还有刘义真。谢灵运被斩首前叹息道：“真是小狂风雅，中狂讨嫌，大狂送命。”
在谢灵运之后，谢家又出现了一位谢朓。谢灵运与谢朓并称文学史上的“大小谢”。谢朓留下了“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的诗句，风格与谢灵运相近，性情也是洒脱不羁，名声在外，被南齐藩王器重。南齐后期，始安王萧遥光阴谋篡位，谢朓不预其谋，反遭诬陷，下狱冤死。“大小谢”极其类似的悲剧命运何尝不是谢家走向没落的反复宣示。
说到陈郡谢家的衰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连年的战乱和杀戮。孙恩造反时，谢家势力正处于巅峰时期，主持了镇压造反的工作。结果两年中近十位谢家青壮子弟死于战火，好几支血脉遭到灭门。之后桓温的儿子桓玄继承父亲的野心，再次造反作乱，悍然称帝。桓玄一度要占乌衣巷的谢家做兵营，谢安的孙子谢混苦苦哀求。考虑到桓谢两家的先人关系不错，桓玄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两个大劫加上侯景之乱时的杀戮，谢家蒙受了重大损失。其次，新的政治人物和势力的兴起，尤其是寒门势力的崛起冲击了陈郡谢家等老牌世族。政治气候变了，谢家的政治田地不再旱涝保收，后代要想重掌祖辈的权力更是难上加难。后期，陈郡谢家子弟虽然充斥南朝各代，但有所作为的政治人物已不多见。世族子弟的无所作为，与其在政治上的渐行渐远是有必然联系的。陈郡谢家的衰落仅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陈郡谢家在史书上的最后一个名士是谢安的九世孙谢贞。谢贞一生如浮萍般在乱世中飘荡。侯景叛乱中，谢贞随无数难民被掳掠到长安，后回到南陈，又遇到整天唱着《玉树后庭花》的陈后主。人生多舛、国家无望，谢贞苦闷异常，之后母亲去世，他痛哭气绝竟然也死了。也许正是这种看似异常的“孝行”，让谢贞在史书上为家族挣得了最后的赞誉。
谢贞诗歌才华不错，流传下来却只有“风定花犹落”一句。有人说，只凭这一句谢贞就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有人说谢贞这句残诗一语成谶，写出了陈郡谢家和两晋南朝整个贵族门阀的没落。谢贞死后第四年，腐朽的南陈王朝覆灭了，金陵王气黯然消散。两晋南北朝世族门阀的昌盛时代正式结束，王谢子弟踪迹难寻，旧时堂前的燕子现在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东晋南朝时期，官员的录取标准主要就一条：出身。
出身豪门大族的子弟，就算是块木头也能平步青云；出身寒门地主的子弟，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只能位列下僚，终身埋首文山案牍，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切的成因都要从九品中正制度说起。
汉朝官员入仕主要靠“征辟”。朝廷觉得哪个人有才华，地方官府或者大官员看到哪个人有能力，都可以直接发文任命他为官。挑选的标准是品德优秀、才学出众。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家族重视家庭教育，“诗书传业”“礼法传家”，子弟都很出色，就世代为官。同时品德和才学的高下，没有统一的测试标准，主要靠乡党的评议。
东汉末期，品评人物优劣的“清议”开始出现，影响了朝廷的征辟。曹魏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默认了当前的现状，又考虑到乱世之中人才四处漂流、乡党评议不尽准确的实际情况，将乡间的评议权力收归政府，设立专门的中正官员去评议辖区人才，将人才分为九等，称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根据品级高低授人官职。
人事任免的权力被中正官员操纵，加上中正官员都由现职官员出任，新挑选的官员自然都是官家子弟。那些世代为官的世族子弟就占了优势。所以说，陈群等人创议九品中正制之初就是站在世族大家的立场上，与即将称帝的曹丕讨价还价。随着世族官员掌握中正官制，世族子弟充斥上品，最后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势族指有权势的家族，包括世代显贵之家和世代为官的望族。入仕的标准简化成了只看家族出身，不问其他。再后来，整个制度异化为纯粹以血缘为标准。
在东晋和南朝，世族子弟二十岁即可入仕，而寒族子弟要三十岁才能从基本办事员干起。世族子弟入仕后，如秘书郎、佐著作郎、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官职，成了世族子弟的专利，上任后能很快转迁高官。我们看南朝的许多人物传记，“起家著作佐郎”“领著作”“掌著作”“掌国史”“修起居注”的记载比比皆是。在这些人中，文字功底扎实、有真才实学的不能说没有，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文史之才。而寒族出身的人，即便文采出众也做不了这些清要的官职。南梁时人吴均，是公认的大才子兼史学家，先是“待诏著作”，后来又为梁武帝编《通史》，就因为不是世族出身，一辈子都没当上官。
此外东晋和南朝都明文规定：世族可以荫护部分人口，依附世族的人可以免除赋税徭役；世族可以封山固泽，圈地占地；部分世族还可以拥有私人武装，等等。当官所带来的地位、权力和收益等好处顺带着也落入了世族子弟的囊中，这些好处世代相传，又反过来增强了世家大族的势力。
南方的世家大族为了垄断仕途和即得利益，做了许多荒唐的事情。
比如“谱学”开始流行。所谓谱学，就是研究家谱的学问。这可是“大学问”，是明确各个家族贵贱高低、防止寒门地主冒充世族的“根本所在”。所以每家世族都很重视编撰家谱，明确谁是自家人。各家之间相互学习，辨别谁才是同类人。官员选拔，各级中正官员不管才能，只翻家谱，凡是高门大户的一律定为上品。担任中正官的人，除了本身是世族外，还必须对各家世族的祖宗十八代都了然于胸。发展到顶峰时，官场中人都钻研谱学，将各家的谱系名讳等背得滚瓜烂熟，免得交往时张冠李戴或者犯了名讳。谁不精通谱学，便被认为“无能”“不称职”，就会遭到裁撤。
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郡袁氏、鲁郡孔氏、陈留阮氏等是公认的高门贵户。而迟至梁朝，官方谱学的前一百名都没有南方的土著世族。世族也分高低，永嘉之乱时从北方南渡的世族是高门，欺压南方土著世族。南北世族的内部矛盾一直存在。
修了家谱，世族们又为了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联手杜绝与世族圈子之外的人通婚。王、谢两大世族就经常联姻，吴郡的朱、张、顾、陆是一个婚姻集团，会稽的孔、魏、虞、谢则是另一个婚姻集团。世族子弟其他都风风光光的，但婚姻选择的范围却非常狭窄，门第、辈分和年龄都合适的对象没几个。南齐时期，发生了王源嫁女给富阳满氏的案子，轰动一时。
王源老婆死了，家里又很穷，吴郡富阳人满璋之家境富裕，替子满鸾求娶王源的女儿。满璋之给了五万钱作为聘礼，王源就答应了。五万钱的数目很大，王源不仅操办了女儿的婚事，还用余钱继了弦。不想，当时的世族领袖沈约弹劾王源将世族女子嫁给寒门子弟。王源曾祖父王雅是西晋的尚书右仆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清官显要，他的世族身份没有人怀疑，但是富阳满家却被世族圈子怀疑是寒门地主。
王源解释，据满璋之说富阳满氏是高平世族满宠的后代，满宠在魏明帝时任过太尉，其孙满奋是西晋的司隶校尉。自己又见满璋之担任侍郎，准女婿满鸾担任主簿，才定下这门亲事的。沈约则认为，满璋之的世族门第没有明确根据。满家最显赫的人满奋早在西晋就死了，其后代默默无闻，满璋之的家世显系伪造。因此，沈约弹劾王源“人品庸陋”，与满家联姻是唯利是求，“蔑祖辱亲”。最后，王源被逐出世族行列，禁锢终身。可见世族和寒门之间的界线泾渭分明。
世族人家更荒唐的是，最后竟然发展到不和非世族的人士交往，甚至想方设法地侮辱主动示好的非世族人士。南齐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出身寒门，却风流儒雅，一副世族子弟的派头。齐武帝萧赜非常欣赏纪僧真，常说：“人生一世，何必计较士庶门户？不要看纪僧真出身寒人，却是许多士大夫所不及的。”纪僧真因此求皇帝给他“抬籍”，以便能进入世族行列。萧赜不能做主，就让纪僧真去找都官尚书江敩（xiào）。江敩出身济阳考城江氏，世代显贵，母亲是宋文帝的公主，自己又娶了宋武帝的公主，门第显贵。纪僧真来江家拜访，江敩倚在榻上养神，不等纪僧真开口就自顾自地吩咐下人：“把我的榻子抬远一些，不要靠近纪大人，人家是士族清流，我高攀不上。”下人们过来抬起榻子就走，把纪僧真晾在一边。纪僧真马上知道抬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只好灰溜溜地告辞。
宋武帝时，寒门出身的国舅路琼之，锦衣绣服郑重其事地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出身琅琊王氏，虽无一官半职但门第高贵。路琼之来后，王僧达冷淡地客套了几句，突然打断路琼之的话问：“过去我家中有一个马夫叫路庆之，不知是你的什么人啊？”路琼之大为尴尬，随即起身告辞。王僧达也不挽留，当即命令仆人将路琼之刚刚坐过的床榻拿去烧掉。路琼之回去后找路太后哭诉，路太后大怒，又向宋武帝哭诉：“我还活着，路家就这么被人欺凌，我死了路家人还不沿街乞食啊！”宋武帝刘裕是一代枭雄，杀人无数，但对这事一点儿办法都没有，说了一句：“琼之年少，没有事情去拜访王僧达干什么啊！活该他受人欺辱。王僧达那样的贵公子，岂可以加罪乎？”
说到南朝的皇帝们，世家大族和他们的关系就比较微妙了。世族势力是依附政权产生的，离开了政权他们的世袭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晋室南渡时，北方南下的世族纷纷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之后南朝历代禅让，世家大族们都很务实地承认胜利者，主动支持新的王朝，对新皇帝表示效忠，目的也是保障世袭特权。
摆在世家大族面前的最大难题可能就是南朝皇帝的出身都不高。刘裕就不用说了，齐梁的萧氏虽然算是地主出身，却也不是什么显赫门第，勉强算是寒门，陈霸先则是南方土著出身，以小吏起家。世族们不和新皇帝交往又不行，怎么办？南朝史书特别重视载明人物的家世谱系，凡记世族人物必载其祖先的官阶履历，写得越显赫越好。于是世族们就给新皇帝编撰了一个个显赫的祖先，比如说南齐萧道成是西汉相国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并煞有其事地拉扯出了从萧何到萧道成之父二十三代的世系、官位，并一代一代地注明，还将并非一族的萧姓名人也拉扯进来。给非世族的皇帝们编排显赫的谱系，除了有对皇帝的奉承外，世族们的主要目的是证明皇帝也是世族中人，从一个侧面证明世族血统的高贵。最终，他们还是为了保障世袭特权。
南朝皇帝们需要世家大族的支持，因为世族的势力异常强大。新皇帝们不能也不敢取消世族的特权。但另一面，世族势力强大到了威胁皇权的程度，皇帝们又不得不出面对世族进行抑制。皇权和世族权力的斗争在南朝政权发展中始终潜伏着。
南朝主要的赋税徭役来源是户口登记在册的自由农。但长期以来户口政策流于形式，因为世家大族们隐藏了许多人口，以便供自己驱使、剥削。为了安置北方南下的百姓，东晋和南朝都设置了侨州、侨郡、侨县。其中的百姓被称为侨人，不算正式户籍，不负担国家税役。东晋和南朝历代王朝都想整理户籍，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统一受政府管理。东晋时，桓温、刘裕都亲自主持过户口整理工作，以严厉著称，还处置过部分人。但世家大族纷纷反对整理户口，害怕经济利益和依附人口受损。最后，历次户口整理都不彻底，侨州、侨郡、侨县始终存在。朝廷和世族的利益都受到了照顾，谁都压不倒谁。
皇帝们与世族势力斗争的主要手段就是扶持寒门地主的势力。世族子弟们都拥挤在那些清贵显要、升迁快速的官职上，逐渐不屑于处理实际政务，导致许多负责实际事务的重要岗位落入寒门子弟手中。寒门子弟没有根基，与世族子弟存在矛盾，成了皇帝可以栽培的力量。南朝各代，寒门子弟不是典章机要，就是本身通过军功使地位上升。世家大族对揽权的寒门人士，每以“恩幸”视之，轻蔑之，侮辱之，不与之往来。然而寒门地主力量虽有增长，却不能动摇世族势力的根基。一方面，寒门近臣虽然不乏有才之人，但品德大多低下，文化素质难以与世族相比，他们贪赃枉法、弄权营私，往往较世族更甚。另一方面，他们权重之后，喜欢模仿世族奢侈豪华的风气，极力设法混入世族的行列，比如纪僧真。世族控制着社会的主流生活形态，惹得寒门纷纷向其靠拢。
所以无论是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暗斗，皇帝们都没有成功，世族势力不断增长。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即覆灭，主要是因为世族彼此之间派系倾轧。顶尖世族之间存在矛盾，南渡世族和本地世族之间也存在矛盾。朝廷才能利用世族内部的矛盾，谋取均衡，维持政权。
南方的世族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老套地说，既有南方社会内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变故。
这内部的原因不是寒门地主势力的上升，而是世族自身的逐渐腐化。世族的产生与壮大，重要原因是自身能力强、文化素质高，以及注意家庭教育。东晋时世族走向鼎盛时期，豪门大户都注重家学相传。顶尖的世族，比如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的家教和子弟的文化素质，都是出了名的优秀。前期的世族都当得起“书香门第”“功勋门第”的称号。但随着权势世袭，现成的地位和利益很快侵蚀了世族子弟。反正不用认真读书、勤奋工作就能坐享其成，为什么还要认真和勤奋呢？久而久之，世族子弟越来越不成器。
梁朝全盛之时，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民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意思是，只要从车上掉不下来的小孩就能当著作郎，只要能在信中写问候的话就可以当秘书郎。八九代人都没种过田，稻麦不分，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割，这样的世家大族完全脱离了现实。
南梁时，世族人士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涂脂抹粉，出则车舆，入则扶持，找不到能骑马的人。别人送给世族人士周宏正一匹矮小得只能在果树下走的马做礼物，周宏正这才学会，还常常骑出去，就被圈子里的人评为“放达”。至于有尚书郎敢骑马，则会被圈子里的人弹劾。建康令王复有一回看到马又跳又叫，大惊失色，颤颤巍巍对人说：“这分明是老虎，怎么叫作马呢？”最后侯景叛乱，世族子弟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只能坐着等死。
东晋、南朝政治变得如此松懈、腐败和懦弱，掌权的世族要负主要责任。
外部原因就是从侯景之乱开始的一系列变故。侯景之乱间接导致了南梁的灭亡，摧毁了南方的世族结构。侯景刚投降时，备受宠遇。侯景就想向王、谢两家求婚，萧衍劝他说：“王、谢门第太高，你配不上。不妨在南方土著的朱、张以下门第看看。”侯景一个北方武人，竟然被南方的世族文化这么打击。于是他恨上了那些世族豪门，发誓要将世族儿女拉下台来，许配给奴婢。叛乱期间，侯景进入建康后几乎杀绝了王、谢二家，其他世族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同时侯景也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破坏，“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们的经济和社会势力。他还提拔了大量寒门人士甚至奴婢下人，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侯景之乱，西魏两次攻略江陵，使旧世族势力一蹶不振，面目全非，子弟甚至沦落为农夫商贩。到陈霸先以胥吏身份登基称帝，南方土著地主抬头，南渡世族势力更加衰落。不久隋朝兴兵伐陈，南陈覆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南方所有的世族，不论南渡的还是土著都随着南方政权一起灰飞烟灭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北方世族的发展和南方不同。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特权而言，南北世族是一致的，但两者的境遇不同，作风也就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说来，南渡的世族都是盛流名族，他们借着拥戴王室的名义，各自封山占泽，成立庄园，把南方土地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并歧视南方土著家族，引起侨姓与吴姓之间的严重对立。而滞留北方的世族，门第本来就不是最高的。他们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和压迫之下，不得不扎根百姓、结好民众，以稳固自己的地位，从而博取其他民族统治者的重视。所以有人说，南方的世族是“借上而凌下”，北方的世族则为“附下以抗上”。
南方的世族养尊处优，心态上变得自私自利，不注重家庭利益。大家族慢慢分裂为小家庭，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分居的占十之六七。他们往往“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甚至有“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的奇观。平时各自享乐，有事时就各奔东西。北方世族就不同了。因为处境艰苦，同族之间凝聚力越来越强，家族组织趋于紧密的大家庭制。在乱世中，他们往往聚族而居。许多大家族还建立坞堡，聚拢流亡百姓，成为自给自足、亦农亦军的社会组织。少数民族政权不敢轻辱，往往吸纳他们进入政权。世族因为无力驱逐异族统治者，只有隐忍与之合作，通过建立功业保全自己，同时通过参与胡族政权的机会，逐渐把汉族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入其中。因此，北方虽然战乱不休，汉族政治传统却始终没有断绝，反而将异族统治者的传统融化掉，最终将少数民族文化消融在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因为汉族世族屹立不倒，始终具有强健的力量，从五胡十六国到北魏、北齐和北周，历代王室对世族重视并引为己用。北方世族逐渐接触少数民族政权的权力核心，最终将政权重新夺回。北魏时期的汉化政策使少数民族加快了融入汉族的速度，同时许多汉族世族人士也逐渐胡化，被少数民族接受为同族。北魏分裂后，北齐高氏汉化程度浅，政权保持了较多少数民族习气，对黄河中下游的汉族世族人士并不重视。东部汉族世族势力发展不起来。而西部的北周政权因为力量薄弱，特别重视争取关中陇西汉人的支持，所以极力拉拢关中陇西世族。隋唐的建立者杨氏、李氏都是关陇世族人士，他们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宇文家族拉入北周政权内部的。北周政权和汉人逐渐融合，力量由弱变强，最终消灭了北齐和南陈，时隔四百年后重新统一了中国。北周政权也被汉人出身的杨氏、李氏等关陇世族集团篡夺。中国历史也进入了关陇世族掌权的隋唐时代。
佛教在两汉时期就从古印度传入了中原地区，但是当时人们对佛教教义不甚了解，仅仅将它当作道教神仙的一种。少数信奉佛教的人也都是官僚集团中的上层人士。在两汉时期，人们出家为僧是非法行为。所以当时佛教还仅仅是社会上的一种边缘思潮，它真正盛行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解决了自己教义和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刻矛盾，最终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并绵延千年。
为什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流行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东汉末期以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越来越不能解释社会的黑暗面，社会各阶层对儒家学说产生了信任危机。而此时的道教虽然教义不断完善，仪规逐渐形成，但距离成熟的宗教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新兴起的玄学虽然逐步取得了一些思想市场，但它的信仰者基本局限在士大夫当中。时人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而佛教恰逢其时，从天而降。
第二个原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王朝像走马灯一样更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动荡的社会是宗教发展的沃土。当社会中人人都怀着朝不保夕的恐惧和忧虑时，神灵的超自然力量自然就成了人们寄托各种美好愿望的对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保全身家性命、保护自己财产的迫切愿望。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佛教。我们翻阅南北朝时期的正史，就会看到里面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说某个官员因获罪而被判死刑，临刑的时候他默念观世音法号，竟能枷锁自脱。还有的官员在行刑前默念佛号，就在这时皇帝赦免的诏书及时送到了，等等。这些被记入正史的事迹反映了当时官员在动乱之际企图通过信仰佛教来保全身家性命的心理。官僚阶层如此，百姓更是如此。以上两个原因相互作用使得佛教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乱世中迅速泛滥。
两汉时期是不准百姓出家为僧的，魏晋时期的石虎说我本来就是“戎”人，理当尊奉“戎神”，即佛。他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自由出家。出家的禁令解除了以后，大批百姓为了逃避劳役、保全性命，纷纷削发为僧，求得寺院的庇护。
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割据政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横征无度，百姓们出家为僧的比例就高；如果一个政权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尚们还俗的比例就高。那些帝王和达官显贵们自然不愿意出家为僧，但是他们信佛、佞佛，为佛教的泛滥而推波助澜。南朝时期，王、谢等世家大族皈依佛门的就有七八十人之多。即便是在东晋末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还亲自筹措资金数千万，塑造金佛，步行十余里放置在金陵瓦罐市。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就更出名了，曾三度出家到金陵同泰寺，甘愿做一个寺奴，最后都是梁朝官员出钱将他赎回的。
普通百姓和王公贵族的种种行为，推动了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泛滥成灾。最突出的表现是当时的中国南北方寺院林立，各家寺院收敛钱财、扩充田地，和尚和尼姑数量大增。佛教寺院发展成了庞大的经济体和社会力量。据史料统计，南朝的首都建康有佛寺五六百所，在北魏的前期首都平城有佛寺上百所，北朝寺庙超过了六千四百所。而南北双方合计的寺庙总数估计在三万所以上。当时，仅北魏统治区域就有专业的僧尼两百多万人，到了北周时期，又增加到了三百多万人。
民间的信奉和达官贵族的尊崇，使得佛教艺术也在当时大为发展。典型的表现就是佛教石窟的大量开凿。今天，我们看到的几大佛教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以及山西天龙寺石窟和甘肃炳灵寺石窟等，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其中最值得说的是敦煌莫高窟。
敦煌自西汉设立郡县以来到西晋末年的数百年之间，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镇，成为华戎交汇的大都会。进入魏晋以后，河西地区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割据政权。400年，李暠割据敦煌称王，建立了西凉。
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敦煌在前凉、西凉、北凉三个割据政权统治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各个政权都注重治理内政，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同时崇尚儒学，兴办教育，招揽了大批读书人和文化精英。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文化昌盛，敦煌成为文化中心。在当时的敦煌城里，人们能够看到各地前来避难的士人、大师和普通百姓。著名的儒家大师在敦煌开课讲学，往往能够聚集数百甚至上千名学生。在地理上，敦煌是西域进出中原的交通要道，扼守佛教传入中国的咽喉。西域的商品、文化和宗教源源不断地来到敦煌，中原内地前来避难的百姓和儒家文化、生产技术也纷纷传到敦煌，使得敦煌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焦点。
在这里，饱受动乱之苦的中原百姓纷纷拜倒在从西边来的“佛”的脚下，希望能够借此解脱苦难。敦煌由此成了佛教东传的原点和西部地区的传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驻足讲经，并经由敦煌进入中原大地。前秦苻坚的时候，开始有佛教中人在敦煌城郊区的鸣沙山开凿石窟。据说，当时有人看到，鸣沙山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尊金佛，于是萌发了开凿佛教石窟表示虔诚的心意。这场浩浩荡荡的石窟造佛运动延续了千百年，最后造就了千古流传的敦煌艺术。
敦煌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灿烂的文化及东西思想的碰撞，全都体现在了一件件的物品当中，成为一幅幅著名的、美轮美奂的壁画和一个个淹没在黄沙和谷子堆里的凄美故事。北魏灭亡北凉，统一了北方以后，河西地区的文化、人物和敦煌的佛教迅速进入中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泛滥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时期名僧辈出，翻译大盛，是中国佛教思想的奠基时期。西晋永嘉四年（310），西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洛阳，当时佛图澄已经七十九岁了。据说他在中原主持修建过八百九十三所寺庙，收了将近一万名门徒，他于永和四年（348），在邺城去世，享年一百一十七岁，他的众多门徒中最著名的是释道安。中国僧侣习惯于以“释”为姓，这个做法就起源于释道安。
释道安是冀州常州人，出家之前是饱读儒家经书的书生。十八岁时，他在邺城见到了佛图澄，受到了佛图澄的赏识，之后就一心皈依佛门，弘扬佛法。后赵灭亡后，中原混乱不堪，释道安带着弟子迁徙到南方，在东晋兴宁二年（364）率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来到了南方的襄阳。他在襄阳注经、讲经、翻译经文，常常聚集信徒好几百人。
释道安的师傅佛图澄来到中原的时候，可能还用了一些迷惑人耳目的魔术来招揽信徒，到了释道安时期，佛学完全成了一门严肃的学问，他们招揽信徒靠的是传授思想。太元四年（379），前秦军队攻陷襄阳，苻坚将释道安恭恭敬敬地请到了长安。在长安，释道安组织了大规模的翻译佛经事业，而他的弟子慧远则在前秦军队攻占襄阳以后，带领一部分人逃到了九江，后来定居在庐山。
慧远是山西雁门人，他少年时游学于许昌、洛阳，学习的是儒家经典和黄老道家之术。二十一岁在山西恒山听释道安讲经以后，毅然出家为僧。他在庐山居住了三十多年，弘扬佛法，后来发展成了净土宗。净土宗是当时南方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庐山成了佛教重地，前往江南和西域的北方僧人往往汇聚庐山。庐山也发出了一封封探讨佛经的信件，和北方同道通信问学。
北方与慧远同时代的著名僧人是鸠摩罗什，西域龟兹人。前秦苻坚命吕光进军西域，班师时将已年届中年的鸠摩罗什请到了凉州。后秦灭后凉后，姚兴又将他迎到长安，并对其敬若神明，命僧人八百余人跟从他学习。鸠摩罗什最大的贡献是组织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他精通梵文和汉字，在几百名助手的协助下翻译了大批佛经，对佛教经典的汉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这些宣扬西方佛教的僧人以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兴起了中国本土僧人去古印度求法的热潮。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在东晋时期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法显和尚。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就进佛寺做了小沙弥，二十岁的时候受戒。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和一些同伴从后秦的首都长安出发，西行求法。求法的道路当中，旅伴时增时减，旅途生活极为艰难。比如从敦煌到鄯善的一段路程，法显就不得不以枯骨为标志，在戈壁荒漠中走了十七天。经过三年的跋涉，法显在元兴元年（402）才越过葱岭，进入北印度。他的足迹遍布西、中、东印度各地，瞻礼佛陀遗迹，学习梵文，收求佛经。在东晋义熙五年（409），法显搭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继续求法。两年后，他搭乘商船回国，途经大风，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最后流落到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过了一年，他才从爪哇搭乘商船回到广州，途中又遭遇暴风雨，漂流了两个多月，结果到达了青州（今山东即墨）。法显将自己沿途求法的经历写成了《佛国记》一书。在中国佛教史上，法显是与唐朝玄奘齐名的人物。
在喧嚣的信佛、崇佛浪潮当中，也有许多人对佛教的泛滥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并提出了批评，如北魏官员李旸。他认为，中国的圣人不信神，不信鬼，而佛教却宣扬天堂、地狱、灵魂等，是地地道道的鬼教。他还上奏北魏皇帝，认为不应该舍弃堂堂正正之教，即儒教，而信鬼教。南朝官员天文学家何承天则根据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认为其宣扬邪说，自相矛盾。他举了一个例子：鹅吃草不杀生，却最终要被人宰杀；燕子杀生，以虫为食，而家家户户却保护燕子。这样看来，杀生者不一定有恶报，为善者却没有善果。何承天根据佛教思想内在的一些矛盾，认为佛教是欺骗老百姓的陷阱，应该遭到仁人志士的舍弃。
南北朝时期，对佛教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于范缜。范缜是梁武帝萧衍的老朋友，在梁朝初年的时候曾经做到尚书左丞，后遭人弹劾被流放广州，返回建康后担任官卑职小的中书郎。当时，萧衍崇信佛教，范缜却对当时举朝倾尽财力崇佛、老百姓破家佞佛的行为表示不满，公开发表了《神灭论》。《神灭论》的主要思想就是人的精神和肉体是一体的、共生的，宣扬人死神灭，没有灵魂。这就否定了佛教的因果报应。佛教的教义是博大精深的，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和神灵而已。范缜就根据这两点强调神形不可分，人死则灵魂消灭。后来上至梁武帝，下至竟陵王都驱使了一批佛教信徒与范缜辩论，结果都被范缜驳得无言以对。这也说明当时南北朝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并不深，并没有领会佛教的真正深义。很多官僚、百姓崇信佛教，大体都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并不意味着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已经深入人心。
佛教泛滥的表面喧嚣，并不能掩盖佛教和当时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对立。
不解决这样的对立，佛教就远谈不上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佛教和中国社会深层的矛盾有哪些呢？除了刚才说的佛教的精神教义并没被中国人真正接受以外，佛教对当时中国社会还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大量人口皈依佛门，大量金钱流入佛门，导致佛教和政权争夺财力、物力和人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有一些县人口不足万人，而一些大的寺庙往往拥有数十万的人口。这样就使得佛教的势力超过了地方州县的势力，怎能不引起各级政府的猜忌。
同时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古印度，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无非两种：一种是出家人四大皆空，不问尘世，入了佛门就是脱离红尘。于是许多早期的佛教僧侣住在深山老林中，不问世事。另一种就是古印度的一些王朝，比如孔雀王朝、贵霜王朝，政教合一，世俗的帝王就是佛教的最高教主。但是这两种情况和中国的政治文化都不相融。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皇权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中央政权绝不能允许有不受政府公权力管辖的特殊人物和事例存在。同时中国也是一个“非宗教”国度，世俗的帝王不可能兼任佛教的最高教主。这就使佛教的教义、组织机构和中国的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层次的矛盾。
在魏晋南北朝早朝，佛教僧侣坚持古印度的惯例，出家人四大皆空，不关心与皇权、官府产生的冲突，干脆就不理会皇权和官场。比如，当时的佛教僧侣看到了达官显贵，既不跪拜也不行礼，常常漠然地擦身而过，这在达官显贵看来就是一种不敬的行为。东晋时期，掌权的大将军桓玄曾经责问南方佛教的领袖人物慧远。他说，僧人看见了官员甚至是看见了至高无上的帝王都不行礼，这是“大不敬”，而这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当中是可以抄家灭门的大罪。但是慧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的文章来回应桓玄的责难。慧远说：僧人出家，积善积德，实际上是孝敬父母，佛教教义有助于推动文化，其实是在协助官府和帝王教化百姓，所以佛教僧侣虽然不拜帝王，但是不能说不敬。慧远最后说，佛教僧侣是开天人之路的使者，只要帝王不违背天意、顺从天意，佛教僧侣拜佛也就是在拜帝王。慧远的这种辩解，让桓玄无言以对。
在北方也是如此，北周武帝宇文邕曾经下诏，佛教僧侣在皇帝面前不得自称贫僧，必须称民或臣，但官府的这些命令并不奏效。魏晋南北朝前期，佛教仍然保持着与世俗政权抗衡的局面，这让世俗的政治人物不能释怀。魏晋末期十六国的西夏赫连勃勃大王就想出了一个歪招，他出门的时候都要身背佛像。于是看到赫连勃勃的佛教僧侣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对着赫连勃勃礼拜，这样赫连勃勃就变相地实现了让佛教僧人敬拜自己的目的。但是佛教僧侣在拜过之后，往往声称他们所拜的是赫连勃勃背着的佛像，而不是赫连勃勃本人。
到了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焘雄心壮志，要统一中国。他所遭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北方的佛教势力过于强大，垄断了大批人力、财力，并且拓跋焘害怕佛教僧侣藐视王法，不肯臣服于世俗统治，可能妨碍自己大一统的事业，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佛教在北方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佛教泛滥并不是举起一两次屠刀就能解决的。拓跋焘死后，北方佛教卷土重来，并且更盛于灭佛之前。到了北周时期，佛教僧侣竟然达到了三百余万人。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试图抑制一下佛教，于是就在朝堂上宣布“三教”的顺序为：儒家第一，道教次之，佛教第三。排序一公布，北方佛教徒大为不满，自认为要排在道教之前。于是道教、佛教两派的主要人物当着皇帝的面吵个不休。宇文邕一怒之下，断绝佛、道两教，没收道观和寺院，迫令出家人还俗。实际上当时道教还被允许保留了两处道观，而佛教却完完全全被废，三百万僧弥被押解回乡，成为接受朝廷统治的编户，佛教又一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在遭受了两次血的教训以后，佛教虽然没有在中国绝迹，但使很多佛教僧侣开始进行理智思考。他们认识到，在政治权力强盛、习惯于大一统局面的中国社会，佛教只有跟世俗政权妥协，才能在中国生根、生存、繁盛。释道安就说：“不依国主，法事难成。”为了弘法，佛教僧侣不得不低下头开始屈从世俗政权，在教义和组织上做了不少妥协。此后，他们不但见到帝王、官员开始主动行礼，甚至见到一般百姓都虔诚礼拜，无论男女老幼。
更重大的变化是中国的佛教僧侣主动“修正”了佛教的教义，在主张出家、不问世事的同时，佛教高僧们开始认识到，出家人应该服务于社会，遵从世俗政治。他们用释迦牟尼用法力降魔的说法弥合了出家和入世的矛盾。如果这个社会不太平，如果这个社会上还有暴政和不公平的现象，那就存在着佛教教义当中的“魔”，作为出家人，佛教僧侣就有义务去深入社会，去驱除掉这些魔障，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而如何还百姓一个太平天下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接受世俗政权的指挥，按照世俗政权的命令去救赎、教化百姓。经过这种调和，佛教就完全变成了世俗政权可以借来缓和矛盾、麻痹普通百姓的一种工具。
这样的妥协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于隋唐时期。唐宋以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成为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僧侣不仅和普通百姓、乡村士绅相互往来，甚至公然出入帝王豪门之家，恭恭敬敬地遇人就拜。历朝历代还出了一些国师，帮着帝王出谋划策，深层参与了政治事务。此外官府深深介入了寺院的经济乃至人事安排，就是在普通州县衙门当中也有一些专门的佛官负责给要出家的百姓做证明，给远游的和尚提供度牒。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完完全全被改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
南北朝的官制大体沿用魏晋旧制，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一样，都非常动荡混乱。
一个朝代的官制贵在稳定不变，机构清楚、职权明晰，让政务能够畅通执行，让官吏对自己的行为和前途有明确的预期。同时稳定的官制能够适应政治现实、平衡权力结构，所以每个朝代莫不将官制视为首要之务，王朝建立之初就搭建政府架构、任官治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自然也想这么做，无奈苦于政局动荡、矛盾丛生，对明晰官制心有余而力不足。“临时”“随意”就成了这个时期官制最大的特点，官场中出现了不少“临时工”。
南北朝政权都是实权人物通过军事斗争建立的。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正常的官制被破坏，这些强权人物往往用自己的一帮人马组成班底，自成体系，绕开了正常的官制和机构，自由行使职权；又由于局势动荡，军、民、财等不再自成系统，往往为了作战或者揽权的便利就打破制度和常规，因事设制、因人设官，都很常见，因此，整个南北朝时期，甚至也包括魏晋时期，“临时处置”成了官制的一大特色。
南北朝官制的另一大特色是“临时起意”，任意增加官额、虚立官名来安置功臣、贵戚和豪门。官爵成了缓解矛盾的工具，比如一些人为了聚拢人才、积累名声而大肆征辟僚属。各朝中普遍衙门多、官员多，人浮于事。官员多了，事情却办不好，衙门和官员相互扯皮，热衷名位，反而造成统治不稳。
当时的实权人物、领兵大将，都建有自己的幕僚和政权组织，甚至拥有私家军队，他们的政权被称为“霸府”。霸府帮助主人夺取了政权，就扩充为正式政权，其中的幕僚和将领就转化为朝廷的文武百官，私家军队也漂白为政府军。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霸府和正式政府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一些人投靠某个实权人物，进入他的幕府。等幕主建立藩镇或者夺取政权后，这些人自然就成了当权官员。今日他们还是某人的幕僚，明天就成了朝廷的三公九卿。南朝宗室王爷继承皇位、登基为新皇帝后，除了大肆封赏有功的幕僚和私将外，还要将封国内的所有官员都加官晋爵。这也就是南北朝官制的随意之处。
说完南北朝官制的大概情况，下面分北朝和南朝、中央和地方，具体说说官场之乱。
拓跋鲜卑在建立政权初期，保留了浓重的游牧民族色彩，政权简单而粗糙。虽然吸收了汉族士大夫做长史、司马，但底子还是少数民族。一直到道武帝拓跋珪取得并州后，拓跋鲜卑才开始建立正规的政权机构。不用说，他们采纳的是汉族的政治制度，魏晋时期的官制几乎被他们全盘采纳。自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文官，拓跋珪一般都用汉族读书人。汉族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量才录用。北魏早期正是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对于北方的汉族老百姓来说，虽然统治者换成了异族，但统治的架构还是熟悉的模样，多少能减轻些抵触情绪。
然而北魏前期对汉族政治制度的吸收还不深入。比如他们保留少数民族的劫掠色彩，不给官吏工资，客观上逼得当官的人去贪污腐败。另外，鲜卑贵族和汉族官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汉族的制度受到了鲜卑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直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期，这个矛盾才得到根本解决。他施行俸禄制，官吏在俸禄之外受贿就处以死刑。更重要的是，拓跋宏雷厉风行地推行彻底的汉化改革，大力镇压保守的鲜卑贵族，解决了落后民族和先进制度之间的矛盾。拓跋宏之后的北魏王朝，起码从外表上已经和汉族人的政权没有大的区别了。
孝文帝死后，北魏进入内乱时期。此后贪污腐化之风日盛，贵族豪强求官的人太多，吏部不敢得罪，选拔官吏只好按照求官之人的年龄和资历为标准，顺序补官，而不顾候选人的能力、品德等。北魏官吏人数大增，朝廷不堪重负，只好削减百官俸禄，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贪污之风。北魏晚期，朝廷干脆卖官鬻爵，考核提拔也以贿赂的多少为准。不仅是州郡长官，就连县里的小吏也要出钱购买。这就使得只有贪污的人才能平步青云，逼得官吏们去搜刮民脂民膏、贪赃枉法。百姓自然不堪剥削压榨，人心浮动。
偏安的南朝一直是“华夏正朔”，继承了秦汉至魏晋的政治遗风。它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建制度，也不是汉化改革，而是如何在混乱中巩固政权。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在中央实力衰落的情况下，压制住强大的地方藩镇，即如何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就成了南朝官制考虑的重要问题。鉴于时局困难、战争频仍，南朝不可能采取“强干弱枝”的手段，客观上必须保证地方有相当的军事和财政实力来保卫中央。所以从刘宋王朝开始，朝廷一般任用宗室近亲镇守地方。尤其是荆州、江州等强藩的历任刺史，几乎都是皇帝的兄弟子侄。问题是，亲兄弟也靠不住啊！刘宋、南齐两代内乱不断，哪一次少了担任地方藩镇的宗室亲王的影子？萧道成灭亡刘宋，告诫子孙：若不是刘家骨肉相残，天下哪会落入我们萧家之手。同样的话，萧衍灭亡南齐后，又和子孙重复了一遍。
梁武帝萧衍鉴于前两代皇室骨肉相残的教训，为政宽纵。他大力推行佛法，同时宽待宗室王公，希望以此来消弭内部矛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问题。结果却导致中央权威丧尽，有实力的宗室亲王蠢蠢欲动。等到侯景之乱时，皇室的内部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及南北方之间的矛盾搅和在一起，将江南富庶之地摧残得白骨累累。
南北朝中央官制的最大特点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制逐步确立，代替原来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九卿变得徒有虚名，基本变成闲散职位。
东汉以来，丞相之名变动了多次，或称丞相，或称司徒。南朝继承了丞相多变的名称，且废置不一，没有定员。中枢政务的实权从东汉开始就已默默转移到各个尚书手中，经过三国、魏晋，这个趋势到南北朝的时候已成为定式。尚书省掌握了中枢实权，真正总揽朝政大权的丞相必须加有录尚书事的头衔才行。录尚书事负责尚书省的事务，实际上是一个“加官”或者说是“差事”。录尚书事的人有权审阅一切公文，即便是威望极重的权臣，如果没有这个名号，也不能保证权力的集中。所以判断一个南北朝官员是不是真正的丞相，不看他的官衔，而看他有没有录尚书事。
南朝中央朝廷最尊贵的官衔，是继承了西晋时期的八公，即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这八个官衔都是一等一的好名字、好官职。但徒有其名，虽然有官署，却没有实际负责的事务，只是用来尊崇士族或者望重之人的荣衔、虚衔而已。八公之下，南北朝还发明了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也是虚衔。所谓“开府”，指开设府第，设官置吏。之前只有“三公”才有开府的待遇。仪同三司，指的是可以摆设和太尉、司徒、司空三公相同的仪仗。
北朝的最高荣衔和南朝略有不同，北齐的中枢最高官是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二大（大司马、大将军），下面才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北周则是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名称虽然不同，实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虚衔，真正的实权在尚书省里。
南朝时，朝廷改尚书台为尚书省。尚书省最高长官是尚书令，副手是左右尚书仆射。在既没有丞相，也没有录尚书事的时候，尚书令就是事实上的丞相。
不过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防止出现权臣，南北朝的皇帝只将行政权力赋予尚书省，而让身边的中书省参与决策。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中书监，副手是中书令。中书监、中书令负责草拟诏令、策划国政，分了尚书省的权力。结果，中书省日渐位高权重，成了皇帝新的威胁。于是原本只是皇帝侍从衙门的侍中寺被扩大为门下省，其最高长官侍中随从皇帝左右，参与朝政，随时作为皇帝的顾问。
这样一来，中书省分了尚书省的权力，门下省又限制中书省的权力。朝廷中枢分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足鼎立，分享行政、决策和顾问权力。尚书令与中书监、侍中等一同参与朝政。这隐隐中有了唐宋时期三省长官“参知政事”“参政平章事”的雏形。南朝也有个例外，南陈的国家政务就归中书省，尚书省反而唯命是从。
三省权力扩大，九卿的职权就被侵夺了。和三公一样，南北朝的九卿也只徒具虚名。有的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衙门，有的则沦为后勤服务机构。比如光禄卿在秦汉时是皇帝的侍卫长，负责禁卫军权，在西晋时就只有虚名，被排挤到皇宫之外，只在文武官员大规模朝会的时候才来点个卯。北齐时，光禄卿所在的光禄寺成了安排宫廷筵席的衙门。
西魏和北周的中央官制最为特殊。名臣苏绰等人依《周礼》六官制度改革官制，在北周开始实行。北周以天官冢宰总领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五官，形成五府总于天官的格局。这样的结构简化了机构，有利于皇帝集权。加上六官只处理日常政务，朝廷大政的决策、审核等都由皇帝授意亲信官员另行处理。不过这个制度存续时间很短，隋朝建立后就被舍弃了。
在中央官制中，御史台是极少数在乱世中保持不变的机构之一。南北朝时，御史台的长官叫作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百官。不管什么时候，皇帝都很重视对官员的监察，便利自己集权。局势越乱，矛盾越激化，皇帝越需要监察机构。所以任凭其他衙门沉浮变换，御史台都稳坐钓鱼台。
说完中央官制，继续说说地方官制和军制。
无论南北，地方官制都是州、郡、县三级制。州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区划，行政长官为刺史，下设别驾、诸曹从事等。首都所在的州，刺史称牧。郡的最高长官为太守，下面有郡丞、主簿等。首都所在郡的长官一般称为尹，比如南朝建康所在的丹杨尹、北周长安所在的京兆尹。郡下为县，大县最高长官称县令、小县称县长，下面有县丞、县尉等。县下还有乡和里。
南北朝的行政区划和官制一样混乱。行政区划总的趋势是：辖境日益缩小，数量大为增加。增加州县，就能多安插人员。比如南北方为了笼络聚民自守的坞堡主，就地任命他们为当地的县令、太守。有的时候则是为了防止强藩出现，朝廷将州县越划越小。比如南朝分荆州南部为湘州，拆交州为广州、交州、宁州等。南朝还侨置州县，产生了许多侨州、侨县。
北方则虚分州县。北魏孝明帝元诩以后，豪强、权贵、大族纷纷自立州郡，甚至连只有一百户人家的小城，也称为一州，三四个村子的地盘也立为一郡。刺史、太守、县令等为数众多。北齐文宣帝高洋之时，下令缩减行政区划，省去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五百八十九个县。南朝也有类似的合并州县的举动，但成效不大。
南北朝官制混乱的另一个重灾区是军制。乱世重兵，军队规模扩大，军官群体也日益壮大。军衔自然水涨船高，总趋势是越定越高、越任命越多。
秦汉时期，将军名号是极宝贵、极罕见的，一般授予重要方面的主将、功勋卓著的宿将或者掌管大军的权臣。绝大多数将领也就是中郎将、校尉等。从东汉末年开始，将军名号开始贬值，获封将军或者自封将军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南朝，将军已经泛滥成灾。刘宋因为战争频繁，设置了许多将军号，且突破了文武之分，高官要职纷纷兼带将军号。一些压根不统兵的官职，也带上了将军号，只为提高地位而已。至于地方军政首长，大多也封将军号。如果刺史或者太守，没有得到将军封号，就是单车刺史、白板太守，意思是没有实权。这个现象，在南北朝各个政权中都存在。
刘宋将军的尊卑高低，以四征（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安、四平为序，最贵重者为征东将军。特别尊贵的，则加“大”字，如某某大将军，又在一般将军之上。而最大、最贵的则是没有具体名号的大将军，不是授予元勋名臣，就是授予把持朝政的权臣。除此之外的其他将军，比如汉朝、三国时期相当贵重的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左右前后四将军等，又比如新出现的镇国将军、安国将军、荡寇将军、鹰扬将军、抚军将军等，都被称为杂号将军，不是授予一般的将领，就是作为官员的兼职。王羲之就因为担任过右军将军，而世称王右军。事实上，王羲之终生都没有领过兵，也没有打过仗。
南齐时期，领军将军、中领军、护军将军、中护军重于其他将军。其中的原因就是他们统率京畿地区的中央军，包括各支皇家卫率和驻屯首都附近的正规军。他们控制了皇宫和首都，且部队装备好、待遇好，优于其他军队，颇为其他将军侧目。南梁时期，军衔更趋混乱。据统计，南梁的将军号竟然有三百六十五个之多。
南北朝还有以军代政的趋势。大变乱时代，常常只有统兵的实权人物才能镇抚地方。所以各个政权也就任命将领们为地方藩镇。这在战时和战后尤其明显，往往是谁攻占了某地，就认命谁为太守、刺史。平时，各朝也以将军为都督，督一郡或数郡，一州或数州，同时兼所在地的刺史或太守，治军又领民。比如刘宋时沈攸之就曾担任荆州刺史，都督荆、襄、雍、益、梁、宁、南北秦等八州诸军事；陈霸先曾为扬、南徐二州刺史，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有的将军还加了持节的名号，像使节一样拥有节杖，称为持节将军。杨坚就曾为使持节，都督内外诸军事。
这其中又是什么奥妙呢？名称不同，权力不同。拿都督来说，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为次，督诸军为下。持节将军以使持节为上，持节为次，假节为下。持节意味着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但使持节有权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持节有权杀平民，假节只能诛杀触犯军令的人。都督诸军也好，持节也好，本质上也是临时处置，不是正式官职，而是差遣，是“临时工”。但因为有了差遣后位高权重，人人都争着做这样的“临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