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南北朝，首先要来认识一下它的主角拓跋部落。
拓跋部和魏晋时期建立五个燕国的主角慕容部一样，都属于鲜卑族，都发源于东北地区。和慕容鲜卑的“少年得志”不同，拓跋鲜卑在历史上长期“跑龙套”，直到南北朝时期才熬出头。
拓跋鲜卑作为中国的古老民族，可能发源于现在东北嫩江流域和大兴安岭附近的地区，后来南迁。拓跋部的迁徙，不是渐进的、松散的，而是所有部落人民集体性地彻底迁走，因此事后难以确定他们最初的居住地。等拓跋部发达后，《魏书》上说他们祖上发源于大鲜卑山，在山上凿有石室作为祖宗之庙。北魏太武帝拓跋焘（tāo）还曾派人去祖宗发源地祭祀，《魏书》还抄录了祭祀的祝文。
后人对拓跋部的发源地始终有争论，直到1980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嘎仙洞内发现的石刻铭文，与《魏书》所记载的祝文完全相同，才证明嘎仙洞就是拓跋部落的祖宗之庙，而大鲜卑山就是现在的大兴安岭。当时，拓跋部处于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和组织形式。
南方温润的气候和丰饶的物产，对远处大兴安岭的拓跋部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东汉时期，恰好占据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被东汉打败西迁，空出了一大片无主的土地。拓跋部趁机向南、向西迁移，逐步占领并消化了原来匈奴人的领地。到东汉桓、灵二帝的时候，拓跋部已经在现在的辽河西部地区开始了游牧生活。此后，他们沿着阴山山脉继续向西南迁徙，进入内蒙古南部地区。
随着越来越靠近中原地区，拓跋部开始进入传统史书的视野。不过他们仅仅被当作可有可无的配角，出现在朝贡表演和边地轶闻之中。拓跋部的人民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喜欢剃掉头顶的部分头发，再把周边的头发编成小辫子垂下来，所以他们被东汉人称为“索头鲜卑”。
拓跋部的游牧生活过得比较滋润，部族人口不断增长，其中也吸收了部分匈奴残部。他们保留着氏族社会的特点，加上不断迁徙而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部凝聚力特别强。到了三国时期，拓跋部出现了一个杰出的领袖，名叫拓跋力微。他担任大酋长时，带着部落大规模南下，最后迁居到盛乐（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拓跋力微施行强权统治，部落中有首领不服号令或者仅仅是没有按时参加部落集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拓跋力微并没有组建明确的政权形式，更没有编练固定的军队，还是有事的时候就召集部落，没事的时候听任部落四散游牧。
拓跋力微先是臣服于三国中的曹魏，后来又是西晋的属臣。拓跋部和中原王朝展开了积极的交往，用北方的皮毛、牲畜交换中原的粮食、布匹和金钱。魏晋为了笼络拓跋部，不时给予其丰厚的赏赐，使拓跋部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拓跋力微还派儿子拓跋沙漠汗去洛阳当质子，结果拓跋沙漠汗被严重汉化，几十年后返回草原时已俨然是一副汉族贵族的做派了。拓跋贵族们接受不了这样的拓跋沙漠汗，又担心拓跋力微传位给他，就设下埋伏将拓跋沙漠汗暗杀了。
据说拓跋力微活了一百多岁。北魏建国后，追谥他为神元皇帝，庙号始祖。
这应该是一个民族在童年时期编造的神话。拓跋鲜卑类似的神话还有他们在迁徙过程中经历的“九难八阻”，以及如何在上天的帮助下战胜诸多困难，等等。神话迭出，恰恰说明了一个民族还没有发展成熟。
拓跋力微死后，拓跋部出现了短暂的动荡，最后他的孙子拓跋猗卢重新统一了部落。拓跋猗卢很有祖父的风范，并且将祖父的强权统治发扬光大。他屠杀了任何胆敢挑战自己权威的部落贵族和百姓，进一步打破了部落内部的民主传统，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当时，中原大乱，强大的拓跋部自然成了北方各派争取和利用的对象。拓跋猗卢支持的是西晋的残余势力，和刘琨势力一起四处出击，并由刘琨出面争取，西晋在愍帝建兴三年（315）封拓跋猗卢为代王。拓跋部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政权名称和形式，拓跋猗卢也彻底从一个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变成了割据势力的君主。
拓跋猗卢死后，拓跋部又经历了短暂的动荡，直到东晋咸康四年（338），拓跋猗卢的侄孙拓跋什翼犍（jiān）成为新一任代王。
根据史书的描绘，拓跋什翼犍天生就有君王像。他“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如果拓跋什翼犍真长成这样，的确不是“凡人”。拓跋什翼犍的经历也很传奇。他从小被当作质子送往后赵，居住在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多年，汉化程度比较深。拓跋什翼犍学会了不少汉族的政治话语和手腕，比凶悍的同胞们更懂得收买人心。比如有一次在作战中他被射瞎了一只眼睛，后来抓住了射箭的敌人，大臣们提议将射箭的人活活割死，拓跋什翼犍说：“各为其主，何罪之有？”于是将其释放了。
在政治上，拓跋什翼犍对拓跋部落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如果说拓跋猗卢为拓跋鲜卑描绘了政权的蓝图，那么拓跋什翼犍则实现了这个蓝图。他设官分职，颁布法律，组建国家机构，正式建立了代国。拓跋人建国过程中，汉族人帮了大忙。拓跋什翼犍以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帮助自己建立法制。经过一番努力后，拓跋部实力大涨，统治区域东到辽宁，西到甘肃一带，南距阴山，北尽沙漠，面积达几百万平方公里。拓跋部的军队有多少人呢？史书说拓跋什翼犍“带甲四十万”，这就过于夸张了。如果拓跋什翼犍真的有四十万武装，早就可以争夺天下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四十万人可能是拓跋部能够动员的所有青壮年的总数。那时候，青壮年在一定程度上都算是军人，部落有事都得跨马横刀出征。
拓跋什翼犍还想走得更远，让部落定居下来。他计划在盛乐等地筑造城池。可是，以他母亲为代表的贵族们表示反对。理由是，一旦定居下来就可能遭到敌人的包围，到时候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还不如游牧来得安全自在。拓跋什翼犍觉得也有道理，最终放弃了筑城定居的计划。
初生的代国四处征战，到处掳掠，日子过得挺滋润。可惜拓跋什翼犍的运气实在不好，遇到了更强大的敌人——前秦。前秦在苻坚的率领下，逐一消灭北方割据力量，势力如日中天。苻坚不能容忍代国的存在，于376年率领五十万秦军大举北伐拓跋部。拓跋什翼犍硬着头皮应战，结果败得一塌糊涂，仓皇向蒙古高原逃亡。沿途因为缺乏粮草，拓跋部死伤惨重。屋漏偏逢连夜雨。拓跋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shí）君又听信谗言，先杀诸弟，后杀拓跋什翼犍，拓跋什翼犍死时五十七岁。苻坚捕杀了拓跋寔君，将拓跋鲜卑的残余百姓分别划归到匈奴刘库仁、刘卫辰两部治理。代国正式灭亡。
如果是一般的部落，遭到如此重创，在历史舞台上的戏基本上就算唱完了。可拓跋部不是一般的部落。他们在常年的迁徙和游牧中强化了内部凝聚力，如今即便亡国了，相互之间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心谋划着复国。同时，他们要感谢时代动荡，乱世中隐藏着大把的机会。
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惨败，被它征服的北方各族纷纷复国。386年，散落的拓跋部一致推举拓跋什翼犍的嫡孙、十六岁的拓跋珪（guī）为代王，正式复国。拓跋珪移居盛乐，不久改国号为魏。为了与三国时的曹魏相区别，历史上将拓跋珪建立的魏国称为北魏。
拓跋珪称魏王后，陆续击败周围部落，兼并刘卫辰等匈奴部落，势力日益强大。其中，刘卫辰的儿子刘勃勃逃脱拓跋人的追杀，后来改名赫连勃勃，建立了夏国。不过这也是后话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是慕容鲜卑建立的后燕。拓跋珪和后燕皇帝慕容垂有亲戚关系。他的爷爷拓跋什翼犍曾向前燕的慕容皝求婚，迎娶了慕容皝的妹妹。按照辈分来说，拓跋珪是慕容垂的外甥。北魏起初作为后燕的附庸，也向后燕称臣。慕容垂很关照拓跋珪这个小外甥，客观上他也需要在北方有个盟友安定边境，牵制其他部落。所以，北魏和后燕很快进入了蜜月期。拓跋珪得以全心全意在北方作战，有的时候兵力不够还向舅舅慕容垂求援。慕容垂也很爽快地出兵相助。
但是拓跋珪并不甘心做后燕的附庸，所以当慕容垂封他做西单于、上谷王时，他没有接受。又过了两年，他的羽毛愈加丰满，对后燕的态度也便有了变化。388年，拓跋珪派堂弟拓跋仪出使后燕首都中山。慕容垂问他，魏王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朝贺。拓跋仪回答说，北魏和后燕的先世都是晋朝臣子，两国应该世代结为兄弟，并委婉地提出了地位平等的主张。一心荡平天下的慕容垂对此很是不快。
此时的慕容垂已经六十三岁了，拓跋珪等人看到“燕主衰老，太子暗弱”，判断后燕强盛不了多久，暗暗有了兼并后燕之心。
后燕不久发动了灭亡西燕的战役。西燕向拓跋珪求援，拓跋珪出兵援助。结果，西燕灭亡得太快，北魏军队都没赶上与后燕交锋。但如此一来，北魏和后燕就处于敌对状态了。慕容垂灭掉西燕后，决定要远征北魏。395年，慕容垂以太子慕容宝为主帅，率领后燕主力大举进攻北魏。拓跋珪避其锋芒，坚壁清野，带着军队和百姓隐藏在黄河南岸的河套地区。害得慕容宝在黄河以北游荡了几个月，硬是找不到敌人战斗。初冬很快就到了，慕容宝失去战斗意志，又风闻父亲慕容垂在后方病危，仓促决定撤退。为了防止北魏军队追击，慕容宝撤退前留了一手。他烧毁了黄河上的所有渡船，以为这样北魏军队就无法追击了。不想，拓跋珪挑选了两万精兵，亲自披挂上阵，踩着黄河的薄冰尾随而去。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北魏追兵在参合陂包围了还在睡梦中的后燕大军，一场决战变成了屠杀。慕容宝仅带少数人仓皇逃命。北魏大获全胜，仅战后俘虏的燕军就有四五万人。拓跋珪残忍地将这些俘虏全部活埋了。
这场战斗扭转了北魏和后燕的力量对比。慕容垂郁郁而终，拓跋珪趁热打铁，大口吞噬后燕的领土。396年，北魏占领了并州（今山西地区），并越过太行山进入冀州（今河北地区）。拓跋珪亲临阵前，率军包围了中山城。后燕已到生死关头，慕容家却还在起内讧。即位的慕容宝要求辽东龙城（今辽宁朝阳）的军队南下增援。不想龙城方面希望慕容宝早死，可以争夺帝位。最后无奈之下，慕容宝放弃中山，带领精干军队北逃。其实，中山城内的多数百姓都有亲友在参合陂被魏军杀害或者活埋，抵抗意志很强。他们在慕容宝逃跑后，又坚持抵抗了半年。后来因为弹尽粮绝，被北魏攻克。这回，拓跋珪吸取教训，没有大开杀戒，还救死扶伤，以收揽人心。
自此，后燕被截为两段。慕容宝北逃后，势力融入北燕。南边的后燕势力以困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慕容德为核心。慕容德在北魏的逼迫下，南逃山东，建立南燕政权。后燕大部被北魏吞并。398年，拓跋珪称帝，即道武帝，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
拓跋珪不仅建立了赫赫武功，在文治上也颇多建树。攻占并州后，拓跋珪仿照汉族政治制度建立台、省等官署，又在地方上设置刺史、太守等官职。这些官职都由三个人同时担任，一人是拓跋宗室，一人是鲜卑贵族，还有一人是鲜卑平民或者汉族人。当时地方上治安不好，地方官的主要职责就是抓强盗、保境安民。北魏规定有能力稳定一县治安的县令可以兼任两个县的县令，稳定两个县治安的县令可以兼任三个县的县令，如果能持续三年稳定三个县的治安就可以直接升任太守。而能够治理多个郡的太守也可以同样的方式提升，最后成为刺史。由此可见，当时北魏的统治还不稳定，政权组织也很粗糙，保留着许多原始的习俗，但毕竟走出了质变的一步。
拓跋珪很重视生产，立国不久就让拓跋仪组织屯田。占领华北大部后，拓跋珪强迫上百万各族百姓迁移到平城。他们当中有的“计口受田”，租种国有土地，做了国家的农奴；有的被分配到作坊从事手工业，为官府和贵族生产商品；有的被划定为“营户”，世世代代当兵；有的被赏赐给鲜卑贵族当奴婢。北魏规定鲜卑贵族可以拥有二百名奴婢，达官显贵们实际拥有的奴婢都数以千计。这些移民被称为“新民”，低人一等，甚至没有人身自由，情况比奴隶好不到哪里去。普通拓跋部落的人民有人身自由，可以从事各种职业，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从事单一职业：当兵打仗。他们中的少数人在战争中劫掠致富，不过多数人始终一贫如洗。这部分人在战斗间隙四处游荡，没有固定的职业，又被称为“游手”。这部分人大约占拓跋部人口的三分之二。
以平城为核心的地区，过去就是拓跋部游牧的地区，如今成了北魏的根据地和政治中心。北魏着力经营这一地区，然后再辐射到四周去。他们把平城周围叫作畿内，环绕畿内一千多里的地方，叫作近畿。这一地区以外的地区，分别叫作方和维，一共有四方和四维，组成八部，由八部大人管理。所谓八部大人和之前拓跋部的部落酋长不同，不是民主推举而是由拓跋珪任命的，不负责领兵打仗而是监督百姓耕种纳税。拓跋珪用征收赋税的多少来考核八部大人。双方的关系已经完全不是部落内部大小酋长之间的关系，而是君臣关系了。
鲜卑贵族也接受了这种上下关系的变化，原因是他们从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切实的好处。定居农耕的收获远比游牧要轻松，收获也多。战争的不断胜利给他们带来了无数的战利品，还分配了众多的奴婢。或者可以这样说，拓跋珪用物质利益换取了鲜卑贵族们的政治权力，北魏膨胀的发展所带来的收益淹没了贵族们的失落感。
政权在不断稳固，北魏和汉族的关系也得到改善。不少汉族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了北魏政权。拓跋珪曾问博士李先：“天下有什么好东西对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于是拓跋珪下令征集书籍，送到平城。自然，这些都是讲授儒家学说和汉族政治的图书。
华北的世家大族们已经接受了新的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投靠蛮夷”找个借口，同时也为了增强拓跋鲜卑统治中原的合法性，汉族读书人经过“仔细研究”，发现鲜卑族拓跋部原来是黄帝后裔。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黄帝娶妻嫘祖，生子昌意，昌意的小儿子悃（kǔn）被封到北方。黄帝以土得王，而北方习俗将土称为拓，将后称为跋，所以黄帝的这一支后裔就以拓跋为姓了。这个说法很合拓跋贵族们的胃口，被欣然接受。既然大家都是黄帝后代，那么拓跋鲜卑统治中原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
拓跋珪创建了北魏王朝，文治武功都很了得，但性格残暴。地位越高，拓跋珪就越不自信，老觉得有人觊觎皇位，于是更加残暴地镇压部下。堂兄弟拓跋遵、拓跋仪等人先后被推上了断头台，还有不少人被满门诛杀。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有谋反的真凭实据，多数人都是死于拓跋珪的猜疑。在恐怖气氛的笼罩下，北魏朝廷人人自危。天赐六年（409）十月，拓跋珪猜疑自己的嫔妃贺夫人，准备杀掉她。贺夫人所生的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惶恐不安，抢先动手，杀掉了拓跋珪。拓跋珪当时只有三十九岁。
在拓跋部之前的历史上，首领死后都引起了动荡。但是，拓跋珪被杀后，北魏并没有陷入之前的循环。这要归功于其政权的稳固，它已经迅速从类似部落联盟的阶段飞跃到封建政权的阶段了。
拓跋珪死时，十七岁的长子拓跋嗣正在外地。拓跋鲜卑有个传统，就是皇子被挑选为继承人后，生母要自尽。拓跋珪要立拓跋嗣为太子时，就逼其生母刘贵人自尽了。拓跋嗣知道后悲伤不已，日夜哀号。拓跋珪听了，要怒责他。拓跋嗣不得不逃出平城，流亡在外。拓跋绍杀了父皇后，平城的贵族们却不拥戴他。大家都希望由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即位。于是，拓跋嗣在宫中卫士的支持下顺利地杀入皇宫，砍死弟弟拓跋绍，于同年（409）即位。拓跋嗣就是北魏明元帝，庙号太宗。
拓跋嗣是一个平稳的过渡型皇帝。他喜欢汉学，尤其喜欢学习历史。在位十五年，拓跋嗣继续推进父亲的制度建设。在对外征伐上，拓跋嗣抓住南朝宋刘裕病死的良机南征，和南朝在河南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时南朝力量还相当强大，拓跋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才打败了宋朝军队，占领了河南和山东等地，将南北边界线由黄河推向淮北一带。这是南北朝时期，北方对南方战争的第一场胜利。由于长途征战劳顿，拓跋嗣回到平城不久就病死了，年仅三十二岁。他留下了一个蓬勃向上的新帝国。
至此，北魏成了一个令天下人不可小觑的重要角色，终于从一个龙套蜕变为耀眼的主角。
拓跋嗣死后，即位的是其子拓跋焘。拓跋焘当时只有十六岁，和爷爷拓跋珪、父亲拓跋嗣一样，拓跋焘将北魏王朝推上了更高的台阶。
拓跋焘的运气很好，接手的是一个北方最强大的帝国。然而再强大，也只是若干个北方割据政权中的一个。
前秦灭亡后，北方经过多年的相互吞并，还有北魏、北凉、北燕、夏和西秦几大政权。其中北魏占领现在的山西、河北大部，以及河南、山东的一部分，势力最强大。和北魏有世仇的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建立的夏国占据陕西大部地区，也就是古代的关中地区，势力仅次于北魏。北燕是后燕的残余（后燕的另一支残余南燕在刘裕北伐时灭亡），占领现在京津地区和辽东一带。西秦、北凉是现在甘肃与青海一带的割据政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拓跋焘即位后，就把统一北方作为奋斗目标。
统一要用拳头说话，为了磨砺一双硬拳头，拓跋焘非常重视军队建设。
长期的游牧射猎生活使拓跋鲜卑人有着健壮的体魄和高超的骑射能力。北魏军队战斗力很强，尤其是骑兵，算得上是北魏克敌制胜的法宝。有了硬件优势，拓跋焘又在软件建设上下功夫。他常从普通士兵中提拔将官，激励士兵们英勇作战，对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士，或加官晋爵，或赏赐人口、牲畜及金钱、古玩、丝绸等物品。对违犯军纪的官兵，拓跋焘严惩不贷，即便是亲贵重臣也毫不留情。临淮公丘堆是老资格的鲜卑贵族，三朝老臣，贵为太仆，在和夏国作战的时候，丘堆听到前线兵败的传言后临阵脱逃，拓跋焘毫不犹豫地将丘堆斩首；扶风公拓跋处真等八人则因为偷盗军用物资，也被斩首。
拓跋焘严格治军，首先做到了以身作则，对自己严格要求。每次征战，他不但御驾亲征，还身先士卒。比如始光四年（427），拓跋焘亲自带上三万轻骑突袭夏国的都城统万。途中，他与官兵们一样，顶着风沙，强忍饥渴，并参加了统万城下的恶战。战斗中，拓跋焘的坐骑力竭，把主人带倒坠地。拓跋焘换马后继续战斗，杀死夏军十多人，后来身中流矢还血战不已。看到拓跋焘玩命地冲锋在前，北魏官兵们也都英勇杀敌，“是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
当然，拓跋焘不是一味穷兵黩武的武夫，知道上层建筑离不开经济基础，他忙于征战的同时也不放松经济生产。北魏统治民族和百姓众多，拓跋焘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性，治理百姓却不强迫百姓改俗易姓，追求生产效益却不强求整齐划一。他因地制宜，既发展鲜卑等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又尊重汉族的农耕和商贸。难能可贵的是，拓跋焘还派出使者用太牢大礼祭祀孔子，真正做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很快，北魏兵强马壮，将其他割据政权远远甩在了后面。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先消灭谁呢？
以长孙篙、长孙翰、奚斤等为代表的鲜卑武将们主张先进攻柔然。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不断侵扰北魏北方边界，日益成为北魏的大患。同样出身游牧民族的鲜卑武将们渴望和柔然一决雌雄，掳掠牲畜来补充军需。大臣刘絜等则主张先打北燕，因为北燕最弱小。做事情先易后难，也算是人之常情。太常卿崔浩反其道而行，认为应该先进攻最强大的大夏政权，理由是大夏政权残暴无道，已经失去了人心，看似强大其实不难战胜。拓跋焘毅然接受崔浩的主张，亲自领军渡过黄河，袭击夏国首都统万城，擂响了统一的锣鼓。
北魏对大夏的征战一开始并不顺利。拓跋焘亲自出马也没能攻破统万城，只掳获牛马十多万，赫连氏匈奴还有相当强大的军队。为了消灭夏军的有生力量，拓跋焘在始光四年（427）再次进攻统万。这一次，他只带一支小部队佯攻城池，然后假装不敌撤退，想引诱夏军离开统万城追击。而拓跋焘早在城外的山谷中埋伏了主力，就等夏军出城。但夏国的赫连昌看到北魏军队“战败”了，担心是拓跋焘的诱敌之策，并没有出城追击。崔浩向拓跋焘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说魏军粮草已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赫连昌听了假消息终于上当，亲自带兵出城追击，一下就中了拓跋焘的计。训练有素、严阵以待的北魏主力军给了夏军致命打击。就是在这次激战中，拓跋焘坠马又身中流矢，仍然血战不停，鼓舞士气消灭了夏军的主力。
赫连昌放弃统万城，狼狈逃往了现在的甘肃一带；夏军残余则逃回了统万城。拓跋焘带少数随从混在夏军的败军中冲进城里——估计是想来个釜底抽薪。匈奴人觉察到有魏军混入城中，便把城门全都关上，四处搜捕。拓跋焘和随从闯入宫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装，翻城出去，最终脱险。第二天，他指挥大军猛攻统万城，最终占领这座夏国的都城，匈奴部的王公、大臣、将校、妃婢都成了俘虏。经此一战，夏国败局已定。
战后拓跋焘巡视统万城，看到当年赫连勃勃驱赶无数血肉之躯、花费几十年修成的都城，感叹道：“夏国国土不大、人口不多，却滥用民力修建这样的都城，哪有不亡的道理？”
在南边，魏军占领了长安。夏国仍在挣扎，在西部和北魏打起了持久战。神（jiā）元年（428），魏军在陇西俘获赫连昌。赫连定在平凉即位称帝，继续抵抗魏军，他一度击败北魏军队，夺回长安。但两年后，北魏还是攻克长安，平定了关中地区。赫连定向西逃窜，竟然还在431年迫使乞伏暮末投降，灭亡了西秦。但是，北魏大军接踵而来，赫连定畏惧魏军，不敢接战，向青海一带继续逃窜。同年六月，赫连定被吐谷浑所俘。夏国灭亡。
夏国灭亡的第二年（432），北魏再接再厉进攻北燕，包围其都城龙城。北燕皇帝冯弘连战连败，在太延二年（436）自己放火烧毁了宫殿、城池，逃往高丽，后为高丽人所杀。北燕灭亡。
至此，十六国政权中就只剩下一个北凉了。凉主沮渠蒙逊对自身实力本来就没有信心，不断依附于中原强者。谁强大，他就向谁称臣，以求苟延残喘。刘裕灭后秦的时候，沮渠蒙逊担心自己地盘不保，非常恐慌。他看到汉族大臣刘祥奏事时面有喜色，骂道：“你听到刘裕入关，竟敢这样高兴！”就把他杀了。他先向东晋、刘宋称臣，北魏崛起后又向北魏称臣。433年，沮渠蒙逊死了。六年后（439），拓跋焘御驾亲征北凉，包围其首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即位的凉主沮渠牧犍联合柔然人，守城不降，寄希望于柔然入侵可以迫使北魏撤军。没想到柔然不成器，只能骚扰一下北魏边境，撼动不了全局。拓跋焘一心一意要灭北凉，抓紧攻城。沮渠牧犍困守孤城一个半月，最终山穷水尽而降。北凉灭亡，十六国结束。
北凉虽小，消灭它的意义却很大。首先，北凉占据着中原地区和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北魏灭北凉后，通西域更为方便，西域各国纷纷臣服北魏，使得后者的影响力剧增。其次，从晋末张轨割据河西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河西地区相对安定。避居河西的中原人士很多，其中有许多读书人，世代诗书相传。北凉灭亡后，北魏将这些文人迁到平城，他们对北魏王朝的汉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此，拓跋焘基本统一了北方。时隔多年以后，统一的光芒重新照耀北方大地。南北朝对峙局面正式形成。
必须指出的是，拓跋焘对北方的统一只是形式上的，政权非常脆弱。
北方分裂了上百年，数十个政权相互厮杀，留下了各种矛盾。拓跋焘剪灭其他割据政权，只是消除了表面统一的障碍，而深层次的民族问题、财政问题等才是更要命、更难解决的。
拓跋焘面临的深层次的矛盾主要有：柔然入侵、基层统治、财政收入和南方威胁四大问题。
柔然是继鲜卑之后在北方兴起的少数民族。在鲜卑人南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空出来的塞北草原被柔然占领。到北魏初期，柔然已经占领了东起朝鲜半岛、西到西域、北达西伯利亚、南至长城的广袤土地，成为中原王朝新的心腹大患。拓跋焘刚即位，柔然就不给他面子出兵侵扰。拓跋焘亲自迎战，结果被柔然骑兵包围了整整五十重。全赖北魏将士拼死杀敌，拓跋焘才脱险逃出。
北魏王朝对柔然的政策遵循稳中求变的原则，在北方各地建立军镇，以守住现有疆域为前提，瞅准时机积极出击。拓跋焘对柔然发动了不下十次征战。北魏组织敢死队，将士们都只带有限天数的粮食深入敌后，抱着不成功就成仁的决心，给了柔然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在北魏神二年（429），拓跋焘大败柔然，取得了战略意义的胜利。
北魏俘获柔然军民数十万人、牛羊上百万头，将他们南迁，安置在边界南北。柔然余部北遁，逃到了漠北地区。原先依附于柔然的高车（北方游牧民族，据说因所乘之车轮子高大而得名）等部落改弦易辙，投靠北魏。柔然元气大伤，不过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侵扰北魏这项“非常有前途”的事业。
北魏对柔然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朝野有许多人因此反对主动出击柔然，认为柔然地处荒远，即便得到土地也不能耕种，俘虏的人口也不能直接驱使，主张建立军镇以防守为主。拓跋焘在崔浩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屡次出击柔然，虽然没能根除柔然的势力，但基本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免除了内政外交的一大后顾之忧。
北方犬牙交错地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羯、屠等民族。割据战争往往伴随着民族仇杀，导致北方各民族关系非常紧张，这给基层的治理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和其他镇压异族的十六国政权一样，北魏也推行民族高压政策，尊崇鲜卑族人，强迁其他民族以加强控制，对反抗的异族力量大开杀戒。许多异族百姓被北魏王朝罚做各种府营杂户，供各衙门驱使奴役，甚至被迫从军当炮灰。拓跋焘用兵关中和陇西的时候，为筹措军需，对关中百姓横征暴敛。因此，表面统一后的北魏王朝民族矛盾激烈，尤其关中地区最厉害。
关中百姓的反抗屡有发生，北魏只能控制长安、杏城等重要军镇，没能实现有效统治。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匈奴别部的卢水胡百姓在盖吴的领导下起义。关中各族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扩大到十万余人，分兵三路进逼长安。关东、河南、山西等地的老百姓闻讯，也纷纷响应，占领弘农等地，进逼潼关。一时间，烽火燃遍北魏王朝的半壁江山。拓跋焘不敢怠慢，紧急抽调军队镇压。连新归附的高车部落的骑兵都奉命从内蒙古地区南下作战，可见拓跋焘抽调军队范围之广，也可以看出盖吴起义对北魏政权的冲击之大。
遗憾的是，盖吴起义虽然声势浩大，却没有明确的发展战略。起义军四处活动，但没能攻克长安、潼关等战略要地，也没能构建起确定的防线。这就让拓跋焘有充分的时间调兵遣将。他先调兵赶赴长安固守，又派兵屯守渭北，严令务必阻止关中局势进一步恶化。拓跋焘自领主力清剿山西、河南一带的起义。太平真君七年（446）正月，拓跋焘成功隔断了关中和关东起义军的联系，随后乘起义军没有戒备发起突然袭击，镇压了关东的起义。二月，拓跋焘马不停蹄渡过黄河，杀向关中。盖吴闻讯北撤，在杏城（在今陕西黄陵县）遭到魏军包围，损失严重。八月，盖吴遇害，年仅二十多岁。有人说他是被亲属出卖，也有人说他是被叛军杀害。但是之后，不断有起义军打着盖吴的旗号继续作战。北魏又花费了两年时间，才使关中局势彻底稳定下来。
在镇压过程中，拓跋焘残酷杀戮响应起义的百姓。为震慑人心，屠城也在所不惜。之后一段时间，各族百姓屈服于暴力，起义浪潮逐渐衰落。大起义的爆发，让拓跋焘意识到国家财政的窘迫。赫赫武功离不开物质基础，常年征战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北方百姓捉襟见肘，北魏的横征暴敛是关中各族起义的重要原因。可拓跋焘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国家掌握的户口很有限，分摊给每个人的赋税自然就重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增加户口，只有增加了赋税征收的对象才能增加收入。
当时北方大量的户口被贵族官僚、据守一隅的坞堡主及寺庙僧侣等控制。乱世中，人们依附于强者，为强者劳作服务，并不对国家产生贡献。官僚贵族依靠特权占有奴婢，拓跋焘一时无法剥夺。坞堡主们各据一方，拥有武装，拓跋焘也无法骤然得手。于是，寺庙僧侣就落入了拓跋焘的算盘之中。
佛寺在中国兴起的时间不长，毕竟佛教传入中国也没多久。但是抚慰人心的佛教理论遇到了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如同火苗遇到硫黄，越烧越旺，信众也越来越多。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初也接受了佛教，把它当作思想武器麻痹人民。从拓跋珪开始，北魏统治者大多礼敬沙门。寺庙规模日渐扩展，最后发展成了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和百姓的庄园经济。许多信众信仰神佛超过了信仰朝廷，奉献寺庙而不服从衙门，官府和寺庙之间产生了矛盾。而拓跋焘当时恰好需要大批的物质支持，使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一些佛教僧侣和信徒借助于鬼神方术扩大影响，追求特权，更让官府看不惯。
于是，拓跋焘一改之前对佛教的尊崇，强制将寺庙经济纳入朝廷的控制。在讨伐北凉的时候，为了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他下令五十岁以下的和尚全部还俗，参军作战。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拓跋焘正式下令“禁佛”。他在诏书中指责佛教信众假借神佛荒诞之说，影响朝廷政治，威胁皇权。规定上自王公下至平民，将私养的和尚及巫师，于二月十五日前遣送官府，不得藏匿。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和尚身死，主人抄家。太平真君七年（446），拓跋焘因镇压盖吴起义而来到长安。一次，他的侍从到一座寺院，发现其中藏有大批武器，就报告了拓跋焘。经搜查，官兵又发现了数以万计的赃贿之物和不少密室等。拓跋焘勃然大怒，在大臣崔浩的进言下，将“禁佛”发展为“灭佛”。他发布了更为严厉的灭佛诏：佛图、佛像及佛经一律击破焚烧，和尚无论长幼一律活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灭佛”。中国北方的灭佛运动进入高潮，北魏境内难觅佛教僧侣踪迹，北方佛教势力一时陷于衰落。
且不说灭佛背后的思想纠葛，仅仅从物质收益上来说，拓跋焘经此一举获得了不少物资和人口，缓解了北魏朝廷收入窘迫的困境。但是，人口被官僚贵族和坞堡主藏匿的主要弊端，拓跋焘终其一生都没能解决。
拓跋焘面临的第四大问题是来自南方的威胁。早在拓跋焘全力剪灭割据群雄的时候，南方的刘宋王朝就很有“想法”，想趁北方内战坐收渔翁之利。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宋文帝刘义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元嘉北伐”，很有气吞河山、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宋军一开始也取得了部分成绩，但很快就在拓跋焘的御驾亲征下一败涂地。当年年底，拓跋焘就带着北魏官兵饮马长江，对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形成威胁，刘义隆的北伐变成了拓跋焘的南征。最终，南北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淮南一带达成了均势。
这是北魏王朝军力最强盛的时期，策马扬鞭驰骋在长江北岸的拓跋焘也达到了赫赫武功的巅峰。
拓跋焘做事亲力亲为，经常领兵在外，留太子拓跋晃在首都平城监国，主持政府事务。拓跋晃长大了，身边自然聚集了一批人辅佐他。但是拓跋焘又不放心放手让太子去做，而是信任太监宗爱，放任宗爱在平城宫中胡作非为。拓跋晃集团又不时限制宗爱，双方就产生了矛盾。
正平二年（452）的时候，宗爱向拓跋焘进谗言，诬陷太子身边的辅佐大臣们行为不轨。拓跋焘不辨真伪，就处死了他们。太子拓跋晃大为惊恐，担心父皇接下来就要对自己开刀了，竟然惊惧而死，年仅二十四岁。事后查明，太子及其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不轨行为。拓跋焘追悔莫及，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下号啕大哭。
这下子，轮到宗爱害怕了。他害怕拓跋焘治自己的诬陷之罪，决定先下手为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宗爱趁拓跋焘熟睡之时，将他杀死在床上。北魏的一代雄主，面对数万敌军铁骑面不改色、驰骋南北浴血百战的拓跋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了亲信太监的手中，时年四十五岁。
北魏史书对拓跋焘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世祖（拓跋焘的庙号）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这等于是将拓跋焘看作是开创北魏百年基业的领袖。就是被拓跋焘打得够呛的刘宋王朝，也对他做了很高的评价，说拓跋焘“英图武略，事驾前古”。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即450年7月5日，都城平城的大街上碾过一辆囚车。透过扬起的尘土，百姓们看到囚车中押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说：“这不是司徒崔浩大人吗？”
是的，这个死囚正是已经七十岁的崔浩，太武帝拓跋焘亲自下达了对他的死刑令。
年迈的崔浩显然被眼前可怕的场景吓坏了，惊恐得不发一言。他狼狈地被押上刑场，几十名鲜卑族士兵还解下裤子，朝着他的身子撒尿。崔浩吓得嗷嗷大叫起来，叫声之大连场外的行人都听得到。不久，叫声戛然而止，一个服务了三朝鲜卑皇帝的汉族重臣，脑袋已经滚落在地……
崔浩，出身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家族。作为北方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在晋末的大动乱中没有随大溜南迁，而是选择留在了北方。为了笼络北方的汉族百姓，之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后，纷纷延揽滞留北方的世族子弟入仕。清河崔氏门第高、声望隆，自然是重点“统战对象”。
崔浩的曾祖父崔悦、祖父崔潜就分别在后赵、前燕做官。父亲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灭亡后颠沛流离。崔宏一度有意投奔东晋，一路向南跑去，结果在泰山被乱军扣留。之后，崔宏被后燕政府任用。拓跋鲜卑兴起，大肆进攻后燕的河北州县。崔宏当时担任高阳内史，在大兵压境后弃官而逃。拓跋珪久闻清河崔氏的名声，派骑兵追赶，硬是追上了崔宏，拉他入北魏做官。
崔宏的经历简直是北方大族的一部磨难史。患难生活让他养成了低调谨慎的作风。崔宏在北魏朝廷不树敌，也不攀附权贵。拓跋珪晚年动辄斥责大臣，崔宏却安然无事，最后荣封白马公，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崔浩就是白马公崔宏的儿子。他没有经历过父亲那样的磨难，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崔浩从小博览群书，喜好文学，二十岁就入仕，在拓跋珪身边做官。拓跋珪死后，即位的拓跋嗣很信任他，赐爵武城子，常常让他为自己讲授经书。崔浩得宠，能够和拓跋嗣同车出行，参与军国机密，引来鲜卑贵族的羡慕。拓跋嗣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篙、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辅政大臣除了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拓跋嗣死后，崔浩很快遭到鲜卑贵族排挤，被罢免职务。但拓跋焘在处理行政和征战过程中，日益觉得需要一个精通汉族制度、善于谋划的大臣，他离不开崔浩。崔浩在进攻柔然、灭亡大夏、征服河西和处理与南朝关系等问题上，给拓跋焘出了很多好主意。北魏政府仿行汉族礼仪制度，崔浩也起了重要作用。《魏书》就说：“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看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
一次，拓跋焘接见归附的几百名高车酋长，指着崔浩说：“你们看看他，身材瘦小，拉不开弓，提不起枪，但肚子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这些胜仗，都有他指点的功劳。”拓跋焘还下令各位尚书有不能定夺的军国大计，先问问崔浩，然后再施行。除了政治上信任，拓跋焘在生活上也很亲近崔浩。他不时到崔浩家中请教问题，事先也不打招呼。仓促之间，崔浩接待皇帝难免手忙脚乱，只能用家常菜招待皇帝。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同样，崔浩也被允许可以进入皇宫的任何地方，包括拓跋焘的卧室。
皇帝对大臣信任到这样程度，古今罕见。那么，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权，拓跋焘又无比亲信他，他怎么就被斩首示众了呢？
这得从当时北魏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崔浩张扬耿直的作风两方面来说。
还记得拓跋焘灭佛吗？在旁边怂恿他下灭佛令最起劲儿的，就是官至司徒的崔浩。
崔浩这么做，有消灭膨胀的佛教势力以增加国家财富的“公心”，也有“私心”。他本人笃信道教，和当时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关系密切，还把寇谦之引荐给拓跋焘。而当时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一般鲜卑百姓，佛教信徒不计其数。因为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后，长期被视为胡教。鲜卑族人自认为是胡人，既然是胡人就应该信仰胡教。崔浩则对中原土生土长的道教情有独钟，坚定灭佛。灭佛风潮兴起后，大批鲜卑贵族心有不甘，他们不敢反对拓跋焘，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崔浩。
事实上，寇谦之提醒过崔浩，说他高调而坚定地灭佛会得罪很多人。崔浩就是不听。他生长在官宦人家，没有经历过父辈的磨难，入仕后基本算是一帆风顺，不知道做人为政要谨小慎微的道理，相反，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事雷厉风行，很少顾及同僚们的想法。加上君臣关系融洽，官位正隆，崔浩内心的两大缺点就被放大了：一个是读书人的高调和虚荣，一个是世家子弟的优越感。我们来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发酵，最终将崔浩送上断头台的。
太原王氏是和清河崔氏并列的北方头等世族门第，于西晋末年南渡。东晋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从江南归附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门第，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怀疑王慧龙并不是王家人，精通世族谱学的崔浩亲自前去验证，他看到王慧龙的鼻子生得很大，不禁赞叹道：“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太原王氏有个生理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王慧龙通过崔浩的“鉴定”后，受到了北方官民的推崇。崔浩还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王慧龙长得俊美。他不知道，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中高调称赞汉族的世族子弟是一个忌讳。果然，司徒长孙嵩听了很不高兴，跑去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矮化祖国”“蔑视鲜卑”的行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一顿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自责归自责，崔浩并没有真正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故态重萌。
神四年（431），北魏征召一批汉族的世族子弟做官。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计划由朝廷出面划分世族门第的高低，作为区分政治待遇的标准，有几分要恢复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味道。这个计划显然对汉族世族掌握政权有利，但同样是世族出身又是崔浩亲戚的卢玄（范阳卢氏）劝他说：“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现在朝堂上对这件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个人？”崔浩听不进去，公开提出了这个计划，还进一步提出分藩封镇，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当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诸侯对象多数是汉族的世族子弟。鲜卑族权贵们自然对这样的政策怀恨在心：这不是要夺我们的权，让汉族人掌权专政吗？
拓跋焘伐凉时，留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自恃拓跋焘的宠信，专制朝权，惹得太子不满。更严重的是，崔浩推荐了冀、定、相、幽、并各州数十名汉族世族人士，拟任命为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说官员任用要一步步来，不能马上就提拔为太守，再说了朝廷里还有很多优秀人才等着任用呢。应该说，拓跋晃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崔浩固执己见，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结果得罪了更多的鲜卑官员。中书侍郎高允见状，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
所有的不满和矛盾，最终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史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一直到太武帝的时候，鲜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拓跋焘就让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史修撰的工作，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协助。这是一件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事，拓跋焘很重视，专门召集修撰班子成员开会说：国史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把这个要求理解为实事求是，所以采集了鲜卑民族的资料，不避忌讳，编写了北魏的国史《国记》，内容涉及鲜卑先辈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
崔浩这么做，没有什么大错。毕竟拓跋焘要求“实录”，况且国史修撰的目的是为了留下准确的资料，教育后代统治者，算是“内参读物”。如果内容过滤得干干净净、大唱赞歌，那还算什么内参？这个时候，崔浩身上文人的虚荣和张扬就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国记》局限为内部参考读物，而是将它大肆宣扬，因此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参与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想拍崔浩的马屁，就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来宣传这一文化盛事。同时刊刻的还有崔浩所注的五经。之前，崔浩曾注释过《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周易》等书。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多“学术图书”的注述，书的质量可想而知。闵湛、郗标二人巧言令色，将崔浩那些质量粗糙的作品抬得很高，说之前儒家学者注释的五经都没有崔浩作品的质量高，不仅要把这些作品和《国记》一道刊刻出来，而且上书建议收集北魏境内的五经旧注，以崔浩的注释为标准。
高允知道了，很担心。他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的建议，恐怕会酿为崔家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连累。”
但是，崔浩昏了头，竟然对闵湛、郗标二人的马屁照单全收，下令将《国记》刊刻出来。
不久，在平城天坛东三里处出现了一片碑林。整片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刻印着《国记》和崔浩所注释的“五经”，用工三百万人才完成，不愧是一个浩大的“文化盛举”。
麻烦立刻就来了！《国记》如果仅限在小范围内传阅，即便少数鲜卑权贵对秉笔直书的内容不满，也找不出攻击崔浩的借口来，毕竟崔浩记载的是事实。可现在，崔浩将客观但不光彩的鲜卑早期历史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所避讳，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鲜卑贵族就找到了攻击崔浩的借口。
大批鲜卑贵族怒不可遏——他们的确非常愤怒，先后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控诉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没有想到崔浩膨胀到这种地步，竟然私自在通衢广场之上公开“内部读物”。他也怒不可遏，迅速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他们的罪状。
拓跋焘很生气，情况很严重。
一向不赞同崔浩做法的高允也参与了《国记》的修撰工作，名字也在要逮捕查办的黑名单上。太子拓跋晃是高允的学生，决心救他。拓跋焘正在气头上，拓跋晃不敢去为老师求情，就把高允召进宫里保护起来，第二天早晨才带着他去见拓跋焘。一路上，拓跋晃叮嘱高允：“一会儿不管陛下询问什么，老师都只能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不明就里，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拓跋晃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拉着高允见了拓跋焘。拓跋晃抢先说道：“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但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请饶了他的性命。”拓跋焘召高允上前问道：“《国记》是不是崔浩一人所作？”高允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各人分工情况，坦率承认自己编撰的部分比崔浩多。拓跋晃见状，在一旁急得直瞪眼，高允却不为所动，毫不避讳地说了实情。果然，拓跋焘大怒，说：“如此说来，你的罪行比崔浩还重，我怎能饶你性命！”拓跋晃连忙替高允掩饰：“高允地位低贱，见了陛下早就吓昏了，说的都是胡话。儿臣仔细问过了，《国记》都是崔浩一人所作。”拓跋焘再问高允：“的确是这样吗？”高允坦然说了一番道理：“臣才学粗劣，蒙陛下不弃，委以编修国史的重任。但是在修史过程中冒犯天威，罪应灭族。太子殿下念臣曾经为他授课，想救我一命，其实事先并没有问过臣修史的情况。臣说的是实话，不敢说谎。”听他说完，拓跋晃眼睛一闭，心想：完了！不想，拓跋焘很欣赏高允的耿直、坦率，对他免予治罪。
崔浩就没有高允这样幸运了。崔浩被带进宫，遭到了严厉审问。他一介书生，年已古稀，早就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更不用说自我辩护了。负责审案的鲜卑贵族们自然给他重重定罪。
拓跋焘拿到最后的案卷，又一次大发雷霆，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要将参与修史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族——其中大多数是汉族的世家大族。高允奉诏后，心如刀绞，迟迟写不出一个字来。他手里的笔，可关系着北方数十家世族的几千条人命啊！太监几次来催诏书，高允实在扛不住了，就请求觐见拓跋焘后再写。见到拓跋焘，高允说：“如果崔浩犯有别的罪，臣就不知道了。单单就触犯忌讳来说，崔浩罪不至死啊。”拓跋焘大怒， 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拉下去砍头。又是一旁的太子拓跋晃百般求情，甚至跪地叩头替高允求饶。拓跋焘这才慢慢压制了怒气，觉得定的罪确实太重了，同意赦免大多数人的族人，只处罚罪犯本人。拓跋焘指着高允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
高允不仅又一次逃过了鬼门关，而且还拯救了很多人。他最后活到了九十八岁才死，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最终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遭到屠戮的除了清河崔氏满门和参与修史的官吏外，还有和清河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及河东柳氏等。崔浩身前竭力壮大汉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势力，如今却连累这股势力遭到了血腥的屠灭。
因为崔浩一案牵连人数很多，北方汉族世族为之胆寒，很多人怀疑是北魏朝廷借崔浩修史一案来镇压汉族势力。进而有人认为崔浩“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汉族谋利，被拓跋焘发觉了才借修史一事斩首。还有人挖掘出了崔浩密谋光复的证据。比如神瑞二年（415），北魏粮食歉收，有大臣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借口鲜卑人去河北容易水土不服、发生疾病死伤而反对，又借口邺城离北方边界遥远，如果大夏、柔然入侵救援困难，坚持定都平城。他是不是不想让鲜卑蛮族入居中华大地呢？又比如刘裕北伐后秦的时候，崔浩竭力反对北魏出兵夹击汉族军队，而对北魏讨伐其他少数民族无不全力支持，但只要涉及南征或者与汉族军队作战，崔浩总是反对，这是不是也是崔浩“心怀故国”的证据呢？当然了，这样的解释揣摩的色彩较重。说崔浩是深藏在北魏内部的汉族间谍，缺乏铁证。
相反，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设方面，功勋卓著，说他是北魏的开国元勋也不为过。在处决崔浩不久，拓跋焘就后悔了，感叹崔浩“死得可惜”。
从某种意义上说，崔浩是最后一位敢于直书国史的人物，从他以后的史臣们出于种种考虑，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敢再直书帝王其人其事。
北魏历史上，出现了两位太后。前一位太后励精图治，推动国家走向了强盛，后一位太后败坏朝政，将国家推向了崩溃与分裂的边缘，可谓是“成也太后，亡也太后”。
第一位太后姓冯，是个汉族女子。一个汉人怎么成了鲜卑人的太后呢？
冯太后身世坎坷，祖父冯宏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末代皇帝。北燕被太武帝拓跋焘灭亡，冯宏带着家人跑到高丽，后来在高丽被杀。冯氏家族又纷纷逃回中原，投降北魏。北魏为了表示宽容，接纳了这些亡国皇室的后裔。其中冯宏的一个女儿还被拓跋焘纳入后宫，封为左昭仪。冯宏的儿子冯朗被封为西域郡公，当过秦州和雍州刺史，后来因为某宗案子受到牵连被杀。冯朗留下一个幼女，孤苦无依，姑姑冯昭仪就将她接到宫中，亲自抚育。这个小女孩就是日后的冯太后。
冯昭仪对小侄女倾注了无私的关爱，使她在北魏后宫平安成长，并耳濡目染了诸多的政治风暴，无形中培养了其政治才干。当她从幼年长成少女的时候，正值北魏宫廷权力纷争白热化的阶段。
北魏正平二年（452）三月，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杀害。宗爱将弑君的罪行掩盖得很好，开始插手皇权更替，决心扶立便于控制的新皇帝。太子拓跋晃已死，拓跋晃之子拓跋濬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当时才十二岁。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定及侍中薛提三人认为主少国疑，新皇帝还是找年纪大的人来做比较好。三人属意拓跋焘的第三子秦王拓跋翰，并将拓跋翰叫到宫中，准备登基。期间，薛提突然变卦，觉得舍弃血统最近的皇孙拓跋濬，改立秦王，怕引发动乱。这一犹豫就被宗爱利用了。宗爱和秦王拓跋翰关系一般，与拓跋焘第五子吴王拓跋余私交很好。他也在同时策划拥立拓跋余为新皇帝。宗爱先假传皇后诏令，召兰延、和定、薛提三人入内宫，将他们杀掉，又将秦王拓跋翰骗入密室杀害，然后拥立拓跋余为新皇帝。
拓跋余暴得皇位，喜出望外之余知恩图报，任命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封冯翊王。没过几天，拓跋余就后悔了。因为天下的实权都被宗爱夺走，自己成了傀儡皇帝。于是，拓跋余谋划削夺宗爱的权力。宗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偷偷把拓跋余杀害了。
这一回弑君，宗爱做得不隐蔽，被禁卫军官刘尼知道了。刘尼赶紧告诉了尚书源贺、陆丽等人。几人联手，捉拿宗爱。宗爱就是一个太监，并没有多大实力，哪里是大臣们联手后的对手，很快就成了刀下之鬼。朝臣们重新迎立皇孙拓跋濬为帝，史称文成帝。
文成帝拓跋濬在位十四年，最大的举措之一是结束了灭佛令，重新推崇佛法。拓跋濬的爷爷拓跋焘执行了严厉的灭佛令，但民间信仰依然坚定，佛教广泛传播。拓跋焘执政末期，官员对灭佛令的执行渐渐松懈。兴安元年（452）年底，文成帝正式允许各州县建立佛寺，承认和尚剃度出家。拓跋濬本人似乎也信仰佛教，他不仅亲手为高僧剃发，还在僧侣的建议下，选定了首都平城西北约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开凿石窟，在窟中雕刻石佛像。这就是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的缘起。
拓跋濬做的第二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是在太安二年（456）立十五岁的冯氏为皇后。冯氏之所以能在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极可能是得到了姑姑冯昭仪的帮助。北魏朝廷选皇后的规定是，先挑选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候选人要完成“手铸金人”的考验。这很可能是类似铸造玩偶的手工艺活动，是挑选过程中关键的一道程序，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如果候选人不能铸造成功，便被淘汰。而冯氏手铸金人一次成功，顺利打败其他竞争者，后人有理由相信，姑姑冯昭仪长期的宫廷生活经历对侄女冯氏的胜出起到了重要作用。
立后的同时，拓跋濬立年仅三岁的拓跋弘为皇太子，当夜依据制度赐太子生母自尽。
早在道武帝时期，北魏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制定了子贵母死的制度，即皇子被立为太子后，其生母要被赐死。道武帝拓跋珪立儿子拓跋嗣为太子，就杀其生母，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拓跋嗣说：“昔日汉武帝要立太子刘弗陵，杀了他的生母，是不让妇人参与国政，防止外戚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拓跋嗣即位后，虽然怀念生母，但还是将立子杀母定为祖宗家法流传了下来。
冯氏没有生育，这是她的不幸，但她也因此免于被杀戮的命运。
和平六年（465）五月十一日，文成帝拓跋濬在平城驾崩。按照北魏风俗要焚烧文成帝生前的衣物用器等，文武百官和后宫嫔妃要到现场哭泣哀悼。正当百官和后宫嫔妃痛哭的时候，皇后冯氏忽然扑火自焚。众人赶紧将她拉了出来。此事可见冯氏的刚硬和勇敢。
五月十二日，太子拓跋弘即位，史称献文帝。冯皇后则升格为冯太后。
事实证明，北魏子贵母死的家法并不能防止皇权旁落。拓跋濬死后，冯太后很快就独揽朝政，掌握了北魏实权。
当时，献文帝拓跋弘年幼，车骑大将军乙浑欲趁机揽权。他矫诏杀害大臣，自称丞相，位居诸王之上，摆出一副专断独行的样子来。他忘记了，冯太后可是敢往火堆里跳的人。冯太后对乙浑的行为假装不闻不问，暗中调大臣入京，突袭乙浑，将他杀死。接着，又以皇帝年幼、防止奸臣揽权为名，宣布临朝称制，掌控了朝政大权。
这是冯太后第一次临朝主政，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原因是献文帝拓跋弘天资聪明、刚毅果断，几年后又生下了皇子拓跋宏（父子名字同音），冯太后临朝的理由不充分了，于是归政献文帝，由他决断朝事。
冯太后名为太后，其实还不到三十岁，加上结束临朝后无事可做，熬不住寂寞，看到大臣李奕风流倜傥，就和他“亲密接触”，成双入对。引得朝野议论纷纷。
拓跋弘血气方刚，得知后怒不可遏，完全不能容忍李奕和嫡母的不正当关系。巧的是，李奕的弟弟李敷在相州刺史任上收受贿赂，被人检举。拓跋弘就抓住这件事情不放，高举反腐大旗，大开连坐之门，诛杀了李奕、李敷全家。冯太后遭到情感和颜面的双重打击，对拓跋弘心生怨恨。于是，母子失和。
献文帝拓跋弘钟爱黄老之学，对佛经手不释卷，视富贵为粪土，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治理的朝廷处于乱世，后宫又母子失和，不免心烦意乱，竟然萌发了退位归隐的想法，要把皇位让给叔叔京兆王拓跋子推。大臣们被拓跋弘的这个念头给吓坏了，纷纷反对说：禅位给皇叔紊乱宗祀，万不可行，如果皇上一定要禅位，也要禅位给皇太子。拓跋弘也不含糊，在皇兴五年（471）八月禅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弘做了太上皇，冯太后则升格为太皇太后。
拓跋宏即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
拓跋弘这个太上皇只有十八岁，心中还有大展宏图的念想。他虽然禅位，但依然对朝政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天还像之前一样处理政务，赏罚严明。五年后的一天，二十三岁的拓跋弘“暴亡”，是冯太后派人在他的酒中下了毒。原来拓跋弘禅让之后，和冯太后的关系非但没有好转，还进一步疏远。皇位更替后，孝文帝拓跋宏年幼，冯太后本想再一次揽权，不料拓跋弘把着实权不放，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毒死拓跋弘后，冯太后揽权道路上的巨石就算去除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障碍，就只可能是十岁出头的孝文帝拓跋宏了。
对于孙子，冯太后的心态很纠结。一方面，为了大权独揽，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北魏因为遭冯太后猜忌而被覆灭者十余家。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的家族因为是可能替代冯太后的外戚，而被族诛。孝文帝拓跋宏聪慧过人，对祖母表现得非常顺从。有宦官在冯太后面前搬弄是非，说拓跋宏的坏话，冯太后盛怒之下就痛打了拓跋宏一顿。拓跋宏默然接受，并不申辩。但是冯太后还是担心他日后对自己不利，想要废掉孝文帝。浓厚的猜忌心甚至让冯太后做出如下举动：在寒冬腊月、冰冻刺骨之时，把只穿单衣的拓跋宏关到小屋里，三天没给饭吃。这已经不是想废黜拓跋宏的帝位，而是想要他的命。大臣李冲、拓跋丕、穆泰等人纷纷劝阻冯太后，她才改变主意。孝文帝拓跋宏因此对李冲异常尊重，皇帝对王公重臣一般都直呼其名，但是拓跋宏见到李冲，则称呼他“李中书”。
废帝的念头一旦消除，冯太后就开始用心教导拓跋宏，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代圣君。冯太后亲自写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拓跋宏的学习资料，悉心教导孙子治理天下的原则、方法。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维新，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改革称为“太和改制”（太和是孝文帝的年号）或“孝文帝改革”。实际上在太和十四年（490）之前，冯太后才是北魏的实际执政者。她开启了一系列改革的序幕，还亲自策划、推行了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因为出身汉族，冯太后启动的改革带有鲜明的汉族特色。
以上这些描述可能让人觉得冯太后是一个多疑猜忌、杀戮心很重的女强人。史料中的冯太后也是“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刑罚，决之俄顷”。但她还有知人善用、生性俭素、仁慈和善的另一面。
冯太后对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往往加以笼络，注意培养、选拔贤能之士为己所用。李奕被杀后，冯太后又挑选了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作为新宠。其中她最宠爱王睿和李冲。
王睿本是以天文卜筮为生的江湖中人，长得伟岸英俊。冯太后因事接见王睿后就喜欢上了他，床笫欢愉之后立刻破格提拔王睿为给事中。此后，王睿青云直上，历任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为太原公。王睿内参机密、外预政事，恩宠日隆。但是他不是一个只会献媚的佞臣，而有相当的胆略和才干。太和二年（478），冯太后和孝文帝率百官、宫人去虎圈赏虎，有只吊睛大老虎偷跑出来，眼看就要冲到御座跟前了。帝、后左右的卫士和宫人全都吓跑了，唯独王睿一人挥舞画戟，站在冯太后和孝文帝面前阻挡老虎，把老虎吓走了。最后，王睿升为尚书令，封中山王，在四十八岁时病逝。
李冲出身高贵，是敦煌公李宝之子，文雅大度、交游广阔，声誉很高。他虽然也因为床笫原因得到提拔，升任中书令，晋爵陇西公，但他也才干出众，对北魏政治多有贡献。比如影响深远的三长制就是他开创的。
冯太后宠爱王睿、李冲等人，对他们多有赏赐。比如李冲原本家贫，冯太后就暗中将珍宝财物送到李家去，李冲很快成为富室。但冯太后自己日常生活俭素，不好奢华。她吃得十分简单，穿着打扮也很随意。冯太后一改北魏宫廷之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花样繁多的旧制，将食谱减少了十之八九，平日就在一种宽仅几尺的几案上就餐，杜绝铺张浪费。她平日穿戴的都是没有花纹装饰的丝织品，从不用锦绣华丽的饰物。冯太后在朝政上也厉行节约，临朝之初就下令取消鹰师曹，禁止各地上贡鹰鸟。
但是由于冯太后好佛，北魏因敬佛而花费钱财巨亿，投入了成百上千的黄金，美玉珍宝更是成斗成斗地装嵌在佛堂佛像上。北魏时期的佛像形制恢宏，至今还多有遗物。
在日常琐事上，铁腕的冯太后也多有仁慈和善的表现。一次，冯太后身体不适，要服用中药。负责的厨子却稀里糊涂地端上一碗米粥，而且粥里竟然还蠕动着一条数寸长的爬虫。冯太后发现后，只是用汤匙轻轻一搅，把虫子挑了出来。一旁的拓跋宏见状，很是恼火，痛骂那厨子，要砍他的脑袋。冯太后却笑着摆摆手，将早已吓得七魂出窍的厨子释放了。
冯太后个性严明，对身边的宦官恩威并施，宠信有加，但也不放纵自流。左右宫人有小过错，她就大加鞭挞，少的几十下，多的数百下。可事情过后，冯太后心中不存芥蒂，对受惩罚者待之如初，许多人还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以利欲，至死而不思退”。
冯太后对拓跋宏的控制极严。一直到冯太后死前，拓跋宏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何人，可见冯太后的控制程度。孝文帝拓跋宏生性至孝，事无巨细都先禀明冯太后再做定夺。他长期生活在冯太后的高压下，却心态平和，不怨恨祖母揽权强硬，而是看到了祖母对国家发展有功的一面。他对祖母推行的诸多改革打心眼里赞同，终身奉行，还进一步深化推进。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时年四十九岁。拓跋宏哀痛至极，五天五夜浆水不进，给祖母上谥文明太皇太后，历史上因此称冯太后为文明太后。
冯太后生前，安排两个亲侄女嫁给了孙子拓跋宏。拓跋宏先立妹妹为皇后，封姐姐为昭仪。冯昭仪和冯皇后同父异母，因为母亲出身微贱所以入宫要晚于其妹，但是长得漂亮妩媚，很受拓跋宏的宠幸。她不满于做昭仪，与妹妹争宠。冯昭仪在拓跋宏面前百般构毁皇后，后者毫无还手之力，最后被废为庶人，被罚去寺庙做尼姑，后又被赐死。冯昭仪如愿以偿，做了皇后。
拓跋宏在祖母死后操心政事，常年征战在外，冯皇后不甘寂寞，竟然与中官高菩萨通奸。一次拓跋宏南征，后方谣传孝文帝在汝南病重，冯皇后竟公然与高菩萨行淫。拓跋宏接到告发后，惊愕异常，返回洛阳将相关人等羁押刑讯。拓跋宏亲自审讯冯皇后，现场只留一个卫士，还用棉絮塞住卫士的双耳，可见他也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当冯皇后自陈淫乱本末后，拓跋宏召唤宗室彭城王、北海王等人，说：“昔是汝嫂，今为路人，但入勿避！”考虑到冯皇后是祖母的侄女，天性孝顺的拓跋宏没有马上明令废掉冯皇后，临终之时，才嘱托两个兄弟赐死冯皇后。冯皇后不肯服毒，两个王爷揪住她把毒药强灌了进去。
说回由冯太后主导的王朝改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削弱潜在的政敌，冯太后决定从人事和吏治整顿两方面寻找突破口。
冯氏规定地方官员只要治绩突出，任满一年就升迁一级，而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过去，拓跋鲜卑的赋税制度混乱，地方上州郡与县争收租调。现在朝廷严令只能由县级政权征收，削弱了州郡的财权。如此一来，朝廷（其实就是冯太后）加强了对地方官的控制，而地方反抗中央的资本被大为削弱。
冯太后的人事改革还有许多清明的地方。比如北魏一改鲜卑民族的掠夺本质，在朝廷执行班禄制。鲜卑贵族原来是没有薪水的，要用钱的时候就到地方财政上拿，或者公然敲诈勒索、索取贿赂。现在冯太后申明任何官员在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考虑到许多官员都拖家带口，俸禄可能不够，朝廷又规定地方官可以按官职高低领取一定数量的俸田，耕种收获，补贴家用。这些俸田不准买卖，官员离职时移交下任。后来其他政权觉得俸田制不错，纷纷效仿。冯太后也算是为中国官僚体系提供了一项原创制度。
有一项改革可能在冯太后心中并不是重点，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均田制。
作为汉人的冯太后对农业结构的基本理解是地主与雇农的合作。长期战乱制造了大批的无地农民，也让北魏朝廷掌握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于是朝廷颁布均田令，根据百姓家庭的不同情况，授予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所授田地有露田、桑田之别。其中露田种植谷物，不准买卖，得田百姓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等经济作物，不需交还国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
均田制的推行对于“不习农桑”的鲜卑经济来说是一大进步。它的本质是国有经济，以国家掌握的土地和人口为基础。战争导致百姓脱离田地，背井离乡。国家掌握着大片无主土地，但缺乏人口。原先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姓不是成了游民就是依附豪强地主，成了后者的荫户。因此，北魏又和地方豪强、宗主展开了对人口的争夺。冯太后在国内推行三长制，抑制地方豪强荫庇户口。朝廷调查人口，规定每五家为邻，设立一个邻长。每五个邻为一里，设立一个里长。每五里为一个党，设立党长。三长协助官府管理人口、征收赋税，大大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保证了均田制需要的人口。
与均田制相适应，朝廷又调整了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均田制和租调制相结合产生的成功，使它日后漂洋过海，为日本等国所效仿。这些后事大大出乎了当初改革者的预料。
这些改革带有突出的汉族色彩，都是以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但是年幼的拓跋宏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受到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严密监视，终日战战兢兢，生怕惹怒太皇太后，招来被废的厄运，甚至是杀身之祸。拓跋宏在大权旁落、担惊受怕的环境中长大，如果说他有什么突出之处，就是他成功地处理好了和冯太后的关系，并且养成了沉稳老练的性格，深谙政治。而改革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冯太后虽然缺乏崇高的目标和响亮的口号，却在南北朝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只是冯太后精于权谋却疏于政治，长于战术却短于战略。她仅仅揭开了一次伟大改革的幕布，却没有能力让它成为一场辉煌的大戏。
490年，冯太后病逝，拓跋宏将老人家风光大葬，然后从权力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年轻的拓跋宏接受的政治遗产非常复杂。祖母启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却没有解决帝国的深层次问题：北魏王朝与作为政治根基的汉民族依然存在隔阂。中原各地反抗鲜卑统治的造反事件层出不穷，一道道镇压的命令不断从平城发往各地。拓跋宏对祖母的改革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政策方针本身的认同，更是因为冯太后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班子。拓跋丕、穆泰、陆睿等冯太后的老臣把持朝政，依然在分割皇权。拓跋宏通过对冯太后的高度尊崇，以全面继承祖母的政策来压制来自这部分人的潜在政治威胁。
最让拓跋宏头疼的是，带有汉族色彩的改革引起了鲜卑民族内部的不满。
鲜卑贵族是在马上得的天下，王朝建立后也始终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本性。他们居住在祖宗经营多年的首都平城，自豪且自信。他们感谢祖先留下的富贵生活，也愿意为捍卫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冯太后通过自己的权威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推行了许多改革，却丝毫没有触及鲜卑民族的精神层面，拓跋鲜卑依然保持着保守的面貌。当年酋长拓跋力微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在晋朝当质子后返回晋北，他用弹弓打鸟，这个很寻常的行为竟然引起了部落贵族的恐慌。因为在拓跋鲜卑的历史上，都是用弓来射箭，再用箭来射鸟，从来没有人用弹弓打鸟。于是，惶恐的贵族们认为拓跋沙漠汗已经被南方汉族人的风俗习气给“污染”了，担心他日后继承大位，会改变鲜卑旧俗，进而对部落贵族们不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建议拓跋力微杀死儿子，再挑选本分朴实的人为继承人。这些保守的鲜卑贵族对已经开始的改革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冯太后死了，这种情绪可能会寻找途径爆发出来。
从小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拓跋宏显然不是旧式贵族的同路人。
只有继续冯太后开启的改革、仿效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才能破解鲜卑族落后保守的面貌，才能突破王朝发展的瓶颈。
拓跋宏如今需要突破旧贵族的包围，找到一种既可以巩固和扩大皇权又能够推进改革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拓跋宏想到的方法就是迁都。平城是拓跋鲜卑的老根据地，为北魏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埋葬着本民族的列祖列宗，靠近本民族熟悉的草原。但是平城越来越满足不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经济需求，北魏王朝不得不定期从中原各地征调物资和人口来支撑首都的正常运转。随着北魏立国时间越来越长，汉族人成为王朝人口的多数，成为王朝政治的根基，但鲜卑人显然和他们缺乏沟通，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坚定支持。
且不说平城气候恶劣、环境恶化、经济薄弱，也不说平城远离中原腹心地区，不利于王朝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就只说平城笼罩着的浓厚的游牧民族气息和保守的思想氛围就让拓跋宏受不了。当时，柔然的军队不断进犯北魏云中地区，威胁到了平城的安危，拓跋宏经常要处理相关军务。他觉得如果自己再继续和柔然这样后起的游牧民族纠缠下去，北魏就永远摆脱不了游牧民族这个圈子了。现在的北魏王朝已经不是游牧王朝了，需要一次飞跃。那就是迁都。至于迁到什么地方呢？拓跋宏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计划迁都到中原腹地洛阳去。
洛阳是东周、曹魏和西晋王朝的首都，中原汉族人口聚集，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政治文化氛围，同时也是经济中心。迁都洛阳，不仅可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还可以接受汉族政治遗产的滋养以争取汉族主体的支持。至于平城的旧贵族们，就让他们和游牧后辈柔然人去纠缠较量吧！拓跋宏认定自己给北魏王朝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径。
太和十七年（493），拓跋宏突然嚷嚷着要南伐宋朝，统一全国。
皇帝的行动还很快，在明堂上当众命令太常卿王谌亲自去做龟卜，看看南伐是否吉利。
王谌是九卿之一的太常卿，本不应该由他亲自占卜，可拓跋宏下诏要王谌亲自去做，顿时让群臣感觉到了皇帝对南伐一事的重视。没有人料到，在诏书下达之前，拓跋宏就偷偷把王谌叫到一边面授机宜。没多久，王谌就呈上来一个大利于出兵的“革”兆。当年商朝汤武伐夏前占卜就得了一个“革”卦。
鲜卑人迷信占卜。拓跋宏见此，高兴地宣布：“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吉卦。我们要择日兴兵，南伐宋朝。”群臣知道皇帝要来真的了。可讨伐南方统一全国是大事，关系到王朝兴衰，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准备好的，更不能儿戏，但是占卜的结果却是有利于出兵的吉卦。大臣们一下子蒙了，都低着头不敢说话。
任城王拓跋澄仗着自己是拓跋宏的叔叔，出来说：“《易经》说‘革’是更改的意思。将欲应天顺人，变革君臣的地位，所以汤武得到‘革’卦是吉卦。但是陛下拥有天下，已经好几代了。现如占卜出征，只能说是‘伐叛’，不能说是‘革命’。因此，占卜得到‘革’卦，并非君人之卦，并不吉利。”有几个大臣见有人挑头反对南伐，待拓跋澄话落，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拓跋宏厉声反驳说：“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拓跋澄也和侄子杠上了，说：“陛下龙兴已久，怎么能和虎变相提并论！”拓跋宏没成想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气得脸都变了色，厉声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难道想破坏士气，阻碍国家南伐吗！”拓跋澄也不示弱，答道：“社稷的确是陛下的社稷，但臣是社稷的臣子，既然参与政事以备皇上垂问，就不能不竭尽所能，畅所欲言。”拓跋宏早就下定了迁都洛阳的心思，现在提南伐只是找个借口而已。想不到南伐刚提出来，就遭到了拓跋澄的坚决阻挠，拓跋宏心里一下子就烦躁不安起来。拓跋宏毕竟是拓跋宏，很快就从不快情绪中解脱出来，认识到两人都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而已，对方也不见得就是个老顽固。拓跋澄反对南伐，是为国着想。既然为国着想，就不会反对迁都。打定主意后，拓跋宏不再提南伐，而是立刻转移了话题。等到退朝，皇帝车驾还宫后，拓跋宏立刻召拓跋澄来见面。
拓跋澄还没走上台阶，拓跋宏就远远地对他说：“我们再不谈什么革卦了，刚才在明堂之上，我是怕众人争相发言，阻我大计，所以厉色震慑群臣。我现在叫你来，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真意。”接着，他把名为南伐、实为迁都的计划单独告诉了拓跋澄。拓跋澄原本是担心年轻的拓跋宏一时兴起，对南宋发动冲动的讨伐伤害国家元气。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拓跋宏为国家发展着想的真实意图，立即表示支持，说：“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拓跋澄也认为洛阳地处中心，迁都有利于对全国加强统治，是件大好事。
有了叔叔的支持，拓跋宏的心放宽了一些，但还是心存担忧：“北人恋本，突然听到朝廷要迁都，不能不惊扰。”拓跋澄坚定地说：“迁都大事，本来就是非常之事，当非常人所知，只要陛下圣心独断，其他人亦何能为也。”拓跋宏受到鼓舞，高兴地说：“如果迁都能成，任城王就是我的张良啊。”
拓跋宏决心甩开群臣，开始“南伐”的准备。他先加封拓跋澄为抚军大将军、太子少保，又兼尚书左仆射，再和出身汉族的尚书李冲等人秘密部署。拓跋宏任命李冲负责选拔勇士南征，命令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兵丁。夏末，拓跋宏参拜了冯太后的永固陵后告别平城，率领大批文臣、武将和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往南去了。
地下的冯太后不知道，自己的孙子从此将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了寒冷的晋北。
平城也想不到，自己从此再也没能成为任何一个政权的首都。
拓跋宏率领着大军，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南征途中的洛阳。
来到洛阳前后，河南一带阴雨连绵，让长途跋涉、全副武装的将士们苦不堪言。拓跋宏于是下令全军在洛阳休息待命。
当时，天还下着雨，拓跋宏就兴致勃勃地带着群臣参观了城内残存的汉家宫殿。洛阳从西晋末年开始屡经战乱，早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恢宏景象，但是曹魏和西晋各代皇帝对这座城市的长期经营留下了众多的遗迹。满目荒凉的殿址断壁残垣、杂草丛生。拓跋宏触景生情，对左右大臣说：“西晋不修功德，致使宗庙社稷毁于一旦，宫殿荒废至此，朕实在感到痛心。”说完，拓跋宏潸然泪下，吟诵起了《诗经?黍离》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熟知历史，担心北魏王朝重蹈西晋的覆辙。其他王朝是在洛阳走到了末日，而对北魏来说，只有留在洛阳才能迎来新生。
为了实现自己的真实目的，拓跋宏披甲上马，拔剑出城，下令全军继续南进。当时，连绵的秋雨已经下了一个月，河南地区道路泥泞，士兵前行困难，士气低落。随行的大臣和将领们原本就对草率的南伐缺乏信心，现在在洛阳的生活又苦不堪言，偏偏遇到皇帝督促上路，纷纷出来劝阻拓跋宏。群臣拦着拓跋宏的马，尚书李冲（他其实是个托儿）指出此次南伐本来就没有取得朝野的一致意见，现在皇上又催促进攻，群臣恳请他收回成命。他的话得到了许多大臣的认同，但拓跋宏紧握缰绳，毅然决然地要继续南伐。安定王拓跋休等人最后哭着劝谏拓跋宏不要南伐了。拓跋宏这时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严肃地说：“此次朝廷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贻笑大方。既然停止南伐，不如就将国都迁到洛阳。”
大臣们听了，面面相觑。拓跋宏终于同意停止南伐了，但是提出了迁都的新要求。谁都不敢抢先发表意见。拓跋宏紧接着说：“诸位不要犹豫了。同意迁都的人站到左边，不同意的人站到右边。”在内心里，多数文武官员是不赞成迁都的。但眼前的雨水和危险的南伐是最紧迫的问题，迁都可以停止南伐，因此多数官员只好表示拥护迁都，往左边站了。安定王拓跋休等少数人站到了右边，反对迁都。少数服从多数，南安王拓跋祯代表多数大臣说：“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
拓跋宏精湛的演技环环相扣，到现在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洛阳城残破，拓跋宏先驻跸在西北角的金墉城（今河南洛阳附近）。
迁都一事在程序上确定后，拓跋宏给拓跋澄下了一道诏书：“迁移之旨，必须访众。当遣任城驰驿向代，问彼百司，论择可否。”末了，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近日论‘革’，今真所谓革也，王其勉之。”在拓跋宏的心中，所谓的革卦完全应验在了迁都洛阳这件事情上，它完全可以和商汤伐夏相提并论。
拓跋澄回到平城后，宣布了迁都的决定。留守平城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惊骇失色。他们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贵族大臣们虽然不愿意迁都，但一下子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在拓跋澄援引今古，耐心地一个一个地做思想工作，才没有让平城发生大骚乱。
第二年（494）年初，拓跋宏亲自回平城安排迁都事宜。他在大殿上正式宣布迁都。留守平城的鲜卑元勋显贵借机向拓跋宏发难，反对迁都。
燕州刺史穆熊说：“国家北有柔然的危险，南有南齐政权没有臣服，西有吐谷浑的骚扰，东有高句丽的隐患，四方不定，尚待统一。在这个时候迁都，时机不对。况且征讨四方，需要大量战马，平城有马而洛阳没有马，迁都怎能取胜呢？”拓跋宏反驳说：“北方出产马匹，朝廷只要在北方设立牧场，何必担心无马？平城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所以要迁都中原。”尚书于果反对说：“臣也承认代地比不过伊洛，但本朝自先帝以来世代久居平城，百姓已安，一旦南迁，众人未必乐意。”老资格的宗室拓跋丕也反对说：“去年，陛下亲率六军南征，到了洛阳后派任城王回平城宣旨，命臣等讨论迁都大计。臣等初奉恩旨，心中惶惑。迁都大事，应当讯问卜筮，审定是否大吉，然后定夺。”拓跋宏耐心地回答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人的认识超过占卜的力量，我们没有什么疑问，占卜又有什么用呢？帝王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哪能常居一地！本朝远足，世代居于塞外荒漠，平文皇帝开始南下草原，昭成皇帝营建盛乐新城，道武皇帝才迁都平城，朕为什么就不能迁都洛阳呢？”至此，拓跋宏从细节、心理和理论上全盘驳斥了反对迁都的言论。保守大臣们争辩不过，哑口无言。有的人干脆痛哭流涕，表示誓死不离开平城。拓跋宏依旧强行下诏迁都洛阳。至此，北魏的国家机构南迁的事情算是定了下来。
拓跋宏于是祭拜太庙，告诉列祖列宗要迁都河南的事情，再把祖庙的神主牌位迁往洛阳。平城的王公大臣及后宫一同南迁，许多百姓也扶老携幼开始前往洛阳。整个迁都行动直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大致完成。
浩大的北魏迁都工作从谋划到最终完成一共持续了三年之久。
迁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拓跋宏的目的是推动整个鲜卑民族的汉化，迁都洛阳为拓跋宏大刀阔斧地深入改革提供了契机。
与祖母冯太后一样，拓跋宏的深入改革也是先从政府人事开始的。
拓跋宏到洛阳不久，南方的大士族王肃就从江南逃奔北方，来到邺城。王肃是东晋大丞相王导之后，博学多通，才华出众，尤其精通政治，熟知汉族政治思想和制度。拓跋宏听说王肃在邺城，亲自召见。王肃头脑敏捷，对答如流，态度不卑不亢，对国家大事和发展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非常切合拓跋宏的思路。拓跋宏倾心与王肃交谈多日，有时谈至深夜也不觉得疲惫。拓跋宏向汉族靠拢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正需要王肃这样的人才。拓跋宏放心地对王肃委以重任，亲切地呼他为王生。之后北魏王朝的礼乐改革、移风易俗和制度制定，多数是由王肃主持的。在改革的旗帜下，大量有真才实学的汉人得到了重用。而对于反对改革或者思想保守的贵族大臣，拓跋宏通过人事调整，将他们逐步清理出了政治核心。如拓跋宏任命反对迁都的冯太后的亲信拓跋丕留守平城，就是剥夺了他的实权；又如将原本显赫的陆睿由镇北大将军调整为尚书令、定州刺史，削弱了他的军权。
人事上的改革相对简单，社会改革的难度则大得多。迁都洛阳后，大批鲜卑人南下中原，来到汉族核心地区。这些鲜卑人编发左衽，男子穿袴褶，女子穿夹领小袖，与汉族人显得格格不入。多数的鲜卑人不会说汉语，就是在朝堂之上，鲜卑族和汉族的官员之间也不能直接交流。为此，朝廷和社会上出现了专门的翻译。习俗与语言的冲突还是其次的，最大的问题是大量鲜卑人来到洛阳，居无定所，又不擅耕种，缺少粮食。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前，南迁的鲜卑人难免人心恋旧，对迁都颇有微词。
拓跋宏很快就将改革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风俗和思想领域。他下令官民禁穿胡服，服装一律依汉制。此令一出，引起了鲜卑人的巨大反弹。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服装、语言及风俗等是与民族心理紧密相连的，是各民族相互认同和区别的主要特征。接到命令的多数鲜卑人都没有执行，依然我行我素。留守平城的太傅拓跋丕就公然拒不换装。
太和十九年（495）年初，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又是拓跋宏的岳父，按礼拓跋宏要参加他的葬礼。于是拓跋丕联合陆睿等人上书，请求拓跋宏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当时，朝廷刚刚搬迁到洛阳，百废待兴，如果皇帝公开返回平城参加葬礼，无疑给反对迁都的人增加了口实，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迁都带来的不便。拓跋宏一眼就看出了拓跋丕等人的心思，斥责他们“陷君不义”，下诏将拓跋丕降为并州刺史，调离平城，其他官员相应降职。至于冯熙的葬礼，拓跋宏下令将他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不久，拓跋宏的一个堂兄在洛阳病故了，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堂兄的夫人早死，已经葬在平城，那么这位堂兄是否要葬回平城呢？依礼，拓跋宏应该让人家夫妻团聚，但拓跋宏却借机规定：从平城地区迁移到洛阳的人死后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已死且葬在代地的，妻子死后可以归葬；如果妻子已死且葬在代地的，丈夫死在洛阳后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拓跋宏还干脆将所有南迁官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
类似的改革很多，比如让鲜卑人学习汉语。拓跋宏首先在朝堂上做起，规定：三十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堂上不讲汉语的，一律免官；三十岁以上的官员不强求，但也要慢慢学。又比如下令鲜卑人将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拓跋宏率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因此拓跋宏就变成了元宏。其他的，比如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大孤氏改为陆氏。
语言和姓氏等是一个民族的鲜明特征，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拓跋宏要求在短时间内告别以往的民族特征，尽量减少民族间的差异，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整场改革行动更多的是依靠拓跋宏的皇帝权威去强力推行的。一次，拓跋宏出去巡视的时候看到许多鲜卑妇女还穿着胡服，回来后就责备相关官员没有落实改革措施，进行了处罚。
为了让皇族起表率作用，拓跋宏下令北方四个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即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与各个高门大族联姻，与汉族大家的关系错综复杂，拓跋宏娶了他的女儿为妃。拓跋宏的六个弟弟已经娶妻，也在哥哥的要求下再婚，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
有一次，拓跋宏在洛阳街道上看到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上，全副鲜卑打扮。回到宫中，拓跋宏就召见群臣，公开责备了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查不严，落实政策不力。拓跋澄自我辩解说汉化政策贯彻落实得不错，只有少数人还固执于鲜卑服饰和语言。拓跋宏尖锐地反驳说：“难道要多数人都保留鲜卑服饰，讲鲜卑话，才能算你督查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他气鼓鼓地转向史官，命令将这次争吵如实记载在国史上。可见，拓跋宏推动汉化政策是如何雷厉风行。
迁都和汉化改革，是拓跋宏眼中国家正确发展的道路。为此，他不近人情而又孤独地前行着。
不客气地说，拓跋宏的改革是对鲜卑族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否定。
这样的改革必然遭到本民族保守势力的反对。拓跋宏推行的力度越大，意愿越坚决，反对派设置的阻力就越大。
拓跋宏对反对改革势力的做法只有一个：强力镇压。
拓跋宏很早就立长子元恂为太子。太和十七年（493），元恂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在拓跋宏动身去洛阳“南伐”的前夕，被立为太子。之后，元恂跟随父亲来到了洛阳。拓跋宏出外征巡时，元恂就留守都城，主持庙祀。父子关系还是和睦的。
元恂年纪轻轻，却长得很胖。一到夏天，就浑身流汗，很不舒服。迁都洛阳后，元恂对河南的气候很不适应，老是想念平城相对凉爽的气候。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来说，他的这种思想是纯真的，是不带任何政治因素的。
496年，拓跋宏巡幸嵩山，留元恂在洛阳主持政务。
出巡途中，拓跋宏接到了皇后的紧急报告，说元恂要逃回平城去，还亲手杀死了苦苦劝他留在洛阳的中庶子高道悦。领军元俨为了防止变乱，赶紧关闭宫门，才阻止了太子的出逃。接到报告的拓跋宏中止了出巡，匆匆返回洛阳。
经过初步审讯，元恂出逃的经过非常清楚，他自己也供认不讳。元恂因此被捕。拓跋宏将儿子的出逃上升到了政治事故的高度。这也难怪，拓跋宏长期在改革和反改革的旋涡之中挣扎斗争。他独自推动改革的车轮向前行进，每一次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元恂逃到哪里避暑不好，偏偏要选择平城。平城是拓跋宏要舍弃的鲜卑民族落后保守的象征，元恂要逃回去，这不是公开和自己唱对台戏，反对改革吗？这样的太子还怎么能托付大任？
拓跋宏迅速废黜了元恂的太子位，当众斥骂他的罪过，还亲自杖责儿子。后来打累了，又令咸阳王元禧等人替他杖责了元恂百余下。元恂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一顿打下来，遍体鳞伤，足足一个月趴在床上难以动身。拓跋宏还恶狠狠地说：“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之后，废太子元恂被软禁在河阳，由兵丁看守，每日只有粗食过活。残酷的政治斗争让拓跋宏丧失了理性。
其实，真正反对迁都和改革的代表人物是元丕、穆泰、陆睿等人。
穆泰出身鲜卑贵族世家，祖父穆崇对拓跋珪有救命之恩，任太尉，封安邑公，父亲穆真是冯太后的姐夫。穆泰本人又娶了章武长公主，既是功臣之后，又是皇亲国戚，先后担任尚书右仆射、定州刺史、征北将军等职。穆泰对拓跋宏也有“救命之恩”。最初的时候，大权独揽的冯太后曾将拓跋宏幽禁，计划废黜。穆泰劝谏冯太后不要随意废立皇帝，保全了拓跋宏的皇位。拓跋宏亲政后，对穆泰很感激，君臣关系一度非常亲近。但是在拓跋宏推动迁都和汉化改革后，穆泰毅然站在了反对立场上。
太子元恂要逃回平城的那个夏天，穆泰正在定州刺史的任上。他对逐渐深入的改革难以接受，借口不适应定州的气候奏请转任恒州刺史（治所就是平城）。当时的恒州刺史是思想同样保守的陆睿。拓跋宏于是决定让穆泰、陆睿二人对调一下职位。
穆泰在回平城的路上，不满和失落的情绪让他做出了割据平城叛乱的决定。等他到恒州时，陆睿还未起程，穆泰就煽动陆睿共同起兵。两人一拍即合，并联络了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镇北将军、乐陵王元思誉等人参与。其中元隆、元超、元业三人是元丕的儿子。这简直是一次保守势力的大集合。他们秘密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新主，要与拓跋宏分庭抗礼。
元颐对起事缺乏信心。推举他的人刚走，他就派人快马向拓跋宏告密。拓跋宏立即派任城王元澄率领大军讨伐，元澄先派治书侍御李焕潜入平城了解情况。李焕在平城展开了成功的攻心统战工作，将叛乱分子各个击破，很快瓦解了叛军的士气。穆泰自度必败，一不做，二不休，亲自带领百余人围攻李焕的住处。结果没有打下来，穆泰只好单枪匹马逃跑，最终被擒。元澄的大军迅速进城，将叛乱分子一一抓获。
事后，拓跋宏亲临平城，审问罪犯，穆泰等多人被斩首。陆睿是老臣，冯太后曾赐他铁券金书，答应许他不死。拓跋宏便没有将陆睿斩首，而是赐死。平城发生兵变时，元丕已经八十岁了，并不在城内，更没有参与兵变。但他的儿子曾将密谋告诉过父亲，元丕没有发表意见。事后，元丕被认为“心颇然之”，应该连坐受死。但拓跋宏念他在冯太后当年要废黜自己时曾和穆泰一起固谏，加上元丕也有免死诏书，因此只是将他削爵为民。乐陵王元思誉、穆熊等也被削爵为民。
平城兵变未遂，拓跋宏沉重打击了反对势力，也让他加深了对反对势力的警惕和仇视。
平城的兵变平息后不到四个月，拓跋宏下达了对废太子元恂的处决令。
废太子元恂在河阳每日忍饥挨饿，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他每天礼佛诵经，还经常书写学佛心得。太和二十一年（497）四月，中尉李彪告发元恂与左右谋逆。拓跋宏随即派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元禧用“椒酒”赐死元恂。元恂死后，粗棺常服，被葬于河阳城。
元恂死后的第二年，御史台令龙文观违法当死。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龙文观交代说，他曾经接触过废太子元恂，说元恂被拘押时，写了很多书信。龙文观不知道元恂所写内容，供认中尉李彪和侍御史贾尚很清楚。为了查明此事，廷尉收审贾尚。当时李彪已被免官回到老家，廷尉奏请拓跋宏将李彪收赴洛阳。拓跋宏非但不准，还赦免了李彪，并指示不再追查龙文观交代的这条线索。贾尚随即被无罪释放，回家后没几天就“暴病”而死了。
这是一件令人疑惑重重的无头案。元恂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拓跋宏为什么不让追查下去？拓跋宏明显偏袒李彪，而对元恂的死漠不关心。最大的可能性是元恂写了一些对李彪不利的文字，招致后者的诬告。而拓跋宏刚刚经过平城兵变的“考验”，多疑烦躁。他本来就对废太子不放心，刚好借李彪的诬告置儿子于死地。事后，拓跋宏也知道其中有猫腻，但他维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元恂是无辜的，是一场孤独艰难改革的牺牲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拓跋宏才是北魏王朝真正的开国君主。
北魏出自代国，拓跋宏的先辈们利用西晋末年的乱世建立了割据政权。像它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五胡乱华时期很多，尽管北魏实力稍强，但也没有真正得到中原百姓的认同。而拓跋宏实现了让北魏从一个北方蛮夷政权到全国政权的飞跃，他的迁都和改革让北魏融入了中原。
南朝名将陈庆之观察北魏后，向南方人感叹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可见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北魏已不再是割据的蛮夷政权了。
这要归功于拓跋宏，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汉化程度最深的改革。正因为程度之深，导致了本民族内部的强烈反对。在拓跋宏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伽鬼、慕容光，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能打破民族间的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及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拓跋宏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拓跋宏尽管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单从一些数据上来看，他改革的效果也非常明显。西晋鼎盛的太康年间，朝廷“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到北魏正光元年（520），朝廷控制的人口就超过了五百万户，是西晋太康时期的两倍多。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多寡是国力强盛的核心标准。
洛阳城从西晋末年起，经历多场战火，拓跋宏到来的时候已经残破不堪，几乎就是一片废墟。经过拓跋宏的营建和北魏之后几十年的经营，洛阳迅速恢复为中原重镇，规模宏大，市井繁荣。整个洛阳“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
四方人士汇聚洛阳。城南四里的洛水之上，有一座浮桥叫永桥。北魏在桥南建造了整齐的建筑群，招待各方来客。从南方投奔而来的“吴人”先居住在金陵馆，三年后赐宅归正里。洛阳人将归正里叫作“吴人坊”。南齐建安王萧宝夤（yín）来投降的时候，北魏就在归正里给他安排了府邸。后来萧宝夤娶了北魏公主，耻于居住在城外，得到允许后移居城内。后来，南梁的西丰侯萧正德来投降，也先住金陵馆，后来在归正里找到了房子。从北方投靠来的“北夷”先被安排在燕然馆，三年后赐宅归德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酋长还派遣儿子入侍北魏朝廷。因为忍受不了黄河流域的炎热，这些人秋来春去，在当时被称为“雁臣”。从东方依附而来的“东夷”先住在扶桑馆，之后再赐宅慕化里。而从西方依附而来的“西夷”则入住崦嵫（yān zī）馆，之后再赐宅慕义里。仅这些附化之民，就超过了一万户。
改革成功后的北魏国力强盛，四方百姓归附。拓跋宏也以天下共主自居，不断发动对南朝的征伐。太和二十三年（499）四月初一，拓跋宏于南征途中逝世，年仅三十三岁，史称孝文帝——北魏皇帝都不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