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移民的根、移民的源、移民的出发地，特别是明清以来的移民。比如说四川以至云南、贵州，都有相当一部分人说自己的老家是湖广麻城孝感乡，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麻城市，明代的孝感乡就在当时的麻城县内。很多人的家谱、族谱中都写明来自“湖广麻城孝感乡”，有的还写成“江西麻城孝感乡”。甚至有的彝族家族也声称祖上迁自麻城孝感乡。
这次移民的背景，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末，徐寿辉在麻城一带起兵反元，后来徐寿辉的部下进入四川，明玉珍在重庆建立政权，这样就有一批人随着从湖广（湖北、湖南未分省时）迁到了四川。在整个明朝不断有人从湖广迁入四川。由于此前一直有大批江西人迁至湖广，所以历来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到了清朝初年，更形成了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以后部分移民继续迁往云南、贵州和陕南。
北方很多人说自己老家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一些家谱和地方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有人估计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有一亿人。洪洞是山西的一个县，但大槐树只是一棵树，现在那棵树还是后来补种的。历史背景是：明朝初年，华北经过战乱以后人口稀少，再加上后来迁都北京，华北和北京都需要充实人口，山西受战乱影响较少，人口相对稠密富余，所以大量外迁。其中一部分人的确是从洪洞迁出的，他们保持着对大槐树的记忆。
还有个地方也很有名，就是南雄珠玑巷。今天珠三角广东那里的很多人都说自己的老家就是南雄珠玑巷，民间还有南雄珠玑巷后人的联谊会，好多人的家谱里都这么记录，方志里也记载当地人来自南雄珠玑巷。
一种说法是南宋时有“胡妃之乱”，一位姓胡的妃子得罪了皇帝，家人被追杀，累及珠玑巷的人不得不逃亡南迁。还有说法是，珠玑巷居民的祖上是唐朝的官员，因战乱才南迁。出发地都定在南雄珠玑巷。
这样的出发地还有不少，比如在安徽皖江流域安庆一带，很多人都说自己老家是江西瓦屑坝，瓦屑坝大概在江西鄱阳县西面。江苏苏北的很多人都说自己的老家是苏州阊门，是从苏州迁过去的。淮北一部分人说自己老家是山东枣林庄，枣林庄应该在兖州一个叫安邱府的地方，是明朝安邱王王府所在的一个村，以前叫枣林庄。云南有些人说自己老家是南京杨柳巷，具体在什么地方还查不到。还不止这些，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麻城孝感乡、洪洞大槐树、南雄珠玑巷。
大家肯定会问，这么大规模的移民，数以百千万的移民怎么可能都从一个乡、一条巷或者一棵树下面迁出去呢？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数不是官方组织的，所以在正史里面记载很少，甚至在地方志里记载的内容也不多。但是我们从历史事实、情理上来推导的话，肯定不可能都迁自一个地方。比如说从山西迁到华北，迁到北京，山西北部的人直接往北京方向迁就行了，为什么要先南下到洪洞，到那里集合后再走回头路呢？
又比如说麻城孝感乡。“湖广填四川”的规模那么大，移民的来源不仅有湖北，还包括湖南、江西、安徽、广西等地。就算是以湖北为主的，那么湖北的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先集中到麻城，然后再迁往四川。就是从麻城出发，也没有必要都集中到孝感乡。从史料记载看，湖南人、江西人、安徽人都是直接往四川方向迁移的。移民中还有客家人，记载很清楚，他们是直接从原籍出发迁往四川的，与麻城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些客家人的后代也称自己祖上来自麻城孝感乡，显然麻城孝感乡只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
南雄珠玑巷也是这样，难道珠玑巷周围的其他巷，南雄以外的其他县就没有人口输出吗？这么多人原来都住在珠玑巷，住得下吗？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这些移民出发地会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个文化符号，并不是真正的、实际的出发地。因为早期的移民都是在天灾人祸中逃难、逃荒，有的是被官方强制迁移，有的可能犯了罪，有的欠了债，有的已经一无所有，既然没有文化，也就没有条件记载他们的来历和迁移过程。等到他们在迁入地定居下来，几代以后，社会地位提高，经济改善，出了有文化、有地位的后代，要修家谱了，得写清楚祖宗的来历。只能选一种比较体面的说法，选个影响大点的符号。还有一种“从众”的心态，比如说在四川的移民后代，看其他家族都说来自麻城孝感乡，就认为他们的家族也肯定出自麻城孝感乡。有的家谱中还会加上一个“奉旨迁移”的前提，以提高本身的社会地位。华北的移民后代，也会因为大家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迁来的，他们的家谱中也就这么写上，山西的移民，甚至山西以外的移民，最终都成了大槐树移民。
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文化符号，也不是偶然的。比如说洪洞大槐树，那棵树的位置的确比较显著，当初的确有一部分移民是从这里出发的，保持着这个记忆。又如南雄珠玑巷，的确比周围其他地方更有特色，一支比较主要的移民可能真是从珠玑巷出来的，他们保留了这样的传说和记忆。这样的记忆通过其他移民后代的从众心态，泛化为移民后代的集体记忆。
又比如苏州阊门，这么多移民为什么都要认苏州为出发地，认了苏州为什么还要具体到阊门呢？因为阊门是交通要道，影响大。明朝、清朝时苏北一直比较穷，水灾较多，苏北人往往被人家瞧不起，所以那些移民后代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或者出了一个大人物后，总要选择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故乡。苏州长期以来文化发达、经济繁荣，名声在外，说自己是苏州人的后代就抬高了自己的地位。我们查到苏北的有些家谱，记得清清楚楚，原籍不是苏州，是其他地方，但等到这个家族有了一定的声望后，他们的后代也会认苏州，认苏州阊门。
所以说，这些大的移民出发地一般都具有两重特点，它实际上是一个符号，或者是当时一种主要的记忆，被逐步传承下来。大多数移民后代出于一种从众心态，使一种记忆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覆盖了全体移民后代，成了移民唯一的根。
还有一些地方真是移民的出发地，由于移民数量不太多，后代也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时深日久，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确切的地点了。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做深入调查，才能够确定大概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皖江地区的人知道祖上来自江西瓦屑坝，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江西瓦屑坝究竟在什么地方。山东枣林庄也是这样，淮北的这些人口耳相传传下来祖上迁自山东枣林庄，但是枣林庄在哪里，他们已经不知道了。
这些地名虽然不像前面提到的那些有明显的地标或者文化符号，但是在这一批移民的传承过程中，也是一个重要标志。
比如说瓦屑坝，我们找到的地方不过是一个小村庄，当然不可能输出那么多移民。也就是说，在相对不太著名的地名中间，对原始移民来说，总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尽管周围地方也曾经输出了大批的移民，但是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只留下了这一个点的记忆。就像麻城孝感乡代表了整个湖广的移民输出地，大槐树覆盖了整个山西和周围的移民输出地一样。
其实，其他记忆同样存在，只是无法动摇第一记忆的地位，加上在从众心态下的排他性选择，因而被有意地忽略了。比如北京周围有很多拿山西的地名命名的乡、村、屯、营，清楚地表明这些地方就是以山西某地的移民为主而设置的，它们的背后就是一部大大小小的移民历史。
所以我们要研究移民史，就要研究文化的传播过程，研究当地地方文化的形成和变迁，研究当地的民风民俗，才能复原出一部鲜活的移民历史。对这些移民的出发地、标志性地点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至于移民后裔本身保留着的记忆，他们对自己“根”的认同，已经超出了移民史的范围，是他们本身对故乡、对祖先、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感情。没有必要去追究是不是百分之百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人类天性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根、对自己故乡美好的感情的表达。
早期的城市被称为“国”，小的国就只有一座城，大的国可能不止一座城，统治者住的地方就是都城。因为当时城市的设施很简陋，再加上人们抵御天灾的能力很有限，农业生产能力也不强，所以经常通过迁移来躲避自然灾害，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商朝在建立以前就经常迁都，以后也还是不断地迁都。
商朝人把都城叫作“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出现过好几个“亳”，有“东亳”“西亳”“南亳”等。盘庚迁殷的时候留下的一篇文献就记录了他对臣民的规劝，他要求百姓、贵族服从他的意见迁都，新都城的人口几乎都是从外面迁过去的。到了商朝后期，都城不再迁移，稳定下来了。
以后的周朝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大的诸侯国，都城也都稳定了，只有发生特殊情况才迁移。但是在那些已经稳定的都城，移民也是相当多的。有的是因为都城的繁华才迁入的，比如经商的人。还有那些投奔诸侯国君的，还有为国君、贵族服务的艺人、工匠，还有一些其他诸侯国的人质和他们的随从。总而言之，一般都城都有比较多的外来移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就在咸阳城里面安置了大量的移民。他把六国贵族的后代，把他认为潜在的不稳定的势力，还有那些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强，从各地迁了十二万户到咸阳。这些贵族、原来的官员、富豪，家庭人口一般都不少，就算每家平均五口人的话，迁入咸阳的就有六十万人。再加上其他类型的移民、民间自发的移民，可以说，咸阳城里主要的人口是外来移民。
到了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从洛阳迁到长安关中。当时还没有长安这个城，因为原来的咸阳城已经被破坏了，只好在它郊外的长安乡建新都。新都建成以后，总得有居民，刘邦就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关东六国旧地，包括项羽分封的那些诸侯国，把原来的诸侯和六国贵族的后裔、地方上的“豪杰名家”十几万人迁至关中，其中大部分人就安置在长安。此前，他已经下令诸侯之子、功臣列侯都迁至长安。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汉朝的皇帝大都在自己的陵墓边上建成一个县城，称为陵县，让这个县的居民为皇帝守陵，实际上是长安城附近的一个个新建的居民点。陵县里的人完全是新迁入的，都是移民。其中一些高官得跟着他侍候过的皇帝的陵墓，在不同的陵县中迁移。对原来户籍不在长安的官员，这也是一次将户籍迁入陵县，以后可以长住首都的机会。每个陵墓建成后，都要从全国各地按一定标准迁入一批高端移民，如级别达到多高的官员、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商。一方面可以加强对这些人的监控，另一方面通过迁入富人促进陵县和首都一带的繁荣。所以长安周围陵县分布密集的地区，大部分居民都是移民或移民后裔。
移民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出乎我们今天的想象。比如田氏是齐国的大姓，齐王和一批贵族都属田氏。田氏移民迁入关中后，关中到处都是姓田的，由于人数太多，田氏在内部分房编号，至少从第一、第二编到了第五。开始可能就称为田氏第一，或第一田氏，以后就省略为“第一”，“第一”就成了这一支田氏的姓。其中一支“第五”一直传了下来，如东汉初有第五伦，担任过“三公”之一的司空，近代还有姓“第五”的。田氏不仅人口多，资产丰厚，还善于经商，到西汉中期，关中的富商几乎都是田家人。
汉武帝以后又迁入了一批归降的匈奴上层人物，还有西域各国的胡人，有的是来朝贡的，有的是来经商的，其中一部分就定居在长安。所以汉朝举行重大的仪式，经常专门安排各方蛮夷的代表人物参加。定居长安的移民有来自外国、外族的。
作为首都，长安还吸引各种人来活动和定居，如求学的，被聘请来的著名学者，求官的，当上了官定居的，行医的，经商的，逃亡的，临时的流民，最终留下来的流民等。
由此形成的长安的都市文化，正如西汉学者所归纳的：“五方杂错，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闾里豪杰则游侠通奸。”（各方面的文化混杂，风俗多样。其中的世家大族讲求礼节、尊崇学问，富人经商牟利，豪杰以结交游侠为荣不惜犯法。）“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各地来的人密集相处，吃闲饭的人多，百姓弃农经商做工，列侯贵族的车辆服饰都超标，民众仿效唯恐不及，婚嫁更崇尚侈靡，丧葬花费没有节制。）
拓跋鲜卑从草原上内迁的第一个都城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后来就迁到了平城。平城本来是个普通县城，成为北魏的国都以后，北魏先在自己的境内，在太行山以东那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迁移了好几万户进来。以后北魏攻占了南朝的青州，就是今山东中部一带，从那里迁移了一大批人，称之为“平齐户”。北魏灭了河西走廊的政权和其他政权后，都将当地的人口，包括原来的官员、将士、学者、僧人、乐师、工匠等大量迁到平城。平城逐渐成为一座建筑宏伟、寺庙众多、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外来移民在人口中占很大比例。北魏迁都洛阳，又把平城的绝大多数人迁到洛阳，并且规定他们以后的籍贯就登记为河南洛阳。以后继续从各地向洛阳移民。
北魏与境外的贸易相当发达，大批外国、外族的商人经商成功后就在洛阳定居，过着富贵的生活。《洛阳伽蓝记》描述：“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还有大批从南朝和外国来投奔的、迁入的人。朝廷专门建了金陵馆接待南朝人，三年后迁入归正里的住宅。北方各国、各族来的人在燕然馆接待，三年后迁入归德里的住宅。“东夷”来的人在扶桑馆接待，以后迁至慕化里。“西夷”来的人在崦嵫馆接待，以后迁入慕义里。
唐朝的首都长安城里的移民更多，有学者估计长安城里的外族、外国的人要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包括唐朝任用的官员、将士和他们的家属、随员、使者、商人、乐工、舞者、工匠、学者、留学生、医生、僧人、奴仆等。各地也有大批人员因为当官、参加科举考试、求学、游学、旅游、经商、投亲访友等来到长安，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此定居。
历史上无论是统一王朝的首都，还是分裂时期各政权的都城，都集中了大量的移民，特别是高端移民。在一些地区性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都会聚居大量移民。唐朝后期的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登州等还集中了很多外国、外族的商人。广州城里聚集的阿拉伯人、波斯商人及其家属估计达十万人。
正因为这样，在这些移民集中的都城中，特别是首都，多种文化并存，相互交流融合，也有冲突、摩擦，形成“五方杂错，风俗不纯”的文化格局。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杰出人物，有机会接受多元的文化，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艺术，形成一种比较开放的格局。外来的商品、物种、音乐、舞蹈、风俗，也随着外来移民，特别是在他们定居以后，在都市中间传播，被广泛接受，并且逐渐传播到各地。
我们要了解历史上这些首都、商业中心、文化中心的文化形态和发达程度，一定要了解这些地方的移民类型、来源、状况、所处的地位、与土著的关系、作用和贡献。在尚未出现现代传播手段的古代，文化只能通过人传播，而移民就是传播文化的最活跃的载体。
西晋以后，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实际上在这之外还有两个政权。这些政权大多数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的，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五胡乱华”，意思是这五个“胡”（非华夏少数民族）把华夏搞乱了。前人往往把“五胡乱华”的出现归咎于从东汉以后少数民族大规模的南迁和内迁，其实南迁和内迁本身并不是“乱”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看看少数民族的内迁是怎样出现的，内迁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其实西汉时就有大批匈奴人因为在战争中被俘或者归降而迁入汉地，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设置的属国，采取的办法是“因其故俗”，根据他们原来的风俗习惯，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置在内地，其中的上层人物还担任了汉朝的大臣或者将领，比如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金日磾。
汉武帝临终委托四位大臣辅佐他年幼的儿子——后来的昭帝，其中一位就是金日磾。金日磾本人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为他父亲被汉朝打败后不愿意投降，被昆邪王杀掉，他和他母亲被作为俘虏献给汉武帝。但以后金日磾得到汉武帝的信任和重用，逐步成为汉武帝身边最亲近的大臣。这四位辅佐昭帝的大臣，以后一位被杀，一位死后被灭族，而金日磾不仅善终，金氏还繁衍为西汉后期著名的世族。
不过大多数内迁的匈奴人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显然他们已经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真正大规模的内迁还是发生在东汉，南匈奴投降汉朝后迁到了塞内，他们一度有三万四千户，二十三万七千多人。很多散居在各地的匈奴人和北匈奴的降俘人员还没有被列入统计。
除了匈奴人以外，鲜卑人也开始南迁，迁到了边境，以后进一步南下。羌人、氐人被大规模地迁到了关中，一部分羌人甚至迁到了首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到西晋初年，江统曾经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戎狄”（泛指匈奴、鲜卑、羌、氐等少数民族）人口居然占关中总人口的一半。
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今陕西北部、甘肃东北这些地方，原来的行政机构都被撤销了，朝廷已经放弃管理了。《中国历史地图集》有关的图幅只能在这一带写上“羌胡”两个字，其他全部保持空白，因为当时留下来的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
其实朝廷并不真正了解这一地区的情况，因为在那里聚居的并不止羌人、“胡人”。一定要说是“胡人”，其中包括的民族就不止一两个。因为匈奴原来散布的范围很广，包括西域不少地方，今天的新疆与以西的中亚，甚至西亚的一些民族也随着匈奴人内迁了，有的就定居在这片“羌胡”地区。
匈奴人和其他胡人在定居以后，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匈奴的主体又渡过黄河进入了今天的山西，在汾水流域定居。这些普通的匈奴人还有其他羌人、鲜卑人，他们的境遇是很差的，相当一部分人被汉族的官员、将领、地主、富人买了去当奴隶。
曹魏时，有人到晋阳（今山西太原）做官，其他人就托他在那里帮他们买匈奴奴隶，有大批匈奴人和其他“胡人”被掠卖到中原各地，包括后来建了十六国之一——后赵的羯人石勒。他从小受尽折磨，他被掠夺卖走的时候是“两胡一枷”，两个胡人合戴一把枷锁，就这么两个一对给卖了。
这批人受的苦要比一般汉族穷人还要大，所以他们后来起来造反，或者投奔其他的割据势力，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无奈，一开始就是出于求生，并不是因为与汉族有什么特殊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得到善待，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就能安定下来，与汉族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一般都被安置在首都洛阳或者其他城市。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因为有很好的生活待遇，再加上汉族统治者以为如果让他们学习汉族的文化、接受汉族的礼仪，就可能消除他们对汉族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等族的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曹魏以及西晋期间，这些人往往已经与汉族的学者士人没有什么差别了。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治所晋阳设立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匈奴不少上层人物就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又迁到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血统高贵，就用汉高祖刘邦曾经与匈奴的冒顿单于结亲为理由，自认为是刘邦之后，以“刘”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建立了汉国，刘曜建立了前赵。
匈奴是所谓“乱华”的“五胡”之首，而刘氏匈奴又是匈奴中首先建立政权的一支。但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一支“乱华”的匈奴人在文化上与“被乱”的华夏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如刘渊，他七岁时母亲死了，他表现出来的悲哀和痛哭得到了宗族部落的赞赏。当时任职司空的太原人王昶听了以后也非常感动，还派人去吊唁。据说他从小好学，老师就是有名的学者上党人崔游，他学了《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特别喜爱《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这些他都能够背诵。其他像《史记》《汉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他统统都看过。这哪里还有一点匈奴人的痕迹呢？他习武也不是只继承匈奴的尚武风尚，而是研读《史记》《汉书》时受到了启发。
刘渊的儿子刘和也是好学不倦，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个儿子刘聪十四岁就能够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念得很熟，还会写草书、隶书，会写文章，曾经写了一百余篇诗，有“赋”“颂”五十多篇。
这些人已经完全地汉化了，就是放在汉族中间，他们在文化上也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所以等到刘渊起兵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完全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举行祭天、祭祖仪式，追尊刘禅也就是刘阿斗为孝怀皇帝，把汉高祖以下的三祖五宗立为神主。刘渊这样做当然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但显然已经得到本族人普遍的接受，至少已经为匈奴的上层人士所认同了。他们的起兵并非单纯的民族冲突或民族战争，而是伺机夺取政权，建立王朝。而西晋的内乱给他们制造了合适的时机。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错误地吸取了曹魏政权被轻易取代的教训，认为曹魏非但没有壮大，而是削弱限制宗室的政治、军事势力，面对司马氏的篡夺无能为力，所以大封宗室王，不仅给实际封地，还配置了军队，却解散了朝廷的军队，为宗室之间的武装叛乱和争夺准备了条件。晋武帝司马炎死后，继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而他的贾皇后是个野心勃勃的悍妇。她首先利用宗室势力，杀了执政的外戚（惠帝的外祖父）杨骏，集权专政，然后引发八位宗室王之间的混战——“八王之乱”。十六年后，当八王中的东海王司马越成为胜利者，十六国中的汉（前赵）、成汉已经建立，首都洛阳被包围，司马越只得逃出洛阳，次年在途中被杀，随从的官员军队全部覆灭。
所以“五胡乱华”其实是“华”先乱，才被“五胡”找到机会。而在这个“乱”中，“五胡”的底层与汉族中那些被迫成为奴隶的百姓、失去土地的平民、动乱中无以为生的难民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而“五胡”的上层人物，无论是匈奴还是鲜卑、羯、氐、羌，其实都已经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诱发了他们的民族认同，开始为本民族夺取政权。他们恰恰是利用了汉族文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如刘渊把自己塑造成汉朝刘氏的继承人。因为他们在学习汉族文化过程中，已经掌握了“天命”之类的帝王之术。汉人可以做皇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你有天命，我也可以有天命。像石勒这样底层出身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又有汉人张宾这样的谋士辅佐，就可以建立华夏传统的帝王体系。而且他们都大量地任用汉族官员、谋士为他们服务，统治的人民也大多是汉族，他们建立的政权与汉族的分裂割据政权没有本质区别。
总而言之，“五胡乱华”绝不是简单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并非纯粹出于民族矛盾，相当程度上是“华乱”的结果。持续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又加剧了战乱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我们应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客观认识“五胡乱华”。
有两句唐诗大家一定很熟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汉以后，阴山山脉经常是农业民族华夏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一道重要的界线。所以诗人希望像李广这样的飞将军能够一直守住这条边界，这样胡马就不能够“度阴山”了。但事实是，胡马经常“度阴山”，那胡马为什么要“度阴山”？
从中国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和北方的牧业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只是激烈程度和冲突的范围而已。其实冲突的界线远远不止阴山山脉，往往从辽东一直到陇西再到河西走廊，都不断出现这样一种冲突。飞将军虽然也有，但是未必守得住。以往人们往往把冲突的出现归咎于牧业民族的野蛮落后、侵略好战，或者认为是农业民族软弱无能，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牧业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黄河流域曾经是东亚大陆最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牧业民族也曾经与农业民族一样生活在这一地区。但随着农业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牧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到战国后期已经被挤出了黄河中下游，迁到了秦国、赵国、燕国三国的长城以北。
在正常情况下，牧业民族迁移的范围并不大，所谓“逐水草而居”，主要是季节性的或者周期性的。但是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他们的迁移范围不得不扩大。一般来说，要获得足够的生存条件或者有了充分的安全感以后，他们的迁移才会告一段落。
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以后，匈奴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但是由于气候寒冷，匈奴人不可能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初，气候逐渐变冷，严寒、干旱、大雪、蝗灾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要灾害。东西向的迁移往往同样难以躲避由北而来的灾害，还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抵制，向南迁移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
如果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殊死的搏斗就不可避免。牧业民族的生产技能——为放牧和狩猎需要锻炼出来的骑马和射箭——非常容易转化为军事需要，在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中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这使他们稳操胜券。
在占有农业民族的土地的同时，牧业民族往往也夺得了粮食、纺织品、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资、妇女和劳动力。这些战利品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度过了灾害，而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有了积蓄。这使他们意识到，用武力从南方农业区掠夺物资和人口是趋避灾害、获得财富最容易的手段。而与其他游牧民族的争夺，付出的代价很大，收获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南方农业区缺乏有力的防卫，牧业民族就会经常进行袭击性的掠夺。每当秋高马肥，牧业民族的战斗力最强，又最需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和物资，这类掠夺也最频繁。
无论是正常的交换，还是掠夺所得，一旦牧业民族开始消费粮食、纺织品，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更适宜的生活用具，就会产生更大的需求，逐渐地形成依赖性。原始的牧业民族可以完全依靠畜产品为生，但在食用粮食、穿上纺织品，使用了铁制工具或武器以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抗拒。
比如说茶叶，原来都是南方农业地区生产的，但传到北方牧业民族中间以后，很快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牧区很难生产这些物资，至少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需要。如匈奴人在秦人、汉人的影响下也开始种粮食，但产量很有限。所以他们将这些物资的供应视为生命线。
来自中原王朝的供应，在边境进行的“互市”和“关市”对他们来说至关紧要，不可或缺。但中原的统治者不了解牧业民族的需要，或者故意将这些物资的供应作为对付他们的手段，往往就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尽管的确存在先进和落后，但从本质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相适应的，并没有优劣之分。
但处于东亚大陆中心、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民族——华夏各族（以后的汉族）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他们很早就形成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春秋时就集中表现为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的农业民族、华夏各族是“夏”，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族是“夷”；“夏”是中心，是文明，是先进；“夷”是附庸，是野蛮，是落后；“夏”和“夷”的界线绝不能混淆。正因为如此，汉朝从皇帝到臣民都很难理解和同情匈奴人，汉朝和匈奴也不容易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关系。
在汉匈的争夺和战争中，汉朝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匈奴人的生存条件比汉民差，汉民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而匈奴人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业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农业区。牧区大多数地方没有条件发展农业，而农业区一般很容易变成牧地。所以匈奴人南下以后，可以将农牧界线南移，可以在原来汉人的地方放牧，但是汉人北上以后却不能将农业区向北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阴山山脉已是农业区的北界，是难以逾越的界线。
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匈奴人都曾经占有过阴山以南的土地，他们照样可以在那里放牧和生活。汉朝的军队尽管曾经一次次深入蒙古高原，甚至已经将匈奴人驱逐到蒙古高原以外，却没有办法在那里长久留驻，更不能将那些地方变为自己的疆域，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因为军队或者移民都没有办法就地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物资，全部要从遥远的后方运来。
在匈奴人和他们的牲畜全部转移以后，汉人既没有统治的对象，也没有战后掠夺的目标。即使是给匈奴以重创的战争，实际上损失往往是汉朝一方面更大。所以在汉匈的冲突中，汉朝往往只能取守势，匈奴却往往采用攻势。匈奴的每次入侵都给汉朝造成很大的损失，而汉朝的反击倒经常是得不偿失。因为在匈奴远离的时候，汉军出兵再远，也不会有任何战果，却要赔上大量粮食、物资和人员。
比如汉武帝打了几个大胜仗，甚至深入蒙古高原，但在国内听到的倒是反对的话。当时一些官员就提出：“我们自己有很多田地，因为农民都当兵出征了，就都荒芜了，没有人种，还需要那些干旱寒冷的土地吗？又不能种庄稼的，要拿来干什么呢？”
所以在汉朝军事实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和亲不失为一种明智而现实的政策，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来和平，避免更大的损失。特别是在匈奴相对弱势的时候，执行适当的政策，正是保证双方能够和平相处的重要前提。
我们当然应该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人入侵的贡献，这一努力巩固了西汉的疆域，也为以后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看到，真正给边境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宁的是汉宣帝的正确方针。当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兵败投降的时候，汉宣帝不仅没有趁机消灭匈奴政权，还给予了基本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充分的物资供应，使他们能够享受体面的和平。比如说单于朝见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给他的地位“在诸侯之上”，仅次于皇帝。不把他当自己的臣下，而是拿他当朋友、当宾客，还派军队护送他回去，供应给他很多物资。等到他认为呼韩邪已经有自立能力了，又把他送回蒙古高原。
汉元帝继承了汉宣帝的政策，并更加务实。有次，汉元帝派使者去匈奴，使者在没有事先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与匈奴订立了完全平等的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不得相互欺骗，相互攻击），“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背约者要受天的惩罚），并按照匈奴仪式，登诺水东山，杀白马，饮血酒。使者回来汇报后，公卿大臣都认为他们擅自与夷狄发这样的恶誓，丢了国家的脸面，要求重新派使者去匈奴，重新举行祭天仪式后解除誓约，并追究他们“不道”的死罪。元帝却下诏书不解盟，实际上承认了盟约，只给了他们很轻的处罚。
正因为这样，汉匈之间出现了六十年的安定，边境“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在汉朝四百年的历史中，与北方的匈奴能够保持如此长的安定局面，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不教胡马度阴山”，很明显，仅靠飞将军是不够的。
古代人为什么要迁移呢？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到一定时候，当地的自然条件已经不能够为他们提供生存的资源了，那么就只能迁移。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商朝人是不断迁移的，而且经常迁都。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农业生产能力低，到一定时候，当地土地质量下降，或者遇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无法维持正常生存，只能迁移，换个地方。当时一部分人从事牧业，也只能游牧，“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有水有草，就往那里迁，等那里的水草不够了，再往更合适的地方迁。也有一些人的迁移是为了发展，追求财富，迁到富的地方；想从政当官，就迁往首都；要求学、研究学问，就迁到文化发达的地方，这是一种发展型的移民，这种人是少数。
更少的人是出于好奇。这是人的天性，只是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条件，或者更多地考虑现实。只有极少数人或者具备往外走的条件，或者即使没有条件也会不计后果满足个人的好奇心。
早期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再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当时这块地方的自然条件相当优越，有足够的土地可供开发，土壤疏松，土地有足够的肥力。而且当时气候温和，降水充沛。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当地人养成了一种“安土重迁”的生活习惯，非不得已是不向外迁移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外迁的人的数量很少，大多数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地，或者就地做扩散性的迁移。如果碰到天灾人祸，就不得不逃离故乡，但是在灾祸过去以后，他们还是要回到故乡。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会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天灾人祸。古代各种自然灾害里，大范围、持续性的干旱对人口影响最大。因为当时没有天气预报，更没有长时段的天气预报，出现了旱情，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什么时候结束。不像洪水，洪峰到达、成灾以后也就过去了。等到粮食吃完了，旱象还没有过去，人已经没有力量走出灾区了。所以旱灾发展到一定程度，灾民会根据经验估计，如果生活维持不下去，就不得不逃荒，往外迁移。如果战争爆发，平民百姓更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逃亡躲避。时间长了，离家远了，回不了家乡，就只能在外地定居。
黄河中下游一带，长期是首都所在。无论是农民起义、军阀混战或者由统治者内部矛盾引起的战争，目标都是要夺取政权，首都附近往往是战乱的中心。而统治者总要竭力镇压，保卫首都，首都周围往往成为反复争夺的战场。早期的首都长安、洛阳，以后的开封都集中在这一带，受战乱影响比较大，引发的人口外迁也特别多。
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异族入侵，华夏（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往往是从北向南，从蒙古高原、西北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进入中原。中原的华夏（汉族）人口，只要有可能，都会随同自己的政权往南迁移。
还有一种情况是自然条件的变化。因为气候的变化，一度相当适宜生存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慢慢就变得不太适合了。随着气候周期性的变冷，原来温和的气候变得比较寒冷干燥、降水量减少。相反，南方长江流域随着气温的缓慢下降，从湿热变成了温和。加上生产力发达以后，清除丛林植被比较容易，比较黏结的土壤也能被开垦，可以容纳大批移民。
所以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基本上都是由北到南，由西北到东南，由黄河流域迁到江淮之间、长江流域，再越过南岭进入珠江流域。
秦汉之际其实已经开始有人口南迁，但规模和影响都有限。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迁中，第一次就是在西晋的“永嘉之乱”以后。西晋内部的“八王之乱”，成为所谓“五胡乱华”的导火线，匈奴、鲜卑、羯、氐、羌等非华夏民族推翻了西晋，先后建立十几个政权。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的战乱持续了一百多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政权，中原的“衣冠”——皇室贵族、文武官员、世家大族、平民百姓纷纷南迁，聚居于江淮之间和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建康周围地区。由于北方已为异族政权统治，战乱持续，原来只是临时避难，或者犹豫观望的人，只能选择在南方定居。
第二次大的南迁，就是从唐朝“安史之乱”（公元755年）爆发以后，一直延续到唐后期以至五代，人口还是从黄河流域南迁，不过南迁已经进一步深入南方，比如长江流域的江西，就又吸收了大量的北方移民，移民波及的范围已经到了今天的湖南、广西这一带了。
第三次南迁，就是北宋“靖康之乱”（公元1127年）以后，金兵南下灭了北宋，导致大批的北方人南迁，特别是南宋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的建立，对北方民众有更大的吸引力，大批北方移民在南宋范围内定居。这次南迁一直延续到南宋末，不仅人数多，而且范围更广，波及更远，一部分人已经越过南岭，迁入岭南。
在这几次南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来不及南迁，或者南迁之路被阻，或者离南方太远，迁到了河西走廊、辽东，还有的被迁到北方、东北。有些人是被掳掠强制的，也有的人是为了躲避中原的战乱主动迁去的。如在五代、北宋初，契丹人就把大批的汉人迁到他们统治的地方。五代后期契丹占了“燕云十六州”，控制了今天的河北、山西北部，北京成了它的“南京”，大同成了它的“西京”。中原不少人迁到了河北、山西的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一些地方。同时，大批非华夏的部族，从蒙古高原、从东北、从西北迁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到了中原。
到了元朝，人口南迁已达到了极限，中国人口的南北之比到了顶点，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南方。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乱，北方人口相对稀少，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相对饱和。加上明朝不久就把首都迁到北京，首都以及周围地区都需要充实人口。从明朝初年开始，北方出现大规模的移民，从山西大批迁至北京及华北各地。迁都过程中，朝廷的文武官员及其家属、军队、办事和服务人员、工匠、乐户数十万人迁往北京及周围地区。还有江南的富户、士人也被迁到北京。明朝初年，总的趋势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吸收了大批移民，同时在一些经历战乱人口稀少的地方，也有大批外来移民自发地迁入定居。
明朝中期，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土地被开发殆尽。贫民、流民纷纷拥入一些尚未开发的内地山区，如当时还处于封禁状态的荆襄山区，政府无法阻止，驱赶不了，只得承认现实，允许流民占地入籍，在那里新设郧阳府等行政区划。明朝后期已经出现了从平原向山区、丘陵、边疆移民的潮流。
清朝初年的战乱造成四川等地人口大量损失，好多地方已荒无人烟，成都城里老虎白天在街上游荡，有的县好不容易招募到几百个移民，却被老虎吃掉一半。清朝实施优惠政策，鼓励移民迁入。如移民到当地后可免交三年公粮，资助种子、耕牛，合法拥有开垦的土地，合法地入籍。如果能组织五百户移民迁入定居，给予县官待遇；如果能组织一千户，可直接任命为县官。大批移民从湖广（今湖北、湖南）进入四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其实移民不单来自湖广，还来自江西、安徽、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四川人口基本饱和后，一部分人继续迁往陕南、云南、贵州。
清朝中期以后，今天山西、陕西这一带的人“走西口”，通过长城上原来的那些“口”，迁入内蒙古。这些人口开始还是季节性地迁移，被称为“雁行人”，像大雁一样，春天去内蒙古开垦种田，秋收后回老家，其他主要是一些往返于内蒙古、外蒙古、俄罗斯的商人。到了清朝后期，“雁行人”在当地落户了。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内蒙古放垦后，移民可以在那里合法定居，大批山西人、陕西人还有内地其他地方的移民迁到今呼和浩特到包头一带，还有人进入大青山以北地区开垦定居。
清朝初年，有大批客家人从广东山区迁到了平原，后来引起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大规模械斗，官府调解、镇压不了，只好将一批客家人集中安置，与土著隔离。有些客家人被远迁到了雷州半岛、海南岛。还有一些客家人就迁到了台湾。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台湾建府后，吸引了不少大陆的移民。尽管清朝曾经几次下过禁海令，但最后还是开放了。到日本占据台湾时，岛上已经有了两百多万大陆的移民及其后裔。移民中主要是闽南人，第二位的是客家人，他们构成了台湾人口的主体，维系着与祖国的联系。
自明朝中期开始，就有福建、广东山区和沿海一些山区的人“下南洋”，迁往东南亚。因为当时移居海外是非法的，只能采取民间偷渡的方式。鸦片战争以后，又出现了非法的苦力移民。帝国主义利用特权，诱骗、绑架一些贫民，贩“猪仔”，以所谓“契约劳工”的名义把他们输送到海外，包括美洲、非洲（像南非）、东南亚很多地方。以后在生存压力的驱使和早期海外移民的吸引下，大批福建、广东人迁往东南亚、南亚、美洲、非洲。
19世纪6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终于取消了东北的封禁，原来涉嫌非法的“闯关东”成了得到政府鼓励资助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为东北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做出巨大贡献。大批移民从山东、河北和北方各地迅速迁入东北，很快建立一个一个新的县、府。清朝末年，东北原来的三个将军衙门都改建为省，即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时，东北已有三千万人口，主要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正是他们的存在，才最终保住了东北的大好河山。
回顾中国移民的历史，可以这样说：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这片疆土，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