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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悬梁自尽(1 / 1)


在地宫内清理文物,是发掘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极为艰巨、复杂。

考古程序要求,一件器物出土,既要详细地记录它本身的位置与上下层次和周围的关系,又要制图、拍照,以取得最重要的现场资料,作为研究工作最可靠的依据。

可以想象,那些殉葬品并不都保存完整。如果是一件已腐或半腐的战枪、甲胄等等,有关它的质地、尺寸、形式、装饰物等等,如果不能在现场弄清楚、记录明确,而是留下一笔糊涂账,也就失去了发掘的意义。这不仅是工作队的失职,也可以说是对文化的亵渎或犯罪。正因如此,这一发掘与清理器物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它不仅要求广博的学识,更要求技术的配合,在目前,则更需要时间。

工作队把清理的工作时间定为每日至少十二小时。实际上,整日在黑暗的玄宫里不见天日,灯光如豆,分不清黑夜白天,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

正忙得不可开交,又插入拍摄电影,一大群人来来往往,真是忙中添乱。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庆鸿、摄影师沈杰带来了一支近二十人的队伍,设备、器材、男男女女四卡车。特制的摄影机座搬入地宫,厂内仅有的三部发电车无法进入陵园,不得不安排在宝城外面的荒郊野外,而把成捆成捆的电线通入地宫,需要发电时,摇动电话呼叫。

年轻的摄影师沈杰,性情爽朗,带着一股青春气息,他和赵其昌一见如故。

“老赵,你等着看,我要用光的效果让中外人士看看皇陵!”

赵其昌毫不示弱,拍拍他的肩膀:“好哇!老兄,我等着呢。有一点不合格,我可敢砸了你的摄影机!”为了不影响清理工作,摄影师和导演商议,把摄影时间全部放在夜晚进行。这一来可难住了赵其昌,他不得不把时间再次调整,十二小时之外再加四个小时拍电影。午夜时分,全体队员再下地宫,把一天来的清理工作再做“重复表演”。这样,影片拍摄的仍旧是现场实况,但又不完全是实况。为了时间,也只能如此。

至于赵其昌本人,清理工作全部经手,一刻不离,夜间电影拍完,他还要整理一天的记录,核对图片,同导演一起编写解说词,安排明天的工作。天刚亮,沈杰又来拉他起床,不是爬陵后的大峪山,就是去陵园广场前踢足球。

电影拍摄很不顺利。深埋在地下的石头建筑内,潮湿的水汽混杂着腐朽的霉味,再加上福尔马林与酒精的混合气体,本来就刺人鼻眼,加之十来盏炽热的摄影灯的烘烤,使地宫成了雾的世界,严重影响着影片的质量。只好拍拍停停,停停再拍,一盘胶片拍完,连夜送回厂里洗印车间看效果,效果不佳,必须重新拍摄。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庆鸿、摄影师沈杰等摄制组拍摄的电影胶片

制片厂的三辆发电车全部拉到定陵,厂里停产,厂长派人来要发电车。结果只得两头兼顾,白日里两部发电车回厂应急,夜晚再赶回定陵,车辆人员,日日夜夜,来往于北京与定陵之间,一连四个多月,影片终于完成。

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地下宫殿》,不仅在国内放映引起了轰动,国外放映时,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中,也赢得了一片喝彩声。

就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另一位摄影师也在默默地工作着。他就是工作队专门请来的刘德安,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他不声不响,整日在地宫内奔忙,清理一件拍一件,清理一层拍一层。一层层一件件,日夜不断。

正常情况下,拍照并不困难。但是在地下宫殿这一特殊环境下,拍一张质量较好的照片,也确非易事。地宫潮湿,照相机进入地宫,镜箱镜头就沾满潮气露珠,必须先吹风、烘烤,使水汽散尽才能使用。发电机电力不足,灯光微弱,拍完一层,必须显示效果,否则,下一层清理工作不能进行。这就逼得刘德安将地宫殿内当作临时暗房,拍完一张便立即冲洗。一年多的时间,几千张照片就是这样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拍摄地宫内部全景。赵其昌要求,必须将前殿到后殿、石门楼、墙壁、三口棺椁作为一个整体拍摄下来,既要显示殿堂的雄伟壮观,又要具有深邃的立体感,同时还不能出现电线、灯架的痕迹。刘德安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验,调整角度、位置与灯光,终于拍下了殿内的全貌。神秘的殿堂,光洁的石门和墙壁,巨大的棺椁,都在照片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达到了现实与艺术交融的完美境界。若干年后,这张珍贵的照片被选作发掘报告的封面,显示当时玄宫洞开时的独特风采。

1959年前后,正当纪录片《地下宫殿》轰动中外时,沈杰随同我国女子登山队拍纪录片,在海拔7200米的冰山上遇到暴风雪,他抱着机器坚持拍摄,不幸身负重伤,被截去全部脚趾。三十多年中,他参加拍摄了一百多部纪录片,获得六个国内奖、九个国际奖。他的业余爱好是喂养鸽子。现在除去在电影摄影师学会负责之外,他还是信鸽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

刘德安是北京昌平沙河人,从小爱好摄影,在北京一座照相馆学徒,后来自己开了一间照相馆。公私合营后,在长陵经营照相业务。地宫打开,急需建暗室,把他请了来。“文革”中,有人说他是“资本家”,万历皇帝的“孝子贤孙”,一阵苦斗,他挺不住,撇下爱妻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悬梁自尽了。

他的死,使赵其昌深感不安。当初要不是自己的邀请,也许他能躲过这场灾难。赵其昌总感到有责任,又不知道责任何在。他曾经几次去沙河,想找刘德安的亲人,但没有下落。他又翻阅照片资料,想选取几张放大,作为纪念并送给刘德安的亲人,但是,在刘德安拍摄的那么多照片中,竟没有一张是拍摄他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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