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百年之后，研究者用八个字为之盖棺论定：“酒色财气，四病俱全。”此言并非全对，但大体不差。
万历的贪酒，大约起于15岁时，首辅张居正发现之后，曾专门为他讲过《酒诰篇》，诚恳地告诫宴饮过多，会荒废政务、损害身体，身为一国之君，应以宗礼为重，尽力戒酒。处于无聊苦闷之中的万历，虽然当面称是，但背地里却依然放纵不休，直至后来发生了“西内”酗酒杀人之事，受到皇太后严厉斥责，并令其写下“罪己诏”，向天下谢罪。但从后来的情况看，万历的这一恶习不仅没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此点，从御史冯从吾的奏章中可以找到佐证：“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这就是说，万历不但对女人，对壶中物也情有独钟，无奈酒量有限，每饮必醉，醉后必大发酒疯，打人闹事，甚至有人被他无故击毙。此一恶习，朝野皆知，但无可奈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史载，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对万历这一行为多次谏止，但万历却以太监、宫女对上不敬、违犯宫规等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并为下一次作恶寻找借口。
酒事如此，色事更甚。史书多载郑贵妃与皇帝的恩爱如胶似漆，难解难分，但主角之外，仍有若干配角被史家以各种形式记载下来。事实上，郑贵妃并未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一朝广选上千淑女，且皇帝整日周旋其间。《明史》明确记载皇帝的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在辅臣屡屡催请节欲、勤于政务时，万历便发出这样的谕旨为自己辩白：“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或“朕昨感风寒不时动火，头目眩晕，腿足疲软”。如果说“足心疼痛”，确因“感受湿毒”而致，那么“头目眩晕”，则正是酒色过度、精气亏损的症状。
万历十二年（1584年）一月，御史范俊上疏，条陈时政十事，其中谈到“人欲宜防”，以禹不喜酒、汤不近色为例，恳请皇帝以美女、酗酒为戒。万历览后，大怒，谕令重杖。恰巧，是夜雷雨大作，朝阳门外水深三尺，皇帝闻讯，心中惊惧，不得已免去重杖，但仍将范俊革职为民，永远不许起用。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再度上疏，规谏万历酒色。其结果是，万历览后怒极，命重杖六十，革职为民，永废不用。未久，卢洪春愤郁而死。
《帝鉴图说》之“脯林酒池”插图（明·张居正撰，清刻本）
夏史记：桀伐有施氏，得妺喜。喜有宠，所言皆从，为瑶台、象廊。殚百姓之财，为肉山脯林。酒池可运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妺喜笑，以为乐。
张居正解：夏史上记，夏桀无道，不修德政。桀征伐有施氏之国。有施氏进了个美女，叫作妺喜。桀甚是宠爱她。说的言语，无不听从，造为琼台、象廊，极其华丽，竭尽了百姓的财力。又性嗜酒，放纵，不但自家酣饮，将各样禽兽之肉堆积如山，烹烤为脯者，悬挂如林。凿个大池注酒，池中可以行船，积糟为堤，其长可望十里，击鼓一通，则齐到池边，低头就饮，如牛之饮水者三千人。夫桀之始祖大禹，卑宫室，恶农服，克勤克俭。因饮酒而甘，遂疏造酒之仪狄，何等忧深虑远，辛勤创业。而桀乃放纵如此，不亡何待！后六百年，又有商纣，亦为肉林酒池，亦亡商国。嗜酒之祸可鉴也哉！
以上记载谓之“酒色”，至于“财气”，更是数不胜数，而暗中受贿、抄家掠财，是其两大重要财路。万历十年（1582年），冯保失败以后，太监张鲸掌握东厂，因横行无忌，作恶多端，引起满朝公愤。其中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犯有八条死罪，并殃及其党锦衣卫都督刘守有、序班邢尚智。万历览奏，命将邢尚智论死、刘守有除名，而对张鲸却不予究问。为何对首恶者不问？据说，一则因为当初张鲸奉皇帝密旨弹劾冯保有功；二则当群臣参劾张鲸之时，张曾出重金贿赂万历。如此一着，张鲸“有功”，皇帝贪财，因而未加究问。
此事泄露，阁部大臣获知，极为气愤，密嘱御史马象乾再劾张鲸。因言辞尖刻猛烈，引起万历不满，谕令将马象乾下镇抚司狱拷问。因马象乾参疏系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三位阁臣密嘱所致，三阁臣便死力相救，“愿与象乾同受刑拷”，马象乾才得以免祸。但没过几天，又有吏科给事中李沂再劾张鲸，并索性将张鲸用金宝重贿皇帝的丑闻全盘揭露出来。这一下，触及了万历的痛处，令其十分难堪，遂狂怒，厉声道：“李沂置贪吏不言，而独谓朕贪，谤诬君父，罪不可宥！”命将李沂下镇抚司狱，杖责六十，接着又将李沂革职为民，永废不用。
翻阅《明史·神宗本纪》等相关记载，“酒色财”的案例不胜枚举，而史籍在记述万历对人、对事显露的表情时，满纸的“上怒”“上大怒”“上狂怒”“上暴怒”“上怒极”等字样，几乎到了每天数“怒”，或十几、几十“怒”的程度，如此多的“怒”，翻遍二十五史，几乎无匹敌者。因而，万历皇帝一生除了酒色财三样，也完全可说是个生气包。他一生气，就要有人倒霉，甚至丢掉性命。
针对皇帝的“四病”（酒色财气），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大胆谏言：“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夜长，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刮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搒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
从洪泽湖复出的明祖陵石像生
既然药石不能医治，因而雒于仁特进“四箴”，陈请皇帝自行根治。万历览奏，又是怒不可遏，谕令重处。由于雒于仁所上谏言既符合实情，又获得文武百官的支持，经过申时行等阁部大臣奋力论救，未受到重刑，但还是被罢官为民。雒于仁虽为此而丢官，但他所讲的“四病”，不仅紧紧地缠绕了万历一生，且加速了大明帝国的灭亡。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大雨成灾，黄河暴涨改道，向南夺淮入海，所过之处，积水丈余。漕河被毁，祖陵（泗州）被淹，千里之内尽成汪洋，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又由于漕运不通，粮船受阻，导致京师、边镇严重缺粮，情况万分火急。为及时排除灾害，大学士沈一贯详细陈明利害，恳请皇帝先发内帑进行救济，尽快点用治河大臣，立即进行治理。虽灾情万分紧急，但万历却对所上奏章视而不见。没有皇帝谕旨，事情又十分重大，没人敢于用“讲旨”的办法去冒险，只得搁而不办，任由洪水滔天，黎民罹难。
明祖陵外罗城墙：
明祖陵位于古泗州境内，即今江苏省盱眙县城西，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同时也是朱元璋祖父的实际葬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追封他的高祖朱百六为玄皇帝、曾祖朱四九为恒皇帝、祖父朱初一为裕皇帝，并于1385年派皇太子朱标修建祖陵。当时祖陵建有享殿、配殿、石像生，永乐年间又增建了棂星门与外罗城墙。由于古泗州城地势较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秋，黄河夺淮，泗州城与明祖陵被淹没于洪泽湖底。1963年，洪泽湖水位下降，明祖陵重现天日，但木制建筑已荡然无存，只有后来发掘、修复的石像群，能反映出昔日明祖陵的雄伟与壮观。“文革”后，国家拨款对明祖陵进行了维修，并增建了水坝以保护陵区。2001年8月，沉睡于洪泽湖水下300年之久的明代第一陵——明祖陵外罗城墙，因洪泽湖大旱，继1963年、1993年之后，再度露出水面。此次露出水面的外罗城墙达1178米，是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一次。原明祖陵管理所副所长吴大望介绍说：“明祖陵共有三道城墙，这块露出水面的石榫，按历史记载，应当是外罗城墙的东大门。”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五月，京郊地区连降大雨，经月不停，致使京师内外商民房屋倒塌数千间，压死民众数百人，昌平皇家陵园内长陵陵碑被雷火击碎。又因四月以来，天气闷热，连日阴霾，昌平天寿山陵区数万株松树枝叶全被害虫吃光，此一灾害被视为上天“惩戒”的不祥之兆，本应引起万历皇帝“惕然惊惧”。但呈报的题本他依然未看，毫无反应。为此，部院大臣联名上疏，强烈陈请，又到文华门外集体跪请，想以此引起皇帝警觉与重视。但万历根本就没有起床，臣僚们白白在门外跪请一个上午，直到中午万历起床，服侍太监才将群臣在门外跪请一事禀告给他。因事先未看奏章，不知跪请缘由，以为是集体闹事，挟君犯上，故意与他为难，盛怒中派司礼太监传出口谕，斥责道：“各守心供职，勿要挟沽名。”臣僚们一番苦心，不但未受到褒扬，反而落了个“要挟沽名”的罪名，无不垂头丧气，愤然而去。
遥想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曾引用古代帝王的实例，多次教诲万历皇帝要崇尚节俭、戒奢侈，天子富于四海，家国一致，国家财富便是皇帝之财富。首辅的谆谆教诲，着实令这位少年天子感动了一番，并立下“以四海为家，贵五谷，贱珠玉，布德修正，团结民心”的宏愿。但自从张居正家中抄出近二十万两金银之后，他猛然顿悟，作为官库的太仓库，储银虽然堆积如山，但自己既看不到又摸不着，不如将金银储在内库，看着亲切，用着方便。于是乎，便以种种理由，向光禄寺、太仆寺和太仓库索银，储入内库私用。之后，又在奸人和太监迎合诱惑下，以开采银矿、滥事征税等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敛财搜刮。其结果是财货上流，万民皆怨，国家的经济秩序土崩瓦解，出现了国匮民穷、政纪废弛、人心涣散、腐朽衰落的败亡局面。此举正如刑部郎中贺仲轼所言“惟民穷财尽之败不可救”，只能“速其天下之乱耳”。
因了皇帝的带头作恶，朝廷上下贪污中饱，腐败糜烂。国库耗损巨大，必然牵涉边防和削弱军备。万历一朝中后期，边镇兵卒不仅粮饷不足，冬衣、棉布也屡欠不发，致使大批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冻馁而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巡按御史马永清奉命巡视边关，当他到达紫荆关马永堡时，突然感到恶臭扑鼻，令人作呕。他迎着臭气查找，原来是两个老兵正在沟边烤食死尸身上的烂肉，身边的尸体已爬满了蝇虫。马永清虽是久经沙场的边关大员，但见如此凄惨之景，禁不住潸然泪下。
军卒“衣不盖体，菽不压口”的结果，引发了更严重的问题和隐患，即为了生存，官兵被迫“卖其弓箭，或质其妻子以救旦夕之命”。有的边镇，下级军官和兵卒为求生存，不顾军法偷卖火药，“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兵将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七月，墩军宋满仓伙同数人，趁夜间风雨大作之机，竟将官府炮台上的大铜炮偷出卖给外夷。
除了偷卖军器外，边关士卒还三五成群逃入敌营，“愿奔外夷为乐土”。仅辽东义州所属的几个边堡，一个月内就有两千三百人出逃。其边备废弛、军心涣散、斗志沦丧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最后导致戍守的京师三大营[1]也名存实亡。三大营额军为十余万人，工科给事中王元翰披露，这十余万人“其中能战者，不过数百而已”，其他均是老弱病残或市井无赖，根本没有战斗力，不堪敌之一击。
政治腐败，边备废弛，军心离散，必然招致外敌入侵。崛起于东北边陲的努尔哈赤，抓住这个千古难逢的契机，率训练有素的八旗军队乘虚而入。而这个时候，大明帝国的边军，已丧失了戚继光、李成梁、谭纶、俞大猷、刘显等名将，以及他们呕心沥血所训练的军纪严明，具有顽强斗志的官兵，其结果只能是以清代明，开启历史的新纪元。
注释：
[1]京师三大营：属明代京军编制。洪武初即设，隶大都督府。十三年（1380年）改隶五军都督府。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分设京师京营和南京京营，规制渐臻完备。京师京营分为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号称三大营。至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三大营总数约为17万人。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三千营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实际人数不止三千，全部为骑兵。神机营，因成祖用兵交趾（今越南），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此为明代专门使用火器作战的精锐部队，也是世界上最早成建制装备和使用火器的部队，人数待考。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 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朱棣长子、洪熙皇帝朱高炽时代，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平时，五军营练习营阵，三千营练习巡哨，神机营练习火器。当皇帝亲征时，三大营环守于皇帝大营，一般是神机营居外，骑兵居中，步兵居内。 三大营初建时，颇有战斗力。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一日，明英宗朱祁镇率三大营亲征，在土木堡败于瓦剌，史称“土木堡之变”。这一场战役，使三大营主力损耗殆尽。英宗朱祁钰登基后，命兵部尚书于谦对京营编制进行改革，于三大营中挑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以备紧急调用，号称十团营。十团营由总兵官一人统领，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京营规制至此一变。天顺初，罢十团营。成化初，复十团营旧制，二年又罢，三年复置，且增为十二团营。各团营又分五军、三千、神机三营。时人称为“选锋”。正德皇帝朱厚照登基后，十二团营仅选出六万多锐卒，因数量不足，复调边军数万人入卫京师，名之“外四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恢复永乐时三大营旧制，三千营改名神枢营，其三营以大将一员统帅，称总督京营戎政，以文臣一员辅佐，称协理京营戎政。其下设副参等官。万历后期，三大营增设监视内臣，营务尽领于中官，军士素质低下，已不堪对外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