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其研究能力是一方面，最值得珍视的是在调查发掘上的丰富经验与对工作的责任感。田野调查发掘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方法论，只有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调查发掘，才能算是真正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者的水平和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这是夏鼐大师的名言，也是他从事考古学事业所遵循的一贯准则。1944年他在甘肃宁定（后改名广河）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墓葬时，整天像土拨鼠一样蹲在掘开的墓坑里，用一把小铲子轻轻地1950年10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派遣首次发掘团一行十二人，在辉县琉璃阁考古工地合影。立排左起：魏善臣、徐智铭、郭宝钧（左四），苏秉琦、夏鼐、安志敏、马得志（右三）、王伯洪、石兴邦。坐排左起：王仲殊（右三），赵铨（右一），白万玉（左三）拨开墓坑里的填土，细心寻找着陶器碎片，仔细观察土层色泽的细微变化，终于发现和辨认出“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地层学上确认了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纠正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的错误说法，同时打破了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关于中国文明来自美索布达米亚的迦勒底和古埃及、古巴比伦的错误论断。夏鼐的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志上一发表，顿时轰动了英国和欧洲学术界。阳洼湾出现的第一缕曙光，不仅标志着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同样也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新的起点。
1950年10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派遣首次发掘团一行十二人，在辉县琉璃阁考古工地合影。立排左起：魏善臣、徐智铭、郭宝钧（左四），苏秉琦、夏鼐、安志敏、马得志（右三）、王伯洪、石兴邦。坐排左起：王仲殊（右三），赵铨（右一），白万玉（左三）
1950年冬，夏鼐在河南省辉县琉璃阁主持战国时代车马坑的发掘，每天手执小铲，在风雪中操作，终于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大型木车的遗存。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高超技术与水平。这种拼搏和求实精神，使夏鼐成就了与斯文·赫定、安特生、格林·丹尼尔、亨利·弗克福特、波提埃、李希霍芬等一代宗师齐名的辉煌伟业。正如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在他后来所著的《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中所指出的：
夏鼐氏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历二十年。其间，虽然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时期，而他之所以保持了中国考古学界顶峰的地位，是由于他高尚的人品以及专心一致力求学问上的精进。他不仅对国内考古学，而且对国际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之渊博，涉猎范围之广泛，作为一个考古学者来讲，也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他研究的范围，重点之一是西域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研究西域，仅仅具备中国考古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而必须是通晓西方的学问。例如对新疆所产丝织品以及中国国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朝银币的研究。我想，大约除他之外没有人可以胜任的吧。他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界中最有威望的人，在国际方面也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少有的考古学家。
正是有了拥有如此渊博学识和成熟经验的指导者，使这支年轻的考古队在新中国首次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重大工程中几乎没走什么弯路。不久，赵其昌就在石隧道西部的宝顶下，探到了金刚墙的上部。
金刚墙埋在距地面1.3米深处，高出石隧道有1.2米的距离。它们虽然还埋在地下，但从探铲下土质不同的变化已经弄清了它们的准确位置与石隧道的相互关系，并做出了图示。这一段无法使用机械化出土，只有靠人工一锨一锹地向外抛运。通过近一年的发掘，民工们不仅懂得了如何按照考古的要求进行发掘和分辨各种可疑迹象，而且发掘技术日益成熟。把金刚墙位置与石隧道的联结关系告诉他们后，他们认为这是未卜先知，都想尽快一睹这道埋藏已久的大墙的风采。于是干劲大增，加班加点，出土量成倍增加。经过一周的发掘，终于穿透土层，到达了金刚墙。
金刚墙通高8.8米，厚1.6米，确像是一个魁梧剽悍的金刚大力士把守着地下玄宫的大门。厚厚的墙基由四层石条铺成，石基上方用五十六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部由黄色琉璃瓦做成坚固的飞檐，像是一幅黄金铸就的头盔。斜阳西照，整座墙壁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扑朔迷离，夺人二目。华美的工料和独特的艺术造型，无疑是在向世人显示一种威武和坚不可摧的力量。
经过仔细勘查，新的奇迹出现了。金刚墙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开口，开口上窄下宽，呈“圭”字形，由墙的顶部延伸下来，原用二十三层城砖加灰浆砌封，封口不露任何痕迹。但是，由于隧道内填土的长期挤压，致使封砖略向内倾，封口渐渐显露出来。可以断定，这封口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玄宫大门了。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赵其昌激动地大声叫喊起来。民工们也呼啦围上来，观看这神秘的封口，20米深处，顿时回响起嗡嗡的欢腾之音。刘精义望着封口，突然回转身，“噌”地扑到白万玉老人背上，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话音未落，白老“扑腾”一声被压倒在地。刘精义一见，撒腿便跑，白老爬起来坐在地上，哭笑不得：“看你这孩子，这孩子……”探沟里又轰地爆发出一阵笑声。
玄宫金刚墙近景
望着金刚墙的封口，赵其昌突然想起在第二道探沟中挖出的那块小石碑所镌刻的文字：“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他急忙找来绳尺从小石碑出土的地点进行测量，果如石碑所指，把现在的米数换算成明朝的数量单位，正好是十六丈。赵其昌点点头，望着坚固的大墙，轻轻说道：“天助我也！”
从1956年5月19日，发掘队在定陵挖下第一锹土，到1957年5月19日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一年。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帝的安排？定陵发掘三十年后，我们在一份简报中查到了工作人员当年发掘的线路图。
金刚墙的发现及简报的介绍，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大批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学者及政界要人，纷纷赶到定陵一睹金刚墙的雄姿风采。敏感的新闻界立即做出反应，手持采访本，照相机也随之涌来。针对这种情况，长陵发掘委员会做出决定：“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定陵现场拍摄外，其他新闻单位的采访一律谢绝。尤其禁止外国人入定陵现场……做好一切保密工作，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由于这个决定和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定陵发掘的消息直到1958年9月6日，才由新华社首次向国内公布。
受到特别关照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失时机地快速运来了三辆发电车、摄影机及两大车拍摄设备，并抽调张庆鸿、沈杰、牟森等几位导演、摄影师前来定陵拍摄。这个摄制组从此定居发掘工地，拍完了地下玄宫洞开前后的全部过程。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在长陵大殿看到的影片《定陵地下宫殿发掘记》，就是这个摄制组拍摄的实况。
5月21日下午，在定陵明楼前的松柏树下，召开了发掘工作一周年庆祝大会，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郑振铎、夏鼐、王昆仑等文化界名流出席了会议。会上，由吴晗给民工颁发了奖品：
头奖10名，每人发一双蓝帮解放鞋。
中奖20名，每人发一条白毛巾。
末奖36名，每人发一条北京牌肥皂。
民工们望着手中的奖品，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淡淡的红晕。一年的艰苦，一年的辛劳，一年的风风雨雨、严寒酷暑、欢笑悲歌……都融进这奖品之中。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荣誉，一种奖赏，更是一种承认。对长年伏卧在土地上，背负着共和国一步步艰难前行的中国农民来说，只要祖国母亲承认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加工作”，那么，他们心里也就满足了。
然而，要想得到这个承认并非易事。且不说共和国正处在童年时期，即使在它已到不惑之年的九十年代，作为一个农民，无论他在土地上劳作多少岁月，要想在履历表上填写为祖国建设“参加工作”四个字，也必须从他走出土地加入“非农业”这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行列之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