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死后,可谓哀荣备至。《明史·张居正传》载:“及卒,帝为辍朝,谕祭九坛,视国公兼师傅者……至是,赠上柱国,谥‘文忠’,命四品京卿、锦衣堂上官、司礼太监护丧归葬。”如此恩宠有加,在万历一朝无出其右者。
然而,正所谓盛极必衰,月满则亏,荣耀与华丽遮盖的,是即将弹鞘而出的刀剑,刺向尸骨的冷枪。到了万历十年(1582年)十月,也就是张居正死后仅三个多月,那些代表旧势力的“憸夫恶党”,开始集中力量向张居正反攻倒算了。
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江西道御史李植,从太监口中得知,张居正病故以后,皇帝特别厌恶冯保,遂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撕开一道口子,然后看万历的态度,再决定是否做清算张居正的计划。为慎重起见,首先由言官江东之上疏弹劾冯保的亲信徐爵,结果一试成功,徐爵很快被逮入狱论死——万历痛恶冯保的态度得到了证实。于是,反对派决定一鼓作气,拿下冯保。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八日,由李植出面上疏,直接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早想摆脱冯保控制的万历皇帝览奏,大喜,曰:“吾待此疏久矣!”立降冯保到南京闲住。司礼监太监张诚和张鲸见冯保势危,乘机落井下石,在万历面前攻击冯保,说冯家资产富饶胜过皇上云云。这一诱惑,马上激起了万历的贪财好奇之心,立即下令逮捕冯保及其侄子冯邦宁等人,并籍没其家产。结果抄得金银一百余万两,珍珠宝玩无以计数。自此始,万历尝到了抄家籍产、发财致富的甜头,一发而不可收,日后对臣下抄家籍产,成为必列节目和家常便饭。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历侍三朝,大体上还能保持名节的冯保和他的侄子冯邦宁瘐死狱中。
这些“憸夫恶党”,没费多大气力就将冯保扳倒,心中狂喜,决定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在箭镞射向张居正这尊死去的大神之前,先除掉左右小鬼。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联合弹劾张居正临终之前所推荐的潘晟、梁梦龙、王篆等人,结果这一批后进之辈,无一例外地被逼致仕。眼看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态度急转直下,他们的剑锋便直指张居正的死尸。这伙“憸夫恶党”按照攻击冯保的成例,以此对付张居正,即先由吏科给事中陈与郊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家奴游七(游守礼),结果游七很快被逮入狱。继之陕西道御史杨四知,趁机上疏弹劾张居正欺君蔽主,奢僭侈专、招权树党等“十四大罪”。万历览奏,谕旨:“居正不思尽忠报国,顾怙宠行私,殊负恩眷。”此时的万历还没有完全从张居正巨大阴影和功绩笼罩中摆脱出来,心中还有一丝眷念之情,因而“念系皇考付托,侍朕冲龄,有十年辅理之功。……姑贷不究,以全终始”,并谕令廷臣:各省修职业,对张居正,不必再追论往事。
如果此时廷臣能够按照万历谕旨行事,张居正还可能做到“以全终始”。但这些“憸夫恶党”既以得势,对张居正的攻击岂能就此罢休?剑锋已经出鞘,看天下谁与争雄?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除掉张居正的阴影,清理其生前的“罪孽”。到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大理寺把游七等人屈招污指张居正的狱辞呈上朝堂。万历览阅,大怒,谕令追夺张居正赠官,儿子除名,游七等人论死,其余人远戍。同年八月,再追夺张居正谥号。到了此时,以前加封于张居正的“太师”“文忠”等等尊称全部没人再提了,就只剩下一个普普通通的张居正,或者隔壁老张、张老头儿。
然而,这并不算最终的了结,到了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九日,江陵的辽庄王次妃王氏,又进一步上疏鸣冤,说张居正当年陷害亲王,强占江陵辽府祖业,同时谎报辽府万计金宝,尽入张居正家中。万历一见“万计金宝”四字,好奇嗜利之心顿起,立即产生籍没其家产的欲望。这个欲望尚未实施,令万历更加愤怒的隐情大事又被揭露出来。当年张居正回老家奔丧时,戚继光为拍其马屁,也为了报答张居正的提携护持之恩,委派了一支鸟铳队作为卫士助威。于是,有人便借题发挥,告发张居正有谋反之心,而总兵戚继光就是他谋大逆依侍的后盾。为证实这个推论确信无疑,告发者还举出两件事作为证据。一是有一次应天府乡试,试官出的题目是“舜亦以命禹”。这个题目可解释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即皇帝应该像舜那样,禅位于德才兼备的张居正。题目如此居心险恶,是为张氏篡位做舆论准备的铁证。二是张居正曾在有人奉承他有“人主之风”时,竟含笑不语。张居正的狼子野心,在他回家奔丧时,所带的戚继光的鸟铣手大显威风中亦可看出……
正在这刀光剑影、张氏家族性命难保的紧要关头,前首辅高拱的《病榻遗言》几经周折,辗转数十人,终于传到了万历手中。这本小册子的传来,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刺痛了万历皇帝的心,并使他对张太师的回忆,连勉强保留下来的一丝敬爱和怜悯也化为乌有。他似有所悟,自己当初和母后误信张居正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保障皇位的稳定和帝国盛旺,而现在看来,张居正不过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而卖友求荣,纯粹是一个玩弄阴谋与权术的小人。借着这个“顿悟”联想下去,万历忆起了若干年前张居正与母亲、冯保合伙,逼他向群臣下“罪己诏”的尴尬场面;忆起了张居正当着群臣之面,大声呵斥“当读作勃”,让自己无地自容的痛苦的求学历程……一桩桩、一件件,往事涌心头,泪水肚中流。张居正高大伟岸正直的身影,在万历脑海中越来越渺小,直矮到茫远的尘埃中去了。既然张居正已被剥去画皮,成了一个心怀妄念、刻毒无耻的奸佞,就没有什么情谊和怜悯可言,籍没家产自是理所当然。于是,万历皇帝立即谕令司礼监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橓、锦衣卫指挥贾应魁带领一干人马,火速赶赴江陵籍没张居正家产,并查抄其在京寓所。
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一日,籍没张居正家产的谕旨传至荆州。当年为张居正回家奔丧出尽大力、表过无数次忠心的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摇身一变成为倒张急先锋。为了抢得头功,知府与知县各带一批衙役、喽啰,立即打马飞奔张府封门,将张宅内的男女老少全部关进空房,不供食水,不许走动。直到五月五日,张诚等人才到达江陵。待打开房门一看,已饿死十余人。张诚等置死人于不顾,马上命令吏卒抄掠财物。经过搜查拷问和挖地撬石,共搜出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五月七日,开始审讯张居正的嫡子张敬修,对其黑巾蒙首,严施酷刑。五月十日,又将张氏全部家人一一隔离,分别拷打审问。审讯当中,慑以非刑,悲惨之状目不忍睹,啼哭哀号之声震天动地。张敬修不堪忍受残酷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三子张懋修投井未死,绝食不亡,幸保一命。
张府被抄,家产籍没,张敬修自缢,张宅饿死十余口的消息传至京师,满朝大哗。良知未泯的内阁重臣申时行、左都御史赵锦,认为此事太过,上疏求情,万历皇帝考虑再三,方诏准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
“张居正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标志着万历皇帝那种出于压抑心理的复仇,以及清理旧臣,摆脱羁绊,自己正式执掌朝权的开始,亦为皇帝本人和帝国政治所需。但如此明火执仗、大杀大砍的血腥暴力恶行,明显犯了偏听偏信、用力过猛、处置失当的大错。因了这一事件的爆发,朝野惊恐,人人自危,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的目的,相互怀疑攻击、排挤陷害,朝堂之上出现了“群指为跃冶,合喙以攻之,大臣与小臣水火矣。又有奔走权门,甘心吠尧者,小臣复与小臣水火矣”的混乱局面。
在这一混乱局面中,受各种人事或案件牵连者,不计其数。而浑水摸鱼,得到便宜升官发财者,不胜枚举。如在查抄张府的过程中,刑部尚书潘季驯等人曾在奏疏中提及张府饿死多人。对这一情节,万历皇帝极为不快,下诏命司礼太监张诚查明。作为此次抄家的主管太监,自然不敢如实禀报,便回奏称:“只二人”,回避了饿死多少人这一事实。江西道御史李植,以独特的政治敏感与嗅觉,上疏弹劾潘季驯,说潘“无中生有,欺皇上于今日矣”。于是,潘季驯很快被降旨革职为民。而李植以及先前弹劾张居正有功的江东之、羊可立等三人,以“尽忠言事,揭发大奸有功”的名义,分别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少卿和尚宝司少卿。这三个以整人发迹的政治暴发户,骤然成了万历皇帝心中的红人。而抄家有功的张诚很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并兼管东厂及内官监,取代并盖过了当年炙手可热的人物——冯保。
坐在朝堂之上的万历皇帝,眼看“张居正事件”引发了如此多的乱象与纷争,心中自是忐忑不安,但事已既成,无法退缩,更不能承认自己犯有过错。但若进一步追杀下去,说张居正谋逆篡位,要当皇帝,一则缺乏证据,二则对皇室与大明王朝也无裨益。谋逆篡位既不成立,其他罪过业已清算,应对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有个交代,以便尽快结束这个案子,以及由此案引发的恐怖气氛。于是,在抄家四个月之后,万历皇帝正式对张居正宣布了总结性的罪状和处置措施:“诬蔑亲藩、侵夺王府坟地、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政擅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斩棺戮尸,念勤劳有年,姑免尽法。”
李贽画像
张居正患病卧床的时候,北京的部、院及大部分省、府官员,纷纷为他建斋祈祷,保佑他平安无恙,赞扬之声充满朝廷内外,很少有人指责他的缺点。待张居正病故,万历追论其罪过之时,又蜂拥而上,千夫乱指,诽谤、诬陷之词充满朝廷,几乎没有人为其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当时拒官隐退的大思想家、学者李贽,以高贵的人格和文化良知,勇敢地站出来替张居正奔走呼号,大鸣不平,公开称颂张是“宰相之杰”“胆如天大”云云。
当然,那些“憸夫恶党”以及万历皇帝本人,不会因为李贽的呼号而改变对张居正的看法和判词。与此相反的是,在抽掉张居正这根帝国政治支柱的同时,又在谋划抽掉另一根军事支柱,直到这座帝国大厦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