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居正像
万历十年（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权倾朝野、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隆庆六年（1572年），当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时，便开始了他悲壮的人生之旅。这位由“神童”获誉，一路高歌猛进，于翰林道上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首辅政治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事业——为大明帝国的复兴而奋斗。上任后，张居正壮怀激烈，豪情万丈，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日理万机，一年四季繁忙至极。如此这般操劳到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便感到身心俱疲，有点撑不住了，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状况：“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这一年是1575年，张居正生于1525年，时年50周岁，按我国传统的虚岁算法是51岁。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而言，必然心力交瘁，难以承继。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整十载的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也就是他58虚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从张居正与朋友通信中可知，十年之前，他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导致日后成为顽疾，久治不愈。其间，他曾四处求医治疗，但收效甚微。有一个时期，他从家乡江陵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万般无奈中，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两年前，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是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的标志，头脑尚不算糊涂的张居正，适时地以《归政乞休疏》上奏皇帝，以“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提出“乞休”。尽管这是一篇官样文章，但内里不乏真情实感以及张氏本人对帝国前景的深深忧虑：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即隆庆六年穆宗顾命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张居正作为一个深受儒学教化的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几乎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他尚知节制。何况他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面对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无论是谄媚，还是诡谲，或是媚中夹带刀枪棍棒，他都极其警觉和小心，同时经常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予以反思。他甚至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主持的“万历新政”改革，任重事繁，压力如山。他现已年过半百，多病的身体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旋涡中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尤其是面对高官大吏、豪门巨贾结成的势力集团，只要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无论改革多么迫在眉睫，多么光明正大，多么理由充足，利益集团中人都会想方设法予以阻击，甚至不惜鱼死网破，或铤而走险加以报复。面对这样一个险恶局面，稍有不慎，即导致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且仕宦升沉无定，朝堂之上多风波险阻，行之于上，如处大海潮中，与其断桅翻船，不如急流勇退。于是，张居正在正确的时间和节点上，向万历皇帝提出“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遗憾的是，他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张居正书法
锦衣卫印。明代锦衣卫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明中叶后与东西厂并列，成为可直接取旨行事，专司监察的特务机构
面对皇帝言辞恳切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两天后，即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二十二日，又上《再乞休致疏》，坚请“乞休”，内有“今臣之乞去，亦非敢为决计长往也，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沟壑，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发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场，亦所弗避，是臣之爱身，亦所以爱国也”之言。
从行文语气看，这次好像是动了真的。万历看罢，踌躇起来：难道这老家伙真心实意想退出历史舞台不成？还是继续耍布袋戏以迷惑于朕？在拿捏不准的两难中，万历决定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万历眼见太后的态度，自然不便违逆，只好顺杆攀爬，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太后的谕旨原原本本告诉张。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顿首称颂皇恩浩荡外，再无理由提及“乞休”之事了。
张居正不能“乞休”，表面看起来确是皇家的恩宠，但他却清晰地认识到，皇家的恩宠与臣僚之间的感情并不在一条线上。张居正的官职再大，爵位再高，权势再强，也只是皇家的一个奴仆，用四百年之后的话说，就是一个为皇家打理内外事务的打工仔或包工头儿，主仆之间是否有恩情友谊本就值得怀疑，即使有，也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关键看双方的利益是否一致。一旦利益产生矛盾或冲突，他这个权臣将被无情地抛弃，成为皇帝本人或曰帝国利益的牺牲品。张居正对自己推动的改革之难，得罪权贵豪门之多，心中是有数的。他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阻力和忧虑，并深知总有一天，那些政敌会反攻倒算。为了新的利益和转嫁矛盾，自己极有可能被皇帝当作挡箭牌，再一脚踢出圈外，以不忠不孝等罪名碾压于历史的垃圾堆中，其结局无疑是悲惨的。因而，张居正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担忧明确地表露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戴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税驾矣。奈何！奈何！”
位于江陵的张居正墓前石碑
长期苦心焦思、敝精劳神，导致张居正心力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至一病不起。
在此情形中，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皇帝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用他自己的话说，名曰宰辅，实则摄政也，内阁其他辅臣对重要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到了六月一日，张居正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弱，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此时的万历皇帝包括慈圣太后，对张的关爱、恩宠还是真实真心的。史载，张居正发病和治病期间，万历对其病情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一度寝食难安。除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等等一连串慰问安抚，甚至为张的病久治不愈而伤心落泪。这次万历接到张居正最后一本奏章，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朕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亦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理，用慰朕怀。”
张居正故居
六月十二日，朝廷闻报，辽东镇夷堡明军反击敌军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儿子升为同知。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省，对万历的奖赏再也无法上疏谢却了。
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处于回光返照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知，立即派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做了最后一次荐举。延至六月二十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遗下70余岁的老母，以及相守三十余年的妻子、六个儿子、六个孙子，离开了人世。
张居正去世，朝野内外许多人感到突然和遗憾，毕竟他才只有58岁。然而，苍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这个不世出的天才、人杰，手握重权、再展宏图了。所幸的是，张居正毕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在苍天赋予天时、地利、人和的交叉点上，张居正推行改革，整顿吏治，反腐倡廉，发展经济，巩固边防，终于使衰落的大明帝国重新焕发了灿然生机，出现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绩。
当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这辉煌基业，并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历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传千古之时，也必然地受到同时代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当此之时，朝野议论最盛的是张居正的死因。据张居正本人对外的说法，属于身患痔疮而最终不起，而这些说法多是他致好友信札中所提及，作为朝廷编撰的正史记载却极为简单，《神宗本纪》只用了一个“卒”字。《明史·张居正传》则说：“亡何，居正病。帝频颁敕谕问疾，大出金帛为医药资。四阅月不愈，百官并斋醮为祈祷。南都、秦、晋、楚、豫诸大吏，亡不建醮。帝令四维等理阁中细务，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后惫甚，不能遍阅，及病革，乞归。及卒……”至于什么死因，没有提及。然而，随着张居正一暝不视，各种死因之说充斥朝野，有痔疮致死说，有砒霜中毒说，有纵欲过度说等等，有的说法显然带有抹黑、诽谤之嫌疑。[1]
对有些不怀好意的攻击与诋毁，张居正生前似乎早有感知和思想准备。多少年后，世人从他《答河漕按院林云源言为事任怨》中可以看到：“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憸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于孤哉！”
虽然，张居正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乃忠君爱国的表现，并无大的过错，因而无所畏惧：“念己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但时间一久，他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也未免有所担忧。万历八年（1580年）以后，张居正屡屡上疏坚退。由于慈圣太后和万历皇帝本人坚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长期独自当国的政治局面，要想中途隐退是根本办不到的。而越是不能隐退，心中就越发焦虑不安、忧郁，甚至懊悔不止。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在给已退休的前首辅徐阶写信时，进一步谈到了这种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局面。他说：“正膺重任九年于兹，恒恐不得保首领以辱国家。乞不肖之身，归伏陇亩，以明进退之节。自是羁绁愈坚，忧危愈重矣！”
结局不幸被言中，张居正这座灯塔的悄然寂灭，使帝国真正的舵手——万历皇帝在航行中竟一头雾水，难辨方向。继之而起的“国本之争”和朝廷争斗愈演愈烈，张居正改革的遗产败了个精光，“万历新政”带给大明王朝最后的余晖散尽消亡，最终导致这个庞大老朽的帝国迅速撞向冰山深渊。而赶在这一历史大悲剧之前到来的，则是张居正举家罹难的厄运。
注释：
[1]历史学家多倾向于张居正死于痔疮发作。然亦有另外几种说法，如张居正死于砒霜中毒说。据云，中毒原因是长时间大量使用枯痔散，目的是要根除痔疮。枯痔散主要由砒霜等含有天然毒素的成分组成，因而长期大量使用会导致中毒身亡。后世有论者按现代医学观点分析，砒霜中毒的症状有两大类：一类是急性胃肠炎表现，一类是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小剂量反复摄入者表现类似，但症状较轻且起病较为缓慢。张居正死前“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符合砒霜中毒的症状。 张居正在《答上师相徐存斋三十四》中说：“贱恙实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贵府医官赵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虽去，元气大损，脾胃虚弱，不能饮食，几于不起。日来渐次平复，今秋定为乞骸计矣。”后世研究者根据此一说法论断：痔疮不至于致命，但手术却可能致命，依当时的医学外科水平，风险确实很大。亦有人据此怀疑，张居正可能死于直肠癌，但也仅是猜想而已，具体证据缺考。 另，当时最盛行的一种说法是，张居正死于纵欲过度。张居正既得大权，斗志昂扬，生活也越来越奢靡，尤其是“夺情”事件之后，更是恣意妄为。史载：“自夺情后，益偏恣。”据朝中臣僚对人云，居正有姬妾四十余位，每日行房事数起，有几姬妾裸身并排床前，同供居正行云雨之事者，而数位胡姬为蓟州总兵官戚继光所献。因居正身体日衰，体力不及，乃大吃春药。与张居正同一时代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写过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涉及张居正病因时，认为张死于美色和壮阳药：“（张）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戚继光为讨好扶持、栽培自己的老上司，“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终致居正阳气泄尽，一命呜呼。另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中举的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云：“宇宙间真何所不有，媚药中又有腽肭脐，俗名海狗肾，其效不减昚恤胶，然百中无一真者，试之，用牝犬牵伏其上，则枯腊皮间阳茎挺举，方为真物，出山东登州海中。昔张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盖蓟帅戚继光所岁献，戚即登之文登人也。药虽奇验，终以热发，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爰耳，无一人敢御，张竟以此病亡。”据说，张居正死时“皮肤燥裂，如炙鱼然”，即为纵欲而亡的症状。此一说法，认同者较多。明朝中叶，朝野上下确是纵欲成风，且引为时髦。弘治之后的几位皇帝，如正德、嘉靖、隆庆，包括万历，把服红丸、淫幼女引为时尚。致使大明帝国礼崩乐坏，淫风浩荡，群臣官吏上行下效，世风日下，一部《金瓶梅》即这一历史大背景的真实写照。 当然，也有史学家认为，王世贞对张居正以挟私仇倾笔端，所述未免太诬。王世贞曾任湖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郧阳巡抚，因与张居正不对调儿，被罢官归故里闲居。张居正死后，王世贞起复为应天府尹、南京兵部侍郎，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卒赠太子少保。王氏提到张居正患有痔疮，死前脾胃不能进食，应该是可信的。至于其他的数十位美女、胡姬侍奉与吞食海狗肾以壮其阳具之类，想象的成分和文学笔墨似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