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最终沦陷，冈村宁次的第11军追击南下似乎顺理成章，因此300多公里外的长沙城已是风声鹤唳。而实际上，日军经武汉会战伤亡惨重已经是强弩之末，短时间内根本无力南犯，正在武汉地区整补中。
11月1日，国民党高层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检讨武汉撤离时未予焚毁以资敌用等问题，特别强调若长沙失陷，务须实行“焦土抗战”，能疏散的疏散，疏散不了的，予以彻底焚毁。应该说，对于预定撤退的战略支点及重要城市的建筑物，施以破坏，免资敌用，亦无不可。会议还决定湖南省政府迁往沅陵，长沙市政府迁往邵阳。省主席张治中与部分公务员暂留长沙，待形势危急时再行撤退。
11月7日至9日，蒋介石在长沙何键公馆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参谋总长何应钦、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30多位国民党高官参加。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保安处长徐权列席，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徐权负责会议警戒。蒋介石继续强调“焦土抗战”，欲仿效俄国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城，以此来击败拿破仑大军的战例。蒋说，若日军越过新墙河进攻长沙，长沙一旦失守就予以焚毁。会后，蒋介石视察长沙郊区，并敦促第九战区做好战事准备。随即，军委会发来密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落款签名为委员长蒋中正。
10日晚，张治中邀约湖南财政厅厅长尹任先、省保安处长徐权等召开秘密会议，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市长席楚霖等10多人列席，具体布置焦土抗战方针。随即，酆悌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召开军、警、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长沙全城备好油料可燃物，一旦失守即焚毁长沙的指示，并成立“破坏长沙指挥部”张治中交办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这些人都是地方保安部队的长官，对军事形势的掌握、手下部队的素质都大成问题，如此混乱的指挥系统和混乱的焚城部署已经为即将酿成的大祸埋下祸根。
而如此重大，涉及整个战事的行动，掌握野战部队的陈诚却一无所知。
11日，日军一路占领湘北重镇岳阳；另一路沿铁路线以东直抵新墙河北岸。岳阳被占，长沙唇亡齿寒。12日早晨8时，蒋介石得知日军占领岳阳，内心沉重，托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电告张治中，“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同时发“限一小时内送达”张治中的加急密电，命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还不放心，当天他的专列一直停在长沙与湘潭之间的一个小车站上，直至下午4时，才缓缓驶离。
焚城密电属于高级军事机密，张治中无法向除焚城行动负责人外的任何人作解释说明。而且，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为安抚群众恐慌情绪，长沙还组织了相应的纪念活动，下午准备火炬游行。下午4点，张治中又召集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商讨焚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酆梯建议，要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当正指挥，徐权为副指挥。张治中否决。认为王伟能是军训教官，提名改用警备第二团团长许昆为正指挥，王伟能、徐权为副指挥，并说：“须在我军自汩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当时商定，要等接到焚毁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酆悌限令许权12日下午7点写成具体焚城计划，完成后由他与徐权看后送张治中批准。省保安处负责纵火器材及燃料的筹备。下午7点，焚城计划如约送到张治中办公室，获得批准，并“限明晨4点准备完毕”。
晚上8点左右，酆悌召集正副指挥许昆、王伟能开会，传达张治中的指示。酆悌明告许昆，不得擅自焚城，反复强调只是做焚城准备，并非实施，应以命令为先。酆悌说：“校长（指蒋介石）在长沙，我整夜没有睡觉，我需要睡几个小时，有事问参谋长（徐权）。”这就可以看出张治中委任的焚城正指挥许昆只是个“牌位”，未起正指挥作用。由此可见指挥混乱。
许昆等连夜从保安处领取纵火油料等物资，将近午夜（当晚11点半），许昆向参谋处长徐权报告，纵火部队已进入焚城计划指定的准备位置，汽油、煤油等纵火燃料也发放到个人手中，准备就绪。焚城准备部队分成3人一组，共有100多个小分队。许多房子的墙上被画上焚烧记号，甚至部分队员将燃料洒在市区主干街道、市民房屋外墙和窗户上，长沙俨然成了火药桶。
长沙人口原有43万左右，8万余住户，战后初期人口增加了10万左右。大火前逃走了十分之九以上，留在市内的应不下3万人。然而12日晚八时开始戒严，市内人民已不能逃出，七处后方伤兵医院有3、4千人，通讯机关后方办事处和其他准备最后退出的公务人员至少有两千人。这些人已在睡梦中，浑然不知厄运即至。
其实，12日当晚，长沙市民就议论纷纷，传言日军已临近长沙的新河，群情混乱。许昆向徐权反映了这一情况。徐权察觉此事不妙，立即向张治中反映。张治中说：我们并没有放弃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和陈诚长官都在长沙，蒋委员长正在调军队增强防务，你告诉许昆不要惊慌。而徐权没有联系上正在四处检查焚城预习准备情况的许昆，未将张治中的这一番话告诉这位“牌位”正指挥，他自然也无法转告给执行焚城任务的官兵，。
后半夜。也就是13日凌晨2时许，位于长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省保安处长徐权接报后电询前线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得知并无日军进攻，判断是意外失火，遂命警察局出动消防队救火，然而消防队却早已撤离，火势因此渐大。由于缺乏沟通，不明真相的警备司令部所属警备第二团官兵（也即许昆手下），以为这就是焚城信号，24个分队纷纷按计划开始纵火，于是“文夕大火”在全城蔓延开来，整整五天五夜才熄，长沙城变成一片废墟。
惨烈。鬼子还没来，张治中的部下却自己把长沙烧成一片焦土。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重庆方面无奈之下弃卒保车，迅即审判。并下令第74军军长俞济时枪决了当夜未在其位指挥的酆悌、“牌位”正指挥，警备部二团团长许昆和文重孚（警察局长），但是仍欲保全张治中的政治生命（命令毕竟来自最高层）。然而陈诚却不干了，他的司令部刚刚于先一天，即11月12日从平江县城进驻长沙城内的章家老宅，就莫名其妙地被烧了个糊了巴禽、七荤八素。虽然同为蒋某人的“八大金刚”，位置后来居上的陈诚仍然决定向张治中发难，看来这把火确实把他烧恼了（陈诚一直反对焦土抗战的做法，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没有焚城大约与此有关）。大火刚过的17日，他便上书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变相向最高层施压：“一定要追究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
这就尴尬了。这张治中来头可不小。1916年就考入了保定军校，随后赴广东追随中山先生参加“护法运动”，是中山先生忠实的追随者。随后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此后一直是蒋介石的黄埔系骨干。后来，张治中参加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一直都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备受蒋介石的信任，同样位列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并长期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培养了大批军官。七七事变爆发后，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87、88师率先进攻日本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拉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只是由于跟蒋介石的作战理念不同，张才被调离淞沪战场，担任湖南省主席一职。
如果一定惩处张治中，那必然会牵出焚城命令的始作俑者，而蒋命令枪毙的官员级别已经到了黄埔一期的酆悌头上，明摆着就是想迅速结案，大事化小。因此陈诚这份看来不合时宜的上书遭到痛批。蒋于徙身之地衡山送来一封长信，以“辞修长官弟”的开头，接着，下文就指责陈诚应该“长沙善后更应同心一德，早日完成，厚于责己，轻于责人”云云，陈诚阅后慨然长叹，文夕大火的浑水原来如此之深。自己只能是灶堂里烧王八－－干憋（鳖）气又窝火了。
最终军委会给张治中的处分决定是：“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而陈诚余恨未消，也深感继续留在长沙很难再与张治中张文白共处，遂提名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代理本职，自己则常驻重庆不归，履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职务。张治中也颇受舆论和民愤的双重谴责无法立足，仅仅过了不到三个月，1939年2月，张治中亦被调回重庆。
事后有长沙人写了一幅对联：“治绩安在？两大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怨。 横批： 张惶失措。”第一个字连起来正是张治中。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才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也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行人当夜极为艰难地撤出长沙市区）。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功未成而万骨枯！得到千古骂名。
长沙文夕大火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长沙市来说，就如电视剧中说的：千年缔造，毁于一旦，长沙市政治、经济、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对长沙人民来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
战区司令薛岳再兼“湖南省主席”，从而获得了湖南战场的军政全权。
长沙一场大火，烧走了蒋系两大重臣，使善于用兵并且具备一定作战主动性的薛岳，阴差阳错地在关键的时间出现在了关键位置，自然也成为保卫长沙的关键人物。39年9月，完成整补的冈村宁次发起了第一次对长沙的进攻，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还未完全从武汉会战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从上到下皆认为应该放弃长沙退至衡山山脉再战，唯独薛岳抗命不撤，力陈“退到何地才是尽头”？蒋介石一心想保全自己的嫡系部队，特派陈诚和白崇禧赶至禄口要求薛岳弃城南撤，而薛岳不仅说服了陈诚，还抢白了一顿一向看不顺眼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陈述目前战况，分析敌我优势短板，总之就是强调必须要打。薛岳的坚决终于改变了重庆的既定方案，全军得以全力坚守长沙，一改被日军追打的狼狈局面，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果然，薛岳运用在万家岭之战便已趋于成熟的“天炉”战法，两年内两次逐退日寇，更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直打到1944年的5月至8月的第四次长沙会战才最后撤离长沙。这已足以有力的配合了全国正面战场的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撑了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