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初夏的一天，天色尚未完全放亮，洛阳城中的一些店铺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并非是要发售什么回报率超高的理财产品，也不是年宵邮票上市的日子，他们急切想买到的东西是“纸”。
这些日子，“纸”成为整个洛阳城最稀缺的东西，不仅价码像坐过山车地往上涨，原来每刀千八百文的纸，一夜之间涨到两三千文。关键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天不亮就得排队、拿到号才能买到。还有好多的人骑马、坐轿跑到外地买纸，搞得朝廷一时动了要“限购”的念头。
这一切都因为洛阳城最近都在传抄一篇名为《三都赋》的文章，他的作者叫作左思。
左思看到自己的心血之作引发如此的轰动效应，百感交集，激动兴奋之余，心里有一种积压已久的心酸不断涌动，以至于悄然间泪水已经挂在自己的脸颊上。
他能有今天真的太不容易了。
左思有两个致命的先天缺陷，注定使他不能随随便便成功。
第一个缺陷是他的出身，左思生于寒门，他的父亲左熹最早只是一个小吏，努力往上爬，终于当上殿中侍御史的职务，但说到底还是属于寒门序列，和门阀贵族扯不上关系。
“根不正苗不红”，这基本决定了左思的前途命运。
要怪只能怪他出生的不是时候，当时门阀士族盛行，控制了社会阶层上升通道，门阀贵族子弟不想做官都很难，而寒门子弟无论如何努力，出人头地的机会却非常渺茫。
造成这样的局面，要从历史上的选官机制说起，两汉时期实行“察举制”，就是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通过这样的“察举”，确实涌现了不少人才。
但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便难以为继了，一些人为了走仕途，开始政治秀、道德秀。譬如孝顺是重要的考核指标，那要表现得比他人更孝顺才能出头。
如果父亲去世了，按照传统的丧礼制度应该守孝三年，就是说披麻戴孝三年就可以了，但是有人为了表示他非常地孝顺，不住家里而是住到他父亲的墓道里面。如果家庭比较富裕的话，墓可以做得很大，除了墓以外，前面还有一个不短的墓道，他们暗地里在旁边的地上搭一个小房子，通过墓道与墓相通。因此这些“孝子”名义上在墓道里守墓，实际上在房子里过着正常的生活，守孝的几年工夫居然生了几个儿子，后来被人揭发。这样以守孝而骗名的比比皆是。
察举制由此成为生产骗子的流水线，比这更具危害性的是，到东汉中后期，地方察举权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他们推荐只看是否是名门子弟而不管其学问品质如何，如此使得察举范围越来越狭窄，被察举者也大都名不副实，使得察举制蜕变为变相的世袭制。
所以当时流行一首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翻译过来就是：被推举做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被荐举做孝廉的人竟然不赡养父母；被选拔为寒素、清白的人竟然像污泥一样肮脏，被称为是干吏良将的竟然像鸡一样胆小。
没办法，后来一代枭雄曹操不得不搞“唯才是举”，因为察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满足不了他征战天下的需要，而且他也希望自己手下的官吏能有更多寒门子弟，从而不受制于士族。但战争时期可以这样，通过慧眼选拔几个得力的谋士能应付。天下已定，要构建一个复杂的官僚体系，就需要大量的人才，迫切要求重新建立一套选人用人机制。因此魏文帝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隆重推出了“九品中正制”。
这个选官制度核心内容是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吏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州、郡、县散处在各地的士人，综合德才、门第定出“品”，供吏部选官作为重要参考。
这些“中正”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考察家世，就是要调查其家庭出身与背景，包括父祖辈的资历和仕宦情况以及爵位的高低等。二是进行行状，也就是对个人的品行才能进行总体评价，和现在的品德评语差不多。当时的总评都很简洁，大多用很少的字进行精准概括。三是定品，就是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主要依据行状，家世只能作为参考。将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
九品中的二品取得了做官的优先权，被称为上品，其余则被看作是寒门下品。为什么不是一品呢？因为从来没有人成为一品，只是个虚设罢了。
谁能到上品呢？这要看中正，由此“中正”成为关键之关键，“物盈则亏，法久则弊”，这个选官制度发展到西晋时，中正之职完全控制在门阀士族手中，屁股指挥脑袋，开展人才品评工作时，品行、才干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门第出身则成为最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上品基本被门阀士族子弟占据，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对于门阀士族子弟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而对于寒门子弟则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晋武帝司马炎时期主管官员考核任命的刘毅上书，指出了九品中正制度的八大弊病，一是品级的高低随着家族的兴衰、势力的强弱而变；二是各地选举出来的大中正官员因为自己才能经历限制，往往难以选准才职相符的人才；三是确立人才有九品，可是在实践中往往难以坚持，导致优劣颠倒，高低错乱；四是设立中正官员职位，但是没有奖赏依据，又不允许别人申诉，导致中正官肆无忌惮、任意妄为，受冤枉的人意见不能上达朝廷；五是中正官难以与人才一一谋面，只能根据官府搜集和别人品论，难以保持公允；六是在具体的考评中，因为个人的喜好，往往政绩斐然的却被评定为低品，政绩平平的却被列为上品；七是职位对人才需求条件差异很大，依据品位取人，往往任非所长。按照评语取人，又受品级限制，导致矛盾；八是定位下品指不出缺点，定位上品又说不出优点，结果评定只靠人际关系，容易栽培私党，对国家无益。
刘毅将九品中正制度的弊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建议全面改革人才选拔制度，让真正有才之人脱颖而出，但遗憾的是司马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左思而言，他的未来还真有可能就是一场梦。
如果说第一个缺陷是体制原因，那左思的第二个缺陷就不能再怪社会，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常常说“郎才女貌”，女子讲究容貌，男人似乎有才华就可以，长得不帅完全能说得过去，但左思的“丑”却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成为了他成才路上的“拦路虎”。
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因为左思长得实在太对不起观众了。
《晋书》上说他“貌寝”，就是容貌丑，但丑到什么程度并没有说清楚。倒是《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
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说的是当时的美男子潘安，他每次出行，都会引起广大妇女同志们的骚动，走到哪里都会遭遇粉丝们的大呼小叫，抢着给偶像送礼物或和偶像合影，互相还推挤厮打，好不热闹。这些妇人对潘安的喜欢还体现在行动上，“莫不连手共萦之”，这里的“萦”不太好解释，反正就是动手动脚，有些吃潘安豆腐的嫌疑。
左思看到这样的场景，很是羡慕，于是也学着样子出去游逛。果然也出现了一大堆妇女，把他围住了，但没有尖叫、没有鲜花、没有飞吻，有的是她们的唾沫。左思只能落荒而逃，狼狈样子可想而知。
这些女子大概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左思，“长得丑不是你错，但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为了突出潘安之美，运用对比手法来反衬左思之丑，未免不够厚道，但那确实是一个拼颜值的年代，《世说新语》里专门有“容止”篇目，与“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诸篇并列，同时那也是一个帅哥云集的年代，潘安、卫玠、嵇康、裴楷、王衍等，层出不穷，络绎不绝。
魏晋时代的风气是喜欢品评人物，一个人的外貌风度会在评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论才识如何，第一印象至关重要，所以长得帅绝对是一个重大利好。比外貌更重要的，则是门第。但这两者，左思恰恰都不具备，所以说，这两个先天缺陷对左思的影响是致命的。
这还不算，除了这两个缺陷，左思还有一个毛病——说话不利落，用史书上的话是“口讷”，这其实挺好理解，容貌严重打击了左思的自信心，让他无法出门刷脸，所以只能“以闲居为事”，天天猫在家里，长时间不与人接触，讲话能力自然会下降。
对于一个人来讲，这样的人生足够黯淡，大部分人可能就此沉沦下去。但左思是个例外，不被待见的他通过努力成功逆袭，上演了一出身残志坚的好戏。
左思能够逆袭，大概和他父亲左熹最初的刺激有关。
左熹本来对自己这个儿子寄予了厚望，可左思的表现相当糟糕，长相丑陋、说话结巴暂且不论，学习好也可以啊，但左思从小表现出的学习能力实在差劲，学书法把字写得歪七扭八，后来学乐器，学了半天连入门的简单技巧也没学会，一晃已届成年。
左思用自己糟糕的表现将父亲的希望一点点耗尽，左熹对朋友说：“左思虽然成年了，但他掌握的知识和道理还不如我小时候呢”，可谓失望之极，自此之后，左熹经常对亲朋好友表示，自己非常后悔生了这个儿子。
那些只看脸蛋的女人嫌弃自己，左思尚能接受，毕竟是自己长得丑，但亲生父亲都如此嫌弃自己，则让他备受打击。面对这样的挫折，通常会有两种态度：一则自暴自弃，反正就这样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索性破罐子破摔；另外一种便是知耻后勇，激发起自己所有的潜能，浪子回头金不换，最终实现人生逆转。
幸运的是左思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他从此开始了苦读之路，笨鸟先飞，别人读一遍，他读五遍，直到真正理解为止。“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通过日积月累，左思渐渐变得博学善写，文采出众。
成功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渐渐上道的左思，很快遇到生命中一个重要转折，他的妹妹左棻被晋武帝司马炎选入后宫。
这也怪了，难道左家所有不好的基因都给了左思吗？非也，左棻的容貌，往好听了说是“相貌平平”，其实应该只比左思强一点，不过这兄妹俩有一个共同的优点，便是“才华横溢”。
这就更奇怪了，司马炎以好色著称，后宫女子多达万人，不得不用“羊车望幸”的方法选择临幸女子，为什么会将丑女左棻选入后宫呢？答案四个字——附庸风雅。宫里的女人不能都是“花瓶”，也需要有才华的女子撑撑门面。所以，左棻被选入后宫，成为了司马炎用来沽名钓誉的文学工具。
《晋书》对左棻入宫后生活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书中说：“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嬴多患，常居薄室”，就是说她相貌丑陋，体弱多病，根本得不到皇帝的宠幸，只能住在“薄室”中。“帝重芬辞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司马炎需要人写诗作赋时，才能想起左棻。
虽然自己的妹妹在宫中过得不如意，但左棻入宫，对左思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转机，他们一家因此从临淄到了洛阳。洛阳是繁华的京师，不仅让左思大开眼界，同时机会自然多多，如同现在的年轻人都愿意到“北上广”，宁可“北漂”着、“上漂”着，也不愿意回到家乡，他们看中的就是繁华都市无处不在的各种发展机会。
在洛阳落户后，左思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宏伟目标——写《三都赋》。三都就是三国时代蜀都益州，吴都建业和魏都邺城。他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他看过东汉时班固写的《两都赋》和张衡写的《二京赋》，左思深受启发。别人可以写一都赋，两都赋，自己为什么不能写个“三都赋”呢？况且这两位文学大家虽然写得气魄宏大，辞藻华丽，但左思读后觉得虚而不实，大而不当，所以他下决心要超越前人。
就是左思信心满满开始动笔时，他又遭遇到一个刺激，这次刺激他的是当时的另一个文学大家陆机。
陆机本来也想写《三都赋》，听说一个叫作“左思”的无名之辈也要写同名文章，不由抚掌大笑，他在给自己弟弟陆云的信中说：“这里有一个粗鄙之人，居然想写《三都赋》，等他写完，我拿它来盖酒坛子”，轻蔑讥笑之意溢于言表。
遗憾的是他遇到了左思这样的人，别人越瞧不上他，他反而越来劲儿。
此后的十年，左思的生命中只有一件事情——《三都赋》，首先，他去拜见了担任著作郎的张载，寻访有关蜀汉成都的事情。张载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又去过蜀地，并著有一篇《剑阁铭》，同时张载和左
思同病相怜，也曾因为长得丑而被顽童扔石头，同样的遭遇使得两人很容易深入交流。
同时为增广见闻，左思又请求担任掌管图书经籍的秘书郎，拿到了“国家图书馆”的一卡通，左思收集大量有关三都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人情等资料。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苦写，家门口、庭院里、厕所里，都摆放着笔和纸，偶尔想出一句，马上就记录下来。
十年磨一剑，凝集着左思全部才华和心血的《三都赋》终于横空出世了。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特别像左思这样的无名之辈，文章写好了，可发表并不容易。没办法，左思只好带着文章到处“拜码头”，但文学圈里的专家权威们，见作者毫无名气，根本不愿搭理他，有的粗粗看过，把《三都赋》说得一无是处。
十年心血，焉能白费。遭遇到的白眼和嘲讽并没有让左思退却，主要是他很有自信，自认这篇作品不输于《两都赋》和《二京赋》，但左思也知道这篇文章如想不被埋没，必须要找到有影响力的大咖进行推荐。
左思托各种关系，找到了当时的文学大家张华，他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张华先是逐句了《三都赋》，然后细问了左思的创作动机和经过，不由为他的坚韧精神和文中的句子深深感动。他越读越喜欢，到后来竟不忍释手。他称赞道：“文章非常好！那些世俗文人只重名气不重文章，他们的话是不值一提的。皇甫谧先生很有名气，而且为人正直，让我和他一起把你的文章推荐给世人！”
皇甫谧看后，也是赞不绝口，欣然为之作序，并邀请张载给文中的《魏都赋》作注释，名士刘逵为其中的《吴都赋》《蜀都赋》作了注。刘逵对左思先前的遭遇感到不平，他写道：“世人常常重视古代的东西，而轻视新事物、新成就，这就是《三都赋》开始不传于世人的原因啊。”
《三都赋》就这样先在名士的朋友圈里传开了，很多人转发点赞，就连当初讥笑左思自不量力的陆机，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都从心底叹服，自认无法超过左思，就此放弃创作三都赋的念头。紧接着，《三都赋》在京城洛阳铺天盖地地流传开来，洛阳的豪门贵族之家和读书人，争相传阅抄送左思的《三都赋》，于是便出现了“洛阳纸贵”的景象。
一代丑男左思从此扬眉吐气，成功逆袭。
左思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迎接他的不再是唾沫，而是崇拜的眼神，人们对他不再避而远之，而是视作上宾，连当朝权臣贾谧都邀请他为自己讲解《汉书》。
贾谧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的亲外甥，时值贾南风当政，所以贾谧在朝中的地位相当显赫。作为一个文艺青年，贾谧以他为中心建立一个文人圈子，由于有二十四个人，而且经常在金谷园聚会，所以被称为“金谷二十四友”，美男子潘安，文学大家陆机、陆云兄弟等都是其中成员，因为《三都赋》声名鹊起的左思也被吸收进了这个组织。
好景不长，贾南风在宫廷内乱中被杀，作为同党的贾谧最终也身首异处。
从此，“二十四友”便星散各地。左思决定退居宜春里。他本来就没有在权力场上成为风云人物的想法，在创作《三都赋》十年里，更是培养出他对于文学典籍的真爱，每天读读这些经典，让他的内心感到很安静，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生活。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左思退居宜春里后一切都变得宁静起来。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后来，八王之乱升级，他离开了洛阳，到冀州安家，每日专注批阅典籍，再后来齐王司马冏召他为官，他以有病在身婉言谢绝。
这无疑是非常英明的抉择，在司马氏相互残杀的血雨腥风中，不掺和是最好的自保方式。“二十四友”中喜欢掺和的潘安、陆机，最后都死得很惨。而避开祸端的左思，几年后在冀州因病而逝，平平安安地走完了一代丑男的逆袭之路。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虽然引发“洛阳纸贵”的是《三都赋》，但不少后世文人认为左思的《咏史》写的更有深度，应该是他真正的代表作品。
《咏史》共有八首，左思借古讽今，用诗歌表达他对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在第二首中，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生长在涧底的青松是才高位卑的寒门人才，山顶柔弱的小苗则是门阀士族子弟，青松即使再努力，上升的通道也被这些小苗所阻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世家大族子弟世世代代生下来就是做官的命，底层寒士再有能力也只能“沉下僚”，很难有翻身的机会。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是不公平的门阀制度造成的，“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了，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西汉时期金日磾、张汤两家的子弟依靠着祖先的世业，享受着朝廷的高官厚禄整整七代，直至西汉灭亡。
最后一句“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中，左思以汉朝空有一腔才学，却直到白头也不被重用的冯唐自比，出身高贵的那些官二代、官三代即便是个草包，也很容易获得高位，而像他这样出身卑微的英才却只能一生屈居下僚。左思用这首诗道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无奈的事实，空有才能而无出身的，往往一生坎坷，壮志难酬。
不过，这份愤青的情绪属于过去的左思，退隐之后的他则充满着一份恬淡和温情。他将这份温情全部给予了他的两个女儿——左芳和左媛，左思为她们写下了著名的《娇女诗》，这或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儿童题材诗歌。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晳。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两个女儿长得白皙靓丽，而且口齿伶俐，这方面想必是因她们母亲的基因更为强大，两个女儿长相没有随自己，这应该让左思感到颇为欣慰吧。
左思在这首诗中以一种半嗔半喜的口气，描绘了两个女儿的种种形态，形象地勾画出她们娇憨活泼的性格，有人评价道：“字里行间闪烁着慈父忍俊不禁的笑意，笔墨间流露着家庭生活特有的味道。”也有人说：“字字是女，字字是娇女，尽情尽理尽态”。读《娇女诗》，脑海中会出现这样的画面，两个小女孩在阳光下追逐玩耍，她们的父亲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她们，脸上堆满了幸福的笑容。
这一刻，当年的辛酸屈辱，成功的欢欣荣光，似乎都已不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