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用了十三年时间平定了天下，国家重新获得了统一。但是连年的战乱，导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对于刘秀来讲，平定天下实属不易，治理好这个国家，看上去更难。
光武帝对国家的治理可以用两个截然相反的字来概括，一个是“柔”，另一个是“严”。
“柔”是光武帝基本治国之道。刘秀从小比较柔顺，起兵造反后，形势的需要使他不得不变得勇猛刚强。但即使在连年征战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他“柔”的一面，譬如他喜欢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能不用武力的尽量不用武力，他对待投降的将领和士兵很少杀戮，即使不投降的城池被攻破后，也禁止采用屠城等残暴手段。当年他派大军攻蜀，公孙述拒不投降，手下大将吴汉率军攻破成都后，曾放纵士兵烧杀抢掠，光武帝很生气，公开下诏对吴汉等将领予以斥责。
平定天下后，刘秀曾经回到自己的故乡，大宴亲戚父老。其中看着他长大的一些大娘、大嫂，借着酒劲回忆刘秀当年的事情，说刘秀小时候为人厚道，不计较小事，就是脾气太过随和。光武帝听后大笑说：“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意为要用“柔和的方法”来治理天下，这是“柔道治国”的由来。
他的“以柔治国”体现在四方面。首先是对百姓，王莽后期天下大乱，损失最惨重的是普通百姓。光武帝平定天下时，天下人口居然是“十有二存”。为了医治战争创伤，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解放奴婢，他连续下达命令，使得因失去土地被迫沦为奴婢的农民获得释放，同时加重了杀害奴隶者的刑罚，废除了奴隶伤人必须处死的法令。这样的举措，将广大庶民阶层扩充为东汉的根基，同时解决了战乱后由于人口不足导致土地荒芜的问题。
与此同时，他实施减刑轻税。建武七年，刘秀下令释放除死刑犯以外的囚犯，并命令应判两年徒刑而在逃的罪犯，由地方官吏发布公告免治其罪，使其安心回家。建武二年，在还没有完全平定天下的时候，光武帝下诏恢复汉文帝时代三十税一旧制，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
在精简政府机构力度更大，“并省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这样的举措，使得东汉成为中国历史官民比例最低的朝代。据统计，西汉的比例是1/794，东汉是1/7464，唐朝1/2927，元代1/2613，明代1/2219，宋朝介于唐明之间，清朝1/911。俗话说“建庙容易拆庙难”，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光武帝无疑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有气魄。
其次，“以柔治国”体现在对功臣的态度上。应该讲，如何安置开国功臣，是每一个新兴王朝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也考验着开国君主的胸怀和智慧。
刘秀能夺取天下，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代表的一批武将居功至伟。通常来讲“打江山就应坐江山”，但光武帝认为这些武将虽然与自己出生入死，但只善于带兵打仗，性情放纵不羁，对于治理国家和地方不太合适。基于此，光武帝在平定天下后，采取了“退功臣而进文吏”的策略。
“退功臣”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特别是兵权，降低他们的政治待遇。“云台二十八将”中除了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参议国家大事外，其他人基本都退出了权力中枢。对于这些不参与政事的功臣，刘秀保留他们爵位并加以赏赐。使得这些开国元勋们绝大多数都能愉快安度晚年，子孙后代也能享受到荣华富贵。
“进文吏”就是使用懂得治国安邦之术的读书人，让他们担任要职治理国家，逐渐改变官吏队伍的结构和素质，确立了一套以文官为中心的体制，实现了治理方式向文治的转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
刘秀用怀柔之术对待功臣，没有像刘邦、朱元璋等采取“狡兔死走狗烹”的做法，使得他与这些功臣之间和谐相处，没有猜忌和提防，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清代王夫之对此赞叹道：“三代之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甚焉。”
再次对战争的态度。据历史记载，平定天下后光武帝不愿再提战争之事，说他“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有次，太子问他当年打仗的事情，光武帝也不愿提及，对太子说这个问题不是你应该知道的。
光武帝不愿意提及战争，更不愿意再发动战争。建武二十七年，大臣臧宫和马武上书，请光武帝趁匈奴分裂，势力衰弱之际发兵攻击，以建立“万世刻石之功”，这个建议被光武帝拒绝，他的理由是“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光武帝虽然曾东征西战，但他骨子里应该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最后是对不训之人。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刘秀和好友严子陵之间。刘秀当上皇帝后，严子陵隐名埋姓不愿意见刘秀，刘秀派人四处寻他，终于找到了他。三次派人才把严子陵请到了洛阳。刘秀去看他时，他在房间里躺着不起来，刘秀对他说：“你到底为什么不肯出来帮我治理国家呢？”这时严子陵睁开眼睛说：“人各有志，你又何必苦苦逼我呢？”刘秀一时没办法，只好失望而去。
过了几天，刘秀把严子陵请到宫中，不说做官之事，只谈过往旧事，两人聊得很投机，所以聊到很晚，刘秀让严子陵留宿宫中，并与他同榻而卧。严子陵在睡梦中把脚搭到刘秀的肚子上，但刘秀并不介意。
刘秀执意想让严子陵担任谏议大夫，但严子陵死活不答应。刘秀知道留人之身无法留心，就让严子陵离开洛阳去隐居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但同时也表现出光武帝恢弘大度的气概。
说起“严”，首先是对自己“严”，光武帝非常勤政，似乎除了读书和工作没有太多其他爱好，朝廷议事结束后，他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儒学经典，一直到半夜才睡。他不喜欢饮酒，也不喜欢听乐曲，当了好几年皇帝，连宫廷音乐、祭祀用的典礼器具都凑不齐。他对自己皇陵的要求也是一切从简，要像文帝一样不随葬金银珠宝。总体上讲，光武帝是一位严以律己、力求简朴的君主。
对官吏“严”，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腐化。平定天下后，光武帝非常注重整顿吏治，他对官吏贪赃枉法的处罚相当严厉，无论是朝中的尚书三公，还是基层官吏，一旦有过错，往往受到严惩。时任大司徒的欧阳歙，在担任汝南郡太守时，贪赃千余万，后东窗事发被逮捕入狱。欧阳歙是位儒学大师，弟子遍布天下，所以成千上万儒生为他求情，不少人愿意代之受过，一向对读书人宽容有加的刘秀，对待贪腐官吏拒绝姑息，最后欧阳歙死在狱中。
经过一番整顿，官场风气得到很大改观。据《后汉书》记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但是由于措施过于严厉，难免矫枉过正，当时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州郡官员稍有过失，即行罢免，结果导致州郡官员更换过于频繁，使官员们心怀恐惧，虚报政绩，以求保住乌纱帽。后来在大臣的劝谏下，光武帝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政策进行了调整。
对豪强“严”，光武帝刘秀本人出身豪族，他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大多也是豪族出身，在夺取天下过程中，得到了南阳豪族和河北豪族的大力支持，因此在东汉初期，豪强的势力很大。一些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
刘秀看到豪族势力已经威胁皇权和国家利益，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加以限制，为此光武帝开始推行“度田”制度，他下令清查各州、郡人们占有土地和户口的数量，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豪强地主和不良官吏逃税。
这个措施触及到豪强地主的利益，受到了大地主、大豪强的抵制，他们勾结地方官员，虚报瞒报。王莽当年推行王田，受到抵制便选择妥协或放弃，但刘秀不是王莽，他采取了强硬手段，一怒之下诛杀了十几个州郡太守。部分拥有自己武装的大地主起兵反抗，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加入，一时声势较大。对于这些反抗，光武帝用镇压和安抚手段，最后平息了这些叛乱。历史上对于度田制是否取得成功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推行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强地主，缓解了社会矛盾。
在光武帝统治期间，涌现出一些不惜丢掉乌纱帽和性命与豪强地主进行斗争的官吏，总体上而言，光武帝对这些官吏持支持肯定的态度。譬如鲍永和鲍恢，曾经弹劾光武帝的叔父赵王刘良。光武帝父亲早亡，是靠刘良把他养育长大，两人的感情很深，但光武帝并没有怪罪他们，反而告诉皇亲国戚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以避二鲍”。
硬臣里最出名的要属董宣，董宣担任洛阳县令时，光武帝大姐湖阳公主的一个奴仆行凶杀人后，躲到公主府内，逍遥法外。董宣决心将这个杀人犯绳之以法。有一天，湖阳公主外出，这个奴仆也陪同出行，董宣带人在半路截住了车子，当场宣布罪行并诛杀了那个奴仆。
公主哪里能受得了这个屈辱，到宫里向自己的弟弟哭诉，光武帝也觉得董宣做得有些过分，下令要用乱棍打死他。董宣对光武帝说：“陛下因英明才复兴汉室，如今公主的奴仆杀人，陛下却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还怎么能治理好天下，无需用乱棍打死我，让我自己撞死算了。”说罢将头撞到柱子上，顿时血流满面，光武帝赶忙让太监拉住他，心里觉得董宣说得有道理，但又碍于姐姐的面子，于是想退而求其次，让董宣给公主磕头算是赔罪，不料董宣认为自己没错而坚决不肯，光武帝命人按着他的脖子，强行让他磕头，但董宣双手撑地，死活不肯磕这个头。
湖阳公主见状非常不满，略带嘲讽对光武帝说：“陛下早年经常庇护逃犯，官府都不敢上门追捕，如今当了皇上，却对一个小小的县官都没有办法吗？”光武帝苦笑说：“天子与白衣不同。”事后光武帝奖励董宣，称他为“强项令”，就是刚强不肯低头的县令，这样的做法，使得一批官员起而效法，宗室、豪强的日子更加不好过。
通过“柔”与“严”并用的治国之术，战争创伤得以医治，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获得恢复发展，百姓的生活趋于安定，开创了历史上的“光武中兴”。刘秀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同时拥有“中兴之君”和“定鼎帝王”的皇帝。
公元57年，汉光武帝刘秀驾崩，走完了自己六十二年的人生。他在遗诏中说：“我无益于百姓，后事都按照孝文皇帝制度，务求俭省，刺史和二千石以上的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不要派官员或通过驿传邮寄唁函吊唁。”孝文皇帝就是汉文帝，从汉光武帝的身上能够看出不少文帝的影子，如果作为百姓而言，在无法选择统治者的专制社会，能遇到汉文帝和汉光武帝这样的皇帝，应该是人生一大幸事。
当然，人无完人，历史上对光武帝刘秀的一些做法也有批评的声音，譬如在用人上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对伏波将军马援就是如此。又如没有很好解决豪强贵族问题，使贵族当政和世袭大行其道，为东汉的衰落埋下了祸根。
在历史学家钱穆看来，光武帝最大的问题是处理好了人事，但没有建立好的制度，导致东汉中后期出现一系列问题，使整个王朝步入黑暗和混乱之中。当然，钱穆先生也表示这不仅仅是刘秀的问题，而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长期以来很难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瑕不掩瑜，刘秀的表现在中国古代四百多位皇帝中非常杰出，这点在历史上得到公认。司马光对此评价：“偃武修文，崇德报功，勤政治，养黎民，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励风俗。继以明章，守而不失，于是东汉之风，忠信廉耻及于三代矣”，这个评价相当之高。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焉，夏、商、周，后，唯光武允冠百王矣。”就是说所有帝王都不如刘秀。毛泽东说刘秀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南怀瑾先生的评价是：“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的，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王的光武帝刘秀一人。”
虽然后世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但刘秀似乎在国人心中始终不温不火。想当初在中学学习这段历史时，自己对刘秀的印象就不是很深刻，远不如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以及后来的康熙乾隆。笔者想，刘秀的历史评价和知名度不成比例。这大概与刘秀“不爱折腾”有关。人们通常喜欢那些个性鲜明或者四方征战、开疆拓土的帝王，相比之下，刘秀显得过于安静，所以很难提起人们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