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在短暂的受挫后重新掌握了大权，他走到今天，应该说是众望所归。对于王政君来讲，王莽是家里人且表现突出，值得信任依靠。对于广大百姓来讲，他们被王莽圣人般的道德力量所感动，寄希望于他扶大厦于将倾。
平帝即位后，大司马王莽被封为太傅，成为小皇帝的监护人。但在不少人看来，与王莽的表现和作用相比，王莽得到的实在太少了。于是，大臣们上书王政君说王莽的功劳同当年的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一样的封赏。王政君按照大臣们的请求下令封王莽为安汉公。
说起“安汉公”这个称谓，不得不说到“祥瑞”，这在王莽通向皇位的路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祥瑞，也可以称之为“符瑞”，是指天下出现的一些非常吉祥的自然现象，比如五彩祥云、地出甘泉、奇禽异兽等。儒学认为，出现这样的现象，代表着上天对统治者的褒奖和赞扬。
在当时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被认为支配着人世间的命运，皇帝称为天子，顾名思义只是天的代表，是在上天的庇护下实施统治，所以不能违抗上天的旨意，就此凶兆和祥瑞的意义就非同小可，凶兆意味上天庇护的消失，而祥瑞则意味统治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得到了上天的认可。
王莽上台后，祥瑞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重新掌权六个月后，南越人向朝廷进献一只白雉、两只黑雉，儒生们查阅经典，《尚书》中记载，在周朝时，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献白雉，这件事居然在汉朝重现，于是有人上书，应该像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并增加封户。
但是王莽却死活不领这一封赏。他上书王政君表示功劳不是一个人，他是与王舜等四人共同制定的治国之策，希望能奖励他们，至于自己以后再说。王太后几次下诏，他都不领赏，王政君只好先封赏了其他人，王莽这才接受了“安汉公”的封赏，但是他退回了封赏的土地和民户，表示等老百姓都富裕后再说，这当然又一次提升了王莽的声望。
扭转社会奢华之风，成为他掌权后的工作重点，这项工作本来之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在哀帝即位后，丁家、傅家这些外戚把原来的工作成果悉数毁掉。王莽上书王太后，说丁、傅两家的奢侈挥霍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现在不少百姓吃不上饭，建议太后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以引导社会掀起节俭之风。他自己率先垂范，灾荒之年不吃肉，并捐钱捐地救济贫民，弄得太后派人慰问他，让王莽按时吃肉，注意身体。在他的带动下，大臣官员们纷纷响应，连太后也将供个人开支的十个县捐献出来，可见王莽的号召力此时已非同一般。
他的号召力从平帝选后的事件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平帝即位三年后，王莽提出要及早为平帝选立皇后，以免重蹈前几位皇帝无子的覆辙，王莽同时表示他的德行有限，自己的女儿才能不高，所以不适合成为皇后的人选。
王太后以为这是王莽的真心话，下诏时就没有把王莽的女儿列为皇后的候选人。消息一传出，大小官吏、普通百姓纷纷上书说“安汉公”功高盖世，他的女儿为什么不能参选皇后呢，这对为国无私付出的“安汉公”太不公平，所以要求王太后收回成命，选立王莽之女为皇后。
眼见上书的越来越多，王政君不得已只好同意王莽之女为皇后。
但王莽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表示选后是大事应广泛听取意见，可以把女儿放入候选名单，但是否能立为皇后，还是应该考察一下。于是由一些官员组成了考察团，轰轰烈烈地走了一个过场，最后的结论是王莽之女成为皇后再合适不过，王莽就此变成了平帝的岳父大人。
正在这场选后活动进行时，发生了一件王莽很头疼的事情，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自己的另一个儿子王宇。王莽选定刘衎为皇帝后，为了杜绝外戚之患，命刘衎的亲人不许进京，所以平帝刘衎的生母卫氏虽然被封为中山孝王太后，他的两个舅父卫宝和卫玄封为关内侯，但是他们只能留在中山国，母子一直无法团聚。
王宇觉得自己父亲的做法不对，将来平帝成年亲政后一定会因此忿恨而报复。于是他就私下与卫宝联系，让平帝的母亲卫太后上书恳求进京。但王莽非常担心哀帝时代大权旁落的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很明确予以了拒绝。
王宇听到上书被拒的消息，就找来自己的老师吴章和内弟吕宽来商量。王宇让吴章出主意，吴章认为王莽不会轻易回心转意，只能利用王莽的弱点试试。王宇说自己父亲最大的弱点在于迷信鬼神，讲究凶吉。吴章建议说可将牛马之血半夜洒在王府门前，警示王莽让他收回成命。这个任务落到了吕宽身上，但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涂洒过程中被王府门卫发现，被抓后很快就供出了王宇等人。王莽大怒将自己儿子送进监狱，并逼他喝毒药自尽。继王获后，第二个儿子也死在了王莽手上。王宇的妻子此时正怀有身孕，王莽命将其关起来，等生产后处死。
王莽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清除异己，特别是成为心腹之患的卫氏一族，除了卫太后外，大部分卫氏族人都被诛灭。王莽清除异己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太多非议，毕竟他把自己的儿子和儿媳都杀掉了，相反，又一次的“大义灭亲”为他增加了更多光环。
清除异己以后的王莽，有了独步天下的感觉。“安汉公”的称号已无法满足他，不少大臣早看出端倪，于是有人见风使舵，说王莽的作用可以比肩于历史上的伊尹和周公。
这两位是何许人呢，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周公是辅佐周成王的忠臣。伊尹和周公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地位很高。历史上称伊尹为“阿衡”，周公被称为“太宰”，于是有人建议将两人的称号连起来，以“宰衡”做为王莽的称号，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王政君顺应民意就下诏封王莽为宰衡，封他的母亲为功显君，他剩下的两个儿子为列侯。王莽又是百般推辞，称病不出，最后不得已才勉强接受，但是又把一些封赏给了他人，对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法，王莽已经玩得炉火纯青。
获得“宰衡”称号的王莽，开始大力宣扬礼乐教化，他下令网罗天下学者齐聚长安，为这些学者建造了一万多套住宅。据历史记载，这些建筑只用了二十天就全部竣工，因为数量众多的百姓和学生积极参与，干得热火朝天，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王莽强大的感召力。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二百区的住宅，让流民居住。王莽想干的事情，民众都大力拥护，似乎没有什么干不成。工程完工后，在公卿列侯、博士大夫的请求下，平帝给王莽“加九锡”，王莽享受到仅次于皇帝的礼遇。
在历朝历代，权臣被加九赐，往往被视为篡位的前奏，通常情况下会出现不少的反对者，而王莽这次加封，情形却完全相反，据班固按照政府记载统计，当时请求为王莽加九赐的居然有四十八万余人，这意味着在长安附近，几乎所有有能力上书的百姓，都参与了对王莽的拥戴行动，可谓众望所归。
王莽登上做为人臣的最高地位，再往前一步就是皇位了。如果说王莽以前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想担当起中兴之臣的重任。但现在面对唾手可得的皇位，他很难再按捺住心中膨胀的欲望。
这时候平帝病了，没过多久就死在未央宫。对于平帝之死，历史记载是病死的。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是被王莽所害，原因在于王莽诛杀了卫氏一族，也不让平帝母子团聚，他一直很担心平帝长大后会对此展开报复，据说有次平帝看王莽的眼神中充满着一种怨恨，这个眼神被王莽看到，感到心里一惊，与其坐等将来平帝亲政后灾祸来临，不如先下手为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莽不可能杀平帝。因为是王莽选立的平帝并将女儿嫁给他，平帝对其心怀感恩，同时将来自己的外孙可以成为皇位的继承人，杀掉平帝与王莽的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不能采取促使平帝死亡的行动”，《剑桥秦汉中国史》持这样的观点。
平帝死后，谁来当皇帝呢，当时元帝的后代已经没有了，只能从宣帝的后代中选择，宣帝的曾孙有不少，但都已经成年。王莽觉得不好控制，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于是，他就在宣帝的玄孙中挑选了一个两岁的小孩刘婴立为皇太子，但王莽以刘婴过于年幼的原因，没有让他立即即位。太皇太后王政君命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暂时代天子总理朝政。
就在王莽摄政期间，各种各样的符命祥瑞更加络绎不绝。武功县令孟通在井中捞得一块白石，上面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于是上书王政君，请求让王莽“为皇帝”，就是让王莽“摄行皇帝之事”，即代理皇帝的工作。王政君起初不许，但看到这是众望所归，最后被迫无奈同意。第二年王莽改年号为居摄元年，此后他的行事方法均按天子之制，篡位之心已昭然若揭。
正当王莽无限接近皇帝之位时，刘氏宗族开始起来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他带了几百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但连城门都没有攻进去就失败了。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揭竿而起，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发布了讨伐王莽的檄文，一时声势很大。
王莽说到底是个书生，对打仗并不在行，听到叛军声势很大，内心感到很惊恐，一面表示自己摄政是暂时的，将来一定会让刘婴继承皇位；另一方面派遣大军前去镇压。翟义的队伍虽然数量不少，但大多是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正规军击败，翟义被捕杀，从此以后，反抗王莽的行动基本消失了。
没有了反抗力量，王莽登上帝位只是时间问题了，但是他觉得直接登基有些有违伦理，显得过于简单粗暴，还需要再造一些舆论，让一切变得水到渠成。
于是乎，瑞兆又从各地频频传来。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故事，说是齐郡的一位亭长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梦中天公告诉他“摄皇帝为真皇帝”，如果不信，可以看到明天他家里会出现一口新井。早上起来，这位亭长果然发现家里的院子里出现一口深约百尺的新井，类似这样的传奇故事不断传来，看来王莽不登基连上天也不答应了。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公元8年十二月，王莽终于登上了皇位，将年号改为初始，新的王朝就用“新”来命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民选皇帝”就此诞生。至此，从高祖刘邦开始，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走完了它的历史。
王莽登基最后的阻力来源于他的姑姑王政君，这位王太后嫁入刘家六十多年，虽然她一直把王家做为自己权力的根基，但内心还是忠于刘家的，她让王莽一步步上位，本想借助王莽实现汉室的复兴，但没想到最后王莽自己当了皇帝。此时，传国玉玺还在王政君手里，王莽派人入宫索要，王政君痛斥使者，心里充满了悔恨，没想到大汉居然断送在自己手中，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挽回余地，只能将玉玺掷于地上，后来传国玉玺缺了一角，据说就因如此。
王莽改朝换代的行为，使他被史书钉在了“乱臣贼子”的柱石上。但实际上，可以清楚看到，在王莽一步步走向皇位的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反而是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皇位。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西汉的后期，无论是官吏还是百姓，对现实普遍感到不满，对西汉的前途已经丧失信心。而就在此时，王莽横空出世，几乎无暇的德行使他赢得了人心，他的登基不像是谋逆篡位，而更像是一位众望所归的“民选领导人”。
王莽代汉建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禅让成为皇帝的先河。王朝的更迭，在此之前需要通过激烈的暴力革命，譬如西汉取代秦朝，战火连绵，百姓涂炭，相比较而言，这种不流血的革命代价很低，对社会和百姓伤害也最小。
王莽走上皇位，不单纯是为了追求权力的快感，更重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全力以赴建设一个“市无二价、官无诉狱、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异路、野无饥民、邑无盗贼”的理想世界，不过这谈何容易，特别是对于王莽，可以看到，他先前的成功基本上因为道德感化和舆论力量，在执政能力上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而成为一国之君后，光靠道德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面对问题丛生的时局，没有很强的治国理政能力，很难驾驭整个王朝的走向，从后来的历史看，王莽有上位的能力，但执政能力实在是个问题，最终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新”王朝就要有新气象，但是王莽面临的局势并不乐观，经济凋敝，矛盾丛生。不过王莽对自己收拾烂摊子非常有信心，这份信心来源于改革，在他看来，通过大力改革除弊兴利，应该可以将新王朝带上康庄大道。
在改革路径上，他选择了“复古”，在他看来，上古时代是个理想的社会，人人平等，安居乐业，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后来整个社会出现如此多问题，在王莽看来是因为“礼崩乐坏”，要实现政通人和，需要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制度。于是王莽仿照周朝的制度开始推行新政，进行所谓的“托古改制”。
王莽首先把改革措施指向了焦点问题——土地和奴婢。王莽宣布以后将天下的土地称为“王田”，禁止买卖。并规定每个男子不满八个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即900亩)，多余的要分给九族邻里。一对夫妻耕地不满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这样的改革举措，目的是要彻底改变土地私有制度。在西汉后期，土地私有导致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皇亲贵族动辄拥有几十万亩土地，而无地的流民也以数百万计，上层社会奢靡成风，失去土地的农民卖身为奴，遇到灾年，饿死甚多。这种情形皇帝心知肚明，汉成帝曾在诏书中如此写道：“灾异数见，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盗贼并兴。”
王莽推行的王田制，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不公，实现耕者有其田，缓解越来越大的阶层间的矛盾，应该说出发点不错，但是实际操作却遇到了巨大问题。
首先是大地主豪强们强烈反对，逼他们交地就如同割肉一般。小地主和富裕一些的农民也不满意，因为如果自家的人口减少，就要把地交出去。所以有地阶层大多抵制改革，而王莽又没有强大的组织措施来保证将这场土地国有化改革落到实处，结果本来满心欢喜的少地或无地贫民等来的却是一纸空文，自然也很不满意。
“天地之性人为贵”，在王莽看来，买卖人口天理不容，必须要予以禁止，因此他下令奴婢成为“私属”，一律禁止买卖。但是这样的改革举措，对于奴婢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实质改变，不让公开买卖，大多买卖行为都转入地下，并没有断绝。由于是暗中买卖，奴婢的权益更加得不到保障，同时这一举措使得失去土地无路可走的平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只能被迫成为流民。
因此，无论是关于土地还是奴婢的改革，出发点都不错，但搞来搞去，最后几乎没有受益者，而如果一项改革举措没有最终的受益者，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三年后，王莽下令恢复土地和奴婢的买卖，这样“拉抽屉”的做法，把本来拥护改革的人彻底给得罪了。
引发巨大争议的是币制改革。主要举措是禁止西汉的五铢钱流通，而改用王莽创造的币制体系。这个体系有大钱、壮钱、幼钱、幺钱等等，除了钱以外，还用“布”做为结算工具，布的分类非常繁杂，按照上古的制度，龟壳、贝壳又恢复成了货币，彼此的换算关系极为复杂，更让民众受不了的是平均不到三年改币一次，每次都带来极大的混乱。这样的改革，基本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的瞎折腾，自然会受到百姓的抵制。
为了推行这项改革，王莽规定携带五铢钱的人要受到流放等处罚，盗铸五铢钱的，“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为了提高“布币”的地位，规定官民出行必须随身携带，否则会被拘留，货币居然成为了通行证，这样的改革确实匪夷所思。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实行六莞五均政策。六莞政策中的“莞”即“管”，指的是政府对盐、铁、酒、水陆物产、铸钱和采铜六个行业实现国家垄断。五均政策是物价调节政策，在长安、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六个城市设置五均官，统制五谷、布帛、丝绵等价格，出现市场高于规定价格的情况就投放国家物资以防止市价上涨，而当市价低于规定价格时则由民众自由买卖，剩余商品由政府购买。
同时还推出了赊贷制度，规定民众因为祭祀、丧葬缺少费用时，可向政府借贷，不付利息，但用于祭祀的借贷必须在十日内归还，用于丧葬的借贷必须在三个月内归还。凡欲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缺乏资金者，也可向钱府借贷，按其经营所得的利润收取利息，一年利息的收取不得超过其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
这些改革的举措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确实为普通民众利益着想，有限制社会上层集团剥削压迫太甚的考虑。若能有效实施，客观上可以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和阶级矛盾的作用。
但是六莞五均政策，犹如武帝时代采用的经济改革举措一样，是典型地运用政治权力进行经济管制和财富聚敛的措施。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结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产生贪污腐败等问题，六莞政策将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养肥了一批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却更加沉重。五均政策的操作过程中，朝廷任用一些经验丰富的大商人来当执行官，这些商人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制作假账，哄抬物价，百姓不仅没有得到实惠，反而在大商人和高利贷主的压榨下更加苦不堪言。
王莽的改革举措中还包括改名，无论是地名、官名、建筑名统统都改回周代的名称，例如大司农改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大鸿胪和少府改为“典乐”和“共王”，地方官的名称也被更改，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成太尉，县令改为宰。未央宫改做寿成宫，连首都长安也改名为常安，改名的举动虽然与那些经济改革措施来比，算是小打小闹，但是频繁的改名，使得官员和百姓根本记不住这些名称，给社会管理和百姓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王莽这些改制举措不但得罪了富人，也失信于穷人，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食古不化，王莽像是从周朝穿越而来，言必称三代，事必依《周礼》，按照《周礼》要求把政令措施搞得古香古色，但时代在前进，改革必须顺势而为，而不应“动欲募古”，走回头路。王莽无疑是个复古主义者，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王莽始终没有解决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理想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现实的土壤，脱离现实推行过度理想化的改革，只能像海市蜃楼一般，看上去很美丽，但注定会成为泡影。
其次是缺乏韧性。改革往往是重大利益的调整，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挑战和阻挠，如果认定改革思路正确，就需要保持定力和韧性，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王莽对改革的困难程度显然估计不足，他认为改革举措如果出发点是好的，再加上配套的处罚措施，就一定会畅通无阻，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遇到问题和困难后，王莽却往往不再坚持，选择半途而废或轻易改作。这样使得反对改革者想方设法阻挠，以达到停滞或废除改革举措的目的，同时也让那些本来拥护改革的社会底层渐渐丧失了对改革的热情和信心。
再有就是刚愎自用。王莽一路走来，耳边都是喝彩声。上到皇太后，下到普通百姓，对王莽赞赏有加，这也让他有些自信爆棚，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而且想做什么都能做成。他认为自己改革方案完美无瑕，找不出什么漏洞。所以一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感到非常不舒服，给这些提出意见的臣子小鞋穿，堵塞言路的后果是他根本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路上一直走到黑，最终成为孤家寡人。
最后是用非所人。改革路径确定后，执行者成为关键。用什么样的人去推动改革，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王莽所用之人多为阿谀奉承、颠倒黑白之徒，有次王莽听说发生了饥荒，问负责此事的王业，“业乃市所买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相信他的话。在推行六莞五均政策时，任用大量商贾来做为执行官，结果“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在对外关系上，西周时代关于严格区分“华与夷”观念也深深影响着王莽。所以他认为以匈奴为王违反古制，因而降格为侯，并将匈奴改为“降奴”，将单于名称改为“降奴服于”，他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这种贬低少数民族的做法，自然引发了不满。匈奴重新开始侵扰边境，王莽由此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的局面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结果让自己陷入了内外树敌的困境。
同时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已有的北海郡、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成“四海”，显示出自己宾服四海的功德。但是西海郡本来就是一片蛮荒之地，为了使这个地方像个郡，王莽决定强制移民，一方面增加人气，另一方面解决关中关东地区人口激增带来的压力，这样的做法同样招来很大民怨。
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失败之举，使王莽原本高大的形象渐渐黯淡下来，由当初的万众拥戴变成了众叛亲离。此时上天也很不给力，在王莽建立新王朝后，天灾不断，旱灾、蝗灾、瘟疫、黄河决口接踵而来，受灾面积大，灾情也很严重。经过一系列瞎折腾，国库已经空虚，根本无力有效救灾，这成为压倒王莽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些被逼上绝路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
但此时的王莽依然沉醉在自己的宏图大业中，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在这个庞大的试验场里，实验着自己的种种幻想，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尚不知自己和新王朝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离彻底崩塌的日子愈来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