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6日，早晨8点的时候加尔各答市中心的温度已经达到31摄氏度，湿度则足有91%。这是季风气候中典型的闷热天气。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将这一天定为罢工示威的“直接行动日”。当天印度各地的穆斯林宣称要建立巴基斯坦，并反对国大党的统治。真纳一再呼吁只进行为期一天的和平抗议，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按照他的指示执行了。但是在加尔各答却发生了为期3天的血腥骚乱，最终造成6000多人死亡，至少1.5万人受伤。腐烂尸体的恶臭在这个孟加拉邦的首府中弥漫多日。
导致直接行动日爆发的原因是—穆斯林对春季选举后由印度人组成的临时政府十分不满。真纳声称，英国和他们的“法西斯大议会”（指国大党）没有给穆斯林提供足够多的高级职位。不过他呼吁所有穆斯林联盟的追随者要以和平和有序的方式行事，绝对不能让自己成为被敌人利用的工具。
不过，在罢工的那天早上，穆斯林联盟的支持者们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颇为激进的宣传文案：
今天，是直接行动日
今天，印度的穆斯林将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自由的事业
今天，让所有穆斯林以真主的名义发誓
他们渴望和平，却遭到唾弃
他们信守诺言，却遭到背叛
他们要求自由，却遭到奴役
现在，只有强权才能保卫他们
在加尔各答，为了给下午的集会造势，人们把市长的画像印刷在传单上，上面还写着：“我们穆斯林曾经坐拥王位，统治这个国家。我们要振奋起来，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噢，异教徒！你们的末日即将来临，准备受死吧！”
上午时天气就变得越来越热，空气也越发粘浊。穆斯林们纷纷前往市中心的独立广场，那里正是举行示威活动的地方。与此同时，加尔各答的印度教徒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并用路障把自己所在的城区保护起来。其实早在穆斯林直接行动日之前的一周，印度教犯罪团伙就已经开始武装起来了。当天早上，他们封锁了胡格利河上的两座桥梁，以阻止穆斯林进入集会现场。
下午2点左右，上万名带着刀子、棍棒等武器的人聚集在广场上的奥特隆尼纪念碑前。这是一座高50多米的拜占庭风格方尖碑，以丑陋著称。据说，它是为了纪念成功吞并尼泊尔的苏格兰将军大卫·奥特隆尼爵士。这座纪念碑建于1828年，是英属加尔各答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那天下午，肥胖的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穆斯林联盟的重要领导人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发表了一番极具煽动性的演说。其内容没被正式记录下来，但据许多在场的人回忆，那是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说辞，尤其是在那种情况下。这可能跟苏拉瓦底的为人有关，印度总督韦维尔评价他是“印度能力最差、为人最自负且最不老实的政客之一……自私自利、没有原则却又野心勃勃”。
示威活动刚进行了几分钟，局面就失去了控制。加尔各答的一些地方甚至燃起了大火。没有人确切知道暴力活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到底是谁挑起的。穆斯林洗劫了印度教徒的房屋和店铺，印度教徒也以牙还牙。下午4点15分，位于加尔各答威廉堡的英国军事总部发出了“红色警报”，向英属印度的其他地区通报加尔各答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
英军指挥官弗朗西斯·图克尔将军很快下令执行宵禁。当格林霍华德军团进入加尔各答城内时，他们发现暴力活动已经从市中心蔓延到码头和郊区的贫民窟。当时的景象十分惨烈。求格尔·齐德拉·高舒经营着一家为印度年轻男子提供服务的健身房，在穆斯林袭击了他所在的街道后，他就组织起了一个“报复小组”。“我看到有四辆卡车停在那里，车上堆满尸体，摞起来有3英尺（约合1米）高，血液和脑浆不停地滴下来，就像装在袋子里的蜜糖一样……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景。”作为报复，高舒也杀了很多穆斯林。另一个印度教徒回忆道：“一位国大党成员开着他的吉普车带我到处查看。我看到了很多尸体，印度教徒的尸体。我告诉他，我们得报仇。”
“人们或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或是被激进的言论所煽动，总之都失去了理智。”穆斯林大学生赛义德·纳齐姆·哈希姆回忆道。他说，穆斯林联盟的成员似乎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一种“快感”。城里到处可见真纳骑着白马、挥舞着弯刀的巨幅画像。回忆起暴乱后的情景，另一位穆斯林学生说：“当我们回到大学街的时候……看到路边堆着尸体，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路上到处散落着被烧毁的图书。”
暴乱在夜里停止了几个小时，然而到了第二天，冲突不仅没有平息，还升级了。此前，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曾发生过无数次冲突，但从来没有达到如此的规模和血腥程度。据一位目击者说，加尔各答的锡克教徒社区于第二天加入了“进攻和杀戮穆斯林”的行列。那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世俗主义者，都要选一个阵营。有些人为了表明自己既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在衣服上绣了红十字图案，但这根本没用。
彼时，无论是警察还是军队都已无法控制这座城市。加尔各答看起来就像一个战场。图克尔将军向总督报告：“这是肆意妄为的野蛮行径，疯狂的人们跑出来烧杀抢掠。加尔各答的黑社会取代了警察，正在控制这座城市。”
第三天，被保护得严严实实的孟加拉邦总督弗雷德里克·巴罗斯爵士前往加尔各答视察，他被当时的场景吓坏了：“老实说，这座城市中有些地方的景象如我和卫兵们在索姆河看到的一样惨烈。我亲眼看到三个人死在乱棍之下……许多尸体被剥光并肢解。”
军队开始大量增援该地区，英军先派了4个营过去，另外还有1个营正在赶来的路上，两支印度人组成的部队也将于几天内到达。到了8月19日，气温接近40摄氏度的加尔各答城内已经驻扎了4.5万名士兵，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一位记者在该市的主要干道之一北奇波尔路上足足看到了50具尸体。他在文章中写道：“秃鹫已经对路边的死狗不感兴趣了，转而去吃人肉。”图克尔担心暴发霍乱，想把这些死者迅速火葬，但这又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冲突。权衡之下，他还是这么做了。军方为士兵们发放补贴，让他们把死者分别送到穆斯林墓地和印度教的火葬场。过了一天一夜，城市街道上的腐烂尸体终于被清理干净了。
但凡有能力离开加尔各答的人都纷纷逃离。仅仅3天，就有10多万人跑出了这座城市，交通一度陷入瘫痪。尽管之前发生过火车被拦截和锡克教徒被屠杀的事件，但人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想乘火车离开。豪拉火车站当时看起来就像一座难民营。城市恢复平静后，官方进行了一次粗略统计—有近四分之三的死者都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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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惨案称为“加尔各答大屠杀”，是伴随着第二年夏天印巴分治而来的第一波杀戮。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在血腥骚乱发生后不久，英国和印度国会就指责真纳不该搞什么“直接行动日”，同时还指责穆斯林联盟宣扬伊斯兰民族主义。但是，印度的领导层也是有罪过的，他们玩弄种族政治，一边用言语煽动暴力，一边又佯装对此事一无所知。
尼赫鲁曾说：“英国人走了，印度就不会再有什么公共问题。”真纳也没能预见到国家分裂后发生的事情。其实，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精英有时候也会有社交往来，甚至还会建立亲密的友谊—但即便如此，种姓制度和各种宗教禁忌让他们中间存在难以消弭的隔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生活在不同区域—在乡下，他们不会住在同一个村；在城镇，则会分区域而居。他们严格遵守各自的风俗习惯。在英国人到来之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已经和平相处了几个世纪，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历史上，莫卧儿帝国时期曾对异教徒比较宽容，但其他时期并非如此。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在联合两个宗教群体方面做得确实不到位，但分而治之绝对不是处心积虑搞的阴谋。相反，他们只是觉得这样做比较省事。但1946年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政府中最资深的印度裔公务员梅农所言：“英国政府在印度施行的政策往往取决于当时的事态，而非深思熟虑规划的结果。”
某种程度上，甘地对局势的理解要优于那些所谓的精英领导人。他一生都致力于印度统一大业，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全力以赴地阻止骚乱发生。他成功了两次—尽管持续时间都不长。1946年底，他绝食以示对孟买大屠杀的抗议，虽然达到了目的，但追随他的人却比以前少了。他想要印度人停止流血、不再搞分裂，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早在1942年就说过：“如果绝大多数穆斯林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改变想法。如果他们想分裂印度，那么就一定会那么做……除非印度教徒想打仗。”
他也十分清楚两个教派的对立立场，因此对身边的人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有人看见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亲吻了一名年轻的已婚印度妇女，甘地便强迫那女人剃掉头发，并要求儿子发誓，他余生都会保持忠贞。曼尼拉尔遵守了这个誓言很多年。但在1926年，他爱上了穆斯林女孩法蒂玛，并宣布要娶她。甘地对此感到震惊，并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他写信给儿子说：“你的愿望违背了你的宗教信仰。这就像把两把剑放在一个剑鞘里……你的婚姻将会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后来，儿子听从了他的话，取消了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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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加快了英国从印度撤离的步伐。原本工党政府计划在1948年中期移交权力，结果计划被迫提前实施。1946年底，艾德礼任命路易斯·蒙巴顿为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的公关能力非凡，在接下来一年里，他的任务就是把英国的撤离美化成文明统治的胜利成果。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次不太体面的紧急撤离。常常有人提醒艾德礼，英国人离开后，印度可能会爆发一场灾难。但他（至少在私下里）会说：“只要不发生在我们统治期间就行。”
1946年11月，艾德礼把尼赫鲁、真纳和其他党派领导人带到伦敦，希望能够在坚持统一印度的基础上，于权力分割方面做出最后的努力。但此行打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参会者们乘坐同一架小型飞机飞往英国，但真纳却姗姗来迟。除了在早餐前向乘务员要了一杯啤酒外，他没有跟飞机上的任何人说过话。大家在唐宁街进行了为期4天的谈判，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这些人只好再乘坐同样气氛不友好的航班返回了印度。
艾德礼随后解雇了韦弗尔。此前韦弗尔向英国政府提议，除非政府同意对印度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增援”，否则就应该在一年内撤军。不过他也表示，即便政府照做了，这种统治也只能持续10年左右。他认为在印度大部分地区，政府制定的政策只能通过说服和恐吓来执行，并且执行得还很不彻底。他还在一份被命名为“疯人院行动”的计划中，对印度分裂后的边界进行了详细划分。但艾德礼觉得这完全是“危言耸听”，拒绝了他。最终艾德礼却让蒙巴顿来推行一项几乎与之完全相同的计划。
艾德礼最终决定了英国撤军的时间—1947年8月，还不断催促要加快撤退进程。之前，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也说了几个具有误导性的撤离时间，但最后还是首相说了算。
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国的边界是由英国高等法院法官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划定的。作为一个没有深入了解过印度的人，他带领边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47天内就完成了这项复杂的工作，最终把曾经共同生活在一起、尚且能够互相包容的两种教派的人们分隔开来。从此，这两类人彻底容不下彼此了。
人们常说，印度教徒从国家分裂和财政分隔等事项中捞足了好处。对于英国大多数工党政客来说，属于印度左派的国会领导人要比穆斯林联盟更容易相处。艾德礼讨厌真纳，甚至说他是“我见过的印度唯一的法西斯”。不过国大党也有损失—他们失去了一个统一的、真实的印度。真纳和穆斯林联盟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只是与想象中的还有些差距。正如一些穆斯林抱怨的：“这是一个被虫蛀过的巴基斯坦。”
英国人因撤离速度太快而备受质疑。有人觉得，即便印度注定要分裂，那么英国也该多留一段时间，监督和平分割的过程。这种想法实在有些天真。在大多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眼中，英国人都是入侵者。他们已经管理这块次大陆有200年了，就算再多两年也不会有什么新气象。而且对于印度内部两种势力的领导人来说，英国人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他们不想让英国人继续留在印度。尼赫鲁还直截了当地说：“我宁愿让印度的每个村庄都被烧成白地，也不愿让哪怕一名英国士兵在印度多待一分钟。”
随着英国国旗在德里总督府缓缓降下，欧洲的殖民主义结束了。在英国离开一年后成为印度总督的查克拉瓦尔蒂·拉贾戈巴拉查理说：“如果当时英国没有移交什么权力，那么很可能是他们手中根本就没有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