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的一个深夜，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达成了一个决定希腊未来国运的“比例协议”，丘吉尔将其称为“闹着玩儿的文件”。根据这份协议，战后，西方将会控制希腊90%的领土，斯大林也可以在巴尔干半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地为所欲为。斯大林认为，大国瓜分陆地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丘吉尔也觉得这种做法符合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传统观念。
然而在1946年3月，欧洲胜利日过后还不到一年，战争就再次在欧洲爆发。希腊开始了为期3年的激烈内战。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这种争夺权力的局部斗争，实际上已经升级为一场背后不同支持者之间的战争。对西方国家来说，希腊就像一个实验室，用来测试“是否能够阻止共产主义在欧洲蔓延”。
现在看来，哪一方能够赢得希腊内战是显而易见的。苏联抛弃了希腊共产党和左派盟友，让其自生自灭，等到他们终于伸出援手的时候，已经回天乏力了。而英国和美国则先后资助了由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和保皇派组成的亲西方政府，以此对抗苏联。
不过在一开始，共产党落败的迹象并不明显。1944年秋天，当德国从希腊撤军时，这个国家的城市外围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武装抵抗组织“安达提斯”的控制之下，他们曾顽强抵抗过侵略者。他们之中力量最强的是民族解放阵线（EAM）及其手下武装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据说，在希腊770万的总人口中，EAM成员就占了180万。不过后来被证实这个数字的“水分”很大，真实人数从来没有超过70万。名义上，他们是意大利支持下的联合抵抗德国侵略的组织；实际上，这两个团体都由希腊共产党控制。希腊的生活与欧洲其他地区一样水深火热—约有50万希腊人死于战争和饥荒。希腊的第二大党派是全国共和联盟，自1941年德国入侵以来，英国为该组织提供资助和顾问。
希腊的不同党派之间互相看不顺眼。早在“二战”开始之前，希腊的政治环境就非常恶劣，1936年梅塔克萨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其行为更是变本加厉。他取缔了包括保守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还大肆搜捕和枪杀了数千名左翼人士。“二战”期间，希腊各地的游击队组成了一个不太稳定的联盟，在英国将军的统一指挥下对抗法西斯。这些游击队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但并没有升级为战争。英国人在1944年10月初抵达雅典，彼时这座城市已经在抵抗组织的控制之下了。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明显占了上风。英国召回了在战争期间流亡到埃及的希腊内阁—该内阁由保守派成员帕潘德里欧领导，这伙人最终在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下成立了全国联合政府。丘吉尔还公开表示支持恢复希腊君主专制。
不过联合政府却不这样想。民族解放阵线根本不相信同盟者，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梅塔克萨斯政权还有着密切的联系。联合政府的成员里甚至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通敌者，此人在希腊被占领时曾带领一个极右反共组织“敢死队”。最重要的是，民族解放阵线反对国王乔治二世的回归。作为战前独裁统治的象征，这位国王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住在伦敦梅菲尔区布朗酒店的套房里。丘吉尔原本打算把这些武装抵抗组织作为恢复希腊军事力量的基础，但是民族解放阵线拒绝向英国移交武器，除非从埃及回来的“保皇派”部队也这么做。而“君主专制主义者”也不想与左翼合作，在希腊的一些地区，极右势力疯狂围捕反对者。
英国军方对希腊人民解放军普遍评价不高。按一位高级军官的说法，这就是一群散兵游勇，“为了打仗而打仗”。英国人认为与左翼势力开战是早晚的事情。丘吉尔觉得这是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并指示驻希腊的盟军司令罗纳德·斯科比中将注意提防共产党发动政变，“要尽一切力量粉碎希腊共产党”。作家乔治·西奥塔卡斯在日记中写道：“只需要一根火柴，就能让希腊像一桶汽油一样燃烧起来。”
事实上，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根本没有发动起义的打算，但前者在1944年11月改变了主意。民族解放阵线秘书长撒纳西斯·哈德吉斯说：“我们不能一脚踏两船，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认为联合政府根本就是外国殖民者打造的傀儡政府，这与德国统治时期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选择了退出，并在国内组织开展大罢工。人们常说内战的火焰是在警察开枪的瞬间被点燃的—12月4日在宪法广场上，有数十名左翼示威者被打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从属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民解放军早在惨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前就包围了警察局，而这正是他们起义行动的一部分。
英国立即加入战局，按照丘吉尔的指示，出兵镇压“共产主义武装叛乱”。英国军队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在雅典街头展开了激烈的交火，而就在几周前，他们还为了解放希腊并肩抵抗纳粹。丘吉尔告诉斯科比中将，要尽一切可能平定“一场地方叛乱”。英军重炮轰击了希腊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城区和“红色”郊区，并对包括城市居民区在内的“反对派”阵地进行了空袭。有数十名平民在交火中丧生—他们原本以为德国人吃了败仗之后就不会再发生战争了。
残酷的内战就此开启。其间，帕潘德里欧政府在英国的帮助下逮捕了大约15,000名左翼人士，并将其中近三分之二的人关进了位于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监狱。安达提斯则将数千名被他们称为“保皇派”或“反动派”的中产阶级分别关押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的根据地或深山之中，以此作为报复。数百人遭到严刑拷打甚至杀害。
在英国国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强烈反对丘吉尔对希腊采取的政策。其他国家的反应各不相同—刚刚解放的法国被吓坏了，罗斯福压根没让美国搅进这场“帝国主义干涉行动”，苏联方面则不置可否。1945年1月，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官员突然到访莫斯科，目的是寻求帮助。不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没有接见他们，而是让低一级的官员转告他们应该与“得到认可的”希腊政府进行协商。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军官向苏联驻希腊代表团团长格里高利·波波夫中校询问对希腊共产党的行动有什么看法。波波夫耸了耸肩，回答：“他们没有征求莫斯科方面的意见，也没有听取我们的建议。”
经历了将近两个月的战斗，双方都有些支持不下去了。1945年2月，在英国的斡旋下，战火暂时熄灭。帕潘德里欧政府同意在第二年的大选中为民族解放战线提供一些席位。不过后者对此并不满足，他们暗中还在酝酿更大的计划。根据停火协议，希腊人民解放军要解除武装，并交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只是做得并不彻底。希腊共产党向基层下发了密令，让他们藏好武器装备，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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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5年秋，和平协议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帕潘德里欧违背承诺，拒绝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成员。他说：“这样无异于打开了罪恶之门，让犯罪学院的一流毕业生去建设共产主义团伙。”他的副手说得更加直白：“我们怀疑希腊共产党的诚意，担心他们会再次发动叛乱，威胁到我们的政权。”因此，他们杀害了一些著名的左翼人士。作为报复，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其牢牢控制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也处决了一批反共分子，然后共产党退出了希腊联合政府。
正是在这一点上，左派犯了最大的错误。民族解放战线计划抵制原定在1946年3月底举行的选举。希腊共产党也公开质疑选举的真实性和自由性。他们可能确实掌握了一些证据，但重点不在于此。斯大林不建议他们这么做，说这是“考虑不周之举”和“错误”，会导致失败。但是希腊共产党对此置之不理。
此时，希腊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待过4年的尼克斯·扎恰里迪斯，他是个精力充沛、魅力非凡的人。他对希腊共产党和希腊人民解放军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夺取政权。他不想向任何一方妥协—苏联也不例外。斯大林两次建议他重新考虑这件事，并参加希腊选举。但这位想要成为希腊独裁者的人鲁莽地拒绝了斯大林。他觉得即便共产党参加选举，肯定也是铩羽而归，他不想成为“失败者”。但斯大林从始至终都认为希腊共产党应该像法国或意大利的政党那样运作，也就是以建立联盟的形式，为“后来的革命”和“走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 奠定基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斯大林不希望希腊共产党在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制造麻烦。他对一位密友说：“我不赞成在希腊开战。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战线的人不应该从帕潘德里欧政府辞职。他们的欲望超出了能力范围。”
希腊共产党果不其然输掉了竞选。然而，即便那是一场被操纵的选举，他们也应该好好把握，向民众证明自己的实力，就像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所做的那样，在政府里获得合法的位置。即使右翼分子想要压制他们，也要费些力气。但希腊共产党没有这么做。结果右翼在政府中赢得了绝对的权力，随后就开始逮捕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新任希腊总理康斯坦丁诺斯·察尔扎里斯的助手说：“这次我们不会再给他们机会，而是要先发制人。”就这样，游击队被逼回曾与德国人周旋的山区。
艾德礼上台后延续了丘吉尔的政策，继续支持希腊右翼政府，但英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英国每年给希腊政府的钱超过400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希腊难民提供的资金。1943—1944年，大约有25万希腊人死于饥荒。英国不堪重负，因此艾德礼和外交大臣贝文怂恿美国也加入自己的阵营。他们的愿望在1946年夏天得以实现。然而在那之前，英国已经背上了冷战带来的新负担。大量文件淹没了艾德礼，外交部频繁向他发出警告—如果希腊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苏联会首先对土耳其采取行动，然后想方设法控制中东的石油。贝文是狂热的反苏分子，他告诉艾德礼，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下去，英国的工业地位将受到苏联的威胁：“我们的航运……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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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之下，希腊共产党人只能寄希望于苏联，他们派了一名代表向莫洛托夫求援，希望能够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反击，最终夺取政权。莫洛托夫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为了朋友的利益就干涉希腊内政。”最后，他象征性地给了一些资金，然后对他们口头鼓励一番—这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斯大林对此更是不屑一顾，而且他也不允许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去帮助希腊共产党，因为这可能会与西方国家产生摩擦。他向保加利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解释：“希腊共产党人指望苏军支援他们。但我们不能那样做。希腊人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太愚蠢了。”
丘吉尔始终认为在遵守“比例协议”方面，苏联信守了承诺：“斯大林很有诚信，遵守了我们的协议……我们在雅典与共产党人作战的几个月里，《真理报》和《消息报》没有表现出任何谴责的态度。”1946年5月，丘吉尔告诉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因为斯大林遵守协议规定，才让英国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去解决希腊的问题。这期间必然会导致大量共产主义者的伤亡，斯大林对此心知肚明。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未曾过问，沉默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那时，南斯拉夫政府真心想要帮助希腊共产党，铁托元帅向希腊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资金，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同志们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坚持一条独立的路线—他称之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国家路线”—但斯大林对此并不认同。铁托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莫斯科多年，因此在许多方面都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他在自己国家建立了强大的秘密警察队伍，其领导人是作风强悍的安特·兰科维奇，这支队伍“解决”过成千上万名对手。
斯大林对贝利亚和莫洛托夫说，自己很不信任这位南斯拉夫的“独裁者”。他认为铁托过于自负，而且“野心勃勃、过于激进”。南斯拉夫在解放过程中，虽然从苏联和英国那里都得到了金钱和武器，但却没有依靠苏联的军队，这在东欧可是独一份。所以铁托对莫斯科方面的颐指气使感到很不满意。他告诉亲信，他觉得自己有朝一日一定会回到克里姆林宫。成为最有权势的共产党领导人是他的梦想，而巴尔干半岛会成为他的强大的权力根据地。在战后的几个月里，南斯拉夫对里雅斯特提出了主权要求，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员包围了这座城市，但英国坚持认为里雅斯特必须在意大利的管辖之下。铁托继续提出抗议，并威胁要全面入侵。后来苏联命令他放弃里雅斯特，他勉强同意了，但无法掩饰沮丧之情。他说，他不想成为“大国政治中的小插曲”。与此同时，斯大林则认为铁托太自负了。
眼下，斯大林又指示南斯拉夫停止对希腊的援助。他对贝尔格莱德的两名高级官员米洛凡·吉拉斯和爱德华·卡德勒吉说：“希腊那些搞起义的家伙根本就不会成功。你们难道认为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允许你们插手他们在地中海上的交通线吗？简直是痴心妄想。所以希腊的起义必须停止，而且应该现在就停止。”
铁托根本无视苏联的阻挠。他不仅继续给希腊共产党运送补给，还增加了补给的数量。此举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也成为导致苏联-南斯拉夫联盟分裂的导火线，接下来的几年里，分裂主义在东欧蔓延，斯大林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开始大规模的“清洗”。在东欧，所谓的“铁托党”会像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托洛茨基分子”一样遭到迫害和谋杀。在希腊，战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共造成10多万人死亡，约100万人无家可归，该地区逐渐演变为东西方冷战冲突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