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天，美国驻华首席特使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心情很愉快。他是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总策划，受到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总统的尊敬，并被誉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人”。当时，他自认为取得了外交方面历史性的进展—在他的斡旋下达成了一项协议，有望结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持续多年的内战。
3月4日和5日，马歇尔在延安与毛泽东及其顾问进行了会谈。尽管他本人反对共产主义，但对毛主席及共产党领导下纪律严明的军队却十分欣赏。通过在中国待的这几个月，马歇尔以美国的视角审视时局，最后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在中国迟早会夺取全面胜利。
离开延安后，他立即向华盛顿方面报告，表示有望结束中国内战，或者起码能维持一个长久的停火状态。他对杜鲁门总统说：“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我很有诚意。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表示会积极配合。”
对于毛泽东的对手—深谙政治之道、喜欢被人叫作委员长的蒋介石，马歇尔就没那么热情了。20世纪20年代，清政府倒台后，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蒋介石适时参与了一系列反对大军阀的运动，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小贡献，并因此闻名。他在美国的帮助下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尽管有美方的军事和金钱支持，但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严重，根本无力解决中国糟糕的经济问题，国民党政府逐渐失去民心，也失去了美国的信任。不过，表里不一的蒋介石还是告诉马歇尔，原则上他也愿意停战。
“二战”中全世界的死亡人数为6000万，其中近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这个数字可怕到西方很少有人会提及。中国遭受了仅次于苏联的严重的战争伤亡。中国土地上战火持续的时间比欧洲长了将近3年，约有1500万人丧生，是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死亡人数总和的两倍。日本在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又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是野蛮和残忍的，但只有少数战犯得到了审判。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伤亡人数并没有停止增长。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就一直试图镇压共产党的队伍。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大肆“剿共”，但没有成功。当时国民党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4.3亿人口、最肥沃的农田和多数大城市。共产党则占领了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那里约有1.5亿人口，是国民党无法撼动的根据地。清政府被推翻后，国民党政府内原本出现过一股温和的致力于社会改革的力量，但自20世纪20年代初蒋介石上位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成为腐败、贪污和无能的代名词。
那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还在朝着更糟糕的境地滑落。它被通货膨胀伤害得体无完肤，1946年的政府财政赤字是前一年的4倍，到1947年初激增至6倍。上海的生活成本是战前的900倍。一位经济学家说：“1940年，100元可以买一头猪；1943年，能买一只鸡；1945年，能买一条鱼；1946年，只能买一个鸡蛋；到了1947年，只能换到三分之一盒火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场的形势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当时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和伪满洲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并没有征服整个国家。对美国来说，只有中国继续坚持对日作战，才能牵制日本，使其将绝大部分兵力留在中国，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军队才有喘息之机。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联盟关系，尽管偶尔会爆发小规模冲突，但双方都认同要先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然后再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罗斯福并没有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但他给蒋介石送去了一批高级军事顾问、大量武器装备和大笔资金。
美国顾问团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他们的头儿是有“醋坛子”之称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他是一个强硬且粗暴的人。虽然他很擅长打仗，但外交能力却稍逊一筹。他比不过蒋介石的狡猾，两个人一见面就互相憎恨上了。史迪威对《时代》周刊的记者怀特说：“中国的问题很简单，但跟我们打交道的却是一个无知又迷信的混账农民。”在日记中，他甚至给蒋介石起了“花生”和“响尾蛇”的外号。
史迪威抵达中国后不久就向美国陆军军部汇报：“中国的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固然是因为蒋介石的军队普遍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他们吃不饱、待遇差、训练不到位以及管理腐败，不过我们能把他们从这个泥坑里拉出来；但关键还在于蒋介石以为只要他坚持，我们就会让步。”后来，他对美国政府说：“国民党政府的基础结构不好，掌权者是一个无知、武断和固执的人。”但蒋介石绝对不是无知的，他向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如《时代》周刊的出版人亨利·卢斯和国会的几位资深共和党人说过史迪威的坏话。他还向其中一人抱怨：“史迪威缺乏大局观念和整体观念，执行能力也不足。”
史迪威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在参战后的头一年就给了国民党5亿美元的资助，但大部分钱都进入了蒋介石亲信的银行账户里，特别是他妻子的哥哥—外交部长宋子文拿得最多。宋子文曾以荒谬的汇率为条件进行谈判，让自己的家族发了大财，但是却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最终导致政府财政出现大量赤字。国民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其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它疏远了统治者与中产阶级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而中产阶级本应是国民政府反共政策的主要支持者。西方媒体对中国贪污腐败的报道层出不穷，这让美国方面感到愤怒，美国民众也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国民党必然要走向衰亡。蒋介石知道亲信们的所作所为。他在日记中写道：“恣意挥霍、吃喝嫖赌……他们大肆吹嘘、敲诈勒索、不择手段。”但他并没有制止他们。
蒋介石也知道宋氏家族侵吞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但是他纵容了妻族。按照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标准，他的婚姻并非传统。妻子宋美龄曾就读于美国一所常春藤大学，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但美国的一些政要并不喜欢她，史迪威曾讽刺她是“皇后夫人”。她曾在白宫的招待会上呼吁美国为国民党提供更多的援助和资金，这让罗斯福感到很尴尬，从此之后就开始讨厌她，并表示不想再跟她见面。他对妻子埃莉诺说：“她穿着旗袍，看起来风姿绰约、优雅迷人，但实际上却是一块冰冷的钢铁。”杜鲁门也不希望她接近华盛顿的政治圈。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微妙。中国需要苏联的支持才能赢得内战，但是没人愿意在别的民族面前表现得低人一等。斯大林或许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但毛泽东也有独立的思想和追求，他希望自己能够开辟一种新的共产主义模式。然而在时机成熟前，他需要保持低调。毛泽东写信给莫斯科方面，请求与斯大林会晤，进一步“讨论革命策略”。但在1946年，连着两次明明已经敲定了会谈日期，但在最后一刻又被斯大林取消。
因为忌惮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斯大林非常担心他会成为自己的对手。不过他也明白，如果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就相当于向世界证明是历史站在了马克思主义一边，这将是了不起的成就。可如果6亿中国人在一位年轻的（毛泽东比斯大林小15岁）政治家领导下走向独立自主，这种成就反而充满了苦涩的味道。所以斯大林每每在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物资和金钱时都权衡再三，从来不会真正满足中方的需求。同时，他还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合法领导人。1945年，他对访问莫斯科的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说，他准备进一步协调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问题，以此换取“中国诚信的保证”—换句话说，他试图让中共放弃自身利益。他还对宋子文说：“至于中国的共产党人，我们不支持，也不打算支持他们。我们希望真诚地与中国以及盟国打交道。”他经常有这样“两面派”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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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方面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理由是他与蒋介石的长期不和影响抗日。很快，帕特里克·赫尔利成为美国驻中国的首席代表。此人是资本家，俄克拉何马州保守派共和党出身，曾担任胡佛政府的战争部长，但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一无所知。他称呼蒋介石夫妇为“石先生和石夫人”。访问延安的时候，他在一次晚宴上模仿美国原住民的“战吼”，把东道主吓了一跳。
赫尔利的任务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寻求妥协，并在战后推动建立联合政府。他熟悉了工作之后，就对蒋介石印象深刻。蒋介石使他相信，达成协议既不可取，也不可能。蒋介石对他说，共产党人比野兽还坏。赫尔利也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尽管如此，他还是设法促成了蒋毛之间的直接对话。他们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会面，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
赫尔利认为美国政府没有给予蒋介石足够的支持。当年12月，在没有事先告知杜鲁门的情况下，他突然当众辞职。他指责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国务院的同事们“背叛”了国家。他在辞职声明中称：“国务院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的。”他的这番话没有任何依据，却使得媒体和国会同时将矛头指向杜鲁门，认为他面对共产主义表现得过于软弱。以至于总统在赫尔利辞职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抱怨：“看看那个家伙（赫尔利）对我做了些什么。”
杜鲁门需要有人来解决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危机，于是他选择了在美国最受尊敬的人—乔治·马歇尔。他是美国军方的标杆性人物，甚至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还要受人敬仰。他奉行人道主义，为人慷慨又充满智慧，几乎不参与政治（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国会中的保守派对他也十分认可。杜鲁门说：“我和他相处越久，越觉得他是这个时代的伟人。”马歇尔也有些小毛病，比如特别喜欢吃枫糖和看低俗。他并不想去中国，觉得自己难以完成杜鲁门指派的任务。从军40余载，他第一次出现在军队以外的名单上。那时他已经65岁了，妻子凯瑟琳和他一样都非常期待能早点退休。但是，正如他跟亲密助手和朋友所说的那样，“找不到理由拒绝总统”。
新年伊始，马歇尔带着“礼物”去了中国—他向国民党和共产党承诺，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合作的方式，美国将提供5亿美元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实现现代化。在最初几周内，他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双方原则上都接受的协议，而且他乐观地认为，双方能够将其付诸实践。为了完成使命，他几乎在中国待了整整一年。但他的计划注定要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