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身在柏林的朱可夫元帅被召回莫斯科，但这次回国并非是要研究如何夺取更多的胜利果实。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朱可夫是苏联的救星，是库尔斯克会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主要策划者，更是柏林的征服者。他在国内和西方盟国的指挥官中广受尊敬，尤其是深受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敬重。然而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斯大林觉得战争英雄朱可夫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想要挫挫他的锐气。
斯大林为了寻找对朱可夫不利的证据，派人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对他家进行监视。内务人民委员会向斯大林报告，1945年秋季，朱可夫在乡间别墅举行过一次聚会，当时在场的人都称赞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指挥官，是“征服德国的胜利者”。
还有来源于所谓的“飞行员案”的证据，那是针对空军上将诺维科夫开展的另外一项调查。素有“苏联空军之父”之称的诺维科夫在严刑拷打下供称，“朱可夫试图贬低最高统帅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他还总是强调自己作为军队领导的重要性……甚至宣称所有主要军事行动的计划都是由他制订的”。诺维科夫还说，朱可夫建立了一个亲信集团，成员只对他一个人效忠。他甚至私下给流行歌手莉迪亚·鲁斯诺娃颁发了一枚勋章—这违反了规定，诺维科夫称朱可夫与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朱可夫奉命出席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却在那里遭到了羞辱。斯大林指责他的行为“不能容忍”；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则说他是“拿破仑主义”—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绝对是对军人最恶劣的指控。他们还暗示要把朱可夫送进劳改营并枪决他。但斯大林没有这么做。朱可夫太受拥戴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朱可夫最终被降职，担任敖德萨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他从德国运回的多数战利品都被没收了，回忆录的初稿也未能幸免。斯大林看过稿子后说：“元帅的功过还是交给历史学家去评判吧。”随之而来的是公开的诋毁。苏联官方媒体谴责朱可夫“是一个沉醉于权力的人，贪慕虚荣，不能容忍异议”。武装部队发表声明：“他个人的野心取代了所有谦卑的品格。认为自己的功劳没有得到足够肯定。在与下属讨论卫国战争的时候，认为自己战功赫赫。但事实上有些战役他根本没有参加。”
朱可夫在军队中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些高级官员的电话经常被监听。朱可夫的密友同时也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柏林战役的指挥官瓦西里·戈尔多夫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他和菲德·日巴尔琴科将军的一次通话就被记录下来，最后送到了斯大林手中。在电话中两人提到，有数百万苏联农民在挨饿，与之相比西方的生活要好得多。日巴尔琴科将军还说：“媒体都在撒谎。除了政府官员，其他人都在饿肚子。”而戈尔多夫则非常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去西方生活。两人都明显反对斯大林与美国对抗的政策，担心这会引发战争。日巴尔琴科说：“用不了10年的时间，他们就会打我们的屁股。我们的声望一直在下降，没有人会支持苏联。”随后戈尔多夫压低声音对一旁的妻子说：“如果集体农场被废弃，一切就都好了。”他还说：“人们有权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他们赢得了战争。斯大林毁了苏联。”不久之后，戈尔多夫、他的妻子还有日巴尔琴科被逮捕，在古拉格的劳改营里度过余生。
尽管斯大林对军事指挥官们不够信任，但也没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对军官阶层进行“大清洗”。相反，他把矛头指向了军中另一个群体—被德国或同盟国俘虏的苏联士兵。斯大林极其蔑视他们，认为他们是懦夫，是没有执行“不投降命令”的卖国贼。甚至还因为他们在西方生活过，就认为他们的思想和习惯受到了影响，进而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他觉得任何体验过西方生活的士兵都应受到严密监视。但他忽略了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苏联战俘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万—比英国在6年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3倍还多。与此同时，活下来的200多万人不是被关在集中营里，就是被纳粹当成奴隶使唤。
战俘们并不指望能得到英雄般的待遇，但他们希望自己是被祖国需要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觉得在德国人那里受的苦没有白熬。事实却恰恰相反，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人能够回家与家人团聚或过上战前那种平民生活。大多数人被送进了“过滤营”，在那里他们被秘密警察审问被俘后的情况。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与德国“合作”而被枪毙—其实他们只是被迫为德国人劳动。超过90万名男性和一些女性回国后面临这样或那样的迫害，约有10%的人被迫重新入伍，服役10年。1946年初，一位美国外交官说，“美国大使馆只知道有1名被遣返的战俘回到了他在莫斯科的家……秘密警察在入境点拦下战俘，然后将他们带走。火车经过莫斯科时并不停留，继续向东行驶。乘客们被隔离监视起来”。
至于为什么不信任手下的军队，斯大林有自己的理由。他经常提到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的那些老兵，他们在战后充满了愤恨和失望等消极情绪。还有“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为了反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统治，许多俄国军官发动起义。后来起义遭到镇压，5名带头人被绞死，几百名支持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斯大林很可能还将发生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作为行事参考—正是兵营的哗变促成了那场革命。鉴于之前发生过的事件，他不得不提防自己的士兵。斯大林去世后，雅克夫列夫对他的评论被频繁引用：“斯大林犯了两个错误—他让欧洲看到了俄国人，又让俄国人发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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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数百万苏联公民害怕回到苏联，他们包括：想要从苏联独立出去的乌克兰人、曾与德国人并肩战斗的“白种”俄国反共分子（如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领导过的俄国解放军）、向往远古时代自由生活的来自库班等草原地区的哥萨克人、国境线改变时“站错队”的波兰人、被德国人奴役过的老百姓、在混战中不知不觉跑到西方去的犹太人和高加索人，等等。正如记者珍妮特·弗拉特所写的那样，大约有200万人“愿意去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除了自己的祖国”。虽然很难获取准确数字，但是估算起来，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被就地杀害或被送进监狱和集中营，约三分之一受到其他形式的压迫。然而，除了回去面对现实，他们别无选择。
早在1944年，西方盟国就与苏联达成协议，战争结束后会遣返所有苏联公民。事后，参与谈判的政客们均声称当时无法预见后来发生的事情。说好听点这叫虚伪，说难听点这就是谎言。英国外交大臣（后来成为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基于现实政治需要，坚持按照协议办事。他对丘吉尔说：“我们不能在这件事上有妇人之仁。”丘吉尔虽然不喜欢这项协议，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在外交部供职的资深律师迪恩是个非常现实的人，他对首相说：“毕竟，要被遣返的苏联人中大多数都是在德国当奴工时被俘的，这种处境……自然不会被人歌颂。我们不能背这个大包袱。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苏联当局想要处理的人都移交给他们。这些人是否会被枪杀，或者受到比英国法律更严厉的制裁，都不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情。”不过，战时的内阁成员、财政大臣塞尔伯恩勋爵则公开反对强制遣返的决定。他在给首相的信中写道：“把这些人送回苏联就意味着让他们去死。”
事实上，艾登已经和莫洛托夫达成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口头协议，即“无论本人是否愿意”，苏联公民都将被送回苏联。莫洛托夫对此十分坚持，态度也非常明确。他的性格跟领导斯大林很像。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某一天下午他刚与斯大林签署了核准“3167名破坏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死刑的文件后，就离开克里姆林宫，跟其他党内要员去电影院看西方电影放松心情了。即便后来他承认许多遭到“清洗”的人可能是无辜的，但仍然坚称“他们不值得信任”。
尽管在遣返协议方面存在分歧，但是丘吉尔对莫洛托夫仍然评价甚高：
他是一个能力出众、沉着冷静的人……他那“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沉稳，精湛的谈话技巧和难以捉摸的态度，更加凸显了他的智慧和能力。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能完美诠释现代机器人的概念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风度翩翩、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如果布尔什维克允许他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话，萨利、塔列朗、梅特涅会非常欢迎他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值得一提的是，更多人赞同无产阶级革命家亚历山德拉·柯朗泰的观点—他将莫洛托夫形容为“阴暗、迟钝和奴性的化身”。
在让苏联人“回家”的问题上，美国人的态度更加模棱两可。华盛顿方面坚持认为无法预见那些人的命运。总统的心腹、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是个很不简单的角色，他与斯大林相处的时间比任何西方人都多。他坚持认为：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所有被解放的苏联人都拒绝返回家园……他们怀疑自己会被执行死刑或是关进贝利亚的劳改营。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苏联会把他们当作逃兵或危险分子，所有事情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我们考虑的是本国战俘的利益—这7.5万人迟迟不能回到家中。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幕僚们担心，如果不把那些人遣送回去，苏联人就会找借口阻拦美国战俘从东欧回国。
美国军方虽然能够预料到事情的发展走向，但仍然执行着政治主人的肮脏命令。强制遣返工作从1946年一直持续到1947年。1月底，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坎普顿，美军奉命驱逐数百名躲在教堂避难的乌克兰人。士兵们强行把他们从教堂拖出去，有的士兵还拽着女人的头发，用枪托殴打她们。还有一个士兵抢过牧师手中的十字架，然后用步枪打他……场面混乱不堪。惊慌失措的人们从教堂的2楼跳下，或死或残。甚至还有人试图在教堂里自杀。一位美国外交官对他在国务院的上司说：“当发现那些苏联难民不仅不愿意被遣返，甚至还为此痛不欲生的时候，我们的士兵觉得非常意外，难以理解。”
在达豪集中营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美国士兵试图将300名乌克兰人转移到开往苏联的火车上，结果有11个人在他们面前自杀了。2月24日黎明前，1600名士兵开着坦克包围了巴伐利亚州的普拉特灵集中营。指挥官在报告中称，“卡车前灯和营地探照灯照射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身上。（苏联人）依次上了卡车。当路障再次被抬起的时候，很多人采用极端方式想要结束生命。有人试图吊死自己；有人用脑袋撞碎了窗户，玻璃碎片插进了脖子里；还有人用自制刀片割腕。但只有5个人死亡，这也算是奇迹了”。
英国人的做法与美国人没什么区别。他们遣返了身处德国英占区内的数千名苏联人，还将在奥地利的数万名南斯拉夫人交给了当时南斯拉夫的统治者铁托元帅。尽管后来两人闹翻了，但铁托在对待敌人方面，与其导师斯大林是一样毫不留情的。丘吉尔称铁托为“巴尔干的触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与苏联达成类似的协议。在英国的帮助下，铁托的游击队从德国人手中解放了南斯拉夫，并打赢了与反共势力的内战。大约3万名斯洛文尼亚乡团（一支与德国人勾结共同对抗铁托游击队的卖国武装）和乌斯塔沙（克罗地亚的纳粹傀儡政权）的士兵被英国人当作战俘关押在奥地利。铁托要求英国遣返这些人，这样他就能伸张正义，让人民知道谁才是南斯拉夫的新首领。英国政府照做了。
盟军在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指挥官、英国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他也是丘吉尔最喜欢的将军之一），接手了这项工作，尽管有些不情愿，但还是高效地完成了任务。卡林西亚集中营中的27,000人被送回南斯拉夫。英国人谎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意大利。大多数人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被骗了。负责遣返这一群斯洛文尼亚人的军官后来报告：“为了完成这项让人痛苦的任务，只能不断告诉自己要忽略可怕的现实。”另一名军官抱怨整个事情“非常令人讨厌，这是英国军队执行过的最让人厌恶的任务”，结果他因此被召回总部，遭到上级的训诫。安东尼·克罗斯兰，后来的工党外交大臣，形容那个冬天发生在卡林西亚的事件是“我参与过的最令人作呕的冷血的战争行为”。
越过边界后，有1万 ~ 1.2万名斯洛文尼亚人被迫沿着德拉瓦河来到马里博尔，游击队在那里提前建好了一个集中营。那里还关着来自克罗地亚的囚犯，铁托声称这些人是乌斯塔沙的士兵或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1945年末至1946年上半年间被杀害。游击队通常把200名囚犯编成一队，然后把他们逼到悬崖边，要么直接开枪打死，要么把他们扔下去摔死。这条“杀人”峡谷随后被炸毁，尸体被岩石永远地掩埋起来。在铁托死前，很少有人了解事情的真相。没有人审讯过这些囚犯，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审查，更不用说审判了。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别无选择。被带到集中营里的每个人都注定要死。”
有5万~5.5万人死在了马里博尔的集中营，其中还有女性。在那里，克罗地亚人被挑出来—200名乌斯塔沙的成员被扔进沟里活埋。还有一些人在离马里博尔镇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被枪杀，然后尸体被就地掩埋。
一位奇迹般的幸存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到了晚上，游击队员们脱掉我们的衣服，用铁丝把我们的手绑在身后，然后把我们两两绑在一起。卡车把我们带到马里博尔东部。我在路上设法解开了缠在我手上的铁丝，但我仍然被一个看守监视着，不敢轻举妄动。我们被带到一个巨大的沟里，那里……（我们下面）已经堆满了尸体。游击队员开始朝我们的背后开枪。”幸运的是，他被甩到一具尸体上时只受了轻伤。尸体不断堆积起来，把他盖住了。“游击队员射杀了我们这群人后就离开了。他们没有埋葬我们，因为这里还有更多的空间……所以他们去找更多的受害者。我设法从死去的同伴身下挣脱出来，爬出了这个集体坟墓。”他躲过了随后赶来确认死亡并清理现场的灵车，成功逃生。
南斯拉夫的内战并不比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其他冲突更血腥，也不比它们更残酷。乌斯塔沙本身也杀了很多人。在克罗地亚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有40万犹太人、10万多塞尔维亚人和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员被杀害。这些杀戮后来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以一种直截了当，甚至是令人心寒的方式证明是“正当”的。乔治·吉拉斯在与铁托交恶之前，曾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高层超过25年。多年后他说：“南斯拉夫当时处于混乱和崩溃的状态。几乎不存在任何民政管理，也没有像样的法院。两三万人的案子不可能得到可靠的调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们都干掉，问题就解决了。”铁托本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在20世纪50年代解释过，他觉得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比如法国和意大利，许多犯有战争罪的人都获得了自由，是因为去纳粹化的过程是在法庭上进行的。但南斯拉夫已经不讲法律了。他说：“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这三人均为 19 世纪欧洲著名外交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