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赈灾
1946年，苏北地区发生了特大的洪涝灾害。瓢泼大雨一下就是半月，致使广袤的苏北平原顿时成了泽国，数以百万计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
成千上万的灾民嗷嗷待哺，国民党政府此时却忙于内战，根本无暇顾及百姓的死活。他们为了自身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硬生生把这一次天灾说成“人祸”。他们妄称这次水灾是共党新四军为了在苏北战场上取得胜利，故意掘毁运河大堤，以致洪水泛滥，造成了几百万灾民衣食无着。这样的说法，遭到了广大民众，尤其是苏北地区百姓们的一致反驳、谴责，他们都知道，这次是天灾，根本和共产党没有半点关系，而这不过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宣传而已。
难民盈野，怨声载道，国民党政府为了安抚灾民，稳定国民党的统治，决定赈灾。然而，经年的战争，国库早已枯竭，少量的储备也被用于“剿共大业”，这个时候，又哪里拿得出钱来。所以，只能靠募捐了。募捐需要有一个牵头人，蒋介石想到了杜月笙。上海是一块宝地，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纵贯南北，辐射四极，由向来热心公益的沪上闻人杜月笙牵头，再合适不过了。
这件事，蒋介石交由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以及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去办。一个是受灾大省的“父母官”，一个是执掌民生要务的要员，由他们两人联袂去办理此事，也可以显示出政府对赈灾之事的“重视”。王懋功、谷正纲风尘仆仆地赶赴上海，拜访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够发挥社会领袖的影响力，登高一呼，带头募捐，挽救苏北千千万万遭灾受难的生灵。
出乎意料的是，杜月笙一反常态，对此反应冷淡，他推说自己年迈体弱、人微言轻，恐怕难以担当重任。并请另选高明，以免贻误大事。王懋功、谷正纲两人万分错愕，只得讪讪而退。
杜月笙何以如此？原来，自从回到上海以来，他屡遭国民政府打击，便想以此抒发胸中一口恶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政府贪污腐败，私自挪用捐款之事时有发生，募捐往往是苦了自身，肥了别人。考虑到这种种情况，杜月笙自然不愿再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然而，救人如救火，无数的灾民纷纷涌进杭州、上海等城市，如再不赈济，只怕会给社会治安方面带来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月笙又岂能袖手旁观呢？于是，他放出消息，声称如果是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暄去跟他说，他说不定就会答应。之所以卖这个面子给汪宝暄，那自然是有原因的。戴笠死后，杜月笙自感折了一臂，因此，他需要重攀高枝，以为凭附。汪宝暄与CC系的头子陈立夫关系密切，杜月笙便想着藉由汪宝暄与陈立夫搞好关系。
王懋功遂去找汪宝暄，请他促成此事。汪宝暄颇感踌躇，因为此事非党务范围，他也不敢专擅，于是亲自向陈立夫请示。陈立夫认为这是一件利国利民利己的好事，答应无妨。汪宝暄这才同意了王懋功等人的请求，亲赴上海拜谒杜月笙。
杜月笙见到汪宝暄前来，热烈欢迎，殷勤备至。两人随后交换了关于这次募捐活动的看法。杜月笙问汪宝暄，这次募捐大体需要多大的数目。汪宝暄在来上海之前，已经计算过，苏北灾情很重，募捐数字可大不可小，然而也不能要的太高了，以免给杜月笙出了难题。所以，他说了一个保守的数字：“10亿。”
杜月笙干脆说了一个更豪迈的数字：“20亿。”如果能达成20亿的目标，那可真的是功德无量了，汪宝暄满心欢喜地离开了杜府。
由于募捐数额太大，杜月笙就把此事交由上海市商会来办。商会的常务理事王先青向来对杜月笙的话言听计从，又是黄埔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在赈灾募捐这件事上，王先青显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但王先青有些犹豫，他从来没有接手过这类的大事情，生怕会办砸此事。然而，由于杜月笙的坚持，王先青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他根据以往募捐时的弊端，总结经验，拟出了两条募捐活动的指导原则：一，捐款收受由银行经手；二，所有的支付皆用抬头支票。这就强化了民间团体的作用，而弱化了政府部门的影响，杜月笙对此非常满意。
随后，杜月笙、王先青等人开始筹备会议。为了增加影响力，扩大宣传效果，筹备会议在年度银行公会中提出。杜月笙、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财政厅长董辙、省党部主委汪宝暄、江苏临时省议会议长冷悉数到场，上海各业公会、各大银行代表也全部出席。杜月笙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对众人说，苏北临近上海，苏北遭灾，就相当于上海遭灾。救人如救火，上海应该发扬人溺己溺的精神，慷慨解囊，踊跃贡献，务必达成二十亿元的数目。
王懋功、汪宝暄等人也慷慨陈词，做了发言。在杜月笙的建议下，会上成立了“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钱新之、徐寄为副主任委员，总干事为汪宝暄。另外还设了3名副干事，分驻上海、镇江、南京三地协助工作。协会的会址设在上海浦东同乡会。
散会后，杜月笙留下王先青和汪宝暄，继续商讨募捐、发放赈济物资之事。杜月笙直截了当地对二人表示，他不希望由江苏省政府来发放赈款，而改由“救济协会”派人发放。杜月笙这么做当然是因为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这也是他为什么私下里和王先青、汪宝暄商量此事的原因。因为，当着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的面，这些话是无论如何难以说出口的。
汪宝暄并不同意杜月笙的意见，他认为由“救济协会”的人发放赈济金虽然可以避免一些弊端，但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反而会得不偿失。江苏省政府设有专门机构，人手齐备，运作起来也更便利一些。针对政府部门的弊端，他提出了建议：严于监督，防止贪赃枉法的事情发生。
这个办法两全其美，杜月笙便同意了。他还建议改发赈济金为衣物、食品等灾民急需赈灾物资。一来，这是灾民眼下最需之物，是一刻也耽搁不得的。二来，各地物价一日数涨，早买也不至于贬值。三来，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政府官员贪污。杜月笙还进一步建议，由汪宝暄亲自核定各种款项，以免有人钻空子，趁机捞油水。
一切布置妥当，劝募活动便正式展开了。由于上海为第一大城市，最为富庶，所以募捐的重点就放在了上海。杜月笙亲自出面，在顾嘉棠的家里摆上酒宴，以上海市长钱大钧、市议会议长潘公展的名义，遍邀上海金融、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前来参加。这些人都是上海有名的豪绅，富得流油，杜大亨请他们赴宴，他们自然明白对方是要在自家身上刮一层油了，可是，他们又不能不去。
好酒、好菜，吃得却不是滋味。虽说酒席上有杜月笙、钱大钧、郑介民、潘公展等人作陪，那是天大的面子，可是这一桌酒宴下来，众人“被募捐”去的钱财数以亿计，任谁都会心痛不已。然而，在这样的场合下，便纵有千般不愿，万种想法，也唯有乖乖地捐钱了事了。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命令恒社的徒子徒孙四处活动，务使二十亿的目标早日达成。他们几乎动用了一切的舆论力量，上海的各大电台、各大报纸，夜以继日，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号召众人捐款。募捐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举行所谓的“义演”“义卖”筹募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