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纺织盟主”
纺织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杜月笙涉足纺织业，始于抗日战争年代。当时，湖北沙市的“沙市纱厂”因为管理混乱，经营不善，陷入了严重亏损的局面。公司总经理李玉山投资黄金失败，私自挪用纱厂10万元的股本，更使得“沙市纱厂”处境雪上加霜。许多股东见此情况，相继退股，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濒临破产的边缘。杜月笙见纺织业有利可图，决定趁机踏足纺织业。他一面大量地收购股权，一面怂恿代表召开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结果，在杜月笙的积极活动之下，新一届的理事大会上，董事长杜少如引咎辞职，总经理李玉山被解职，而杜月笙则如愿以偿地坐上了董事长的位子。
杜月笙上任之后，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广邀银行、企业入股，又聘请国内著名的纺织专家肖松立出任总经理，对“沙市纱厂”进行了全面的整顿。肖松立在经营纺织业上很有心得，他才一上任，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久，便使得公司扭亏为盈，业绩更是蒸蒸日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月笙组织“沙市纱厂”员工捐款捐物，为抗日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38年，武汉沦陷后，“沙市纱厂”迁往重庆，途中几经波折，先是遇到沉船危机，又遭日军连番轰炸，损失惨重，在重庆一度停工。后经肖松立多方筹募款项，杜月笙又通过私人关系向银行借贷80万法币，才使得“沙市纱厂”复工，并逐渐在上海打出名号，成为重庆四大著名的纱厂之一。当时国内一些名人如蒋介石、周恩来、董必武、沈钧儒等人都曾来参观过重庆“沙市纱厂”。
经营纱厂多年，获利丰厚，杜月笙自感这一行业前途无量，便多方提高在纺织行业中地位，企图以此达成操控全国纺织业的野心。抗日战火方熄，这样的机遇便不期而至。
杜月笙在寓居重庆其间，收了一名得意门生，这个人就是纺织业大亨袁国梁。袁国梁在抗战胜利之后经营面粉业和纺织业，干出了一番成绩。1946年，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于江阴县成立，袁国梁投下了很大的股本，希望能在董事会选举中当选为公司的董事长。然而，他面临着重重的阻力，首先是股东代表群起反对；其次，这一肥缺引起了“江阴三大亨”的觊觎。黄善青、祝林等人皆有争雄的决心，这让袁国梁不得不三思而行。平心而论，“江阴三大亨”的底子厚，人脉广，如果他们有意于董事长之位，袁国梁自忖没有胜算。无可奈何之下，袁国梁只得拉着公司另一位常务董事王先青拜访杜公馆，请求杜月笙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看来，杜月笙如出来竞选董事长，那胜算绝对要比“江阴三大亨”大得多。杜月笙是他的“老头子”，和他有师门之谊，由杜月笙来做董事长总要比黄、祝等人做董事长好。
听了袁国梁的请求后，杜月笙一口答应。一来，这是爱徒之请，难以拒绝。二来，杜月笙也有意拓展自己在纺织行业中的势力。要顺利参加股东大会，就必须入股。袁国梁算了一笔账，杜月笙若要顺利当选董事长，就需要约5000万元的股本。袁国梁表示，愿意替杜月笙垫付这5000万元。杜月笙认为此事不必劳烦袁国梁，他让人请来了中汇银行总经理徐懋棠，让他开一张5000万的支票给袁国梁。徐懋棠父亲为汇丰银行买办，其父死后，徐懋棠继承了父亲的大量家财，后来为杜月笙收复，成了恒社的一分子，并出任中汇银行总经理之职。
杜月笙发话，一切好办，徐懋棠当场开出了一张5000万的支票交给了袁国梁，其他的事，就由袁国梁去张罗了。事情非常顺利，“江阴三大亨”听说杜月笙要出来竞选董事长，自知难以抗衡，就打消念头，偃旗息鼓了。杜月笙于是顺利地坐上了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董事长的位子。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杜月笙又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拥有工人几千人。此外，他还身兼恒大纱厂、利秦纺织厂董事长的职位，在纺织业界，真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令人瞩目。
杜月笙的好运显然不止于此。在1946年秋季成立的“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中，杜月笙更出乎意料地坐上了联合会理事长的位子，从而成了全国纺织业界的盟主。
当时，国内大乱方定，百废待举，国民政府为了活络经济，大力鼓励民间办厂，发展工商业，民营企业获得了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这其中，又以纺织业表现抢眼。1946年以后，纺织业很快就恢复了元气，生产力空前提高，各大纱厂利润盈余越聚越多。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全国各地的纺织界同仁齐聚上海，商讨成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一事，打算以此促进纺织行业的团结、稳定以及持续有力的发展。杜月笙身为纺织业的大亨，本来也应该出席，但由于喘疾发作，不得不卧床休养，闭门不出。他虽然没能出席，但参加会议的袁国梁、奚玉五、荣尔仁等7人却联袂而来，拜谒杜公馆。
杜月笙此时的住宅已经从华格臬路搬到了四姨太姚玉兰居住的十八层楼。之所以要搬家，是因为华格臬路的隔壁曾经是张啸林的居处。抗日战争期间，杜月笙派人亲手杀掉了把兄弟、大汉奸张啸林。自那以后，张啸林这个名字就成了杜月笙的一个心病。华格臬路杜公馆因为距离张宅太近，也被杜月笙视之为“凶宅”，于是，他就搬到了十八层楼杜公馆。
7名纺织界大亨联袂来访，杜月笙猜想当中定有隐情。果然，寒暄几句之后，几人就表明了来意。原来，在这一次纺织业联合会上，公营纱厂的代表占了多数，而且他们暗中串联，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职位抓在公营纱厂代表的手里。这对袁国梁等人的民营企业来说打击甚大，因为公营纱厂平素就有官方的支持，如果还能获得了这个职位，那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就被挤压得更小了。所以，他们希望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理事长之位。
这本是一件美事，但杜月笙心里有颇多顾虑。他初回上海，便遭遇了门生吴绍澍的背叛，险些坍台，丢尽颜面。这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道阴影，对他的自信心打击甚大。纺织业界群英荟萃，杜月笙自忖并无胜算，因此任袁国梁等人好说歹说，杜月笙始终以重病在身为由，婉拒几人好意。7名代表见杜月笙态度如此坚决，也勉强不得，只得怏怏离去。
几人走后，杜月笙心里又算计了半天，终究觉得如此放弃，未免心有不甘，于是就打电话给袁国梁，要他立即来杜公馆议事。袁国梁匆匆赶来，喘息未定，杜月笙劈面就问：“刚才你们说的那事，是不是出自诚心的啊？”听到杜月笙如此问，袁国梁已知事情有回旋余地了，忙不迭地表示众人的诚意。另外，他还告诉杜月笙，这件事迫在眉睫，公营纱厂为了顺利拿下这个职位，包办代表们来往的飞机票，这项策略对选情影响很大，民营企业形势更加不妙。
袁国梁详细地为杜月笙剖析了个中的利害关系。杜月笙心热了，决定放手一搏，争取夺得这个位子。杜月笙平生谨慎惯了，虽然答应了，但他还是让袁国梁“各方面摸摸看”，打探各方面的反应。袁国梁受命离去，随即将此事告诉了民营企业的几位核心代表。奚玉五、荣尔仁等人喜出望外，立即四下活动，为杜月笙造势、拉拢选票。
在这一段时间里，作为杜月笙的门生，袁国梁出力良多。他一方面奔波于杜公馆和各代表之间，传递消息；一方面频频开炮，公开提出官方代表不宜出任“理事长”的主张。这个主张并非无迹可寻，因为早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政府就一再重申坚持纺织工业民营化的原则，袁国梁此时提出这个主张，可谓正当其时。袁国梁反对官方代表出任“理事长”一职，当然并不仅仅只有这个原因。在一次的会议上，袁国梁就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大家推选民营代表，因为公营代表不合体制。他还告诫众人，公营厂家平素得到政府太多的帮助，难以了解商家的困难，所以必须选一位民营代表，这样才能够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才是众人所需。
经过民营代表们的活动，以及杜月笙本人的努力，形势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公营代表们一反之前的态度，转而支持杜月笙。选举当天，在袁国梁的劝说下，杜月笙出席了在上海市商会举行的大会。一百多位纺织业行业的名士代表竞相跑来和杜月笙握手、寒暄、合影，如此场面，让杜月笙大感安慰，心情好到了极点。这一次的选举中，杜月笙也不负众望，终以高票当选联合会理事会理事长，实现了他掌控全国纺织业的梦想。
这个头衔对杜月笙而言十分重要，这并不仅仅因为这个职位在纺织行业里有很重的分量，更在于通过这一次的事情，让杜月笙重新树立起了信心，让他看到了自身的能量。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杜月笙积极向社会各个阶层进军，如狂风扫落叶一般，先后攫取了许多重要的头衔、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