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吃紧，后方紧吃
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燃起战火，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当时社会上悲观情绪泛滥，很多人认为东南的广袤地区难以坚守，而西北才是中国未来生命之所系，于是，纷纷呼吁政府开发边疆，以西北作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对此深以为然，多次组织考察团对西北地区的矿藏、农业、水利、交通等各个方面进行视察。当然，国民党政府将西北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还有另一层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开发大西北，重新对割据于中央政府之外的西北诸侯如马步芳、马鸿逵等军阀施加影响力。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起初几年，蒋介石忙于战事，就把开发西北的计划搁置下来。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大西北，计划用20年的时间将西北建设成抵御外辱的钢铁长城。为此，在1942年8月中旬，他从重庆启程，飞赴兰州，对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四省（自治区）做了近一个月的巡游。10月初，国民政府再次组织中央官员以及地方工商界的领袖考察川陕地区，杜月笙亦有幸获邀。
这次川陕之行，名为“考察”，实则是游山玩水。杜月笙虽不在官场，但也懂得个中的“奥妙”，就携妻带子，一路之上，花天酒地，公费享乐。他们这些人顶着“中央大员”的名头，胡吃海喝，肆无忌惮。地方上的官僚视他们为“钦差大臣”，各尽手段，极尽奉承巴结之能事。杜月笙权尊势重，知交满天下，这一路上，更是受到了各地长官、大亨们无比盛情的款待。
首站便是成都。车队方行到成都外二十余里的龙泉驿时，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张群已经特地派其副官于此欢迎了，国民党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川陕鄂边区总司令潘文华、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等人亦在城门外迎接。当晚，张群便主持了所谓的“联合公宴”，邀请川地的名流百余人为杜月笙一行接风洗尘。钟鼓馔玉，杯泛流霞，精美的菜肴源源不断地端了上来，旁边更有川地的名伶助兴，杜月笙等人便在推杯换盏中度过了靡靡的一夜。
翌日，张群又设了“家宴”款待杜月笙等人。在这场所谓的“家宴”中，张群几乎请遍了成都有名的小吃师傅来他的府上做菜。成都本就是有名的美食之都，川菜源远流长。师傅们各施手段，什么怪味鸡、麻婆豆腐、龙抄手等风味小吃层出不穷。众人大快朵颐，连声叫绝。
之后，四川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文辉也邀请杜月笙一家赴宴。刘文辉是四川著名的军阀，雄踞四川20多年。早年同刘湘争霸，刘湘死后，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曾经联合四川一些实力派将领共同抵制。虽然张群后来还是做了四川省主席，成了四川最高的军政长官，但刘文辉的势力，及其在川地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视。
杜月笙收到了刘文辉请帖，欣然赴约。宴会的地址设在浣花溪。四周松柏青青，修竹摇曳，间以潺潺溪水，为这场宴会增添了几分古代文人墨客相会的意趣。
接着，众人离开成都，过梓潼，便到了南郑地界。驻防南郑的是国民党川陕鄂边区警备副司令祝绍周。祝绍周是杜月笙的故友。四·一二政变时，祝绍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参谋长，也参与了政变。期间，同杜月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祝绍周的婚事，也是经由杜月笙和上海的另一大亨俞叶封撮合而成的，因这层关系，祝绍周与杜月笙两人关系极深。杜月笙来南郑，祝绍周为尽地主之谊，也设下“联合公宴”为杜月笙等人接风。
祝绍周为了凸显与杜月笙私谊深厚，宴席特意别出心裁地排成“U”字型，而他和杜月笙的席位就在“U”的底端。上菜的时候，精选几十名清秀的士兵，分成两派，逐次上菜，还有军乐伴奏在旁。及至晚上，自然又是花样百出的“家宴”，杜月笙遍尝南郑的名菜佳肴，十分快意。
离开南郑，车队又经留坝、凤县到达宝鸡。宝鸡警备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特意派遣代表率领着一批“民众”在车站欢迎。熙熙攘攘的各界“民众”拿着彩旗，呼喊着口号，欢迎杜月笙等人的到来。这样大出风头的机会，杜月笙从来都不愿错过。只不过这次途经空气稀薄的秦岭，竟意外地引发了哮喘病。这一路上，杜月笙只觉得气短胸闷，浑身难受，此时见到了这等场面，也只得顾全身子，让车子直驱住处，只派了随从出面“答谢”。略作休息，只待病情稍减，杜月笙便又纵情于食、色的享受之中。
尚在宝鸡逗留时，国民党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便亲自率领着一列花车前来，要接杜月笙去西安小住几天。周啸潮曾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杜月笙在上海时，结交官场，便和他有过许多往来。杜月笙于是携着家人登上花车，向西安而去。花车一到西安，车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早有国民党大员领着地方工商各界的杰出人物在此恭候，迎迓的人潮达上万人。杜月笙笑逐颜开，和众人接连合了影，这才驱车直驶向老朋友、时任国民党西北公路局局长何竞武的住处“四皓庄”。
四皓庄房屋精美雅洁，是绝佳的居处。何竞武还交代下来，凡是庄内的仆役、房屋等，皆由杜月笙自行支配。四皓庄是精舍雅阁，房间不多，杜月笙随从的人员大多数被安排住在西京招待所。
秦岭之行，杜月笙哮喘复发，虽然在宝鸡调理了几日，但仍然时有发作。来到西安，杜月笙原本打算谢绝一应的酬酢宴请，静静地休息几天，但人面在前，情面于后，杜月笙也不忍心拂了一干朋友们的意。于是，在西安停留的两个多月里，几乎天天赴会，酒宴不断。上自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熊斌、八战区副司令主座胡宗南等西北政要，下至青帮、洪门、袍哥会等组织的大小头目，无不接踵而来，轮流请他吃饭。
主人们为了表示盛情，人人挖空心思，力求在菜肴上推陈出新，精美绝伦，博得杜月笙青睐。据说，当时西北鲜鱼较少，甘肃、陕西省政府有时举行宴会，因为实在找不到鲜鱼，便以木雕鱼，供众人解馋。杜月笙爱吃鲜鱼，为了满足其口腹之欲，陕西省的权贵们不惜动用各种交通工具，从外地捕捉鲫鱼，放养在清水中，小心翼翼地运回西安。宴请杜月笙的时候，厨师们便会献上两道做法不同、口味迥异的鲫鱼。除此之外，还有人别开生面地请他吃“皇帝火锅”、“西餐”等中外美食佳肴。
西安之行后，杜月笙原本还打算继续自己的“考察”之旅，但这时一个算卦的先生对他说：“如果往西北走的话，会有性命之忧！”杜月笙本来就是迷信之人，现在听见算卦的先生如此说，自然是深信不疑，当下就收拾行李，带着妻子姚玉兰等人自西安回到了重庆。
这一次所谓的“考察”之行，至此草草地结束。在这三四个月里，杜月笙等人除了满足私人的食色之娱外，半点建树也没有，而消耗掉的的民脂民膏，则不知有几。民族危亡之际，前线后方真可谓是冰火两重，前线战火纷飞，将士浴血，而在后方，国民政府挥霍浪费，胡吃海喝，个个吃得脑满肠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社会上会流传着这么四句话：
前线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