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恒社势力日益增长
恒社应运而生
20世纪30年代，杜月笙的势力发展到了巅峰，门下弟子不光人数众多，而且涵盖了帮派、新闻、文艺、工商、军政等各个阶层。尤其在“一·二八”事变前后，杜月笙更是在抗日救亡、斡旋中日关系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能量。杜月笙的声望和权势，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投靠。然而，旧时那种帮派拜“老头子”的做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杜月笙于是决定创立社团，扩展权势。
成立社团这个念头肇始于杜月笙，具体的策划和实施则有赖于陆京士。进入20世纪30年代，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旧式的帮派虽然还在发挥着作用，但无疑一日日没落了下去。在普通民众的眼里，无论是青帮、红帮，还是斧头帮，都不过是遭人唾弃、鄙夷的流氓组织而已。杜月笙虽然号称门客三千，弟子千万，但身边围绕的无非是一些江湖上的草莽而已。譬如顾嘉棠、芮庆荣等人，虽然都是跟随着自己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但都未能脱去“匪气”，终究难登大雅之堂。要真正的成为社会上的领袖，光有顾嘉棠这样的一支武班子可不行，还得笼络地方上的俊彦，组成文班子。有文武两套班子相辅相成，才真正不负“社会领袖”的称谓。
构想虽好，但真正到了做的时候，杜月笙却觉得无从着手。接连几天，杜月笙谢绝一切的客人，只一门心思地谋划着自己的“大业”。就在杜月笙一筹莫展的时候，陆京士来了。这个陆京士办事机灵，足智多谋，倒是一个可用的人才。
陆京士很懂得察言观色，隐藏锋芒。他见到这些天杜月笙闭门不出，已经猜到了几分杜月笙的心思，于是决定紧紧抓住这一机会，为师门立上一功。
他对杜月笙说，先生现在有顾嘉棠这一班“武”兄弟，在帮会里自然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可是，光有这些可不够，还必须设法笼络住工商学各界的心，扩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所以，不如组建一个社团，把党、政、军、工、商各界的势力人物都笼络进来，成为真正的社会领袖。这话正合杜月笙心意。两人于是详细商议了组建社团的方案。在社团名字的问题上，陆京士原本建议从杜月笙名字中取一个字作为社团的名字，但杜月笙觉得这样太露了，就拒绝了。陆京士沉思了一会儿，给社团取名为恒社。“恒”取自《诗经·小雅》中“如月之恒，如日之生”之句，还是契合了杜月笙的名字。在社员的资格问题上，杜月笙主张宁缺毋滥，必须都是各界的骨干分子。他提出了4个入社的条件：文职人员必须是科长级别以上的；武职限于少校以上军衔；工商界需要是主任职以上；年龄不得低于30岁。恒社的社章中还规定了入社“须经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理事会审查通过，填发社证”。有了这些条件的限制，确保了恒社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
1932年11月，陆京士等人在上海西爱威斯路举行了恒社的筹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共有19人参加，他们都是初期恒社的代表理事。这19人无一例外都是由杜月笙亲自指定的，每个人都声名显赫，莫不是上海工商阶层的精英、骄子。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候选委员陆京士、汇丰银行经理徐懋堂、上海吴淞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新闻报》主笔唐世昌、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名律师周孝伯等。杜月笙早年的拜把兄弟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等流氓都未能参加。只有其开山的大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经过杜月笙特批得以加入。
首届的理事会上，共选出了9名常务理事，负责恒社的日常工作。杜月笙为恒社的名誉理事长，虽然很少亲临恒社指导工作，但恒社的大权其实仍然牢牢地操控在他的手中。管家万墨林是他在恒社的传声筒，而门徒陆京士则是他管理、操纵恒社的代理人。
后经众人讨论，杜月笙点头同意，恒社还确定了社团成立的宗旨，并设计了社徽。恒社会徽为圆形，正中间为一大笙，旁边则是一弯斜月，在弯月的周围，则有十九颗星星环绕。这当中的意蕴显而易见。“笙”者声之源，“月”者光之源，两者和在一起，自然有发光发热、声名远播之意了。别外，也暗含杜大亨“月笙”的名字。而那19颗星星，代表了恒社成立之初的19名理事。其众星拱月的设计，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自然是为了突出杜月笙在恒社中的崇高地位了。
1933年2月25日，法租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息庐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恒社正式宣告成立。社会各界的名流纷纷前来道贺，金融界的有徐懋堂、唐寿民、陈光甫等人，工商界的有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等人，军政界的则有朱绍良、杨虎，陈群等人，法租界也特意派了总监前来道喜，至于杜月笙旧日的帮派兄弟，青皮、流氓，徒子徒孙更是全员出动，忙着张罗，招待客人。而看热闹的群众更是多得不计其数。杜月笙作为恒社的名誉理事长，在众人的熙熙攘攘中，亲临现场，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宣布了恒社成立的20字宗旨：“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
恒社成立之初，按照杜月笙的设想，原本是想把它组建为一个政党型的社团。但后来考虑到南京蒋介石政府向来视别的政党组织为洪水猛兽，于是，就把恒社发展成了一个俱乐部性质的组织，主要用来联络社员之间的感情，巩固其在工商、金融等社会各界的地位。
这恰是杜月笙的处世圆滑之处。事实上，自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对于其他派系的政党组织，就非常排斥，真可以说是谈“党”色变。所以，在恒社在成立之初，由于恒社群英荟萃，多是党国要员、各界名流，蒋介石对此非常的担心，生怕恒社会成为政党型的组织，于是，就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严密监视恒社的一举一动。
戴笠是杜月笙的知交好友，他不愿意老友身陷囹圄，就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告诉了他蒋介石的担心。杜月笙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立时打消了将恒社发展成为政党型组织的想法。陆京士秉承杜月笙的意思，规划了恒社主要活动。每一年，恒社举行春秋两季社员大会，此外还有彩排、聚餐，为杜月笙祝寿等。而在平时，每逢晚上，恒社内要开一饭桌，桌上酒菜供应不断，社团内的同人可以随意聚餐，当人多的时候，可以再叫。晚饭后，就到了众人娱乐时间。厅内灯火辉煌，设有赌局、戏台、烟馆、厢房等，可供人任意选择，尽情享受开心。
为了方便管理，陆京士等人还在杜月笙的支持下，在最高权力机关理事会之下设3科12组，分门别类，设立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法律等下属机构。每一机构都设有一名组长，科长，下属数人，专门负责日常事务。到了1934年的时候，更增加到18组。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汇报，对恒社的戒心渐消。杜月笙为了彻底地打消蒋介石的顾虑，表现出自己对国民政府的忠诚，还在蒋介石五十大寿的时候，以恒社名义送了架飞机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样的礼物自然是格外满意。事后，蒋介石派遣戴笠亲往上海向杜月笙致谢。杜月笙则要戴笠传话给蒋介石：恒社全体成员愿意随时为委员长服务。
有了这样的保证，蒋介石省心不少，对恒社的监管也就放松了。这也给恒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之后在杜月笙、陆京士等人的积极活动下，恒社的人数在一年的时间里就增加到数百人，势力之大，声名之响，远远超过同一时期上海其他的社团。有了恒社这个文班子，再加上顾嘉棠、芮庆荣等“大小八股党”的武班子，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达到了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