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形势走
中华民国前期的政治舞台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形势可以说是波诡云谲，倏忽之间就会变化万端。1926年的中国，革命浪潮奔涌，惊涛骇浪中更是蕴含着不可知的变数。
7月4日，成立不过一年的广州国民政府决议北伐，宣称要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军阀，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庄严誓师，北伐的战车急速启动。
当时中国有五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冯玉祥和阎锡山。1926年初，吴佩孚从湖北根据地卷土重来，拥兵25万，占领了河南，并控制湖南、四川和贵州等地去。张作霖拥兵30～50万，控制着山东、满洲里、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孙传芳拥兵20万，控制着从上海至江西南昌包括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的华东地区。冯玉祥拥兵近28万，控制山西、甘肃、绥远（现在的内蒙古）和察哈尔。而坐拥山西的阎锡山则想跟张作霖联盟。
尽管冯玉祥和阎锡山表示遵从三民主义，参加国民革命，但国民政府的敌人仍然很强大，吴、孙、张军队加到一块不少于75万，而且他们已经在连年混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军阀们相比，国民革命政府的军队实在是少的可怜，他们的人数不超过10万，而且好多人还是刚刚入伍。
所以，老牌军阀们听到北伐的消息后一点都不惊慌，反而觉得有些可笑。在他们看来，国民政府的雄心简直就是想拿鸡蛋和石头碰，痴人说梦而已。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这支被他们瞧不起的年轻军队竟然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0月份，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湖南、湖北，基本打垮吴佩孚，中外为之震惊。
军阀们又害怕又纳闷，北伐军的人比自己少，武器远不如自己的精良，作战经验更比不上自己，为什么自己的军队就那么不堪一击呢？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支新型军队有着军阀们都没有的武器，那就是理想，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理想。一支为军饷而战的军队和一支为理想而战的军队有天壤之别。拿破仑就曾说过：法国士兵的刺刀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刀尖上挂着理想。它比一切武器都更为锐利强大。
拿下吴佩孚后，北伐军又一鼓作气，很快攻入江西，剑锋直指东南五省总司令孙传芳。
在这种形势下，上海，这个现代中国最大的都市，成了各方争夺的一个焦点。
不必说，北洋军阀自是大军压境，1927年2月24日，北洋军阀中的直鲁联军在张宗昌的派遣下，由毕庶澄率领着1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上海；而国共两党虽处合作状态，各自开展工作的方式却是不相同的，共产党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国民党则是靠近上海的上层势力。
三方力量齐聚上海滩，不但使上海滩成了一个热闹的大舞台，也使上海的流氓帮会力量变得炙手可热，各派对其争相拉拢。
各派之所以看重上海的帮会势力，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手下有很多徒众，另一方面还因为黄金荣、杜月笙等帮会首领与租界的密切联系。
上海租界对于交战中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秉持着“中立”的态度，而中国的武装力量不得进入租界活动，因此，租界可以为革命活动提供很好的保护。有了杜月笙等人进行沟通，与租界方面交流起来就更为方便了。
上海的空气越发紧张起来，三大亨心里也开始不安，也许到了他们决定跟谁走的时候了，而这时的选择取舍是容不得一点差错的。
三大亨在黄公馆召开了碰头会。
火爆性子的张啸林还没坐稳就开始骂：“妈的，整天打打打，不让老子们消停，都他妈死光了才安生。”这显然是大家的心声，黄、杜也深表赞同。可等张啸林一发表他的高见，黄金荣和杜月笙就有些不以为然了。
张啸林的意思是要和张宗昌、孙传芳“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他觉得，三鑫公司是托了这些军阀的福，才能够货源不断、销路畅通。要是他们吃了败仗，被赶出上海，那他们就少了一个强劲的后台，三鑫公司的财路也就断了。至于北伐军，他不相信他们有那么大的能耐，和军阀们打交道更对他的脾气。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张啸林不肯明说的。他能在帮会中呼风唤雨，坐上龙头宝座，显然与他和军阀的“亲密友谊”分不开的，断了这根线，他的分量恐怕会轻不少。
黄金荣与张啸林的看法恰好相反。因为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黄金荣有意于国民党。黄金荣曾这样对张啸林和杜月笙说：“革命军是孙总理的子弟兵，蒋总司令是中国的救星，回想从前十几年里，我们这些河滨里的泥鳅，承蒙革命党的大人先生看得起，今天不管革命军用不用得着我们，我们都要尽量出力。到了现在还想去跟军阀勾结，那是我绝对不赞成的。”
杜月笙默不作声地听着这两位的争论，心里有点诧异他们的自信和健忘。他们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影响战局，改变风向吗？
两年前，直系齐燮元与皖系卢永祥在上海外围大战，驻守上海的卢军因缺乏交通工具，进展迟缓，防守部队难以到位，眼看着齐军就要突破防线，长驱直入占领上海。关键时刻，为了他们“贩土”的共同事业，三大亨分头奔走呼号，调集起法租界的卡车汽车，首尾相继驶往龙华集中，听候卢军差遣，卢军因得到及时的增援与补给，暂时转危为安。
但是事情总是出乎意料，在卢、何都大伤元气之际，半路杀出个孙传芳。孙传芳名为援助同为直系的齐燮元，实则因他对上海早已垂涎三尺，想谋渔翁之利。最终孙传芳打败了卢永祥，逼走了齐燮元。他的手下白宝山趾高气昂开进上海，成了上海的新主子。
面临巨变，杜月笙们傻了眼。失去了军阀的配合、保护，黑货的货源立即发生了问题，经济上的恐慌也紧跟着来了。黄金荣、张啸林尚可应付，一贯挥土如金的杜月笙可就捉襟见肘了，甚至还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眼看年关都难过，没办法，只能费劲周折再和孙传芳拉一拉关系。
孙传芳虽对三大亨一面倒地帮助卢永祥不悦，但也深知三大亨握有上海最旺的一股财源，与其另组班底贩运鸦片，倒不如继续卢、何余绪，安享财香。于是，为了烟土大“义”大利，孙传芳握住了杜月笙等伸过来的手。
这场波澜，虽然最终还是平复了，可还是让杜月笙心有余悸，在这样的乱世，一切都有可能，稍有疏失，就可能招来麻烦。所以最好是时时谨慎，处处留有余地，多方结交，“刀切豆腐两面光”这才是安稳行走江湖的不二法门。
与这些个手握枪杆子的人相比，三大亨的力量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军阀们一发威，看似在上海滩威风八面的三大亨，也不过是风中的草。
作为风中的草，最重要的当然是先看好风向再决定倒向，可问题是，现在的他们都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怎么能轻易押宝？
杜月笙像往常一样，恭敬、不动声色地听完黄金荣和张啸林的意见后，咂一口茶，缓缓道出自己的想法：在局势不明朗之前，要留足余地，方方面面都不能得罪，尽量交好，做好骑墙派，以求将来可进可退，可上可下。同时，更要擦亮眼睛，努力把这变化莫测的时局看个清楚，等确定了哪一门风顺了就专押一门。
“三大亨”的境界眼光在这时一下子就分出了高下：黄金荣看重私情，张啸林看重眼前利益，而杜月笙则看的是远大的前程。后来，黄金荣走向衰落；张啸林成为叛徒，以致丧命于正义的枪口；杜月笙则日渐发达，很快就超越了他当年的师父、上海滩的老牌大亨黄金荣，而成为上海帮会界的新一代雄主。
杜月笙说完，黄金荣和张啸林都心悦诚服，称赞还是月笙脑瓜子灵络，想得周全。
杜月笙连忙摆手：“哪里，哪里，只不过是我更小心一点。”
三大亨还不知道，在他们细心观察风向的同时，也有一道目光在背后注视着他们。那就是蒋介石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