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罪恶之花，奠基之业
帮会与鸦片走私
1860年，战败的清政府和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自此，在英法等发达国家为严禁品的鸦片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中国境内。据统计，在条约签订后的10年里，平均每年有83000担鸦片输入中国，在中国的进口商品数量中，鸦片是最大宗的一项，占1/5以上。
这样大规模地输入鸦片，后果也很明显，一方面是殖民者腰包越发鼓胀，得意洋洋，眉开眼笑，一方面是中国国衰民弱，经济凋敝。
这种情形，让很多人大受刺激。可惜的是，让他们感到刺激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金钱往往会蒙蔽人的眼和良心，有些中国人也开始大肆地从事鸦片生意。鸦片在中国大为泛滥，四川、云南、热河一带大片大片的良田都摇曳着这种美丽而罪恶的植物，小乡镇里也有不少的鸦片烟馆。当时处处落后的中国却成了最大的鸦片消费国。
作为远东第一良港的上海，就是当时最大鸦片集散地。在上海，鸦片生意是最红火最赚钱的，上海几乎所有的贸易都与鸦片沾边，控制了鸦片就相当于控制了上海的经济权。
这么旺盛的鸦片生意首先要“归功”于四大洋行：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新合洋行和台维洋行。它们负责鸦片的进口，而在批发和零售方面的主力军则是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商帮——潮州帮。
潮州帮在明清时候就活跃在中国商界，太平天国时期，潮州帮商人为剿平太平军出了一臂之力，于是，清政府把在上海经营鸦片的特许权给了潮州帮。
领了“皇家执照”的潮州帮鸦片商们和外国鸦片贩子通力合作，基本上垄断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的鸦片价格曾经达到过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是同等重量白银的7倍。
由此，中外鸦片商们成为上海滩最富最招摇的一群。他们干着一本万利的买卖，轻轻松松就可日进斗金，居大厦，着华服，开豪车，简直可富比王侯。
这让好些上海人都看着非常眼热和不平，尤其是那些帮会中人，上海的金子是让大家挣的，为什么你们轻轻松松就捞得头份？上海的江湖老大及其喽啰们很是气愤不平，决心要讨回公道。
1906年，帮会分子终于等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这一年，清政府宣布禁烟，决心以十年为期，在全国杜绝鸦片的种植、进口和销售。而它开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上海。
但是，在好多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暗中支持下，鸦片生意在上海依旧很红火，只不过明目张胆的运销不敢了，只能是偷偷走私。
这样一来，帮会分子们可兴奋了，这是他们插足的好机会。鸦片商们失去了“皇家执照”，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官方武装给护卫了，反正走私是非法的，抢了你也白枪，你也不敢去告官。这样，在上海就诞生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地下产业：抢土。
抢土者常用的高招有，一，挠钩：鸦片运来后，为了逃避军警检查，鸦片商们把装鸦片的麻袋都一只只抛进江里，当然他们不是瞎抛，而是算准涨潮的时候，然后等潮水退的时候再用舢板或在江边用挠钩把麻袋一只只勾上来。一开始他们还干得挺顺当，但是后来常常在他们正埋头干活的时候，闯来几个不请自来的家伙，手脚极其麻利的帮他们勾货，到手后立刻就跑。不要说，这就是那些抢土的人。
第二个招式叫作套箱，难度系数比较大，必须做到“狠、准、稳”才可以。为了掩人耳目，鸦片商运货时把鸦片装在煤油厢里，搬货运货的时候，抢土的人就赶着马车藏在旁边来回转悠，车内装着套煤油厢的木匣，等看准时机，他们就猛冲过去，把木匣套在煤油厢上，搬上马车就跑。身法之快、动作之敏捷让人都来不及反应。
另外还有一种，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更需要胆量，叫作硬爬。顾名思义，就是动用武力，不讲任何客气，不再迂回曲折，硬生生去抢。
在上海的抢土队伍中很快涌现出了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称大八股，大八股名单是沈杏山、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抢土队伍中的“优等生”，除了因为他们更加胆大凶狠，强悍无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有着很浓厚的官方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