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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罪恶之花,奠基之业

帮会与鸦片走私

1860年,战败的清政府和英法联军签订了《北京条约》。自此,在英法等发达国家为严禁品的鸦片堂而皇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中国境内。据统计,在条约签订后的10年里,平均每年有83000担鸦片输入中国,在中国的进口商品数量中,鸦片是最大宗的一项,占1/5以上。

这样大规模地输入鸦片,后果也很明显,一方面是殖民者腰包越发鼓胀,得意洋洋,眉开眼笑,一方面是中国国衰民弱,经济凋敝。

这种情形,让很多人大受刺激。可惜的是,让他们感到刺激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金钱往往会蒙蔽人的眼和良心,有些中国人也开始大肆地从事鸦片生意。鸦片在中国大为泛滥,四川、云南、热河一带大片大片的良田都摇曳着这种美丽而罪恶的植物,小乡镇里也有不少的鸦片烟馆。当时处处落后的中国却成了最大的鸦片消费国。

作为远东第一良港的上海,就是当时最大鸦片集散地。在上海,鸦片生意是最红火最赚钱的,上海几乎所有的贸易都与鸦片沾边,控制了鸦片就相当于控制了上海的经济权。

这么旺盛的鸦片生意首先要“归功”于四大洋行:老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新合洋行和台维洋行。它们负责鸦片的进口,而在批发和零售方面的主力军则是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商帮——潮州帮。

潮州帮在明清时候就活跃在中国商界,太平天国时期,潮州帮商人为剿平太平军出了一臂之力,于是,清政府把在上海经营鸦片的特许权给了潮州帮。

领了“皇家执照”的潮州帮鸦片商们和外国鸦片贩子通力合作,基本上垄断了上海滩的鸦片生意。在他们的操纵下,上海的鸦片价格曾经达到过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是同等重量白银的7倍。

由此,中外鸦片商们成为上海滩最富最招摇的一群。他们干着一本万利的买卖,轻轻松松就可日进斗金,居大厦,着华服,开豪车,简直可富比王侯。

这让好些上海人都看着非常眼热和不平,尤其是那些帮会中人,上海的金子是让大家挣的,为什么你们轻轻松松就捞得头份?上海的江湖老大及其喽啰们很是气愤不平,决心要讨回公道。

1906年,帮会分子终于等来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这一年,清政府宣布禁烟,决心以十年为期,在全国杜绝鸦片的种植、进口和销售。而它开刀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上海。

但是,在好多的既得利益获得者的暗中支持下,鸦片生意在上海依旧很红火,只不过明目张胆的运销不敢了,只能是偷偷走私。

这样一来,帮会分子们可兴奋了,这是他们插足的好机会。鸦片商们失去了“皇家执照”,也没有荷枪实弹的官方武装给护卫了,反正走私是非法的,抢了你也白枪,你也不敢去告官。这样,在上海就诞生了一个红红火火的地下产业:抢土。

抢土者常用的高招有,一,挠钩:鸦片运来后,为了逃避军警检查,鸦片商们把装鸦片的麻袋都一只只抛进江里,当然他们不是瞎抛,而是算准涨潮的时候,然后等潮水退的时候再用舢板或在江边用挠钩把麻袋一只只勾上来。一开始他们还干得挺顺当,但是后来常常在他们正埋头干活的时候,闯来几个不请自来的家伙,手脚极其麻利的帮他们勾货,到手后立刻就跑。不要说,这就是那些抢土的人。

第二个招式叫作套箱,难度系数比较大,必须做到“狠、准、稳”才可以。为了掩人耳目,鸦片商运货时把鸦片装在煤油厢里,搬货运货的时候,抢土的人就赶着马车藏在旁边来回转悠,车内装着套煤油厢的木匣,等看准时机,他们就猛冲过去,把木匣套在煤油厢上,搬上马车就跑。身法之快、动作之敏捷让人都来不及反应。

另外还有一种,技术含量不高,但是更需要胆量,叫作硬爬。顾名思义,就是动用武力,不讲任何客气,不再迂回曲折,硬生生去抢。

在上海的抢土队伍中很快涌现出了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人称大八股,大八股名单是沈杏山、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抢土队伍中的“优等生”,除了因为他们更加胆大凶狠,强悍无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有着很浓厚的官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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