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政道】至诚君子司马光
宋朝虽然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但也是个人才辈出的朝代，如司马光就是一个文采出众、德行高洁的至诚君子。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县。他自幼聪颖异常，再加上深受其父的影响，年仅20岁的司马光便考中进士甲科。然而，他却未因此而自满，反而更加谦虚，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并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担任并州通判时，因西夏人经常派兵前来骚扰，给当地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于是，司马光便向上司庞籍进言道：“我们可以修筑两座城堡以防西夏人的骚扰，然后再招募一些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后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便听从了他的建议，然后派郭恩办理此事。但是，郭恩在带着部队连夜过了河之后，因为不注意设防而被敌人全歼了。当庞籍因此事而被罢免了官职之后，司马光很过意不去，曾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一再要求辞职，但都没能得到准许。后来，庞籍死后，司马光便将庞籍的妻子视为自己的母亲一般奉养，对待庞籍的儿子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为此，很多人都觉得司马光是个贤德之人。
宋神宗即位之后，他重用王安石，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竭诚为朝廷之心虽然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二人却不同，并多次上书反对新法。
其实，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的新法，而是反对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在他看来，新法的推行应当循序渐进，不要过于追求立杆见影的效果，否则将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之事。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司马光当初预见的正确性。如青苗法的政策虽然不错，但却给地方官吏带来更大的腐败空间，贪官污吏们借机提高贷款利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又如，为了推行新法，在王安石的建议下，宋神宗启用了一批新人，结果由于用人不当，最终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当然，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不和仅仅体现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他们之间的争斗都是为了朝廷和民众着想，是一场纯粹的君子之争，而绝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否则的话，王安石也不会说出“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之类的话了。还有就是一向锋芒毕露的苏轼之所以独对司马光尊敬有加，除了他是其长辈及二人的政见相近之外，更重要的则是司马光的人品道德。大家试想一下，一个令政敌都不得不感叹其为君子的人，其他人又怎会不钦佩呢？
另外，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理解也要比王安石深刻得多。在王安石刚刚推出新政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了新法的不妥，但是问题具体出现在哪里，他也无法准确地指出来，只能根据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进行推理。随后，他便与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辩，但由于缺乏现代经济理论，对新法中的一些错漏之处无法作出有力辩驳。结果，宋神宗则误会他是在无理取闹。无奈之下，司马光不得不远离政治中心，出走洛阳，潜心编纂《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与王安石的争斗中，在未能得胜时，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虽然也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却被司马光一口回绝了，并对那人呵斥道：“王安石他也是一心为国，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我为什么要弹劾他呢？”由此也可看出其耿直、忠诚的一面。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为官，除了仇敌和别有用心的小人，他都会对其敬之爱之，而这也是他受万民敬仰的原因之一。如在宋神宗元丰八年（1084年），他在《资治通鉴》成书之后，被召回京城任职。当他来到京城之后，百姓夹道欢迎，都将他视为宰相的最佳人选。而在司马光死时，京城中的百姓仿若自家的亲人去世了一般，纷纷前去吊唁，哭着送丧的百姓更是成千上万，由此亦可见其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正如朱熹所言，司马光为人忠信、孝顺、谦恭、俭朴，本性正直纯良，更因其诚心于自然，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所以才会受天下人的爱戴，无愧于至诚君子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