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政道】雍正推行“火耗归公”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到山西巡视，山西巡抚诺敏、山西布政使高成龄上书雍正，呈报该省征收“火耗”问题十分严重，民众怨声载道，建议整顿地方“耗羡”，奏请把山西全省的题解“耗羡”全部归公，一部分抵补国库亏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发给各级官吏。雍正面对这个奏折，颇感踌躇。
何谓“耗羡”？原来古代官府向百姓收税，大多为粟米、布丝等实物，这些东西都由百姓自行运送到官府。明朝中叶，张居正进行财政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以银两代替实物。在正税之外还增加了附加税，用来补正税之不足，这种附加税就称作“耗羡”，又或叫作“羡余”。这种附加税主要是用来补偿官吏征税工作中，管解、运送等诸多开销，故此需要纳税人来承担。地方官吏在征收了这种附加税后，不必把多余耗羡上缴，可以留作地方官署的办公费用。
在诸“耗羡”之中，以“火耗”所占比例最大。由于各州县官署从百姓手中征收来的地丁钱粮，大都是成色不等的散碎银两。而上缴国库的银子按照规定必须是重量相等、成色一致的银锭。因此各州县官衙就将征收来的碎银重新熔铸，税银在熔铸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损耗，称之为“熔销折耗”，为此，税吏要向老百姓额外多收一些来补偿。这多缴的部分就叫做“火耗”。
“火耗”的征收比例一般而言应该是所收正税的1/10，称为“加一耗”。但是，朝廷在这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硬性规定，地方官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决定。地方官趁机盘剥，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经常达到正税的三成、四成左右。
到了清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经常在四成、五成以上，最高的达到七八成，丝毫不管民众死活。天下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康熙朝监察御史李发甲曾经上奏：“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的。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致使百姓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
另一位大臣赵申乔也曾经指出：“唯横征私派之弊，其祸尤烈！如收解钱粮，私加羡余火耗，解费杂徭，每浮算额数，以致公私一切费用皆取给于里民。若日用之米蔬供应，新任官吏之器具案衣，衙署之兴修盖造，宴会之席面酒肴，上司之铺设供奉，使客之小饭下程，提事之打发差钱，节序之贺庆礼仪，衙役之帮贴工食，簿书之纸札心红，水陆之人夫答应，官马之喂养走差，以及保甲牌籍、刊刷邮单、报查灾荒、编审丈量等项，皆有使费陋规，难以详细枚举。总之，无事不私派民间，无项不苛敛百姓，而且用一派十，用十派千，以饱赃官婪蠹之贪腹，嗟嗟小民，膏血有几，而能满足此漏卮巨壑哉！”
康熙却认为，“耗羡”的问题由来已久，向来是地方官私征私用，那是地方上的私事，应该给地方上这种自主权，还是不管为好。
康熙之所以没有制止这种歪风邪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官吏正规的俸禄是非常少的。
举例来说，当时官级正一品，年俸180两；官级正二品，年俸155两；官级正三品，年俸130两；官级正四品，年俸105两；官级正五品，年俸80两；官级正六品，年俸60两；官级正七品，年俸45两；官级正八品，年俸40两；官级正九品，年俸33两。另有俸米若干石。这对于各级的官吏们来说，恐怕连养家糊口都难了。
清朝某些中央大员或者地方督抚大吏，往往家中人口众多，日常开支浩繁，花费常以千两白银计，而区区180两银子的年俸，有时还不够官吏们一天的开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然会想方设法弄钱。
康熙找不出办法来治理这种积弊，也唯有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于是就造成了地方官吏贪腐成风的现象。雍正即位后，执法严峻，治术迥异于康熙，一心想要整顿官场不正之风，澄清吏治。
对于诺敏和高成龄的奏折，雍正详加斟酌，认为此事看似事小，实则关乎着江山社稷的稳固。长久以来，雍正对于清廷官场的腐朽了然于胸，如果听之任之，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话，很有可能会给江山社稷带来重重的隐患。要治理，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官吏肆意征收“火耗”的状况，而这种变革也绝非一省一县之事，必须从山西推广全国。
雍正深思熟虑之后，拍案决定，命令诺敏在山西搞试点，河南巡抚石文焯在河南搞试点。
次年，河南巡抚石文焯，上了一封奏折，称该省共有耗羡银40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各项杂用公费若干，下余十五六万两，所余者多，官署办公费用足可自理。而山西虽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省耗羡扣除亏空和养廉银以及各种杂费之外，尚余白银2万余两。雍正见两地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更坚定了火耗归功的想法。
是年，雍正就全国是否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问题，举行朝会，命六部九卿各自参本俱奏。一些官员认为会损害自身利益，坚决表示反对。雍正发出上谕，批评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的谬见，分析“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必要，坚定地将“耗羡”归公政策“通行于天下”。
“火耗”归公以后，官吏的低薪制改成了高薪制，各省大小官员的养廉银数额按照官职高低，可获相应的俸禄，俸禄标准比之前有了极大的提高。如总督2万两左右，巡抚1.5万两左右，布政使1万两左右，按察使8000两左右，道府5000两左右，州县各级也有2000两之多。优渥的俸禄，使得各级的贪腐现象大为减少，雍正朝吏治基本得到澄清，更加巩固了王朝的统治。
雍正的“火耗归功”措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首先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其次是澄清了吏治，再次是国库充盈，存银大大增加。根据统计，户部库存银在康熙末年只有800余万两，雍正年间已增至6000余万两，短短十余年间，增加了十余倍之多。雍正对于自己推行的该项改革，也相当满意，称：“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小民免于扰累，此中利益乃天下所共见。”
中庸作为一种人生大道，“至大莫能载，至小莫能破”，雍正从山西巡抚诺敏的一封奏折中，敏感地认识到以往“火耗”制度的不合理性，经过分析，决定将“火耗归功”的政策作为整顿吏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推行，最终取得了成功，国家吏治得以澄清，百姓的赋税负担大大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