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做人】曾国藩守道以恒
在晚清的“中兴名臣”中，曾国藩的个人天资禀赋即便不是最愚钝的，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几乎都是天分极高的人。然而，恰是这么一个没天分、没出身背景的人，却能出将入相，被人称为“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曾国藩的成功，与他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出身低微，祖上世代务农，艰苦的生产劳动使得曾家养成了勤劳、有恒的习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是塾师的秀才。曾国藩自小从他们那里学来做人的道理，明白生活不易，做事情持之以恒的重要性。曾国藩在京城当上大官后，仍秉承家训，守道以恒，继续勤学修身，坚持不懈，从来不敢有半分的懈怠。
在京城里，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人为师，学习正身立业之术。在两位名师的指教下，曾国藩开始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严加修饬，又作《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于书房内，时刻提醒自己注重操行，严于自律。得益于此，曾国藩的学术见解和道德修养水平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唐鉴还告诉他，督促自己修养人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写日记。曾国藩听从了他的建议，凡读书的感悟、人情的历练、处事的心得，莫不记录下来，从中领会人生的大道理。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写日记，此后基本上就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途中，即便生病也仍然坚持写日记，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曾国藩虽然位极人臣，大权在握，但他在读书治学上仍能严格要求自己，勤学不止。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莫说在现代很难看见，即便是在古代也鲜有几人能够做到。曾国藩自己除了每日按课程苦读修养外，还担负起教育诸弟子侄的责任。他常常告诉他们，祖辈创业的艰难，奋斗历程的艰苦，提醒大家，做事坚持不懈是取得成功的最基本条件。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觖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以后写信，但将每月作诗几首，作文几首，看书几卷，详细告我，则我欢喜无量。”
在这封家书里，他着重强调了“有恒”两字。曾国藩深知，几个弟弟中，天分比自己高者大有人在，然而诸弟中却未能有功业出众之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心高气傲，性格浮躁，治学没有恒心，不能守道，常常半途而废。结果，看似忙忙碌碌，实则一事无成。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在给他的弟弟曾国荃的书信中再次说明了“有恒”的重要性。信中写道：“凡人作一事，便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曾国藩虽然对“恒”深有体会，并且将自己的感悟与他人分享，但他却从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践行了“守恒”之道。他经常反省、自责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这在他的日记、书信里比比皆是。
曾国藩在给友人的回信中写道：“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很，故近于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昼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观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袭几篇，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恒之弊。”
同年，给其子纪泽的家书中写道：“余平生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弛，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有所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曾国藩之所以对自己如此苛责，并非自己真的“万事无成”，而在于他深切地明白，古今取得大成就的人，莫不是经过不懈的奋斗，辅以守道以恒。一种学说、一种思想多么先进、优秀，如果没有人坚定不移地研究并推行它，终究难以体现出其优势来。中庸之道也是如此，只有充分地领悟其智慧，坚定不移地践行，“守道而弗失”，才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