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政道】曾国藩的为政之道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可以说是古代多数功臣良将的宿命，但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人虽然功名赫赫，却能安享晚年。譬如说，清朝咸丰年间的权臣曾国藩。曾国藩被奉为圣贤，又能善始善终，这和他的中庸之道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是湖南长沙人，出生于当地一个地主家庭。曾国藩幼时愚笨，但勤奋好学，坚持不懈。凭借着后天的努力，曾国藩在23岁时考中举人，27岁时赴京会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被天子钦赐为进士，供职翰林院，留在京师，平步青云。曾国藩早年在北京做官的时候，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上一路顺风顺水，少受挫折，故此傲气凌人，锋芒毕露。这就得罪了朝廷里不少的贵胄大臣。官场利益场，人情大如天，曾国藩得罪了其他大臣，就等于给自己设置了障碍，致使诸事不顺。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归家守制。在家乡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认真反省自己以往的经历，认识到自己办事不顺利的原因。他总结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在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后，曾国藩又从老庄、孔孟之道中悟出了为官之道。曾国藩恍然大悟，在官场不自高自傲，始终能够虚怀若谷，中庸待人，才能进退自如。与臣僚和睦相处，功不己居，名不己出，推功让贤才是为官智慧。
次年，太平天国卷土重来，多次重创清军。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奉旨出山。他没有急着去领军平乱，而是首先拜访了骆秉章和左宗棠这些湖湘实力派人物。骆秉章和左宗棠与曾国藩私谊甚差。
曾国藩在创立湘军之处，就和骆秉章这位湖南巡抚有很多的摩擦，而左宗棠性格乖张，恃才傲物，打心底里看不起曾国藩。为了改善同这两人的关系，曾国藩亲自登门拜访，以自己的诚意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接下来，曾国藩遍访各衙门。他虽是朝廷重臣，但对于湖南大小官吏非常谦虚，礼数甚恭。曾国藩的这个举动令湖湘官员对他的态度大为改观，纷纷表示曾国藩要兵给兵，要军给饷。这一切，是后来湘军取胜的基础。
在取得湖湘官员的支持后，曾国藩又乘船到了武昌。在武昌，他也是谦恭依旧，拜访每一位官员。胡林翼等人自不消说，其他的文武官员也都纷纷表示支持。
等到得到了众人的广泛支持后，曾国藩这才与湘军大将鲍超、杨国栋、李元度等人见面，和他们详细地拟定了围剿天平天国的计划。曾国藩这次重新出山，由于处世方式改变，所以做起事来就顺风顺水，每到一处，总能得到当地或者邻近官员的鼎力支持，胜算大增。
曾国藩在指挥大军作战时，能够善待自己的下属，善于团结友军。当时，除了曾国藩的湘军外，还有胡林翼统领的湖北绿营、都兴阿指挥的满族八旗兵等。曾国藩尽量与这些人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因为他明白，虽然朝廷此时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剿灭太平天国，但是对于湘军这样的私人武装仍然是顾虑重重的。
为了消除朝廷的顾虑，曾国藩总是有罪自己担当，有功劳推给别人。这些从他给咸丰帝的奏折中，他写的日记、信函中可以看出来。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亲自指挥大军围攻安庆，最终攻破了天平天国这个西线的战略要地。这盖世的功劳，曾国藩并没有独占，而是归功于其他将领。他多次向皇帝上书表示，安庆之战的胜利，主要是因为胡林翼的出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
几年后，湘军攻破南京，曾国荃作为金陵之战的直接指挥人，可谓居功至伟，但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却没有一句话提及自己和弟弟的功劳，而是将这大功归于各位将领，在论功请赏时，他又把满族官兵排在第一位。曾国藩公忠体国，又如此谦逊，朝野上下对他赞不绝口。
在剿灭天平天国、捻军后，很多功勋新秀如雨后竹笋纷纷冒了出来，如李鸿章、鲍超、马新贻等人。这些人有很多是他的部下，也有不少人自成派系。与这些人相处，曾国藩并没有嫉贤妒能，而是和衷共济。在谈到僧格林沁时，他常赞美僧格林沁能吃苦耐劳，自己比不上他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时，他称赞他们是一代名流，智略过人。当时，曾国藩与左宗棠同殿为臣，由于政见不同，经常发生摩擦。左宗棠恃才傲物，盛气凌人，而曾国藩则性格内敛，毫不张扬，所以时人常说道：“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里无曾国藩。”对于这些传言，曾国藩一笑置之，仍然对左宗棠礼让为怀。
纵观平定太平天国之战，尽管湘淮集团内部也有矛盾、有纷争，但是曾国藩却能以宽大的胸怀善待他人，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内部矛盾，这是湘淮军最终能够取胜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