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拙作 《大明十六帝》出版问世。有位博雅的学者评此书是“史学与文学的结晶，有可读性，充满诱惑力，而令人爱不释卷”。另有朋友说真没想到我会去写长篇历史题材。笔者毕业于大学中文系，除教书外，一辈子寄情于笔墨间，耕耘于文田中，凡编、著散文、写诗歌、撰对联、吟诗、填词、作赋、制灯谜等均有涉猎，对于文学我可是爱得狂热，并颇有小绩微名。但很少有人知晓我对史学更情有独钟，老实说我醉心于史学已有40年之久，曾欲通读二十四史，结果力竭作罢，最终选择了研究明史与清史，至今少说也有30年。这两年，退休在家，优游岁月，或把酒挥毫，吟诗撰对，或游山玩水，赏月听涛，好不逍遥。忽一日，良心发现：研究历史多年，竟无片纸只字问世，真是大愧于心。此念一出，寝食不安。于是逼着自己写出了 《大明十六帝》，算是对良心有个交代。书生之迂腐由此可见。岂料此书付之梨枣，喝彩之声不绝，实出意外，诚慰我心。古人云：知耻而后进，确为至理。《大明十六帝》的成功，激发了我的创作炽情，欲罢不能。许多朋友鼓励我再写清朝皇帝，激情更增。于是又写出这部 《大清十二帝》。这书写得好苦，因为写作期间，患白内障等病，焦躁万分，文思恍惚，又辍写半年，最终成篇。为此写了一首七律：
№★清皇写罢不寻常，付梓名山已断肠。
两载苦煎灯烛泪，一池墨尽史乘香。
翻书只见斑斑血，掷笔犹思字字伤。
记得病时狼狈状，至今掩卷哭文章。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史学与文学相结合，方能成为史学经典。以优雅的文笔叙写生动的历史，我是努力做的，但愿本书再获嘉评。
有人说历史是什么玩意儿，我可不敢出此惊骇之语。历史是博大精深的、庄重严肃的、丰富多彩的、波澜壮阔的，我非常尊崇历史。简言之，历史是在逝去的岁月中昔人创造的事。这些人与事都反映那个已逝岁月的特征。编撰成典籍，是为史书。今天我们翻阅史书，那个时代正、反两方面的人与事都呈现在眼前：正义与邪恶、黑暗与光明、战争与和平、英雄与竖子、君子与小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民百姓等，与现实发生共鸣，均产生心灵的感动，甚至震撼。我们研究或反思历史，从而得到教益，或资政、或警世、或为官、或做人，均大有好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历史独有的功能，岂其他学科所能及！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有5000年文字记录的、连续不断的完整历史，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望其项背，唯有惊叹而已。因为中国历代政府有个极好的习惯，前代消亡，后代主动地、很负责任地为前代修史，薪火相传，绝无间断，是为正史。为前代修史，便无许多顾虑、忌惮，能较客观地叙写史书，这比当代人写当代史，真实得多，确为好传统。还有许多文人，也有修史的兴趣，于是产生野史。正野互映，便是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的中国史。中国古代的修史者，大多有极佳的职业道德或良心，秉笔直书，一丝不苟，不溢美，不隐恶，强权威逼下，即使利刃加颈，决不妄改一字。如孔丘、董狐、史鱼、司马迁等都是，令人万世景仰。所以古代史书均有可信度，大可采用。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今看到的一些史书，真实性大打折扣。在某种历史观的指导下，这类史书以偏概全，将丰富多彩的历史，一刀切割，形成一边倒的、乏味的史书。如此古代社会的帝王将相、文人志士，没有一个好人，更无功绩可谈，只剩下李时珍、黄道婆等非政治专业人氏和几个起义首领了，如此中国还有历史吗？能起到资政、警世、教人的作用吗？因为阶级性不能概括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性质与历史。庄严的历史，不能像胡适所说，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而许多史书，确有修正的必要。鉴于上述论说，我写 《大清十二帝》，除警世、资政、教人外，尚有对某些史书的反思。这本书力求做到给 “历史小姑娘”不涂脂搽粉，不泼污抹黑，写出一个素颜本色的小姑娘。至于，本书写作技法，笔者很自信，不是自诩，确有不同凡响之处。读者看就是了，不再喋喋聒噪。此书出版得到张生诚先生、支振义先生的热忱支持，谨表谢意。是为序。
辛卯年杏月吉日于北京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