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中央负责人会议决定兵进贵州，放弃原定行动计划之后，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当即通知各军团原地待命，等候行动部署。
这天夜里，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住处，一起商议中央红军兵分左右两路向贵州的详细行动计划，很晚才回到自己的住地。警卫员小魏给他点亮了马灯。循着灯光，周恩来看见桌上叠着一摞电报，都是各军团发来的。他坐下来聚精会神地看电报。这些电报大多是报告着部队所在的位置、面临的敌情以及报请军委批示的一些重大事宜。
他翻动着一份份电报，读读想想，想想读读，有时又站起来，拎着马灯，看看墙上挂的地图，察看着一些地名、位置。他一边处理电报，一边等待着军委总部情报局破译敌人的电讯情报，以便下达明天行军的序列和作战命令。夜已经很深了，那盏马灯仍闪烁着光亮。周恩来感到十分疲倦，眼睛酸涩得厉害，上眼皮沉沉的，十分难受。自从西征以来，日复一日，他几乎每天晚上都通宵达旦地工作。这盏锈迹斑斑的马灯，陪伴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今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浑身感觉酸软，头昏脑涨，不由自主地伏在那张小小的方桌上睡着了。
这时，情报局长曾希圣进来了，他见周恩来伏在桌子上已经睡着，不忍心把他叫醒。他知道，周恩来太疲惫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叫醒他，因为各军团正在等待明天的行军路线。于是他亲切地呼唤道：周副主席！
周恩来抬起头来，揉了揉有些发花的眼睛问：什么事？曾局长！
曾希圣说：周副主席，敌军情报我们破译了，蒋介石命令白崇禧加快追击速度，聚歼我军于湖南境内。另外，刚才一军团二师陈光来电话请示，明天早晨部队北上的具体路线。
曾希圣说完，周恩来似乎没有听见，又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曾希圣见辛劳力竭的周恩来累成这个样子，顿时涌出了眼泪，他真想让周恩来好好地睡上一觉，不去惊动他。然而军情紧急，不容他不做再一次的呼唤：周副主席！
周恩来睁开眼睛问：曾局长，你讲什么？
曾希圣再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周恩来怕自己又睡着了，耽误大事，他干脆站起来睁大眼睛听曾希圣汇报。
周恩来听了曾希圣的汇报后，稍思片刻道：你赶快把敌人的动向告知各部队，要他们迅速摆脱追敌，寻求机动，改道西入贵州。他顿了顿又说：你马上命陈光立即派一个团到新厂、马路口一带侦察进军贵州路线。
曾希圣答应一声准备去传达命令，周恩来把他叫住了：等一等，你去命令一军团向贵州方向右侧前进；三军团左侧前进；九军团随二师跟进；五、八军团仍然担任后卫，阻击周浑元、薛岳纵队与湘军。
曾希圣道：是，我马上去执行。
曾希圣转身出门后，周恩来又坐下来阅览部队发来的电报。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钟了，周恩来感到肚子有些饿了，便站起身来走到一张长条桌边，打开那只蓝色的三层搪瓷饭盒，看看里面有食物没有。他慢慢将上面两层做盛菜用的矮盒子取出来后，看见盛饭用的那层深盒里露出金黄的颜色，这是魏金标给他准备的玉米粑。他取出了一块，掰开大口大口地吃着。他一边吃，一边提着马灯察看墙壁上的地图。玉米粑到底是什么味道，刚入口时还能品尝到一点，以后就不知道了。饭盒里共有三块玉米粑，他吃掉了两块，剩下的一块想留给明天早晨做早点之用。吃了夜宵，他感到精神好了许多。这时，电话机的铃声突然响起来了，他放下马灯，快步走到电话机前，抓起话筒问：喂，哪里？我是周恩来，有什么事？
电话是二师政委刘亚楼从他们警戒的地方打来的，刘亚楼说：报告周副主席，我是刘亚楼。昨天上午，军委已命令我们迅速侦察经靖县的岩鹰坡进入锦屏的道路，目标是北上会合二、六军团，我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刚才又接总部指示，要我们立即向西前进，部队调动有些困难。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军委已改变行动方向，按现在的命令执行。有困难也要克服，不得有误。听清楚了吗？
刘亚楼回答道：听清楚了，我马上执行。
周恩来放下话筒，在屋里来回踱着。不一会儿，电话机又响起来了。周恩来操起话筒：喂，我是周恩来，有什么事请讲！
对方在电话里说：报告周副主席，我是彭德怀，我们左翼部队已按军委命令完成侦察北上道路，刚才接到总部命令，要我们立即向西前进，不明军委意图，请指示。
周恩来大声对着话筒说：薛岳、周浑元纵队和湘军已堵在绥宁、靖县、会同一线，正想以逸待劳给我们迎头痛击，蒋介石部署的第五道封锁线已经形成，我军现在北上正好钻进敌人的口袋。中央刚刚开会决定，迅速改变行动计划，向贵州进军。
彭德怀又问：请问周副主席，我们三军团从什么地方开进？
周恩来看着桌上刚刚草拟的一份行军路线图说：三军团赶快向长安堡、陇城地区进军，然后迅速向林溪、龙胜方向警戒，并派出先遣部队前进到团头、头所一带，侦察由通道进入播阳、黎平的道路，接着向贵州前进。
周恩来放下电话，处理完兵进贵州的工作后，他看了看表，已经是清晨五点多钟了，东方的天边开始泛起朦胧的鱼肚白。周恩来叫魏金标收起地图和文件，准备随军委纵队出发。
周恩来走出临时住所时，门外有两个担架员在等着他。他坐上担架，进入了行军序列。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地休息一下，也只有借此机会才能恢复体力。西征以来，这几乎养成了一个习惯，也可以说是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在这个时候，除非有重大的、非得要他亲自处理的事情之外，一般是不会去叫醒他的，谁也不忍心去打扰他这点宝贵的休息时间。
周恩来的担架跟毛泽东的一样，是用瑞金城边的毛竹捆扎而成的，担架上面有一块篷布，可避免日晒雨淋。周恩来坐担架的时间一般都在早晨，那是因为他通宵达旦工作而借此休息一会儿。除此以外，他是坚决不坐的。因为他知道，担架员抬着他赶路十分辛苦，特别是通过那些险崖隘路的时候，更是步履艰难，他不忍心让自己的担架员吃这份苦。因此每当道路行走困难时，他便下来，让担架员空着担架前进。
从通道进入贵州没有大路，军委纵队在一条九曲回肠的小路上前进。就连这样的小路也常常是蜿蜒在一道道陡峭的山崖边，贴着一座座大山，在云雾中绕来绕去，像一条长长的带子将大山拴在了一起。路的一面临着山涧，涧里长满了芭茅和杂树。由于杂树和茅草的覆盖，不知道涧有多深多宽，常常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高低弯曲的小路，全是泥土和碎石。这天清晨下了一场小雨，山道上的石块像抹了一层清油，踩在上面，稍不小心就会滑倒。岩边一簇簇刺笼，伸着长长的弯曲的纤手，拉扯着红军的衣服，如果不小心地避开它们，红军指战员的脸和手就会划成一道道的口子，渗出鲜血来。
不知是什么缘故，部队在山道上停了下来。担架的动荡颠簸，反而能使周恩来入睡，但停下来的平稳安静，倒使他惊醒过来了。他睁开迷糊的眼睛，抬起头来问身边的警卫员小魏：出了什么事，你快到前面去看看。
一会儿工夫，小魏回来对周恩来说：是李德的马跌了一跤，把李德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他大发脾气，不肯再往前走了。还说什么部队到贵州去是乱弹琴，他的疟疾病犯了，身子正在发烧，不能走了。他一停下来，便堵住了队伍前进。小魏越说越气愤。
周恩来急忙离开担架，和小魏一起来到李德身边。李德正双手叉腰站在小路正中和秦邦宪用俄语说话。周恩来不懂俄语，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但从李德的脸色看，显然是在发牢骚。秦邦宪站在一旁，现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见周恩来来了，李德撇开秦邦宪，偏着头用英语叽里呱啦地对周恩来说：你们告诉我，部队去贵州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不执行原定计划？这简直是盲目逃跑，游击主义！
周恩来很是恼火，但他忍住了，耐心地说：李德同志，贵州敌人兵力薄弱，只有从这里才能突围出去，野战军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做暂时休整，然后再从长计议。
李德不服地说：像这样永无休止的行军，我坚决反对。中央红军还是应该北上，去跟红二、六军团部队会合，放下行李挑子，然后转入反攻，粉碎敌人的“围剿”。你们这样盲目地向贵州进军，战略意图是什么？作为顾问，我不得不提醒你。
周恩来思考了一下说：前面不远是贵州的黎平，到了那里，我们再开个会讨论。如果敌情允许我们按原来的计划行动，那当然很好，从黎平再转入湘西，我看是可以的。但这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至少是军委会议来确定。
李德听周恩来这么解释，怒气似乎消去了许多，口气也随之缓和了下来，他说：好吧，我等待着你召开会议研究。但你要记住，你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意见。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了一下头。他看到李德近两天来的脸色不如前几天好，便关心地问道：听说你犯了疟疾，一直没有好，傅医生给你看过吗？
李德说：看过，今天早晨出发前，傅医生还亲自给我打了一针。谢谢你的关心！
周恩来说：你要多加保重，没有健康的身体，在中国山地行军是会感到困难的。
李德勉强地微笑着说：是的，这个我已经体会到了。
周恩来扶李德重新上马，送他上路后，不禁笑了起来，然后回到自己的行军序列中。他没有再躺上担架，而是骑马跟在队伍中前进。
骑在马背上的周恩来，不断琢磨刚才李德提出的问题。是的，到了贵州，中央红军的战略目的是什么？这支流动的部队，到底要去什么地方落脚？何处才是归宿？新的根据地应建在什么地方？一想到这些，他的脑子乱得很，几乎要爆炸。主宰中央红军的三人团，秦邦宪是党中央负总责的，但他不懂军事，只分管干部，干部的处理由他负责。李德负责军事计划的设计与制定，而具体的军事指挥之责，全落在周恩来身上。可以说，这支部队的动向，全由周恩来在指挥调度。说实在话，周恩来此时心中一点底也没有。这时他又想到了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有理有据，在战略问题上，他心里应该有底。
既然李德已经提出了部队到贵州后，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问题，周恩来心想，等部队到黎平时，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战略问题。从通道改变进军路线进入贵州的军事计划，也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下来，形成文件后发到师级和梯队主要负责人手中，使他们明白当前的行动方针。中革军委下一步的战略计划，也应该通过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确定。
想到这里，周恩来策马向前，赶到走在前面的秦邦宪身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秦邦宪听完后，沉思了一会儿，对周恩来说：你的这些想法我完全同意，我们是应该坐下来好好反思总结总结，研究一下军事计划，统一指战员们的认识，不开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周恩来说：那好，我马上通知总政治部做好开会的准备工作，部队到黎平后马上开会。
中央红军在山区中艰难地前行，一路向黎平进军。这天的天气很好，雨后天晴，地面渐干，天空一片蔚蓝色，太阳显得格外明亮。
中午时分，中央纵队在离黎平不远的黄平做短暂休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同时歇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这片橘林不足一亩地，是南方常见的橘树，有一人多高。这种橘树是农历三月开花，四月结果，八月开始成熟，到十一月底仍可停挂在树枝上。
王稼祥和张闻天见身边的树枝上就挂满了橘子，甚是可爱。果实算不上硕大，比小孩子的拳头略大一些，但饱满而富有色彩，黄澄澄的，给人一种垂涎欲滴的诱惑。
王稼祥有些心动了，吩咐警卫员说：小吴，你去找管橘林的老乡，买一些来尝个新鲜。
小吴看到黄澄澄的橘子，也想尝个新鲜，便高兴地去了。
这时，张闻天突然对王稼祥说：老王，你说这是橘还是枳？
王稼祥笑着说：你想考我呀！这可是地地道道的橘嘛！
张闻天笑着说：古人说，移到淮北便是枳。
王稼祥说：你是不是要发什么感慨了，说吧，我很想听听。
的确，张闻天是想发感慨，橘和枳，实物相同，但因地方不同，这本身就有一种思辨的意味。此时，两人的思绪都飞到了很远的地方。
过了好一会儿，王稼祥若有所思地说：老张，我们最终在哪里落脚？中央能不能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些问题，我一直在担心呀！你有什么高见？
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战略问题，三人团与我们的意见有分歧，怕是一时半会确定不了的。我总觉得，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有些模糊不清。
王稼祥说：老张，这样是不行的，要有更积极的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张闻天说：是啊！李德和秦邦宪二人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既定行军方案。前天开完会后，秦邦宪来找过我，再一次提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到了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要我支持共产国际的决定，这叫我左右为难啊！支持吧，前面明摆着是一条死路，我的良心不让我这么做；不支持吧，又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我的感情又让我过意不去。张闻天回想起秦邦宪同他说话的神情，是失望有之，期待有之，他的脸上流露着茫然和无奈。
王稼祥一听说到秦邦宪，心里就来气，他说：秦邦宪这个人，一贯喜欢拉虎皮做大旗。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所作所为，就是最好的证明。王稼祥的声音不大，话却说得很是尖刻。看得出来，他是动了情绪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紧蹙起来了。
张闻天没有说什么，用惊异的目光望着王稼祥。显然，他被王稼祥的直率震动了。
王稼祥见张闻天不语，接着说：我们不能再让三人团一意孤行下去了，要想办法从根本上矫枉过正。否则，我们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就成大问题了！
从王稼祥的话语中，张闻天听懂了他的意思，于是明知故问地说：你是说改换中央领导？
王稼祥毫不含糊地说：是的！而且必须换！
这是一个比改变战略计划更加敏感的话题，张闻天顿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阳光很好，在橘林中留下了白花花的亮点，地上斑斑驳驳的。张闻天仰望着天空问道：老王，你指的是全面还是仅仅从军事指挥上解决问题？
王稼祥斩钉截铁地说：全面，一定要从全面上解决问题。要知道，政治和军事领导是不好分割的，一旦分割，就会有后遗症，说不准何时又会旧病复发。王稼祥的这几句话，显然是早就想好了的。
张闻天说：在当前，可以说军事最为关键。我看，我们要尽快把毛泽东同志推出来，老毛是个军事奇才，他打仗比我们的办法多，你说呢？
张闻天的话，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上，他赞同地说：请毛泽东出山，可谓众望所归呀！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综观全军上下，全党上下，只有毛泽东治兵用人左右逢源，挥洒自如。他学贯古今，才气横溢，足智多谋，我从心底佩服他！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这些评价，是超出一般人想象的。张闻天如果没有在云石山与毛泽东同居古寺，没有最近一段时间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交往，恐怕难以接受王稼祥对毛泽东这样高的评价。现在，他当然没有异议，何况他也知道，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了解，要比他和秦邦宪等人深刻得多。
事实上，王稼祥比秦邦宪、张闻天先到中央根据地瑞金，虽然他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吃洋面包的留苏人员一样，仅从别人的传言或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也没有戴有色眼镜观察，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相处很久才认识毛泽东的。这个过程，他是深有感触的，他感到了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气质。毛泽东和其他身居重要岗位的领导人一样，非常忙碌，但他始终有条不紊地经营着一个国家性质的苏维埃政府。他除了战争准备和战场指挥外，还关注着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等事务，甚至于开荒、植树这些杂事，并亲自调查研究、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在这些繁忙中，毛泽东还透出了超然的悠闲色彩，他和老人读古论今，和士兵、农民、地方绅士聊天，和文人雅士诗词唱和，而且还能博览群书。王稼祥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攻打赣州时，在赣州西北郁孤台不远的翠微岩上有一石碑，上面刻着辛弃疾的那首名词《南乡子》：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来。天下英雄谁对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当地传说，这是辛弃疾退居铅山瓢泉时，重游郁孤台，应当地名士之请手书拓刻的。书法足见辛氏金戈铁马的气度，毫无做作之态。毛泽东不知从哪里得知，竟三次观摩，反复吟咏，近于痴迷；之后又找来《辛稼轩集》《词林纪事》研读，和当地一些老学究探讨了大半天，大有置眼前的激烈战场如沧海浮云的淡定。
当时，王稼祥既佩服又疑惑，心想是什么让毛泽东如此痴迷呢？是相通的气质？是一时的偏爱？还是现实的冲动？王稼祥觉得似乎都有。
王稼祥深知毛泽东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经天纬地之才，但他也觉得和毛泽东有一种距离感。他发现，毛泽东带有独创性的言论和行动，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糅合了古今明哲们的思想精华。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过马列主义原著的，但他很少引用原文，且常常有惊人之语。比如说：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但并不包治百病，马克思不可能在一百多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等。这在受过正统马列教育的王稼祥看来，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自西征以来前后方的争吵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王稼祥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思路是正确的，秦邦宪、李德等人只顾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领导们，对战争盲目无知，造成了巨大损失。正因为如此，王稼祥对他们的马列主义真伪产生了怀疑；也正因为如此，在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军内职务的表决中，他旗帜鲜明地没有举手。也许，这正是他进一步走近和了解毛泽东的原因。
张闻天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他见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正义之心早已感染了他。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人事变动，我们必须像改变行动方案一样，应有步骤、有准备才行，不能冲动办事。
王稼祥说：那是当然！我认为还是由你来通气，重要的军事干部都打招呼，像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董振堂、罗炳辉等人，老毛在他们中间威信很高，推老毛出来，我想他们都会投赞成票的！
张闻天沉吟了一会儿说：是不是今天宿营后就用电话联系？
王稼祥说：这样最好。说完，两人不禁会心地笑了。
恰在这时，小吴提着一袋橘子回来了，他说：老乡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吃橘子可以，但坚决不肯收钱。不过，我硬是把一块大洋塞给了老乡。
张闻天和王稼祥不约而同地说：你做得很对，我们不能白吃老乡的橘子啊！不然，那还叫什么工农红军！
词曰：
山高路滑涧重，马乏人困粮空。入黔方略虽成功，前路波涛正涌。 否卦未必凶象，但看风虎云龙。兴亡只在谈笑中，挥手强虏土崩。
调寄《西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