淸代狹義的部族政治，雖經所謂「咸同中興」，苟延殘喘，而終於不能維持。
第一、是外患之紛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辦鴉片事務，至二十二年與英議和，訂南京條約，割香港，許五口通商，是謂「鴉片戰爭」，為中國對外第一次之失敗。此後咸豐七年英、法同盟軍陷廣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臺。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燒圓明園，咸豐避難熱河，為外兵侵入國都之第一次。光緒五年，日本滅琉球。六年，曾紀澤出使俄國，議改收還伊犁條約。八年，與俄定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十年，中、法戰起，十一年議和，失安南。十二年，與英訂緬甸條約，失緬甸。十九年，英、法共謀暹邏，廢止入貢。二十年，中、日戰起，二十一年議和，割臺灣，失朝鮮。二十三年，德占膠州灣。二十四年，俄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二十五年，法占廣州灣。二十六年，八國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聯軍入北京，光緒避難西安。二十七年訂辛丑和約。二十九年，日、俄戰起，以我東三省為戰場。三十一年與日訂滿洲協約。宣統二年，外蒙庫倫攜貳，日本併滅朝鮮。三年，英兵侵據片馬。
東西勢力初次接觸，中國昧於外情，因應失宜。
東西兩文化，其先本無直接之接觸。其始有直接接觸，已近在明淸之際。其先中國文物由間接關係傳入歐西者，舉其尤要者言之，如養蠶法、東漢蠶絲已入羅馬。南朝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曆紀元五五〇年）波斯人始將中國蠶種傳至東羅馬都城君士坦丁。造紙法、當唐玄宗時，大食在西域獲得紙匠，因在撒馬爾罕設紙廠，為大食造紙之始，時歐邦皆用，羊皮紙，大食專利數百年。於十二世紀，造紙法始入歐洲。羅盤、宋書禮志謂：「周公作指南車，經馬鈞，祖沖之以後，其法不傳。」至北宋又見於沈括之夢溪筆談（卷二十四）。歐人製磁針作航海用，始於西元一三〇二年。當元成宗大德六年，較沈括所記尚遲二百年。其法蓋由亞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火藥、中國古時即有火藥。據三朝北盟會編，北宋靖康時，宋、金交戰已用火砲。其後南宋虞允文造霹靂砲，以紙包石灰、硫磺。孝宗時，魏勝創砲車，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為近代火具之始。元順帝至正十四年（西元一三五四年），德人初造火藥。印刷術，雕版始於唐中葉。宋仁宗時，畢昇發明活版印書術。明英宗正統三年（西元一四三八年），德人始制活字版，後於我四百年。皆有關近世文明者甚大。歐邦學者謂元代中西交通，乃將彼土中古時期之黑雲一掃而淨。蒙古人屠殺之禍雖慘，亦殊可以警奮數世紀來衰頹之人心，而為今日全歐復興之代價也。至於彼中所流被於我者，則除景教、摩尼教等幾種宗教思想之稍稍傳布於民間以外，他固無得而稱焉。觀於馬可波羅所稱述，在我固平淡無奇，在彼至於驚詫莫信。其先中西兩大文化之成績，我固未見絀於彼也。晚近一、二世紀以來，彼乃突飛猛進，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驟相接觸，彼好議我為自傲。夫一民族對其固有文化抱一種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態，彼我易地則皆然。且彼之來也，其先惟教士輿商人；彼中教義非我所需，彼挾天算、興地、博物之學以俱來，我納其天算、興地、博物之學而拒其教義，此在我為明不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義，乃以天主、天國相強聒，如其入非洲之蠻荒然，則固誰為傲者耶？且傳教之與經商，自中國人視之，其性質遠不倫。經商惟利是圖，為中國所素鄙，奈何以經商營利之族，忽傳上帝大義？中國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販鴉片營不規之姦利，教士籠絡我愚民以擾搰我之內政，此皆為我所不能忍。而彼則以堅甲利礮壓之，又議我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勢力所到，亦複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與彼中勢力相接觸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紅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亞洲之日本，乃至彼歐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則為中國。日本小邦淺演，內顧無所有，惕然知懼，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為。而我則為自己傳統文化所縛，驟不易捨棄其自信。雖亦知外力當排，而終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屢為所敗，則強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時因應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孫中山先生有「頭彩藏在竹杠梢頭」之譬也。
主和主戰，翻覆無定。內則言官嘩呶，仗虛驕之氣，發為不負責任之高論。外則疆吏複遇事粉飾，不以實情報政府。而內政腐敗，百孔千瘡，更說不上對外。
第二、是內政之腐敗。
當時內政上，最感問題者，首為財政之竭蹶。
淸自乾隆中葉以後，貪黷奢侈之風盛張，各省積虧累累，財政已感支絀。經嘉慶川、楚教匪長期內亂，至道光而對外商業，漏巵日大。黃爵滋疏，道光十八年。謂：「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製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粵省每歲漏銀數百萬兩；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之多。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以錢為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貼。各省鹽商賣鹽得錢，交課用銀。昔爭為利藪者，今視為畏途」王慶雲咸豐即位奏：「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實徵常不及五百萬。生齒日繁，而銷鹽日絀。南河之費，嘉慶時止一百餘萬，而遁來遞增至三百五十六萬。地丁歲歲請緩，鹽課處處絀銷，河工年年保險。入少出多，置之不問。」今按：此等情形，一方起於官場之腐敗中飽，一方亦由銀價日昂，錢價日跌，經濟狀態轉惡，生活程度提高所致。淸廷之決心禁煙，亦由於此。厥後鴉片戰爭失敗，五口通商，漏巵益增。並歷次賠款，國庫益窘。
其次則為官方之不振。
淸自乾嘉以後，納貲之例大開，洎咸同而冗濫益甚。王凱泰同治十二年應詔陳言，首請「停捐例」。謂：「自捐俸減折，百餘金得佐雜，千餘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過三、四千金。家非素豐，人思躁進。以本求利，其弊何可勝言？」其時有以洋行挑水夫而為糧儲道者，見殷兆鱅疏。「捐納」外複有「勞績」一途。捐納有「遇缺儘先」花樣，勞績有「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花樣。捐納官或非捐納官，於本班上輸資若干年，俾班次較優，銓補加速，謂之「花樣」。而正途轉相形見絀。甲榜到部，往往十餘年不能補官，知縣遲滯尤甚。王凱泰應詔陳言第二項，曰「汰冗官」。謂：「捐納、軍功兩途，入官者眾，部寺額外司員，少者敷十，多則敷百。補缺無期。各省候補人員，較京中倍蓰。」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論列時政，已言部員壅滯，有「十年不調，白首為郎」之語。及乾隆間舉人知縣銓補，有遲至三十年者。廷臣屢言舉班壅滯，然每科中額千二百餘人，綜十年且二千餘人，銓官不過十之一。謀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舉，三科以上舉人輿焉。仕途之壅滯，為自唐以來科舉制下必有之現象，何況又加之以納貲、勞績異途雜流之競進？疆吏旣競務保舉，多請吏部停止分發。保舉大者有二途：一曰「軍功」，一曰「河工」。光緒二十年，御史張仲析言：「山東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圖保者以山東為捷徑，捐一縣丞、佐雜，不數月即正印矣。」此見保舉與捐納之狼狽相倚。其次複有「勸捐」。順天賑捐一案，保至千三百餘人。山東工賑，保至五百餘人。他省歲計亦不下千人。時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發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無軌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當時的政象，絕對抵不住當時的外患，於是遂有當時之所謂「變法自強」。
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非徹底變法不足自強。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所變只有關自強之法。
一則淸廷以專制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裡，祖法萬不可變。滿洲君臣之傾心變法，不過求保全滿洲部族之地位。令變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滿君臣雖愚不出此。
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裹眞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
乾嘉樸學，旣造成訓詁考據瑣碎無當大體之風尚；而道光朝科舉惟遵功令，嚴於疵累忌諱，一時風氣，更使學者專心於小楷點畫之間。此風肇於曹振鑄。曹曆事三朝，凡為學政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為軍機大臣，殿廷御試必預校閱。沒謐「文正」，蓋以循謹為專制政體下之模範大臣也。自道光以來，科場規則亦壞，請托習為故常。寒門才士為之抑遏。咸豐八年，大學士柏菱以典順天鄉試舞弊罹大辟，科場法稍肅，然至光緒中又漸弛。當時所謂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論捐貲、勞績異途之紛紛！此輩本不知變法圖強為何事，且變法無異先妨礙彼輩之地位與前途。彼輩旣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輩又將躲在後面掣肘壞事。張之洞、劉坤一會奏變法，論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計資格。時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進者多騎牆，精力漸衰者憚改作，資序已深者恥下問。其所謂更事，不過痼習空文，於中外時局素未講求，安有閱歷？而迂談謬論，成見塞胸，不惟西法之長不能採取學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銳意掃除。」此奏已在戊戌後，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狀況也。
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縱有一、二眞知灼見之士，他們的意見，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郭嵩燾謂：「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輿百姓無輿。官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燾以此告李鴻章，鴻章則曰：「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究，幾二十年。（此光緒三年語。）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其實即以鴻章言，恐亦未能深切瞭解郭氏之意。晚淸大臣能語此者惟曾國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議論，索解人不得矣。
一時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此梁啟超語。卽僅就兵事、外交、洋務等而論，亦復反對之聲四起。文祥光緒二年疏：「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鍵，意見頓相背。往往陳義甚高，鄙洋務為不足言。抑或苟安為計，覺和局之深可恃。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故，而責創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而指為敷衍洋人。所見之誤，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當時一些所謂關於自強的新事業之創興，無不遲之又遲而始出現。
舉其著者，如鐵路之興築，同治季年直督李鴻章已數陳其利，竟不果行。光緒初，英人築淞滬鐵路，購回毀廢。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裡。六年，劉銘傳入覲，力言鐵路之利，李鴻章又力贊之，而江督劉坤一以影響民生釐稅為言，臺官亦合疏反對，詔罷其議。十三年，始造津沽鐵路一百七十裡。明年，李鴻章唱議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議駭然，張之洞乃創蘆漢乾路說調停。後又中輟，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議，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滬寧路始於二十九年，京奉路成於三十一年，津浦路成於宣統三年。又以輪船言之，江寧條約後，外輪得行駛海上。天津條約後，外輪得行駛長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鴻章建議設輪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請，始定議。直至光緒十年，猶申明禁令，小輪不得擅入內河。十六年，有疏請各省試行小輪者，總署王大臣仍以為不可。時江輪、海輪統名「大輪」。逮各水道外輪先後行駛，華商小輪始弛禁。日本始有東京、橫濱鐵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會社設立在光鍺十一年。又按：歐洲機械方面重要之發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機專利權在乾隆三十四年，福爾登始造汽船在嘉慶十二年。第一道汽機鐵路之通車，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為歐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點。若中國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實仿行，先後最遠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後法拉第發明電機，在道光十一年，鄂圖氏發明內燃機，在光緒二年，而後近代機械之日新月異，變化益速。使天地為之異形，人生焉之轉觀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內事耳。中國則因有二百年來滿洲部族政權之橫梗作病，使之雖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後則激蕩益遠，於政治革命之後，繼之以文化革命、社會革命，於中國內部不斷掀起徹底震盪之波瀾，而歐洲之科學輿機械，遂終無在中國社會保養，徐徐生長成熟之機會。過激者乃益複推而遠之，希望於驅逼中國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會愈動盪，則科學機械之發展愈受摧抑。而中國社會之所以趕不上近世文化之階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學機械方面之落後。道在邇而求之遠，歧途亡羊，此之謂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遲遲不進，終於使當時人的目光，轉移到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問題上去。
當時興學沿革，略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緒辛丑為第一期，辛丑以後迄淸末為第二期。
首先創設之學校，大抵不外乎以養成翻譯而研究語言文字。與軍事而連帶及於機械製造。之人才為主。
如京師同文館、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國語言文字，六年議於館內添設算學館，京僚謗讟繁興。上海廣方言館、始同治二年，以蘇撫李鴻章請。福建船政學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閩，創設船廠，並設隨廠學堂。十二年，沈葆楨陳選派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淸季海軍將領多閩人，由此。天津水師學堂、始光緒八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設。天津武備學堂、始光緒十一年，亦李鴻章奏設，規制略仿西國陸軍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始光緒十三年，粵督張之洞奏設。湖北武備學堂、始光緒二十一年，張之洞調任鄂督後奏設。湖北自強學堂、亦張之洞創設，初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其後專課方言。陝西諸省格致實學書院光緒二十一、二年間，各省學堂未能普設，多以變通整頓書院為請，遂有各省格致實學書院。等。可見當時人對於創建學校之旨趣。且此等學校，十九皆創於外省一、二督撫，非由中樞發動。
漸次乃有普通學校之創立，其目光亦稍稍擴大及於法政、經濟諸門。然要之仍不脫於為一時之實用，而以學校為附屬於政治之一機構。
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始於上海劊設南洋公學。先是光緒二十一年。盛為津海關道，於天津創設頭、二等學堂。頭等學堂課程四年，分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二等學堂課程亦四年，遞升至頭等。南洋公學如津學制，分四院：曰師範，曰外、中、上院。外院為附屬小學，上、中院即頭、二等學堂。課程大體分中文、英文兩部，注重法政、經濟。擇尤異者資送出洋。蓋以公學為預備學校，而以外國大學為究竟。中國學校之稍有系統雛形者始此。及光緒二十四年，始有國立京師大學堂之籌辦。庚子政變後，至二十七年，漸有復興學校之議。首創議者山東督撫袁世凱。二十八年，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奏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二館。可見其時對學校觀念，仍認為係政治上一種附屬機關，所謂「學而優則仕」，仍脫不了一種科舉傳統思想也。師範教育亦為當時所重，不為官則為師，亦合於中國傳統舊習。學校生命，並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眞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嚴格言之，當時已無所謂學術界。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則宜乎其浮淺搖動，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淸興學，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在接收外來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
其時進新式學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為在政界乃至於社會上謀一職業、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譏之為「洋八股」與「洋翰林」如是則最多僅能學習到別人家的一套方法與智識，而學習不到別人運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識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譏之為「智識之稗販」，以學校為「智識之拍賣場」。
在此情形下，乃發生學校與科舉之衝突。學校與科舉之衝突，正如科舉輿捐班之衝突，以其同為一種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榮慶、張百熙會商學務，奏稱：「奉旨興辦學堂此所謂辛丑以後之辦學。兩年有餘，至今各省未能多設，以經費難籌。經費所以不能捐集，以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科舉不變通裁減，人情不免觀望，紳富孰有肯籌捐？按：晚淸捐資興學者，如楊斯盛、葉澄衷、武訓之流，皆非紳富。朝廷以私唱，求國民以公應，豈可得耶？入學堂者，恃有科舉一途為退步，不肯專心嚮學，且不肯恪守學規。」就事理論，必須科舉立時停罷，學堂辦法方有起色，經費方可設籌。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徼倖得第之心。民間相率觀望，私立學堂絕少，擬請立罷科舉。」遂詔自丙午始，停止各省鄉、會試及歲科試。尋諭各省學政，專司考校學堂事務。
隋、唐以來沿襲千餘年的科舉制度，終於廢絕，而以學校為替代。
二十九年，張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畢業，予以翰林升階，或分用較優官、外官。大學分科畢業，最優等作為進士出身，用翰林院編修、檢討。優等、中等均作為進士出身，分別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學預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最優等作為舉人，以內閣中書、知州用。優等、中等均作為舉人，以中書科中書、部司務、知縣、通判用。
如是則學校再不能專以造就翻譯輿軍事人才為主。於是乃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理論出現。
梁啟超擬京師大學章程：光緒二十四年。「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時張之洞為勸學篇，亦云：「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外篇會通。又兩湖經心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旣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光緒定國是詔亦謂：「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迂謬空疏之弊。」
一個國家，絕非可以一切捨棄其原來歷史文化、政教淵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濟事。況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綿歷四、五千年，更無從一旦捨棄以為自新之理。則當時除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更無比此再好的意見。惜乎當時已屆學絕道喪之際，根本就拿不出所謂「中學」來。學術之培養輿成熟，非短時間所能期望。學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後。而外患之侵逼日緊，內政之腐敗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對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變法圖強之根本義。
晚淸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運動，亦可分兩節。第一節是戊戌變法，第二節是辛亥革命。二者同為對於當前政治要求一種全部徹底之改革。惟前者戊戌變法。尚容許淸王室之存在。待淸王室輿滿洲部族以及一般舊官僚結合一氣，以阻礙此種改革之進行，於是乃有後者辛亥革命。續起，連淸王室一并推翻。
戊戌變政，又稱「百日變政」。這一個變政的生命，前後只有九十八天。四月庚戌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命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至八月丁亥，皇太后復垂簾訓政。
這一個變政之失敗，第一原因，在於他們當時依靠皇帝為變政之總發動，而這個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緒以四歲入宮，撫抱為帝，屈服長養於那拉氏孝欽慈禧太后，同治帝之生母。光緒帝之母為孝欽妹，以是得立。積威之下。長日跪起請安，守家人兒子禮惟謹，十六歲大婚，太后撤廉，然實權仍在其手。移海軍衙門費修建頤和園。戶部尚書閻敬銘節款千萬，備築京漢路，孝欽逼之辭職。太監李蓮英用事，海、陸軍將領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皆拜門下，稱受業。時稱「海底魚雷」、「開花彈子」，皆以鐵滓、泥沙代火藥。滿洲親貴，乃至宮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緒又體弱多病，易動感情，而機警、嚴毅皆不足。在內廷讀康有為書如波蘭亡國記、突厥亡國記等，至於涕泗橫流。蓋一軟性富傷感而無經驗閱歷之青年，不足當旋乾轉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於他們鼓動變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軌，而又並不是革命。
康有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外務部、外交部之前身。行走，無權無位。此系四月事。六月命康有為督辦上海官報，康留京不出。
而以軍機四章京七月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主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有為告德宗：「大臣守舊，當廣召小臣，破格擢用」，故有此命。居間傳遞消息。要以內面一個有虛位、無實權的皇帝，和外面一無名義、無權位的不相干人督辦上海官報的康有為。來指揮操縱全部政治之徹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第三原因，由於一時政令太驟，主張「速變」、「全變」，而無一個按部就班切實推行之條理與方案。
梁啟超戊戌變政記新政詔書恭跋謂：「三月之間，所行新政，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記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其實此等並非新政，更無所謂政績，僅是一紙詔書而已。時人或勸康有為：「今科舉旣廢，惟有盡力多設學校，逐求擴充，俟風氣漸變，再行一切新政。」有為弟有溥與人書，亦謂：「伯兄（有為）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力勸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康謂：「列強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來得及？」故康氏上皇帝書謂：「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速變、全變，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荊公在熙寧時，尚不能速變、全變，淸德宗之強毅有力遠不如宋神宗，康有為之位望資歷遠不如王荊公，如何能速變、全變？康氏所以主張速變、全變者，以謂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見，亦仍與數十年前人一色。從前是祗為自強而變法，現在則只就救亡而變法，均是將變法降成一個手段，沒有能分淸觀點，就變法之本源處逐步走上軌道。「若不變法則亡國滅種之禍迫在眉睫」，此等語用以聳人聽聞，亦有流弊。若自己眞抱此等感覺，則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斷不能從容中道，變出一個規模來。正如百孔千瘡，內病未去，而遽希富強，其不能走上切實穩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見，不外兩病：一則正面對於當時所以必需變法之本原理並無深切認識，又一則對於外面國際形勢亦複觀察不淸。郭嵩燾已言：「西人以通商為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剿。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盼間，又懸一富強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不謂再一轉盼間，「富強」之名又一變為「救亡」。昔之岌岌然謀富強者，今乃岌岌然曰救危亡。而於郭氏所謂「行之有本，積之有基」者，要之皆不理會也。時（戊戌秋）嚴複以召對稱旨，退草萬言書，略謂：「中國積弱，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洶洶，若專以外患為急，此所謂目論也。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并，今之各國謹平權。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校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勝負或異，死傷皆多。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則彼將隱銷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為而不能為，其故由於內治不修，積重難反。外患雖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國建群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為要圓；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為切計。顧富強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磐而後日進。今西國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我相角。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方且相率自為，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為，其事非倡之於上不可。然今日相時審勢，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靡財力，使為而寡效，積久必致不支。」其言為大臣所嫉，格不達。大抵當時變法，牽一發，動全身。苟求全變，勢不能速。若使有統籌全域之君、相，慎思密慮，徐以圖之，庶乎有濟。而淸室諸帝，自咸豐以下皆非其人。咸豐二十歲卽位，三十一歲卒。同治八歲卽位，二十一歲卒。光緒四歲卽位，三十七歲卒。宣統三歲卽位，六歲遜國。卽以年齡言，皆不足擔此重任。同治時，東（同治之嫡母）西（同治之生母）太后垂簾聽政，繼續至光緒時。母后臨朝，更難濟此危局。以大臣言，智慮氣魄足以勝者惟一曾國藩，旣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對整個政局一展其抱負。李鴻章繼曾而起，智局氣量已不如曾，淸廷亦從未用之中樞，使有一統籌全域之機會。同、光以來，世稱軍機權重，然特領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僅乃得參機務。樞臣入對，席次有定。後列者非特詢不得越言。後葉領以尊親，勢尤禁格。 然則曾、李縱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經綸之希望。相傳李曆聘歐淵，見德相俾斯麥，叩之曰：「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麥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李曰：「苟其君惑於眾口，居樞要、侍近習者，假威福而挾持大局，則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見當時李鴻章之苦悶也。事勢推蕩，遂使康有為以一局外之人，而來發動整個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敗。然就晚淸全部歷史進程而論，康氏此舉，不啻即為一種在野對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變乃成為辛亥革命之前驅。前後相隔，亦不過十三年之時間而已。光緒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國，充考察大臣。瀕行疏言：「日本維新之初，即宣言立憲之意。後十四年始發布開設國會之勅諭，二十年乃頒行憲法。蓋預備詳密遲慎如此。今橫議者自謂國民，聚眾者輒云團體。數年之中，內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預之想。豈容欲速等於取償，求治同於論價。」于氏此論，為政局常態而言，未嘗不是，然其時淸廷絕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圖變愈遲，在下者求變愈速。要求立憲之後一幕，自應為革命爆發也。
第四原因，由於當時政治上舊勢力尚相當濃厚，足以阻礙革新運動之進展。
滿洲親貴，與一輩舊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將皇帝之革新事業，全部推翻。政局驟變，不過一轉瞬之間而已。其時新黨諸人，謀欲劫脅太后，擁護皇帝親政。此等舉動，在當時情勢下，絕無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為，謂：「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淸於度外。」是時滿人反對變法之意態極鮮明。凡於變法下將失其地位之漢人，以及可以於反對變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滿族政權之下。康等過激之態度，亦不為一輩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動勢力之抬頭，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卻更催滿洲政權之覆滅輿革命之崛起。
緊隨著戊戌政變而來者，為庚子拳亂。
洪亮吉嘉慶四年上書，謂：「士大夫皆不務名節。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惑於因果，遁入虛無，以蔬食為家規，以談禪為國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眾驚愚，駭人觀聽。亮吉前在內廷，執事曾告之曰：某等親王十人，施齋戒殺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鵝、鴨皆不入門。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齋戒殺，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尚元虛之習，複見於今。」蓋淸自乾嘉以下，世道日壞，學者惟有訓詁考據，不足以安心托命，禮樂已衰，方術將興。乃轉而逃於此。曾國藩在軍中，為聖哲書像記末附長論，亦為此種風氣發也。下之則為天理教、八卦教、白蓮教、紅燈教、上帝會之此仆彼起，上之則有朝廷親貴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釀成庚子之禍。淸代士大夫研佛學，其事亦起於乾、嘉之際。直至淸末，即如康有為、譚嗣同輩，皆讀佛書。此雖異於洪、曾所指摘，要之為一種風氣下演變而來，足以說明淸中葉以下思想界之空虛徬徨輿不安寧也。
庚子拳亂，雖挾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為中國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壓迫之情感上之爆發則一。所以繼續於辛丑和議以下的，還是國內一片變法維法維新的呼聲。然而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還想掙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們歡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變法，於他們地位有利無害。
庚子、辛丑以後，國家危機日益暴露，而滿洲部族政權之權之意識，亦日益鮮明。因知國政已到不得不變之時，而一變則滿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搖動也。於是滿洲貴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漢之中央集權。光緒三十二年之內閣，滿七人，蒙一人，漢軍旗一人，漢四人。剛毅有言：「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州肥。」滿族狹隘的部族觀念，旣自促其政權之崩潰，亦於國家前途，有莫大之損害也。及淸德宗與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儀即位，醇親王載澧溥儀父。為攝政王監國監國，袁世凱被逐。李鴻章卒，以直隸總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薦袁，袁已隱然為當時漢大臣之領袖矣。載澧自統禁衛軍，而以其弟載洵主海軍、載濤為軍諮大臣。即參謀大臣也。相傳載澧辛丑議和赴德謝罪，德親王亨利告之曰：「攪握兵權，整頓武備，為皇族集權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內閣成立，滿人九，內皇族五人，漢人四，滿、漢畛域益顯。
在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發之一路。
辛亥革命之爆發，這是告訴我們，當時的中國，由政治領導改進社會之希望已斷絕，此乃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光緒帝、康有為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轉由社會領導來改進政治。前者犧牲較少，進趨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徑。後者則犧牲大而進趨難。然而為兩百多年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橫梗，當時的中國，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發，滿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狹義的部族政權已解體；然在此政權下所長養遺留的種種惡勢力，卻因舊政權之解體而潰決，有待於逐步收拾與逐步淸滌。另一面則社會民眾的力量，雖則已够有推翻舊政權之表現；而對於創建另一種理想的新政權之努力，則尚有待於逐步試驗與逐步磨練。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民眾一種新的艱苦工作之開始，而非其完成。
舊政權解體後緊接著的現象，便是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轉見抬頭，而新力量無法加以統制。袁世凱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帝制自為，康有為又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參加復辟。
政局在此幾度動盪中益增其阢隉，而舊的黑暗腐敗勢力益見猖獗。
此種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活動，大率以各省的軍權割據為因依。
辛亥以後的各省軍權割據，遠則導源於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於元，而明、淸承襲之。此項制度之用意，在利於中央之管轄地方，而並不為地方政治之利於推進。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潑推進，各地俱得欣欣向榮，則中國自來文化傳統，本為一大一統的國家，各地方決無生心離叛中央而不樂於推戴之理。故漢、唐盛時，皆無防制地方，存心集權中央之政策。漢末之州牧，乃在東漢王室已臻腐爛之後；而唐之藩鎭，則起於唐政府無限度之武力對外；皆非地方勢力無端反抗中央。宋代懲於唐末藩鎭割據之禍，乃始刻意集權中央。然行省制度則尚與中央集權不同。行省制實近似於一種變相的封建，乃是一種分權統禦制也。元人所謂「行中書省」，即是活動的中書省，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佈。其意惟恐一個中央政權不足控馭此廣土眾民，乃專為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明人不能徹底蕩滌，明太祖廢行中書省，而以布政使為各地行政長官，較元制遠為合理。惟惜行政區域之劃分仍依元舊，而其後複有巡撫、總督淩駕於布政使之上。淸代則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撫尚非常設之官，而淸則各行省必設督、撫，而大體又必使滿族任之。故行省長官乃地方官之臨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領袖與代表。明、淸總督、巡撫皆帶「都禦史」街，以此，名義上雖以布政使為行省長官，而實際而權在督、撫。同時此等長官，皆偏重於軍事統治之性質。故其名曰「總督」、「巡撫」。此種制度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之推進，而增加地方輿中央之隔閡；而待一旦中央政權削弱，各行省轉易成為反抗中央，分區割據之憑藉。
近則導源於洪、楊以後各省督、撫離心態度之演進。
淸代督、撫權任本重。洪、楊之亂，滿人為外省督、撫者，皆無力蕩平，於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撫之權位與漢人。自是以來，外省督、撫，漸與中央異趨。晚淸中國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漢人為督、撫者主張之。庚子之變，東南各督、撫不奉朝命，相約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佈獨立；皆此種離心態度之繼續演進也。
於是由淸末督、撫之變相，而有民國初年之督軍。
舊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搖動，經過帝制、復辟兩事變，此輩乃生心割據。各地軍閥，紛紛四起。歷史無必然事變，若使袁世凱能忠心民國，中央政權漸臻穩定，則此等事態，亦可不起，其時全國各地軍隊之多，至少當逾二百萬以上。
光緒中葉，各省綠營、淸末存額尚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軍光緒二十四年各省防軍、練軍總三十六萬餘人。兵額七十七萬，時已有以餉巨主裁減者。民國以來之軍隊，至少當超過淸末三倍。
不斷的兵變與內亂，遂為民國以來惟一最常見之事態。
或人統計民國十一年以前各地兵變，共達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計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區分之：直隸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龍江六次，山東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蘇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廣東八次，廣西一次，雲南二次，貴州一次，四川五次，陝西五次，甘肅、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綏遠四次，川邊二次，察哈爾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獨無。然自民十三年齊盧戰後，浙江亦非幹淨土。又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訊員謂：「四川自民國以來，今方為第四百六十七次戰爭。」
而此輩軍閥之私生活，尤屬不堪言狀。
有一人而納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產業大抵無可訾省。其相與間關於軍事、政治問題之商決，皆於鴉片煙、麻雀牌之集合中進行之。因此非能沉酣於此種嫖賭生活之中者，即無法與彼輩相接觸。於是無論彼輩之自方乃至對方，官場習氣之腐敗，乃較遜淸猶遠過。
其時則全國無所謂中央，政治無所謂軌道，用人無所謂標準，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過問。馬弁、流氓皆踞民上。財務無所謂公私。專就政治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論，唐末、五代殆不過是。所異社會情形較不同。
民生極度憔悴之下，田租預徵至數十年之外，加稅名目至百餘種之多，惟有轉以從軍為出路。軍閥皆可以借外債，買軍火，而農民革命為不可能。
為掃蕩此種軍閥，與此種軍閥之相互噬搏。而國家民族之元氣大傷。
代表舊政權之最後惡態者，為此輩軍閥之腐化輿惡化。而代表新政權之最先雛形者，則為議會輿政黨之紛擾。
革命後之政治理論，厥為民主共和。於是創設國會，用以代表民意，制定憲法。又組織政黨以為議員競選之準備。然此等皆鈔襲歐美成法，於國內實情不合，因此不能眞實運用。各黨黨綱，旣無大差別，實則當國難嚴重，變動激劇之際，根本上便不能有兩套顯然相異的黨綱。又各黨背後皆無民眾為之基礎。中國政制，本求政府領導民眾，不能遽覬民眾操縱政府。淸政府以不能盡領導民眾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國以來之政治理論，忽變為民眾指導政府，於是政府躲卸其責任，民意亦無法表現，而變成兩頭落空。政黨旣不能有眞實之精神，國會與憲法徙為相聚而閧之題目與場合。
當時的政黨，似乎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時殆不知所謂和衷共濟與舉國一致。
分黨相爭的勝負，不能取決於民眾，民眾無力來操縱他們的勝負。轉而各自乞援於軍人。如是則新舊兩潮流，匯為同趨。
一般黨員，則則憑藉党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其時則有「黨棍」、「黨痞」、「吃党飯」諸名稱。有激而唱為「毀黨」、「造黨」之論者，要之仍以分黨相爭為政治無上境界也。
國家民族之元氣，又在此種紛擾中損傷了不少。
直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而上述兩種情況軍閥與党爭。始見摧廓。以革命的武力來掃蕩軍閥，以一黨專政的理論來停止黨爭。
在此國家社會繼續震盪與不斷損傷中，過激思想亦逐步成長。
康有為的「速變、全變」兩語，可算是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標語。
同、光之際，所變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後，所變在法律政制。民國以來，則又有「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呼號與活動。
文化與歷史之特徵，曰「連綿」，曰「持續」。惟其連綿與持續，故以形成個性而見為不可移易。惟其有個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謂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輿歷史之生命與精神，皆由其民族所處特殊之環境、所遭特殊之問題、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績，而成一種特殊之機構。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於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機構中而自有其歷史性。所謂「歷史性」者，正謂其依事實上問題之繼續而演進。問題則依地域、人事種種實際情況而各異。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連綿的努力，與其特殊的創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眞革新，在能就其自有問題得新處決，辟新路徑。不管自身問題，強效他人創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種「假革命」，以與自己歷史文化生命無關，終不可久。中國辛亥革命，頗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於「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於成功，一部分由於以排滿為號召，此在我民族自身歷史中有生命、有淵源。至於民主共和之新政體，以理論言之，與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論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實際政情言之，一國政制，有其一國之軌道。即以王室而論，如英、如日，至今猶有王室。如德、如俄，當時王室亦存在。中國以滿族堅持其狹義的部族政權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將舊傳政制一切推翻。當時似誤認以為中國自秦以來，即自有王室以來，一切政制習慣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棄我故常之傳統，以追效他邦政制之為我所素不習者，此則當時一大錯也。即如考試與銓選，乃中國政制上傳襲甚久之一種客觀用人標準，民國以來亦棄去不惜。如是則民治未達，官方已壞，政局烏得不亂？政制旣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撐政制之理論，亦必相隨動搖，則一變而俱不能不變。而所以猶謂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問題，猶是我民族特有之問題，卻不能亦隨別人之政制與理論而俱變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後，而繼之有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之發動，亦勢之所必趨也。然而離題愈遠，失卻解決眞問題之癥結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號則有「禮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裡」、「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
社會革命則以組織工、農無產階級攘奪政權，創建蘇維埃政府為職志。
以上四步驟，最先為武備革命，牽涉範圍最狹。進一步則為政治革命，其對象始徧及政治之全部。又進一步則為文化革命，其對象又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中層讀書識字之智識分子。更進一步為社會革命，則其對象更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下層工、農大眾無產階級。又武備革命之呼號則曰「自強」，政治革命之呼號則曰「救亡」，文化革命則主推翻中國以往自己傳統文化、歷史教訓，而社會革命更進而主張推翻經濟組織，與相隨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態愈奮昂，其對象愈廣廓。而此四步驟，同可以康氏「變」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變、速變」之要求說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卻國家民族多少元氣與精力。
繼續此種國內政治之不安定，社會之無出路，而引起更嚴重的外患。其時歐西則以自己大戰而對我放鬆，日本則以獨收漁人之利而對我加緊。
自民國四年「五九」對日屈服，直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四省被佔，以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全國一致之對日抗戰。
在此艱钜的過程中，始終領導國人以建國之進向者，厥為孫中山先生所唱導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主張全部的政治革新，與同、光以來僅知注重於軍備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自始卽採革命的態度，不與滿洲政府狹義的部族政權求妥協，此與光緒末葉康有為諸人所唱保皇變法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當前政治、社會各項污點、弱點，雖取革命的態度，而對中國已往自己文化傳統、歷史教訓，則主保持與發揚；此與主張全盤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國內不主階級鬪爭，不主一階級獨擅政權；對國際主遵經常外交手續，蘄向世界和平；此與主張國內農、工無產階級革命，國外參加第三國際世界革命集團者不同。
三民主義之革命過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仍主以政治領導社會；「軍政」所以推翻舊政權，「訓政」則以政治領導社會前進而培植新政權，「憲政」乃為社會新政權之正式成立。此與偏激的急速主義，專求運用社會力量來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緒時，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維新」與「革命」之辨，正為一由政府領導社會，一由社會推翻政府。其犧牲之大小與收效之多寡，適成反比。惟惜淸政府不足語此。然革命要為萬不得已，政治苟上軌道，終必經此軍政、訓政、憲政之三步驟也。
可惜三民主義之眞意義與眞精神，一時未能為信從他的一般黨員所切實瞭解。此本孫中山先生自述「知難行易」。因此三民主義在建國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頓挫、不少歧趨。然而辛亥革命、民國十七年之北伐，以及當前之對日抗戰，全由三民主義之領導而發動。將來三民主義之充實與光輝，必為中華民國建國完成之惟一路向。
本節諸項，為中國全國國民內心共抱之蘄嚮，亦為中國全國國民當前乃至此後共負之責任。不久之將來，當以上項標題創寫於中國新史之前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