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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淸代覆亡與民國創建(1 / 1)


淸代狹義的部族政治,雖經所謂「咸同中興」,苟延殘喘,而終於不能維持。

第一、是外患之紛乘。

自道光十八年以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查辦鴉片事務,至二十二年與英議和,訂南京條約,割香港,許五口通商,是謂「鴉片戰爭」,為中國對外第一次之失敗。此後咸豐七年英、法同盟軍陷廣州,八年至天津,陷大沽砲臺。十年,再至天津,陷通州,入北京,燒圓明園,咸豐避難熱河,為外兵侵入國都之第一次。光緒五年,日本滅琉球。六年,曾紀澤出使俄國,議改收還伊犁條約。八年,與俄定喀什噶爾東北界約。十年,中、法戰起,十一年議和,失安南。十二年,與英訂緬甸條約,失緬甸。十九年,英、法共謀暹邏,廢止入貢。二十年,中、日戰起,二十一年議和,割臺灣,失朝鮮。二十三年,德占膠州灣。二十四年,俄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衛。二十五年,法占廣州灣。二十六年,八國英、俄、日、法、德、美、意、奧。聯軍入北京,光緒避難西安。二十七年訂辛丑和約。二十九年,日、俄戰起,以我東三省為戰場。三十一年與日訂滿洲協約。宣統二年,外蒙庫倫攜貳,日本併滅朝鮮。三年,英兵侵據片馬。

東西勢力初次接觸,中國昧於外情,因應失宜。

東西兩文化,其先本無直接之接觸。其始有直接接觸,已近在明淸之際。其先中國文物由間接關係傳入歐西者,舉其尤要者言之,如養蠶法、東漢蠶絲已入羅馬。南朝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西曆紀元五五〇年)波斯人始將中國蠶種傳至東羅馬都城君士坦丁。造紙法、當唐玄宗時,大食在西域獲得紙匠,因在撒馬爾罕設紙廠,為大食造紙之始,時歐邦皆用,羊皮紙,大食專利數百年。於十二世紀,造紙法始入歐洲。羅盤、宋書禮志謂:「周公作指南車,經馬鈞,祖沖之以後,其法不傳。」至北宋又見於沈括之夢溪筆談(卷二十四)。歐人製磁針作航海用,始於西元一三〇二年。當元成宗大德六年,較沈括所記尚遲二百年。其法蓋由亞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火藥、中國古時即有火藥。據三朝北盟會編,北宋靖康時,宋、金交戰已用火砲。其後南宋虞允文造霹靂砲,以紙包石灰、硫磺。孝宗時,魏勝創砲車,火藥用硝石、硫磺、柳炭,為近代火具之始。元順帝至正十四年(西元一三五四年),德人初造火藥。印刷術,雕版始於唐中葉。宋仁宗時,畢昇發明活版印書術。明英宗正統三年(西元一四三八年),德人始制活字版,後於我四百年。皆有關近世文明者甚大。歐邦學者謂元代中西交通,乃將彼土中古時期之黑雲一掃而淨。蒙古人屠殺之禍雖慘,亦殊可以警奮數世紀來衰頹之人心,而為今日全歐復興之代價也。至於彼中所流被於我者,則除景教、摩尼教等幾種宗教思想之稍稍傳布於民間以外,他固無得而稱焉。觀於馬可波羅所稱述,在我固平淡無奇,在彼至於驚詫莫信。其先中西兩大文化之成績,我固未見絀於彼也。晚近一、二世紀以來,彼乃突飛猛進,而我懵然不知。彼我驟相接觸,彼好議我為自傲。夫一民族對其固有文化抱一種自傲之情,此乃文化民族之常態,彼我易地則皆然。且彼之來也,其先惟教士輿商人;彼中教義非我所需,彼挾天算、興地、博物之學以俱來,我納其天算、興地、博物之學而拒其教義,此在我為明不為昧。彼不知我自有教義,乃以天主、天國相強聒,如其入非洲之蠻荒然,則固誰為傲者耶?且傳教之與經商,自中國人視之,其性質遠不倫。經商惟利是圖,為中國所素鄙,奈何以經商營利之族,忽傳上帝大義?中國人不之信,此情彼乃不知。抑商人以販鴉片營不規之姦利,教士籠絡我愚民以擾搰我之內政,此皆為我所不能忍。而彼則以堅甲利礮壓之,又議我為排外,我何能服?且彼中勢力所到,亦複使人有不得不排拒之感。與彼中勢力相接觸而不知所以排拒者,是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紅人也。排外而得法者,如亞洲之日本,乃至彼歐之互自相排。知必有以排之而不得其法者,則為中國。日本小邦淺演,內顧無所有,惕然知懼,急起直追,以效法彼之所為。而我則為自己傳統文化所縛,驟不易捨棄其自信。雖亦知外力當排,而終未有所以排之者。自我屢為所敗,則強弱即成是非。然此特我衰世敝俗,一時因應之失宜。急起直追,所以孫中山先生有「頭彩藏在竹杠梢頭」之譬也。

主和主戰,翻覆無定。內則言官嘩呶,仗虛驕之氣,發為不負責任之高論。外則疆吏複遇事粉飾,不以實情報政府。而內政腐敗,百孔千瘡,更說不上對外。

第二、是內政之腐敗。

當時內政上,最感問題者,首為財政之竭蹶。

淸自乾隆中葉以後,貪黷奢侈之風盛張,各省積虧累累,財政已感支絀。經嘉慶川、楚教匪長期內亂,至道光而對外商業,漏巵日大。黃爵滋疏,道光十八年。謂:「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製錢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銀於內地,實漏銀於外洋。自鴉片流入中國,道光三年以前,粵省每歲漏銀數百萬兩;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之多。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以錢為銀。前此多有贏餘,今則無不賠貼。各省鹽商賣鹽得錢,交課用銀。昔爭為利藪者,今視為畏途」王慶雲咸豐即位奏:「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實徵常不及五百萬。生齒日繁,而銷鹽日絀。南河之費,嘉慶時止一百餘萬,而遁來遞增至三百五十六萬。地丁歲歲請緩,鹽課處處絀銷,河工年年保險。入少出多,置之不問。」今按:此等情形,一方起於官場之腐敗中飽,一方亦由銀價日昂,錢價日跌,經濟狀態轉惡,生活程度提高所致。淸廷之決心禁煙,亦由於此。厥後鴉片戰爭失敗,五口通商,漏巵益增。並歷次賠款,國庫益窘。

其次則為官方之不振。

淸自乾嘉以後,納貲之例大開,洎咸同而冗濫益甚。王凱泰同治十二年應詔陳言,首請「停捐例」。謂:「自捐俸減折,百餘金得佐雜,千餘金得正印,即道、府亦不過三、四千金。家非素豐,人思躁進。以本求利,其弊何可勝言?」其時有以洋行挑水夫而為糧儲道者,見殷兆鱅疏。「捐納」外複有「勞績」一途。捐納有「遇缺儘先」花樣,勞績有「無論題選咨留遇缺即補」花樣。捐納官或非捐納官,於本班上輸資若干年,俾班次較優,銓補加速,謂之「花樣」。而正途轉相形見絀。甲榜到部,往往十餘年不能補官,知縣遲滯尤甚。王凱泰應詔陳言第二項,曰「汰冗官」。謂:「捐納、軍功兩途,入官者眾,部寺額外司員,少者敷十,多則敷百。補缺無期。各省候補人員,較京中倍蓰。」按:雍正中,查嗣庭、汪景祺等論列時政,已言部員壅滯,有「十年不調,白首為郎」之語。及乾隆間舉人知縣銓補,有遲至三十年者。廷臣屢言舉班壅滯,然每科中額千二百餘人,綜十年且二千餘人,銓官不過十之一。謀疏通之法,始定大挑制。六年一舉,三科以上舉人輿焉。仕途之壅滯,為自唐以來科舉制下必有之現象,何況又加之以納貲、勞績異途雜流之競進?疆吏旣競務保舉,多請吏部停止分發。保舉大者有二途:一曰「軍功」,一曰「河工」。光緒二十年,御史張仲析言:「山東河工保案,近年多至五、六百人。圖保者以山東為捷徑,捐一縣丞、佐雜,不數月即正印矣。」此見保舉與捐納之狼狽相倚。其次複有「勸捐」。順天賑捐一案,保至千三百餘人。山東工賑,保至五百餘人。他省歲計亦不下千人。時吏部投供月多至四、五百人,分發亦三、四百人。吏途充斥無軌道至此,官方如何得振!

照當時的政象,絕對抵不住當時的外患,於是遂有當時之所謂「變法自強」。

變法自強,本屬相因之兩事,非徹底變法不足自強。而當時人則往往並為一談。所變只有關自強之法。

一則淸廷以專制積威統治中國,已達二百年,在滿洲君臣眼光裡,祖法萬不可變。滿洲君臣之傾心變法,不過求保全滿洲部族之地位。令變法而先自削弱其地位,滿君臣雖愚不出此。

二則漢人在此專制積威政體下亦多逐次腐化。當時政府裹眞讀書明理,懂得變法自強之需要與意義者亦少。

乾嘉樸學,旣造成訓詁考據瑣碎無當大體之風尚;而道光朝科舉惟遵功令,嚴於疵累忌諱,一時風氣,更使學者專心於小楷點畫之間。此風肇於曹振鑄。曹曆事三朝,凡為學政者三,典鄉、會試者各四,為軍機大臣,殿廷御試必預校閱。沒謐「文正」,蓋以循謹為專制政體下之模範大臣也。自道光以來,科場規則亦壞,請托習為故常。寒門才士為之抑遏。咸豐八年,大學士柏菱以典順天鄉試舞弊罹大辟,科場法稍肅,然至光緒中又漸弛。當時所謂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材,何論捐貲、勞績異途之紛紛!此輩本不知變法圖強為何事,且變法無異先妨礙彼輩之地位與前途。彼輩旣不能走上前面襄助成事,彼輩又將躲在後面掣肘壞事。張之洞、劉坤一會奏變法,論及用人,云:「承平用人,多計資格。時危用人,必取英俊。今之仕途,不必皆下劣,同一才具,依流平進者多騎牆,精力漸衰者憚改作,資序已深者恥下問。其所謂更事,不過痼習空文,於中外時局素未講求,安有閱歷?而迂談謬論,成見塞胸,不惟西法之長不能採取學步,即中法之弊,亦必不肯銳意掃除。」此奏已在戊戌後,更可推想以前政界中狀況也。

在這一種政治的積習與氛圍中,根本說不到變法自強。縱有一、二眞知灼見之士,他們的意見,亦浮現不到政治的上層來。郭嵩燾謂:「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輿百姓無輿。官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祗益其侵耗而已。」嵩燾以此告李鴻章,鴻章則曰:「西洋政教規模,弟雖未至其地,留心諮訪考究,幾二十年。(此光緒三年語。)人才風氣之固結不解,積重難返,由於崇尚時文小楷誤之。」其實即以鴻章言,恐亦未能深切瞭解郭氏之意。晚淸大臣能語此者惟曾國藩,曾氏已死,郭氏此等議論,索解人不得矣。

一時言富強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此梁啟超語。卽僅就兵事、外交、洋務等而論,亦復反對之聲四起。文祥光緒二年疏:「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宜人人知之。今日之敵,非得其所長,斷難與抗,稍識時務者亦詎勿知?乃至緊要關鍵,意見頓相背。往往陳義甚高,鄙洋務為不足言。抑或苟安為計,覺和局之深可恃。是以歷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諸事,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至於無成,則不咎其阻撓之故,而責創議之人。甚至局外紛紛論說,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而指為敷衍洋人。所見之誤,竟至於此。」

在此情形下,遂使當時一些所謂關於自強的新事業之創興,無不遲之又遲而始出現。

舉其著者,如鐵路之興築,同治季年直督李鴻章已數陳其利,竟不果行。光緒初,英人築淞滬鐵路,購回毀廢。三年始有商建唐山至胥各莊鐵路八十裡。六年,劉銘傳入覲,力言鐵路之利,李鴻章又力贊之,而江督劉坤一以影響民生釐稅為言,臺官亦合疏反對,詔罷其議。十三年,始造津沽鐵路一百七十裡。明年,李鴻章唱議自天津接造至通州,朝議駭然,張之洞乃創蘆漢乾路說調停。後又中輟,直至二十四年始再定議,三十二年全路始成。滬寧路始於二十九年,京奉路成於三十一年,津浦路成於宣統三年。又以輪船言之,江寧條約後,外輪得行駛海上。天津條約後,外輪得行駛長江。同治十一年,直督李鴻章建議設輪船招商局。十三年,又疏請,始定議。直至光緒十年,猶申明禁令,小輪不得擅入內河。十六年,有疏請各省試行小輪者,總署王大臣仍以為不可。時江輪、海輪統名「大輪」。逮各水道外輪先後行駛,華商小輪始弛禁。日本始有東京、橫濱鐵道在同治十一年,大阪商船會社設立在光鍺十一年。又按:歐洲機械方面重要之發明,如瓦特始得蒸汽機專利權在乾隆三十四年,福爾登始造汽船在嘉慶十二年。第一道汽機鐵路之通車,在道光五年。利用汽力,為歐洲近世文化最要一特點。若中國能在同治季年即切實仿行,先後最遠亦不能出百年之外也。其後法拉第發明電機,在道光十一年,鄂圖氏發明內燃機,在光緒二年,而後近代機械之日新月異,變化益速。使天地為之異形,人生焉之轉觀者,胥此一百敷十年內事耳。中國則因有二百年來滿洲部族政權之橫梗作病,使之雖欲急起直追而不可得。其後則激蕩益遠,於政治革命之後,繼之以文化革命、社會革命,於中國內部不斷掀起徹底震盪之波瀾,而歐洲之科學輿機械,遂終無在中國社會保養,徐徐生長成熟之機會。過激者乃益複推而遠之,希望於驅逼中國投入世界革命中求出路,不知社會愈動盪,則科學機械之發展愈受摧抑。而中國社會之所以趕不上近世文化之階段者,其惟一概括,只在科學機械方面之落後。道在邇而求之遠,歧途亡羊,此之謂也。

外患刻刻侵逼,政事遲遲不進,終於使當時人的目光,轉移到較基本的人才和教育問題上去。

當時興學沿革,略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緒辛丑為第一期,辛丑以後迄淸末為第二期。

首先創設之學校,大抵不外乎以養成翻譯而研究語言文字。與軍事而連帶及於機械製造。之人才為主。

如京師同文館、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國語言文字,六年議於館內添設算學館,京僚謗讟繁興。上海廣方言館、始同治二年,以蘇撫李鴻章請。福建船政學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閩,創設船廠,並設隨廠學堂。十二年,沈葆楨陳選派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淸季海軍將領多閩人,由此。天津水師學堂、始光緒八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設。天津武備學堂、始光緒十一年,亦李鴻章奏設,規制略仿西國陸軍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始光緒十三年,粵督張之洞奏設。湖北武備學堂、始光緒二十一年,張之洞調任鄂督後奏設。湖北自強學堂、亦張之洞創設,初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其後專課方言。陝西諸省格致實學書院光緒二十一、二年間,各省學堂未能普設,多以變通整頓書院為請,遂有各省格致實學書院。等。可見當時人對於創建學校之旨趣。且此等學校,十九皆創於外省一、二督撫,非由中樞發動。

漸次乃有普通學校之創立,其目光亦稍稍擴大及於法政、經濟諸門。然要之仍不脫於為一時之實用,而以學校為附屬於政治之一機構。

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始於上海劊設南洋公學。先是光緒二十一年。盛為津海關道,於天津創設頭、二等學堂。頭等學堂課程四年,分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二等學堂課程亦四年,遞升至頭等。南洋公學如津學制,分四院:曰師範,曰外、中、上院。外院為附屬小學,上、中院即頭、二等學堂。課程大體分中文、英文兩部,注重法政、經濟。擇尤異者資送出洋。蓋以公學為預備學校,而以外國大學為究竟。中國學校之稍有系統雛形者始此。及光緒二十四年,始有國立京師大學堂之籌辦。庚子政變後,至二十七年,漸有復興學校之議。首創議者山東督撫袁世凱。二十八年,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奏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二館。可見其時對學校觀念,仍認為係政治上一種附屬機關,所謂「學而優則仕」,仍脫不了一種科舉傳統思想也。師範教育亦為當時所重,不為官則為師,亦合於中國傳統舊習。學校生命,並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眞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嚴格言之,當時已無所謂學術界。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則宜乎其浮淺搖動,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淸興學,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在接收外來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

其時進新式學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為在政界乃至於社會上謀一職業、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譏之為「洋八股」與「洋翰林」如是則最多僅能學習到別人家的一套方法與智識,而學習不到別人運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識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譏之為「智識之稗販」,以學校為「智識之拍賣場」。

在此情形下,乃發生學校與科舉之衝突。學校與科舉之衝突,正如科舉輿捐班之衝突,以其同為一種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榮慶、張百熙會商學務,奏稱:「奉旨興辦學堂此所謂辛丑以後之辦學。兩年有餘,至今各省未能多設,以經費難籌。經費所以不能捐集,以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科舉不變通裁減,人情不免觀望,紳富孰有肯籌捐?按:晚淸捐資興學者,如楊斯盛、葉澄衷、武訓之流,皆非紳富。朝廷以私唱,求國民以公應,豈可得耶?入學堂者,恃有科舉一途為退步,不肯專心嚮學,且不肯恪守學規。」就事理論,必須科舉立時停罷,學堂辦法方有起色,經費方可設籌。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徼倖得第之心。民間相率觀望,私立學堂絕少,擬請立罷科舉。」遂詔自丙午始,停止各省鄉、會試及歲科試。尋諭各省學政,專司考校學堂事務。

隋、唐以來沿襲千餘年的科舉制度,終於廢絕,而以學校為替代。

二十九年,張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畢業,予以翰林升階,或分用較優官、外官。大學分科畢業,最優等作為進士出身,用翰林院編修、檢討。優等、中等均作為進士出身,分別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學預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最優等作為舉人,以內閣中書、知州用。優等、中等均作為舉人,以中書科中書、部司務、知縣、通判用。

如是則學校再不能專以造就翻譯輿軍事人才為主。於是乃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理論出現。

梁啟超擬京師大學章程:光緒二十四年。「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時張之洞為勸學篇,亦云:「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外篇會通。又兩湖經心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旣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光緒定國是詔亦謂:「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迂謬空疏之弊。」

一個國家,絕非可以一切捨棄其原來歷史文化、政教淵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濟事。況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綿歷四、五千年,更無從一旦捨棄以為自新之理。則當時除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更無比此再好的意見。惜乎當時已屆學絕道喪之際,根本就拿不出所謂「中學」來。學術之培養輿成熟,非短時間所能期望。學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後。而外患之侵逼日緊,內政之腐敗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對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變法圖強之根本義。

晚淸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運動,亦可分兩節。第一節是戊戌變法,第二節是辛亥革命。二者同為對於當前政治要求一種全部徹底之改革。惟前者戊戌變法。尚容許淸王室之存在。待淸王室輿滿洲部族以及一般舊官僚結合一氣,以阻礙此種改革之進行,於是乃有後者辛亥革命。續起,連淸王室一并推翻。

戊戌變政,又稱「百日變政」。這一個變政的生命,前後只有九十八天。四月庚戌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命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至八月丁亥,皇太后復垂簾訓政。

這一個變政之失敗,第一原因,在於他們當時依靠皇帝為變政之總發動,而這個皇帝,便根本不可靠。

光緒以四歲入宮,撫抱為帝,屈服長養於那拉氏孝欽慈禧太后,同治帝之生母。光緒帝之母為孝欽妹,以是得立。積威之下。長日跪起請安,守家人兒子禮惟謹,十六歲大婚,太后撤廉,然實權仍在其手。移海軍衙門費修建頤和園。戶部尚書閻敬銘節款千萬,備築京漢路,孝欽逼之辭職。太監李蓮英用事,海、陸軍將領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皆拜門下,稱受業。時稱「海底魚雷」、「開花彈子」,皆以鐵滓、泥沙代火藥。滿洲親貴,乃至宮中宦寺,皆知有太后,不知有皇帝。光緒又體弱多病,易動感情,而機警、嚴毅皆不足。在內廷讀康有為書如波蘭亡國記、突厥亡國記等,至於涕泗橫流。蓋一軟性富傷感而無經驗閱歷之青年,不足當旋乾轉坤之任。

第二原因,在於他們鼓動變法,一切超出政治常軌,而又並不是革命。

康有為系一工部主事,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即外務部、外交部之前身。行走,無權無位。此系四月事。六月命康有為督辦上海官報,康留京不出。

而以軍機四章京七月命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主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有為告德宗:「大臣守舊,當廣召小臣,破格擢用」,故有此命。居間傳遞消息。要以內面一個有虛位、無實權的皇帝,和外面一無名義、無權位的不相干人督辦上海官報的康有為。來指揮操縱全部政治之徹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

第三原因,由於一時政令太驟,主張「速變」、「全變」,而無一個按部就班切實推行之條理與方案。

梁啟超戊戌變政記新政詔書恭跋謂:「三月之間,所行新政,雖古之號稱哲王英君在位數十年者,其可記政績,尚不能及其一、二。」其實此等並非新政,更無所謂政績,僅是一紙詔書而已。時人或勸康有為:「今科舉旣廢,惟有盡力多設學校,逐求擴充,俟風氣漸變,再行一切新政。」有為弟有溥與人書,亦謂:「伯兄(有為)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但竭力廢八股、俾民智能開,則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願,力勸伯兄宜速拂衣,以感激知遇不忍言去。」康謂:「列強瓜分,即在目前,此路如何來得及?」故康氏上皇帝書謂:「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速變、全變,惟有革命。宋神宗、王荊公在熙寧時,尚不能速變、全變,淸德宗之強毅有力遠不如宋神宗,康有為之位望資歷遠不如王荊公,如何能速變、全變?康氏所以主張速變、全變者,以謂非此不足救亡。此等意見,亦仍與數十年前人一色。從前是祗為自強而變法,現在則只就救亡而變法,均是將變法降成一個手段,沒有能分淸觀點,就變法之本源處逐步走上軌道。「若不變法則亡國滅種之禍迫在眉睫」,此等語用以聳人聽聞,亦有流弊。若自己眞抱此等感覺,則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斷不能從容中道,變出一個規模來。正如百孔千瘡,內病未去,而遽希富強,其不能走上切實穩健之路,一也。此等意見,不外兩病:一則正面對於當時所以必需變法之本原理並無深切認識,又一則對於外面國際形勢亦複觀察不淸。郭嵩燾已言:「西人以通商為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剿。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盼間,又懸一富強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郭氏之言是矣。不謂再一轉盼間,「富強」之名又一變為「救亡」。昔之岌岌然謀富強者,今乃岌岌然曰救危亡。而於郭氏所謂「行之有本,積之有基」者,要之皆不理會也。時(戊戌秋)嚴複以召對稱旨,退草萬言書,略謂:「中國積弱,由於內治者十之七,由於外患者十之三。而天下洶洶,若專以外患為急,此所謂目論也。今日各國之勢,與古之戰國異。古之戰國務兼并,今之各國謹平權。百年以降,船械日新,軍興日費,量長校短,其各謀於攻守之術亦日精。兩軍交綏,雖至強之國,無萬全之算。勝負或異,死傷皆多。難端既構,累世相仇。是以各國重之。使中國一旦自強,則彼將隱銷其侮奪覬覦之心,而所求於我者,不過通商之利而已。是以徒以外患而論,則今之為治,尚易於古叔、季之世。易為而不能為,其故由於內治不修,積重難反。外患雖急,尚非吾病本之所在。大抵立國建群之道,一統無外之世,則以久安長治為要圓;分民分土、地醜德齊之時,則以富國強兵為切計。顧富強必待民之智勇,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爭競磨磐而後日進。今西國以舟車之利,闖然而破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且挾其千有餘年所爭競磨磐而得之智勇富強,以與我相角。使中國之民,一如西國,則見國勢傾危,方且相率自為,不必驚擾倉皇,而次第設施,自將有以救正。顧中國之民有所不能。民既不克自為,其事非倡之於上不可。然今日相時審勢,而思有所變革,則一行變甲,當先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設但支節為之,則不特徒勞無功,且所變不能久立。又況興作多端,動靡財力,使為而寡效,積久必致不支。」其言為大臣所嫉,格不達。大抵當時變法,牽一發,動全身。苟求全變,勢不能速。若使有統籌全域之君、相,慎思密慮,徐以圖之,庶乎有濟。而淸室諸帝,自咸豐以下皆非其人。咸豐二十歲卽位,三十一歲卒。同治八歲卽位,二十一歲卒。光緒四歲卽位,三十七歲卒。宣統三歲卽位,六歲遜國。卽以年齡言,皆不足擔此重任。同治時,東(同治之嫡母)西(同治之生母)太后垂簾聽政,繼續至光緒時。母后臨朝,更難濟此危局。以大臣言,智慮氣魄足以勝者惟一曾國藩,旣已老於兵旅封疆,未能對整個政局一展其抱負。李鴻章繼曾而起,智局氣量已不如曾,淸廷亦從未用之中樞,使有一統籌全域之機會。同、光以來,世稱軍機權重,然特領班王、大臣主其事,次者僅乃得參機務。樞臣入對,席次有定。後列者非特詢不得越言。後葉領以尊親,勢尤禁格。 然則曾、李縱人中央,仍不能有略展經綸之希望。相傳李曆聘歐淵,見德相俾斯麥,叩之曰:「為大臣者,欲為國家有所盡力,而廷臣群掣其肘,欲行其志,其道何由?」俾斯麥告以:「首在得君,得君既專,何事不可為?」李曰:「苟其君惑於眾口,居樞要、侍近習者,假威福而挾持大局,則如之何?」一俾氏良久曰:「大臣以至誠憂國,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與婦人女子共事,則無如何矣。」李默然。此可見當時李鴻章之苦悶也。事勢推蕩,遂使康有為以一局外之人,而來發動整個政局之改革,其事固必失敗。然就晚淸全部歷史進程而論,康氏此舉,不啻即為一種在野對於在朝之革命,戊戌政變乃成為辛亥革命之前驅。前後相隔,亦不過十三年之時間而已。光緒三十三年,于式枚奉命出使德國,充考察大臣。瀕行疏言:「日本維新之初,即宣言立憲之意。後十四年始發布開設國會之勅諭,二十年乃頒行憲法。蓋預備詳密遲慎如此。今橫議者自謂國民,聚眾者輒云團體。數年之中,內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預之想。豈容欲速等於取償,求治同於論價。」于氏此論,為政局常態而言,未嘗不是,然其時淸廷絕不足以言此。在上者圖變愈遲,在下者求變愈速。要求立憲之後一幕,自應為革命爆發也。

第四原因,由於當時政治上舊勢力尚相當濃厚,足以阻礙革新運動之進展。

滿洲親貴,與一輩舊官僚,依附於皇太后之下,而將皇帝之革新事業,全部推翻。政局驟變,不過一轉瞬之間而已。其時新黨諸人,謀欲劫脅太后,擁護皇帝親政。此等舉動,在當時情勢下,絕無成功希望。文悌告康有為,謂:「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淸於度外。」是時滿人反對變法之意態極鮮明。凡於變法下將失其地位之漢人,以及可以於反對變法下高升其地位之野心者,均依附於滿族政權之下。康等過激之態度,亦不為一輩中和者所同情。然反動勢力之抬頭,皇帝被幽,康、梁逃亡海外,戊戌六君子同日就戮,此等心理上之刺激,卻更催滿洲政權之覆滅輿革命之崛起。

緊隨著戊戌政變而來者,為庚子拳亂。

洪亮吉嘉慶四年上書,謂:「士大夫皆不務名節。幸有矯矯自好者,類皆惑於因果,遁入虛無,以蔬食為家規,以談禪為國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眾驚愚,駭人觀聽。亮吉前在內廷,執事曾告之曰:某等親王十人,施齋戒殺者已十居六、七。羊、豕、鵝、鴨皆不入門。及此回入都,而士大夫持齋戒殺,又十居六、七矣。深恐西晉祖尚元虛之習,複見於今。」蓋淸自乾嘉以下,世道日壞,學者惟有訓詁考據,不足以安心托命,禮樂已衰,方術將興。乃轉而逃於此。曾國藩在軍中,為聖哲書像記末附長論,亦為此種風氣發也。下之則為天理教、八卦教、白蓮教、紅燈教、上帝會之此仆彼起,上之則有朝廷親貴大臣,倚信拳民以排外,而釀成庚子之禍。淸代士大夫研佛學,其事亦起於乾、嘉之際。直至淸末,即如康有為、譚嗣同輩,皆讀佛書。此雖異於洪、曾所指摘,要之為一種風氣下演變而來,足以說明淸中葉以下思想界之空虛徬徨輿不安寧也。

庚子拳亂,雖挾有不少可笑的迷信,然其為中國上下不能忍受外侮壓迫之情感上之爆發則一。所以繼續於辛丑和議以下的,還是國內一片變法維法維新的呼聲。然而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還想掙扎其固有之地位。所以他們歡迎拳民而排拒新政。拳民排外不變法,於他們地位有利無害。

庚子、辛丑以後,國家危機日益暴露,而滿洲部族政權之權之意識,亦日益鮮明。因知國政已到不得不變之時,而一變則滿洲部族政治已往之地位,必先搖動也。於是滿洲貴族,遂蓄意造成一排漢之中央集權。光緒三十二年之內閣,滿七人,蒙一人,漢軍旗一人,漢四人。剛毅有言:「漢人強,滿洲亡。漢人疲,滿州肥。」滿族狹隘的部族觀念,旣自促其政權之崩潰,亦於國家前途,有莫大之損害也。及淸德宗與慈禧太后同日逝世,溥儀即位,醇親王載澧溥儀父。為攝政王監國監國,袁世凱被逐。李鴻章卒,以直隸總督及兼北洋大臣席薦袁,袁已隱然為當時漢大臣之領袖矣。載澧自統禁衛軍,而以其弟載洵主海軍、載濤為軍諮大臣。即參謀大臣也。相傳載澧辛丑議和赴德謝罪,德親王亨利告之曰:「攪握兵權,整頓武備,為皇族集權之第一著。」辛亥三月,新內閣成立,滿人九,內皇族五人,漢人四,滿、漢畛域益顯。

在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乃惟有革命爆發之一路。

辛亥革命之爆發,這是告訴我們,當時的中國,由政治領導改進社會之希望已斷絕,此乃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光緒帝、康有為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轉由社會領導來改進政治。前者犧牲較少,進趨較易;此即日本明治唯新所取之路徑。後者則犧牲大而進趨難。然而為兩百多年滿洲狹義的部族政權所橫梗,當時的中國,乃不得不出此途。

辛亥革命爆發,滿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狹義的部族政權已解體;然在此政權下所長養遺留的種種惡勢力,卻因舊政權之解體而潰決,有待於逐步收拾與逐步淸滌。另一面則社會民眾的力量,雖則已够有推翻舊政權之表現;而對於創建另一種理想的新政權之努力,則尚有待於逐步試驗與逐步磨練。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國民眾一種新的艱苦工作之開始,而非其完成。

舊政權解體後緊接著的現象,便是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轉見抬頭,而新力量無法加以統制。袁世凱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帝制自為,康有為又誤認此種狀態之意義而參加復辟。

政局在此幾度動盪中益增其阢隉,而舊的黑暗腐敗勢力益見猖獗。

此種舊的黑暗腐敗勢力之活動,大率以各省的軍權割據為因依。

辛亥以後的各省軍權割據,遠則導源於元、明以來行省制度之流弊。

行省制度起於元,而明、淸承襲之。此項制度之用意,在利於中央之管轄地方,而並不為地方政治之利於推進。若使地方政治能活潑推進,各地俱得欣欣向榮,則中國自來文化傳統,本為一大一統的國家,各地方決無生心離叛中央而不樂於推戴之理。故漢、唐盛時,皆無防制地方,存心集權中央之政策。漢末之州牧,乃在東漢王室已臻腐爛之後;而唐之藩鎭,則起於唐政府無限度之武力對外;皆非地方勢力無端反抗中央。宋代懲於唐末藩鎭割據之禍,乃始刻意集權中央。然行省制度則尚與中央集權不同。行省制實近似於一種變相的封建,乃是一種分權統禦制也。元人所謂「行中書省」,即是活動的中書省,即中樞政權之流動分佈。其意惟恐一個中央政權不足控馭此廣土眾民,乃專為蒙古狹義的部族政權而設此制度。明人不能徹底蕩滌,明太祖廢行中書省,而以布政使為各地行政長官,較元制遠為合理。惟惜行政區域之劃分仍依元舊,而其後複有巡撫、總督淩駕於布政使之上。淸代則有意利用。故明代督、撫尚非常設之官,而淸則各行省必設督、撫,而大體又必使滿族任之。故行省長官乃地方官之臨制者,而非地方官之領袖與代表。明、淸總督、巡撫皆帶「都禦史」街,以此,名義上雖以布政使為行省長官,而實際而權在督、撫。同時此等長官,皆偏重於軍事統治之性質。故其名曰「總督」、「巡撫」。此種制度在平時足以障礙地方政事之推進,而增加地方輿中央之隔閡;而待一旦中央政權削弱,各行省轉易成為反抗中央,分區割據之憑藉。

近則導源於洪、楊以後各省督、撫離心態度之演進。

淸代督、撫權任本重。洪、楊之亂,滿人為外省督、撫者,皆無力蕩平,於是不得不姑分一部分督、撫之權位與漢人。自是以來,外省督、撫,漸與中央異趨。晚淸中國各地之略略有新政端倪者,胥由一、二漢人為督、撫者主張之。庚子之變,東南各督、撫不奉朝命,相約保疆,超然事外;辛亥革命,各省宣佈獨立;皆此種離心態度之繼續演進也。

於是由淸末督、撫之變相,而有民國初年之督軍。

舊中央既倒覆,新中央又搖動,經過帝制、復辟兩事變,此輩乃生心割據。各地軍閥,紛紛四起。歷史無必然事變,若使袁世凱能忠心民國,中央政權漸臻穩定,則此等事態,亦可不起,其時全國各地軍隊之多,至少當逾二百萬以上。

光緒中葉,各省綠營、淸末存額尚四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二名。防軍光緒二十四年各省防軍、練軍總三十六萬餘人。兵額七十七萬,時已有以餉巨主裁減者。民國以來之軍隊,至少當超過淸末三倍。

不斷的兵變與內亂,遂為民國以來惟一最常見之事態。

或人統計民國十一年以前各地兵變,共達一百七十九次。分年計之,元年二十八次,二年四次,三年十三次,四年三次,五年二十四次,六年十七次,七年八次,八年七次,九年十九次,十年十一次,十一年四十五次,以省區分之:直隸九次,奉天三次,吉林六次,黑龍江六次,山東十五次,河南二十九次,江蘇十次,安徽十四次,江西十一次,湖北二十七次,湖南十一次,福建十六次,廣東八次,廣西一次,雲南二次,貴州一次,四川五次,陝西五次,甘肅、新疆各一次,山西五次,京兆四次,綏遠四次,川邊二次,察哈爾一次,阿而泰一次,惟浙江獨無。然自民十三年齊盧戰後,浙江亦非幹淨土。又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路透通訊員謂:「四川自民國以來,今方為第四百六十七次戰爭。」

而此輩軍閥之私生活,尤屬不堪言狀。

有一人而納姬妾四、五十人之多者。其私產業大抵無可訾省。其相與間關於軍事、政治問題之商決,皆於鴉片煙、麻雀牌之集合中進行之。因此非能沉酣於此種嫖賭生活之中者,即無法與彼輩相接觸。於是無論彼輩之自方乃至對方,官場習氣之腐敗,乃較遜淸猶遠過。

其時則全國無所謂中央,政治無所謂軌道,用人無所謂標準,各省地方官吏皆由各省自派,中央,不能過問。馬弁、流氓皆踞民上。財務無所謂公私。專就政治情態之腐敗黑暗而論,唐末、五代殆不過是。所異社會情形較不同。

民生極度憔悴之下,田租預徵至數十年之外,加稅名目至百餘種之多,惟有轉以從軍為出路。軍閥皆可以借外債,買軍火,而農民革命為不可能。

為掃蕩此種軍閥,與此種軍閥之相互噬搏。而國家民族之元氣大傷。

代表舊政權之最後惡態者,為此輩軍閥之腐化輿惡化。而代表新政權之最先雛形者,則為議會輿政黨之紛擾。

革命後之政治理論,厥為民主共和。於是創設國會,用以代表民意,制定憲法。又組織政黨以為議員競選之準備。然此等皆鈔襲歐美成法,於國內實情不合,因此不能眞實運用。各黨黨綱,旣無大差別,實則當國難嚴重,變動激劇之際,根本上便不能有兩套顯然相異的黨綱。又各黨背後皆無民眾為之基礎。中國政制,本求政府領導民眾,不能遽覬民眾操縱政府。淸政府以不能盡領導民眾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國以來之政治理論,忽變為民眾指導政府,於是政府躲卸其責任,民意亦無法表現,而變成兩頭落空。政黨旣不能有眞實之精神,國會與憲法徙為相聚而閧之題目與場合。

當時的政黨,似乎誤認分黨相爭為政治上最高的景象。其時殆不知所謂和衷共濟與舉國一致。

分黨相爭的勝負,不能取決於民眾,民眾無力來操縱他們的勝負。轉而各自乞援於軍人。如是則新舊兩潮流,匯為同趨。

一般黨員,則則憑藉党爭的美名,來公開無忌憚的爭權奪利。其時則有「黨棍」、「黨痞」、「吃党飯」諸名稱。有激而唱為「毀黨」、「造黨」之論者,要之仍以分黨相爭為政治無上境界也。

國家民族之元氣,又在此種紛擾中損傷了不少。

直到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再度北伐,而上述兩種情況軍閥與党爭。始見摧廓。以革命的武力來掃蕩軍閥,以一黨專政的理論來停止黨爭。

在此國家社會繼續震盪與不斷損傷中,過激思想亦逐步成長。

康有為的「速變、全變」兩語,可算是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標語。

同、光之際,所變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後,所變在法律政制。民國以來,則又有「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呼號與活動。

文化與歷史之特徵,曰「連綿」,曰「持續」。惟其連綿與持續,故以形成個性而見為不可移易。惟其有個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謂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輿歷史之生命與精神,皆由其民族所處特殊之環境、所遭特殊之問題、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績,而成一種特殊之機構。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於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機構中而自有其歷史性。所謂「歷史性」者,正謂其依事實上問題之繼續而演進。問題則依地域、人事種種實際情況而各異。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連綿的努力,與其特殊的創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眞革新,在能就其自有問題得新處決,辟新路徑。不管自身問題,強效他人創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種「假革命」,以與自己歷史文化生命無關,終不可久。中國辛亥革命,頗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於「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於成功,一部分由於以排滿為號召,此在我民族自身歷史中有生命、有淵源。至於民主共和之新政體,以理論言之,與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論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實際政情言之,一國政制,有其一國之軌道。即以王室而論,如英、如日,至今猶有王室。如德、如俄,當時王室亦存在。中國以滿族堅持其狹義的部族政權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將舊傳政制一切推翻。當時似誤認以為中國自秦以來,即自有王室以來,一切政制習慣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棄我故常之傳統,以追效他邦政制之為我所素不習者,此則當時一大錯也。即如考試與銓選,乃中國政制上傳襲甚久之一種客觀用人標準,民國以來亦棄去不惜。如是則民治未達,官方已壞,政局烏得不亂?政制旣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撐政制之理論,亦必相隨動搖,則一變而俱不能不變。而所以猶謂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問題,猶是我民族特有之問題,卻不能亦隨別人之政制與理論而俱變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後,而繼之有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之發動,亦勢之所必趨也。然而離題愈遠,失卻解決眞問題之癥結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號則有「禮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裡」、「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

社會革命則以組織工、農無產階級攘奪政權,創建蘇維埃政府為職志。

以上四步驟,最先為武備革命,牽涉範圍最狹。進一步則為政治革命,其對象始徧及政治之全部。又進一步則為文化革命,其對象又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中層讀書識字之智識分子。更進一步為社會革命,則其對象更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下層工、農大眾無產階級。又武備革命之呼號則曰「自強」,政治革命之呼號則曰「救亡」,文化革命則主推翻中國以往自己傳統文化、歷史教訓,而社會革命更進而主張推翻經濟組織,與相隨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態愈奮昂,其對象愈廣廓。而此四步驟,同可以康氏「變」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變、速變」之要求說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卻國家民族多少元氣與精力。

繼續此種國內政治之不安定,社會之無出路,而引起更嚴重的外患。其時歐西則以自己大戰而對我放鬆,日本則以獨收漁人之利而對我加緊。

自民國四年「五九」對日屈服,直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四省被佔,以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全國一致之對日抗戰。

在此艱钜的過程中,始終領導國人以建國之進向者,厥為孫中山先生所唱導之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主張全部的政治革新,與同、光以來僅知注重於軍備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自始卽採革命的態度,不與滿洲政府狹義的部族政權求妥協,此與光緒末葉康有為諸人所唱保皇變法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當前政治、社會各項污點、弱點,雖取革命的態度,而對中國已往自己文化傳統、歷史教訓,則主保持與發揚;此與主張全盤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

三民主義對國內不主階級鬪爭,不主一階級獨擅政權;對國際主遵經常外交手續,蘄向世界和平;此與主張國內農、工無產階級革命,國外參加第三國際世界革命集團者不同。

三民主義之革命過程,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仍主以政治領導社會;「軍政」所以推翻舊政權,「訓政」則以政治領導社會前進而培植新政權,「憲政」乃為社會新政權之正式成立。此與偏激的急速主義,專求運用社會力量來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光緒時,于式枚疏:「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維新」與「革命」之辨,正為一由政府領導社會,一由社會推翻政府。其犧牲之大小與收效之多寡,適成反比。惟惜淸政府不足語此。然革命要為萬不得已,政治苟上軌道,終必經此軍政、訓政、憲政之三步驟也。

可惜三民主義之眞意義與眞精神,一時未能為信從他的一般黨員所切實瞭解。此本孫中山先生自述「知難行易」。因此三民主義在建國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頓挫、不少歧趨。然而辛亥革命、民國十七年之北伐,以及當前之對日抗戰,全由三民主義之領導而發動。將來三民主義之充實與光輝,必為中華民國建國完成之惟一路向。

本節諸項,為中國全國國民內心共抱之蘄嚮,亦為中國全國國民當前乃至此後共負之責任。不久之將來,當以上項標題創寫於中國新史之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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