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政治上佔有地位的，一面是代表「王室」的外戚和宦官；另一面則是代表「政府」的新興與士族，便是當時之所謂「名士」。
士人在政治上佔有地位，自西漢武、宣以來，已逐步顯著，而到東漢益甚，這裡有幾層因緣。
一、朝廷帝王之極端提倡。
光武天鳳中至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其自身本為王莽時代之太學生，故在軍中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樊准語。其一朝功臣，亦多屬儒生。鄧禹為光武同學，寇恂、馮異、馬援、賈複、祭遵、耿弇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子明帝及其同母弟東平王蒼，皆深受儒學之陶冶。明帝為太子時，師桓榮，榮亦習尚書。止宿宮中五年，薦門人胡憲侍講，始得出入。永平二年臨辟雍，引師桓榮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講說，諸儒執經問難，園撟門聽講者萬數。章帝師張酺，酺亦習尚書，其祖先充，光武同學也。酺又師事桓榮。光武、明、章一家三代尚書之學，蓋深受王莽時代之影響。元和二年東巡，張酺為東郡太守進謁，先備弟子禮，使張酺講尚書一篇，然後再修君臣禮。當時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門、羽林之士，莫不受學。匈奴亦進子入學。朝廷對儒術之極端提倡，較之西漢遠過。
二、民間儒業之普遍發展。
陳留劉昆治易，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南陽洼丹傳易，王莽時，避世教授，徒眾數百人。樂安歐陽歙，八世為博士，傳尚書，光武時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數百人，征為大司徒。發覺在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諸生為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自繫求代死。書奏，歙已死獄中。贓罪至千餘萬，而為之求哀者尚多至千餘人，可見當時儒生在社會地位之崇高。濟陰曹操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樂安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山陽丁恭習公羊嚴氏舂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時為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北海甄宇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沛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後複客授江、淮間。以上桓榮見本傳、餘見後漢書儒林傳。晉陽劉茂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東郡索盧放以尚書教授千餘人，更始時、以敢言顯名。（見獨行傳。）趙翼陔餘業考有「兩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條，謂：「及東漢中業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錄者至千百人，由是學遍天下。」今以劉茂、劉昆、窪丹、索盧放之事觀之，可知民間學風，自西漢哀、平下迄王莽時已大盛，光武、明、章亦自受此等風氣之薰染也。其它又如范升、鄭興、（從劉歆讓講正左氏大義。）陳元、（父欽為王莽左氏師。）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鄭、賈學行數百年，為諸儒宗。）杜林、（從張竦受學。）衛宏，（從謝曼卿受毛詩。）此等皆東漢初年大儒，皆成學在王莽世。
三、博士弟子額之日益增添。
博士弟子武帝初設僅五十人；昭帝時百人；宣帝末二百人；元帝好儒，增至千人；成帝末至三千人，歲餘複如故。王莽秉政，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人，六經三十博士，弟子一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簷，雨不塗足，暑不暴首。
而尤要者則在當時之地方察舉以及公府征辟制。
地方察舉與公府徵辟，為東漢士人入仕之兩途。此兩制皆起於西漢。
兩漢的察舉制，大體可分為在先的「賢良」與後起的「孝廉」兩大項。
漢廷每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簡稱則曰「賢良」。其制初意，似仿戰國招賢，於世胄貲選外別開一格。高帝十一年詔「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即此詔最先之濫觴也。文帝十五年始親策試。此制無一定之斯限，所舉大抵為現任官，漢士頗慕應其選，一時號得人，如晁錯、董仲舒、嚴助、公孫弘，皆賢良也。漢詔又有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武元光五年。「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元封五年。「文學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陰陽災異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陽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與「賢良」歸入一類，皆為朝廷特意延訪此類人才也。「孝廉」為孝子廉吏之簡稱，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是為漢室令舉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詔：「朕深詔執事，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議不舉者罪。」可見舉孝、興廉，系屬兩事。乃由朝廷設意獎進此項風氣，與延訪人才諮詢政事之意各別。宣帝地節三年詔：「朕既並舉賢良方正，而俗化闕焉，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亦可證此議。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詔：「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於「孝廉」外複有「力田」一項。是年文十二年。並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蓋「孝廉」出於鄉官小吏，非有才學，恐不足以應天子之詔，故郡縣率不樂舉，而求應此選者亦少。宣帝黃龍元年詔：「舉廉吏，誠欲得其眞，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舉。」可見漢廷意在獎進小吏，而郡國乃以大吏充數。而當時舉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於此詔中體味得之。
至東漢初，則「茂材」、「孝廉」定為歲舉。
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草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按：詔中無孝，惟明帝時樊鰷上疏，已有「郡國舉孝簾，率取年少能報恩者」之語，則似孝、廉並舉，成為例事，明帝時已然。
循至歲以百數。
章帝建初元年詔：「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二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則知其時郡國察舉，頗已多弊。
嗣後「孝廉」遂為察舉惟一項目，遂至勒為定額。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小均，丁鴻、劉方上言，「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本為孝子、廉吏，此則「孝廉」特為貢舉之一目矣。四十萬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又繼之以限年，並別標行能，加以考試。
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不拘年齒。」按：至是則儒生、文吏、茂材、異行全與孝廉混並不分矣。又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則變薦舉為課試，與舉孝興廉原意全遠矣。蓋其先以茂材異能訪入才，以孝子廉吏獎風俗。及孝廉漸成例舉，郎官雖無員，亦自有限，郡國各舉孝廉一人，歲已二百許人。自是孝廉獨行，諸科漸廢。又社會文風日開，郡縣吏亦多彬彬儒雅，雖孝廉之選，其實無異於茂材，人競趨之，惟求出路耳，不問其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請托舞弊，而朝廷亦以種種條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於得孝廉也。限年之議始自尚書左雄，雖與舉孝興廉原意不合，亦整頓選法之不獲已也。
逐步漸近於後世之科舉。
當時反對者有黃瓊、胡廣、崔瑗等。然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號為得人。其後黃瓊為尚書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至是則前漢賢良、孝廉兩專案，已同歸入歲舉中，而不過統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項制度之演進，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獎拔人才，鼓舞風氣；一面使全國各郡縣常得平均參加中央政局，對大一統政府之維繫，尤為有效。而更要的，則在朝廷用人，漸漸走上一個客觀的標準，使政府性質確然超出乎王室私關係之上而獨立。
與察舉制相輔並行的尚有征辟制。
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東漢公卿尤以辟士為高。
選舉多循資格，辟召則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當時尤以辟召為榮。崔實政論北堂書鈔六十八引。謂：「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崔語止此。於是名士養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黃瓊，四府並命如陳紀者。以外戚秉權者曰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並外朝三公稱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聞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設壇席，待若神明。」李固語。陳寔少從樊英遊。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鄭康成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制度，使在野的聲名，隱然有以淩駕於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挾此自重，以與王室相頡頑。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東漢及兩宋為然。戰國列強紛爭，事當別論。秦漢創建大一統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眾遠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勢力取消，民間起布衣為公卿，朝進暮退；所由得與數百年遞襌之王室為抗衡者，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為門第，東漢、兩宋為士風，元、明、淸三代，皆汲宋儒遺脈，而所得淺深不同。
自有此項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佔有其地位。
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之表現，最先則為一種「淸議」。
此種淸議之力量，影響及於郡國之察舉與中央之徵辟，隱隱操握到士人進退之標準。
東漢自光武、明、章，雖云崇獎儒業，然光武勤治，明帝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明帝永平七年，以東海相宗均為尚書令，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淸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章帝時，陳寵上疏，建初元年。主改前世苛俗。第五倫上疏，建初二年。亦謂光武「承王莽後，加嚴猛為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王充論衡亦極辨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之非。程材篇。稍後郡國察舉，淅移趨向。言事者謂郡國貢舉不以功次，功次即朝廷法令標準也。養虛名者名卽社會淸議之所歸許也。累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韋彪議曰：「國以賢為本，賢以孝為行。按：彪傳謂其「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建武末，舉孝廉」。彼謂「賢以孝為行」，直將西漢求賢一路并入獎孝之中，東漢「孝廉」獨盛，「賢良」浙廢，亦此等議論有以助成之也。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煉之吏，治心近薄。故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純以閥閱取。」史記：「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閥閱即吏治成績也。韋彪此事在建初七年。自是以往，東漢士風，競以名行相高，而郡國之察舉，中央之徵辟，亦隨一時淸議為轉移，直至東漢末葉，此風弗衰。
而淸議勢力之成熟，尤其由於太學生之羣聚京師。
東漢自明帝雖宏獎儒教，然至安帝而儒風寖衰。其時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玩，學舍頹敝。順帝更修黌舍，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至桓帝時太學生三萬人。然漢武立五經博士，本為通經致用。至宣帝時，博士之學已漸流於「章句」。漢初治經，有「訓詁」，而無「章句」，學者常兼通，務求大義。「章句」之興，始於小夏侯（建）尚書。自有章句，乃有分經專治之「家法」。家法之起已晚，若早各恪守家法，則歐陽尚書之傳統下何來有大、小夏侯？至東漢而益甚，此即所謂今文學「家法」也。西漢所謂「古文」，如史記言「詩書古文」之類，蓋通指五經，以別於後起之「百家言」，故謂之「古文」，其意猶云「舊書」也。劉飲爭立古文尚書、毛詩、左傳、逸禮諸經，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其為古文舊書，皆有征驗。」此亦爭其同，非故翹其異。正以非古文舊書，（即為後起「百家言」。）即不得在朝廷立博土。故劉歆言此諸書亦皆古文可征驗也。迨王莽敗，光武興，劉歆所爭立諸經仍罷博士不立，於是乃指遵朝廷功令守博士家法者（即當時所立十四博士）為「今學」，而以自相傳習、兼治未立博士諸經者（即劉歆所爭諸種）為「古學」。故今學皆有「家法」，守朝廷博士章句，古學則多云「不守章句」也。此兩漢「今、古學」眞分別，淸儒張惶其說而多誤。章句繁瑣比傳，殊不足以饜賢俊之望，故博士至於倚席不講，學者或自遍謁名師，會通羣經，治求大義，如馬融、鄭玄輩，則所謂「古文家」也。「古文家」之為學，大體上欲複反宣帝以前舊門路，即務兼通、求大義是也。馬、鄭則再從此工夫下創為新章句，以簡當易舊章句之繁瑣比傳。然大多數居京師，目系世事之黑暗污濁，轉移其興趣於政治、社會實際問題，放言高論，則為淸議。
此輩太學生與朝廷大臣聲氣相通。
桓帝時，太學諸生三萬餘人，而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揩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無不俊秀王叔茂。暢。」按：東漢行察舉、征辟之制，故重人倫品鑒，如「天下楷模」、「不畏強禦」等語，皆襲當時品藻人物之格套也。
其言論意氣，往往足以轉移實際政治之推移。
苻融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得通謁者稱為「登龍門」。膺每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按：史亦稱林宗：「善談論，美音制。」既尚人物品藻，又學者羣集，不亊編簡，則必因而尚談論。既尚談論，必牽連及於考究談吐之音節，又牽連而及於體貌之修飾。如李固，已見識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俯仰，從容冶步」為後來曹植、何晏輩之先聳。如是則譏評政俗之淸議失敗後，極易轉而為玄虛之淸談。蓋一為積極，一為消極，其它全相似也。如孔融父孔公緒，即以「淸談高論，噓枯吹生」見稱。（鄭太傳。）而青州剌史焦和，亦見稱為「能淸談」。（臧洪傳。）其它如馬融、崔璦之徒，亦開魏晉王衍一流之奢風。大抵三國以下人物風流，全已於東漢啟之。其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才智，臥詑養疾，洛中士大夫，承聲坐門，猶不得見。三公辟召，輒以詢訪，隨其臧否以為予奪。融到太學，並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今按：苻融、郭泰之與晉、黃兩人，雖智愚、賢不肖有別，其以名士傾動天下，上足以與朝廷之祿位相抗衡，則一也。大抵東漢至桓、靈之際，朝廷祿位已不如處七虛聲，社舍重心在下不在上，此亦自秦統一以來世運一大轉變也。
朝廷有大議，例亦得預。
桓帝時，永壽三年。或言改鑄大錢，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議云云。是其時太學生得與議朝政，乃與前漢博士同。
因此淸議在當時政治下有其不可侮之勢力，從此促成黨錮之獄。
黨錮由於朝士與宦官之衝突，而在黨錮獄以前，朝士與外戚衝突早已迴圈發生過好幾次。
外戚依附於王室，外朝士人地位不親接，正議徒招禍殃。往往一帝即位，必袒外戚誅鋤朝士。逮朝士喪氣，外戚益橫，而舊帝崩，新帝立，與舊帝之外戚關係轉疏，乃自謀之宦官。此幾為東漢前半段政治上一種迴圈狀態。如和帝時有郅壽、樂恢、皆以疏彈竇憲致死。袁安、任隗、韓棱、丁鴻、何敞、張酺。皆以劾竇氏得罪。惟班固、傅毅党竇氏。安帝時有杜根、以上書請鄧太后還政，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載出城外得蘇，逃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後鄧氏廢，杜根始起用。楊震、翟酺、陳忠。皆諫楊氏擅權，不納，楊震為之自殺。順帝時有張綱、朱穆、皇甫規、皆諫梁氏擅權。陳蕃、延篤。以殺梁冀賓客遷免。惟馬融為冀作表，崔瑗亦党冀。此等皆不畏強禦，耿耿忠直，以正氣大義與黑喑勢力相鬪爭，雖屢受摧挫，然士人勢力之逐步成長，實胥賴之，當時士大夫自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精神，亦不可純由外面事態說之也。
及宦官勢盛，朝士爭彈物件，乃始轉向。
順帝時，孫程等徙遠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朝廷非程等豈立？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議」，倀遂諫止之。時稱「五經縱橫周宣光」，周亦名儒。自此以前，朝士尚有袒宦官者。及梁冀敗，宦官勢盛，朝士鋒芒，乃轉向宦官。
惟東漢宦官勢力，不僅盤踞內廷，其子弟親黨布散州郡，亦得夤緣察舉，進身仕宦。李固順帝陽嘉初對：「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以其秉威權，容請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托謙默，不幹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
從此遞相擎引，根枝纏結，日益繁滋。故士族淸流與宦人衝突，不限於中央而遍及州郡。
如濟北相滕延，捕殺侯覽、段珪賓客，征詣廷尉免。左悺兄滕為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即棄官歸。唐衡兄珪為京兆尹，將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此均在桓帝延熹三年。
而中朝、外朝之別，又使宦官與外戚同樣得蔭附王室，為外朝權法所不及。
太尉楊秉奏誅侯參，覽兄。並奏免覽官。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禦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秉以「申屠嘉召詰鄧通」為對，桓帝不得已，為免覽官。然此乃西漢文帝時故事，東漢自光武改制，公府外職，固不得問內廷事，帝自為優容也。又按：楊秉此次劾奏宦官仕人及子弟為外官貪淫者，刺史、郡守以下凡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可見當時宦官之惡遍天下矣。
因此宦官之勢，乃非外朝士人之力所能摧陷廓淸，名士不得不內結外戚，如陳蕃之與竇武，袁紹之與何進。而外戚到底亦為一種腐敗的因襲體，名士遂終與之兩敗。
竇武傳謂武：「在位，多辟名士，淸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此特見竇武之與名士相結納耳。而陳蕃傳則記王甫讓蕃語，謂，「先帝桓。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公為棟樑，枉撓阿黨。」此可見竇家仍不脫外戚腐敗氣味。恐所言非盡無據。陳薦處士徐稚、姜弘、李曇、魏桓，皆不至。韋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是其時王室腐敗已極，固非朝士所能彌縫。至何進不可依恃，更屬一時共知。
且名士對付宦官，態度亦自有過激處。
桓帝延熹八年，李膺複拜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畏罪，逃匿讓家合柱中。膺率吏破柱取朔殺之。桓帝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此下遂有第一次之黨錮獄。事在延熹九年，張成以方技交通宦官，推占有赦令，教其子殺人，果遇赦，李膺竟殺之。成弟子牢脩誣告膺養太學遊士，交結生徒，誹訕朝廷。此兩事一則未請先誅、一則遇赦仍殺，於膺皆不為無失之過激也。此為宦官與名±直接衝突之頭銳化。蓋至此名士已成團體，與以前零零碎碎出頭反對外戚者不同。而宦官亦借部黨之名，部党始於甘陵南、北部。桓帝師甘陵周福為尚書，而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郷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而黨人之議自此始。牽連逮捕至二百餘人。翌年，以竇武等表請赦歸，猶禁錮終身。靈帝即位，竇武、陳蕃謀殺宦官不成，此為外戚與名士同謀宦官之第一次。轉為曹節、王甫所殺。事在建寧元年，去第一次黨錮獄三年。翌年，建寧二年。遂有第二次黨錮之獄。事始山陽東部督郵張儉，舉劾中常侍侯覽，上書，為覽遮截，卒不得上。儉行部逢覽母，呵不避路，競使吏卒收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屍道路；伐其園宅，雞犬無狳。張儉此事更為非理。靈帝以儉郡吏，不先請擅殺無辜，詔收儉。儉亡命，逃竄，所經歷皆伏誅。遂並捕前党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附從者錮及五族。建寧四年，又捕太學諸生千餘人，并詔党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直至黃巾賊起，始得赦。在中平元年。又五年，中平六年。何進與袁紹等謀盡誅宦官，而董卓人京。此為外戚與名士同謀宦官之第二次，而漢亦亡矣。
而漢代上下用法，本亦有過酷之弊。
漢襲秦舊，用法太嚴，以殊死為輕典，獄吏以深竟黨與為能事。西漢時，義縱為定襄太守，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此雖極端之例，可見漢代刑法之一斑矣。故成瑨為南陽太守，宛富賈張汎倚恃後宮中官之勢，功曹岑晊等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此較之張儉之誅侯覽一家，同為慘酷非人道。在當時不自知也。在名士正義一面者如此，在宦官惡勢力一面者可想。故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者數十家，至於宗親殲殄，郡縣殘破。西漢亦每輕用族誅，如晁錯、主父偃、郭解諸人皆是。雙方相激相蕩，皆受用法不平之禍也。又按：東漢刑訊之酷，亦可駭人。獨行傳載楚王英坐反誅，其所疏天下名士，有會稽太守尹興，乃征詣廷尉獄。其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吏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拷。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惟續、宏、勳拷掠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又，戴就仕郡倉曹掾，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遺部從事按之，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拷掠，五毒慘至。又燒斧使就挾於肘腋。每上彭考，肉焦毀墮地，掇而食之。又令臥覆船下，以馬矢薰之，一夜二日不死。又複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迄明公浮之誣，乃舍之。崔寔政論猶病漢治之寬，豈為知病者？其後曹操父子頗欲以法治革漢弊，竟不永祚。及東晉以下，刑典始寬。就唐、宋言，則唐重而宋輕，大體視士權之消長為進退。
積此數因，造成慘毒的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黑暗腐敗的漢王室，終於傾覆，依附於王室的外戚與宦官，亦同歸於盡。而名士勢力到底還可存在，便成此後之門第。大一統政府不能再建，因無共戴之王室。遂成士族多頭之局面。
士人在政治社會上勢力之表現，「淸議」之外，更要的則為「門第」。
門第在東漢時已漸形成。
第一是因學術環境之不普遍，學術授受有限，往往限於少數私家，而有所謂「累世經學」。
其最著者莫如孔子一家之後，自伯魚、子思以下，再五世孔順為魏相。順子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漢惠時博士，為長沙太傅。襄孫武及安國。武子延年。安國、延年皆武帝時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延年子霸，昭帝時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霸子光，曆成、哀、平三帝，官至御史大夬、丞相。自霸至七世孫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安國後亦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有名。其次西漢大儒伏生，世傳經學，曆兩漢四百年。詳東漢伏湛傳。又次如東漢桓氏，自桓榮以下，一家三代為五帝師。榮授明帝，郁授章、和，焉授安、順，又焉兄孫彬，亦有名。
經學旣為入仕之條件，於是又有所謂「累世公卿」。
累世公卿亦始西漢。如韋、平再世宰相，韋賢、玄成，父子相宣、元。平當、平宴，亦父子相繼。于氏為兩世三公，父定國為丞相，其子永為御史大夫。時為僅事。東漢則有四世三公者為楊氏，楊震為太尉，子秉、子賜（司徒）、子彪凡四世皆為三公。又四世五公者為袁氏，袁安為司空，又為司徒，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逢弟隗，四世五公，比楊氏更多一公。氏族之盛，西漢較之蔑如矣。
「累世經學」與「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傳襲的勢力，積久遂成門第。
門第造成之另一原因，則由於察舉制度之舞弊。
地方察舉權任太守，無客觀的標準，因此亦於營私。一面是權門請托，一面是故舊報恩。兩者遞為因果，使天下仕途，漸漸走入一個特殊階級的手裹去。
明帝中元二年詔，已云：「選舉不實，權門請托。」樊鯈上言，則謂：「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棄廢。」順帝時，河南尹田歆謂：「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遂舉种暠。風俗通記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大子名舊，小子髡，到謂郡吏曰：「太守與遼叔同歲，幸來臨郡，當舉其子。如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主簿柳對曰：「舊不如髡。」世公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竟舉舊。世公轉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弟琰幸已成人。是歲舉琰，明年複舉瓚。瓚十四未可見眾，常稱病，到十八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禦，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此一事尤可見當時察舉情況也。
及門第勢力已成，遂變成變相的貴族。自東漢統一政府傾覆，遂變成變相之封建。長期的分崩離析，而中國史開始走上衰運。
東漢士大夫風習，為後世所推美。他們實有儘多優點。但細為分析，似乎東漢士大夫常見的幾許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間都和當時的察舉制度有關係。
一、久喪。此為孝行。西漢重孝，尚少行三年喪者。東漢則「謂他人父」，對舉主、故將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喪有加倍服孝者。
三年之喪，自西漢中葉始漸推行。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錶，益封萬戶。原渉父死，行喪塚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薛宣後母死，弟修為臨淄令，去官持服。宣為丞相，謂弟：「三年服少能行者。」兄弟相駁，修遂竟服。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平帝時，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見此制始重，已在西漢末年。東漢則行喪三年為常事，甚有加倍服喪者。光武子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甚至有行服二十餘年者。青州民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郷裡稱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陳蕃致其罪。孔融殺父死墓哭不哀者。其變乃有阮藉臨喪食肉，上與戴良同風。（見範書逸民溥。）
二、讓爵。父有髙爵，長子應襲，逃避不受，以讓其弟。
此亦始始西漢，韋賢卒，子玄成讓爵於庶兄弘。宣帝高其節，許之。東漢更多見。如鄧彪、劉愷、桓郁、丁鴻、郭賀、徐衡，皆是。蓋時重孝廉，讓爵、推財，則孝與廉兼盡矣，故人爭慕為之。然讓者固髙，受者斯卑。臨深為峻，以人之汚，形己之潔，實非平道。范蔚宗丁鴻傳論已識之。
三、推財。兄弟異財析居，推多取少。讓爵、推財，同為推孝以及弟也。
其人如薛包、建光（安）中，征拜侍中，稱疾，賜告歸，蓋恬退人也。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曰：「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婦信充，置酒宴客。充乃跪白母，遺斥其妻。延平（殤）時，詔舉隱士大懦，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為博士。充以異析為不義，何不開譬其妻？妻設不淑，亦小當偽許，借斥妻而博高名，似非中和之道。而故相反者有許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末顯，欲令成名，於是分財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白其事，所理產增三倍，悉以推二弟。今按：許武之為弟謀，賢矣；然當時自為謀而推財讓產者，當亦不乏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讓親屬，則與讓爵、推財，迹異心同。
如劉矩、以叔父叔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辭，拜議郎；矩乃舉孝廉。魯恭，亦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讬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皆與讓爵、推財，迹異心同也。至其他卻聘為高者，不勝具舉。
五、報仇。家庭有仇怨，奮身圖報，此亦孝弟之激發也。
其事如崔瑗、兄為人害，手刃報仇，亡去。魏朗、兄為人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蘇不韋父謙為司隸校尉李暠按罪死獄中。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暠寢室，值暠如廁，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暠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貴族階級相互有隙，不得直於法庭，則以私鬪決之。墨家非禮亦非鬪，儒家重禮故不非鬪，故荀子謂：「狗、彘尚有鬪。」然至秦漢以下，自可訴於官，不理於官而輒自讐殺，此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報仇。朋友有仇怨，亦許身代報，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其事如何容、友有父讐未報，將死，泣訴於容，容即為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郅惲惲友父仇未報，病將死，對惲欷歔。惲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友；友見而氣絕。等。禮有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許友。以死許友，即指借交報仇也。
七、報恩。此皆故吏對舉主，弟子對業師，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擴也。此又分兩類。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負斧鑕上書，請收固屍。杜喬故掾楊匡、喬被戮、匡守護其屍不去。第五種門下掾孫斌、種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斌知種往必遇害，格殺送吏，與種俱逃。劉瓆郡吏王充，瓆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充為瓆郡吏，送喪運，終畢三年乃歸。劉君吏公孫瓚；詳下。而廉范之於鄧融，尤為壯烈。隴西太守鄧融，在職不稱，廉范為功曹，知其必獲罪，乃謝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為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異常，融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也。」融系出困病，范隨養視；及死，終不自言，身將車送喪至南陽，莽畢而去。今按：廉范尚在東漢早年。又前如沛人趙孝、彭城人劉平、北海淳于人淳于恭，此等皆在王莽時，信古而陷於愚，勵誠而幾於偽，正與王莽上下相應。此等立節敦行之風，蓋自王莽世已然，並不為受光武提俱。光武實亦自受當時風氣之影響也。自此演而愈烈，如廉范事僅難能，然終似非正辦。
如李恂、樂恢為郡將，荀爽為舉主，袁逢舉爽，不應。逢卒，為服喪三年。侯苞、馮胄為業師等。並有棄官行喪者。如吳匡、風俗通：「弘農太守吳匡，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亊；而猥顧私恩，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若此類者非一。傅燮、桓典等。又崔寔以期喪去官。荀攸祖父曇卒，故吏求守墓，推問乃殺人亡命。
八、淸節。一介不取，准財與人。東漢重廉吏，社會亦尚廉節。
如廉范、父客死於蜀，范年十五，人蜀迎喪。其父故吏太守張目資送，不受；船觸石破沒幾死，穆追送前資，竟不受。范家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奉仲遺命以田歸範。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與之。今按：范自守甚高，然推田與毛，似屬矯情，並非愛人以德也。肅宗崩，范奔赴。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曰：「當是廉叔度。」 麟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此見當時風尚已成，故人盡勉為而不自覺。種暠、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以賑鄉里貧者，遂知名。范冉。受業於樊英、馬融。史稱：「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看姊病，妹設食，冉留錢二百。此等良可詫笑。袁奉高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為可貴矣。
其他高節異行不勝舉。大體論之，則東漢士風，亦自有其缺點：
一則在於過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過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種種流弊也。過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兩端言之：一則道德乃人人普遍所應有，並非可以爭高鬪勝。道德乃起碼條件，非終極標準，人不應不道德，（此乃消極的嚴重性。）卻不能定要比人更道德。（積極的便成不自然性。）若專以道德來分別人高下，便造成社會上種種過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為，而其弊且導人入於虛偽。宋蘇軾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是也。二則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種可循之軌轍。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於重形式虛名而忽略了內容與實際。將軍死綏，亦是一種道德。若過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則往往可以軍隊尚未徹底敗北，而早圖從容自殺，忘了最後的反鬪。漢士人名列黨錮，束手就縛，自覺心安理得，亦是同樣心理。
二則東漢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狹。
他們似乎只注重個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和國家。西漢儒生頌莽功德，要求漢室讓位，從君臣私人的友誼論為不道德，從對社會、國家全體論，未見其為不道德。即如王莽、劉歆，後人皆以不道德目之，皆受東漢人影響也。「孝」與「廉」為東漢士人道德之大節目，然此二者全屬個人和家庭的，非國家和社會的。廉只是消極的。為吏不可不廉，不能僅廉而止。不孝、不廉固然不夠做人和從政的標準，然只是孝、廉，亦不夠得做人和從政的條件。
因東漢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實的效果，所以名士勢力日大，而終不能剷除宦官的惡勢力。及袁紹盡誅宦官，而事已潰爛，不可收拾。
因東漢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傾覆後，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晉以下之衰運。
然東漢士人正還有一種共遵的道德，有一種足令後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雖傾，天下雖亂，而他們到底做了中流砥柱，個別的保存了他們門第的勢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