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下，自周貞定王二年，即魯悼西元年始。迄於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告成，其間共二百四十六年，後世目為「戰國時期」。
本時期的歷史記載，因秦廷焚書，全部毀滅。西漢中葉司馬遷為史記，已苦無憑。
史記六國表自序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其後詩、書複見。此以流布民間，故雖經秦火而未絕，春秋及左傳等皆倖存。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此云「藏周室」者，乃以偏概全之辭，當時各國史記各藏其國之政府，而民間無流傳，故一火而滅也。獨有秦記，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采者。余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按，史公本秦記表六國時事，本屬不得已。惟秦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此亦史記語。其時秦與東方各國交涉既疏，故秦記載東方事必略而不免於多誤。今六國表於秦孝公前幾於無事可載者以此。至宋司馬光為通鑒，托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自左傳終至通鑒始，中間缺去六十四年，無詳確之編年史。又通鑒雖托始周威烈二十三年，而記載殊疏略，至周顯王三十五年魏、齊會徐州相王之歲。以下，記載始可得而詳。故顧炎武日知錄謂此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為之茫昧也。
晉代太康時。於汲縣古塚當時考知系魏襄王塚。發見竹書，共七十五車。內有紀年十五篇，實為未經秦火以前東方僅存之編年史，惟後亦散失。今世流傳之竹書紀年，乃宋後蒐輯之本，多有改亂。
因此本時期史事，較之上期，春秋時代。有些處轉有不淸楚之感。著者曾據紀年佚文，校訂史記六國表，增改詳定不下一、二百處，因是戰國史事又大體可說。惟頗有與史記相異處。一切論證，誶所著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此下論戰國大勢，即據此書立論，故與舊說頗不同。讀者欲究其詳，當參讀該書也。
大略言之，本時期歷史，又可分為前、後兩期。
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國家之衰滅。
此承春秋晚期大夫專政之局面而來。晉分為三家，魏、韓、趙。齊篡於田氏，田氏本陳公子，因亂奔齊，「田」、「陳」同音之轉。魯則三桓強於國內，公室僅如小侯。衛勢日削，自貶其號曰侯。吳滅於越，陳、蔡滅於楚，鄭滅於韓、史記所譜春秋十二諸侯，能繼續保持其重要地位者惟楚、秦二國而已。越、宋雖存，於戰國全時期不甚重要。大抵春秋宗法封建國家之文化，最高者為魯、衛兩國，魯得周室大量文物之分封，衛則承襲殷商舊都之流風餘韻。故詩經所收十五國風，以邶、鄘、衛為盛。河北之衛雖為狄破而遷河南，惟文化依然可觀。故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又曰：「衛多君子。」孔子出亡在外十四年，大半淹留在衛國。其次為齊，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弟子，魯、衛最多，次則齊人。又其次為晉。故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孔門弟子，晉籍甚少，孔子亦未過其境。秦、楚則自始卽以蠻夷見於諸夏。春秋時期羣目楚人為蠻夷，以楚主武力兼并最烈，與諸夏宗法封建勢力根本相衝突也。及戰國中期以後，羣目秦人為夷翟，而再不見斥楚為蠻夷者，因其時抱兼并野心者乃秦，而楚人則久與東方諸國聯盟一體也。可見當時所指斥為夷翟者，並非就種族血統立說。魯、衛以文化維持當時宗法封建國家之傳統尊嚴，齊、晉則以武力維持當時宗法封建國家之傳統地位。楚、秦則代表相反對之一種勢力也。諸國中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愈深者，其改進愈難，故魯、衛遂至積弱不振。其受封建傳統文化束縛較淺者，其改進較易，故齊、晉相繼稱霸於春秋，亦不能如魯、衛之久保其君位之傳統，而見篡於大夫；而經君統篡弒以後，更得急速改變其國家之內部組織，自宗法封建國家激轉而為新軍國，秦、楚則以受封建傳統文化之薰陶更淺，故其國家可以不經內部君統篡易而亦追隨改進為新軍國焉。
最要的是齊、晉兩國之君統篡易，維持春秋以來二百數十年封建文化之霸業，遂以中歇。「諸夏親昵，尊王攘夷」之後面，有一姬、姜宗姓之觀念。及晉、齊篡奪後，此觀念遂不復有。
諸夏和平聯盟之鎖鏈已斷，各國遂爭趨於轉換成一個新軍國，俾可於列國鬪爭之新局面下自求生存。
此一時期中，春秋城郭聯盟之舊國際形勢已破壞，以後軍國鬪爭之新形勢未完成，在中間成為一個過渡時期。卽是春秋末以迄於魏武侯卒年，周烈王五年。凡共九十年。前一段亦可說是越國的稱霸期；春秋末乃至戰國初之吳、越稱霸，卽是「霸政時期」之尾聲，「軍國時期」之先兆，而為其間之過度也。後一段則是三晉分立，魏國漸盛期。
第二期是新軍國成立以後之相互鬪爭時期。
此時期又可分為四期：第一期是梁惠王稱霸時期，魏之全盛期，自惠王遷大樑，魏亦稱梁。亦可說是梁、齊爭強時期。
此期自梁惠王元年至齊、魏徐州相王，凡三十七年。
魏承文侯、武侯長時期之國內建設，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父子前後共七十六年，文侯自正式稱侯（在第二十二年。）以來，亦已五十四年。史記誤短二十二年。任用李克、吳起諸人，成為戰國以後第一個簇新的新軍國。其後吳起入楚、商鞅入秦，皆承襲魏國已成規模而變法。地處中原，又為四戰衝要之區。魏初居安邑，文侯都在鄴；武侯則都魏縣；惠王即位，遷大樑。自謂承襲晉國，開始第一個起來圖覇；遷都大樑以爭形勢。此在梁惠王早年，史記誤謂在梁惠王晚年，畏秦而避。其時舊的國際形態已變動，新的國際形態未完成，各國皆遷都以爭形勢。如趙則自晉陽遷中牟，（此中牟在河北。）又遷邯鄲，志滅中山以抗齊、燕。韓則自平遷陽瞿，又遷新鄭，意在包汝、穎以抑楚、魏。秦孝公自雍遷咸陽，以便東侵。宋亦自歸德遷彭城，以承越之衰而圖泗上諸小國，皆是也。次謀統一三晉，恢復春秋時代晉國之全盛地位。不幸伐趙、伐韓、皆為齊乘其後。粱惠王初起即攻趙，圍邯鄲三年，拔之。韓則懾於梁威而相從。齊乘其弊，敗魏桂陵，秦亦乘間取梁河西地。粱不得不仍歸趙邯鄲以和。此為梁國圖霸初次所受之挫折。其後韓亦不復服梁，梁遂伐韓，為再謀統一三晉之奮鬪。五戰五勝，韓幾不國，而齊又徐起乘其弊，敗粱馬陵。梁之霸業再挫。梁既再敗於齊，乃於齊會徐州相王。史記誤以為是襄王時。平分霸業。當時惟楚自春秋以來已稱王，梁亦先自稱王，至是乃與齊互稱，為國際相王之開端。自是各國相繼稱王，共凡九國，卽梁、齊、楚、秦、宋、韓、趙、難、中山是也。
第二期是齊威、宣、湣三世繼梁稱霸期，齊之全盛期。亦可說是齊、秦爭強時期。此期自齊、魏相王下迄齊滅宋，凡四十八年。
齊自田和纂位稱侯，後魏文侯四十年。傳兩世，侯剡與桓公。史記漏田和以前悼子，及田和以後侯剡，凡兩世。故六國表齊年亦多誤。至威王，兩敗梁國，桂陵與馬陵。遂繼梁惠而稱王。史記誤以為在宣王世。其子宣王繼之，國勢大盛。而其時秦亦漸強，秦孝公用商鞅變法，至子惠王亦稱王，後齊、梁相王九年。用張儀，專務離間梁、楚以孤齊。時梁尚強，惠施為相，主與齊和，梁、齊聯和則可以弭兵息爭。惠王誤信張儀。折而入秦，欲減西顧之慮，東向報齊。又齊、楚方睦，張儀兩使楚，楚懷王亦誤信儀，絕齊入秦。此當時外交上形勢也。史記誤謂在張儀前有蘇秦合縱，並謂蘇秦合縱以趙為盟主。趙武靈稱王最在後，其時為趙肅侯，尚未稱王，無為盟主資格。又其時大國有九，若東方合縱，應有八國，不應預先排除以後先亡之宋、中山二國。盂子僅言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以兩人更迭為秦、梁二國相，在國際形勢上足以引起變動也。蘇秦僅為燕往來奔走於齊，無牽動國際力量。於是漸漸造成秦、齊勢力均衡之局面。秦昭王約齊湣王稱東、西帝，其事未果，正猶梁約齊稱王，皆畏齊，不敢一國獨稱也。而齊則志在北進侵燕，南進侵宋以自廣。齊為第一等強國，故積極的主侵略。齊宣王告盂子「有大欲，欲並諸侯一天下」是也。（齊宣王伐燕，史記誤以為齊湣王。）秦次於齊，故僅在外交上用手段孤削齊勢。其時若燕、趙欲合縱，當合縱對齊，用不著合縱對秦。至蘇秦時梁勢尚強於齊，故知蘇、張縱橫乃此後策士偽造，非常當時情實。至齊湣王滅宋，國際均勢破裂，此下遂起大變局。
第三期為秦昭王繼齊稱強期，秦國全盛期。亦可說是秦、趙爭強時期。此期自齊滅宋下至趙邯鄲圍解，凡二十九年。
齊宣王滅燕，國際均勢動搖，各國環顧不安，宣王終於不敢吞燕而止。及齊湣王滅宋，國際均勢再度破壞，燕人崛起，乘機復仇，樂毅聯合秦、魏、韓、趙五國之師入齊。湣王走死，自是齊遂不振，而秦勢獨強。其時趙國經武靈王胡服騎射滅中山，其事在齊滅宋之前十五年。趙、中山皆第二、第三等以下國，故兩國相並，對整個時局，不如齊滅燕、齊滅宋之足以惹人忌嫉。國勢驟盛。蘇秦說趙曰：「山東建國，莫如趙強。」移之此時，乃合實情。其時東方有力抗秦者遂推趙，六國（宋、中山已滅。）合縱抗秦，以燕為發動，以趙為盟主，必此時期中策士所偽造。於是有長平之戰，此為戰國二百年最大、最烈之戰事。趙為秦敗，於是秦并天下之形勢遂成。
第四期為秦滅六國期。此期自秦解邯鄲圍後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凡三十六年。按：史記載戰國事，於初期最晦，如越勾踐遷都，韓、魏、趙分晉，魏文、武兩世霸業之經營，皆未備。故於戰國中期事亦多昧於情勢，於當時各國國勢升降及雜合聚散之間，往往不能言。而梁惠之霸業，齊威、宣與梁爭衡，徐州會後各國稱王，與夫秦人之因利乘便以培植其東侵之基礎者，皆不能詳。獨於晚世策士偽造蘇、張縱橫之說，娓娓道之，去實遠矣。以上分期，庶稍近當時眞相。讀者欲知其詳，當閱先秦諸子繫年。
附戰國時期周室帝系表
從春秋以前之宗法封建，轉移到戰國時代之新軍國，相應而起的，有政治、社會各方面激劇之變動。
第一是郡縣制之推行，政府直轄下的郡縣，代替了貴族世襲的埰地。
郡縣制已見於春秋。晉自曲沃篡統，獻公患桓、莊族逼，盡殺羣公子；驪姬之亂，又詛「無畜羣公子」，故晉無公族。而并地日大，於是遂行縣制。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僖三十三年，齊襄公「以先茅之縣賞胥臣」，皆其證。及頃公時，六卿弱公室，又盡滅公族，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左昭五年，楚薳啟疆言：「韓賦七邑，皆成縣。」又曰：「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則晉制一縣出兵車一百乘，大率萬戶方百里為一縣，則十戶而出長轂一乘也。則晉之推行縣制已久，故三家分晉，即變成新的郡縣國家。如吳起為西河守，西門豹為鄴令。楚亦久行縣制，宣十一年，「縣陳。」十二年，鄭伯出降，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蓋內廢公族，外務兼并，為封建制破壞、郡縣制推行之兩因。郡則其先為邊方軍區，較縣為小。周書作雒：「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四郡蓋指百里之四邊也。故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及後邊郡日見大，腹縣日見小，甘茂言於秦王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亦為軍國進展應有之現象。
郡縣政令受制於中央，郡縣守令不世襲，視實際服務成績為任免進退，此為郡縣制與宗法封建性質絕不同之點。自此貴族特權階級分割性之封建，漸變而為官僚統治之政府。
故相隨於郡縣制度而起者，第一卽為貴族世卿與遊仕勢力之更迭。
宗法封建時代，君權未能超出於宗族集圍之上。故君、卿、大夫之位，相去僅一間，孟子：「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又上士、中士、下士，凡六等。」君位廢立，常取決於卿、大夫之公意。公羊隱元年：「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左定元年：「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輿守龜在。」國語：「厲王虐，國人逐王。」左傳：「晉惠公虜於秦，國人卜立其太子圉。」盂子：「貴戚之卿，君有過，諫不聽，則易位。」周禮有「致萬民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此種改變，一在君位繼承法之漸趨確定，一在兼并與郡縣之日漸推行。郡縣制的國家，則君權漸脫親屬關係之束縛，並非以一宗族建國。一面是君權之演進，而又一面則是遊仕之得勢。戰國遊仕分析，一大學者及其弟子，如荀卿、李斯等。二庶孽公子及先世仕宦，如商鞅、樂毅等。三資產在中人以上，如吳起、呂不韋等。四貧士，如張儀、范睢、虞卿等。五賤臣下吏，如申不害、趙奢等。要之非親屬貴族。貴族地位降低，世臣消滅，君位轉尊，實為郡縣新國家一要征。
其次，則有軍民之漸趨分治。
翟璜曰：「君魏文侯。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克。」將軍與守臣之分職特派，此即軍民分治之見端。封建時代貴族即軍長，無此分別也。
又有食祿之新制度。
既不與采邑，則官吏必食祿。魏成子為文侯親弟，「食祿千鍾」，則亦無封土矣。史記趙奢傳：「奢，趙之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縱君家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諸侯加兵，君安得有此富？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據此則戰國貴族縱有封邑，仍必向公家納租稅，與春秋封建采邑不同。亦與漢代封邑制有別。
食祿者必受職，其有祿無職者，則惟當時之養賢制為然。
此始於魏文侯之於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倫，而極盛於齊之稷下制度，為尚賢觀念代親親貴貴而起之徵象。
第二是井田制之廢棄。
古者方百里為大國，百里之地有城郭邑落、山澤林藪、封疆棄地，不能盡墾。即盡墾，亦不過萬井，九百萬畝。其間尚有君、卿、大夫、士等諸級，各有分地。則百里大侯，有田無多，亦如後世一業主。其民若今之佃戶。分田選受，並非難事。即如近世一墾牧公司，圈地招墾，亦必均派一家若干畝，不令隨便多少。故封建制度下之農民無兼并，無貧富。若已有兼并貧富，則封建制亦複失其存在矣。欲明古代井田制度之眞相，必先瞭解古代封建國家之規模。（已詳前篇。）井田乃是一種小方格塊內之劃分，周禮所言，則大整塊千萬頃耕土，已非封建時代之形態也。
分封貴族之埰地漸次取消，則直屬國家之耕土漸次擴大，於是以前貴族圈地分區小規模的井地，不得不解放為整塊的農田。
商鞅廢井地而開阡陌封疆，「阡陌」即是大田岸，「封疆」猶如大圍牆，為古代貴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標幟。一方方的井地，相互隔絕在此種格子線之裡。現在政治上已由封建變為郡縣，自可打開格子線，剷除田岸圍牆，化成一片。此即李悝「盡地力」之教。大整塊農田之形成，即是封建井地之破毀也。此外尚別有促成之原因。一、人口之繁殖。左襄十年：「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襄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一年興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此必鄭國地狹民稠，故已漸破棄井田之格子線，乃至於田無封洫，廬井不伍，而子產為之整頓也。二、耕器之進步。孟子云：「許子以鐵耕乎？」以鐵耕，則一夫之治田能力隨之增大。國策：「秦以牛田通水糧。」牛耕，春秋晚期已有，（如孔子弟子司馬耕，字牛）亦到戰國而漸盛。三、水利工程灌溉事業之發達。如魏有西門豹、（文侯時。）白圭、（惠王時。）史起。（襄王時。）秦有李冰、（孝文王時。）鄭國。（始皇時。）周禮遂人所記遂、溝、洫、滄、川等制度，亦是井田制破棄以後，大規摸水利網之描寫也。其先所謂井田，「井」或乃灌溉單位，八家共一井，即是一井之灌溉量也。（公羊傳有此說。）
井田制度之破壞，另一原因，則在稅收方法之改變。
大抵最先有一種公田制的「助」法。
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所入歸公，私田所入歸私。此制度之最要意義，厥為田畝所有權之全屬於貴族封君。所謂「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也。方方正正的一井九百畝，此為一種標準的敘述。制度皆有活變，記載則不能盡詳。其實一井盡可為七百畝、八百畝或一千畝。一井之內，主要者為公田。依理言之，正因助耕公田，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穫。此乃為一種雇傭性質，如近代為富家看守墳墓而得耕食其墓地田也。其時貴族特置農稷之官，頒曆明時，辨土壤，擇穀種，教稼恤農，巡野督耕。如周官大司徒、司稼、草人、庶氏、剪氏、赤友氏、蟈氏、壺涿氏諸官，可覘其消息。呂氏春秋有任地、辨土、審時諸篇，即古代農稷之官之農學也。蓋正因視四封之內皆其私物，故勤懇教督。而農民智昧力弱，失卻貴族之指導扶助，亦無以善其私田。若叛離此封疆邱邑之外，則茫茫禹迹，夷狄禽獸，縱橫交徧，更非家人夫婦生活之區。因此貴族、農民在此制度下相安於一時。
其次，則為「履畝而稅」。
履畝而稅者，廢公田，轉就私田徵稅，視其田畝之實收而抽收額定之比率。周禮地官司稼所謂「巡野觀稼，以一年之上下出斂法」也。此相當於盂子所謂「徹」。至「貢」法，則只就數年中數立一稅額，較更簡單。論語：「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曰：曷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其時魯已用田賦，賦與稅為二。有若欲哀公因歲饑薄斂，故曰：「民不足，君孰與足？」孟子言貢、助、征三制，皆非憑空私造；惟附會之夏、商、周三代，則誤。蓋貴族階級田畝日廣，則生活日奢淫，志行日懶惰，不肯再理農事。而農民階級則智慧日開，能力日強，於是各自盡力於私田，而公田收成轉惡。此亦公羊說。至是乃廢去公田，履畝而稅。如是則不必方里而井，亦不必嚴格還受。雖便於大數量之徵收，而已為井田制度破棄之先聲矣。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此即履畝而稅也？魯國如此，各國先後可推。云「初」稅畝，則其先不然，故知應為公田而助矣。
履畝而稅，則可以只認田，不認人，於是民田得自由買賣，而土地所有權，無形中轉移，成為耕者所自有，而兼并亦隨之而起。或謂：助法時期，公田外之土地，為村落所公有，及至履畝而稅，則田土盡歸公有。然履畝而稅，則耕者可以活動。八家共一井，則死徒不出鄉，同井相助，耕者無活動餘地。又公田為助之制度下，田里不鬻，一家百畝。履畝而稅，則耕者各自獨力經營，可以超過百畝之上。故履畝而稅，確為自由私產形成之先聲也。
第三則為農民軍隊之興起。
封建時代，貴族為采邑之大地主，同時亦卽成一武裝集團。
春秋時代軍隊之組織，即本族制。城濮之戰，晉有「中軍公族」；鄢陵之戰，楚有「中軍王族」。楚若敖氏有「六卒」，晉「樂、范以其族夾公行」，可見一軍隊即一宗族也。「宗」指同一廟宇下祭祀，「族」指同一旗幟下作戰。
軍器製造，如車、如甲，及戰馬之養育等，皆為貴族保持地位之一種事業，平民無力參與。
鄭莊公伐許，「授兵於太宮」。衛懿公禦狄，「使國人即城圈子中人，皆貴族也。受甲」。鄭子產「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子焉以伐隨」。事在莊四年，為楚用兵車之始。考工記：「兵車弋、殳、戟、矛四等。」吳子圖國篇：「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此皆甲仗兵器不在民間之證。僖十五年，「晉作州兵」；昭四年，「鄭作邱賦」；成元年，「魯作邱甲」，皆是一種額外增賦，以造甲兵。然仍是貴族別使專匠造之，非民間自造也。
農民耕田納稅，遇戰事征車、非戰車。牛，捉夫力，非甲士。謂之「賦」。農民只為軍隊中之附隨，並無正式編配入軍隊之權利與資格。
隨武子云：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為軍也。城濮之戰有「輿人」，左襄公三十年有「輿尉」，淮南兵略訓云：「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尉者，輿人之尉。僅稱「尉」，則軍尉。輿人即隨軍之輜重與夫力也。
貴族階級漸次奢侈安逸，國際戰爭漸次擴大劇烈，農民軍隊之編制，遂成一種新需要。車戰漸進而為步戰，卽為貴族軍隊與農民軍隊交替之一種表記。
左傳所載諸大戰役，如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邲」、「鄢陵」之戰，晉、齊「鞍」之戰等，皆當時貴族式的戰爭，可說為一種藝術化的戰爭。即商禮的戰爭，楚子玉告晉文公，謂：「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預目焉。」交戰如遊戲，眞可道出此中情況。惟晉為禦狄，已有步兵。僖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是也。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亦以步卒。「魏舒請毀車為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見車、徒有貴賤之分。鄭亦步兵，見隱四年、襄元年、昭十二年。至戰國則全以農民步兵為主。亦有騎兵，車戰遂變成不重要之地位。至是始有眞賭生命之劇烈戰爭也。
三晉與田氏以大夫篡位，舊貴族失其地位，漸次設立以軍功得官之制度。
左哀二年，趙簡子誓眾：「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遂者得進仕，免者去廝役，此即商鞅「尚首功」之先聲。是役公孫尨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徒」即平民軍隊也。蘇秦說齊：「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又荀子議兵篇：「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注：「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戰勝亦不賞，故曰無本賞。」是齊亦尚首功。五家之兵，疑猶秦之一甲首而隸五家。
吳起在楚，商鞅在秦，亦嚴行以軍功代貴族之新法。
起相楚，使封君三世，而收其爵祿，以撫養戰鬪之士。商頓相秦，所定二十級爵，即以代古者貴族五等封爵之制。此皆欲以戰士為新貴族也。
以前是貴族任戰士，現在是戰士為貴族。農民軍隊之配練與井田制之廢棄，為新軍國圖謀富強之兩要端，而卽以促進宗法封建費族之崩潰。
第四是工商業大都市之發展。
春秋時，工商皆世襲食於官，蓋為貴族御用，非民間之自由營業。
左昭十六年，鄭子產告晉韓宣子：「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晉語：「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單子盟百工於平宮。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東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圉鄉。」故知工商皆居國中，世襲，食於官，僅去貴族一等也。
封建貴族漸漸崩漬，而自由經商者乃漸漸興起。
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即自由經商也。其後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諸人，類皆賴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貴族。而幹商販之新事業。
舊貴族沒落，「商賈」與「軍人」二者代之而興。而商業大都市亦陸續興起。
自春秋以迄戰國中期，歷時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遊牧之戎狄漸次同化，或消滅，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變為壤地相連的幾個大國，此皆當時商業都市驟盛之原因也。舉其著者，如臨淄、邯鄲、大樑、郢、陶等。其間惟陶因交通關係，特殊發展，餘皆各國之首都。是中國古代封建制度漸崩潰，而商業都市乃漸興起，非由商業都市興起而封建制度崩潰也。
大抵東方各國，漸從商業資本轉入文學遊仕，始終獎勵農戰的國家惟有秦。秦以地勢關係，可以閉關不與東方通貿易。
因此竟以并吞東方。
第五是山澤禁地之解放。
與商業發展有相互關係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層，亦為當時一種極重要之變遷。
封建時代之貴族采邑，除井地外，一應山林藪澤，大概全列為禁地，農民惟有耕稼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澤之守禁。齊語亦謂：「山立三虞，澤立三衡」晏子春秋謂：「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此乃貴族封地之私產。孟子所稱「文王之政，澤梁無禁」，晏嬰謂「山林陂澤，不專其利」，則皆一種理論也。
農民漸漸游離耕地，侵入禁地，尋求新生業，貴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為盜賊，如鄭子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種徵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誅」之征，古人目工商業為姦利者由此。秦漢政府「大司農」與「少府」分職，大司農掌田租，為國家公入，少府掌山澤之稅，為王室私入，亦由此種禁地觀念演變而來。
新生業之分化，與民間工業之進步，亦為自由商業促進之一因。
如捕魚、煮鹽、燒炭、采鐵、鑄錢、伐木，種種新生產事業，皆由農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貨幣之使用。
因商業發展而貨幣之使用遂興，亦為戰國一新形態。
左傳所所記列國君臣相饋贈、賄遺、贖罪、納懼，大抵為車馬錦璧鐘鼎寶玩，乃至女妾樂師而止，絕無以黃金貨幣相投報者；有之，皆自戰國始。六國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錢」，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蓋其時東方諸國已先有錢貨，齊、燕刀幣，三晉布幣，楚鬼臉錢，近代出土極多。而秦踵行之也。
總之春秋以至戰國，為中國史上一個變動最激劇的時期。政治方面，是由許多宗法封建的小國家，變成幾個中央政權統一的新軍國。社會方面，則自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下，變成後代農、工、商、兵的自由業。而更重要的，則為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