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史思明的战争长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唐朝中央政府和皇室都乱了套，根本没有精力去镇压史思明了。这种制度的失调，可以认为是安史之乱带来的巨大灾难的一部分。
首先出问题的是太上皇的安置问题。
从蜀地回来后，太上皇选择了他当太子时的藩邸即南内兴庆宫居住，皇帝本人则住在了城外北面的大明宫（东内）。两人都没有住原来的皇宫太极宫（西内）。皇帝为了见太上皇方便，在大明宫和兴庆宫之间修建了一条夹道，也就是在城墙内又修了一道墙，两墙之间有一条小道专门供皇帝使用。这样，皇帝可以不接触外人，走夹道从大明宫到兴庆宫拜见父亲。有时候，太上皇也会从兴庆宫到大明宫去看一看。
并没有证据表明太上皇干预朝政，但他有时候还是会找回一下曾经作为皇帝的自尊。在他身边还有一群服侍他的人，主要有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王承恩、魏悦，他离不开的高力士、玉真公主，以及以前服侍过他的一些旧宫人和梨园子弟。这些人帮助太上皇建立了一个具有自我欺骗性的小环境，他们为太上皇奏乐娱乐，仿佛还在太平盛世。
太上皇还喜欢到长庆楼去，这座楼在兴庆宫的南面，再往南就是外面的大道。从长庆楼就可以看到大道上熙熙攘攘的景象。人们看到太上皇出现在长庆楼，都会驻足观望，有人还会大呼万岁，太上皇听到喊声，就会给这些人赐酒。
对于长安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怀旧的场所，让人们怀念起当年盛世的繁华与和平。太上皇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帮助人们怀念过去的老古董的角色，并不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但这件事却给了李辅国机会。太上皇执政时期，李辅国只是宦官中的一个小角色，被太上皇诸位宠臣轻视，但他却由于跟随肃宗而飞黄腾达。李辅国听说太上皇在兴庆宫怡然自得，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李辅国向皇帝上奏，认为兴庆宫过于方便与外界交通，不如把太上皇迎接到无法与外界交流的深宫大院去，进一步限制他，也避免他“造反”。皇帝没有听从李辅国的建议。但李辅国依然将兴庆宫的马匹削减，原本三百匹马的规模，他拿走了绝大多数，只留下了十匹。太上皇即便知道这是李辅国的作为，也无可奈何。
之后，李辅国进一步请求皇帝让太上皇移居西内太极宫，但皇帝依然拒绝了。不过，接连两次挑拨父子关系后，李辅国已经骑虎难下，只要不拿掉太上皇，他的地位就不再稳固。
到了七月，皇帝生病了，李辅国的机会来了。十九日，李辅国假颁皇帝诏书，将太上皇迁往西内。他故意带了五百名士兵拿着武器，在睿武门见到太上皇，以兴庆宫地势太低，秋天容易进水为由，请太上皇离开。太上皇吓得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高力士见状连忙斥责李辅国，但高力士也知道对抗不过这位权臣，只能将太上皇扶好，陪着他前往西内。
太上皇在西内住在了甘露殿。为了进一步控制他，李辅国只给太上皇留下了几十个老弱病残的护卫，陈玄礼、高力士等人都不得留下。太上皇只能忍气吞声，表示他这样也好，离开了繁华的地带，身居大内，省得小人离间父子，这是防微杜渐。
李辅国的作为也激起了朝臣们的愤怒，以刑部尚书颜真卿为首的官员们纷纷上表，请问太上皇起居。李辅国任命颜真卿为蓬州长史，外放了。
为了太上皇而被外放的不止颜真卿一人。太上皇迁居不到十天，二十八日，高力士被流放巫州，王承恩被流放播州，魏悦被流放溱州，陈玄礼被勒令致仕。
其余宫人陪侍也纷纷换班。高力士服侍了太上皇一辈子，却在年老时被迫离开，这样的结局让许多人心寒。太上皇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心头不快，慢慢地生了病。他的儿子当朝皇帝的身体也不好，既然两人都生了病，父子之间的往来就渐渐断绝了。
皇帝对于李辅国也不满，但由于他性格懦弱，加之身体不好，已经很难在不引起宫廷骚乱的情况下将李辅国除掉了。掌权宦官从高力士变成李辅国，这也是唐朝后期宦官擅权的一个转折点。
表3 截至公元763年的藩镇表
续表
续表
太上皇之事还好处理，更令皇帝感到头疼的是另一场叛乱，这种叛乱在玄宗早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但在安史之乱后却层出不穷。如果说安史之乱是盛世的终结，那么这一场新型的叛乱就预示着乱世的开篇。
在唐代早期，地方民政与军事的指挥权是分开的，因此，地方长官很难发动叛乱。只是到了安禄山时代，才由于在边疆地区实行了军政和民事合一的节度使制，造成了边疆地区的叛乱。但为了镇压安史之乱，皇帝在内地也设立了大量的节度使，全国大大小小的节度使将近五十个，这导致内地这些军事和民政合并的长官已经有了割据的实力。
在肃宗时期，内地节度使们还没有完全发现自己的能力。但一场叛乱让人们意识到，这些军事、民政合一的怪胎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唐代的淮西地区是一片重要却很难管理的地区，它控制了运河，成了长安与长江流域的关键性节点，影响着中国著名的漕运系统。至德元载（公元756年），为了防御安禄山，皇帝在这里设置了淮西节度使，治所在蔡州。到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淮西节度使王仲昇却感到苦恼无比，因为他有两个令人不安的节度副使，分别是兼领御史中丞的李铣，以及兼领宋州刺史的刘展。李铣的特点是贪暴不法，而刘展虽然能征善战，却为人刚愎自用，很难相处。
王仲昇首先向皇帝报告了李铣的罪名，将他诛杀，但在处理刘展时，却困难重重。刘展除了担任节度副使，还是宋州刺史，有一定的兵权，如果处理不慎，很可能引起他的反叛。加上王仲昇处理李铣时已经惊动了刘展，想要拿下他就更难了。
王仲昇只好向皇帝汇报，除了把刘展描绘成一个刚愎的人之外，还造了一首歌谣“手执金刀起东方”。所谓“金刀”，就是一个刘（劉）字，中国古代一直信奉谶纬，这句歌谣恰好符合刘展造反之说。
王仲昇把汇报信交给了监军使邢延恩，让他带回朝廷。邢延恩又汇报给了皇帝。皇帝对于这种刚愎自用的军阀怀着天生的恶感，在王仲昇、邢延恩等人的影响下，也决定除掉刘展。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事实上，直到这时，刘展并没有做任何反叛之类的事情，但皇帝却已经决定除掉他，这又是一次典型的君臣相害事件。
如果这件事放在玄宗时代，那会非常简单，皇帝只要下个命令就足够了。但到了肃宗时代，由于军权的丧失，拿下刘展反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邢延恩出了一个主意，他认为刘展有兵在手，必须把他调离军队，才能拿下。因此，皇帝可以假借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其他地方。
为了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个官还不能小。在淮西以南，有三个节度使辖区，分别是淮南东道节度使、江南西道节度使和浙西节度使。皇帝曾经设立了一个叫作江淮都统的官职（驻地扬州），同时统领这三个节度使辖区。江淮都统是一个类似于大都督的职位，统领着二十二个州，不可谓不重要。在刘展之前，担任江淮都统的是李峘。皇帝决定任命刘展为江淮都统，把他调离，乘他在路上的时候，命令原来（也是真正的）江淮都统李峘将他拿下，与李峘一同受命的还有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时，邢延恩获得了皇帝授权，又赶回淮西，将皇帝的诏书交给刘展，请他去赴任。不想刘展看完诏书就哭了起来。他最早只是陈留参军，因为安史之乱带来的机会，在几年内就爬到了节度副使领刺史的位子，已经属于骤贵，每一天都在考虑如何守住这个有些德不配位的职位。现在突然间又升到了不可想象的职位上，他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人在暗害他。
邢延恩见刘展起疑，赶快解释让他收起怀疑。作为防范，刘展要求先得到江淮都统的印信，而不是等到了地方再交接。邢延恩只好先骑马飞驰到扬州，从李峘处借来了印信，交给刘展。
刘展获得印信后，一面谢恩，一面派人四处招揽故旧，让他们随自己一同赴任。他还给三个节度使都发去了公文，让他们遣使迎接，送上户籍和土地册。这一切做完后，他又做了一件彻底打碎了皇帝计谋的事件：决定率领自己在宋州的亲兵七千人一块去赴任。
这样，皇帝原本设计的假戏就变成了真戏。刘展不仅有诏书，还有印信，同时三道节度使也都知道自己的上级换人了。有了这一切，他就随时可以签发文书，征缴那些不肯服从他的人。
邢延恩一看把事情搞砸了，只好骑马跑到李峘处，与李峘、邓景山等人发兵拒绝刘展。他们声称刘展造反，而刘展又说是邢延恩等人造反，他的文书上都盖上了印，导致周围的官员们分不清到底是谁造反。
当刘展进军时，李峘自知不敌，率军从扬州撤到了黄河南岸的润州（现江苏镇江），与节度副使润州刺史韦儇、浙西节度使侯令仪等人驻扎在京口。而邓景山则率领万人驻扎在扬州以北、淮河流域的徐城县（现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境内），处于抵御刘展的前锋位置。
刘展此时还不完全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本人是员猛将，虽然脾气古怪，但如果利用得当，是维护王朝的好帮手，现在却被硬逼着成了叛军。一路上他治军严整，许多守军一见他就躲避。他日夜兼程赶到徐城县附近，见到有军队阻拦，连忙派人去问这是什么军队，敢阻挡朝廷的命官。邓景山也不好回答，只是不放他们过去。两军对阵，刘展还在大声呼喊：你们都是我的子民，不要和我对着干！
刘展派遣两员猛将孙待封、张法雷出击，邓景山一触即溃，只好和把事情搞砸的邢延恩一同逃往寿州（现安徽淮南市寿县）。刘展略过寿州，引兵直入扬州，再派遣军队向着东西两个方向扫荡，将皇帝授予他的地盘拿下。
接下来要对付的是原来的江淮都统李峘。李峘此刻正在润州的京口屯兵。在京口，紧临着长江的是一座叫作北固山的小山，这里是防御长江的重要据点，从三国时期，就有许多军事故事发生在这里。李峘的军队就依靠着北固山驻扎，紧紧盯着江面，防止敌人从长江江面过来。他们还在长江江面插了许多木头，阻挡敌人的船只。刘展一方面派人在长江对岸的白沙驻扎，一面点了许多灯火，不断地击鼓，让对方以为他们随时可能进攻，消耗着对方的士气。
之后，他派人从上游渡过长江，袭击了镇江上游的驻军点下蜀，这就是要包抄的节奏了。李峘的军队听说敌人已经渡过长江，立刻崩溃了，李峘本人也逃往宣城（现属安徽）。
十一月初八，刘展乘李峘逃走，攻克了润州。之后，昇州经过一定的抵抗，也投降了刘展，当时的江宁（现江苏南京）就属于昇州。到了十二月，刘展又派人进攻宣州，宣歙节度使郑炅之弃城逃走，于是李峘只好再次逃往洪州（现江西南昌）。
与此同时，李峘的副使李藏用率领七百人来到苏州，又在当地招募了两千人抵抗刘展。刘展获得宣州之后，继续派人进攻苏州，将李藏用击败。李藏用一直跑到杭州才稳下来。
就这样，江浙地区的苏州、湖州、润州、常州、宣州等纷纷陷落。李藏用占据了杭州，并派人守住余杭，与刘展周旋。刘展的大将屈突孝摽攻陷了濠州、楚州，大将王暅攻陷了舒州、和州、滁州、庐州等地，直到寿州刺史崔昭将他们阻挡。于是双方以寿州和庐州为界划分了势力范围。
然而到这时，也是刘展扩张的极致了，因为皇帝派来了另一员在安史之乱中锻炼出来的将领——田神功。
田神功曾经在史思明南下时抵御了叛军，后来被任命为平卢兵马使，恰好率领五千人驻扎在任城（现山东济宁）。这里虽然距离淮南地区路途遥远，却是能够找到的最近的政府军了。邓景山和邢延恩出逃后，一面请皇帝派田神功帮忙镇压刘展，另一方面主动联系田神功，许诺给他大量的金帛和女人，这些财富终于打动了田神功和他的部队。于是在皇帝还没有下诏时，田神功就率军南下了。到了彭城（现江苏徐州），皇帝的诏书才姗姗来迟。
直到听说田神功来了，刘展才表现出了慌张。他从广陵率领八千兵马与田神功作战，这一次，他终于被击败了，向南撤退到天长县（现安徽天长），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只好南渡长江。过江时，只有一个人跟随着他。
田神功进入扬州和楚州，按照他和邓景山的约定，他的军队果然进行了大肆劫掠。扬州是唐朝最富裕的都会，作为商业中心的它，财富甚至超过了长安。在这里，一个商业繁荣的标志，是有数千人的外国商人存在。商人们在这里已经融入了本地的生活，成了唐朝江南社会的一部分。但正因为他们的富裕，也就成了田神功掠夺的首要对象。此外，扬州城内有许多金银窖藏，为了寻找这些财富，军队把城市的地面都掘了一个遍。
安史之乱原本只涉及黄河流域，不管是叛军还是政府军都没有借口对南方进行掠夺。而永王之乱由于发生时间早，当时各路军阀还没有形成，破坏性也是可控的。反而是刘展之乱和田神功的部队，对唐朝的南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自从刘展遭遇了第一败，他的军队就开始了崩溃的节奏。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他的军队还试图继续向东南扩张，进攻李藏用占据的杭州。但在拉锯战之后，李藏用将他们击败，这导致大将孙待封逃走，而常州又投降了唐军。
正月二十一日，田神功派人向西扫荡刘展在长江以北的部队。二十五日夜到二十六日，田神功兵分三路渡过长江进攻刘展，刘展击败了田神功亲自率领的一支，却被另外两支军队击败。
刘展本来可以继续向东南逃走，但作为军人的他却认为，如果事情不济，早晚也是死，既然每个人都有父子之情，又何必多杀人家的父子。他慷慨出战，被射中了眼睛，倒地后被斩首。
刘展死后，他的军队很快作鸟兽散，大部分将领投降了唐军，士兵解散。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将领孙待封投降了曾经的对手李藏用。
刘展虽死，但他引起的骨牌效应依然在继续。他的前任江淮都统李峘不想承担失守的罪过，把责任都推给了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后者被革职流放了。田神功升了官，迁徐州刺史，而坚守杭州的李藏用担任了浙西节度副使，后来又被新任江淮都统崔圆授予楚州刺史的职务。
但唐朝将领们的不幸在于，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倒台。
由于刘展之乱和田神功的劫掠，许多城市的仓库都已经空了，当战乱结束后，皇帝立刻派来人清点仓库。所谓清点仓库，并非只是查看仓库内的储备，而是要求储备必须与账册对上。可是在战争中，许多储备已经消耗或者被劫掠，却没有工夫去整理账目，账目和储备不符是必然的。可是，问题的死结在于，只要两个数据对不上，皇帝就要追究责任人的罪过。
许多将领在经过刘展之乱后，再次体会到了朝廷的威严。为了不受惩罚，他们甚至变卖家产，填上账目的缺值。李藏用作为楚州刺史、浙西节度副使，也在这一波倒查账目中苦不堪言，甚至私下里后悔这么卖力镇压刘展。结果他的下属兼仇家告状称他谋反，又先下手为强，袭击了他，将他斩杀。这位忠心耿耿保卫唐朝的将领死在了轰轰烈烈的清册运动中。
李藏用死后，崔圆为了掩盖事实，只好编派他造反的情节。他的手下大都选择了配合。这次，唯一不肯说李藏用谋反的，就是当初刘展的大将孙待封。崔圆大怒，将孙待封斩首。
在孙待封死前，众人都劝他说几句李藏用的坏话保命，但他叹着气说：我最初跟随刘展，是奉诏前去就职，最后却落得个谋反名声。李藏用灭掉了刘展，今天也落得个谋反的下场。人人都成了谋反，还有没有个完结！我宁肯死，也不想诬陷那些没罪的人！
李藏用从灭亡刘展到他自己灭亡，只有九个月时间，从他升官节度副使到死亡只有不到三个月。
刘展和李藏用的结局，说明了安史之乱后期将领们的困境，哪怕他们尽忠职守，哪怕他们击贼有功，也很难保证自己的安全。刘展本身并没有罪过，却遭到了皇帝的欺骗；而李藏用忠心耿耿，却对付不了帝国官僚系统的极致压榨。
有了刘展、李藏用以及更多人的例子，唐代的封疆大吏们终于意识到，要想获得安全，并不是信任皇帝就足够了。他们必须学会怀疑皇帝，构建起另一套有别于中央的制衡系统，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从这时开始，节度使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不再是升官，因为升官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必须做三件事：第一，练兵，牢牢掌握住军队，只有这样才能保卫自己。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地盘都太小了，不足以应付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于是就有了第二手，联保。几个节度使可以通过婚姻或者其他纽带，形成互相保护的结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同对抗皇帝。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有限，但皇帝在对付任何一个时，必须掂量一下值不值得。最后一手，则是世袭。唐朝一直试图避免地方势力形成世袭集团，但节度使要想获得安全，必须让自己的儿子继承权力，才能在自己老了之后，不被皇帝清算。
可以说，节度使这样做，消解了朝廷的权力，却是被唐朝人人自危的权力结构所逼迫的，他们都不想成为下一个刘展和李藏用。当然，并非人人可以做到上面三点，于是，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这种节度使的起起落落，成了唐朝中后期的特点。
刘展叛乱虽然是安史之乱的结果，但作为战争又是独立的。就在唐朝想方设法镇压刘展时，与中原的史思明的对峙还在继续，并不时出现危机。
安史之乱的第六个年头，唐军与叛军双方都进入了疲惫状态。这可以从两者近一年的静止对峙中看出来。史思明占领洛阳之后，再也无力将自己的控制力推向南方，甚至连小小的河阳城都无力封锁。反过来看，史思明占据的是缺乏高地的平原地带，如果无法继续扩张，就很容易被唐军从高处击败。但是，唐军却无力利用自己的军事地理优势将史思明赶走，表明唐军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史书虽然告诉我们李光弼在河阳保卫战中占了上风，但实际情况更可能是李光弼守住了河阳，却在整体局势中依然不敢乐观。他只是勉强保住了唐朝在东部的一个据点而已。加上刘展叛乱所造成的影响，唐军对史思明叛军并没有太多优势可言。
决定双方下一步战局的依然是政治。自从玄宗以来，出现了向外派遣宦官担任监军使或者观军容使的情况，一批野心勃勃的宦官就成了皇帝的耳目，进而成了真正的主帅。在玄宗时，影响战局的是宦官边令诚，他杀死了高仙芝和封常清，从而改变了唐军原本正确的策略，使得局部之患变成了全局性的脓疮。到了肃宗时期，除了宦官的名字换成了鱼朝恩之外，中官扰乱战局的问题依旧。
日后，人们将唐朝军事上的失败大都归咎于宦官，但这可能又过度了。宦官监军只是唐朝官僚制度设计中的一环，这一环节不是针对某件具体的事件，而是要在系统中起到了分散权力的作用。即便这一次不出事，只要系统存在，唐朝早晚会出现军中权力冲突的问题。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随着双方相持的时间加长，一股流言传了过来：据说史思明驻扎在洛阳的军队大都是北方燕地的人，他们思乡心切，人心涣散。观军容使鱼朝恩听说了这件事，立刻判定这是一次进攻的时机。但鱼朝恩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李光弼的赞同，他对于自己的军队更加了解，认为唐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进攻的程度，当前阶段，依然要以守成为主。
公正地说，李光弼和鱼朝恩的争论是两种军事思路之争，这两种思路并没有本质上的对错可言。李光弼批评鱼朝恩，认为唐军没有做好准备，他可能是部分正确的。但是，如果给唐军更多的时间，唐军就能做好准备吗？事实上，随着唐朝疆域被节度使们瓜分，唐军作战能力已经被削弱，如果不是叛军出问题，即便给唐军再多的时间，也很难做好准备。
能够说明李光弼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的，还有另一员大将仆固怀恩的态度，他赞同鱼朝恩的观点。作为一员军事统帅，仆固怀恩的进攻更加大胆，与李光弼的小心翼翼形成对比。但仆固怀恩同时也是一名合格的军事将领，他对鱼朝恩的赞同更多是出于军事选择，而不是意气之争。
最终拥有决定权的依然是皇帝，从长安前往河阳的中使络绎不绝，让李光弼最终只能同意作战。他让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卫河阳，自己则和仆固怀恩率领军队，与鱼朝恩和神策军节度使卫伯玉会合，准备一起进攻洛阳。
二十三日，双方在洛阳以北的邙山对阵。此时名义上负责指挥的是李光弼，但鱼朝恩却处于监督的地位，权力是在李光弼之上的。再加上两路大军配合得并不协调，这一切可能导致了后来的问题出现。
双方配合不协调最终表现在了选择布阵的地点上，李光弼希望依托于地理上的险阻来布阵，更靠近山区，而鱼朝恩却选择了在平原上布阵。双方正在争执时，阵形还没有布好，敌人就行动了。唐军很快崩溃，死亡数千人，兵器辎重几乎丢了个干净。
由于无法制止住溃军，两路唐军只好分开逃走。李光弼和仆固怀恩渡过黄河，向山西境内的闻喜（位于绛州）撤退，而鱼朝恩和卫伯玉则逃往了西边的陕城。更为可惜的是，由于军队的崩溃，唐军辛苦守了一年的河阳城也不可能守住了。李抱玉听说了洛阳的失败，连忙收拾人马弃城而去。叛军一鼓作气拿下了河阳、怀州。
由于整个东部都陷入了叛军之手，关中的皇帝慌忙调兵守住陕城。到这时，双方的军事形势又有了当年安禄山进攻潼关之前的样子。那么，唐军能够抵御叛军的进攻吗？
事实上，两者的形势又有巨大的差别。五年前，安禄山的军队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冲击力，而此时的史思明军队虽然可以打胜仗，却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锐气。他们疲态尽显，内部问题重重，即便获胜也很难扩大战果了。
而更决定了叛军命运的，是他们内部的巨大裂痕，这让他们不仅失去了机会，还失去了最有能力的统帅。
史思明与李光弼本来是一个类型的统帅，他们都讲究严格治军，甚至显得有些苛刻，在作战中也更加讲究谋略。不管是安禄山时代两人在河北的对峙，还是史思明称帝后两人在河南的对峙，双方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战争技巧。表面上看，李光弼在具体的作战任务中微占上风，但在整体形势上，最后都是以史思明压倒李光弼而告终。
如果是史思明继续率领军队，即便无法击败唐军，但至少可以支撑更久，甚至在局部战役中继续占据上风。然而，史思明的优势在于他严谨的性格，劣势在于他过于苛刻，让下属受不了了。由于他对犯了错误的将领过于严酷，其手下人人自危，其中感觉最深的，是他的儿子史朝义。
史朝义的性格有些像当年的安庆绪，为人谦恭谨慎，受士卒拥戴。然而史朝义优柔寡断的性格也和安庆绪一样，使得史思明并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是更加宠爱他的小儿子史朝清。他让史朝清守住老巢范阳，而把史朝义带在身边，甚至屡次想杀掉这个儿子。
在击败李光弼向关中挺进时，史思明命令史朝义作为前锋从北道袭击陕城，而史思明自己则率领大军从南道进军。从陕城到东都的道路，被崤山分成了南北两道，这两条道称为崤山南道和北道，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名。
到了三月初九，史朝义到达了北道上的礓子岭（也叫礓子阪），在这里他被卫伯玉的部队击败。史朝义担心父亲惩罚他，又接连几次进攻，都失败了。等两军会合后，史思明感叹这个儿子不中用，想要按照军法处置。十三日，史思明命令儿子依靠着山势修筑一座三角城储存军粮，做长远打算，给了他一天时间修城。不想史朝义又没有完工——墙上没有涂泥。史思明见到后大怒，立刻监督左右涂泥，在他的监督下，属下须臾之间就做完了。这些事叠加起来，让史思明感叹，只要拿下了陕州，就一定要杀掉这个不中用的儿子。
当晚，史思明在一个叫作鹿桥驿的地方休息，而史朝义则住在了驿馆里。史朝义的部将骆悦、蔡文景与史朝义合谋，在夜间袭击了史思明。史思明听到动静后翻墙骑马逃走，被射中了手臂，从马上掉了下来。当听说是自己的儿子造反后，他感慨儿子动手太早了，应该让他攻克长安之后再动手。
史朝义抓住父亲后，决定退军。他们撤退到了一个叫作柳泉的地方，将史思明勒死，尸体裹在毯子里带回了洛阳。在安史之乱中，这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军没有死在阵前，反而被儿子杀死。
史朝义即位后，首先对付的不是唐军，而是清理史思明的残余。他首先杀掉了史思明的大将周挚，之后派人去范阳杀死了弟弟史朝清和他的母亲，以及其他不肯降服的几十人。范阳城内大乱，两派互相攻击，持续了数月，死亡数千人。如果此时唐军能够进攻范阳，叛军这座最后的堡垒或许早就不存在了。
由于史朝义无法服众，即便在洛阳周边，他也很难指挥得动驻扎在各个州县的士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叛军几乎陷入了瘫痪。
随着史思明的死亡和叛军的瘫痪，唐军的机会到了。四月二十一日，青密节度使尚衡击败了史朝义的军队，斩首五千余。二十三日，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败史朝义的部队。五月，唐军令狐彰（原史思明大将）击败史朝义将领薛岌。
五月十四日，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史朝义在范阳的军队。六月初一，时任青密节度使的能元皓击败史朝义将领李元遇。
军败东都的李光弼也没有受到追究，皇帝依然任命他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共八道行营节度。
但此刻的唐朝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除了刘展的叛乱之外，各处的叛乱也纷迭而至。四月二十八日，位于四川的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他杀死了虢王李巨，并击败了东川节度使李奂，自称梁王，改元黄龙，设立百官，以绵州为龙安府。五月十一日，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和东川节度使李奂共同攻击绵州，十六日杀死了段子璋，终结了叛乱。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二月，河东节度使辖区作乱。原来的节度使王思礼死后，继任节度使管崇嗣由于过于宽厚，导致军粮的流失，被皇帝免了职，又任命了一个严苛的节度使邓景山，于是将士们造了反，皇帝只好进行了安抚，派遣辛云京接任节度使。就在皇帝为了太原（河东）焦头烂额时，绛州又出现了乱情。皇帝只好请出了郭子仪，任命他为汾阳王，知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由他出面将叛乱的将军们斩杀，这才平定了太原和绛州的叛乱。
与此同时，党项、奴剌等边疆民族也不断地趁火打劫，进攻唐朝边境。
在这一系列的骚动中，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无力与史朝义全力作战，导致双方各有胜负。而对唐王朝影响最大的，还是肃宗皇帝和玄宗太上皇的先后去世，这让唐朝民众再次看到了宫廷斗争的影子。
事实上，在三月（建辰月）十一日，郭子仪领军离开长安时，皇帝就已经病得不轻，不再接见朝臣。郭子仪想见皇帝也受到了阻拦，他坚持要见皇帝最后一面，表示自己已经很老了，这次很可能死在外面，不见皇帝不会瞑目的。皇帝只好将他招入卧室，再次郑重地将河东的事情委托给这位肱股之臣。
就在皇帝的身体日益垮掉时，先去世的却是太上皇。四月（建巳月）初五，太上皇驾崩于西内的神龙殿。这位缔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盛世的皇帝，到了晚年却被叛乱逼迫着离开了权力中心，回到长安后，又在几个宦官的欺负下度过了苍凉的余生。在他死时，几乎所有他珍惜的一切都已经逝去，不管是他宠信的宰相李林甫，还是美丽的杨贵妃，都已经先他而去，甚至连伺候了他一辈子的高力士也流放到遥远的巫州。高力士后遇赦返京，但他才走到朗州就听说了太上皇的死讯，号泣着呕血而亡。
太上皇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尸体被迁到了西内的正殿太极殿，群臣在这里为他送行。但就在这时，一场宫廷阴谋又随之而起。
这次阴谋的两位主角曾经有过联合，分别是肃宗皇帝的皇后（当初的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他们在分别担任太子妃和东宫宦官时为了权力而联合，此时两人都已经获得了无比的尊贵和权力。随着太上皇的离去和肃宗的病重，他们到了决斗的时候了。
李辅国作为唐朝第一个大权独揽的宦官，有着掌控一切的欲望，而这恰好触动了皇后的利益。皇后决定联合越王李系、宦官段恒俊等人除掉李辅国，他们选择了两百多名孔武有力的宦官，给他们穿上盔甲，试图于十六日发动攻击。皇后计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将太子控制住，以便在肃宗死后能够掌控局面。当时皇帝由于病重，已经授予太子监国之权。
而李辅国一方的盟友则是另一位宦官程元振。程元振打探到皇后的密谋，告诉了李辅国。于是在皇后召见太子，试图控制他的时候，李辅国先下手为强，控制了太子，将他安排在玄武门外的飞龙厩。当夜，他们提前派人将越王、段恒俊等百余人抓获，粉碎了皇后的图谋。
由于有太子在手，李辅国利用太子的命令，逼迫皇后离开皇帝，迁居于别殿。当时皇帝还没有死，皇后就在他的身边寻求保护。使者拿着太子的命令逼迫皇后离开，将她和身边的人一起囚禁在后宫之中。
皇后离开患病的皇帝之后，这位倒霉的皇帝又撑了一天，到了十八日，他终于在宦官和皇后的夹逼之下死了。李辅国随即杀死了皇后及其密谋的参与者。当年肃宗还是太子，决定北上灵武时，张良娣日夜守候在他的身边，甚至希望用自己的身躯保护肃宗免遭暗害。她有着唐代后宫女人都有的无数缺点，对肃宗却挚爱无比，到最后，她的生命只不过比肃宗长了不到一天。
肃宗死亡当天，李辅国拉上太子接见群臣，哭诉老皇帝已死，恭贺新皇帝万岁。
二十日，太子急匆匆即位，是为代宗皇帝。
李辅国由于护卫太子有功，颇为自得。他居功自傲，甚至直接对皇帝说：你只要在禁中居住就行了，外事交给老奴来处置。最初时，新皇帝由于根基不稳，给了他极大的荣耀，甚至称他为尚父。作为宦官，他官至司空兼中书令，一时风头无两。
但如果仅仅把李辅国的擅权当作理所当然，那就错了。事实上，唐代宗是唐代最后一位锐意限制宦官的皇帝。代宗之所以不得不用李辅国，是因为李辅国手中有兵权，而刚刚即位的代宗担心他作乱，不敢动他。在拿掉李辅国之前，皇帝必须选择帮手。
皇帝选择的帮手是另一位宦官——飞龙副使程元振。程元振参与了李辅国的密谋，也参与了杀死皇后的事件。虽然他也是宦官，但比起根基深厚的李辅国，皇帝更易掌控他。李辅国荣任“尚父”仅一个多月，六月十一日，掌控了局势的皇帝，就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和兵部尚书的职务，用程元振取代了李辅国的军职，让李辅国搬到外第，不再参与皇帝的军国重事。
李辅国被拿下，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感觉到新皇帝的开局不同以往。李辅国也体会到了皇帝的手段，不久他又被罢黜了实权性的职务中书令，只得了个有待遇却没有实权的博陆王。他更感到屈辱的是，皇帝在不断调整他职务的过程中，他还得进宫道谢。有一次，他见到皇帝后，连忙哽咽着说：老奴伺候不了郎君啦，自请到地下伺候先帝去。
皇帝表面上安抚了他，却并不打算放过他。十月十七日，在外第居住的李辅国家里突然遭到盗贼光顾，这些盗贼见到李辅国，挥刀将他的头连着一条手臂削了下来。按照行刺的惯例，刺客只需要带走死者的人头，但由于这次充满仇恨的砍杀，他们不得不把李辅国的一条手臂也带走了。
到底是谁干的，又是谁指使的？人们众说纷纭，但皇帝显然对李辅国的死亡感到“悲痛”，不仅给他雕刻了一个木头头颅，还赠予他太尉之衔把他埋葬。
皇帝对于李辅国的处理，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距离他将宦官集团剪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皇帝的身边，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宦官集团，代表人物除了程元振之外，还有在肃宗时期就受到重用的鱼朝恩。两人时而斗争时而联合，共同把持了朝政。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吐蕃人突然进攻长安，将皇帝再次驱离了长安城。吐蕃之所以能够进入长安，是因为程元振隐瞒了吐蕃入侵的消息，导致皇帝没有准备。这给了皇帝流放程元振的借口。在流放途中程元振被仇家杀死。
程元振死后，鱼朝恩却走了好运。由于在吐蕃来时抗吐蕃保卫皇帝有功，鱼朝恩的权力越发扩张，甚至超越了当初的程元振。直到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皇帝才和宰相元载联手杀死了鱼朝恩。
皇帝与宦官的斗争持续了八年，才由皇帝和他的正规官僚系统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即便这样，胜利也是短暂的。代宗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德宗皇帝由于遭到藩镇的联合反叛，大臣们纷纷逃走。德宗皇帝又意识到，只有宦官对他是忠心的，于是宦官再次回归权力中心。中晚唐时期，宦官和皇帝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局面，他们共同联手对付正规官僚系统，又不时发生内部的争斗。
代宗即位后，除了与宦官斗争，还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由于肃宗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破坏很大，代宗及时扭转了父亲的一系列最招致民怨的政策。肃宗时期发行了两种大面值的钱币，这两种钱币由于含铜量不足，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五月十四日，登基不满一个月的皇帝下令，不管是这两种钱，还是原来的开元通宝，都只能以一当一流通。这实际上是重新承认了开元通宝的货币地位，使得民间金融的乱象得以扭转。
除此之外，他还任命了一位能吏刘晏担任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负责经济和金融工作。也是从这时开始，税制和税收问题进入了皇帝的视野。之前唐代实行的租庸调制度过于复杂且难用，需要新的税制。虽然推出新税制还要等很久，但这至少说明皇帝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除了经济上的拨乱反正，在军事上，新皇帝比起老皇帝更加懂得放权的道理。老皇帝虽然任命了很多节度使，却又不敢相信他们，于是派出了很多宦官做监军，造成指挥系统的不畅。新皇帝刚上台控制不了宦官，程元振等人甚至制造冤案杀掉了曾经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但只要皇帝能够控制局面，他就选择相信将军们，让他们放手发动军事行动。至少在最初，皇帝的这种意图是能够贯彻的，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唐王朝结束安史之乱的时机到了。
代宗即位后，首先的挑衅竟然来自史朝义。唐朝皇帝的更替让他也看到了希望。在这之前，史朝义和李光弼在徐州、宋州地区对峙，多次被李光弼击败。他向太原境内的进攻也被李抱玉击败。
史朝义听说肃宗皇帝已死，想利用唐朝皇权交替的混乱进攻。但他本人的实力已经不足以击败唐军，于是他想到了另一步棋：联合北方的回纥人一同进攻唐朝。
此时的回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肃宗皇帝交好的毗伽阙可汗已经死了，他的长子叶护曾经参加过收复两京的战役，但也已经死去，回纥人拥立了可汗的另一个儿子，是为登里可汗。
史朝义要做的就是让登里可汗相信唐朝的混乱足以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利益。登里可汗也的确上了钩，听了史朝义的游说，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南向进攻。
这支回纥大军本来是想偷袭，却遇到了唐朝前往回纥出使，争取重修旧好、征讨史朝义的使者。使者一看大事不好，立刻赶回去汇报皇帝。就这样，登里可汗在唐朝的争取下，又从信心满满变得犹豫不决。
决定了登里可汗态度转变的是他的岳父仆固怀恩。在登里可汗为王子时，他的父亲曾经代他向皇帝求婚，皇帝封仆固怀恩的女儿为公主嫁给了他。仆固怀恩见到登里可汗，不仅劝他放弃进攻唐朝，还劝回纥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
那么，回纥人是否是真的想帮助唐朝呢？并非如此，从回纥人后来的作为，就可以看出来，回纥人出动大军只是一次打劫行为，他们并不在乎是帮助史朝义进攻唐朝，还是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他们在乎的是带领十万大军对中原进行一次洗劫，获得足够的战利品——不管是帮助哪一方作战都无所谓，只要能够掠夺就可以了。
这一点在回纥人南下到底走哪一条线路上反映得淋漓尽致。
回纥人被史朝义诱骗出发后，首先来到了现在的山西忻州，并在这里接受了唐朝的提议。既然要帮助唐朝进攻史朝义，按照回纥可汗的意思，这支军队要从汾河南下，越过蒲关进入关中地区，再从关中经过潼关，直接攻击洛阳。这条线和回纥人第一次走的路线接近。可是，这条路事实上绕了个大弯，要从忻州去往洛阳，最近的路是走上党和太行陉（天井关），根本不用进入关中。更何况，由于关中地区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没有处于战乱，回纥的十万大军如果经过，不啻一次兵灾。
于是，皇帝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回纥可以换一种走法，从忻州经过太原附近，直接从井陉出去，进入河北地区，再从河北前往洛阳。这条路也不是最近路线，但皇帝却有着很明确的算计在内，因为河北地区许多地方还是由叛军掌握，回纥掠夺得越厉害，对叛军打击越大。
但这种方式对回纥人不利，事实上是让他们自己在敌对地区想办法补充给养，皇帝就不负责回纥人的给养问题了，登里可汗拒绝了。
唐朝再次建议回纥人走最近路线，即直接顺着太行山西麓，走现在的上党地区直插河阴（今郑州以北偏西），再前往洛阳。这条路对叛军来说打击也非常大，不仅可以直接进攻洛阳，甚至还可以将叛军斩为两段。但是，这条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所过地区过于贫瘠，不利于掠夺。回纥人也拒绝了。
双方你争我争，最后折中了一下，协商的结果是：回纥人先经过汾河河谷前行，到河东地区后转向南方，从现在三门峡以北，也是当时陕城以北的大阳渡（茅津）过河。唐朝在这里有一个叫作太原仓的巨大仓库，可以供应回纥人吃饭。到了这里，回纥人再和其余诸路大军配合进攻，不耽误接下来的掠夺。
回纥问题解决后，接下来是派遣其余人马。这时在南方的台州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李光弼正在对付这一次叛乱，朝廷在选择人手上并没有考虑他。除了任命长子雍王李适担任元帅之外，皇帝还想任命郭子仪担任副元帅，负责出征。可宦官们对于郭子仪心怀妒忌，郭子仪也担心受到宦官的迫害，坚决推辞。加上回纥人到来所产生的协调问题，最后皇帝选择的是登里可汗的岳父仆固怀恩。
十月，皇帝任命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于原职之外，加同平章事兼绛州刺史，领驻军节度行营。为了表示对仆固怀恩的信任，皇帝甚至在二十一日送行时，让仆固怀恩带上母亲、妻子等家眷，这主要是考虑让他们去见一见可汗的妻子（仆固怀恩的女儿），更是向仆固怀恩表明皇帝的信任。一般情况下，将军出征后，他的家人就成了皇帝的人质，只要将军叛逃，人质就要下狱。
此时雍王李适已经到了陕州，而回纥人则驻扎在陕州的黄河以北，双方隔着大阳渡口相望。李适带领数十骑随从前往黄河北岸见回纥可汗，双方随即发生了争执，因为回纥可汗认为自己是与唐天子平等的，而作为臣子的李适应该向他拜舞。争执的结果是回纥人放过了李适，而将他随行的几个官员各打了一百鞭子。这些挨鞭子的人中，当晚就有两人去世。这种争执也反映出回纥人与唐朝的真实关系。
二十三日，西路大军从陕州出发进攻洛阳，而其余唐军也各自前往。除了雍王李适作为大元帅留在了陕州，其余的将领中，仆固怀恩和回纥兵作为前锋，陕西节度使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鱼朝恩殿后，从渑池进入洛阳。潞泽节度使李抱玉则从河阳向南。河南等道副元帅李光弼从陈留（位于现河南开封境内）前往。
到了二十六日，仆固怀恩等军到达了洛阳以西的同轨郡。此时洛阳的叛军已经听说唐军来了，阿史那承庆劝说史朝义：唐军不可怕，回纥军却不可挡，不如退守河阳。史朝义不肯答应。
二十七日，唐军来到了洛阳北郊，并分兵去取黄河以北的怀州，次日就攻克了怀州。
三十日，唐军在洛阳北郊的横水布下了战阵。叛军在城北也有数万人，他们为了抵御唐军，早早地布下了一些栅栏，希望阻挡唐军的骑兵。仆固怀恩本人在叛军栅栏西面的平原地带布阵，又派遣骑兵与回纥人从南面绕过去，自东北方攻击敌人，双方夹击，将敌人击败。
史朝义听说北面告急，连忙派精兵十万，也是他所有家底去解救，在昭觉寺布开了战阵。唐军快速地袭击了叛军，虽然杀死了不少人，却并没有冲垮对方的阵容。鱼朝恩也派遣了五百名弩手，依然无法攻破敌阵。
叛军采取了一种战术：人人持有盾牌，一旦唐军进攻，他们就举起盾牌，既可以阻拦对方的冲击，也可以阻挡弩箭，更避免了自己的阵形被冲乱。唐军的镇西节度使马璘眼看战情告急，连忙冲到敌前，夺下对方两个盾牌，掀开了一个缺口，率军冲入敌阵。当后面的人跟上之后，这才打乱了敌人的战阵。
敌人失去了阵形，连忙撤退。他们一路上在石榴园、老君庙等地试图组织反击，却都失败了。在一个叫作尚书谷的地方，填满了叛军的尸体。唐军一共斩首了六万人，俘虏了两万人。史朝义只能率领数百人向东逃走。
仆固怀恩进入了洛阳和河阳，把回纥人留在河阳城，派自己的儿子仆固玚带着朔方军追击史朝义。他们在郑州打了胜仗，逼迫史朝义逃到了汴州，汴州拒绝接纳史朝义，他只好继续逃往濮州。
仆固怀恩在前方打仗时，后方却已经开始了掠夺。最初的掠夺是回纥人干的，他们进攻中原不是为了帮助唐军或者叛军，而是为了抢东西，既然已经胜利了，就到了抢劫的时候了。回纥士兵们进入洛阳烧杀掳掠，洛阳百姓死亡上万人。抢掠引发的大火，更是数十日不灭。他们把东西都放在河阳城看好。回纥人抢夺过后，朔方军和神策军也都忍不住了，他们互相宽慰着说，洛阳是敌境，应该予以打击，于是纷纷撸起袖子开始抢劫，之后又扩大到了整个河南。他们烧房子，抢衣物，抢夺过后，人们就只好穿纸做的衣服。
在后方发生大规模有计划的劫掠时，前方依然在追赶着史朝义。到了十一月，史朝义从濮州以北渡过黄河前往卫州。仆固怀恩攻克滑州之后，紧紧跟随着他。叛军的睢阳节度使田承嗣加入了史朝义，凑了四万多人继续打，又被仆固玚击败，被赶到了昌乐（现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西北）以东。史朝义在这里又纠集了魏州的兵马继续作战，再吃败绩。
在他们打仗时，叛军的其余将领纷纷投降。邺郡节度使薛嵩率领相、卫、洺、邢四州投降。恒阳节度使张忠志率领赵、恒、深、定、易五州投降。
他们之所以投降，与仆固怀恩的招降政策有关。为了减轻作战压力，尽快取得胜利，仆固怀恩希望史朝义的大将投降，断绝他的出路。为了让这些人投降，必须让他们安心，不用担心事后被杀，这就要给他们留下出路：让他们官居原职，不派人取代他们。
以薛嵩为例，他本人向唐军的李抱玉部投降。李抱玉随后就进入了薛嵩的营地，开始安排人手取代薛嵩的将领。但仆固怀恩却认为一旦这些人被取代，这支军队就失去了作战能力，而这些被取代的将领也不再有安全感，因此以上级的名义制止了李抱玉的行动。
新皇帝代宗也意识到了唐朝的君臣之间互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的问题，也在考虑怎样增强大臣和将军的安全感。很可能仆固怀恩是了解了皇帝的意图，才这样做的。
但他这样做，又让那些习惯了内斗的将军们感到不适。不满的除了李抱玉，还有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他们都向皇帝做了密奏，报告仆固怀恩这样做是想造反，仆固怀恩与辛云京的矛盾就是这样肇端的。
皇帝还是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封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把他的名字改为李宝臣。而郭子仪也肯定了仆固怀恩的功劳，建议皇帝封他为河北副元帅，加左仆射兼中书令、单于镇北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仆固怀恩继续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先到了贝州，又去了临清，在这里仆固玚击败了史朝义从衡水拉来的三万人。此时回纥人也到了，双方再次在深州的下博决战，史朝义失败后来到了莫州，并困守于此达一个月之久。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大将田承嗣眼看莫州守不住了，劝说史朝义亲自去往幽州征兵，自己则死守莫州。史朝义同意了，率军五千突围而出。不想他刚走，田承嗣就投降了，还把史朝义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送给了唐军。
在史朝义的身后，唐军紧紧跟随，再次击败了他。史朝义逃到范阳，这里虽曾经是叛军的老巢，但这时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递出了降表，在等待结果。守卫范阳城的是兵马使李抱忠。史朝义想进范阳，李抱忠却不敢放他进去。史朝义到这时才知道田承嗣已经投降了唐军。他恳请李抱忠给他点吃的，李抱忠在城东给他准备了食物。在他吃饭时，他麾下的范阳士兵也离他而去了，剩下的只有数百名胡人士兵跟随。
离开范阳后，史朝义唯一能做的，就是越过燕山去往茫茫北方。他先到了广阳（也就是檀州，现北京密云），广阳也不开门，于是他选择了折向东南，准备进入辽东地区，也就是奚人和契丹人的地区。他来到了一个叫作温泉栅（可能在今河北省滦州市西北）的地方时，已经完成了从叛军到唐军转变的李怀仙追击到这里。史朝义已经无路可逃，只好跑到路边的树林中自缢而死。李怀仙将他的人头割下，送往长安。
影响后世中国达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就以这样的方式草草收场了。
安史之乱以史朝义的灭亡为终章，但它引起的余波却再也无法平息。人们常常感叹皇帝因为采纳了仆固怀恩的计策，招降了史朝义的大将，封他们为节度使，而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是造成后来藩镇割据的原因。
除了前面提到的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之外，皇帝还封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这些河北地区的节度使在未来发起了多次叛乱，甚至引起了规模巨大的泾原之变，让德宗皇帝再次逃出了长安。
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招降他们，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便皇帝想打仗，疲敝的唐王朝也已经没有力量了。如果这些人继续反抗，那么安史之乱或许还要持续很多年。没准又出现一个安禄山或史思明，将事态扩大。最容易的方法还是招降他们，给他们安全感。
安全感，也是仆固怀恩痛定思痛之后的抉择。在李光弼刚刚接替郭子仪掌握兵权时，仆固怀恩为了防止李光弼把自己杀掉，甚至不得不带着军队去见李光弼。
事实上，唐朝在经过了安史之乱后，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便是将军和节度使也无法幸免。最典型的就是来瑱，来瑱是安史之乱中守卫襄阳的重将和功臣。他最初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封为开府仪同三司、颍国公，之后又任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东道襄、邓、均、房、金、商、随、郢、复十州节度观察处置使。可是由于他的权力太大，加之他本人不愿意离开襄州，导致皇帝对他猜忌。皇帝先是用明升暗降的方法来削弱他的权力，又想用对付刘展的办法来对付他，派人出兵进攻他，不想反而被他击败了。来瑱并不知道这是皇帝的计策，还专门到长安向皇帝谢罪自己擅自动兵。皇帝表面上给他升官，暗地里，却让与来瑱有仇的权臣、宦官程元振告他谋反，再痛快淋漓地把来瑱除掉了。
来瑱作为功劳巨大的高级将领和重要节度使，可以被皇帝任意算计，被宦官任意陷害，更增加了地方大员们对安全感的反思。他们反思的结果，就是一定要有兵权，并且要掌权到死，传给儿子或者指定继承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势力太小，还要拉帮结派，形成联保。这种做法只是为了寻找一种均势，避免自己被灭亡。至于这种均势是否破坏了中央集权，则是节度使们来不及考虑的了。
之所以说安史之乱末期，唐王朝已经山穷水尽，除了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之外，还有外患的原因。
回纥可汗的十万兵马依然在为非作歹，四处抢劫，甚至有人闯入了长安的皇城内。由于回纥兵的威名，长安的卫兵竟然不敢拦截。到撤退时，回纥兵依然四处抢劫杀人，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不仅仅是回纥人，更大的威胁来自西南的吐蕃。就在安史之乱结束没有多久，当年七月，一支吐蕃的军队突然出现在甘肃地区，他们攻克了兰州、廓州、河州、鄯州、洮州、岷州、秦州、成州、渭州等地，将整个河西、陇右降服，又侵入大震关，对关中地区形成威胁。早在之前，吐蕃人趁着唐朝的动荡，已经侵入了青海，甚至进入了新疆地区，成了西部的重大祸患。
不可思议的是，如此严重的军情，皇帝竟然一直不知道。原来宦官程元振将消息截留了，没有告诉皇帝。直到十月，吐蕃侵入泾州，泾州刺史高晖投降后，带领吐蕃向长安赶来，当吐蕃人过了邠州之后，皇帝才听说了这件事。
十月初二，吐蕃进攻距离长安不远处的奉天、武功，引起了长安的震动。皇帝立刻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让赋闲已久的郭子仪担任副元帅，赶往咸阳。
郭子仪仓促之际，只找到了二十名骑兵，他带着这二十人飞骑赶往咸阳，此时吐蕃率领的吐谷浑、党项、氐、羌联军二十万已经过了渭河。郭子仪派人回长安寻找增援，竟然被程元振阻拦。初六，吐蕃击败盩厔守军，渡过便桥，来到了长安郊区。第二天，皇帝仓促之间逃离了长安，这次他不是向西，而是向东逃去，去往陕州，一路上各个官府的人员都已经逃走，没有人伺候皇帝，甚至有人在阴谋造反，接应吐蕃。
吐蕃事件发生时，由于宦官程元振的擅权，众多掌握兵权的节度使非但不敢率兵前来，反而担心被程元振迫害而装作看不见，其中就有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英雄李光弼。
初九，吐蕃进入长安，在一群叛臣的帮助下，立原汾王李守礼的孙子李承宏为皇帝，建立了百官制度。所幸，吐蕃的进攻是以劫掠为主，同时郭子仪发现唐朝的溃军大都顺着武关蓝田道跑到了武关附近，于是到武关征集了溃军。在他的带领下，唐军又恢复了信心。加之郭子仪用少量的兵士制造了大军正在到来的声势，吐蕃人在掠夺之后也不想留在长安。二十一日，在进入长安只十二天之后，吐蕃人就离开了长安。
吐蕃人虽然离开了长安和关中地区，但其对四川西部的劫掠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让唐朝失去了川西的松州、维州、保州等地。当时的西川节度使是高适，由于他无法挽救败局，导致皇帝将西川和东川两节度使合二为一，任命严武担任长官。严武的就任，也成就了一段佳话，那是杜甫在成都最得意的日子。
直到十二月二十六日，皇帝才回到长安，他一共离开了两个多月。这次吐蕃入侵事件，也反映出唐朝是多么脆弱。如果此时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那么随着吐蕃的进攻，史朝义在东面呼应，将对唐朝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吐蕃的进攻只是唐朝遇到的问题之一，而更大的问题依然是君臣之间无法达成互信，以及大臣之间的钩心斗角。
唐朝结束安史之乱的三大功臣是郭子仪、李光弼和仆固怀恩。除了郭子仪得以善终之外，剩下两人在战争结束后都受到了猜忌。李光弼晚年在徐州掌兵，虽然皇帝已经赐予他铁券，但在吐蕃之乱中，他却由于担心宦官的迫害而不敢勤王。吐蕃之乱结束后，皇帝想消除李光弼的疑心，授予他东都留守的职务。但李光弼却担心到了东都就脱离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推辞了，依然经营自己的徐州，甚至想利用江淮地区的赋税来自给自足。
皇帝知道李光弼的疑心太重，于是将他的母亲接到了京师善待，又给他的弟弟李光进封官，让其掌握禁军，最后给李光弼继续封官。但这都无法消除李光弼的疑虑。李光弼之所以这样，并非完全是因为他的疑心太大，而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掌握朝政的是宦官鱼朝恩。即便皇帝试图解开这个死结，但只要皇帝身边围绕的还是那些人，迟早有一天，回到长安的李光弼会成为鱼肉。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七月，李光弼在徐州郁郁而终，时年五十七岁。
掌权较早的李光弼尚且如此担心，那么更加张扬、起步更晚的仆固怀恩，就更有理由担心了。
事实上，仆固怀恩比郭、李等人更注意君臣互信问题。在安史之乱后期，他也试图帮助那些降将放下心理包袱，继续让他们治理河北地区，打消他们对朝廷的疑虑。但到了最后，仆固怀恩却发现自己又掉入了这张罗网之中，由于过于想打破原来的朝堂秩序，建立另一套规则，他被其他的将领当作异类，甚至将这看作他造反的先兆。于是，即便他不想造反，将领们的流言也逼迫着他去实现这个流言了。
最早举报仆固怀恩的是位于山西地区的李抱玉和辛云京，甚至史朝义还没有败亡，他们的举报信就已经上交皇帝了。等仆固怀恩彻底平定了史朝义叛军，事情反而对他更加不利了。
辛云京对仆固怀恩的仇恨在收复东都的战役还没有开始就产生了。在回纥刚刚进入中原时，由于回纥是受史朝义的诱惑而来的，皇帝为了将回纥争取过来，派遣仆固怀恩到太原与回纥人相见。驻扎太原的辛云京担心仆固怀恩与回纥可汗联合，就紧闭城门不肯出来迎接，也不给补给。仆固怀恩并没有在意，带着回纥绕过城市南下，完成了对洛阳的收复。等史朝义灭亡后，又是仆固怀恩将回纥礼送出境，再次路过太原，辛云京还是闭城防守，不和他说话。对于辛云京的敌意，仆固怀恩愤怒异常，他一面上报皇帝，一面让军队绕过了太原，在太原以南的汾州、榆次、祁县、沁州、晋州等地驻扎。
此时皇帝又派遣了一位宦官骆奉先前往太原监军。骆奉先原本与仆固怀恩友善，双方互称兄弟，但这一次他到达太原后，收了辛云京的贿赂，辛云京让他向皇帝汇报仆固怀恩要联合回纥造反。
骆奉先回长安途中，从仆固怀恩的汾州大营路过。仆固怀恩立刻将他带回家中拜见母亲，两人一块儿喝酒。仆固怀恩的母亲乘机责备骆奉先不应该耍两面派。
为了让兄弟放心，仆固怀恩喝了很多酒，甚至为骆奉先跳起了舞，他们互相赠送礼物，看上去很亲近。第二天仆固怀恩还不过瘾，希望骆奉先再住一天，骆奉先执意要走，于是仆固怀恩把他的马藏了起来。不想这被骆奉先当作要杀他的信号，到了夜间，连忙跳出城墙逃走。骆奉先的举动让仆固怀恩也吃了一惊，连忙把马还给他，让他上路。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八月十三日，骆奉先回到了长安，随即向皇帝上报仆固怀恩谋反。与此同时，仆固怀恩向皇帝报告辛云京和骆奉先勾结。
皇帝依然选择做和事佬，他不相信仆固怀恩谋反，因为如果仆固怀恩要谋反，一定会趁回纥兵还在的时候，绝不会轻易送走强援。他依然在试图解开这个困扰着唐朝所有官员的死结，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安全感。
但辛云京和骆奉先的告状让仆固怀恩感到委屈。这个汉子在安史之乱中，家族一共有四十六人死于平乱，他的女儿为了唐朝，作为公主嫁给了回纥人，加上他还有帮助皇帝说服回纥，收复洛阳，平定河南、河北的功劳，可谓对唐朝忠心耿耿。仅仅从战功上讲，他已经超出了郭子仪和李光弼，依然无法避免受到猜忌。他越想越委屈，提笔给皇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看作诉说了唐朝文武官员们集体的冤屈，他们已经在互相猜忌中度过了一百多年，却依然无法摆脱这道魔咒。
他提到因为辛云京关闭城门不给回纥补给，让回纥可汗震怒，自己是如何委曲求全才哄走了回纥人，不想却被辛云京等人告了状。他认为自己有六大“罪状”：第一，帮助先帝扫清黄河河曲的同罗叛乱；第二，他的儿子仆固玢被同罗俘虏，逃回后，他公正无私地将儿子处斩，为了国家不要亲情；第三，他的两个女儿为了国家远嫁回纥，为国和亲；第四，他的儿子仆固玚为国效命；第五，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招降了史思明河北的将领；第六，他请来了回纥人帮助唐朝，又安全地送走了回纥人。
然而功劳越大，他越没有可能平安落地，所有的人都盼着他出事。即便现在他想回长安也很困难，因为士兵们已经知道有人在陷害他们的将军，不肯放他走。仆固怀恩依然希望能够去长安面见皇帝，请皇帝派人邀请他进长安，他好有借口离开。
到了九月，皇帝按照仆固怀恩的请求派人去见他，仆固怀恩抱着来人的脚大哭一场，准备跟来人一同离开，却被手下士兵阻止了。仆固怀恩想派儿子进长安，士兵们也不同意。到这时，事情越来越向着失控滑去，不管是皇帝还是仆固怀恩都无法处理了。
吐蕃人入侵长安让仆固怀恩事件暂时搁置了起来，等吐蕃人走后，皇帝再次想解决这个问题。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初八，皇帝派遣颜真卿去宣慰仆固怀恩，想让他回长安。颜真卿却认为这样做是徒劳无功。他指出，事实上绝大部分官员都知道仆固怀恩是冤枉的，只有四人（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认为他有罪，但就是这四人掀起的风浪就已经让事情无法收场。如果皇帝还逃亡在陕县，以勤王的名义召集仆固怀恩，他一定会应召而来。可皇帝已经回了长安，仆固怀恩没有了任何理由前来长安，也不会来了。
不过颜真卿给皇帝提供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仆固怀恩作为朔方节度使，手下士兵大都是郭子仪时期的，只有重新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朔方兵才会舍弃仆固怀恩，回到他们的老领导麾下。
当皇帝想重新任命郭子仪的消息传到营中，仆固怀恩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旦郭子仪获得了任命，自己的军权就烟消云散了。他冒险一搏，决定解决自己的仇敌，于是向太原发起了进攻。然而，随着士气的低落，以及部队中胡人士兵和汉人士兵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仆固怀恩不仅没有攻下太原，他的儿子仆固玚还被部下杀死——这位在歼灭史朝义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将领就在内乱中死去了。仆固怀恩听说儿子死去，加之郭子仪重新担任朔方节度使，甚至连他的母亲都责怪他不应该造反，他率领三百人向西渡过黄河，北走返回朔方，山西的战局顷刻烟消云散。
仆固玚的头颅被送到了长安，引得人们纷纷向皇帝道贺。但此时，皇帝依然想和平解决，他责备自己信不及人，才导致了这场悲剧。他甚至下令将仆固怀恩的母亲接回长安，好好奉养，让老人善终。
仆固怀恩占据了北方的灵州，随着郭子仪对北方局势的掌控，仆固怀恩的势力被大大削减。但即便这样，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和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接连两年，仆固怀恩还是以他的回纥可汗岳父的身份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联合回纥与吐蕃两军，两次进攻唐朝。
第一次（广德二年七月），他引回纥、吐蕃十万众直达陕西北部的宜禄和邠州，之后又进逼奉天，郭子仪先是闭城不战，后于十月初七突然列阵让敌人措手不及，仆固怀恩主动撤退。
第二次（永泰元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奴剌数十万众入侵，他自己却于九月初八突然暴病而亡。仆固怀恩的死亡让唐朝失去了一个大敌。郭子仪随后选择了联合回纥进攻吐蕃的策略，化解了这次迫在眉睫的灾难。
唐朝与仆固怀恩的恩怨，以仆固怀恩的死亡而告终。他的死讯传到皇帝耳中，皇帝依然坚持认为“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真正让仆固怀恩无法回归的，不是他的左右，而是唐朝特有的官场文化——让所有人都无法获得安全感，只能靠互相伤害求得自己的生存。
在三大名将中，只有郭子仪获得了善终，这和他待人宽宏有关，也和他在灵武勤王时所获得的地位有关，更和他不参与众人的阴谋有关。即便是程元振、鱼朝恩等对他最忌惮的宦官，也只是建议皇帝不要给他军权。郭子仪不能制止这样的官场争斗，却超然于外，首先向众人展示自己是无害的，其次也告诉众人，要想伤害他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伤害。但是，在安史之乱时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郭子仪，其余的人都陷入明争暗斗之中无法自拔。郭子仪的存在变相告诉人们，在唐朝的官场上要想做到不受伤害有多难。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就在安史之乱结束前一年多，诗人王维去世了。王维晚年的日子过得相当平静，几乎没有再受到安史之乱的影响。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在他被从东都带回并虚惊一场之后，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复了官。他首先被授予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在同一年又改授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秋天又官拜给事中。伪官事件对王维的影响，是他把自己的辋川别业布施给僧人，这里在他死后将变成寺庙，但在他活着的时候，依然归他享用。到了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他转为尚书右丞。第二年春天，由于他的弟弟王缙被授予了蜀州刺史，王维嫌弟弟做官去得太远，于是上表皇帝，请求以自己的职位换取把弟弟调回京城。皇帝并没有收回他的官职，但也把他弟弟调了回来。
王维晚年的交往圈子不大，除了他终生的道友裴迪之外，另一个交往对象是严武。严武也是世家出身，以门荫授官。和高适一样，严武也担任过哥舒翰的判官，后来得到了侍御史的职务。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他跟对了人，到灵武去找肃宗，因此一路高升。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严武得到了京兆少尹的官职，当时他只有三十二岁。严武在京师交游甚广，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维、杜甫和岑参。
严武性格刚烈残忍，但对诗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耐心。在京师，王维晚年与严武以诗应答，好不热闹。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严武官封河南尹，又来与王维道别，他可能是王维最后的访客之一。到了当年七月，王维去世了。他的弟弟王缙检点哥哥的诗文，发现开元之前的诗稿留下的很多，但天宝之后的连十分之一存世的都没有。
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安史之乱，王维早已经功成名就。与李白相比，他也更加有优势，因为除了是著名诗人之外，他还是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和音乐家之一。即便日后李杜的名声日隆，但王维依然是唐代排名前五的诗人，足以与白居易一争高下。他是一个属于和平与宁静的人，世间的纷纭是与他无关的，他只是不小心坠入凡尘罢了。
王维死后仅仅一年，盛唐时代诗人两大高峰中的一个——李白，也去世了。
李白在流放夜郎被赦免之后，他的巅峰时期也早已过去。他也是一位盛世诗人，不管是否有安史之乱，他都会成为唐代诗人中最耀眼的那一颗星。安史之乱添加了另一颗耀眼的星星（杜甫），他的光芒甚至盖过了王维，却丝毫无损于太白之星。
在李白流放遇赦前，他在洞庭湖一带遇到了前中书舍人贾至。贾至曾经在长安与王维、杜甫、岑参等人唱和，但自从杜甫倒霉后，贾至也倒了霉，被外放汝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岳州司马，于是遇到了李白。李白被赦免后，又回到了岳州，再次遇到了贾至，两人诗酒应答，成了李白晚年少有的佳话。
之后李白一直在南方游荡，他去过江宁（金陵）、宣城、历阳、当涂等地。战争在继续，他除了鼓励一下遇到的将领之外，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他的从叔李阳冰担任了当涂令，李白前往投靠。在当涂，李白由于饮酒过度去世。人们传说，他死前所作的《临终歌》概括了他的一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在唐代的诗人中，高适和李白处于仕途的两个极端。李白自始至终为一介平民，即便与皇帝亲近了一段，但由于不甘心当一个政治宠物，很快就离开了，连一官半职都没有捞到。但到了近五十岁还一无所有的高适，却突然成了高级官僚，这与李白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不要以为高适成了高级官僚，就得以自在了。事实上，他的位置极端不稳固。在李白向他发出求救信的那一年，也就是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表面上看高适担任了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但他感到危机重重。就在当年年底，他写下了一首诗，暗喻那些想整他的人不要那么心急。
高适的感觉是正确的，到了第二年，高适就被皇帝贬为太子少詹事。其原因是宦官李辅国认为高适太敢说话，担心坏了自己的事。高适的贬官也反映了安史之乱造成的一个严重的后果：经过这次战争，皇帝从此再也不需要那些贤相和直臣了，他需要的只是三类人：一是亲近的太监，二是李泌这样的纵横家，三是理财专家。不管是张镐还是高适，都不符合皇帝的胃口。
高适回京的途中，特别去了他生活半生的睢阳，去祭奠为唐王朝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张巡和许远。回京后，他与杜甫依然保持着联系。
但是，高适在京的时间并不长，这牵扯到四川地区的局势。在安史之乱前，四川属于剑南节度使的辖区，自从太上皇从四川回到长安之后，皇帝为了防止四川地区出事，将剑南节度使辖区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分属东川节度使和西川节度使。这本意是为了防止叛乱，另一个借口是防止吐蕃的入侵，但这种做法却让四川进入小叛乱和入侵不断的阶段，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高适被外派担任彭州刺史，不料在赴职的路上，竟然遭到了乱兵的劫掠。到任后，他上疏将两节度重新合并起来，却并没有受到重视。高适到达彭州时，杜甫也刚刚在成都安顿下来，于是两人恢复了联系。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梓州副使段子璋起兵反叛，杀死了虢王李巨，并将他的上级东川节度使李奂打败，李奂逃到了成都。高适率领州内的士兵与西川节度使崔光远在成都会合，击败了段子璋。这件事之后不久，杜甫和高适的一位熟人严武就担任了西川节度使，但很快，严武被召回了长安，继任者就是高适。
这是高适一生中另一次高光时刻，但是这个时刻依然很短暂。第二年代宗皇帝即位。高适在这一年击败了四川地区这一轮最后一个反叛者剑南兵马使徐知道。由于杜甫在战乱时选择了避难梓州，他们又分开了。
高适的地位本来应该是稳固的。但不久，他就由于与吐蕃打仗无功，还损失了松、维二州和云山城，被皇帝召回了。取代他的又是严武。此时，皇帝再次将东、西川合为一道，称为剑南道，严武成了统一的剑南道的节度使。杜甫再次回到了成都，但再也没有见到高适。
高适回到长安后第二年即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就去世了。他死时获赠礼部尚书，谥号“忠”，也算是盛唐诗人中少有的文武双全之人。但他的诗歌大都是在没有闻达时写成的，到安史之乱后他更深入地参与政治时，已经很少写诗了，他成功地从诗人转变成了政治家。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皇帝回到长安后，岑参与杜甫、王维、贾至等人在长安互相唱和，好不热闹。但随后杜甫离去，贾至也被贬为岳州司马。岑参在第二年升任起居舍人。但不幸恰逢宦官李辅国专政的高峰时期，李辅国看不惯这些不听话的文臣，于是在出任起居舍人仅仅一个月后，岑参就被外放为虢州长史，离开了长安。
他在虢州极不适应，直到三年后才找到机会来到潼关担任节度判官，之后跟随着雍王李适（后来的德宗）进入东都洛阳，这时也恰逢安史之乱结束。
后来，岑参在长安又待了两年。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川再次发生了变乱。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了，继任的是一位叫作郭英乂的将领。严武虽然刚愎自用，却能压得住蜀地的豪强，郭英乂比严武更加蛮横、无所忌惮，到任后首先杀死了大将王崇俊，接着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终于逼反了西山兵马使崔旰，崔旰从西山率领麾下五千余众袭击了成都，将郭英乂击败。郭英乂逃往简州，后又逃往他处，终被普州刺史韩澄杀死。
这次事件导致四川再一次陷入了战乱。杜甫在严武主政四川时住在成都，此时也离开了成都，去往云安。
这件事对岑参也是有影响的，这一年十一月，他被任命为嘉州刺史，但随着四川大乱，岑参滞留在梁州。第二年（公元766年），朝廷任命宰相杜鸿渐担任山南、剑南等道的副元帅，入蜀平乱。杜鸿渐到任，崔旰刚刚又打了一个胜仗，将山南西道节度使兼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击败。杜鸿渐不得不采取了怀柔的做法，要求朝廷不要惩罚崔旰，而是给他封官，于是在他的姑息之下，四川暂时获得了和平。崔旰被赐名为崔宁，之后担任过西川节度使，并在北方和西方边境长期为将，保卫了唐朝的边疆安全，直到唐德宗时期被权相卢杞害死。
岑参此时已经进入杜鸿渐的幕府，职衔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他再次赴任嘉州。到了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他离职时，四川又发生了叛乱。原来，担任了节度使的崔宁到长安述职去了，泸州刺史杨子琳乘机袭击了成都，却被崔宁的妾任氏招募的几千人击败。杨子琳的军队溃散后，来到了四川东部，阻断了岑参的归途。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底，岑参死在成都。
岑参在成都度过最后的岁月时，杜甫却在东向逃难的途中，他们虽然都在四川，却由于战乱的原因错过了见面的机会。见识过盛唐的诗人大都已经死去，只剩下杜甫还在苦苦挣扎。虽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他依然在逃难，因为四川乃至全国各地都已经进入了不稳定时期，即便大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小的战乱却不可能避免了。杜甫的一生仿佛注定要见证唐代的繁华和离乱，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记录下中国伟大的盛世的崩塌过程。
在叙述杜甫后期的遭遇时，我们不得不把时钟回调到他被贬出长安的时刻，看一看这位唐代小官的陨落过程，以及唐代最伟大诗人的升起过程。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杜甫从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离开长安时，他骑马从金光门经过，突然想到一年前他正是从这个门偷偷出去，逃脱了叛军的羁押，前往凤翔寻找皇帝的。他感叹自己已经老了。在长安的最后时分，恰好高适从江南贬官担任太子詹事，还没有回到长安，杜甫给他寄了信，表达了思念之情。
到了冬天，他又从华州前往东都公干。他将自己所见所想全都付诸笔端，由此我们现代人才能看到安史之乱中更加丰富的民间景象。
在他的笔下，既有那些即将前往战场送死的士兵，也有对在济州失联的弟弟的思念，以及得到弟弟消息后，自己的消息却无法送达的惆怅，更有得知从弟死在异乡的悲伤。
当九节度围困相州时，虽然他也有隐忧，但还是热情地赞颂即将来到的胜利，盼着未来的和平。当节度使们兵溃的消息传来，杜甫恰好在东都，在他赶回到华州的途中，写下了最伟大的丧乱之诗——“三吏”和“三别”。
杜甫以诗人的眼光，望着因为军败而造成的民间的流离失所。在新安，随着壮劳力都已经在上次征兵中离开，这里的官吏只能选择剩下的半劳力（中男）再次出征。在潼关，由于担心叛军再次进攻关中地区，这里的官吏在紧急加固城池。在石壕村，官吏们在晚间抓人，就连老妇人都带走了。不管是新婚，还是垂老，男人们都被迫上了战场，与亲人分离，年轻的妻子还在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年老的妇人却知道再也见不到丈夫。那些逃兵乘战败之后的混乱离开部队，回到家乡，却发现家园残破，连亲人都找不到了。
杜甫回到华州，日日哀叹不已，但这依然不是战争带来的最终结果。当年由于战乱引发了大饥荒，到最后，就连杜甫也不得不弃官离开，只是为了给家人寻一条活路。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杜甫弃官向西，翻越陇山到了秦州境内的西枝村。他的目的是找一个偏远的地方躲避战乱。但是偏远地区依然避不开战乱，杜甫经过一个古战场，望着被蝼蚁当成了窝的人类白骨，意识到边疆地区也是不安全的，因为皇帝的好大喜功，唐朝与外族发生战争也影响了边疆。这是盛世时期所掩盖的满地萧然。
在秦州时，杜甫依然记得被放逐的李白，不由自主地怀念着当初与他的壮游。他为李白的生不逢时感慨万千，但他又如同预言般地相信李白的诗歌必然流传千秋万世。他不仅怀念李白，还怀念着已经死去的贺知章、孟浩然，以及身在河南的两位弟弟。与此同时，他还与高适、岑参、严武、贾至等几位友人保持着联系。
他原打算在秦州的西枝村寻一块土地建一座草堂，但由于整个北方都在闹饥荒，他在同谷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了秦州。也许是因为高适担任彭州刺史、严武担任巴州刺史，他决定到四川境内寻找和平的所在。
经过了漫漫的蜀道，在年底时，他到达了成都。他立刻与在彭州的高适取得了联系。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杜甫开始寻找住处，他看上了浣花溪旁的一块地，在这里盖了草堂。草堂修建如此顺利，与杜甫的一系列故人的帮助有关。除了高适、严武等人，当地的官员也提供了帮助，其中一位姓王的司马还提供了钱财资助。朋友的帮助使得常年奔波的杜甫终于感受到了温暖，这段时间也成了他一生中少有的舒适时光。
解决了温饱的杜甫又开始忧国忧民，他有拜访诸葛祠堂“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也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豪情。
杜甫初在成都的生活是闲适的，与当年他在路途上的艰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与高适往来应酬。此时，王维的弟弟王缙任蜀州刺史，距离成都也不远，杜甫与王维的好友裴迪也取得了联系。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严武和高适先后担任了西川节度使，作为他们的朋友，杜甫与他们诗酒应答。第二年严武离开时，杜甫甚至将他送到了绵州。美好总是短暂的，西川兵马使徐知道的造反又一次打破了杜甫的宁静生活。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徐知道造反后，刚刚送走了严武的杜甫仓皇间无法回到成都，只好至梓州停留，直到冬天，才有机会将家人迎接到梓州。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结束了安史之乱，在梓州的杜甫也开心地流下了眼泪，并开始规划自己的回程。他希望从三峡直达荆州地区，再北上襄阳前往洛阳。但这个规划却没有成为现实。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再次来到成都，杜甫也终于回到成都居住。这一次，他进入了严武的幕府担任节度参谋，严武为他申请到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加衔，并赐绯鱼袋。这个官职也就成了杜甫最后的官职。但所谓工部员外郎并非他的实际职务，他只是个位于成都的节度使参谋而已。
事实证明，杜甫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参谋人才，他只做了半年，就放弃了，还是回到了草堂。日后有人编排出他倨傲惹怒了严武的故事，但这可能并不符合事实。
曾经与杜甫在长安诗酒唱和的贾至，在杜甫贬官华州的时候也被贬官岳州司马。到了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贾至就被皇帝召回去官复原职了，后来又担任了尚书左丞。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担任吏部侍郎，进入高官阶层，又担任过京兆尹、御史大夫、兵部侍郎等职，是文人中少有的高官。
而杜甫自从华州弃官之后，已经逐渐跳出了对官场的渴求。他为朋友当官感到欣喜，但自己再也没有去主动追求过官职。他此时追求的是自我，以及家人和朋友的安康。他宁肯对着雪山和小鸟吟哦，也不再愿意为了当官而牺牲自己的个性了。在梓州期间，他并非没有机会。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时，皇帝曾经下令给杜甫京兆功曹的官职，但杜甫却没有应召，他知道所谓的功业并不属于自己，他更倾心于南国的浮云和钓竿。
到了成都，严武给他授职半年后，杜甫却宁肯选择隐居，而不再参与政治了。
真正让杜甫的生活出现了变化的，是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他的两大保护伞严武和高适的相继去世。高适死于长安，而严武则死于成都任上。整个四川地区再次大乱，杜甫不得不再次踏上了逃难的行程。
此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杜甫的苦难却并没有完结。他计划前往潇湘地区，至于具体到哪儿，怎么生活，都已经无法细究了。
接下来，杜甫就如同是一片飘萍，顺着长江而下。他没有最终的目的，只是走一步看一步，与他同时代的朋友都凋零得差不多了。虽然依然能碰到人照顾他，但所谓的挚友却不存在了。由于老了，他也不想回到长安，但他又还活着，还要用他的笔对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和个人命运做最后的记录。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五月，杜甫离开了他钟爱的成都草堂，再也没有回来。他带着家属东下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春天，他到达了夔州。由于夔州都督的盛情邀请，杜甫在夔州居住了两年，直到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才离开。
在夔州的两年中，杜甫写了大量回顾性的诗歌，回忆他的一生，以及与李白、高适等人的交往，还有他见过、听说过的大量名臣将相。他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将想到、看到的一切都写成了诗。
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他再次出发，出三峡到了江陵，秋天移居公安县。他穷困潦倒，已经接近生命的尾声，却依然要忍受世情冷峻。在三峡以东地区，由于缺乏熟人，杜甫的生活更加艰难。到了冬天，他来到岳州。贾至当年就是被贬到岳州，最后又被召回宫廷。李白也曾经在流放和返回途中经过岳州，但此时李白早就死了。杜甫走到岳州时，几乎走投无路了。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他选择了从岳州向南的道路，经潭州（现长沙）到了衡州（现衡阳）。湖南夏天的酷热击败了他，于是他在夏天再次回到了潭州。这时，病痛加剧，他似乎得了轻微的半身不遂。他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住在舟中。
到了第二年（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又经历了最后一次战乱。湖南兵马使臧玠杀了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杜甫只好乘舟再次回到衡州，从衡州继续前往郴州去投靠他的舅家崔伟。到达耒阳后，他停泊在方田驿。到了秋天，他再次坐船北上，死在了湘江之上。
甚至连他死的地点都充满了争议。有的人认为他到达耒阳时，耒阳令给他送去了酒肉，没想到久未饱食的他吃得太多，一顿饭之后就死了。有的说由于湘江水涨，杜甫五天不得食，耒阳令给他送去食物时已经找不到他了。但不管怎样，人们普遍认同杜甫死于困顿之中，也并没有试图将他的死浪漫化，就像李白之死那样。
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就这样消逝了，留下他的诗歌，以及对一个盛世消失的惋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