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载（公元757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安禄山叛乱爆发不到两年，唐军在经过两次失败之后，再次做好了进攻长安的准备。这一天，皇帝请参加战役的将军们吃饭，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主导进攻的郭子仪：事情能否成功，就看这一次了吧？
郭子仪斩钉截铁地回答：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当天，郭子仪率领先锋部队出凤翔，向着长安进发。
二十六日，唐军驻扎在武功地区的将领、御史大夫崔光远与叛军打了一场遭遇战。这一天，崔光远派出两名将领，率领两千人进攻长安以北的中渭桥，这里距离长安城已经很近了。他们杀敌千人，逼迫对方放弃了中渭桥，又乘胜追击到了北面禁苑的苑门，距离长安城只是一步之遥了。但就在这时，叛军驻扎在武功的军队听说唐军的进攻，选择向长安方向逃窜。这支军队在禁苑以北遭遇了唐军，在冲突中，他们将两位唐军将领中的一个杀死，另一个擒获，送往洛阳。这一场战斗唐军先胜后败，损失了两员战将，但它对于唐军的意义在于，叛军在武功地区驻扎的军队都已经撤回了长安。也就是说，长安以西已经没有叛军，任由唐军驰骋了。
郭子仪之所以对胜利如此笃定，除了准备充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获得了一支生力军，也是最英勇善战的部队之一——回纥人。
在唐代的北方，回纥已经取代了突厥，成了最强大的民族。安禄山叛乱爆发后，回纥可汗屡次与皇帝交通信息，表示可以派遣军队帮助唐朝皇帝。但是，直到这一次，郭子仪才让皇帝下了决心，邀请回纥人前来助阵。回纥此时的可汗称为怀仁可汗，他命儿子叶护以及将军帝德等率领精兵四千人前来助阵。
但是，回纥的助阵又是有代价的。回纥人到达凤翔后，皇帝不仅酒肉招待，还要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回纥虽然兵少，但由于战斗力强，要求并不低，皇帝甚至与他们约定，只要攻克了长安，皇帝只要土地和人民，而所有金帛和女人归回纥。皇帝之所以这么恩宠回纥人，是因为他也意识到唐军的战斗力的确有限，之前即便是郭子仪在与敌人交锋中，也很难保证一定会占据上风。
肃宗的准太子广平王李俶与叶护一见如故，两人约为兄弟，广平王是兄长，叶护是弟弟。
十月十二日，广平王率领的主力部队离开凤翔。唐军一共有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其中回纥人有四千，还有不少西域他族的部队。唐军到达扶风之后，郭子仪又约见了回纥部队，招待了他们三天。叶护不断地催促进军，他们不是来做客吃饭的，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招待过后，郭子仪让他们上路，每天给回纥人的供应是两百只羊和二十头牛，加上米四十斛。
唐军这次的进军速度并不快，而是稳扎稳打，避免混乱。二十五日，所有部队都已从凤翔出发，二十七日，才来到了长安以西的香积寺，在香积寺以北沣水东面扎下阵营。香积寺的位置在南山子午谷正北微微偏西，沣水以东，交水（唐代也叫永安渠）以西，距离汉代上林苑内的昆明池不远。
唐军的布阵分为前、中、后三军，分别由李嗣业、郭子仪和王思礼指挥。敌人的十万大军则在唐军的北面排开。
首回合是由叛军将领李归仁挑起的，他率部出阵挑战，被唐军击退，于是唐军乘胜追击，来到了敌人大部队的阵前。就在这时，叛军的大部队在号令声中突然压上，又把唐军赶了回来。唐军的战斗力并不强，在敌人压迫下开始退却，阵形大乱，眼看就不可收拾了。但幸运的是，随着唐军出现混乱，他们丢弃了不少辎重，吸引了叛军士兵前去抢夺，这就给了唐军重整的时机。
作为前军将领的李嗣业一看已经到了危急关头，认定如果不拼死抵抗，军队就会被消灭在这里，他脱掉铠甲，赤膊上阵，拿着长刀站在阵前，不管是人是马，只要撞到他的刀头，全都被砍倒。杀了数十人之后，李嗣业率领人马全都执长刀，排成一道墙，齐头并进，一路砍杀，所向披靡。在他的带领下，唐军奋勇向前，逆转了局势。
叛军一看形势不好，立刻采取了第二招——包抄。他们派出一支骑兵部队，试图从东面包抄唐军，从后面发起袭击。唐军发现后，由朔方左兵马使仆固怀恩带着回纥兵前去迎战，将包抄的敌军部队砍杀殆尽，这次局部战斗让敌人丧胆。
这就到了唐军进行反包抄的时候了，发动包抄的依然是李嗣业。他带着一部分回纥人冲到叛军的后方，与前方的唐军形成夹击。
双方的战斗从中午时分直杀到天黑，唐军斩首六万余级，叛军的尸体填满了沟壑，最后剩余的叛军借着天黑逃回了长安城。
当天夜里，杀红了眼的仆固怀恩依然不肯放弃，他不断地向主帅广平王请求乘夜发动攻击，因为叛军大将李归仁和安守忠都是骁勇善战之人，既然他们败了，就必须乘胜将他们擒获。否则，哪怕唐军夺回了长安，只要两人逃走了，一旦他们重整军队，依然可以成为唐军的心腹之患。
广平王没有经验，并未答应仆固怀恩的请求，而是叫他赶快休息。到了第二天一早，当唐军再想进攻时，却发现对方已经逃走了。
二十八日，唐军终于回到了西京长安。这时距离长安丢失已经一年多。当初唐玄宗逃走后，叛军没有乘胜追击，唐军得以重整。而这时，唐军也没有乘胜擒获对方的大将，同样留下了隐患。
攻克长安之后，按照皇帝与回纥人的约定，回纥人是有权将长安城的财富劫掠一番的。但长安在叛军的手中本来已经恢复了安定，如果唐军刚刚攻克了长安就开始劫掠，给百姓留下的印象就是政府军还不如叛军。到底怎样才能让回纥人放弃约定呢？
解开问题死结的是广平王李俶。他亲自来到了叶护的马前，对叶护深深一拜，将他的担忧说了出来，如果在长安劫掠，消息传到东都，那么东都洛阳的百姓势必不愿意回归，甚至会和敌人并肩抵抗。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即便回纥人要劫掠，也必须等东都拿下之后。
叶护没有想到广平王会给自己下拜，连忙下马还礼，答应暂时不对长安进行劫掠。广平王之拜与叶护的还礼，都被人民、士兵看得一清二楚，广平王拯救长安的故事也流传了开来。
叶护和仆固怀恩没有率领回纥人以及其他西域士兵进城，而是从南面绕过了长安城。长安南面诸门是安化门、明德门和启夏门，到了东南角，回纥人又向北经过了城东的延兴门、春明门和通化门，最后扎营在浐水的东面。他们绕了半个长安城。城内的百姓时刻关注着胡人的部队，直到确定他们不会进城才放心。
广平王则带人进入长安，逗留了三天，之后留下虢王李巨作为留守，自己则率众东进：他们接下来要攻打的是潼关和东都。
广平王留在西京时，郭子仪已经率众东进，追击敌人直达潼关，一路上斩首了五千人，攻克了华阴和弘农两个郡。
敌人还有一支部队是驻扎在武关的，经武关可以从关中的长安直达襄阳地区。敌人占据长安之后，为了防止襄阳之兵，也派人把守武关。到了十月初八，王难得率领的兴平军也上奏皇帝，他们已经肃清了武关，从长安到襄阳的道路由此也开通了。
叛军放弃武关之后，接下来的防守地点在陕城，即如今三门峡的陕县。这里北面是黄河，南面是秦岭余脉，与潼关遥相呼应，是陕西与河南之间的重要通道。陕城以西就是著名的函谷关所在，而哥舒翰的部队就是在函谷关以西不远处遭到覆灭的。
由于唐军进攻太快，原本在陕西的叛军将领张通儒一路上没有形成防御，直接退到了陕城才设防。张通儒保陕城的消息传到了洛阳，安庆绪立刻在洛阳征兵，由权臣严庄率领，来到陕城与张通儒共同防守。此时叛军的队伍依然有十五万人，与唐军的人数相当。
双方的布阵是这样的，在临汾盆地南部有一个叫作曲沃的小城，这里大约在当年哥舒翰兵败地点附近，也位于双方战线的后方。广平王李俶就驻扎在这里。潼关往东，在陕城以西有一个叫作新店的地方，这里是双方战线的交汇点。在新店的南北各有一条小山岭，叶护派出大将藏在南山之中，而叶护本人和郭子仪则在南山以北的谷道内扎营。叛军的部队更靠近北山，身后紧紧贴着山地，处于半高处，从而形成了保护。
郭子仪与敌人在新店相遇后，双方随即展开激战。由于敌军背面有山的保护，又位于高处，他们将郭子仪向西驱赶，眼看唐军就要撤退了。
但就在叛军向西追赶唐军时，埋伏在南山谷地之中的回纥人渐渐地被甩到了叛军的身后（东面），回纥人从南山中出来，借着尘埃掩护向叛军射箭。叛军看不清尘埃背后有多少士兵，只知道回纥人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与唐军其余部队形成了包抄。在这样的局势下，叛军迅速崩溃了，除了留下漫山遍野的尸体，剩下的人在向东撤退中，连陕城都无法进入，而是直接逃回了洛阳。就这样，唐军攻占了洛阳的最后一道屏障——陕城。广平王和郭子仪到陕城安抚民众，而仆固怀恩带着骁勇善战的回纥兵继续向东进攻洛阳。
十月十六日，严庄将防御失败的消息带回了洛阳。当天晚上，安庆绪收拾人马离开洛阳，向河北地区逃窜。在临走前他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俘获的唐军将领杀害，守卫睢阳的许远则死在了偃师。
十八日，广平王率军进入洛阳，兵不血刃，洛阳获得了解放。此时距离唐军攻克长安不过二十天的时光。但接下来还有一个未解的问题。当初皇帝与回纥人约定，攻克长安后，回纥人可以劫掠一番，被广平王劝止后，条件变成了回纥攻入洛阳可以劫掠。现在，洛阳已经回到了皇帝的怀抱，也到了皇帝将洛阳的财富给回纥人的时候了。
事实上，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回纥人已经开始了劫掠。广平王由于前面的许诺，虽然心中充满了厌恶，却也不便说什么。这一次，是东都父老的智慧挽救了这座城市，他们主动提出贡献一批罗锦，数量达到上万匹，相当于四千回纥兵每人能够分到两匹多。最终回纥人同意了这一条件，才没有继续掠夺。
关于唐朝皇帝允许回纥人抢劫的事，已经争论了上千年。但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双方的制度差异造成的。唐朝作为定居民族，已经学会了通过收税的方式从民间抽取足够的资源来养活官僚集团，但作为游牧民族的回纥人，依靠的却是另外的体系。在回纥体系中，人民不需要缴纳固定的农产品，他们在广大的草原上分片放牧，回纥可汗和他的官僚集团有着自己的草场和牲畜，完全可以养活自己，也就不需要人民的贡献了。
那么，官僚与人民的关系又体现在哪里呢？对于人民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官僚在国防上的保护，给自己提供安全的放牧环境；而对于官僚而言，他们需要在打仗时，人民提供免费的兵力供他们驱使。援助唐朝的回纥兵虽然是可汗征召的，但并不需要可汗发工资，可汗可以用最低的代价获得最多的士兵。但为了保持士兵的忠诚，可汗必须允许士兵在每一次胜仗之后进行掠夺，这些战利品就是士兵们唯一能够得到的财物报酬。
回纥士兵之所以帮助唐朝皇帝攻打叛军，也是指望着战胜后可以掠夺。当攻克了洛阳之后，他们认为劫掠是战争中最正常不过的一部分，而对于定居政权的唐朝则显得有些不可接受了。
当回纥人从洛阳回到长安时，皇帝亲自率领百官迎接，表达了最隆重的欢迎和谢意。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回纥人离开时，皇帝又封叶护为司空、忠义王。而更重要的是，他规定每年都要给回纥人二万匹绢。虽然岁币要到宋代才成为常态，但其开端却根植于唐代对回纥的政策之中。
引入回纥兵的代价并没有一次性清算，而是一直持续了好几位皇帝，直到黠戛斯人（吉尔吉斯人）崛起，将回纥赶出了蒙古高原，回纥的影响力才衰退了。
回纥在唐代的长期强势可以从几方面看出来。
第一，唐代有与胡族和亲的传统，但所谓和亲的公主，大都不是皇帝亲生的女儿，而是宗室女子，甚至是干女儿。比如，仆固怀恩的三个女儿都被封为公主嫁给了回纥人；嫁给吐蕃的文成公主则是宗室女。
在唐代，真正的皇帝女儿嫁给胡人的只有三次，都是嫁给回纥人。第一次就发生在唐肃宗收复两京之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七月十七日，皇帝在册命回纥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之后，将自己的幼女宁国公主嫁给了可汗。由于这是第一次皇帝的亲女儿外嫁，父亲亲自将她送到咸阳，晓以大义，公主慷慨而行，表示“死且无恨”。公主出嫁到了回纥不久，可汗就死了。按照回纥人的规矩，可敦是要殉葬的，公主以自己是汉人，应该遵守汉人的风俗为由拒绝了。但她将脸划破，血泪交融地大哭了一场，方才过关。由于她没有儿子，最后侥幸回到了唐朝。
宁国公主之后，德宗的女儿咸安公主和宪宗的女儿太和公主都嫁给了回纥可汗。其中咸安公主遵从回纥的风俗，老王死后嫁给新王，一共嫁了四位可汗，最后死在了大漠。太和公主是在穆宗时出嫁，她恰好赶上了回纥的崩溃。回纥人被黠戛斯人赶离了位于蒙古高原的摇篮后，黠戛斯人将公主送回唐朝，路上又被已经进入唐朝边境暂居的回纥人截留。最终她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长安，死在了家乡。
三位公主的父亲分别是中唐时期的三位雄主肃宗、德宗和宪宗，表明唐朝君王对于这支外来友军的依赖性。皇帝要想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赖他们。
回纥人对于唐朝皇帝如此重要，他们得到特殊的待遇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史书中，充斥着回纥人在长安不受法律约束的例子。比如，宝应二年（公元763年）闰正月初五，有十五个回纥人不知什么原因进犯皇城的含光门，甚至突入了鸿胪寺，看门的人却无可奈何。而回纥人在唐朝境内的劫掠甚至杀人，地方官员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在盛唐时期不会出现，但在中唐之后却成了常态。
叛军逃离洛阳后，唐军对叛军的清剿并没有立刻停止。十月二十日，郭子仪派遣大将攻取了黄河上的河阳，以及黄河以北的河内（现河南沁阳一带），从而控制了通往河北的道路。安庆绪最倚重的大臣严庄也投降了唐军。由于唐军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全国各地，当地的人们纷纷揭开了抗争的大旗，叛军陷入了左支右绌之中无法抵挡。刚刚战胜了张巡、占领了睢阳的尹子奇也在陈留被人杀死。他赢得了一场血战，却无法在另一场混乱中存活。
安庆绪跑到了河北的邺郡，当他到达时，仅剩下三百骑兵和不过千人的步卒跟随。此外，阿史那承庆等将领投奔了常山、赵郡、范阳等其他城市。很快，田承嗣、蔡希德、武令珣等人纷纷从其他地方赶来，这才又凑够了六万人。于是河北地区成了安庆绪控制的主要区域。
到了十一月初，河南、河东地区已经扫荡殆尽，除了河北之外，只剩下北海、云州还掌握在叛军手中。
到这时，唐军距获得全面的胜利只剩下最后一步。但就在这时，对于皇帝来说，战争已经成了次要的问题，他考虑的是重新获得长安之后，如何调整与太上皇的关系，以及如何安排群臣与将军们重新组建朝廷。显然，他的转向过早了。
收复长安之后，对于皇帝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军事，而是家庭关系。
整个收复战役中，在成都的太上皇几乎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给皇帝添了许多的麻烦。收复后，皇帝首先担心的是，太上皇一日不回来，就可能给帝国多带来一些麻烦。
唐朝宫廷有父子反目、钩心斗角的传统，甚至许多次内斗都必须以一方的死亡作为结果。太上皇到达成都后，任命了不少官员，虽然他也主动向新皇帝示好，让这些官员到北方见新皇帝，可是毕竟没有人知道这位太上皇和皇帝一旦重聚，是否能够平衡好权力。
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太上皇完全放弃权力，让皇帝独揽朝政，但没有人有充分的把握认定他会这么做，而太上皇本人也不确定儿子会不会对他不利。唐朝宗室纷争的传统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彼此信任，只能预先进行防范，而他们的防范又会被对方解读为冒犯，最终激起双方的敌意，让事情无法收场。
但如果太上皇不回来，处于皇帝身边，在成都就会出现另一个小朝廷，这个小朝廷早晚会和长安的朝廷出现冲突，甚至反目成仇。这样看来，父子之间情况极其微妙，不管太上皇回来还是不回来，由于双方无法建立互信机制，都会导致进一步的冲突。
从皇帝的角度看，是希望太上皇回来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朝廷的分裂。但是太上皇到底是把避免分裂放在首位，还是把自己的安危放在首位？一个已经放弃过整个帝国的老人会在意所谓的分裂吗？皇帝又要怎样才能取信太上皇呢？
在刚刚收到攻克长安捷报的九月二十九日，皇帝除庆祝收复都城之外，还派人给身在成都的太上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请太上皇回京继续当皇帝，而自己将回到东宫继续当太子。
如果了解唐朝的内斗传统，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封非常不合时宜的信。当了皇帝的肃宗身边已经聚集了大批亲信，一旦皇帝放弃皇位，让位给父亲，太上皇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朝臣，必然无法施展自己的政策，可如果换人，又必然引起宫廷内的阴谋和内斗，造成父子反目和宗室血案。太上皇也必然会意识到，儿子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许诺，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回去而已，其余的都不能当真。这封信事实上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发出了父子内斗的第一个信号，作为聪明人的太上皇必然会察觉到这个信号，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继续留在成都，形成割据局面，避免被儿子及其党羽害死。
在攻克长安时，李泌是跟在广平王身边的。皇帝将他召回后，把给太上皇的信给李泌看了一下，李泌立刻意识到这封信会让太上皇强化割据之心，不会再回来了。作为补救，他请皇帝以群臣的名义给太上皇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详细叙述了群臣在马嵬坡留下太子，并在日后劝进的来龙去脉，表明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太子有意去争夺皇位。信中还以群臣的口吻描述了皇帝对太上皇的思念，请太上皇回长安，以便皇帝尽孝。这封信再也没有提到皇帝退位给父亲，只是通过父子亲情暗示，请太上皇回长安颐享晚年，只要太上皇不参与政治，皇帝不会对太上皇做出不利的事情。
这两封信一先一后到达了成都，太上皇看了第一封信，立刻意识到这是内斗的信号，回信表示，请皇帝把剑南（四川）让出，他准备在这里养老，这事实上就是宣布了割据的局面。太上皇的回信于十月十八日返回凤翔，皇帝见信大惊。就在他惊魂未定时，太上皇的第二封信到了。原来，太上皇最初也只看到了第一封信，后来看了“朝臣”上的第二封信，意识到父子之间暂时可以取得互信，他决定以国家为重，回到长安。虽然太上皇可能对未来依然有疑虑，但这种疑虑不至于让他做出激烈的举动，而是宁愿相信皇帝，碰一下运气。
除了解决太上皇与皇帝的纠纷之外，李泌还试图调和皇帝与未来太子的关系。鉴于皇帝有听信妃子（未来皇后）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的“前科”，甚至因此杀死自己最有才干的儿子建宁王，李泌以武后和她的儿子们的故事提醒皇帝，他的儿子是有限的，不能一个个都杀掉。这个提议保护了未来的太子广平王，也就是将来的皇帝代宗。
在帮助皇帝解决了家事之后，李泌提出离职。他在肃宗皇帝最危急的时候前来帮助，又在皇帝刚刚克复两京时就选择离开，与其他宰相的内斗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安史之乱时期的诸位宰相级官员中，李泌（事实上他没有在肃宗时期担任宰相，而是到了德宗时期才拜相）和张镐如同两股清流。他们一个通晓世事、屡出奇策，另一个刚直不阿、爱惜人才，虽然都执政不长，但因继承了玄宗早期的贤相传统，被人们所铭记。
在离开肃宗之后，李泌前往衡山修道。但这只是他漫长的传奇生涯中的第一步，在代宗和德宗时期他还会在关键时刻回来帮助皇帝，表明了他在朝堂和山海之间的适应能力。只是后面的部分由于与本书无关，他的传奇也就暂时离开本书读者的视线了。
十月十九日，皇帝终于离开了他的凤翔行在，向长安进发。在同一天，他派出韦见素去四川接太上皇。
二十二日，皇帝来到了咸阳东的望贤宫，在这里他得到了东都洛阳的捷报。第二天，皇帝进入西京长安，此时距离他们离开长安已经一年多，距离房琯组织的第一次反攻也有一年了。那一次皇帝本来以为能够回来，战争却又拖拖拉拉进行了一年，唐军才终于有了突破。不过，获得了两京的皇帝怎么也想不到，八年的安史之乱只不过才刚到第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不过只有两年而已。这也可以看出唐军的脆弱，以及唐朝的官僚系统被破坏的程度。
长安的百姓欢呼雀跃，到二十里外迎接皇帝，许多人都喜极而泣，以为会回到盛世之中。他们不知道，这个皇帝和当年的玄宗皇帝已经有了区别。很快，加税和货币贬值的厄运都会纷纭而至，皇帝不这样做就无法渡过难关。
皇帝没有去城内的西内太极宫居住，而是来到了城外北方的大明宫。这也表明了皇帝的谨慎，不敢完全相信长安的百姓，毕竟在城外的大明宫更加安全一些。在大明宫，那些曾经投降了叛军、担任大燕官员的人都被迫光着脚、摘掉头巾在含元殿前站着，等待皇帝的裁决。皇帝到达后，他们在兵士的环卫下给皇帝叩头。他们的命运在下文还会谈到。太庙已经被叛军烧掉了，皇帝无法祭拜，只能素服对着遗迹哭了三天。
也是在同一天，太上皇从成都出发，踏上了回归的道路。
十一月初，广平王和郭子仪都从东都回来了。皇帝对郭子仪表示感谢，感慨整个国家的再造都有赖于这位以宽宏为主的将军。从军事谋略上来讲，郭子仪吃过不少败仗，对军队的控制和运用也比不上李光弼，甚至不如仆固怀恩，但郭子仪的宽宏和坚韧却是唐朝再造过程中最需要的。正是他在肃宗最危急的时候率兵前往灵武，才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局势。也是他一次次失败后又一次次继续努力，才有了克复两京的功业。更重要的是，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人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却无法解决唐朝君臣互相猜忌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一直困扰着各位将领，让他们除了与敌人作战，还必须互相防范，避免被自己人杀死。皇帝任命宽宏大量的郭子仪作为副元帅，恰好解除了人们的担忧，所有将领都认为在郭子仪的手下不会被埋没，也不会遭到报复，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打击敌人，将互相怀疑的诡异气氛暂时清除了。
十一月初十，太上皇终于来到了凤翔，跟随他的士兵有六百余人。他走的时候仓皇，回来的时候凄凉，所有的人都在庆祝伟大的胜利，只是这个胜利和太上皇无关，他只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老人而已。
为了表示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太上皇把他的士兵都送到了郡县听命。皇帝则派出了三千名骑兵表示欢迎。太上皇之后的行程很缓慢，直到十二月初三，他才来到咸阳。皇帝则在望贤宫等候自己的父亲。到这时，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年多以前，太子是那么弱势，甚至担心自己能否活到即位那一天；如今，新皇帝的地位已经稳固，担忧自己未来的反而变成了太上皇。
二人自然也免不了表演一番。太上皇在望贤宫的南楼之上等待皇帝，皇帝没有穿象征皇帝的黄袍，而是穿了一件当太子时的紫袍，骑着马，第一眼见到南楼时就下马，步行到楼下。唐代臣下见皇帝的礼节除了拜之外，还要做一种特殊的舞蹈动作，现在这种动作已经失传了。皇帝对着楼上拜舞。太上皇从楼上下来，抚着皇帝哭泣，皇帝则抱着太上皇的脚呜咽着。
接下来，太上皇向人要来了黄袍，亲自给皇帝穿上。皇帝则不断地磕头拒绝。太上皇表示，这是天数，皇帝已经得了人心，而他想要的，只是安度余年。皇帝这才接受下来。
老百姓也在承担着本分的表演，他们先是在仪仗队之外围观赞叹。当仪仗队移除后，他们前来拜谒，并表示见到两位皇帝真是太幸福了。
上殿时又是一番推辞，太上皇不肯居于正殿，又是皇帝亲自扶他登殿。吃饭时也是皇帝先品尝，表示没有事，再送给太上皇吃。
后世的史臣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这一幕幕礼节，是为了彰显教化，表明君臣父子的礼数。但后人看到的却是父子两人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以免引起对方的戒心。他们越表现得彬彬有礼，越容易让人看到背后的剑影刀光。
这一切礼节还没有结束。初四回程时，皇帝亲自给太上皇试马，又扶他上马，为他牵笼头，走了几步，太上皇这才制止了他继续步行。于是皇帝骑上马在前面带路，他不走在正中，而是走在一边，把中间的驰道让给父亲。太上皇感动地说：“我当天子五十年都不算贵人，今天当了天子父，才真的算是贵人。”一句话道出了他心中的不甘与酸楚。
太上皇从长安西北角的开远门进入大明宫，登上正殿含元殿抚慰百官，之后前往长乐殿感谢九庙主，痛哭一场之后，离开大明宫，来到了号称南内的兴庆宫，这里是他当太子时的宫殿，规模比太极宫和大明宫小得多，但之后由于扩建过，也号称是皇宫，被称为南内。太上皇以后就在这里居住。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在不停地上表请求避位，请太上皇执政。每一次上表，太上皇就离权力的舞台更远一点。他就这样被儿子半孝敬半逼迫着永久性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
皇帝返回长安之后，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投降叛军的官员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在形势面前，很难完全判断孰是孰非。
在太上皇逃跑时，几乎瞒住了所有的官员，许多人在等待上朝时才知道皇帝已经跑了。从这个角度看，是皇帝首先抛弃了自己的大臣，只顾逃命。
但也不能说这些官员毫无责任，毕竟还有一部分人逃走了。但这种逃走，又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听说皇帝逃走后，在后面紧跟着皇帝逃走的只是少数，这些人后来由于追随有功，大都升了官。大部分官员却在家庭和皇帝之间犹豫不决，他们都不知道皇帝逃到哪里去了，就算想跟着，但追不上，也只好回来了。大部分人在惶恐和犹豫中把时间错过了，再想离开长安，也不知道去哪里。等叛军到来后，就把他们一窝端了。
安禄山虽然想杀掉皇帝，但他更想建立一个政权，这样一来，自然也离不开官员。所以，安禄山对于唐朝的官员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把他们带到东都去当官。
这些官员在东都惴惴不安地判断着形势。安庆绪撤退时，由于过于匆忙，也没有办法带他们走，只是将三十几个俘虏杀死了事，其他的官员大都获得了自由。但随后这些自由的官员就被唐军抓了起来。
这些官员以原来的宰相陈希烈为首，一共有三百多人。他们穿着素服向广平王请罪，广平王将他们带到了西京。负责审判他们的是御史中丞崔器。不幸的是，崔器是一位性格刻薄的官员，在安史之乱之初，作为奉先令的他也曾经当过俘虏，做过短期的伪官，之后因缘际会在肃宗处得到了重用。这样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会对其余担任过伪官的人下死手。
果然，除了上文提到的在迎接皇帝回京时，罚这些伪官磕头之外，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崔器将这些人押往大明宫的朝堂请罪。朝堂在含元殿的东西两边，分别称为东朝堂和西朝堂，是皇帝接见群臣的所在。请罪完毕，崔器将他们全都收进了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监狱之中。
接下来就是鉴别工作，首先找出来的是那些不肯为叛军所用的气节人士。比如一位叫作甄济的人，安禄山没有反叛时，甄济曾经在他手下任职，后来他觉察到了安禄山的野心，就辞官不做了。安禄山反叛后，为了逼他出山，派将领蔡希德带了两个刀斧手去，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出山，甄济把脖子伸长了等待他们下刀，蔡希德也不想伤害他，只好回去说他真的病了。安庆绪时期，甄济被胁迫到东都，但他依然不肯做官。等广平王破了东都，甄济立刻去拜见广平王。皇帝认为甄济忠心耿耿，于是把他供在三司衙门里，三司在审判那些罪臣时，让这些罪臣一一向甄济拜一拜，作为对他们的羞辱。
除了甄济这种不肯投降的之外，其余的人也做了区分，那些在战场上被俘的，或者因为家在附近被胁迫的，只要能坦陈实情，都会获得宽赦。安禄山任命的河南尹张万顷也得到了宽恕，因为他虽然做了叛军的官，却利用职务保全了不少百姓。
对于剩下的人怎么处理，意见分成了两派。皇帝任命的主要审判官员除了御史大夫崔器，还有三人，分别是兵部侍郎吕諲、礼部尚书李岘和殿中侍御史李栖筠。其中崔器和吕諲为一派，主张叛变投敌者都应该判死罪。而李岘和李栖筠为另一派，认为皇帝更应该讲求宽恕，特别是现在仗还没有打完，叛军中许多人已经没有了斗志，只等机会投降朝廷，如果过分惩罚这些官员，会让那些还在叛军中的人感到恐惧，不敢投降唐军。
皇帝最后采纳了后者的意见，将这些官员按照轻重程度分成了六等，其中第一等当众斩首，第二等赐自尽，第三等打一百杖，剩下三等则是流贬。十二月二十九日，积极配合安禄山的官员，以河南尹达奚珣为首共十八人被斩首于城西南的独柳树下。陈希烈作为宰相投降了敌人，他与其余六人被赐死于大理寺。第三等杖刑的人则受刑于京兆府门。
在受刑的人中，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他们就是原宰相张说的两个儿子张均和张垍。这两个人曾深受太上皇喜爱，张垍还是当朝驸马，不想最后都投靠了叛军，张垍当上了安禄山的宰相，张均则被任命为中书令。按照定罪，两人也应该是死刑，皇帝却想救下他们。可是太上皇对这两个人的印象过于深刻，坚决要处死两人。肃宗以张说曾经保护过他们为由，救下了驸马张垍，但张均却无法救下了。
在涉罪的官员中，还有一位本书常常提到的人物——王维。
在唐代的官僚系统中，王维只是一个边缘人物，安禄山授予他给侍中，也算不上显达的官职。但唐军攻克东都后，王维也和其他的官员一起被抓起来，送往西京，与郑虔、张通等人一起关押在宣阳里的杨国忠旧宅里。这三个人都擅长画画，当时宰相崔圆恰好处于权势高峰，借此机会让他们给自己画画。
王维的幸运在于：第一，他在东都被迫参加凝碧池宴饮时写了一首诗，其中“百官何日再朝天”一语让皇帝颇为动容，也证明他虽然身陷敌营，却并没有忘记正宗的皇帝。第二，此时，王维的弟弟王缙已经崭露头角，官至刑部侍郎兼北都副留守，他用自己的官职作保，请求以刑部侍郎赎取哥哥的罪名。
王维在忐忑中等待着对自己的裁决。直到第二年初皇帝给他复了官，让他担任太子中允，加集贤殿学士，他才真的相信自己被赦免了。欣喜若狂的王维也忘记了所谓佛法，迫不及待地写了谢表，表达自己的感激，并再次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也表达自己不仅免罪还复了官的得意心情，在他的眼中，连大自然都是那么媚俗式的可爱，“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从这时开始，他又过上了悠闲的官员生活，早朝时，为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而感到自豪。
自然，其日常也少不了官场上的应酬，以及烹葵看竹的时光。总之，王维的生活突然间恢复了他惯常的状态，他依然在官僚与隐逸的夹缝中优哉游哉，仿佛安史之乱没有发生一样。
在皇帝收复两京后，度过了一段潇洒日子的除了王维，还有另一位诗人杜甫。皇帝回到长安后，立刻举行了大明宫早朝。这样的早朝被视为政府恢复正常的标志。参加早朝的文人除了王维，还有杜甫、贾志、岑参等人，他们都供职于两省，成了同僚，于是诗词往来也成了常态。
那么杜甫又是怎么成了王维的同僚的？原来，在从长安的叛军中逃走之后，杜甫听说皇帝在凤翔，立刻也来到凤翔找到了皇帝（至德二载四月）。虽然比不上那些跑到灵武去伴随皇帝的大臣，但杜甫也得到了皇帝的奖励，获得了左拾遗的官职。
杜甫在庆幸自己找到了皇帝的同时，另一个巨大的恐惧却向他袭来：他和妻儿被迫分离已经近一年时间了，他们还活着吗？他们又是靠什么生活？特别是听说叛军最残酷时，连鸡狗都杀光了。就算躲过了杀戮，他们又吃什么、喝什么？杜甫在凤翔刚刚获得职位时，还不好意思开口提省亲。他从长安寄出的信已经十个月了，却没有消息返回。他战战兢兢地从凤翔继续发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虽然盼着有家信来到，却又越来越害怕收到家信，害怕收到坏消息。
到了当年秋天，他才终于获得了家信，得知家人无恙，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八月份，他终于请假前往鄜州去探望家人。一路上他徒步而行，经过一片片的废墟，终于回到了鄜州。当他突然出现时，妻子、孩子都没有准备，竟然都吓坏了，随后纷纷垂泪。街坊邻里感慨着站满了墙头。他们说话直到深夜，就像做梦一样。
当初逃难时，女儿饥饿到咬他，儿子更懂事一些，但为了填肚子，跟父亲要那些不熟的苦李子充饥，想到这里杜甫感慨万分。
十月，随着皇帝收复了西京，杜甫也得以回到长安，继续担任左拾遗。除了自己任职之外，他还帮助了另一位老朋友岑参。
安史之乱开始时，岑参还在北庭。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春末，岑参知道了内地的情况，也赶了回来，恰好是皇帝在凤翔之时。到了六月份，杜甫已经担任了左拾遗，他上书皇帝推荐岑参，让岑参得到了右补阙的职位。到了冬天，岑参跟随皇帝回到长安，杜甫也探亲回来。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中书舍人贾至和王维。
大明宫早朝是皇帝恢复统治的象征，于是贾至、王维、杜甫和岑参四人纷纷写诗纪念这个时刻。首先写诗的是贾至，随后王维、杜甫和岑参各自奉旨和诗，虽然这些作品无不是应酬之作，但作为特殊时期的见证，依然形成了一段佳话。
不过，与其他三人比起来，杜甫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就在他春风得意时，祸端却早已经在一年前埋下了。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杜甫刚刚来到凤翔跟随皇帝，当时皇帝因房琯进攻长安不利大怒，决定罢免房琯。这件事情和杜甫并没有关系，但杜甫却自认为是房琯的朋友，上疏表示不应该罢免房琯。整个过程听起来有些像司马迁和李陵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司马迁丢掉了自己的生殖器。这件事也让肃宗皇帝大怒，他要将杜甫交给三司审问，追究刑责。虽然唐朝已经没有了胡乱割人生殖器的习惯，但贬官甚至流放看来是免不了了。幸亏当时喜欢文人的张镐是宰相，他出手相救，皇帝才作罢，将房琯贬到地方当刺史，暂时没有追究杜甫的责任。
但如果以为皇帝将这事忘了，那就大错特错了。第二年，皇帝回到了长安，杜甫在做了几个月的左拾遗后，收到了皇帝的斥书，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只享受了几个月的好时光，就被迫离开了长安。
在唱和的四人中，杜甫和贾至被贬官外放。或许是命运让杜甫必须在漂泊中记录这个时代。
唐军攻克了两京之后，已经将全局性的叛乱变成了局部性的战争。皇帝控制了长安和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整个长江流域、淮河流域，以及河南近乎全境。只有河北与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掌握在叛军手中。在叛军占领的据点中，称得上强硬的只剩下了三个：安庆绪控制的邺城（以及其所在的相州）、史思明控制的范阳以及高秀岩控制的云州。
在这三个据点中，邺城位于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上，是收复难度最小的，而范阳和云州恰好就是后世燕云十六州的两个中心地带。到了北宋时，因为失去了云州和燕州（幽州），中原地区相对于北方的游牧部落成了弱势，从而一直担心来自北方的攻击。北宋的灭亡也和失去燕云十六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史思明和高秀岩如果联手，或者投向北部的游牧民族契丹、回纥等，都会对唐朝构成巨大的祸患。李泌曾经想先攻克范阳和云州，最后再解决两京问题，即首先获得战略要地，将敌人吸引在战略上不那么重要却很富裕的两京地区，最后再一网打尽。既然皇帝没有采纳李泌的策略，那么在攻克两京之后，随着叛军向范阳的回流，他们形成割据势力的可能性大增。
如果安禄山还活着，那么唐军受到的威胁更大，因为安禄山能够指挥得动范阳的史思明和云州的高秀岩，形成三地联动。可是安禄山之死将史思明等人的效忠解除了。安庆绪杀死了父亲，却没有父亲的威望，这就给了史思明独立行事的借口。如果能够利用两人之间的矛盾，唐朝就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来结束叛乱。
到了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二月，一个现成的机会出现了。安庆绪崩溃后，大量的军队向范阳涌去，叛军之间的对抗加剧了。
首先去往范阳的是李归仁率领的叛军部队，包括了大量的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部族武装，加上其余的精兵一共数万人。他们一路上烧杀劫掠，守卫范阳的史思明听说他们来了，立刻开始准备防守。等这些溃军到了范阳境内，史思明派人前往招降，并让他们停止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其中曳落河、六州胡等部族投降了史思明，加入了他的范阳守军，而同罗部则不肯投降，被史思明出兵击败后，从范阳旁边掠过，向燕山以北退去。
刚刚解决了李归仁溃军的问题，安庆绪又派来了另一支人马——大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的部队。他们这次带来了五千精兵，借口是要从范阳基地征兵，前往河北地区对抗唐军。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都是名将，史思明不敢大意，但如果他允许两位将军征兵，就意味着承认了安庆绪的领导地位。可是，在当下，范阳的实力已经成了叛军中最强的一支，而安庆绪的能力却不足以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如果史思明承认了安庆绪的领导，就意味着将自己的命放在了一个不合格的人手中，迟早会被杀死。作为安禄山手下最有能力的将领，史思明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死去吗？
就在这时，史思明的判官耿仁智提醒他，安庆绪已经如叶上的露珠，败亡是早晚的事情，如果史思明能够看清形势，投靠唐朝，帮助官军打败安庆绪，那么他们之前的罪过会被既往不咎，还可以继续担任唐朝的重臣。耿仁智的提议打动了史思明，他开始准备起义。
安守忠和阿史那承庆到来后，史思明立刻率领数万人将他们阻挡，两军相隔一里左右停住。史思明派人去告诉阿史那承庆等人，将士们都很欢迎他们的到来，但由于边兵怯懦，担心出事，因此请双方都放下兵器一起言欢。
阿史那承庆等人听从了史思明的劝告，将兵器放下。史思明将他们带入内厅，尽情叙旧，一片祥和。阿史那承庆不知道的是，史思明已经暗地里派人将北上士兵的武器都收缴了，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意留下的，送给粮食盘缠遣散。这些事做完了，当阿史那承庆第二天一早从灯红酒绿中清醒时，已经成了史思明的俘虏。
解除了威胁之后，史思明派将领窦子昂带上降表，以所部十三郡八万人的名义向唐王朝投降。在云州的大燕国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听说后，也立刻选择了投降。
十二月二十二日，窦子昂到达长安，将降表奉上，皇帝大喜，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就连他的七个儿子也都封了官。之后，皇帝派出宦官李思敬和史思明的故旧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慰，并派史思明进攻安庆绪。乌承恩的父亲乌知义曾经担任平卢军使，史思明曾经是乌知义的手下，受到乌知义的善待。乌承恩去后，成了史思明的心腹。
史思明归降后，立刻将常山和井陉控制，帮助唐朝打通了从太原前往河北的道路，乌承恩也一路上宣布诏令。于是，河北地区大燕国控制的州郡纷纷投降，除了安庆绪所在的相州之外，都回归了唐朝。河北之外，安庆绪唯一的据点是山东的北海，到了第二年二月初，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也支撑不住，投降了唐朝，皇帝任命他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
这是唐朝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机会，除了相州之外，其余地方都在名义上服从了唐朝的统治。只要唐王朝运用得当，安史之乱完全可以提前五年多结束，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虽然唐朝内部已经有了许多节度使，中央权力已经被削弱，但只要战乱结束，那么社会经济的恢复依然可以让人们有着不错的生活。
也应该看到，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安禄山原来的下属史思明和高秀岩等人依然有很强的控制力。特别是史思明，除了他控制的范阳之外，他的儿子史朝义还担任了冀州刺史，他的两位将军分别担任恒州刺史和博州刺史，加上河北的将领大都和他有渊源，事实上，他控制的区域依然是广大的。
这就又回到了唐代那个有名的悖论：一旦一位将领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在唐代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在后来的宋代，由于宋太祖的策略，宋代的将军和大臣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危，即便他们权力再大，皇帝让他们放弃时，他们依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回家做一个富裕的地主，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皇帝杀掉。
可是在唐代，史思明就不那么幸运了。不管是之前的张守珪和王忠嗣，还是后来的安禄山，当他们的职位过多、权力过大时，都没有办法安全地降落，不是在内斗中倒台，就是发动了叛乱。到了史思明时代，如何安置他依然是无解的。
最好的办法是让史思明离职，给他一个和平富裕的结局。但这样的做法超出了唐朝的系统，不可能做到。他即便真的忠心于朝廷，也很难逃脱两种宿命：一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失去权力—皇帝依然担心他的党羽—他被追究掌权时的责任—被皇帝杀死”；二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不敢放权—与朝廷对抗—被剿灭”。
最先提醒皇帝要防范史思明并解除他的权力的，是当时的宰相张镐。在收复两京之后，被皇帝派去兼任河南节度使的张镐也因为有功加封了银青光禄大夫，封南阳郡公。但皇帝依然不想让这个还挂着宰相头衔的刺头回到自己身边，下诏让他留守汴州，继续追剿安禄山余党。不想张镐并不识趣，他是一位勤勉、不肯趋炎附势的官员，虽然也无法解开这两个链条，但他又能看到在唐代的政治体系下，史思明的存在是危险的。他在史思明投降之初，就写信给皇帝，表示史思明的归附只是暂时的，因此皇帝必须警惕，做好准备，逐渐剪除史思明的权力。同时，他又告了自己的手下滑州防御使许书冀一状，请求皇帝将他免职。但不幸的是，皇帝此时需要史思明的投降。另外，皇帝宁愿相信自己的宦官——他派遣的宦官都在说着史、许两人的好话。这让皇帝认定张镐是个无用且烦人的刺头，于是罢了他的相职，让他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个官职也很重要，却让皇帝在中央上摆脱了张镐。
第二个提醒皇帝的人是李光弼。李光弼也意识到史思明的权力太大。由于唐朝官僚系统的局限性，李光弼也没有办法和平地解除史思明的权力，于是他给皇帝献出了一条暴力的计策，也就是做局杀死史思明。
李光弼计划中除掉史思明的人选是乌承恩。他劝说皇帝秘密授予乌承恩范阳节度副使的职务，又给另一员叛将阿史那承庆赐予铁券，让这两个人除掉史思明。此时的阿史那承庆还不知道李光弼和乌承恩的计划，自然也不知道皇帝想让他杀死史思明，他根本没有机会亲自做出选择，就被强塞了这个使命。
乌承恩投靠了皇帝之后，在范阳军营不断地寻找目标，偷偷劝说将士们反对史思明。他甚至穿着女人的衣服进入军营去策划。这些事情传到了史思明的耳中，他最初还不介意，不相信乌承恩会背叛自己。但有一次乌承恩去了长安，回来时带来了宦官李思敬。史思明多了个心眼，安排乌承恩住在自己的府中，偷偷在他的床下藏了两个人。乌承恩的小儿子也在范阳，史思明安排他去见乌承恩。深夜，乌承恩见四处没人了，偷偷地将计划告诉了儿子，并告诉他事成之后，自己就可以成为范阳节度使。
话音刚落，史思明安排的人从床下钻出，将乌承恩父子抓住。从乌承恩身上又搜出了给阿史那承庆的铁券以及李光弼的信，信上提到，只有事成之后才能给阿史那承庆铁券。此外，还有一份数百人的名单，记载了史思明心腹下属的名字。
史思明见到这些证据，立刻大怒，他召集将士，对着西方大哭，控诉皇帝的无情无义：明明是自己带着十三万人投降，才让皇帝有机会结束战争，不想战争还没有最终完结，皇帝已经开始谋算着杀他。
他杀了乌承恩等人，并上书皇帝要求惩罚李光弼。
日后，人们常常责怪李光弼，认为是他的计谋失败，让安史之乱死灰复燃，再次扩大。但我们应该看到，唐朝的政治体系下，史思明问题已经成了死结，迟早会爆发：不是以对唐王朝有利的方式，就是以唐王朝更加被动的方式。李光弼的做法虽然看上去卑鄙，却是争取上风的做法，至于是否成功，则带着很强的偶然性。
但这件事同样不能只归罪于史思明。逼迫史思明造反的，与当年逼迫安禄山造反的局势同出一辙，由于他们的权力太大，已经超出了唐王朝的制度设计，除非他们死亡，否则是不足以让这个系统满意的。
史思明杀死乌承恩是在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距离他归顺唐朝只有半年时间。但他没有立刻反叛，这给了唐军与安庆绪继续作战的时间。
在皇帝处理家事和叛臣时，安庆绪依然在做困兽之斗。他的地盘最小时缩水到只剩下相州，最大时也没有越过太行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仅仅局限在山河之间的平原地带。如果不是唐军的战斗力不强，他早已经被绞杀了。但由于唐朝此时的第一任务是安抚皇室、群臣和百姓，使得安庆绪得以重新获得了相州周边的一些地区。
三月份，安庆绪攻克了清河和平原郡。四月，他派军攻打了位于太行山以南和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但没有获胜。叛军由于对攻克的州县以杀戮为主，甚至连自己原本的部曲也不能幸免，因此士气越来越低落。
到了九月初，安庆绪手中依然掌握着七郡六十余城。所谓七郡，指的是汲郡、邺城、赵郡、魏郡、平原、清河与博平。由于河北地区是粮仓，通过掠夺，叛军的军粮也是充足的。
不过，安庆绪本人不堪到连朝政都不亲自打理，而是交给了亲信大臣高尚、张通儒等人，这些人又善于争权、钩心斗角，导致纲纪大乱。最有才华的将军蔡希德被张通儒杀死，后来张通儒又任用刚愎的将军的崔乾祐，使得军中大乱，许多原本隶属蔡希德的士兵偷偷逃走了。
鉴于叛军羸弱，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皇帝在处理好各项问题之后，决定派遣阵容庞大的唐军，对安庆绪所在的邺城发起最后的进攻。这里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军事的变化。在玄宗之前，所有的军队理论上都是由皇帝派遣的直辖官员指挥的。到了玄宗时期，北方边境的节度使获取了军事指挥权和征兵权，使得他们指挥的士兵对节度使本人产生了忠诚，却对皇帝更加疏远了。
皇帝为了对抗安禄山，不得不在内地任命更多的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都拥有一定的兵权。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了足够的直辖军队可以攻打安庆绪，要想发动进攻，就必须使用节度使的军队。
皇帝为了进攻邺城，一共动用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位兵马使的军队：一开始，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军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这七个节度使加上平卢兵马使董秦等部，一共凑了二十万人；之后皇帝又感觉还不够，又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带兵前往助战。
自从军队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就产生了另一个难题：之前皇帝可以任命一位兵马大元帅（或者副元帅）统领所有的军队，但这些节度使的军队一般只对节度使本人效忠，九个节度使从职衔上来看是并列的，到底由谁来指挥联军呢？
按照正常的逻辑，指挥官应该是最德高望重的一位，即郭子仪。但皇帝认为郭子仪和李光弼战功相当，很难互相隶属，所以决定不再设置元帅。这样，九位节度使虽然兵力众多，却缺乏统一的指挥系统，造成唐军作战困难重重。
更不幸的是，皇帝这样做还有他自己的私心，他是为了能够深入掌控战争的进程。既然没有元帅，皇帝为了和军队取得联系，就设置了一位观军容使，全称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由一位宦官鱼朝恩担任，这位观军容使就成了实际上的战争领导者。虽然皇帝任命他是为了自己控制军队，但由于战场离长安太远，事实上皇帝是控制不了这位宦官的。
最初，唐军的进展颇为顺利。十月，郭子仪率领兵马从杏园渡过黄河，向东到达了卫州西南九十里的获嘉县。在这里，他遭遇了安庆绪的将军安太清，双方大战一场，唐军斩首四千级，俘虏了五百人。安太清率众逃入卫州城，继续与唐军对峙。初七，郭子仪一面派人向皇帝报捷，一面继续紧跟安太清，将卫州城团团围住。
其余诸路兵马也逐渐赶到，其中鲁炅从阳武渡过黄河，季广琛、崔光远从酸枣（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北）渡河，加上李嗣业的部队，都和郭子仪在卫州城外会合了。
卫州城已经是邺城的门户，不容有失，安庆绪连忙调集了七万大军，分成上、中、下三军，分别由崔乾祐、安庆绪本人和田承嗣率领，试图解卫州之围。
郭子仪采取了围坚打援的做法，寻找了一块满是墙垣的地方，派了弓弩手埋伏好。他本人则率军出击，假装不敌，将叛军吸引到了这里。唐军矢如雨下，敌人无法突破，只好转身逃走，郭子仪一见敌人逃了，连忙调转方向追击。这次战斗郭子仪不仅击败了安庆绪，还抓获了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将他斩首。由于叛军援军被击败，最终卫州也被唐军拿下。
获得卫州之后，郭子仪马不停蹄地紧随着安庆绪来到了叛军的巢穴邺城。此刻，唐军又有数路兵马赶到，他们是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的部队。安庆绪率领余众与唐军在邺城外一个叫作愁思冈的地方大战，又战败了。
这几次战斗，叛军加起来损失了三万余人，几乎丧失了一半军队。加上城外唐军的重重围困，安庆绪眼看就支撑不住了。他连忙向位于幽州的史思明求救。
史思明如果没有再次谋反，也许叛乱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随着李光弼图谋史思明计划的暴露，情况已经变了。史思明等待了几个月，留给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他如果继续作壁上观，也许等唐军处理完安庆绪，接下来就会北上来解决他。可是如果去帮助安庆绪，也可能徒劳无功把自己搭进去。史思明会怎么做呢？
最初，史思明在观望。这时，安庆绪给他开出了条件。安庆绪建议：只要史思明出兵，安庆绪就将皇帝让给他。这个条件不足以让史思明心动，但是继续等待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不救安庆绪，唐军攻克了邺城，唇亡齿寒，史思明到时候再反抗就晚了。他决定先派李归仁率领一万人到邺城以北六十里的滏阳，驻扎在那里继续观望后来的战况。
到了十一月份，形势再次出现了变化。唐军崔光远部攻克了魏州，继续压缩河北的空间。到这时，史思明终于认定不能再等了，一旦唐军获得了整个河北，自己就完全没有机会了。他兵分三路：一路走邢州、洺州，一路走冀州、贝州，另一路从洹水县前往魏州。
十二月，史思明的大军已经到了魏州城外。崔光远派大将李处崟出战。史思明击败了李处崟，将他追回城内。叛军还和唐军打起了心理战，边追边扬言：是李处崟招我们来的！崔光远听后将李处崟腰斩。这件事严重地影响了城内唐军的士气，崔光远也只好逃往汴州。十二月二十九日，史思明攻克魏州，杀死了守军三万人。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初一，也就是安禄山称帝两周年，史思明在魏州称王。他在魏州城北的空地上修筑了一座祭坛，自称大圣燕王。
由于急于称王，史思明实际上给了唐军可乘之机。李光弼认为，史思明按兵不动是为了等唐军疲敝，再利用精锐部队发动奇袭，击败唐军。要想破除这个计策，唐军必须主动出击，由最精锐的朔方军进攻魏州，将史思明困在那儿，剩下的部队加紧进攻邺城，尽快击败安庆绪。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两支叛军合流。
唐军如果有一个元帅可以做最终的决定，不管这个元帅是郭子仪还是李光弼，都可能会采用这个计策。但由于唐军缺乏元帅，而行使监军职能的鱼朝恩却不想听从将领的意见，李光弼这个最优策略反而被搁置了。
这一搁置就是一个多月。到了二月，唐军还在继续围攻邺城。此时邺城已经接近山穷水尽。邺城之外有一条河叫作漳水，为了尽快击败敌人，唐军在城外筑了两道墙，墙里墙外共挖了三条河，又把漳水的河水引过来，灌入城中，让整个邺城成为泽国。城内的居民为了避水，只好搭高架生活，井水也被污染了，粮食也吃光了，一只老鼠都卖到了四千钱。马更是只能吃马粪和筑墙时掺到墙里的麸皮。外面的唐军知道城内的窘境，以为攻克邺城只是早晚的事情，但这座城市却苦挨过了整个冬天。城内叛军唯一的指望，就是在魏州的史思明。
奇怪的是，唐军的九路大军围在城外久攻不下，竟然没有人想办法去进攻魏州的史思明。鱼朝恩只是观军容使，不是元帅，但他有足够的实权，却并不想负责指挥，其余的人则是没有足够的权力调动另外八支部队。唐军就这么奇怪地在城外等待，而城内想投降的人由于水太深也出不来。
直到二月下旬，养得膘肥体壮的史思明军队才从魏州出发，向邺城袭来。他的将军们领着兵马并没有首先接近唐军，而是在距离邺城五十里的半径内各自找地方驻扎。每个营设立了三百面鼓，不断地敲击震慑唐军。最初他们和唐军的战斗以骚扰为主，每一个营出五百精兵，每天到城下劫掠，只袭击唐军的小股部队和辎重。只要唐军大部队一出来，他们就归营。这批骚扰部队有时候白天出来，有时候晚上出来，让唐军无法预判，越来越疲劳。
更让唐军感到苦恼的是辎重问题。事实上，在安禄山叛乱之后的几年，随着唐朝经济被破坏，民间的粮食供应已经大成问题。由于政府税收造成的金融问题也显现了出来。在前一年七月，第五琦就给皇帝出主意，制造了一批大钱叫“乾元重宝”，这种钱比普通的开元通宝只是稍微重一点，却以一当十。事实上，这种方式是皇帝利用货币贬值从民间搜刮财富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更是扰乱了民间的金融市场，进一步造成了混乱。第二年九月，朝廷更是发行了以一当五十的乾元重宝大钱，进一步掠夺民间。
唐军本来就由于粮食生产和金融的混乱，有着严重的辎重问题，史思明更是看到了这一点，专门对唐军的辎重下手。唐军的粮食大都通过水路从江淮地区或者山西地区运来。史思明就让士兵装扮成唐军士兵，在碰到唐军的运粮队时，故意刁难他们，故意杀掉运送粮草的老百姓，甚至烧掉粮草，让唐军的粮食运输队伍充满了恐惧。最终，唐军的粮食供应也跟不上了。
史思明做好了这一切，才决定与唐军决战。三月初六，唐军步骑一共六十万人在安阳河的北岸列阵，史思明只率领了五万精兵，与唐军遥遥相对。唐军的九路大军见到叛军，都以为这只是一些散兵游勇，毕竟双方人数相差太多了，就没有太在意。
不想，史思明突然间率军出击，直奔唐营。首先和叛军接战的是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和鲁炅的部队，在战斗中，双方死伤相当，不分上下。鲁炅被敌人的流矢射伤后，郭子仪率军从他的背后顶上。
按照史书的说法，就在郭子仪布阵未毕时，突然来了一阵大风，天地间一片昏暗，人们距离咫尺却看不清对方。在大风的袭击下，双方的军队都受到了巨大的惊扰，唐军向南方溃败，而叛军向北方溃败。双方扔掉的武器辎重堆满了道路。按照史书，击败唐军的不是叛军，而是这一场有如天意的大风。但如果仔细看后来双方的表现，就可以认定，即便没有大风，唐军的士气也早已居于下风，迟早会被击败。
之所以这样说，是从双方崩溃之后的表现来判断的。首先看叛军。叛军崩溃后，溃军一直向北逃到了邺城西北两百余里外的沙河，在这里史思明得以重整军队，回到邺城以南。在战争中最难控制的就是溃军，一旦崩溃，往往意味着将领们无法再找到他们重新整编，整个战役也就结束了。史思明的叛军虽然溃逃了两百余里，却最终能够重新找回，表明他们虽然也乱了套，但并没有彻底乱套。那么，与之相对的唐军表现又怎么样呢？
唐军的溃逃可以用一泻千里来形容。首先看郭子仪的军队。他所在的朔方本来在北方，但由于士兵只能向南逃，这些溃军一路奔逃到黄河边、洛阳以北的河阳，将河阳桥斩断，避免追兵到来。之后，他们进入洛阳城，一查，原来的上万匹战马只剩下了三千，十万套的武器几乎丢干净了。东都洛阳的人民一看溃军到来，吓得纷纷逃入山中，就连东都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也逃走了。在东都惊魂未定的郭子仪原本想放弃洛阳，前往陕城和潼关守卫——相当于放弃东都，只保西京，这就回到了安禄山之乱最初的形势了——好在有人劝说他不要撤那么远，郭子仪才派人回到河阳城进行守卫。
除了郭子仪之外，其余的唐军节度使也大都无法收拾局面，一直退到了自己的辖区才停下。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两支部队由于纪律严明，得以全军而退，但他们也不敢在河北逗留，而是尽快回到了自己的辖区。
关于这次失败，有一个人却似有预感，那就是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华州距离长安不远，也在连接长安和东部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杜甫被从长安贬出担任华州司功参军时，恰好是郭子仪等将领率领大军讨伐安庆绪的时间。杜甫望着过境的大军，似乎感到了一丝危机，他如同预言般写下“奇兵不在众”这句话。不久，这些大军在相州被史思明击败，证实了杜甫的说法。只是杜甫只能远远地望着这一切，无法参与其中。
九节度使的失败，预示着唐朝未来的局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节度使的兵往往花费巨大，作战能力却有限。当然节度使也知道自己的兵是有问题的，他们所谓的作战往往是阳奉阴违，战争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皇帝缺乏直辖军，只能依靠节度使，于是唐朝后期就变成了战争频仍、耗费巨大，却总是徒劳无功的局面。皇帝要想摆平节度使，往往依靠的不是武功，而是合纵连横以及妥协。
然而，更悲惨的是，为了抵御史思明的进攻，皇帝还必须设立更多的节度使，这就使得唐朝进一步碎片化，导致了中晚唐时期不可避免的中央失能。
史思明解救了邺城之后，首先的任务不是进攻唐军，而是解决内部问题。他以结盟为由，将安庆绪诱出邺城，以为安禄山报仇为借口，将安庆绪斩首。与安庆绪同死的还有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人。到这时，史思明完全合并了安庆绪的势力。这意味着大燕政权完全从安氏转手到史氏，也表明安史之乱进入了后半程：史思明父子的时代。
史思明的势力范围依然是在河北地区，最南方是安太清占据的怀州，最北面则是史思明占据的范阳，中间的连接部，则是他的儿子史朝义所占据的相州。
四月初，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完成了从燕王到皇帝的身份转变。
日后，人们说起安史之乱，所谈论的往往都是安禄山时期的事情，比如哥舒翰失守通关，颜氏兄弟和张巡等人的抗战，明皇迁蜀和返回，肃宗北上灵武，以及收复两京。对于叛乱后期的史思明父子阶段却总是叙述甚少。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安禄山在叛乱之前和皇帝家族的纠葛，戏码更加充分，而史思明父子却缺乏安禄山的戏剧性。史思明是一个标准的将领，从作战角度，他的谋略不在郭子仪和李光弼之下，但除了作战之外，他的性格是模糊不清的，也缺乏各种小道消息。唐人对他几乎无话可说，也就忽略了。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安禄山叛乱所引起的是一场全局性战争，安禄山的战略包括了整个华北地区、关中平原，甚至有向淮河和两湖盆地扩张的可能性。加之他攻克了两京，逼走了皇帝，使得唐王朝陷入了彻彻底底的危急时刻。而史思明即便再能征善战，他所接手的也是一个缩小的控制区。到了他的时期，所谓叛乱只能算是一场局部战争，唐朝付出的只是华北地区直至洛阳周边。史思明丧失了山西北部，在山东地区也没有作为，最多时他只是攻占了东都洛阳。在这个区域之外，唐朝的社会经济都在正常运行，虽然税收更高，人民生活也更加艰苦，但由于没有战乱波及，华北地区之外的人民甚至感知不到战争了。各路节度使虽然参加了战争，但他们只是把军队带到了华北参加战斗，失败了就撤出，胜利了就挤压叛军的地盘。这种战争从任何层面上看，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
安史之乱虽然拖了八年，但唐朝人感受最深的，是安禄山攻克两京的那段时间。皇帝收复了两京，即便战争还在进行，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只是战争对于唐朝行政的腐蚀作用依然存在，皇帝设立的众多节度使，最终必然成为皇帝的大患，使得帝国行政趋于解体。
唐军与史思明的“局部战争”模式，也可以从唐军缓慢的军事准备看出来。九节度使失败四个月后，皇帝才将郭子仪撤职。兵败后，皇帝首先认识到唐军没有元帅的弱点，让郭子仪以朔方节度使的身份领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但担任观军容使的宦官鱼朝恩不喜欢郭子仪，提请皇帝换人，于是到了七月份，皇帝把郭子仪召回了长安，任李光弼为兵马元帅兼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不敢担任元帅，而是奏请皇帝根据传统，让一位亲王（赵王李係）担任元帅，他本人只担任副元帅。
要想让郭子仪离开他的军队并不容易，这并不是说他本人不想离开，而是士兵们不想放他走。他们哭着请求宣旨的中使不要让郭子仪离开。最后，郭子仪只好欺骗士兵，说他只不过是去送一下中使，乘士兵不注意，他才骑马离开了。
十七日，李光弼带着河东五百名骑兵进入了东都。他没敢在白天入营，而是乘夜间进入。士兵们喜欢为郭子仪打仗，是因为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虽然在战场上表现一般，却能够让士兵们为他心甘情愿地拼死搏杀。同样出身于朔方军的李光弼则采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指挥风格，在他的手下，士兵们是被纪律和恐惧感支配的，但也正因为他令行禁止和赏罚严明，所以在战场上的表现优于郭子仪。
接管了朔方军的李光弼立刻改变了郭子仪形成的风格，开展了治军运动，要求一切都有条不紊，号令严整。士兵们并不喜欢他，一直怀念郭子仪，却又不得不遵守他的法令。最能体现其中矛盾的，莫过于左厢兵马使张用济的事件。
张用济是郭子仪手下的猛将加功臣。九节度使的军队崩溃后，是张用济率领五千人马占据了河阳，又在黄河的南北两岸修建了两座新城，这才阻挡了叛军对河阳的进攻，也防止了叛军攻打洛阳。
张用济本来是唐朝的功臣，同时他对郭子仪忠心耿耿，对李光弼乘夜间进入朔方军营充满了鄙夷，认为李光弼作为一个朝廷猛将，竟然害怕自己的士兵。张用济甚至想组织军队反抗李光弼的接管，但被仆固怀恩和另一名将领康元宝劝住了。他们认为，是朝廷免掉了郭子仪，如果张用济违抗命令，很可能会害了郭子仪。张用济权衡再三，决定应李光弼的召唤，单骑到李光弼营中拜见。与此同时，李光弼却带了上千人迎接他，在见到张用济后，李光弼以张用济没有按时到来为理由将他直接斩首，把河阳将领换成了自己的心腹辛京杲。
李光弼斩杀功臣张用济也让其他的将领胆寒。接下来拜见李光弼的是大将仆固怀恩。李光弼引仆固怀恩刚刚坐定，突然手下报告说有五百名蕃兵到来，李光弼听后脸色大变。仆固怀恩走出去，故意斥责这些番兵：叫你们不要来，你们偏不听。李光弼劝解他说士卒跟随将军，也没有错误，下令赐予这些番兵酒肉。
虽然李光弼不见得想杀仆固怀恩，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在唐朝要想取得上级的信任有多困难，如果稍微防范不到位，一位将军很有可能不是死于敌人之手，而是被自己人斩杀。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在范阳休整完毕的史思明决定大举南下。他派儿子史朝清守卫范阳，自己率领大队人马以东都洛阳为第一目标，发起了进攻。从史思明的进攻也可以看出唐朝军事的无力，在数个月的时间内无力组织一次像样的进攻，只能等待兵肥马壮的敌人首先发起进攻。
史思明的进攻策略也超出了唐军的想象。唐军的主要防守区域在山西以及洛阳地区，但史思明的进攻却和当年的安禄山有相似之处：他首先派兵南下，直接以现在河南开封的汴州为第一中间点，攻克汴州之后再折向西方进攻洛阳，这就绕过了唐军主要防守的河内与洛阳之间的地带。
为了进攻汴州，史思明更是派出了四路大军，选择了四个渡河地点。其中，令狐彰率领的五千人马在黎阳过河取滑州，而剩下三路分别是从濮阳过河的史思明自己的部队，从白皋过河的由其子史朝义带领的部队，以及从胡良过河的周挚部队。这些军队过河后，再一起向汴州进攻。
史思明出发时，李光弼正在黄河的各个渡口巡逻，他听到消息后直接去了汴州，要求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抵抗半个月，只要能够支撑半个月，他就能率领其他地方的救兵赶到。得到了许叔冀的许诺后，李光弼回到洛阳搬兵。
但不幸的是，许叔冀并没有做到。李光弼离开不久，史思明就杀到了，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许叔冀和他的手下全部投降了叛军。只有一位叫作田神功的将领是诈降，抓住机会斩杀了对方几位将领之后，逃回了唐军。
获得了汴州的史思明立刻转向西方，攻克了郑州。
在叛军进攻时，李光弼也征集了他在洛阳以西的部曲，准备向东迎击敌人。但在到达洛阳后，却传来消息，叛军已经离开郑州，到达了洛阳以东的旧洛阳地区。在洛阳坐落的伊洛平原上，唐代的东都以东，是汉魏时期留下的旧洛阳城，两者并不重叠。叛军的前锋已经到了旧洛阳一带的石桥。
李光弼召集了东京留守韦陟，他们商议过后，认定洛阳已经不可能抵抗叛军的进攻了，要想保全，最好的方法反而是放弃洛阳。但在放弃洛阳之后去哪里的问题上，双方的意见却并不一致。韦陟等人认为放弃后，应该向西撤到陕城和潼关地区进行防守，这是当年哥舒翰和高仙芝的策略。而李光弼则认为，如果撤到陕城和潼关，意味着放弃了五百里的防守，在洛阳地区最好的防守不在洛阳，却在洛阳以北的河阳。
河阳最初只是黄河中的一个小岛，守军就在小岛上修筑了一个小城中潬，之后又在黄河的南北两岸构建了两个小城，即南城和北城，这样，河阳三城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防守体系。更难得的是，河阳以北距离山西的太行山不远，太行山之后的山西高原还掌握在唐军手中，一旦河阳无法守住，完全可以从这里撤退到山西地区。如果叛军攻克东都之后去攻打潼关，由于河阳位于洛阳之北，即便叛军占领了洛阳，河阳也会成为叛军背后的一枚钉子，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面对来自背后的威胁。
两人商量的结果，是韦陟率领东京的官员向西进入关中地区避难，河南尹李若幽则率领老百姓到山里避难，将洛阳变成空城。即便叛军占领，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守卫。李光弼本人则率领士兵带上所有的战略物资（主要是油和铁）北上河阳。
他们出发时，敌人已经到达石桥，李光弼也选择了从石桥北上。夜间为了赶路，唐军燃起了火把徐徐前进，敌人跟在身后，不敢袭击他们，直到将他们目送到河阳。驻守河阳的唐军只有两万人，粮草只够十天而已。
但李光弼计策是成功的。史思明到达洛阳后，发现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沉吟良久，决定不进城，而是在汉魏故城的白马寺一带驻扎。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安禄山时期出现的占城之后的军队腐化问题。
除了在白马寺驻扎之外，史思明还在河阳城的南面修建了一座月城，防范李光弼的部队。于是，河阳这座跨越黄河的小城，就成了战争的中心。
十月，史思明亲自率领军队进攻河阳城。李光弼守河阳的过程，与当初张巡守睢阳一样，充满了可歌可泣的故事。
刚刚到达时，史思明就派出了猛将刘龙仙到城下挑战。刘龙仙为了表示轻视，把右足翘到马脖子上坐着辱骂李光弼，这种单兵式的挑战虽然无关乎大局，却对士气有着很大的影响。按照规矩，守城的人也应该派出一员猛将与之对战，获胜的一方就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如果不敢应战，对方的谩骂就会对士兵造成心理压力，让他们抬不起头来，甚至怀疑自己的将军。
李光弼决定应战，但他不会亲自前往，而是询问左右谁可以出战。仆固怀恩想出战，却被他制止了，作为大将如果有个闪失显然是不值得的。最后，有人推荐一位叫作白孝德的安息胡人裨将，白孝德本人也愿意前往。李光弼问他需要什么支援，他回答，只需要五十个骑兵作为后援，也请大军多弄出点声响来提气。至于杀敌的过程，他一个人就够了。
白孝德持着两根矛，骑在马上懒洋洋出了城门，河阳城在河中，他必须从滩头的河水中蹚过。仆固怀恩看到白孝德出门的架势，连忙说赢了。李光弼问他为什么，仆固怀恩认为，见到白孝德闲适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有了万全的计策。
刘龙仙见白孝德一人前来，很是轻视，他准备做出冲击，但白孝德摇手示意他等一等，仿佛不是来打仗的。直到两人只有十步的距离，才说上了话。刘龙仙还是在谩骂，而白孝德静静等待着他骂完，瞪眼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对方回答不知。
白孝德回答：我白孝德也！
刘龙仙张口骂他。白孝德冲上去提矛就刺，城内的五十名骑兵也跟了出来，城上则大声鼓噪着。刘龙仙原本准备用箭，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绕着河堤奔驰。白孝德追上他，乘他反应不及，将他斩于马下，割下人头带回城内。
这一回合以守军的完胜告终，也将叛军的士气打压了下来。
史思明为了提高士气，也为了震撼城内的守军，每日将自己拥有的千匹良马放出来在黄河南岸的水中清洗。为了显示马多，这些马被循环利用，不断地轮流展示。李光弼在军中找了五百匹母马，把它们的小马驹留在城内。等史思明洗马时，李光弼让人把母马赶出，母马思念马驹，一时间马嘶不已，引得史思明的良马全都蹚过黄河，向河阳城游去，被城内的守军尽数带走。
河阳城之所以被李光弼选中，是因为连接黄河两岸的浮桥，这让李光弼既可以进入河南，也可以进入山西，还可以在河中间守卫。史思明决定毁掉守军的浮桥。他派出了数百艘战船，前面导以火船，准备用火船烧掉浮桥，再利用后面的战船进攻城池。李光弼准备了数百根长杆，杆头绑着铁叉，铁叉外裹着不易燃烧的毡子。用这种长杆把火船抵住，过一会儿，火船就烧光了。这种叉子还可以抵住战船，再用大炮瞄准战船将它击沉。
既然直接进攻不利，史思明开始考虑另外的战术：截断对方的粮道。他在黄河以北的河清县驻军，试图截断唐军北方的粮道。李光弼则驻军在一个叫作野水渡的地方防止叛军偷袭粮草。
但到了晚上，李光弼却带人离开了野水渡，回到河阳城，在野水渡只留下了一千兵马，由一个叫作雍希颢的将领带领。在离开前，李光弼告诉雍希颢：在叛军的阵营中有三员勇将，分别是李日越、高庭晖和喻文景，今晚史思明必定派他们之中的一人领兵来劫营，如果贼兵来了，不要与他们打仗，如果他们投降，就带他们到河阳来。
雍希颢对于李光弼的话不甚了了。但当晚，叛军真的来了。来的大将是李日越，带了五百个士兵。敌军到达后，雍希颢果然闭门不战，只和他打嘴仗。李日越询问了一些问题，得知李光弼已经不在这里，守卫这里的是雍希颢，守军只有一千人。得知这些，他决定投降唐军。这让雍希颢感到吃惊。但他记得李光弼的话，于是将李日越送到了河阳城李光弼处。李光弼善待了李日越，不想不久之后，另一员大将高庭晖也来投降了。
原来，史思明认为李光弼不善于野战，善于守城。当他听说李光弼在野外的野水渡，立刻派李日越前去劫营，并下了死命令，让他必须抓来李光弼，否则就不要回来。
李日越听说李光弼已经离开了，担心回去受到惩罚，只能投降。在他投降后，由于受到了优待，比他更强的高庭晖听说后就也来投降了。
接连的失利让史思明意识到，要靠智取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剩下的就只有硬攻了。前文说过，河阳城实际上是由三座城池组成，北岸的北城、南岸的南城以及位于黄河中间小岛上的中潬。这三座城池只要有一座丢失，黄河两岸的交通就断了。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中潬，它处于沟通两岸的关键位置。
李光弼把守卫中潬的责任留给了自己，而守卫南城的则是大将李抱玉。李光弼给李抱玉的指令是：只要能够守满两天时间就够了，两天之后，他必然率军来给南城解围，如果两天之后不来，那么李抱玉可以投降叛军而不受惩罚。
李抱玉果然认真地守卫起南城来。在防守过程中，由于敌人过于强大，眼看南城就要陷落，李抱玉连忙对敌人说：我们的粮食没有啦，给我们点时间，明天就投降！敌人听了大喜，收兵等待。不想第二天李抱玉修好了城池继续抵抗，敌人大怒，又开始了攻击。但由于敌人失去了先手，被李抱玉出奇兵夹攻击败了。
李光弼本人对中潬的守卫更加严密，由于这里的重要性，他在城外又设立了高高的栅栏，栅栏之外挖了两丈深的壕沟。敌人借人多势众，带着攻城器械直逼城下，将城池三面的壕沟填出了八条大道，又顺着八条道在木栅栏上开出了八个门，供军队进出。在敌人填壕围栅时，城内守军的指挥官荔非元礼却并没有阻止，而是等敌人做好了道路，再率军利用它杀出。由于敌人太多，荔非元礼杀了一阵，决定回到栅内休息一下。李光弼以为他吃了败仗，气得要拿他斩首。荔非元礼休息过后，再次重整军队，将敌人击败。
中潬的险情过后，敌人再次向北城集结，李光弼立刻率领人马前往北城救援。北城的人更少，在敌人最多的西北隅，守军也只能集结三百人而已。在这里人人死战，李光弼甚至自己都准备好了匕首，以备在落入敌手之前自尽。
在战斗中，李光弼依然不忘纪律性。大将郝廷玉是守卫西北隅的将领，一次李光弼看到他在往回退，立刻派人去取他首级。使者提着刀到了他的面前，郝廷玉吓得连忙大叫：是我的马死了，回来换马！仆固怀恩父子在战场上也稍微后撤了一点，就见使者提刀来取他们的人头，吓得连忙转身继续作战。
靠着拼命的精神，李光弼终于守住了中潬和北城，史思明此刻仍然在进攻南城。李光弼押着北城的俘虏向他展示，史思明这才知道对北面两城的进攻都已经失败，不得不撤军。
李光弼对于河阳城的防守是如此关键，让唐军得以腾出时间来组织其余地区的防御。史思明本来有机会在夺取东都之后继续向西进攻，却由于河阳城的存在，不得不花了大量精力对付这个后方的据点。就这样，袭击战变成了拉锯战。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后半段和整个乾元三年（公元760年），就是在这样的拉锯中度过的。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唐军击败了史思明进攻陕城的部队，使得长安的防线得以稳固。
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李光弼进攻怀州，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斩首三千余级。三月，李光弼在怀州城下击败安太清。四月，在河阳城的西面水边击败了史思明，斩首五千余级。
当进攻战变成了拉锯战，史思明这才进入了东都。虽然东都在半年前已经被攻占，但由于李光弼只给他留了一座空城，价值不大。只有进入拉锯战阶段，他才考虑经营这座可以作为国都的城市。
直到当年年底，除了一些小的拉锯战之外，双方没有爆发很大的战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僵持，一方面是因为军事的均势，而另一方面则是双方的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破坏。唐朝发行的两种重宝让民间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混乱，皇帝屡次改动两者与开元通宝之间的比值，还屡屡下达法令严惩私铸的人，却依然无法禁止民间对两种大钱的私铸和抵制。而在史思明一方，为了筹集军费，也发行了顺天元宝和得壹元宝，都是一钱当百钱，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比唐朝控制区还严重。
虽然战事出现了缓和，但这并不意味着唐朝的朝堂平静了。事实上，安史之乱的恶果已经显现，唐朝的宗室和中央政府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除了史思明的叛乱，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其他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