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的身世之谜
成汤深陷“汤丘困境”之时，四处寻访贤才。《鬻子》中说，汤有七大夫，庆辅、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ruǎn）、西门疵、北门侧。除了七大夫，还有仲虺、咎单、女鸠、女房、义伯、仲伯等辅臣。
伊尹绝对是成汤的头号智囊。没有伊尹，成汤就灭不了夏桀。伊尹可以说是成汤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大推手。他第一次登上历史大舞台，是在成汤灭了同宗的葛国之后。成汤以葛伯为反面教材，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水让一个人看清自己的面貌，百姓让一个君主知道治理的情况。这话当即受到了伊尹的赞赏。
征葛伯之时，成汤还不认识伊尹。成汤得到伊尹，是在攻拔大师姑、望京楼城后，困在汤丘期间，与东边的有莘氏缔结政治婚盟时，伊尹作为陪嫁之臣，投靠成汤的。
这个革命推手伊尹的出生带有传奇色彩。
伊尹原名伊挚，长有异相，《荀子·非相》中称：“伊尹之状，面无须麋。”这是说伊尹脸上没有胡须和眉毛。伊挚的母亲住在伊水（今河南洛阳以南的伊川一带）岸边，《水经注·伊水》中记载，伊水东北流经新城南，也就是今河南伊川县平等乡古城村南。伊川县城南4千米处的伊阙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以及龙山文化、夏商周时期的遗存。据传，神农氏时期这里有伊国之称，唐尧时称伊侯国，虞舜时称伊川，夏朝时称为伊阙地，战国时称伊阙、新城。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此大破韩魏联军，威震天下，名噪一时。
伊川应该就是伊挚的故里，伊氏旧地。
《水经注·伊水》记载了伊尹的传奇出生。伊挚之母怀孕时梦见有一位神灵告诉她，要发大水了，让她一见石臼出水，就一直往东走，千万不要回头。天亮之后，伊挚之母果然看到石臼里不断地涌出水，赶紧朝着东边跑。大约逃了十里，回头一看，她的村庄已经全部被洪水淹没了，而她自己则立刻变成了一段空桑木。
空桑木漂流到有莘氏，恰好一位姑娘在水边采桑，发现空桑木头中有个婴儿在啼哭，于是把他抱回来，献给有莘氏之君。有莘氏之君将他交给自己的御厨。这个漂流儿长大之后，德才兼备，远近闻名。
伊阙在有莘氏（今河南开封陈留一带）西边200千米，中间河网密布，还隔着一个嵩山。伊挚是怎么来到有莘氏的？有人认为，伊挚应该是伊水之滨的伊氏之长，因遭洪灾流落至豫东平原的有莘氏。成汤想聘用他，因为伊挚的身份不是自由民，所以就向有莘氏之君求取，但被拒绝。
伊挚也很想投奔成汤，于是成汤请求跟有莘氏缔结婚盟。有莘氏之君大喜，就让伊挚作陪嫁人，一同来到成汤身边。
伊挚受到成汤的重用，被任命为尹。尹，在卜辞中与卜、作册、亚服同属于殷商王朝的外服政务官。尹负责辅佐商王，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又称为相、阿、保。伊挚因此被尊称为伊尹。
至于伊尹生母得到神明告示要发洪灾，还有化为空桑木等，都不过是传说而已。在伊尹的家乡——河南伊川县平等乡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新城县南涓水东北就是有莘氏女采桑得婴处，其地古称大莘店，伊、银二水交汇于此。但伊尹得名不是他被任命为尹，而是取自于伊、银二水的谐音。伊、银二水发洪水，伊尹之母在逃命中生子，情急时置婴儿于桑树空洞，母身力竭，随洪水而去，莘女采桑得婴儿。
但是有莘氏在今河南开封陈留一带，从伊水到有莘氏，两地相距至少200千米，伊尹不可能一路漂流过去。三国时期的蜀汉史学家谯周干脆在《古史考》中说，伊尹是河南陈留人，陈留有空桑故城，就是伊尹的出生地。伊水在陈留东北10千米，环绕着伊尹的故里。
伊尹到底出生在哪里？就是夏都斟鄩西南的伊川。
伊尹是伊水之滨伊氏的贵族。屈原《天问》中有句“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可见伊尹出生时遭遇水灾，有莘氏之女得之于伊水之滨的空桑木中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但这个有莘氏也在伊水之滨，跟开封陈留的有莘氏是两个不同的部落。伊水之滨的莘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尧舜时代就存在。相传鲧娶有莘氏女，名字叫女志，生下大禹。鲧是嵩山一带有崇氏的首领，所迎娶的女志就来自嵩山西部不足百里，伊水之滨的莘。《水经注·伊水》中说“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这里的有莘氏应是夏人的一支，夏启庶子的后裔，也叫辛氏，不是鲧所娶的有莘氏。夏启曾经把一个庶子封在莘，因为莘、辛的字形、读音相近，为了跟开封的有莘氏相区别，莘的子孙去掉草字头为辛，成了辛氏。
除了开封陈留、伊水之滨的有莘氏，还有另外一个有莘氏。公元前632年晋楚爆发著名的城濮之战，晋文公登上有莘之墟，以观楚国军队的动向。这个有莘之墟在今山东曹县西北。可能在殷商或西周时期，河南陈留的有莘氏的一个支系迁徙至豫、鲁之间，就是春秋时期有莘之墟的所在地。
伊尹是怎么从伊水之滨的辛氏，去了河南陈留的有莘氏？
并不是因为洪水的缘故而东走。
尽管伊尹长大之后，有安邦定国之殊才，但是世人“恶伊尹从木中出”，他被视为不祥之人，因此得不到夏桀的重用。伊尹郁郁不得志，只好四处流浪，寻找明主。
伊尹流落到陈留一带的有莘氏后，穷困潦倒，在野外以农耕为业，勉强糊口。《元和郡县志》中记载，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处的古莘城，就是夏朝末年的古莘国，伊尹曾经在古莘城之野耕种。
伊尹深谙兵家权谋，怀经略天下之大志，渴望有人赏识他，以成就大业。而致力于伐桀灭夏的商族首领成汤，网开三面，泽及鱼鳖禽兽，仁德有智，诸侯纷纷归附，无疑是伊尹心目中的理想君主。
伊尹靠厨艺见成汤
伊尹意欲投奔成汤，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自己一介农夫的卑贱身份求见成汤无门，只好委屈隐忍，待在有莘氏。这就是《史记·殷本纪》中说的“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奸，见也。伊尹静待成汤的一双慧眼能够发现自己的价值，却没有机会。
机遇取决于一个人的耐心。善于等待的人，不会错过机会。
成汤进攻夏桀受挫，陷入尴尬的“汤丘之困”，于是东巡寻求援军。
至有莘氏，与之缔结政治婚盟。属于伊尹的历史性一刻到来了，伊尹决定去见成汤。
伊尹接近成汤的情形，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伊尹主动去见成汤。他以有莘氏的庖人（厨师）的身份，凭借着高超的厨艺，获得与成汤见面的机会。然后伊尹巧借美食论取天下之道，说动了成汤。成汤大为赏识，聘任伊尹为辅相，二人共商伐夏大业。这种说法是主流，被《史记》等众多文献采纳。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说，伊尹能够受到成汤的重用，缘于他很会煮一手美味的“鹄鸟之羹”，献给成汤吃，又把一个玉鼎修饰得美观精致，由此大得成汤的欢心。
第二种说法，有人向成汤推举伊尹。成汤让部下去聘请，前后来回五次，才把伊尹请出来。这种说法与成汤思贤心切，做的一个怪梦有关。
成汤梦见有人背着铜鼎、抱着砧板，冲着他傻笑。成汤醒后大悟，说了一句语义双关的话：“鼎是用来烹饪煮食的器物，砧板是用来砍割鱼肉的器物，天下有谁愿意当我的宰呢？”宰既可以指君主的辅相，又可以指宰杀鱼肉的厨师。
成汤占了一卦，卦象说，这是得到贤人的吉兆。于是成汤四处访贤。有人就向成汤推荐了隐身于有莘之野的伊尹。成汤准备重金聘用他，但是被有莘氏之君阻止。成汤就求婚于有莘之君，与之结盟，条件是伊尹必须做媵臣（陪嫁人）。伊尹为了证明自己正是成汤的梦中之人，于是背着铜鼎、抱着砧板去见成汤。
清华简《汤处于汤丘》中也有记载。
简文中说，成汤在汤丘时，从有莘氏迎娶王妃。小臣伊尹作为一个媵臣，跟随王妃去了汤丘。伊尹厨艺高超，善于调味。王妃吃了伊尹烹煮的食物，“绝肪、滞以粹身，体痊、平；九窍发，明以道心；咽舒、快以恒”——大概是减肥、美容效果极佳，身体轻爽，皮肤光滑，耳聪目明，呼吸顺畅。
成汤也吃了伊尹的美味，赞不绝口，就顺便问了一句：“你这种调和食物之术，可以用来调和百姓吗？”伊尹立刻回答：“可以。”成汤素来礼贤下士，于是向伊尹咨询征伐夏桀之事。
清华简与《史记》中的记载大同小异，都认为伊尹是借着厨艺主动接近成汤的。至于《帝王世纪》中说成汤使人聘迎伊尹，当是后世儒家将成汤“圣君化”的需要，可信度不高。
伊尹作为媵臣，跟随有莘氏之女往就成汤时，他的身份是小臣，而不是一个低贱的庖人，也不是一介农夫。《吕氏春秋·本味》载，有莘氏国君得到伊尹之后，“命之曰伊尹”。可见，伊尹并非成为商汤辅弼大臣之后才有的称呼。尹，是上古官职的称呼，一官之长。伊尹应该得名于他曾经是伊氏之长，也就是伊族的贵族，在族中具有很高的威望。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所以后世说他是一个庖人。至于说伊尹“负鼎抱俎”去见成汤的传闻，那是为了将成汤和伊尹圣人化的需要而编造的桥段。
伊尹身为伊氏之长，地位显赫，深受有莘氏之君的信赖，所以才被赋予护送有莘之女，远嫁商族首领的重责。伊尹抵达汤丘后，通过“和味”得到成汤的赏识，由此以小臣的身份，开始参与灭夏大业的筹划工作。小臣，有时称作臣，在夏商时期通常指国君身旁的随行官吏，负责国君的饮食起居，有的是女性，有的甚至是商王的子嗣，地位并不低。小臣频频出现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如殷商后期有小臣艅（yú）犀尊等。
伊尹的“和民”思想
《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汤得到伊尹之后，在宗庙中举行除灾驱邪的祭礼，点燃捆绑在木杆上的芦苇，以祓（fú）除不祥，用纯色公猪的鲜血涂红祭器。
伊尹受到了神一般的礼遇。
第二天上朝，汤又以隆礼接见伊尹，让他讲述调味之道。伊尹从极为丰富的烹饪知识讲起，深入浅出，向成汤灌输了自己的治国理念。
清华简《汤处于汤丘》则提到了伊尹借助“食烹之和”来阐述“和民”思想，主张“和利万民”“修四时之政”，使商族不断强大起来，最后灭夏取得天下。
伊尹的治国理念核心就是“和民”，调和君民之间的关系，使君主获得百姓的拥护。如何做到“和民”？君主必须自爱，自爱就是“不事问，不居疑”——信任百姓，放手让百姓去干，实行无为而治；“不服过文、器不雕镂”“不虐杀”“与民分利”——君主生活要俭朴，不滥杀，让利于民，展现出一副亲民的面孔。如此才能避免激化君民矛盾，从而达到“和”的境界。
清华简中伊尹的“和民”思想，与《吕氏春秋·本味》中伊尹所说的烹调之术及治国理念，同属一个体系，都具有道家倾向。
春秋战国时期，伊尹成了诸子百家的抢手人物。他的思想被道家学派、墨家学派所吸收，他甚至被尊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儒家学派的掌门人孟子，也对伊尹十分推崇，但他矢口否认伊尹以烹饪之术来游说成汤。孟子过分强调伊尹的仁政思想，说伊尹以尧舜之道来教化成汤，试图把他拉进儒家阵营。由此可见伊尹对后世影响之大。
伊尹的和民理念，让深陷“汤丘困局”的成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屈原《天问》中说：“初汤臣挚，后兹承辅。”王逸注曰：“言汤初举伊尹，以为凡臣耳。后知其贤，乃以备辅翼承疑，用其谋也。”这是说，成汤见到伊尹时，刚开始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官员而已。伊尹巧借食烹之术，大谈自己的“和民”思想，让成汤刮目相看，才知道这个“面无须麋”之人并非泛泛之辈。从此汤对伊尹深为倚重，和他一起谋划灭夏大业。
不久伊尹生病了，三个月没出过门。成汤屈尊纡贵，时不时就去拜访伊尹，每一次回来时都在深夜，以致引起亲信方惟等人的不满。
伊尹在成汤革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是汤灭夏的第一功臣。
伊尹作为殷商王朝的开国元勋，在后世儒家眼中，是道德境界极为高尚的辅臣。
《孟子·万章》中说，伊尹特立独行，耕作于有莘田野的时候，就以尧舜之道为修身养性的准则。尧舜之道就是儒家的中道，伊尹成了儒家教化世人的楷模之一。
然而，成汤与伊尹之间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一段反复无常的磨合期。
《战国策·燕策二》说：“伊尹再逃汤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汤，果与鸣条之战，而以汤为天子。”《孟子·告子下》中也说：“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连大圣人孟子都对伊尹的反反复复直言不讳。
孔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君子的志向应当始终如一，矢志不渝。伊尹却像一棵墙头草，持两端以观望，来回奔波于夏桀、商汤之间，在取舍之间摇摆不定。
伊尹第一次投奔成汤
伊尹出身于伊水流域的伊氏，伊氏与邻近的辛氏，都是臣属于夏王朝的部落。伊尹曾经自言，他的家族伊氏向来忠诚于夏王朝，世代以忠信自居。伊尹也曾经为官于夏朝，侍奉被世人视为暴君的桀。但是夏桀作孽太深，让世人寒心、诸侯离心，于是伊尹投奔成汤。
伊尹在夏都斟鄩为官时的情形，在《新序·刺奢》中有记载，说夏桀劳民伤财，兴建瑶台，生活奢靡无度，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伊尹知道夏朝天命将失，但他真心盼望桀能够悬崖勒马。于是在一次酒宴上，伊尹举起酒爵劝谏夏桀：“君王再不听我的话，早晚会亡国。”
夏桀大为恼怒，拍案而起。他鄙夷这个从空桑木中钻出来的江流儿，朝着伊尹唾了一口，然后大笑说：“你这是妖言惑众！我有天下，如天之有太阳。你见过太阳灭亡了吗？哪一天太阳灭亡了，我也就灭亡了。”
世界历史上有两个不可一世的太阳王，除了夏桀，另一个就是法国的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在位长达七十二年，比夏王帝不降在位时间还长。路易十四曾经在舞剧中扮演太阳神阿波罗的角色，所以被人们称为太阳王。路易十四也当仁不让，傲慢地宣称：“朕即国家！”
夏桀比路易十四更加张狂，他说：“日亡吾亦亡矣！”但太阳毁灭之时，全人类都要紧跟着毁灭。伊尹要在夏桀灭亡之前，逃离这个狂妄的太阳王！于是他逃至有莘氏，这才有了“负鼎抱俎”的传说。
但伊尹投靠成汤之后，也并未马上受到重用。屈原《天问》云：“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意思是说，刚开始时成汤只是授予伊尹一个小臣之职，相当于卜辞中的臣正；之后又让伊尹做辅臣，相当于卜辞中的卿吏、作册；最终官居“相、阿、保”，相当于卜辞中的尹，身后享祭殷商宗庙之哀荣。
臣，在甲骨文中像一只竖起的眼睛，作臣服之状，本意指奴隶或奴仆。《尚书传》中说：“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可见小臣的政治地位并不算很高。
伊尹逃汤奔桀
出土文献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首次披露了伊尹投奔成汤之初，身为一个小臣，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辛酸经历，与史传文献的记载大相径庭。
《赤鹄之集汤之屋》被认为是战国时期在楚地流行的伊尹传说，有学者认为属于家言体裁，也就是虚构成分居多。
那么《赤鹄之集汤之屋》可信吗？
《赤鹄之集汤之屋》所载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史料价值也很高。比如汤的正妃有莘氏之女，在卜辞中被称为妣丙，这是她的庙号。她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竹简中有记载，称“汤后妻纴巟（huāng）”，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再比如竹简中有这样一句话：“古有赤鹄集于汤之屋。汤射之获之，乃命小臣曰：脂羹之，我其享之。”屈原《天问》中也有一句话：“缘鹄饰玉，后帝是飨。”说的都是伊尹为成汤烹煮鹄鸟之羹，两者所载完全相符，可互为印证。清华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5前后30年，与屈原的生卒时间（约公元前340年至约公元前278年）几乎同时。在楚地流传有关伊尹的传说，屈原也必定了如指掌。
《赤鹄之集汤之屋》中记载，伊尹初仕成汤之时，地位较低，只是卜辞中的初阶官员臣正，处处听从于成汤和后妻纴巟。伊尹的性命甚至被纴巟随意拿捏。
伊尹为成汤煮了一锅鹄鸟之羹。鹄鸟就是天鹅，在东西方，天鹅肉都是王室贵族十分在意的珍馐美味。成汤嗜好天鹅肉，所以伊尹投其所好，获得重用。
纴巟命令伊尹：“给我尝一点鹄鸟之羹。”
伊尹吓得浑身发抖：“不行啊，成汤会杀了我的。”
纴巟怒斥：“你不给我羹，我就不会杀你吗？”
伊尹迫不得已，下厨房给纴巟（huāng）端来一点羹。
成汤回来后，果然大怒：“谁偷吃了我的羹？”
伊尹不敢说出真相。慑于成汤的淫威，伊尹动起了做“回锅肉”的念头，悄悄离开了成汤，准备回到斟鄩。
成汤得知伊尹逃跑后，施展巫术，让伊尹在半途得了怪病，患上失语症。但伊尹在无意中听到一群灵乌谈到夏桀的疾病，天帝命两条黄蛇、两只白兔躲在夏桀寝室的屋梁上，吸他的气，使他病怏怏的；又命后土在夏桀的床底下放置两根尖桩，上刺夏桀，使他浑身疼痛难忍。
一只灵乌治好了伊尹的失语症。伊尹回到斟鄩之后，为夏桀剪除了屋梁上的黄蛇与白兔，又砍断了床底下的尖桩，夏桀才痊愈。这就是《战国策·燕策二》所说的“伊尹再逃汤而之桀”。
伊尹在夏朝，暗通桀的弃妃妺喜。妺喜是有施氏进贡的佳丽，一度受到桀的百般宠爱，被称为元妃。后来桀又攻打有缗氏，得到了两个美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桀王喜新厌旧，就把妺喜赶出斟鄩，让她居于洛。洛，就是夏都斟鄩以西的洛河中游，大致在今洛宁、洛阳之间。这一带是夏朝王室贵族狩猎游玩的乐园，曾令太康流连忘返，数月不归，导致朝政被后羿篡夺。帝皋的王陵也在这附近。
洛河以南的伊川正是伊尹家族——伊氏之地。伊尹回到夏朝之后，有可能在伊水流域活动，并与寂寞的怨妃妺喜取得联系。至于伊尹与妺喜之间的互动有多密切，不得而知。但妺喜像情人那样向伊尹诉苦：夏桀与琬、琰二女在斟鄩过着淫靡奢侈的日子，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还把自己扔在荒芜的洛河边。
伊尹在夏三年，细观民情，确实如妺喜所说那样，百姓困苦不堪，桀的统治已经濒临覆灭的边缘。民怨似火，到处都在传唱一首诗歌：“上天弗恤，夏命其卒。”——连天也不可怜我们，夏朝气数将尽了。
诗歌只有两句，却足以表达百姓心中的哀怨与愤怒。
夏桀这个自命不凡的太阳王成了众矢之的，百姓都在诅咒他：“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颗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民怨的积累就像火山，早晚会喷涌而出。夏桀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但他还在做着像太阳那样永不熄灭的美梦。
伊尹开始为自己的负气出走、逃离成汤而后悔了。
但有史书认为，伊尹回到斟鄩，是身衔成汤之命，扮演间谍的角色。所以《孙子兵法·用间》说：“昔殷之兴也，伊尹在夏。”
为了消除夏桀的疑虑，成汤与伊尹甚至演起双簧戏。《吕氏春秋·慎大览》中记载，成汤亲自射伤伊尹，用苦肉计以取信夏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中也说，成汤施巫术让伊尹患病。二者其实是大同小异。
可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却看不出伊尹奔夏是在充当间谍，为成汤刺探军情。
《史记·殷本纪》中载：“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既丑有夏，就是憎恶夏朝，说明伊尹离开汤逃到斟鄩之后，亲眼看到桀的种种恶行，以及夏朝的分崩离析，心生悔意，又想回到成汤身边。
对伊尹的心猿意马，《孟子·公孙丑上》评论道：“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意思是说，为谁服务还不都是一样？无论成汤，还是夏桀，伊尹照样辅佐不误。
孟子为伊尹推卸责任，掩饰了伊尹摇摆不定的处世原则，把儒家学派念念在兹的圣君、暴君都抛到脑后去了。这说明，伊尹本质上是一个首鼠两端、见风使舵的乱世枭雄。成汤对伊尹的背叛极为愤慨，所以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中说，成汤诅咒伊尹，让他患疾，也在情理之中。
伊尹第二次投奔成汤
夏桀迟早会灭亡，伊尹是早晚要回到成汤身边的。但是这样跑了又回来，岂不让成汤君臣讥诮伊尹？伊尹必须要有自己的分量。
在奔夏三年中，伊尹以伊氏之长的身份，逐步将伊洛河流域的伊氏、辛氏以及其他不满夏桀统治的部落、方国整合成一个小联盟，其圈内成员应该还包括被桀冷落的元妃妺喜。
伊尹已成为夏商之间第三股重要势力，就像后世楚汉争霸时决定项羽、刘邦成败的韩信。此时天下如天平，天平的两端托盘是夏桀和成汤，那么伊尹就是天平上的砝码。伊尹助桀则桀胜，伊尹助汤则汤胜，天下大势就掌控在伊尹手中。带着这种自信与底气，伊尹回到了汤丘。这就是《战国策·燕策二》中所说的伊尹“再逃桀而之汤”。
伊尹将他在夏王朝三年期间的所见所闻，如实向成汤汇报。成汤对伊尹的归来且喜且疑，他根据自己收集来的情报进行分析，夏桀的状况果然与伊尹所说的分毫不差。
于是成汤信了伊尹，对他说：“你告诉我的夏朝情况，正像诗歌唱的那样。”诗歌，就是指夏朝百姓流传的“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成汤决定捐弃前嫌，重新接纳伊尹。但《吕氏春秋·慎大览》中的记载很奇怪，说“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
成汤为什么要跟伊尹结盟？有看到君臣结盟的吗？到底结的是什么盟？
此时的成汤与伊尹不再是单纯的君臣关系，因为他看到了伊尹的分量。汤丘困局仍未完全打破，没有伊尹，灭不了夏桀，所以成汤必须跟伊尹结盟。结盟至少在名义上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史传文献中记载的“圣君明臣”那种黄金搭档。
成汤与伊尹盟誓的详情未知，或许是姻亲之盟，或许包括灭夏之后形成执政联盟，共同治理天下的承诺。毫无疑问，伊尹对成汤开出的结盟条件非常满意。伊尹再次回到夏朝，联络伊洛河流域的伊氏、辛氏与妺喜。
伊尹与妺喜，一个为了既得利益，一个为了爱恨情仇，两人相互勾结，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古本竹书纪年》中说的“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孙子兵法·用间》所说的“昔殷之兴也，伊尹在夏”指的就是这个。
夏桀内外忧患，腹背受敌，夏王朝注定在劫难逃。
“两日斗蚀”的天文奇观
妺喜再次见到伊尹时，向他透露了夏桀的一个重要隐情：夏桀梦见两日相斗，天上有两个太阳，西方一个，东方一个。两个太阳斗在一起，西方的太阳把东方的太阳打败了。
但根据其他文献的记载，两日相斗是当时发生的奇异天象，并不是夏桀做的梦。《路史·后纪》中称之为两日斗射，《孝经纬》则称之为两日照和二日并出。二日并出的情景，如《博物志·异闻》和《徐偃王志》中记载，说夏桀末年，费昌在黄河边看到有两个太阳，东边的太阳冉冉升起，西边的太阳昏昏将灭，声若惊雷。
费昌是费氏部落（今河南偃师一带）的首领，伯益次子若木的后裔，当时是夏桀的大臣。费昌问河伯冯夷：“哪个太阳是商？哪个太阳是夏？”冯夷回答：“西边是夏，东边是商。”于是费昌带着全族老少投奔成汤。
“两日斗射”或“二日并出”“两日照”到底是什么现象？有人认为，当时夏都斟鄩天空出现过东西方各有一个太阳的奇异天象，这是大气光学所产生的反射现象，而在古人看来则是吉凶之兆。
但是《帝王世纪》中称为“两日斗蚀”，说得很明了，两日相斗就是一次日食现象。
根据《中国历史日食典》，夏商之际即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50年之间，河南偃师二里头地区可见的大食分日食有四次：公元前1584年7月31日的日全食，当地最大食分0.970，食甚13时21分；公元前1577年3月18日的日全食，当地最大食分0.931，食甚15时45分；公元前1570年10月24日的日环食，最大食分0.940，食甚10时59分；公元前1551年4月29日的日全食，最大食分0.968，食甚13时42分。
夏桀末年除了日食，还有五星错行，伊、洛河水枯竭，天上出现彗星，斟鄩城中夜有鬼哭等灾异现象。这些都是夏朝灭亡的预兆。
美国汉学家班大为认为，“五星错行”指的是公元前1576年12月26日发生的五星聚合事件。所以“两日斗蚀”有可能就是距离“五星错行”较近的一次日全食，发生在公元前1577年3月18日。夏、商年代的分界点，也应该在这次日全食前后。
0.9以上的大食分，相当于整个太阳的圆面被月球遮住，天地一片昏暗，势必给世人造成恐慌。日食是比较罕见的天文现象，上古时期天文学落后，日食被视为不祥之兆，会引发世人的极度恐慌，所以很早就设置专职人员，记录下日食。
《墨子·非攻下》中说，禹征三苗时，“日妖宵出”。这可能是一次“天再昏”现象，黄昏日落之际的大食分日食，据推算发生于公元前2072年4月29日。《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中“辰不集于房”，是夏王仲康时期的一次日食，发生于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
时值夏商改朝易代之际，日食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是天命转移的象征性事件，所以古人在史书上留下了“两日斗蚀”的记载。
日食发生时，肉眼观测会造成短暂性失明，或者产生东、西两个太阳在天空相斗的幻觉。由于月亮自西向东绕地球运转，日食初亏时，阴影总是从太阳圆面的西侧边缘开始，仿佛西边的太阳逐渐侵蚀东边的太阳，复圆时阴影结束于太阳圆面的东侧，东边的太阳似乎已经被西边的太阳吞吃掉。《吕氏春秋·慎大览》中说“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就是指这个意思。
夏在商的西边，这预示着如果成汤从东面进攻夏桀，将被夏桀打败。
伊尹为成汤解心结
夏桀和成汤想必都目睹了日食的全过程，夏桀自号太阳王，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所以这次日食大大助涨了夏桀的气焰。而成汤和他的族人却因此信心大挫，从而动摇了成汤的伐夏大业。
伊尹决定赶回去，激励成汤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推动成汤与伊洛河的尹氏、辛氏等部落联手，东西夹击，尽早灭掉夏桀。这应该是伊尹最后一次“逃桀而之汤”。
清华简《尹至》的第一句话是，“惟尹自夏徂亳，逯（lù）至在汤”。逯，是夜间的时间称呼。这是说伊尹行程匆忙，披星戴月，从夏走到亳。这里的亳，是指郑亳，也就是郑州商城。当时汤丘的所在地，已经出现一座有夯土墙的小城雏形，大约3万平方米，可能拥有外郭及内城，名称就叫亳。亳，上高台土丘，下是宅。高台土丘是祭祀天地神灵的社，甲骨卜辞中有亳土，也就是亳社，是殷商王朝最早的国社。其后虽然多次迁都，但是亳社并未消失。郑州商城出土的一些刻有亳字的陶片，证明了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亳，甚至可能是卜辞中“亳”唯一的所在地。
伊尹从斟鄩到郑亳，连夜赶路，一共走了十天。两地相距约110千米，平均每天二三十里，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亳指南亳，也就是河南商丘，与斟鄩相距300千米，每天要走六十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难度极大。
伊尹如此匆匆回到郑亳，让成汤大吃一惊，说了句：“格！汝其有吉志。”——快过来！你连夜来奔，一定有紧急情况要向我汇报。
伊尹答说：“我花了十天的时间，才从夏来这里。我在夏时，看到桀的官员离心离德，桀心志完全沦丧，只宠爱琬、琰二美女，不体恤百姓。百姓们聚集成堆，窃窃私语，都在咒骂桀：‘让我跟你同归于尽吧！’桀恣意妄为，行为凶暴，不守典常，败亡之日，屈指可数了。”
成汤最大的心结是“两日斗蚀”，担心他这个东边的“新太阳”，无法战胜西边的“太阳王”。
伊尹告诉他：“夏朝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东西两日相斗，西方是夏，东方是商。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因而百姓惊恐万分，都说大祸临头了，整天盼望成汤能发兵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可东方日不胜，现在连成汤也救不了咱们了，该怎么办呢？”
这是伊尹从民心向背的角度，去解析两日相斗背后的含义，目的在于消除成汤的疑虑，鼓舞商族大众的斗志。
日食月食、彗星流星顶多算一种灾异现象。民心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谁拥有最大的民心，谁就站在胜利的一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伊尹“和民”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成汤也很关心民心的向背，他再次问伊尹：“你告诉我的这些夏朝情况，真的像诗歌中说的那样吗？”
伊尹向成汤保证：“确实如此！”
成汤备战
经过长达一两年的对峙之后，夏商形势发生了逆转。成汤不遗余力地推行“和民政策”，凝聚民心，赢得民心。这让他慢慢摆脱了“汤丘困局”，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说苑·权谋》中记载，成汤准备倾其全力，与夏桀决战。
伊尹建议，先不要进贡，观察一下桀的反应。这说明在汤丘对峙期间，成汤曾经采用缓兵之计，以进贡为条件，换取双方的短暂和平，来化解困局。
夏桀大怒，发动九夷之师讨伐成汤。九夷，包括山东海岱地区的东夷部落以及江淮之间的淮夷部落，他们有的是夏人的亲族，比如济水流域的有仍氏、淮河流域的涂山氏。在夏朝即将灭亡的前夕，桀还能够号令东夷中的一些部落，这应归功于夏王杼以来坚持不懈地推行东方战略。
伊尹说：“不行，时机尚未成熟！”于是成汤恢复了向夏桀进贡。
翌年，成汤故伎重演，又不进贡。桀大怒，再次下令九夷之师讨伐成汤。但是经过伊尹的离间之后，东夷诸族早已疏远夏桀，纷纷加入成汤的阵营，没有一个九夷部落响应夏桀的号召。
讨伐时机成熟了！成汤调动军队，准备直捣斟鄩。成汤大得人和，偏偏天时不助商族，中原地区发生大旱灾。夏商之际的旱灾延续时间，《吕氏春秋·顺民》说是五年，《帝王世纪》说是七年，而且在“汤克夏而正天下”之后。但是《吕氏春秋·慎大览》中有句话，“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可见旱灾开始于夏桀统治的末年，商汤克夏胜利取得天下之后又持续了好多年。
由于连年干旱，伊洛河水都干涸了，郑州、开封一带的农田缺少灌溉，龟裂成块状，庄稼枯萎，商族民众颗粒无收，人心惶惶。
但是成汤不为所动，继续集结军队，并下令出征。因为夏桀的处境比成汤更加艰难，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斟鄩城中民心思变，乱象环生。伊洛河流域的伊氏等部落，蠢蠢欲动，与成汤遥相呼应。
成汤相信自己的实力，也相信伊尹的能耐。这就是《吕氏春秋·慎大览》中记载的：“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
清华简《尹至》中说“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萦”，这是说成汤与伊尹重申之前的盟誓，举行祈禳（ráng）之礼，求神降福，消除旱灾，以安定民心。
大萦，上古时期遇到水旱、疫疠灾害时，要扎茅草为祭坛，祭祀山川之神。
成汤出兵伐夏，恰逢旱灾，属于逆天时之举，因而有必要举行“大萦”，以稳军心，和民心。
王者之师，得民之和，吊民伐罪，所以能无敌于天下。
经过战前动员之后，成汤的大军同仇敌忾，士气高涨，向西挺进洛阳盆地，兵锋直指斟鄩，由此拉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战争的大幕。
郕之战
成汤自郑州商城西进洛阳盆地，郕（g）是必经之地。郕，又称成，就是成皋，在郑亳以西40千米，斟鄩以东50千米。郕恰好坐落在夏商之际中原地区两大都邑的中间位置，北、西两面都是黄河，东、南两面都是深涧，是河洛地区东西往来唯一的通道。所以夏商周时期，郕是著名的兵家必争之地。西周初年的小臣单觯（zhì）铭文“王后返，克商，在成师”，记录的是周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后在郕（成皋）举行阅兵仪式。周穆王曾经在郕附近圈养老虎，因而此地又有虎牢关之名。
大师姑城陷落之后，郕是捍卫夏都斟鄩的最后一道屏障。夏桀命推哆、大牺率重兵驻守于此，想把成汤挡在洛阳盆地之外。
进攻郕的成汤大军包括战车七十乘，死士六千人，这是商军中的精锐，史书上称之为“篡卒”或“必死之士”。
商族之所以能够从河北泜河流域长驱南下，势力范围兼及今豫东、鲁西大片地区，威震黄河中下游地区，收服东夷，倚仗的就是手中的王牌——战车。殷商从先公相土开始驾驭牛马，制造车乘，驱驰千里。到了成汤时期，战车是军队中首屈一指的军事装备。
根据安阳殷墟车马坑出土情况来看，当时的车兵编制大致为：每辆战车上有3名甲士，其中车后2名，舆侧1名。每乘合计75人。成汤拥有战车七十乘，合计兵力5250人，加上配属的人员，共约6000人，在当时已经算是一支庞大的军队。郕之战，商军“鸟陈雁行”，成汤排兵布阵，采用步车协同战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战争模式。这是上古时期军事史上的重大革命。
郕之战爆发于戊子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时间记载的最早战役。夏朝末年干支已被用于纪时，所以这个戊子日的真实性很高。
在交战中，投奔过来的费氏部落首领费昌担任商军的开路先锋。成汤乘坐名叫大赞的豪华战车，身先士卒，在费昌的引领下，向夏朝守军发动突然袭击。守兵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夏朝贵族推哆、大牺被俘。
成汤大获全胜，夏朝洛阳盆地的东边门户尽失。郕西边百里就是夏都斟鄩。
迂回进攻——成汤的一盘大棋
奇怪的是，夺取了郕，成汤并没有乘胜向西一路进攻，直取斟鄩。在《吕氏春秋·慎大览》中有一句令人费解的话，郕之战后，成汤“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出土的清华简《尹至》也称，成汤“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与《吕氏春秋》相吻合，都是说成汤率商军从东方出发，进攻斟鄩的方向却是自西而东。
西邑，或西邑夏，是当时殷商民族对夏都斟鄩的称呼。邑，夏商周时期对国都的统称，卜辞中殷人将安阳殷都称为天邑商或大邑商，《尚书·武成》将丰镐称为“大邑周”。斟鄩位于郑亳的西边，所以被称为西邑。西邑或西邑夏，不但见于传世文献，如《尚书·太甲》中的“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而且也见于出土的清华简《尹至》和《尹诰》。甲骨卜辞中的西邑，应当就是指夏都斟鄩，这是夏朝存在的有力证据之一。
斟鄩在西边，郑亳在东边，成汤自西向东进攻斟鄩就难以理解了。
于是有人认为，夏人起源于东方的古河济地区（今河南濮阳一带），夏位于商的东面，成汤自郑亳向东进攻夏桀，所以清华简《尹至》中说“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而成汤灭夏的关键性战役——鸣条之战发生地就在今河南开封陈留。
按照这种观点，开封陈留在郑州商城（郑亳）以东80千米，而二里头遗址（夏都斟鄩）与郑州商城相距90千米。成汤从郑亳出发，攻打夏都斟鄩，然后又从斟鄩追击逃窜的夏桀，一直追到郑亳以东的鸣条。如此来回折腾，还真是不按常理的时空错乱。
那么成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自西向东进攻夏桀，到底是怎么回事？
斟鄩（二里头遗址）与郑亳（郑州商城）之间的地貌以丘陵、坡地、平原为主。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隅的伊洛河冲积平原上，地势平坦，海拔115—135米。从郑州商城至二里头遗址，要经过今荥阳、巩义两地。荥阳市位于郑州以西15千米，北临黄河，地势自西向东逐渐倾斜，如簸箕状，属于半丘陵半平原地貌。境内河川较多，有汜河、枯河、索河、寺河等。
荥阳西北16千米处的郕，为郑洛之间的锁喉要隘，易守难攻。郕与斟鄩之间，多低山丘陵，对商军的步卒不是问题，对战车可能就是一大障碍了。所以攻陷郕之后，成汤当即下令商军掉转方向，在郕附近的汜水渡过黄河，袭取黄河北岸的温国（今河南温县）。
温国，与昆吾、苏、顾、董一样，都是己姓，是夏王朝忠实的附属国。
成汤灭温国，意在控制太行山脉南端以南的“南阳走廊”。“南阳走廊”是洛阳盆地通往豫西山地、晋南盆地的交通要道，一旦落入成汤之手，就切断了夏桀逃往今山西南部的路线。
今山西南部是夏人的娘家，自大禹开始，夏就对这一地区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地开拓经营。山西南部地区的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分布着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属于二里头文化向晋南地区扩展的重要文化遗存。这里发现大量精美的酒器，表明夏王曾经委派贵族成员镇守于此。
山西南部运城盆地有丰富的各种自然资源，河东池盐又称解盐，是伊洛流域居民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中条山脉的铜矿被用来铸造代表王权与礼制的青铜器，所以今山西南部对夏王朝而言非常重要。
山西南部与“南阳走廊”之间由一条轵关陉道相连接。轵关陉道自洛阳盆地北渡黄河，翻太行山而至山西南部，在战国时期，位于边陲之地的秦国向东出兵，主要就是走轵关陉道。
轵关陉道与中条浢（dòu）津道、虞坂巅軨（líng）道，是古代晋南地区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三条主道之一。这三条主道除了用于日常来往之外，还是山西南部盐、铜等资源的运输通道，犹如三条大动脉，对于晋南、豫西地区的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交流融合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温国以西30千米的禹寺遗址，扼轵关陉道入口，发现有夏朝时期的两座城堡，当是夏王朝扼守轵关陉道、维护山西南部与洛阳盆地交通的关键据点。成汤北渡黄河，灭温国，夺取禹寺，进而控制“南阳走廊”，割断桀的大动脉，让夏王朝失血而亡。
成汤率大军横扫“南阳走廊”，西行至今孟津渡口对岸。孟津是黄河中游主要的渡口之一。成汤在孟津处渡过黄河，来了个战略大迂回，绕至斟鄩城的西面。此处距离斟鄩城不足30千米，只有两三天的行军路程。
成汤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有二：一是与夏桀易位，成汤在西边，夏桀在东边，这个不可一世的太阳王反而成了东方的太阳，以印证“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的预兆，成汤才是天命所归；二是孟津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有一个伊尹小联盟，包括伊氏、辛氏及其他不满夏桀的部落，他们向北挺进，与成汤会师，再加上东边的郕、大师姑城，对斟鄩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夏桀插翅难飞。
这就是《吕氏春秋·慎大览》中的“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清华简《尹至》中的“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成汤与伊尹联手下了一盘大棋，一盘绝对是微本万利，足以颠覆夏朝国本的好棋局。
攻占夏都斟
当夏桀还在斟鄩城中左拥右抱琬、琰二妃，醉生梦死，极尽奢华之时，成汤已经给他撒下一张巨大的死亡之网。这一回，成汤再也没有网开三面。对夏桀仁慈，就是对天下百姓残忍。成汤下令收紧大网，商军对夏都斟鄩发动突然进攻。
《墨子·非攻》将斟鄩城的沦陷归因于天命在成汤，说天帝暗中让火神祝融在斟鄩城的西北隅放一把大火。其实是在暗示斟鄩的西北面发生战斗，商军应当是从这儿攻进去的。
夏桀慌乱之中弃城遁逃，成汤追之于大沙。大沙，又作大水或大涉，指的就是洛河。
由于经南阳走廊、轵关陉道进入今山西南部的退路被成汤切断了，夏桀只好率众向西一路狂奔，逃至洛河边，狼狈不堪。成汤联合伊洛河流域的伊氏等部落，痛打落水狗，大败夏朝军队。清华简《尹至》中说：“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成汤下令：“一个不留，全部杀死。”逃散的夏民在洛河边遭到商军的疯狂屠杀。
战争本来就是屠戮生命，即便是圣贤如成汤，也有其冷酷无情的一面。
夏桀侥幸脱身，率残众自今渑池渡过黄河，抄小径翻越中条山，逃往安邑。安邑在今山西夏县，位于运城盆地的东缘。夏桀在此设立流亡小朝廷，召集山西南部的夏朝势力，准备继续抵抗。安邑是夏桀的最后落脚点，所以《尚书孔传》中说“桀都安邑”。
夏桀流亡安邑之后，商军一路向西，席卷今豫西、晋南，沿途消灭了臣服于夏桀的部落。洛河中游宜阳、洛宁之间的有洛氏，隗姓，是豫西地区较大的部落。夏王槐时，有洛氏之君用曾经与河伯冯夷爆发过激烈的冲突。夏王太康终年“畋于有洛之表”，说明夏王朝与有洛氏关系非同一般。有洛氏之君仿效夏桀，大兴土木，“宫室无常，池囿广大”，也被成汤一举灭掉，扫除了杀进今晋南地区的后顾之忧。
灭了有洛氏之后，成汤马不停蹄，与伊尹穿过殽山，途经位于今陕晋豫三地交界点、号称“东西之冲”的灵宝，而后在陕西潼关附近的古渡口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
要进入运城盆地，首先必须翻爬中条山西端的历山。历山也称为雷首山，又作鬲山。有时作亭山、章山，都是鬲山的误写。传说有虞氏之君舜未发迹之前，曾经耕作于此地。《尚书序·汤誓》中说成汤“升自陑（ér）”，陑是较为险峻的山丘高阜，说明潼关至历山之间地势逐级抬高，上博楚简《容成氏》中则说“升自有娀之墟”。
在历山，成汤遇到了当地部落的顽强阻击。《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章山就是历山，夏耕应是历山一带从事农耕的夏人部落首领。经过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这个部落遭到成汤的屠杀，尸横遍野，断首断足随处可见。
《山海经》中的夏耕战死后头颅被砍下来。夏耕之尸无头，为了复仇，他以两乳为眼，以肚脐为口，左手举盾，右手操戈，冲到成汤的面前。后来夏耕之尸变成了邪神刑天。当地流行一种巫术舞蹈，模仿夏耕之尸行走，用来祭祀战殁的部落首领，以祈求农业丰收。
历山之役后，成汤翻越中条山，进入物产丰饶的运城盆地，河东池盐资源、中条山铜矿资源，全部落入成汤之手。成汤不但控制了今山西南部的资源，切断了夏桀的财路来源，而且从西面威胁到桀的最后落脚点——安邑。藏身于安邑的夏桀日益陷入困境。他不甘坐以待毙，于是召集人马，西向运城盆地，试图夺回河东盐池。
《山海经》中的刑天
夕阳落山之前也有灿烂的余晖，这是“太阳王”夏桀的最后一搏。
获悉夏桀出战，成汤也率商军大举北上，与夏桀相遇于安邑西方的鸣条之野。
自中条山到鸣条之野，有一条狭窄的下降通道。这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上博楚简《容成氏》中的“鸣条之遂”。成汤穿过了“鸣条之遂”，抵达鸣条之野上的鸣条岗。
商汤革命的最后一役——鸣条之战，发生地在鸣条岗。
鸣条岗，位于今山西夏县境内涑水河畔的小晁村，是峨嵋岭上横亘着的一脊黄土岗丘，东起夏县，西接临猗，海拔不高。鸣条得名于风吹树枝条发声。这儿古柏森森，枝条繁茂，是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传说有虞氏之君舜以及周人始祖后稷的陵庙都在这儿。《汉征士卫公讳皓之墓碑》称：“（鸣条岗）东南数十步临安邑道，北数十步临运城道，皆自走茅津入洛阳之大道也。背稷山，带涑水，面中条山，如列屏障。中开广原，为虞夏帝都所在。帝舜陵庙在其左，后稷庙在其右。禹都畿内风景此地最佳。”
鸣条岗东北约5千米处就是著名的夏县东下冯遗址。该遗址位于涑水支流青龙河南、北岸的台地上，东傍中条山。青龙河北岸与鸣条岗间地势开阔，是东下冯遗址的边缘地区，青龙河南岸是一片西南低、东北高的缓坡，是东下冯遗址的中心区。遗址总面积超过25万平方米，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是夏商之际典型的文化遗存。
东下冯遗址可分六期，一至四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五、六期属于二里岗文化。在东下冯遗址三、四期时，作为狩猎工具与远程进攻兵器的骨镞，最为鼎盛。骨镞不但数量庞大，而且种类繁多，有三棱形骨镞、圆锥形骨镞以及圆柱形骨镞等。另一种武器是石镞，它在东下冯三期之际数量陡增，达到最大值，随后又骤然衰退，突变性明显。而三、四期正是成汤革命的年代，此时骨镞与石镞数量的猛增，意味着当时战争频仍，很明显与鸣条之战有关。
三期时的东下冯遗址最为繁荣。聚落周围出现了回字形双重壕沟，外围长668米，内围长542米，围拢成1.8万平方米的居住区。区内密布窑洞式房子、储藏室、水井、陶窑之类的居址遗迹。双重壕沟具备防御功能，这是夏桀流落至安邑后，为抵御商军修筑的防御设施。
五期时的东下冯古城遗址，已经进入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时期。东下冯古城大体为东南角内凹的长方形，含城墙和城壕两部分，规模宏大，东西宽约370米，南北长约440米。墙体用土羼（）杂料砂姜石碎块逐层夯筑，每层厚度在10厘米左右，夯层整齐平直，夯窝排列密集，部分墙体的底基还采用了分筑的形式。在城址内西南角，有四五十座圆形建筑基址。圆形基址直径大约8～9米，高出地面0.3～0.5米，经检测土壤中的盐分浓度非常高，说明这些圆形基址是当时的储盐仓库。
东下冯遗址以南不远处就是解池。据推算，东下冯遗址所有盐仓的储盐总量约12万吨，或许是夏商时期河东池盐的开发总部。池盐生产之后，由东下冯遗址通过中条浢津道，运输到中原地区。
中条浢津道自运城盆地翻过中条山，进入了基本上呈现出南北走向的沟谷，再向南不远处就可以到达中条山南麓脚下的黄河古渡口——浢津渡。浢津渡又名郖津或窦津渡，在此渡过黄河，则进入豫西地区。
中条浢津道至少在庙底沟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900年至公元前3600年）就已经存在，并逐步发展与繁荣起来，这应得益于它的盐道功能。夏朝时期，河东池盐正是经这条古道运往斟鄩，供应给洛阳盆地的居民。
从年代上看，东下冯古城建于早商早期。这是因为从斟鄩逃亡到这里的夏桀，仓促之间尚未来得及筑城，成汤就率领商军杀来了。灭了夏桀之后，成汤在此筑城，用于震慑该地区的夏人部落，役使他们继续开采池盐。成汤灭桀之后，随着殷商王朝在今晋南地区统治的巩固，以及夏人威胁的逐步消除，东下冯古城也逐步失去军用功能，最终荒废了。
史书上说，鸣条在安邑之西，东下冯遗址或许就是夏桀的最后落脚点——安邑。东下冯古城以西的鸣条岗，是夏桀保卫安邑的最后一道屏障。
鸣条之战，不但是上古时期一场激烈的资源争夺战，而且攸关近五百年夏王朝的生死存亡。郁郁葱葱、风景如画的鸣条岗，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更迭的见证者。
根据史书记载，鸣条之战发生在乙卯日，夏也是在这一天灭亡，所以世人视乙卯日为极不吉利的日子。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们认为乙卯是忌日，诸事不宜，行军打仗都要避开这一天。乙卯日与郕之战的戊子日相距二十八天。成汤大军从郕附近的汜水北渡黄河，经由温、孟津、斟，再穿过豫西地区，翻越中条山，北上鸣条，行程八九百里，前后耗时二十八天，平均日行三十里，基本上是可信的。
由于远道而来，连续行军作战近一个月，商军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在决战之前，成汤进行誓师，训诫商军，这就是著名的《汤誓》。
在《汤誓》中，成汤首先宣扬奉天命伐夏，声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征”。
禹南征三苗时也是“天命殛之”，启征有扈氏和武王伐纣都是“恭行天之罚”。“天命殛之”“恭行天之罚”，就是奉行天意讨有罪。以神的名义，无疑是发动战争最好的理由。
接着，在天命的名义下，成汤宣告夏桀的罪行，申明伐夏的决心。《汤誓》中，成汤有两个冠冕堂皇的伐夏理由。第一，夏王桀“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意思是说夏桀劳民伤财，残害百姓；第二，成汤引用夏朝民众对桀的怒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宣示伐桀战争的正义性。
最后，针对商军萎靡不振，甚至厌战的情绪，成汤严正军纪条令：“予其大赉（lài）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nú）戮汝，罔有攸赦！”——我将重赏你们，你们不要怠慢，我言出必行。但是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将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了你们，决不宽恕！
《汤誓》铿锵有力，只闻其声，如见成汤其人。战争是危险的行为，不但关乎每一个士卒的生命安全，而且关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成汤赏罚分明，恩威并施，行事雷厉风行。
在成汤的激励与驱使之下，商军士众奋力向前。桀的军队不堪一击，《帝王世纪》记载“桀未战而败绩”，说明并未发生激烈的战斗，双方一接触，夏桀就大败。
银雀山汉简《孙子》佚文《黄帝伐赤帝》中称：“汤之伐桀也，至于□□，战于薄田，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所缺两字可能就是“鸣条”。薄田，意思是贫瘠的土地，当指盐碱化严重、不适宜农耕的鸣条之野。这是说成汤大军迂回绕到夏桀军队的侧背后，大肆冲杀，将夏桀的军队全部歼灭。
鸣条岗上的树枝条，在风中呜呜鸣叫。夏人就像被恶狼惊吓的羊群，四处逃散。夏桀这个妄自尊大的“太阳王”，终于意识到自己日薄西山了。他见势不妙，与琬、琰二美女趁乱逃亡。至于弃妃妺喜氏，有史书说跟桀一起流亡，也有史书说被成汤所杀。
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战争的关键性战役——鸣条之战，就这么干脆利落地降下了帷幕。
南巢在哪里
夏桀在鸣条岗未战先溃，落荒而逃。他与诸妃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
南巢在哪里？千百年来聚讼不已。
韦昭注《国语·鲁语》时说：“南巢，扬州地，巢伯之国，今庐江居巢县是也。”也就是今安徽巢湖市。夏禹娶妻于涂山氏（今安徽蚌埠市），涂山氏是有夏氏先妣的娘家，所以有人认为，桀惨败于鸣条之后，逃到巢湖，就是为了寻求外戚的庇护。巢湖与鸣条相距900千米，快到长江了，在交通落后的夏商之际，似无可能。即使如某些史家观点所说，鸣条在陈留平丘，距离南巢也有400千米。巢湖在涂山以南150千米处，夏桀应该投奔涂山氏，而逃到更遥远的巢湖去，就于理不通了。
另一种看法是，桀逃往南巢之前，都要经过巢门或焦门。《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成汤在焦门生擒了夏桀。焦门，就是巢门，是通往南巢的门户或要道。焦或巢，应是远古神农氏后裔的封地，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陕州除了神农之后的焦，还有姬姓诸侯焦国。《汉书·地理志》称：“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焦国故城在今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关镇西十里铺。姬姓焦国封地，当为神农后裔的故地。因而巢门或焦门，在今河南三门峡。
山西境内地形复杂，多山地、高原、丘陵，上古时期存在一系列断陷盆地和断陷湖群。《水经注》就记载了汾阪、文湖、邬泽、祁薮（sǒu）、王泽、董泽、盐池、硝池、晋兴泽、张泽、洞过泽等泽薮。其中最著名的是昭余祁薮，方圆数百里，烟波浩渺，是山西最大的湖荡，在运城盆地也有鸭子池、盐池、硝池。还传说今山西东南地区古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湖。从文献记载可推断，鸣条、历山、焦门或巢门都在今晋南地区，从山西古地理看，桀与妺喜等“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也是可能的。所以南巢就在山西南部地区。
夏桀是跑到数千里之外的安徽巢湖，还是死于山西南部？
都不是。
夏桀所奔的南巢，应该是指河南嵩山以南的颍川、南阳地区。
颍川、南阳地区，自仰韶时期以来就是华夏族的聚居地。后来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苗蛮族北上中原，颍川、南阳沦陷。
夏朝开国前夕，大禹南征三苗，收复了沦陷数百年的嵩山以南地区。禹征三苗，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当时环嵩山地区分布着王湾三期文化，包括山北的王湾类型、山南的煤山类型。它们是夏文化的重要来源。
颍川、南阳光复之后，夏人蜂拥而入，世代居住于此，所以《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汉书·地理志》里也说：“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颍川、南阳，今河南许昌与南阳之间。在南阳一带发现了两百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夏文化风格器物。其中最南端的是邓州穰东遗址，应是二里头文化的南界。
史传文献中，颍川、南阳地区因为位于中原以南，所以也称为南巢。南巢这一地名最早见于《逸周书·殷祝》。
《殷祝》对夏桀逃往南巢的经过有详尽的记载：“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齐，民往奔汤于中野。……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
根据《逸周书·殷祝》，夏桀奔南巢的路线大致是，中野（中原）—不齐—鲁—南巢。
夏桀及其属五百人南逃千里，到不齐。不齐，今地不明，但说“南徙千里”，肯定不在山西南部，应该在豫南一带。
而后，夏桀跟五百下属又逃至鲁。
鲁在哪里？
《汉书·地理志上》：“南阳郡：鲁阳，有鲁山。古鲁县。”鲁，今河南省鲁山县，为南北交通要冲，是伊洛河流域通往南阳的必经之地。
鲁有没有可能指的是山东的鲁国呢？《墨子·公输》中说，“墨子闻之，启于鲁，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郢）”。鲁山与*郢（今湖北省宜城市）相距280千米，墨子走十天十夜，正好可以到达。这里的鲁，就是夏桀所逃之鲁，今河南省鲁山县。如果鲁指的是鲁国，鲁都曲阜与*郢相距700多千米，以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十日之内绝无抵达之理。
夏王孔甲之时，精通扰龙之术的刘累曾经避居于鲁，他的族人被封为御龙氏。夏桀到了鲁，能够得到御龙氏的庇护。但是成汤的军队循迹而来，夏桀只好跟五百下属继续逃居于南巢。这里的南巢，指的就是颍川、南阳，即史书中的“夏人之居”或“夏禹之国”。从史传文献上的记载来看，这完全行得通。南阳与鲁山之间有伏牛山、外方山，海拔千米以上，所以《帝王世纪》中说桀“与妺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南巢之山”也有可能是指伏牛山、外方山。上博楚简《容成氏》中说：“桀乃逃之南巢氏，汤又从而攻之。遂逃去，之苍梧之野。”传说舜南巡，也是死于苍梧之野。苍梧之野泛指极为遥远的南方之野，不一定在湖北、湖南之地。夏桀最后与诸嬖妾老死在颍川、南阳一带的荒山野郊。
夏桀所奔颍川、南阳之地的南巢，也可以从其他文献找到佐证。
根据《史记·殷本纪》和上博楚简《容成氏》的记载，夏桀逃往南巢之前，成汤还有一次三朡（zōng）之战，缴获了夏桀的大量珠宝。
三朡，又作三鬷。汉代的孔传《古文尚书》认为，三朡就是山东定陶。但正如刘起所说的那样，定陶在商汤的领土之内，夏桀败走，绝不可能荒唐到自投敌人罗网之内。三朡应是《左传》中的鬷夷，豢龙氏故地。今天河南嵩山以南的临颍、汝州地区，都是豢龙氏的活动地区。这一带以平原为主，河川密布，多沼泽、湖泊，适宜鳄鱼生存。临颍、汝州之间，是夏桀向南逃往颍川、南阳的必经之地。
成汤的军队追击夏桀的流亡队伍时，在三朡缴获了夏桀随身携带的大量玉器。夏桀只顾逃命，国宝尽弃，最后绝望地死于颍川、南阳的南巢之地，或者更南方的苍梧之野。
夏桀在临死之前，深恨自己当初没有在夏台杀了成汤，反而放虎归山，终于招致灾难性后果，国破身亡。他悔不当初，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夏朝的覆灭
夏桀是怎么逃出成汤的手掌心的？
夏桀惨败于鸣条之役后，经运城盆地与洛阳盆地的主通道之一——虞坂巅軨道，逃离今山西南部。
虞坂巅軨道在今天山西运城平陆县域，以及河东池盐区与夏县的交界地带，通道两侧密集地、呈条带状分布着从庙底沟时期至二里头时期的遗址，超过17处之多。可见，虞坂巅軨道早在庙底沟文化时期就已开通并投入使用，成为远古时期晋南地区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三条主道之一。
虞坂巅軨道的南端在河南三门峡，也就是古焦国所在地，史书上称之为焦门或者巢门。夏桀试图经焦门逃回今豫西地区，甚至洛阳盆地，但是手下人员仅有诸嬖妾等五百余人。夏桀在斟鄩已是过街老鼠，夏人诅咒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与之同归于尽。因而夏桀决定逃到嵩山以南的颍川、南阳地区，也就是南巢之地，准备依靠南阳盆地的夏人东山再起。
夏桀之所以能够从虞坂巅軨道逃出来，没有被成汤俘虏，可以从鸣条之战后成汤的归来路线探知一二。《尚书》和《史记》都记载，成汤伐夏回到郑亳，至于大埛（jiōng），辅臣仲虺作诰。大埛，也作泰卷或者泰卷陶。成汤令仲虺在这里发布诰辞，意在安抚、宣慰中原诸部落。根据《帝王世纪》的记载，汤灭夏之后，让人把夏朝九鼎迁至亳。成汤走到大埛时，认为自己以臣伐君，道义上说不过去，所以渐渐心生惭愧之意。可见，大埛（或泰卷陶）应该在郑亳（郑州商城）的附近。
埛就是卷，今河南原阳县旧原武西北，汉代曾经在此设卷县。大埛在郑亳以北的黄河北岸，说明成汤从鸣条之役后凯旋，走的是轵关陉道，经“南阳走廊”的禹寺遗址、温国、大埛，再回到郑亳。而桀是经虞坂巅軨道逃往南巢的，跟成汤路线不同，所以侥幸脱身，躲过了阶下囚的劫运。
夏桀流亡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自鸣条岗经由虞坂巅軨道，逃至焦门（今河南三门峡），继而南下伊洛河流域，途经不齐（今地不详）、三朡（今河南临颍、汝州之间）、鲁（今河南鲁山），最后死于南巢（古之颍川、南阳，今河南许昌与南阳之间）。
夏桀亡走南巢，标志着夏王朝的终结，成汤革命的胜利，一个鼎盛的青铜王朝——殷商王朝横空出世。
“夏播民”及其后裔
夏朝灭亡之后，夏人四处逃亡，分散各地，清华简《尹至》中称之为“夏播民”。根据文献记载，“夏播民”及其后裔有三支。其一是匈奴。司马迁说一部分“夏播民”向北逃至河套地区，甚至蒙古高原，繁衍成后来的匈奴。匈奴族的先祖淳维，就是夏后氏的苗裔。乐彦《括地谱》中也说，夏桀无道，惨败于鸣条之役，流亡至南巢，三年后死去。夏桀的儿子獯粥娶桀的众妾为妻，避居大漠，他们的后裔以游牧为业，逐水草而居，就是匈奴。其二是杞国。成汤灭夏之后，封大禹的苗裔。殷商时期，大禹苗裔或封或绝。周武王灭纣之后，四处寻找大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延续夏禹的烟火。其三是越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王勾践是夏王少康的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夏禹之祀。
匈奴、杞国、越国，真的都是夏禹的后裔吗？
单凭文献记载难以确定。
今天的分子人类学家对包括二里头遗址夏朝人群在内的48个东亚古今人群，进行了分子考古学研究，比较各个人群之间的基因遗传差异。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二里头夏朝人群与中国北方人群，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山东、山西的汉族，西北地区陕西、青海的汉族及少数民族，东北地区辽宁、内蒙古的汉族及少数民族，及日本本州、韩国人群遗传关系非常近；与中国南方人群和日本阿伊努人遗传关系较远，意味着在分子人类学上，不支持史传文献中“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国为夏人后裔的说法；与偃师商城古人群、蒙古高原匈奴时期古人群遗传关系介于中国北方人群与中国南方人群之间。这说明虽然在年代上和地理位置上，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都非常接近，但两者之间的遗传关系并非最近。可见两个遗址的居民是华夏氏族内不同的族群，一个是有夏氏，另一个是殷商民族。
为了寻找大禹根正苗红的后裔，分子人类学家又对与二里头夏朝人群遗传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人群（包括华北、西北和东北）及日本、韩国、蒙古三国的共计22个群体，进行基因遗传研究。
研究的结论有四个：第一，二里头夏朝人群与华北地区的汉族人群有较近遗传关系，杞确实是夏人后裔；第二，与内蒙古中、东部的蒙古族人群、辽宁人群有较近母系遗传关系，乐彦《括地谱》说的“獯粥妻桀之众妾”有可能为真，但尚待进一步验证；第三，与西北地区人群的遗传关系近，表明二里头文化及夏朝人同西北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史传文献中“大禹出于西羌”的记载反映了这种联系；第四，与日本本州、韩国人群有较近母系遗传关系，说明有一部分夏朝遗民东渡到达日本（至少抵达日本中部）、韩国等地。
夏朝的历史有多长，司马迁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记录下详尽的夏王世系。其后的东晋史学家徐广在注《史记集解》时指出，从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战国竹简《竹书纪年》中说，夏朝有王与无王（指后羿、寒浞之乱），一共四百七十一年。这些是后人认知夏朝纪年的最早史料来源。
有关夏朝的确切历史，尚有待更多的考古材料来揭示，尤其是自证性的文字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