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②不辩③，辩者不善；知者不博④，博者不知。圣人不积⑤，既以为人，己愈有⑥；既以与人，己愈多⑦。天之道，利而不害⑧；圣人之道⑨，为而不争。
信言：真实可信的话。②辩：巧辩，花言巧语，能说会道。③博：广博，渊博。④圣人不积：有道的人不自私，没有占有的欲望。⑤有：充实。⑥多：与“少”相对，这里指丰裕。⑧利而不害：使万物得到益处而不加以伤害。⑨道：法则，这里指行为准则。
真实可信的话不动听，动听的话不真实可信；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良；真懂的人不卖弄自己渊博，卖弄自己渊博的人不是真懂。圣人不存占有之心，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实；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裕。自然的法则，是利成万物而不加伤害。圣人的行为准则，是施惠于人而不与之争利。
河上公：善者以道修身，不彩文也。不善者，舌致患也。山有玉，掘其山；水有珠，浊其渊；辩口多言，亡其身。知道之士，守一元也。多见闻者，失要真也。圣人积德不积财，有德以教愚，有财以与贫也。以财贿布施与人，而财益多，如日月之光，无有尽时也。
王弼：实在质也。本在朴也。极在一也。无私自有，唯善是与，任物而已。
朱元璋：古圣人德不自张，功不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己之所有为。无者济之，因济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与彼则己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恶杀，圣人君子体而行之，遂得。虽终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天地。
本章是全书的正式结束语，采用了格言警句的形式。前三句讲人生的主旨，后两句讲治世的要义。本章的格言，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例如信实、讷言、专精、利民而不争。人生的最高境界是真、善、美的结合，而以真为核心。
老子在一开头就提出了信与美、善与辩、知与博三对范畴，实际上讲的是真假、美丑、善恶的问题。他试图说明某些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其实质往往并不一致，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是评判人类行为的道德标准。
按照上述三条原则，以“信言”、“善行”、“真知”来要求自己，做到真、善、美在自身的和谐。按照老子的思想，就是重归于“朴”，回到没有受到伪诈、智巧、争斗等世俗的污染的本性。
不过，世界上的事物多种多样，社会现象更是十分复杂。如果单单认定“信言”都是不美的，“美言”都是不信的，“知者”都是不博的，“博者”都是不知的，就流于片面了。如果认为世界上真、善、美的事物永远不能统一，而只能互相排斥，也就脱离了老子的辩证之道。
天道无私，它只有利于万物，而不会对万物造成伤害。掌握了“道”的圣人，顺天道而行，效法天道之“利而不害”，表现为“为而不争”，也就是只做出贡献，只为他人服务，而不和他人争夺功利。
“为”是前提，“不争”是在“为”的条件下“不争”。“不争”，不是消极不为，不是自我放弃，也不是对一切事物的放弃，而是不伸展自己的侵占意欲。这是“不争”的普遍意义。
其实，在老子所处的时代，“不争”还有着特定的现实意义。当时，执政者互相争权夺利，弱肉强食，纷争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老子的“不争”，正是针对执政者的这种私欲膨胀行为而提出的，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可信的话常常不那么动听
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意思是，真实可信的话不动听，动听的话不真实可信。“道”本无名，不事雕琢，以朴为贵，所以诚实的话，听起来并不动听，动听的话不一定诚实。真诚的语言是要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而真实的想法是无须用华丽的词藻来修饰的。
大“道”无言，它周济万物却从不居功，这就是它的至真至诚。真诚善良的人，就好像无言的大“道”，尽管他不多言，却能让人感受到其博大的胸襟和情怀。一个迫不及待地标榜自己的人，常缺乏诚善之心。一个内心诚善的人，则善于用行动、用时间向世人证明自己。
二百多年前，日本有位百忍禅师，道行高深，从不多说话。他的邻居是一对开食品店的夫妻，他们还有个漂亮的女儿。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他们的女儿还没结婚，肚子就一天天大了起来。夫妻两个逼问女儿孩子到底是谁的，女儿一慌，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百、忍”二字。
夫妻二人极为震怒，一个出家人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于是他们去找百忍禅师理论。百忍禅师听了，不置可否，只淡淡说了一句：“哦，是为了这件事！”不久，孩子出生了，夫妻二人把孩子抱给百忍禅师，说既然他是孩子的父亲，就得对孩子负养育之责。
百忍禅师什么都没说，就收留了孩子。当地人都说他是衣冠禽兽，他也不以为意，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一年之后，可爱的孩子已经会走路了。孩子的妈妈再也不忍把这件事欺瞒下去，向父母坦陈了实情，说孩子的父亲不是百忍禅师，而是另有其人。
夫妻二人赶紧带着女儿去向禅师道歉，并带回孩子。百忍禅师既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哦，是为了这件事！”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从此，百忍禅师更是善名远扬。
对于得“道”的人来说，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道”的准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事雕琢，没有任何修饰，也无须多余的言语。正如老子所言：“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又说：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忠言大抵逆耳，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鸠毒之中也”。
《周易》中说：“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即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而受到了批评，要预防不要再犯同类的错误就行了，盲从和顶撞都不好。又说：“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没有缺点也没有过错却受到了批评，今后行动要引起警惕。
唐太宗就是这样对待批评的。他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他扩大谏官职权，并常鼓励臣下进谏，“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
他曾对大臣们说，“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特别是他对待喜欢直谏的魏征的态度，更体现了他善纳忠言的勇气。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唐太宗的过错，唐太宗都虚心纳谏，择善而从。魏征死后，他伤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虽然批评意见有时“带刺”，令人难以接受，但它有品评、判断、指出好坏的作用，带有激励、教导、鞭策的愿望，以期通过批评促进人反思、克服和改正错误的思想行为。
喜听溢美之词，厌恶批评之语，这是人性的弱点。批评，的确是令人难堪的事。但是，祸多藏于隐蔽，而发于人之所忽。如果没有逆耳之言、拂心之事，耳朵里听的都是夸奖，生活也过得放逸恣纵，于是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便会身处险境了。
学做一个为而不争的上司
老子说：“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意思是，自然的法则，是利成万物而不加伤害。圣人的行为准则，是施惠于人而不与之争利。也就是说，圣人为人处世把别人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在职场中，作为一名上司，更有必要效法圣人，做到不与下属争利，处处以下属的利益为先，以自己的利益为后。如此，才能获得下属的真心拥护和爱戴。在这方面，名扬天下的“飞将军”李广为我们作了表率。
李广是西汉时期讨伐匈奴的名将，是位令匈奴人闻之丧胆的虎将，有“飞将军”的美名。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勇冠三军，更因为他能得到下属的拥戴，人人愿意为他效命疆场。
这其中的奥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利益面前，他能处处以部下为先；在危险面前，他便时时冲锋在前。
遇到皇帝恩赐犒赏时，李广总是毫不吝惜地与士兵们分享。吃饭的时候，等全体士兵到齐都吃上饭，他才开始用餐。行军途中，到泉水井垣处，等全体部下都喝完水后，他才喝。
在利益面前，李广处处以部下为先、以自己为后，结果他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得到了下属的誓死效忠。司马迁这样评价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虽默默不语，但它开出芬芳的花朵，结成甜美的果实；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聚集在它周围，走出一条道路。
正如老子所说，遵循大道行事的圣人，他“为而不争”，因而他优美的言辞会得到别人的尊敬，他美好的行为会得到别人的景仰。
作为一名上司，如果你能效法圣人，爱护自己的“兵”，处处以“兵”的利益为先，以己的利益为后，那么你就会像圣人一样被他们尊敬，你会因此获得更多人缘、得到更多利益。
爱因斯坦说：“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这句话里，蕴含着最朴素、最高尚的人生观。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这是一种责任感。一个人，尤其是一位领导、一位上司，若是缺少了这种责任感，就不仅会失掉人性和良心，更会失掉下属的支持、失掉自己的事业。
我为人人，人人才会为我
老子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意思是：圣人不存占有之心，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实；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裕。简单点说，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下面我们来看看“子贡赎人”的故事。
鲁国法律规定，在国外沦为奴隶的鲁人，有人把他们赎出来，可以向国库领取赎金。子贡在其他诸侯国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领国家偿金。孔子说：“赐呀，你做得不对。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本国同胞赎身了。你收领赎金，并不损害你行为的价值；你不肯收领赎金，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智者不会为自己而积累财富，而是尽力帮助照顾别人，反过来别人也会帮助照顾他，他自己也会更为充足了；他会尽力给予别人，反过来别人也会尽力给予他，自己反而更富有了。胡雪岩就是一个这样的商界“智者”。
在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期间，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塾，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另外，胡雪岩还建起一座胡庆余堂，童叟无欺，瘟疫流行时还向百姓施药施粥。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被称为胡大善人，信誉度大大提高，财源自然也滚滚而来。
在功成名就之后，胡雪岩并未忘记自己的发迹之地——杭州。他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
胡雪岩乐善好施，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胡雪岩除了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还向各地捐赠白银几十万两用于赈灾。
更鲜为人知的是，在当时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胡雪岩以仁、义经商，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胡雪岩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东西。
子贡赎人和胡雪岩赈灾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为人人”和“人人为我”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我为人人”的胸怀，“人人为我”也只是空中楼阁；只强调“人人为我”，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树倒猢狲散；只知道“我为人人”而拒绝“人人为我”的所谓高境界，最终也会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高之徒而远离人群。
重用老实做人勤恳做事者
老子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即善良的人不巧辩，巧辩的人不善良。孔子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即花言巧语的人很少是心存善良的。这就提醒我们的管理者，要善于察人、用人，多用勤恳、踏实、善良的老实人，少用花言巧语、溜须拍马、投机钻营之辈。
巧言令色的小人，都有一套嘴上工夫，擅长吹捧领导功绩，投合领导心意。其实，他们不过是想博领导欢心，满足个人私欲。可是，很多管理者就是喜欢被奉承、被吹捧，而一旦他们提拔、重用了那些巧言令色的小人，就会被欺骗、被蒙蔽。
赵高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他巧言令色、阴险毒辣，且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意。后来，他耍弄政治阴谋，立胡亥为秦二世。他自己也得到高官厚禄，并成为秦二世的亲信大臣。
有一次，秦二世与赵高谈话，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意思。赵高马上曲意逢迎说，及时行乐只有贤主才能做得到，而昏君是做不到的。这显然是一派胡言，可是秦二世还真就信了。
秦二世的皇位来得不正当，常担心地位不稳固。赵高深知这一点，便借机鼓动他实行“严刑酷法”，借以消灭反对势力，而这正合了秦二世的心意。在赵高的助纣为虐下，残暴的秦二世杀戮了许多大臣和多个兄弟姐妹，受刑的百姓更是不可胜数。人民奋起反抗，强大的秦帝国很快破碎得七零八落。子婴即位后，杀了赵高并夷其三族，却再也换不回一个强秦。
所以，在选人用人上，应重视那些讲老实话、做老实事、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老实人，并着力改进考核任用体制，以保障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能得到重用。
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也是一位善于用人的皇帝。有一次，他到上林苑打猎，只见奇珍异兽应有尽有，心里很高兴。上林苑的主管官员前来拜见，文帝就向他询问上林苑的动物种类。
谁知那个主管官员竟然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文帝很生气。旁边的一个普通管理人员对各种禽兽的情况非常熟悉，自告奋勇地跑上前，口齿伶俐、夸夸其谈地回答了文帝的问题。文帝非常高兴，就打算撤掉原先的那个主管官员，改用这个人。
他刚想下令，却被大臣张释之拦住了。张释之问道，陛下觉得绛侯周勃这个人怎么样啊？文帝说，那还用问，堪称长者。张释之又问，那东阳侯张相如呢？文帝说，也是长者。这两个人都是汉初重臣，但是都有些木讷，不怎么会说话。
所以，张释之接着说道，既然这样，那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都曾经有些事情说不清楚，哪里像这个人这么伶牙俐齿啊！他接着说，秦朝的时候，就是注重耍嘴皮子的功夫，结果朝廷官员以耍嘴皮子为能事，文过饰非，导致亡国。
汉文帝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提拔了这个伶牙俐齿的人，确实有可能获得一个好的上林苑主管官员，但其他大臣会认为这是耍嘴皮子的结果，若闻风而动，人人以耍嘴皮子为能事，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
权衡利弊之后，文帝决定不提拔那个伶牙俐齿的人，只是撤了那个玩忽职守的主管官员。由此，官场之风得以净化，汉文帝的统治也得以巩固，并因此成就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老实人，不盲从，不奉迎，不张扬，不爱主动表功，不好拉拉扯扯，一般难以引起领导的关注。所以，管理者要想把他们挖出来，并加以重用，还真得下点工夫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