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士者不武②，善战者不怒③，善胜敌者不与④，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⑤，古之极⑥也。
士：即武士，此处特指将帅。②不武：不崇尚武力。③不怒：不轻易发怒。④不与：不争，不正面冲突。⑤配天：顺应天意，符合天道。⑥古之极：自古皆然的自然法则，最高准则。
古代善于做将帅的人，不崇尚武力；善于争斗的人，不轻易发怒；善于克敌制胜的人，不与敌人正面冲突；善于用人的人，对人态度谦下。这叫做不与人争的品德，这叫做利用别人的力量，这叫做顺应天意的做法，这是自古已有的最高准则。
河上公：贵道德，不好武力。善以道战者，禁邪于胸心，绝祸于未萌，无所诛怒也。善以道胜敌者，附近以仁，来远以德，不与敌争。善用人自辅佐者，常为人执谦下也。谓上为之下也，是乃不与人争之道德也。能身为人下，是谓用人臣之力。能行此者，德配天也。是乃古之极要道也。
王弼：士，卒之帅也。武，尚先陵人也。后而不先，应而不唱，故不在怒。不与争也。用人而不为之下，则力不为用也。
这一章主要讲了用兵的战略战术和用人的原则，意在阐明上一章所讲的“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的道理。老子要求人们不逞强好勇，不轻易被激怒，要避免和敌人正面冲突而以智取胜，要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以不争的方法达到争的目的。在老子看来，这是符合天道的，是自古皆然的最高准则。
在本章中，老子通过讲用兵作战的道理，为其辩证法思想提供论据。或者说，本章的文字既是在讲用兵打仗，又是在讲辩证法。实际上，军事辩证法本身也是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但如果就此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兵书，那就极大地曲解了它的内涵。
关于“善战者，不怒”，《孙子兵法》中写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也就是说，国君不能因一时的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能因一时的气愤而出兵开战。这与老子在本章里所讲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战争是国力、物力、人力的较量，更是智慧的较量。“武”、“怒”是军事指挥者暴烈、失去理智的表现。一旦“怒”上心头，就会失去冷静，也就难以客观地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而代之以主观臆断和愤怒的情绪。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军队带来极大的危害与灾难。这样的事例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
军事上如此，人生也是这样。遇事不急躁、不冲动，平心静气地认真思考，细心分辨客观现象，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求得正确的解决之道。
不战而屈人之兵
老子反对战争，但他却精通用兵之“道”，是位不折不扣的战略家。他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意思是：古代善于做将帅的人，不崇尚武力；善于争斗的人，不轻易发怒；善于克敌制胜的人，不与敌人正面冲突。
的确如此，真正善于格斗的人不逞匹夫之勇。比如春秋时期的晏子，用两个桃子就杀死了齐国最有名的三个勇士。
真正善于作战的人，善用智谋取胜，绝不轻易动怒。《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夏侯渊气势汹汹领兵前来骂阵，骂了黄忠的祖宗八代，连好多蜀兵都听不下去了，黄忠却不为所动。夏侯渊骂累了，便下马休息。他的士兵这么骂，蜀军都不出战，也都放松了警惕。黄忠抓住战机，率兵突袭。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一刀砍下了脑袋。蜀军大获全胜。
真正善于用兵的人，一般不和敌人正面硬拼，而常常出奇制胜。曹操和袁绍在官渡决战。袁绍兵多将广，几次正面交手，曹操都没占到便宜。于是，他采用许攸的计谋，派出一支轻骑，迂回敌后，到乌巢烧掉了袁军的粮草。袁绍闻讯大惊，军心大乱，曹操趁势发起攻击，袁军大败。曹操乘胜追击，袁绍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善胜敌者，不与”。
善于运用智慧的人，能发现与对方直接相关的重大利害，并以此为突破口打动对方，使其诚心诚意地接受自己的意见。少年甘罗智劝张唐，并智取赵国五城的故事，就是以智取胜而不以力取胜的典范。
秦国文信侯吕不韦打算联合燕国进攻赵国，以扩大自己在河间的封地。他派蔡泽到燕国说服工作，最终使燕国同意与秦国结盟，并让太子丹到秦国为人质。
随后，吕不韦请张唐到燕国担任相国。张唐却推辞说：“到燕国必须经过赵国，我曾经带兵攻打赵国，赵王非常恨我，曾说谁抓住我，奖赏土地一百里。”为此，文信侯很不高兴。
甘罗看见了，就说：“君侯为何不高兴？”文信侯把事情简要说了一遍。甘罗说：“我有办法让他高高兴兴地前往燕国。”文信侯怀疑地说：“我亲自请他还不肯去，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办法让他去？”甘罗说：“我虽然只有12岁，但不访先让我试试。”
于是，甘罗去见张唐，问他道：“您与武安君，谁的功劳大？”张唐说：“武安君战胜攻取，不知其数；攻陷城邑，不知其数。我的功劳不如武安君。”甘罗又问：“应侯和文信侯相比谁的权力大呢？”张唐答道：“应侯不如文信侯权力大。”甘罗说：“应侯打算讨伐赵国，武安君认为不能取胜拒不从命，被应侯赐死。现在文信侯请您到燕国任相国，您不肯去，恐怕您要大祸临头了。”张唐听了一惊，马上说道：“请你转告文信侯，说我愿意到燕国去。”
于是，张唐开始准备车马，并确定启程日期。但在张唐启程之前，甘罗又对吕不韦说：“请给臣五乘车马，让我先替张唐通知赵国。”
甘罗到了赵国，问赵王道：“您听说燕太子已经到秦国做人质了吗？”赵王答道：“听说了。”甘罗又问：“听说过张唐要到燕国担任相国吗？”赵王答道：“听说过。”
甘罗说：“燕太子到秦国做人质，表明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到燕国担任相国，表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秦国与燕国一条心，赵国就危险了。燕秦联合对付赵国，没有别的原因，文信侯只是为了扩大他河间的封地。如果您愿意献出五座城池，我会让文信侯送回燕太子以断绝秦燕结盟，并促成秦国与赵国的联盟去攻打燕国。”
权衡利弊之后，赵王答应割让五座城池给文信侯，同时要求秦国与燕国绝交。随后，赵国攻打燕国，占据了燕国上谷郡的几十个县，并将其中一部分送给了秦国。
少年甘罗智慧过人，用寥寥数语便说服了张唐，使他愉快地服从命令。他还使得文信侯不动一兵一卒就扩大了河间封地，真可畏“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由此可见，老子要求人们不逞勇武，不轻易激怒，避免与人正面冲突，充分发挥人的才智，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以不争达到争的目的，是符合天道的，是极为合理的准则。
靠谦逊赢得下属心
老子说，善用人者为之下。意思是，善于用人的人，对人态度谦下。这话是极富哲理的。那些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喜欢抬高自己，贬低下属的管理者，是难以影响下属、策动下属的；而那些甘于“为之下”的管理者，常能得到下属的称颂和拥戴。
一个管理者能否成功，很大程度要看他能否刺激下属提供一些宝贵的意见，并从这些意见中得到益处。乐于征求并接受下属的意见，是优秀管理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的特性。
美国总统罗斯福“不耻下问”，经常设法征求下属的意见。他常常就一件要事去找有关人员细谈，有时还不远千里把一些人召集来征求意见，为的就是能把问题的各方面都弄清楚。
不要以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而自傲。事实上，你可以从四周许多人那里得到帮助；如果你习惯自视高大、蔑视他人，结果最终遭受损失的是你自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罗宾逊上校的队伍里有两个上尉。他派遣其中的一名上尉带一队人马到德军的前线抓两个俘虏回来。结果这名上尉失败而归，并且和他一起去的士兵都牺牲了。罗宾逊又派另一名上尉去执行这个任务。这名上尉没有执行这种任务的经验，便找了一个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老兵，向他请教完成这类任务的方法，以及应该如何应对突发问题。结果他很快便抓回了两个俘虏。
可见，一名管理者若能意识到下属在某方面比他更有经验，并能够放下架子去请教，能少走弯路，避免失败。其实，求助于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并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一种睿智。
《考利欧周刊》的经理贝克，从一位下属那里收到一封言辞激烈、极具侮辱性的信。那位下属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也不觉得他值得自己尊敬，特别希望副经理能够代替他……
谁能想到，看了这封信，贝克竟没有一点嫉妒，没有一点恼怒，只感觉到一种骄傲，因为他的副手是个能干的人。于是，他带着这封信，到了老板纳勃的办公室。他对纳勃说：“你看我是一位多么出色的经理啊。我带出了这么好的一位副手，连我下属都以为他超过我了。”
作为一名管理者，需要有这种将高帽戴到下属的头上，而自己甘居下风的气度。能容得下下属，才能拥有肯卖力的下属。贝克的甘为人下，使他后来成了《考利欧周刊》的发行人。
卡内基曾说：“把一切名誉统统归于自己的人，是不会成就什么伟大事业的。”一个真正伟大的管理者，不会时时追求名利，而是尽可能将其让给下属，以赢得下属的支持和忠诚！
哈里曼是著名的铁路建筑师，正是由于他在许多工程上的杰出贡献，整个加利福尼亚大峡谷才没有被洪水冲毁。不过，一旦有人当面问他，是谁最后控制了科罗拉多河流并解除了大峡谷的危险，他一定会这样回答：“是伦道夫、科里、欣德、克拉克……”而他的下属们却说，他工作背后的原动力，就是他们的领袖哈里曼百折不挠的决心。
《生命》周刊的创立人和发行人米切尔，是完全没有虚荣心的一个人。他鼓励公司的每一个人，让他们感觉到自身的重要性。他常常把公司的成功归功于下属，而让自己潜身幕后。他总是不断强调，要让下属有一种自负感。
至于不善管理的庸人呢，他们不仅难以容忍那些难以驾驭的下属，甚至不愿意把权力稍微下放。他们从来不注意自身的不足，以为世上只有自己能把事情做好。他们已把“自我”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的管理者，怎能不失败呢？
一位部门经理，在高层会议上总能提出一些创造性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很中肯，很多都被采纳了。他还就此不断地制造舆论，宣称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而实际上，那些建议差不多都是他的下属提供给他的，而他从未提及下属的功劳。下属们知道事情的真相以后，非常愤怒。后来，他所主管的部门一团糟。
如果上面这位部门经理能顾及到下属们的情绪，也就不会招致这样的结局了。以上的事例充分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善用人者为之下，谦逊赢得众人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