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②民，必以言下③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④，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⑤而不厌⑥。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百谷王：百川峡谷所归附的地方。王，归附。②上民：居于人民之上。即统治人民。③下：谦下。④重：重负，负担。这里指累、有负担、不堪重负。⑤推：推戴，拥护。⑥厌：厌恶，嫌弃。
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汇聚之地，是因为它甘居百川的下游，这样才能让百川归往。因此，圣人若想居于人民之上，一定要言辞谦下；若要居于人民之前，一定要退身于后。如此，圣人位居人上，而人们不觉得有负担；站在人前，而人们不觉得有妨碍。于是，天下人都愿意推戴而非嫌弃他。正因为他不与人相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够与他相争。
河上公：江海以卑，故众流归之，若民归就王。欲在民上，法江海处谦虚。欲在民之前也，先人而后己也。圣人在民上为主，不以尊贵虐下，故民戴而不为重。圣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后，民亲之若父母，无有欲害之心也。圣人恩深爱厚，视民如赤子。故天下乐推进以为主，无有厌也。
朱元璋：江河湖海至处低，所以能纳天下诸山川之小水，戒为君子为国家者，能容而且纳，大事成矣。若不处卑而处高，物极则反，高者低，低者高，理势之必然。是以昔圣人劳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亲之爱之不怨，无有谋者。若失此道而他为，将有咎焉，人或争之不解。
在老子看来，执政者应该处下、居后，这样才能对百姓宽厚、包容。“圣人”要“处下”，是老子的一贯主张。他曾在前文中，借大国与小国关系，讲了“大者宜为下”的道理。本章则用江海来比喻人的处下、居后，同时也以江海象征人的包容、大度。
有人认为，老子这是向执政者献言，是一套利用人民、统治人民的权术。但也有人认为，老子的主张反映的是农民小生产者的愿望。“圣人”要想统治人民，就得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就得把自身放置在人民后面。最后，要做到“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这不正是广大农业小生产者的迫切愿望吗？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们从来不自以为是，从来不高高在上。他们总是以谦虚的态度去对待老百姓，凡事都要问老百姓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老百姓不答应的事、不高兴的事，他们从来不会去干。
本章还讲了“不争而争”的哲学。碰到好事，圣人从来不捷足先登，总是让老百姓先得到好处，老百姓没有吃饱他们不吃，老百姓没有穿暖他们不穿。他们不与民争食，也不与民争衣，所以，百姓都很推崇他们。结果他们众望所归，被大家推向前台，甘愿让他们做领导，服从他们的调度，接受他们的指挥。正因为他不争，所以天下没有哪一个能与他相争。
以不争争，以无为为，这是合乎辩证法的。当然，老子只能把这种思想作为建议，进献给他理想中的遵循“道”的“圣人”。所以说，即使老子是在为执政者献计、献策，那也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是为国家和百姓的利益而呐喊。这种立场和观点，与儒家孔孟所讲的“君末民本”的思想多少有些相似，都是在为社会的发展做长远的打算。
谦下者得天下人心
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意思是：江海之所以能成为一切河流所汇往的地方，是由于它甘愿处在低下的地方，因而能成为百川之王。
正所谓“欲得人心，理当卑身虚心，诚心待人”，这也正合于老子的“善用人者，为之下”。从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中，我们当可明白这个道理。
信陵君，名无忌，魏安厘王的弟弟，“战国四公子”之一。他为人仁爱而谦卑，非常尊重门下客。因此，天下的贤士都争相投奔他。他折节下交的故事颇多，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他与侯嬴、毛公、薛公的结交。
侯赢，贤士，大梁城东门的守门人，70岁了。信陵君慕名前往拜访，并带去一份厚礼。侯嬴却拒收礼物，他说：“我修身洁行数十年，决不因穷困而接受公子的财物。”
一次，信陵君邀请侯嬴去赴宴。他空着车上左边的上座，亲自赶车前去迎接侯嬴。侯嬴上了车，毫不谦让地坐在上座，想以此试探信陵君的态度。哪知，信陵君的态度愈加恭谨。
车骑经过一段路时，侯嬴说：“我有一位朋友在闹市里，想顺道去看看他。”于是，信陵君赶着车进入闹市。侯嬴下车去见自己的朋友朱亥，故意长时间地跟他谈话，一边偷看信陵君的表情，信陵君始终非常耐心地在等候。大街上的人都围观信陵君为侯嬴执辔赶车，随从人员都在暗中骂侯嬴。侯嬴见信陵君始终和颜悦色，这才向朱亥告辞上车。而这时，在信陵君的宅邸，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已经坐满一堂，正等着他回来开宴。
到家后，信陵君把侯嬴请到上坐，宾客都十分惊讶。酒过三旬，信陵君起身向侯嬴祝寿。侯嬴对信陵君说：“今天太烦劳公子了。我不过是一个守门人，而公子亲自为我赶车。我之所以让公子长时间站在闹市中，是想让人们都把我当成小人，而认为公子礼贤下士。”又说：“我所访的朱亥也是个贤者，他隐居于屠间，不为世人所知罢了。”
侯嬴这样做，不仅是试探公子能否尊士，也是为宣传公子尊士的声誉。而途中访朱亥也使公子能与贤者结交。后来，正是在侯嬴与朱亥的帮助下，信陵君才能成功地“窃符救赵”。
救赵后，信陵君因盗窃兵符而不敢回国，便留在了赵国。后来，他听说赵国有两位贤士：毛公和薛公。毛公是个赌徒，薛公是个卖浆者。信陵君却不因他们身份卑下而嫌弃，想见他们，两人却躲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探访到其住处后，便主动登门拜访，并与两人交往甚欢。
赵国的平原君听说此事后，对他的夫人（信陵君的姐姐）说：“我原以为你的弟弟天下无双，如今却跟赌徒和卖浆者交游，看来他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人罢了。”
夫人将这话告诉了信陵君。信陵君说：“我原以为平原君是个贤人，所以才来救赵国。现在看来，平原君重贤爱才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毛、薛二人是贤士，我跟他们交往，还担心他们不愿意。平原君反把这当成耻辱，平原君这人是不值得交往的。”于是整理行装要走。
夫人把这些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赶忙向公子道歉，挽留公子。平原君门下宾客听到了此事，有一半离开平原君归顺了信陵君，天下有才能的人更是纷纷投奔他。
得贤才国家昌盛，失贤才国家衰亡。信陵君本人就是个大贤才，因其卑身虚心待客，又善于识士，故天下士人，都愿竭智尽力为之排忧解难。他能集众智众力，故能显名于天下。
曾国藩曾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灵。”从上述典故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只有平时多折节下交，到了用人之际，那些贤士才乐意为你尽全力、效死命。
善待比自己地位低的人
要想用“玄德”来管理民众，那就要学习江海的智慧。江海之所以能成为百川之王，是因为它非常谦逊，总是处于卑下的地方。
管理之道如是，管理者若想让人们相信他、拥戴他，使自己位居人上，他就必须对人亲切一些、谦和一些；管理者若想站在人前，就必须把自身利益置于人后，对人多关心、多体贴。人们觉得他可以信赖，自然会把他尊为领袖。
人才往往都很有个性，要想揽为己用，必须谦下待之。比如为了表示诚意，就应该主动前去拜访，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虚心，何愁招揽不到贤才？
一代霸主齐桓公曾去拜访一位名叫稷的隐士，一天去三次都没有见到。他的随从说：“拥有万乘车辆大国的国君，拜访一个布衣之士，一天连去三次都没见到，还是算了吧。”
然而齐桓公却说：“这样说不对。因为用骄傲的态度对待官职和蔑视爵禄的士人，当然瞧不起他的国君；他的国君用骄傲的态度对待霸业王业，也就瞧不起士人。即使这位先生轻视官职和蔑视爵禄，我哪敢轻视霸业呢？”于是，齐桓公第五次前往拜访，终于见到了稷。
齐桓公“五顾小臣稷”的消息传开，各国诸侯都说：“桓公对布衣之士还如此尊重，何况国君呢？”于是各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归附。可以说，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于天下，是与他尊敬和重视贤士分不开的。
还有一个妇孺皆知的例子，就是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因刘备“三顾”之诚，使诸葛亮献出“隆中策”，出山相辅，对刘备成就帝业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能折节下交、聘人以礼，是最真诚的用人手段。不要在意身份的差距，学一学齐桓公和刘备的低姿态吧。如果自命德高望重、学识丰富或经验老到，而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将来的景况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有大志的人，若能对人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必能打动对方的心。
同理，一个企业管理者，只有善待员工、赢得他们的景仰与信任，才能排除潜在的障碍而促进企业发展。日本企业家永野重雄曾感慨地说：“经营者和雇员如同一辆车上的两个轮子。在企业的内部，没有经营者和雇员之间协调一致的巧妙配合，企业这部车就难以正常运行。”
要做到协调一致、巧妙配合，管理者就必须做到谦和，对员工关心、体贴，重视员工的利益。做紫檀生意的香港富商陈丽华，就非常善于协调与员工的关系。
陈丽华最看重的、最关心的，就是一刀一刀为她雕出紫檀王冠的员工。她把单身的工人都安排在条件优越的工厂宿舍里，并特意为“夫妻员工”建了一排排精巧的“夫妻房”。她还包揽了所有员工一年四季的吃穿，过元旦还会给每位工人发一件羽绒服或真丝棉袄。
她的比喻朴实无华：“一天吃一头牛，一年吃365头牛，能有多少钱？你有病了，黄金不能把你送去医院，还得是人。员工也是一样，所以处理好人的关系是最关键的。”
员工是企业的根基，是其发展的内部动力。优秀的管理者，不会因自己地位高或钱财多，而傲视普通员工；相反，他们对待员工常常像慈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个企业就像一部机器，管理者善待员工，员工才有干劲；协调好劳资关系，企业才能正常运转、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