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
译文
纳兰性德以自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以自然的笔法来抒发感情。这是因为他初入中原，没有沾染汉人的风气，所以才能如此真挚。而与他同时的朱彝尊、陈维崧、王士祯、顾贞观等人，便有浮华之弊。
赏析
《论语·雍也》载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论语注疏》卷六正义曰：“文胜质则史者，言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也。”认为史官多文而少质，故谓“文胜质则史”。
史官为礼，有形式而无其义。说“文胜质则史”，是由对史官的认识而来。礼由礼仪和礼义两方面构成。礼的本质是等级制度，这等级又是以物质生活的等差为核心和出发点，是“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礼记·礼器》）。这物质生活的等差通过继统、祭祀、朝骋、婚配、丧葬、服饰、日常生活器用等表现在人们生活的各方面。有什么样的等级，才能使用什么样的色彩、图案、型制、数量，所以，礼制对衣服、器物、建筑的型制、色彩、数量、配备、花纹及人的仪态等这些外在形式有严格规定，以保证和礼义对称，任何改变都会导致失其义。《论语·子罕》载孔子说：“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按礼，臣子朝见君主，应在堂下和堂上磕两次头，少了在堂下磕头这一过程，就不合礼。
礼义既为礼仪的本质，因而，当礼仪已不再表现其本质时，礼仪便只有形式而失去意义。春秋礼崩乐坏，虽许多礼的形式还保留着，但其原有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内涵却已不复存在。如按礼，周天子每年要在最后一个月行告朔之礼，颁命于诸侯。鲁国从文公已不参加告朔，仅以羊告于祖庙，无告朔之实，徒有其仪。季氏祭祀泰山、鲁国用禘祭等，因打破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原有仪式对应的礼义便也随之失去，都是礼仪依然举行而礼义已亡。春秋时史以礼官身份主持礼，大都按原有礼的仪式进行，要在仪式上陈礼数，但因礼仪已不再表现原有的“义”，有其仪而无其义，于是有了社会对史官言而不诚、行而无实的印象，如《礼记·效特牲》说：“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但“礼之所尊，尊其义也”，义已既失，为礼就徒有形式。尽管这责任不都在史官，但他们的身份为“史”，人们也就将他们这种“陈其数”而“失其义”的行为谓之为“史”了。
孔子说“文胜质”之为“史”，实由史上的典礼“陈其数”而“失其义”而来。春秋时，作为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与礼仪，被赋予了人格本质与外现的关系属性：礼之“义”即伦理道德被视为“质”；礼之仪、即礼义的行为表现在文饰意义层面被视作“文”。《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动作有文”，即以外在的符合礼之义的施舍、进退、周旋、容止、做事、德行、声气、言语为内涵。《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所谓义，即内在的伦理道德，“礼以行之”即与“质”相对应的“文”。《论语·宪问》载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智、不欲、勇为“质”，“文之以礼乐”即以符合礼的行为将道德之“质”表现出来。《韩非子·解老》亦谓：“事有礼而礼有文；礼者，义之文也。”礼既为外在的“文”，故人既有仁义道德，又在施舍、进退、周旋、容止、做事、德行、声气、言语诸方面合于礼仪，便是“文质彬彬”；如果心中有仁义道德，行为不合礼仪规范，便是“质胜文”；如果心无仁义道德，仅行为符合礼仪规范，便被认为“文胜质”。“文胜质”和史家为礼“陈其数”而“失其义”一样，都是行而无实，故也被视之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