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官场积弊多
随着太平盛世的发展，许多官员贪图安逸，日渐懈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贿赂朝廷大员。于是，官场积弊日渐增多，盛世之下，危机渐伏。
乾隆初期的宽仁政策，一方面为乾隆安抚天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官吏队伍作风涣散。失去严厉约束的官吏甚至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成风。
要整顿吏治，就要加强对官吏的考核。
乾隆前期，对官吏的考核还是比较认真的，不少地方官因考核不及格或罢或降或休致。以乾隆十年（1745）为例，这一年的全国大计中，被劾为不谨、疲软、才力不及、浮躁、年老、有疾官共计180人。其中不谨官43人，疲软官17人，才力不及官35人，浮躁官13人，年老官40人，有疾官32人。一次大计，有这么多官员不及格，说明考核并非徒具形式。我们知道，乾隆初继位，提出了“宽仁”的政治主张，然而宽久必懈，宽久尤威，善政过度了也会出现副作用。乾隆在几年的政治实践中，发现以前自己的“宽则得众”等理论并未能建立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形势，而且，“宽”的实施竟导致了吏治的一步步腐化和专制皇权权力的分散。于是，乾隆采用了“裁抑官僚，讲究效益”这一措施。
在对初期政事的反思中，乾隆曾这样表达自己的苦衷：“作为君主，以一人立于万民之上，宗社的安危、民生的休戚都系于一身。崇尚宽大，就会开启废弛的大门；稍事振作，就可以助长苛刻的风气；言路不开，就会耳目壅蔽；想要达到耳聪目明，那是无稽之言，勿询之谋，弛鹜并进，不但不足以集思广益，而且足以混淆是非。即以情理分析事情，议论的人都说这个君主不喜欢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能容纳其他的意见，遍观史册，比比皆是……即此一端，为君之难，就可知道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乾隆已萌生了找寻其他施政方法的政治意图。
到了乾隆七年（1742年），出现了御史仲永檀泄漏机密案；乾隆八年（1743年），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且因著述诸事引起皇上反感而获罪，因这一案件，湖南全省高级官员全部被革职，其中有巡抚及湖广总督等。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因乾隆考虑到科举关系到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所以，下令严格考场纪律。在顺天乡试时，乾隆特派亲近大臣严密搜检，甚至连考生的内衣、下体也不放过。结果，头场考试就交白卷的有68人，没有答完考卷的329人，文不对题的有276人；第二场考试时，因考生看到检查非常严，到点名之前就悄悄溜走的就有2800人。鉴于此事，乾隆感叹道：“人心士风，日益堕坏，还哪里渴望人才的兴起呀，成为国家寄予厚望的人又到哪里去找呢？”为重申科场考试之重要，乾隆下令地方考试监试各官：“尽心严查，务使作弊之人，不得漏网。”声称如果发现科场有假、有抄，必将监临提调等官，从重议处，并将考生的老师加以处分等等。
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于各地抗粮闹赈事件激增，乾隆认为“民风日刁”，训责官僚“以此懈怠废弛，盗风何由宁息”，遂加强了对莠民的镇压，并把安徽省自乾隆元年以来任臬司者，均交部察议。
同年内，为了整顿日益废弛的官场和军队，乾隆命亲近大臣讷亲南下巡视。这一年，乾隆发现各省亏空现象增多，他认为这都是因自己办理政事往往待人以宽，而使得下面官吏纵弛不绳，乾隆在七月间发现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丧期内我行我素，照剃不误。大概是以为你是满族我是汉族，你有你的习俗我有我的规矩吧。他哪里想到清朝下臣就是皇帝的奴仆，在专制制度下是不可能自由的。对此，乾隆大发雷霆，声言丧期内剃头按“祖制”立即处斩。到了后来，由于乾隆发现违制剃头者大有人在，遂决心抓住不放，狠狠地整饬一些不如意的官员。其实，早在雍正皇帝丧葬时，就有许多官员并没有遵照习惯，丧期内即已剃发，但乾隆当时正在鼓吹“宽仁施政”，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可是这一次，乾隆可谓龙颜大怒了。这与他当时恶劣的情绪有直接的联系，因而在烦恼焦躁中采取了过分严厉的惩罚措施。
为了惩罚不法官吏，乾隆严惩常安，意图“惩一儆百”，整顿渐已松弛的官风吏治。
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江西巡抚常安因母亲去世而回京办丧事，当他耀武扬威地带领家人走到山东段运河仲家浅闸时，被闸门挡住了去路。当时正值禁运时间，而常安的家人无理取闹，违制开闸，并痛打闸夫，事情由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报呈了乾隆。乾隆对朝中官员借宽风而屡屡犯错的各种行为也早有惩戒之心，所以，他马上抓住常安事件，乾隆下令对常安从严治罪，最后，常安被革职并发往北路军营监运粮饷，其家人被枷号鞭责。
乾隆继位时，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国裕民富，乾隆曾表示要继承父祖遗志，将清王朝的国势推向顶峰。然而在常安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期内，乾隆以其清醒的头脑发现现实并非如他想象的那般美好，他曾经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政治虽然已经清明，但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乡邻之间虽然没有什么困扰的事情，但还没有达到物资丰盈；风俗虽然还是不错，但还没有让所有的人革心而向道；官僚虽然非常整饬了，但还没有完全达到清廉。”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乾隆的话不幸被现实证实了：在仅仅一个月之间，朝廷中就发现了四起贪污案件。
这一年的三月初七，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参劾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受他人钱粮，作威作福，伪造国家公文，纵容家人为非作歹，淫乐所辖地区百姓，贪赃枉法，肆意克扣国家下拨的各种钱财。”第二天，喀尔吉善又参劾山西学政喀尔钦：“接受当地各级官员的贿赂，罪证一目了然，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
乾隆闻讯大怒，下令严查此两案，并严惩萨哈谅和喀尔钦。由于这两个案件给乾隆的震动非常大，他说：“我父皇整饬风俗、澄清吏治有十多年了，才做到国家吏治的澄清。现在不过几年时间，就又有如此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你们这些做臣子的，既不知道感激我的恩惠，又不知道遵守国法，你们将使我父皇旋转乾坤的苦衷由此而废弛，每次想到这里，我实在是寒心啊。”因而乾隆怒斥两个贪官说：“我即位以来，信任大臣，体恤各级官吏，且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施优厚，以为天下臣工，一定会感激奋勉，尽心尽职，肯定不会出现贪污腐败、违反国家法度的大臣，谁想却是这个样子，难道你们把我看成是无能而可欺的皇帝吗？”
乾隆不仅处死了两个贪官，连参劾他们的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也交刑部严察议处，讨论处理方案。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喀尔吉善的参劾是马后炮，而皇帝派人调查出这个问题在他之前，也就是说喀尔吉善是被动参劾的。乾隆为此警告各省总督、巡抚力戒此弊，否则必以法示人。借此机会，乾隆又连下谕旨，列举山西地方官员官官相护、贪赃枉法、苛索民财的种种行为，责令他们痛改前非。同时指出：如果不改悔，一定将大小官员从重治罪，绝不宽恕。
在乾隆的严厉整顿之下，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又上疏参劾贪赃枉法的山西省知州、知府等五人，乾隆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惩处。
然而，在这两起案件发生之后没过几天，左都御史刘吴龙又上疏参劾浙江巡抚卢焯。参奏中说卢焯一次就收贿银5万两。卢焯一案刚发数天，兵部尚书鄂善受贿案又发。在处理卢焯之后，乾隆亲自审理鄂善一案。
鄂善属朝中一品大员，乾隆在落实了他受贿之事后，垂泪令其自尽，自此开了乾隆朝诛杀一品大臣之例。乾隆之所以伤心，在于鄂善这般为自己所倚重的臣子竟公然受贿，这使他深感自己的从宽施政之不妥。因而叹息道：“我为这件事情，数日以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责。以为不如父皇之仁育义正，能使臣工兢兢业业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是我自己造成的。如果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风俗，将败坏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又说：“宽纵这些人到这样的地步，何以统治臣工而昭显国家法度呢？”
回顾数年统治实践和官场出现的贪风情况，乾隆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对群臣说：“看看现在，让当官的人以忠厚正直为其心，泯灭追求身价利禄的念头，是很难的啊；让文人学士以道德文章为重，而侥幸求取功名的意图不萌发，是很难的啊；让小民家家富足，民心趋于淳朴和端良，也是很难的啊；让兵士都骁勇善战，使之死心塌地地为朝廷尽忠效力，同样是不容易的啊。”面前的种种隐忧使乾隆无法乐观。
乾隆七年（1742年），乾隆采取一种姿态，为让群臣共勉，他专门下谕，通过这个谕旨的内容，可深见乾隆对前途的忧虑之深。深虑才有熟思，熟思才有对策，才有励精图治之说。乾隆是精明的，紧接着，乾隆从幼时读书明理和登基之后所虑之事，来居安思危地告诫群臣前途不甚光明，必须尽力而为，才可保长久大业，他说：“我小时候读诗书，颇懂得一点治理之道，即位以来，经常思虑天下太平富足的道理。八旗生活即使是不足的，然而八旗相对于天下百姓的生活而言就算小的事情了。现在天下百姓仍然有许多生活在困苦中，我们必须及时筹划让他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如果我等君臣现在不及时筹划，又将等到什么时候呢？岁月如梭，我们这一代人不做好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后代就会笑话我们的平庸？你们这些大臣都大我几岁，分析问题应该比我深刻，因此你们要互相警惕，考虑问题要长远，这样才能把我们眼前的问题完整全面地解决好。”
乾隆整顿吏治并没有一味地采取镇压的态势，他认为必须从源头抓起，即从制定制度开始，让官员有所束缚，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官员的腐败。同时，他还提倡教化的功能，经常给予官员一定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贪污腐败的后果。此外，就是加大执行力度，对罪大恶极的贪官，他也毫不手软，坚决惩处。乾隆凭借这种高压和抚慰双管齐下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清中期官场风气一度恶化的形势。
乾隆的软硬兼施的治贪办法虽然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君主专制本身的局限性，皇帝以一人之力无法兼顾群臣，所以，官场中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等弊端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不断累积，渐有危及皇权之势。
乾隆二年（1737年），山西学政喀尔钦在布政使萨哈谅支持下贿卖文武生员一案被揭露。乾隆为之震惊，他说：“没有想到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罪行昭然若揭，赃物堆积如山。实在是我梦想不到的，一个省尚且如此，其他的省可想而知了。”
乾隆六年（1741年）三月，左都御史刘吴龙又揭发浙江巡抚卢焯在处理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案件时，贪赃枉法，受贿银5万两，该知府杨景震受贿3万两。九月，总督那苏图参奏：姜邵湘管理荆关税务，肆志贪饕，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荆关税课每年还有余银3万余两，姜邵湘年侵吞差不多一半。接着，又发生浙江巡抚常安贪污案、四川学政朱荃贿卖生童案等等。
面对日益增多的贪污案件，乾隆决定加重惩治。他说：“近年来，贪赃枉法的越来越多，而对这些人的处罚只是降降级，减少俸禄，结果虽然受到了处罚，但这些人仍然能中饱私囊，惩罚太轻，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就是说，对贪污犯采取罚没赃款、减少俸禄等办法不足以达到惩罚的目的。为此，他下令将乾隆元年（1736年）以来的重大贪污犯，陆续发往边疆军营充当苦力，以提醒将来想当贪官的人不要重蹈覆辙，此后贪污犯都照这个命令办理。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又降旨修改惩治贪污的法律。原法律规定，贪污官吏要等到秋审时确定罪责，此间大多数人都是上下打点替自己减轻罪责，所以到了该判决的时候，他们大多不至于被判处死刑。乾隆命令九卿于秋审时，根据原来的罪责判处，不许加入人情的因素，如果有，则待将贪官判决后，再追究人情方面的责任，从重惩处。
乾隆对贪污案的处理虽较以往严厉，但乾隆一朝的贪污案，仍层出不穷。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发生了三起贪污案：一是深受皇恩、为帝赏识的一品封疆大吏、满洲官员恒文贪污纳贿案；二是满门高官重相的山西巡抚蒋洲贪赃案；三是包庇贪官的湖南巡抚蒋炳和九卿一案。于是，乾隆采取了“严饬科道，清明官场”的措施，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等68名政府官员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等处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四月，云南巡抚郭一裕参奏云贵总督恒文让属员买金铸造用于进贡的金手炉，但却少给商家银子，借机牟利，并且还纵容家人收受属员门礼。乾隆听到这件事情后，开始并不相信恒文这等受他重用、又有思想觉悟的满族大臣会做出这种事情，虽然马上派了刑部尚书刘统勋去调查此事，但为防万一，还是要求他保密行事。此外，乾隆之所以没有像乾隆元年处理贪吏萨哈谅、喀尔钦那样在审理恒文案之前即将其定罪革职，原因在于他不相信恒文会有其事。首先从民族情感上来说，乾隆为政期间一直对满官极有好感，认为他们不会像汉官那样做出负恩之举；而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恒文有过人的才干。
恒文，满洲正黄旗人，起初只是雍正时期的一个小小生员，此后连续四次升迁，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为贵州布政使，清廷的二品大员。乾隆十二年（1747年），在清军征金川时，恒文因献良计被乾隆调任直隶布政使。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嘉其能治事，又升任他为湖北巡抚。恒文在任期间又在采矿、水利和粮仓储备问题上提出过很多较好的建议，于是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即又接受皇恩，擢为一品大吏云贵总督。在任职总督期间，还弹劾了贵州粮道沈迁的贪污行为，因而深为乾隆所赏识。鉴于这些功绩，乾隆一向认为他确实是一个好大臣，所以在有人奏恒文贪污时，乾隆自然不相信了。
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经过刘统勋的深入调查，郭一裕所弹劾的恒文的各种贪污事情，确凿无误。乾隆听到奏报后既失望又生气，恒文这回勒派属员、短价购买金子，原意在于既能减少一些开支，又能为皇上贡献最好的物品，是为了皇上而违纪。这种情景，使乾隆并不好受。他在谕旨中说：“我本来就曾多次降旨，禁止群臣上贡进献，而恒文竟为进献金手炉而勒派属员，短价购买，以图余利，实在罪不可逃。我之所以惩罚他，也是不得已的决定。”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乾隆忍痛下谕，勒令恒文自尽。他在谕旨中说：“恒文深负皇恩，如果有意将他的惩罚减轻，那日后还如何能够整顿吏治！”不久，乾隆又以地方官行贿于恒文，毫不为过，而将恒文下狱终身监禁，将贵州玉屏县知县等14位州县官员普降一级留任，其他涉及此案的38个官员均受到一定的惩罚。
恒文原本企图贡献珍品取悦乾隆，而乾隆却毫不留情，把他从一个飞黄腾达的治政能臣，变为声名狼藉的阶下囚，落得个人财两空。看来，乾隆对这些贪赃横行的大臣是舍得下狠心惩罚的，哪怕他以前功勋卓著，名望很高。
在与恒文同年发生的蒋洲贪污案，更让乾隆意想不到，也更让他下大决心要痛惩贪官，革除劣员。
蒋洲的父亲蒋廷锡是云贵总督蒋陈锡的弟弟，工诗善画，在康熙朝时官至内阁学士；到了雍正朝，蒋廷锡又深受雍正皇帝赏识。六年时间内，由内阁学士升至礼部侍郎，后升为户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领户部，并受恩得到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蒋洲的哥哥蒋溥，在乾隆年间历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后升至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身任重职近三十年，还颇有政绩。像蒋洲这样世代出身于书香门第、一家之中拜二相的朝中二品巡抚，竟侵吞帑银，勒索民财，收受贿银，真是不可思议；况且蒋洲的父兄都是科甲出身的大学士，他本应律己正身以报效皇恩。可是他竟丧失廉耻，见利忘义，贪污数量达到数万两，怎能不让乾隆惊骇愕然呢？乾隆又派自己比较信任的大臣刘统勋去审理蒋洲一案，由于案情的不断发展，此案牵连到山西省的巡抚、按察使、知府、知州、守备等等不少州官县官。
山西吏治之腐败使乾隆深为震怒，他叹道：
“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达到了这样糟糕的地步了，我将怎么相信其他的人，又怎么来用其他的人。地方官营私舞弊，自从我父皇整顿以来，基本已经肃清官场腐败现象，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两年出了杨灏、恒文等案件，还多次发现其他一些案子，但那些案件都比不上蒋洲这一个案件，如果不加大惩处的力度，国家法律将不复存在!我实在是气愤!”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蒋洲被绑赴法场，成了刀下亡魂，而由此被追查出的山西贪官污吏也均被严厉惩处。
封建制度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而官场又总是伴着彼此倾轧、贪污腐败、营私舞弊、效率低下等不可克服的弊端，它威胁着独尊的皇权，也威胁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当这些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须给其以震慑和调整，才不至于动摇统治基础。乾隆在悲痛之余，仍很清醒地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并坚决付诸实施，这足以收到冲刷官场积弊的效果。
然而古往今来，封建专制是吏治腐败的温床，贪官杀而不绝；只要专制存在，贪污受贿的官员就会像离离草原上的野草一样年年枯荣而又年年复生。所以说官场贪风自古有之，敢以身试法的人也大有人在。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前在甘肃任内贪污赈灾粮案发，牵连官吏60多人，王亶望等22人被诛，涉案的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家过程中以金换银，将王亶望的赃物据为己有，乾隆命阿桂前往查询。
陈辉祖曾奏称：自王亶望家抄出的金子成色不足，他已与布政使商量以金换银，再解京师。然而，在当时，王亶望的4700余两黄金可换9万余两白银，陈辉祖解交户部的却只有73500两，还包括王亶望家的二三万两。这样一来，有四五万两白银没有下落。乾隆看准了这一点，命阿桂严查。
陈辉祖的贪污大案大白于天下后，乾隆发现浙江省的钱粮亏空额已达120万两。为此，他限令浙江省的各级官吏，于一年之内将亏空全部补齐。然而，吏治的全面腐败，早已成贪风越来越盛的态势。四五年后，全省的亏空额不但没能补齐，反而增加了。
虽然乾隆诛戮了一批巨贪大蠹，并且不少是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但官场的贪污腐败之风仍然愈演愈烈。这些大案要案均属事情败露不可掩盖，其余得到风声弥缝无迹的贪污案件更是数不胜数。贪污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必然出现的，因为贪官们只要掩住皇帝的耳目就行了，所以贪污横行，到最后皇帝发现了，却已经牵扯太多，根本没法处理了。
乾隆看到了官场积弊，并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然而，到乾隆后期，贪污之风已经盛行，乾隆的惩处措施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吏治，这些都为乾隆统治后期国力的衰败埋下了祸害的种子。
第二节 文 字 狱
乾隆初期，为了笼络人心，采取了“优待文人，清明盲路”的政策；中后期，为了控制文人言论，他又制造了文字狱，让文人安分守己。乾隆对于文人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这是与他的政治需要紧密联系的。
乾隆初期，为了提高文人的地位，采取了不少措施，诸如重开博学鸿词科、开乡会试恩科和举经筵，禁扣举人坊银，优恤绅士和生员等等。
博学鸿词科起于康熙年间，是康熙为了发展文化和笼络文人学士而开设的，主要选拔“学行兼优，文词卓越”的人才。到了雍正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又停了，而乾隆刚继位便开此举科，优选士人，在继位第二年又连续开科选人，说明了他对文人学士的重视，对文化的崇尚。在清朝，若是逢新君登基，都要特别增加一次科举，称作恩科。乾隆在乾隆元年（1736年）和乾隆二年（1737年）分别举行乡试和会试，以显示他对人才的渴求。在考试中，选拔出了几百名进士，人数大大超过了正科，在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权倾朝野的于敏中。乾隆还特别批准该年度的新取进士可以条奏地方利弊，显示出了对恩科进士的重视之意。
举经筵则是为皇上讲解五经四书，臣子们听其阐发经义的一种学习方式。不管是博学鸿词科的开办，还是乡会试恩科的举行，无非都是乾隆尊重儒家文化和文人的一种姿态，都是笼络文人学士的一种方法，是属于名誉上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乾隆还在经济和物质上来改善文人的日常生计。乾隆规定从元年冬天开始，将两江学政养廉银从原来的1500两和2000两增到4000两，以此来鼓励他们坚持操守，鞠躬尽瘁，公正廉明，自觉维护国家的法度。此外，还把州县学中的教官从九品升为正七品，学正和教谕定为正八品，训导也定为从八品。这些人政治地位一提高，经济收入也自然上涨了。
清朝原规定各省乡试考中的举人，每人由该省布政使颁给坊银20两，以资鼓励。但是有些省的官员竟贪污其中的资金，使举人只得到一点点，甚至是一点都没有；或者有的地方官员把坊银发下去了，举人还得将此银两来孝敬主考官。了解到这种种现象后，乾隆感到，这样下去既与朝廷鼓励人们读书上进的本意背道而驰，还助长了贪污之风，辜负了朝廷优恤文人的初衷。为此，乾隆下令说：“以前地方官或主考官扣发、收受坊银的事情一概不究，此后，考官等应该遵守行政制度，不许收受此银两，该藩司亦必照数给发，不得丝毫扣留，一定要让中第的举人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皇上的恩泽。”这样也终于让实惠真的落在举人身上。
一般来说，在清代取得科举功名的人和退休官员都被称为绅衿，而这些人散居于乡间，只要争取到这些人的拥戴，那么大清政令就可以说得上是畅通无阻了，而对于各地方的安宁来说，在一定程度上，绅衿们也起了不小的影响。所以，乾隆为让各地绅衿感到皇恩浩荡，而下令说：“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按照旧例应该优免，但是各省实行的不好，竟然有地方官员命令生员充当总甲图差之类的，这不是国家优恤士子的本意。以后凡是举贡生员等，一概都不得派给杂差，让他们踏实地从事学业。”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乾隆又做出规定：凡遇地方赈灾之时，由督抚传令教官，将贫生人名开报给地方官，按人数多寡从官府公款内拨出银米，移交本学教官，均匀散给那些贫困的学子，资助他们的生活。乾隆还强调指出：如果教官开报不实，散给不均，或者胥吏从中贪污，都要从严惩治。
乾隆不仅在这些措施上优待士人，而且在他出巡过程中，特别是南巡期间，还对前来迎驾的知识分子给予特别召试，并通过考试授予官职和功名。在南巡之地江浙等省份，还增加了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名额。乾隆历次南巡时都召试士子，赐给出身，使一批有才华的读书人以文获进。他比较重视从科举选拔人才，曾经多次亲临贡院，巡视号舍，看到考场矮屋风檐，士子非常艰苦，便命发给考生蜡烛木炭，准许入场时携带手炉以温笔砚，还关心考场的伙食。因会试时正值京师严寒，还曾命延期3个月以待春暖。后来，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乾隆还增加了皇太后万寿恩科的考试。在乾隆爱惜文人才识的表率作用下，很多官员也多以培养人才，扶持后进为己任，像大学士于敏中，是编纂《四库全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不但自己致力于古文诗词讨论典籍，讲求古今沿革利弊，熟研朝章国故，切磋久之，达于实用；而且他也非常重视人才的选用，当时人都称他“衡鉴人才，不失铢黍，屈申荣辱，惟人自为”。那时，公卿好士已成风气，大学士蒋溥极爱士，一旦有人来荐书，即安排吃住在自己的公寓里，即使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计较。尚书裘日修，在内城石虎胡同，购买了一个亭子叫“好春”，退朝以后就来到这里休息，宾客门下士往来不绝，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直接来到这个亭子处。下朝后，裘日修必定会来这里等待那些想要求取功名的士子。可见当时的文士是很活跃的，入仕的路子也是很多的。
对文人的优待和培养，使乾隆朝的人才之盛远远超过了前几代，这些人很多都成为文治武功的大家。有的精于考据，如汉学诸公；有的长于治理，如陈宏谋、梁国治、萨载、舒赫德、高晋等。虽说其中不乏寡廉鲜耻、营私败检之徒，但大多数人才学优长，尤善经世抚民。乾隆通过小小的恩惠，可以说达到了“天下之才全入我彀中”的目的，这也是清朝长治久安的根本。
为了加强对文人在思想上的控制，压制文人的反清思想，乾隆又掀起了文字狱。
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就通过胡中藻文字狱案扫平了鄂派的势力；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又制造了彭家屏文字狱案。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到徐州，江苏学政使彭家屏告病在老家河南夏邑休养。夏邑县离徐州很近，乃前往接驾。乾隆询问民情，彭家屏奏称河南去年水灾造成庄稼歉收，他自己的家乡夏邑县和永城县灾情尤其严重，乾隆闻听，虽然立刻传旨讯问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心中却在寻思：“以彭家屏为本地缙绅，不免有心邀誉乡里，言之过甚。”所以当图勒炳阿报告“夏邑等县仅少数低洼地方有积水，都有六、七分收成，可以不必给予赈济，酌情借一些粮食已经足够接济”时，乾隆也就放心了。在乾隆南巡回驾又经徐州时，河南夏邑县百姓张钦拦路告状，称上年夏邑受灾，地方官隐匿灾情不报，乾隆听到这些不觉大吃一惊。由于沿途见到徐州百姓困苦不堪，于是想到夏邑等县与徐州是近邻，恐怕受灾也不会轻，便派步军统领衙门微服前往密行访查，而步军统领未回之时，又有河南夏邑县农民刘元德状告地方官散赈不实等事。
在追查出段、刘两名官员时，受命微服私访的步军统领从夏邑返回，向乾隆报告说：“夏邑、永城、商丘、虞城四县灾情严重，庄稼连年歉收，积水干涸，无法下种，百姓惨不忍睹。”步军统领仅花了几百个铜钱就买了两个男孩子，并有卖身契约为证。至此，证明彭家屏及告状农民张钦、刘元德所说句句属实，而且还把灾情隐瞒不少。乾隆遂将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夏邑、永城知县皆被革职，此案自此了结。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未到此结束，乾隆一向视民告官为刁风恶习。所以又反过来下令对刘元德严加审讯，以此告诫百姓，务必安分守法。在严刑逼供之下，刘元德供出支使他告状的是生员段昌绪等人，还为他们告状提供了路费。夏邑知县又报告说从段昌绪家中搜出吴三桂当年使用过的檄文一张，乾隆想到彭家屏也定有伪书之嫌，便派人到彭家屏家中严查。
接着，乾隆又亲自提审彭家屏，向彭家屏声称：“你是朝廷重臣，一直身受国家的恩惠，如果你自首的话，还有一线生机。”彭家屏称：“吴三桂的伪檄我实在没有看到过。”乾隆再三盘问，彭家屏才承认家中藏有《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明末野史。但是，到彭家中搜查的官员却并未发现任何悖逆书籍。乾隆在一怒之下，遂转而指责彭家屏之子彭传笏焚毁书籍，让图勒炳阿等将彭家屏的儿子及家人严行审讯，明白开导，下令让熟悉彭家屏底细的人主动招供，以使其无可（■詨）赖，乾隆传话给彭家屏如能主动承认，还是可以宽恕的，如果顽固不化，马上按照律法从重办理，严加正法，不再给予宽待。
在这种威逼利诱下，彭传笏只得承认逆书系自己焚毁。然而乾隆并不满足，进一步将案情引向严重，指责彭家屏有校点逆书之嫌，将彭及其子定斩监候、家产入官。
后来，图勒炳阿奏彭家屏刊刻族谱《大彭统记》，乾隆闻讯，又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将其置之死地。他说：“彭家屏称大彭得姓于黄帝，太狂妄了，身为臣子，自称为帝王苗裔，这是何居心？而且以《大彭统记》命名，实在是大逆不道，又斥责彭家屏不避讳皇室宗庙名字，朕综合他所有的罪状，决定赐他自尽，用以告诫其他负恩狂悖的大臣。”
事实上，彭家屏文字狱是彻头彻尾的冤案。
首先，乾隆自始至终没有找到彭氏收藏逆书的物证，彭家屏承认收藏是在乾隆的诱逼之下做出的；彭传笏之所以承认焚书，也因为有乾隆的威胁。
其次，就算彭氏藏有明末野史，其所供出的几本书也达不到清朝“逆书”的标准。《豫变纪略》写的是“闯贼之祸”，与清人无关，《酌中志》、《南迁录》虽记明清史事，但并未诋毁清人。至于指责《大彭统记》将彭姓与黄帝相联系为用意不纯，则是欲加之罪。这是因为，托名上古帝王及名臣后裔为当时普遍的社会时尚，乾隆对此不会一无所知。不避庙讳、御名也许是唯一可以成立的罪状，但乾隆曾经公开宣称：“自从我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触犯御名、忌讳而获罪的人！”而唯独因此事与彭家屏过不去，显然是别有用心。
从其他一些材料中可以得知，导致彭家屏惨遭文字之祸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政治表现与皇帝的专制独裁意志发生了冲突。彭家屏有朋党之嫌。雍正朝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去世后，朋党即为官场一大忌讳，而彭家屏的师生、门户观念甚深，与乾隆“惟知有君”的要求相去甚远。乾隆更毫不隐讳地攻击彭家屏的人品：“彭家屏是李卫门下的一个走狗，他的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对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我因此十分轻视他的为人。”所以，乾隆决定杀彭家屏，是继胡中藻案后，对官场中各种可能出现的朋党现象的又一次严重警告。
第三节 由盛转衰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是乾隆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山东王伦起义，揭开了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序幕。
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山东省寿张县党家庄爆发农民起义，领导者是当地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
王伦为人机智、勇敢，善拳术。乾隆十六年（1751年），王伦秘密加入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自称教主，并以“运气”替人治病、教授拳术等方式，在兖州、东昌（今山东聊城）等地收徒传教。他的信徒，大都是贫苦农民和游民。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歉收，地方官加重赋税，人民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王伦利用清水教谶言，决定组织教徒于是年秋起事，并任命了军师、元帅、总兵等官职。
王伦发动起义后，当天夜里就占领了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九月初二日，王伦起义军又攻破阳谷，初四占领堂邑。起义军杀富济贫，“将库存银两搜劫，释放监犯，收入伙内”。因此，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起义军进一步北上，直逼临清。临清是运河重镇，是南北水路交通的枢纽，清政府非常重视。临清有两座城池，一座是旧城，另一座是临清城。旧城土城早已倒塌，清军没有可以把守的城墙，所以，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旧城。占领旧城之后，起义军又包围了临清城的西门和南门。临清城的守将束手无策，因为德州、青州和直隶正定派兵增援，才暂时守住。
九月五日，乾隆才接到王伦造反的奏折。他口头上说：“幺麽乌合，不过自速其死。计余绩、唯一到彼会剿，自可迅即就擒。”其意似乎胸有成竹，但是却知道凭山东的兵力，无法镇压农民起义。山东的绿营懦怯无能，旗兵早已失去战斗力。于是，乾隆在八日传谕军机大臣：
“寿张、堂邑奸民滋扰不法，不可不迅速剿捕。但恐该省绿营兵庸懦无能，且与奸民等或瞻顾乡情，不肯出力。而徐绩于军旅素所未娴，恐不能深合机宜”。
当时，大学士舒赫德正奉命前往河南督视河工，乾隆下令舒赫德临时赶往山东，主持镇压起义军。并且命令天津挑选1000余名绿营军，沧州、青州也挑选一些精兵，准备投入战斗。九日，乾隆又下旨，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和左都御史阿思哈，带着健锐营和火器营的2000余名士兵，从北京出发去山东镇压起义军。十一日，当乾隆得知起义军已经攻到临清时，又急忙下令直隶、河南两省加以堵截，防止起义军向邻省进军。
十二日，兖州镇总兵唯一、德州防御尉格图肯各带兵250名支援临清。唯一“素以勇略自夸”，但是在起义军的突击下被打得丢盔卸甲。唯一和尉格图肯“避贼而逃”，乾隆大怒，下令将这两个临阵脱逃的将领军前正法。
九月二十日，乾隆经过反复思考，批准了舒赫德的三路围攻的计划。东路由舒赫德、拉旺多尔济率领，从德州经恩县、夏津进军临清；南路由阿思哈、徐绩率领，从东昌向临清进发；北路由直隶总督周元理率领，从景州经过故城、油房逼向临清。三路军队约在九月二十四日一起攻击起义军，以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从九月七日开始，起义军攻打临清，历时半个月，攻城没有进展。二十三日，舒赫德军队到临清。起义军排列在城外的东南面，迎击清军。双方展开激战。不久，阿思哈和徐绩率领的军队也赶到了，包围起义军。起义军寡不敌众，退回旧城，与清军展开巷战。旧城中小巷很多，小路纵横交错，起义军化成小股力量，打击清军。二十四日，清军攻入旧城搜捕王伦。王伦部下为了保卫王伦，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王伦义女乌三娘在战争中被清军用炮炸死。二十九日，清军包围了王伦的住处，并劝王伦投降。王伦看到起义军死伤无数，没有力量再与清军战斗，于是举火自焚。
王伦起义规模不大，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它是在清王朝前期鼎盛之时爆发的，对封建统治是一次不小的震动，预示着清王朝盛极而衰，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在双方激战的时刻，乾隆日夜披阅奏章，指挥调度，督责文臣武将严行镇压，“断不可稍存姑息，图积阴功”。并谕令军机大臣一定要生擒王伦：“必当明正刑诛，以彰国法。若掩于枪箭之下，或焚死，或自壮，得免鱼鳞寸磔，尚觉其幸逃重罪”。对被捕后解往京师的起义军首领，都要“将该犯徽（脚）筋挑断，以防中途窜逃”。
起义被镇压后，乾隆为了加强朝廷的控制，从三个方面采取了措施。
首先，乾隆下令对起义军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示以惩做”。清军攻占临清后，血腥屠杀起义军。起义军领袖梵伟、王经隆、孟灿等被凌迟处死，战斗结束后被官兵杀害的起义群众更多。舒赫德等在临清“每日督率官兵，自朝至暮分头搜捕，挨屋逐户严查，下及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而竟有匪党藏匿其内，连日治拿杀死者无数，并自行焚级者，亦到处皆有”。临清旧城街巷，尸体“填积塞路”。直隶总督周元理等奏请将“拿获各犯讯明被胁随行，应行释放”，乾隆批驳说：“触歇被获，该称逼胁，岂可复为轻肴。”“二必当尽行骄诛”。
对逃散的起义群众，乾隆令“直隶、河南两省堵截擒拿”。周元理回奏说“飞伤大名、天津二道及府、州、县、协、营严密稍查。”乾隆朱批责问道：“何不亲往接境处弹压较为有力乎？”又命令南河总督高晋“速驰赴山东连省之徐属丰沛等处，密行调兵，督率防剿，毋任贼人稍有窜越滋事。”
由于王伦是自焚而死，乾隆责备舒赫德派官兵搜捕时“人数本觉太少”，以致未能生擒，下令将王伦的亲属“不分男女大小，尽行处斩”。地方官刨挖王伦等人的祖宗坟墓，毁散尸骨，以发泄对农民起义的仇恨。
此外，许多起义农民的家属被当做“逆属”赏给贵族官僚为家奴，甚至80余岁的老妪也不能幸免。
然后，乾隆下令加紧推行保甲法。
王伦起义被镇压后，乾隆想要寻找一个严密防止人民反抗、以求长治久安的良策，于是，保甲法又一次被提到加强警保的重要地位。
周元理奉命前往山东“会剿”王伦起义后，从大名、广平一带巡查回省，他“再四思维，惟有力行保甲一法”。周元理在奏折中写道：“保甲系旧立章程，惟因行之日久，各属视为具文，鲜著实效。直隶为徽辅首善之区，此次不可不认真查办。”乾隆披阅后十分赞赏，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二十六日下旨：
“清查保甲系孤盗洁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今周元理欲认真立法清查，自属课吏安民切实之道。直隶既如此办理，他省自亦当仿照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
乾隆下令将周元理的原折抄寄各省督抚学习，首先响应的是新调任山东的巡抚杨景素。杨景素对农民起义心有余悸，立即回奏“东省保甲一事，较他省尤为切要。现在贼匪剿除，所有善后章程更应筹之有素。”
杨景素分析山东各地以秘密结社的形式，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山东为九省通衢，山海交错，地广人稠，易藏奸愚，如竟曹沂青一带，每有不逞之徒，结连顺刀会、掖刀会等项名色，沂郑费蒙一带，多有盐枭保镖贩私、抗官拒捕发觉惩治之案。他如学习拳棒，或名红拳，或名义合拳，虽称借以防身，实皆勇悍无赖。而其尤甚者，则惟各项邪教以念经修善为名，愚夫愚妇既易被其煽惑，而王伦等拳棒易托足邪教，尤滋事端，是编查保甲实为第一要务。
杨景素在奏折中提出关于施行保甲的十项条款，他特别强调：“如有倡立邪教、学习拳务及一切违禁之事，并形迹诡秘之人，断难瞄牌、甲人等之耳目。”这份施行保甲条款重在“饵盗”，不但要控制定居人口，同时要严密监视流动人口：“凡有迁移增减户口，牌头随时告知甲长、保长。”“庵观寺院之内，游方僧道借此托足，最易容奸，应随行随即告知牌头人等，查问明确方准存留，仍以三日为限，过期即行驱逐。”“坊店、饭馆，过客往来，其中奸民混杂，最宜加意稽查。向如拿获邻省巨盗及越狱等项人犯，多从坊店、饭馆物色而得，应照例设循环二簿，填注往来客商姓名，所带何项货物及车辆头畜数目，按半月缴送州县查阅。”其他如孤庙土窑，微山湖和登莱海岛的居民，蒙山中搭棚烧炭的住户，唠山上悬崖结宇之僧，或两个村庄接壤之地，或两邑交界之区，以及洞穴幽深的祖徕山，“均易窝藏奸匪，皆须随时严行稽查”。按照这个条款的繁密禁令，朝廷对人民的控制更加强了。
最后，朝廷决定收缴民间的鸟枪。舒赫德镇压王伦起义以后，根据这次镇压的经验，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明令严禁民间铸造和私藏鸟枪。
舒赫德在奏折中说道：
★“此次寿张逆匪王伦滋事一案，虽由满汉官兵鼓勇无前，得以早行剿灭，而亦因贼无鸟枪一项，搜捕较易为力。是知民间藏匿鸟枪所关甚距，若不实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衅。臣愚以为所有商民防御盗贼猛兽应用鸟枪呈明制造之例，请永行停止，其竹铣铁铣之类，亦概不许私自制造。其民间现在存藏在家者，请立定限期，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限不缴及地方官不能查察者，并请皇上饬部严定科条，示以惩做。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臣因逆匪王伦一事起见，是否可行，伏候训示。”
舒赫德从镇压王伦起义联想到民间私铸、私藏鸟枪，“流弊不可不防”，他的疏陈受到了乾隆的重视。乾隆将舒赫德的奏折发交部议，部议“应如所请，令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遍行示谕，严定限期，将民间私藏鸟枪等项令其赴本州县呈缴，查收完后汇送督抚衙门，将收到数目分晰报部”。并且详细议定处罚条款：“民人逾限不缴杖一百，徒三年，私行制造杖一百，流两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实力稽查之地方专管文武各官，罚俸一年。”随后，吏部又制定条款，规定各督抚年终汇奏查禁鸟枪情形时，要将所属道府州县失察民间按用鸟枪应行开参之例汇奏，其处分是：“州县官失察一次者降一级留任，二次者降一级调用。该管道府失察所属一次者罚俸一年，二次者降一级留任。”这就把收缴民间鸟枪定为法令，违者按律处治。
为了防止农民反抗，乾隆一方面对起义军的残余部队给予了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又推行了保甲法和收缴民间鸟枪，想以此来稳固统治，但是，由于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各地的起义如星星之火，不止不休。
王伦起义揭开了清中叶农民起义的序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起义。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发生了湘黔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清中叶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
伴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乾隆王朝各地烽烟四起，清朝也从鼎盛时期转入衰败时期。
第四节 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乾隆统治的六十年，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六十年。
在乾隆统治的这六十年间，在西方，英国的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英国的国力日益强盛；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革，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国家日益强盛。
乾隆三十年（1765年），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国卡特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开始了工业革命。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美国在纽约召开第一届国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美国开始在北美崛起。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攻占了巴士底监狱，后来把法王路易十四送上断头台，并发表人权宣言，一个法兰西的资产阶级国家开始兴起。
乾隆二十年（1755年），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
总的来说，在乾隆时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英国工业革命；第二件事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第三件事是法国大革命。这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而大清帝国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千古第一全人”的迷梦之中。
乾隆统治的早期，由于外族和外国的频频入侵，乾隆为了保卫国土，一律采取强硬的回击政策，保护了国土的完整。到了乾隆后期，西方国家想通过商业与中国加强往来，乾隆却表现出强硬的排外态度，封锁国门，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乾隆时期，北方的沙俄开始强大起来，屡屡进犯我国北方边境，如果不能有效地打击这些进犯者的气焰，势必危及乾隆在国内的统治，为此，乾隆组织了强大的机动兵团守卫边境，同时义正词严地拒绝任何敢于窥视中国领土的谈判，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同时也强化了乾隆对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制衡。
早在雍正时期，沙皇已派遣“堪察加勘察队”到远东和清朝宁古塔将军辖境内进行所谓的“探险”活动。乾隆二年（1737年），由沙皇俄国科学院派出的两名测量人员在哥萨克骑兵的护送下，偷越中国边界到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城。他们不但越界偷测地形，绘制地图，窃取情报，而且公然于乾隆五年（1740年）炮制了一份关于黑龙江的《备忘录》，肆意歪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性质，硬说该约是“俄国上当受骗了”，是“被迫签订的”，而现在是到了“揭露己犯的错误，赶紧补救”的时候了!韬光养晦的雍正皇帝，曾为谋求边境安宁，以让步的态度与沙俄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但沙俄政府欲壑难填，对我国东北、西北和蒙古地区继续采取蚕食政策，尤其对东北黑龙江地区更是垂涎三尺。由于国力的增强，乾隆一改雍正时的被动姿态，他满怀重振国威的激情，与沙俄斗智斗勇。他从历史上中俄交涉的来龙去脉中认识到，如果使俄国“收复黑龙江”（实为侵占）的阴谋得逞，那么康熙时期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势必会任其改变，八旗将士们用鲜血收复的雅克萨城将会重新丧失，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沙俄想以“葡萄牙借澳门”的方式来蚕食中国领土，提出俄国船只借道黑龙江的要求，遭到乾隆的断然拒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假道”黑龙江事件。此时随着沙俄卷入对普鲁士与英国的七年战争的展开，无法以武力来谋取黑龙江的航行权力，沙皇的御前大臣便自作聪明，想出所谓“假道”的新招数。经过一番策划，沙皇伊丽莎白·彼得洛夫娜决定派大臣勃拉季谢火经办，以“东北沿海居民贫困并且处在极端饥馑之中”为托词，要求清政府准予沙俄“假道”黑龙江航道运载粮食，并沿途给予“可能之协助”。乾隆识破了沙俄这一“假道”的侵略阴谋，他态度明确地给予回绝，并说：“当初与俄罗斯议定的十一条协议内，并没有俄罗斯可以越界运送货物这样一项内容”。为了防止沙俄船只强行闯入黑龙江，乾隆命令黑龙江边防台站官兵必须加紧防守卡座，不得让俄罗斯船只私自通过，如果他们不听阻止，想要凭借武力强行通过，立即派官兵擒拿，按照私越边界的罪名办理。
乾隆的政策有力地挫败了沙俄利用“假道”中国内河黑龙江吞食中国领土的特大阴谋。
为了保住大清江山，乾隆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势力非常重视，不断地加强对外国商人在华贸易的控制。
18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海外贸易日益扩张。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一直强烈渴望寻找机会打开中国市场。
乾隆即位后，在海禁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先祖的严格控制的政策。当时，在中国沿海的4个通商港口，前来进行贸易与投机的洋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南洋一带也经常发生涉及华人的事端，这些情况很快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反感。
乾隆五年（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南洋的爪洼大肆屠杀华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消息传来后，举国震惊。同时，澳门等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也经常有洋人犯案。另一方面，当时的英国商人为了填补对华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不断派船到宁波、定海一带活动，就近购买丝、茶。乾隆第二次南巡到苏州时，从地方官那里了解到，每年仅苏州一个港口就有一千余艘船出海贸易，其中有几百条船的货物卖给了外国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回京后，发布圣旨，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的交涉事宜，从而开始实行全面防范洋人、隔绝中外的闭关锁国政策。
在乾隆闭关锁国的圣旨发布后不久，又发生了洪任辉状告地方官的事件，乾隆进一步感受到洋人多事，坚定了闭关的决心。
洪任辉原名詹姆士·弗林特，英国人，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755年，洪任辉带领商船前往宁波试航，希望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当洪任辉抵达宁波港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更令他们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绕开了广州口岸，派船到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两广官员上奏乾隆，乾隆通知浙江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想通过此手段让洋商不再来宁波贸易。不料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往宁波。于是，乾隆在1757年关闭了宁波等地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口岸。
东印度公司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1759年，洪任辉由广州出航，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驶往宁波。洪任辉的船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洪任辉便驾船来到天津。在天津，洪任辉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转呈乾隆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乾隆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不但有辱天朝的尊严，而且怀疑他是“外借递呈之名，阴为试探之计”。洪任辉被驱逐出境。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朝廷又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
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等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其中，英国代表马戛尔尼是最典型的一次。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为了通商，派特使马戛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到中国。
马戛尔尼是在英国任职很久、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有勋爵身份，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的公使，后来英国政府委任他为孟加拉总督，他辞而未去。1792年英国政府委任他为访华全权特使，斯当东爵士为副使兼秘书，率领官员兵丁役夫船员七百余人，乘坐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等五艘船只，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通过英吉利海峡，朝中国方向航行。
马戛尔尼乘船从天津上岸，沿运河到了通州。清政府接待使团由圆明园前往承德避暑山庄。经过古北口时，马戛尔尼看到了雄伟的长城，非常赞叹。到了避暑山庄之后，和珅陪着他参观了避暑山庄。
在马戛尔尼使团启程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写了一封信，用英文和拉丁文各写了一份，通知清政府马戛尔尼勋爵奉命访华。在这封信里，培林爵士说：“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大寿的时候，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探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从这封信的行文方式、用词和口气看，都是按双方是同等的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来叙述的。
郭世勋不敢如实转奏，便把英文、拉丁文的信函原件呈上，又将信译成汉文，把平等的口气译成下对上、外夷对天朝的禀帖口气。其译文为：“咭唎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禀请天朝大人钧安。敬禀者，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粤贸易，素沐皇仁。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马戛尔尼进献的火枪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戛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惟愿大皇帝恩施远夷，准其永远通好，俾中国百姓与外国远夷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
乾隆看到郭世勋的奏折及培林爵士之信的译稿，以为强大的远夷国王遣使前来祝寿，非常高兴，命令广东及沿途官员好好接待，优待使者。使团携带的货物，“免其纳税”；供给上等食物，“赏给一年米石”。
乾隆要接见使团，但是礼仪方面发生了矛盾。清朝要求三跪九叩，但是，在英国没有这个礼节，双方反复地交涉。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受马戛尔尼入觐，马戛尔尼“单腿下跪”行礼。十三日举行乾隆83岁的祝寿大典，马戛尔尼一行与缅甸国使臣和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帝祝寿，“全体祝寿人员根据指挥行三跪九叩礼”，马戛尔尼及其随从“行深鞠躬礼”。
马戛尔尼拜访了中堂和珅，详细说明英国政府的“和平仁爱政策”，对发展中英贸易提出了八项要求。
乾隆于八月十九日，就英国特使请求的事，写了两道谕旨，但未立即下达，延迟到九月初一日，由和珅遣人，恭奉谕旨，以及送给英王及使节团的礼物，送到承德英国使者的住处。礼品很多，英王、正使、副使、司令官、船长、官兵、船员、仆人、厮役，以及留在浙江的官员、船长、船员、兵士，都得到了优厚的礼品，尤其是赐给英王的礼品，又多又“俱系中国出产的精品”。
乾隆给英王的敕谕共有两道。第一道敕谕是正式国书性质的，主要是讲英王“倾心向化”，遣使来庭，“恭赍表章”，“叩祝万寿”，“备进方物”，故特许使臣朝觐，赐宴赏赍，并赏赐其随行人员，及通事兵役。现使臣返国，特颁敕谕，并赐赍英王“文绮珍物”。同时，这道敕谕还专门讲了，英王表内请派一人留京照管英国买卖的要求不能批准的各种理由。
对于英国提出的另外七项要求，乾隆在第二道敕谕中逐条列举理由驳斥，不允其请。英国提出的请求是：多口通商，可到宁波、珠山、天津、广东地方交易；在北京设立英国商行；在珠山附近给一小岛；拨给邻近广州的一块地方；英国货物自广东到澳门免收税或少收税；英船照其他地方税率交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
在乾隆的严谕督促下，马戛尔尼一行由钦差大臣松筠陪同（实即护送）下，于五十八年九月初离京，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9月6日到达两年前始发港普利茅斯港，结束了使华之行。
乾隆以“天朝上国”自居，马戛尔尼带来了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机会，万里迢迢送到北京，送到承德避暑山庄，但是，乾隆因为对他的一系列要求都予以拒绝，把中西方交流的窗户关上了。
乾隆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和“天朝上国”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大清帝国的封闭和落后。在西方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大清朝依然在封建经济的约束下自以为是，直到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才打破了清朝统治者的强国梦，中华大地沦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繁华落尽，盛世转衰。乾隆王朝由于吏治贪污无法根治，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虽然乾隆从思想上大施文字狱，在国策上闭关以防止外国势力入侵，但是，清朝这艘大船已经破烂不堪，隐伏着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