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佛教渊源颇深。陈寅恪指出：武则天幼时，即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为沙弥尼。其受母氏佛教信仰影响之深切，可证明矣。
武则天对待几大宗教思想的策略是：打击道教，利用儒教，扶持弘扬佛教。
大凡改朝换代的事，不仅要抓住群臣的心，还要引导民心向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武则天以弱势斗强势，助力者少；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时代和传统的巨大挑战，当时思想信仰的两大主流--儒学和佛教都已为武则天所用，前者为她的“革命”理论铺好了路，后者则给她提供了女主可以统治天下的意识形态。
唐高祖、唐太宗时期对佛教的态度坚决，基本上是打击与抑制并用的政策。太史令傅奕运用儒家理论三番五次地请求废止佛法，道士们攀附皇室无中生有地诬陷，都使佛教在夹缝中应接不暇。同时，高祖、太宗朝两次诏令道先佛后以及僧人法琳的下狱流放，都严重地打击了佛教徒的气势，使初唐佛教在整体上处于低迷之中。反观道教，因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姓李，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攀附前人，说老子是李唐的先祖，尊崇道教。史学大家陈寅恪指出：太宗于此等事皆有政治作用。若推其本心，则诚如其责萧瑀诏书所谓“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者也。当日佛教处此新朝不利环境之中，唯有利用政局之变迁，以恢复丧失之地位。也就是说，唐太宗对佛教持一种排斥的态度。
玄奘回国是佛教兴起的一个转机。当时正值太宗朝晚期，对佛教的态度较以往稍显温和，也给予玄奘隆重的接待和较高的待遇。一进长安，玄奘便被安置在帝京的佛教学术中心--弘福寺。入寺之时，盛况空前，“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另外，在玄奘的恳请下，太宗允许其召集京都及各地的高僧大德，组成译场，翻译佛经。这些，都使玄奘的社会声望大大地提升了，也使同时期的佛教地位有所改善。
然而至高宗时，佛教与儒、道的矛盾逐渐尖锐。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宗教思想争夺的背后可见武则天的影响和操纵。
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由一道“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的敕书，引发出了关于政教之别、儒释之别的大讨论。这道诏书要求僧道人士见到皇帝、皇后、太子及本人的父母要下拜。这是要求僧道遵从世俗的礼节。佛教僧侣的反响极为激烈。京邑僧二百余人还前往蓬莱宫，上表恳请高宗收回成命。群僧后齐聚于西明寺，谋划着向高宗和当朝权贵上表，以便得到更大范围的支持，达到废止该诏敕的目的。二十五日，西明寺的僧人道宣向雍州牧、沛王李贤上启。此时的李贤年仅六岁。
道宣等上启于六岁的孩童，无疑是想取悦于武则天。四月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启荣国夫人杨氏。他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杨氏非常崇信佛教，而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杨氏贵为皇后之母，可将下情上达于武则天。事实上，杨氏的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当然，杨氏政治活动能力的动力直接来源于武则天，而道宣的上启杨氏，也无疑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武则天在这个事件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议论此事。群议纷纭，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六月八日，高宗面对众官悬殊难定的商讨结果，只好发出《停沙门拜君诏》，下令“于君处勿须致拜”，作出了让步。众僧仍频上请表，请求依旧不拜父母，只是此时的声势已不如前次，而致拜父母之事也就渐渐地悄无声息，不了了之了。至此，“致拜君亲”事件告一段落，在该事件中高宗并没有占到多少上风。在该事件中武则天的身影可以说是在幕后若隐若现。
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开始，她就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与高宗争夺最高领导权，在生活上钳制高宗。武则天势力的膨大，使高宗对其不能不有所猜忌，并试图将权力夺回。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仪劝帝废武后事件，即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个例证。
令人惊异的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会相信佛教，以至成为尼姑呢？家庭环境特别是母亲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荣国夫人笃信佛教，武则天幼时受家庭环境之熏习，自不待言。后来僧徒即借武氏家庭传统之信仰，以恢复其自李唐开国以来所丧失之权势。而武氏复转借佛教经典之教义，以证明其政治上所享之特殊地位。二者之所以能彼此互相利用，实有长久之因缘，非一朝一夕偶然所可致者。
在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之后，佛教对她来说，更重要的也在于其作为一种争夺权力、营造声威的良好的工具。武则天的佛教行为表现得最为醒目的，当属其与玄奘的相互酬答、为法门寺舍利造金棺银椁以及请玄奘为李显剃度等等。如果把这一切看做是武则天从高僧大德和隆重的佛事入手，在佛教领域中与高宗一争高下，则是更为恰当不过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高宗利用佛教这一貌似与政治无关的领域，乘武则天即将生育之时，发出了“致拜君亲”的诏敕，“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以图打击武则天的气焰，试探朝野各界的态度，为把即将失控的大权从武则天手中夺回做一个准备。但在武则天的幕后操纵下，这场不见硝烟的斗争最终以高宗收回“拜君”成命（“拜亲”后亦不了了之）而告终。
这些宗教活动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动。皇帝和皇后用这些措施确立了他们作为两种宗教的庇护人的地位，这两种宗教的影响已扩展到整个帝国和各级社会。皇帝用比偏爱个别术士更积极的形式表示对道教的支持。例如，公元666年完成了封禅祀典以后，老子又有了更为显赫的新头衔，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造观（这是第一次）。道教就得到了佛教多年以来就有的国家资助的寺院网络。公元675年，皇帝下令编撰第一部道教典籍汇编。公元678年他把道士置于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的虚构的亲缘关系，同时，道家主要经典《道德经》被列为参州举考的必修科目，与儒家经典不分上下。
就在此时，对佛教的庇护改由皇后援手，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显然把她看成是赞助人和保护人了。皇后需要这样广泛的支持。史书说：在武则天做皇后时，朝廷特重佛法，诏仍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禁止天下屠钓八年，收天下僧钱作大佛像。长安洛阳两京译经的人特别多，其中以实义难陀和菩提流志最为著名；义净法师留学天竺25年，前后约两次前往，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归国时，武则天到上东门迎劳，下诏让他在佛授记寺译经；大师神秀也是武则天迎入京都的，自此，禅宗势力闻名全国。武则天也是宗教建筑的主要赞助人，在她当皇后时期，她主持在龙门石窟里凿刻了大量的佛像。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称天后。这一年，她终于成功地废除了太宗关于在宗教仪式上重道轻佛的诏令。从此以后，两种信仰地位平等。
武则天也没有丢掉儒家这块阵地。毕竟，儒家的思想才真正是当时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武则天觉得在文化方面还无所表现，于是她让自己的学者班子北门学士修撰典籍，为她的政治目的服务。武则天用自己名字监修、或径用自己名字著作，内容则多少与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关。除去《烈女传》之外，还有表现武则天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这个文献以太宗的《帝范》为模式。它体现了武则天的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从儒家和道教经籍中精选的引语，分列于“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标题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则天本人写的，正文反复提到如下的格言：“父子虽至亲，犹未若君臣之同体也。”“夫人臣之于君也，犹四支之载元首，耳目之为心使也。”它不断地强调忠诚，强调国家的权利高于个人。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她用《臣轨》代替举子的必修课程《道德经》。这是她打击道教的一大措施。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时还有与《臣轨》同为一类的《百僚新戒》及音乐和礼仪方面的著作《乐书》。
儒家原典反对牝鸡司晨，不语怪力乱神，但后世儒生为了统治需要加入了天人感应、五行学说、上天示警等私货。武则天就利用这些大造“革命”舆论。
祥瑞是上天对人君的嘉意。自打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大唐的祥瑞一下子多了起来。特别是当了皇帝以后，祥瑞应接不暇。河里出了绿毛龟，水中拣出了赤心石，都有人进献，对这些可笑的现象和行为，武则天很少怪罪。
武则天还大兴神道教化的设施。她兴造天枢、明堂、九鼎，以及封禅泰山，乃至一再改元，似乎只有借助这些她才能获得信心，才能强化她的神秘力量。她觉得如此才能够向天下臣民“证圣”，才能够彰显自己是“天册万岁”。
李君羡事件反映了武则天要影响控制世人的头脑。开国功臣李君羡某日当值玄武门，时值太白星屡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当有女主昌。”民间又谣传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对此很忌讳。后来得知李君羡小名为“五娘”，想起太史和谣传之言，找个借口将他杀了。到了武则天称帝，李君羡的家属诣阙诉冤。女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下令恢复李君羡官爵，重新礼葬。她是想让人们相信，她称帝是天意。其实是否真有所谓谣传，还是有人加以渲染，是无从考据的。
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武则天要急于寻找理论依据。朝廷百官挖空心思，翻遍典籍也找不出一条过硬的依据，只有春官尚书李思文（徐敬业之叔，李勣之子）在《尚书·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附会武则天用过“垂拱”年号，以此作为受命的依据。武则天对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很高兴，以此昭示天下。
在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五月，她把旧的称号放弃，自己改称“圣母神皇”。因为“皇”字可以男女兼指，总之是帝王之称，所以存心选择这个意义含混的字。“皇后”只是皇帝之“后”，不好。她是真心要自称“皇帝”。黎民百姓对她称“皇”习惯了之后，她再改称“皇帝”，早晚是要改的。“圣母”二字表示的是坐在万象神宫里的女神，这两个字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这是武则天当皇帝最初所做的舆论准备和试探行动，她要知道天下人是否会接受她当皇帝。
在武则天看来，“武氏”是对她歧视的称呼，决不能以此来把自己写进历史，武则天希望有一个响亮而能体现她的地位身份和业绩的名字。宗秦客正是迎合了她的这一需要。武则天自己取名字为“照”，宗秦客把“照”改成“曌”字，这字不仅是巧在“日月当空，恩被天下”的寓意上面，而且还巧在这个字对儒士的攻击做了回应。儒士认为武则天是女子，只能主“阴”，不能处阳位，当皇帝。而现在武则天名字里既包含了月（为阴），又包括了日（为阳），阴阳调和，主宰天下。她说，这个字象征“天下来归资朕之政”。敦煌和当时的碑文，表明了这些字的广泛流行，并且不时被新字补充。这些都显示了武则天对象征符号持久的兴趣。
在儒家经史里面，她能做的文章就只有这些了，其他的几乎全是对她不利的东西，正统儒家是反对“牝鸡司晨”的。道教她曾经尊奉过，但那是李家的东西，可供女皇利用的有限。所以，武则天最终只有向佛教寻求奥援。
7世纪时，弥勒净土宗在中国广泛流行，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武则天是弥勒转生的说法。一种弥勒转生说最初出现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这年四月，武承嗣伪造瑞石，称瑞石从洛水中得来，石上有铭文曰：“化佛从空来。”从空而来的化佛，便是弥勒。这是武则天所倡弥勒转生说的最初形式，它是以“灵异”“祥瑞”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佛经的形式出现，这种说服力还不很大。
武则天的情夫薛怀义在这方面立有大功。史书记载：薛怀义与法明等人造《大云经》，陈说天命，称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李唐气运衰微，武则天代表天命建立周朝。当时一部不重要的《大云经》有两种现成的译文。经中包括弥勒佛即将下凡为女神和君临世界的预言。流传至今的一个版本对武则天时代作了令人目眩的预言。它描述道：“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邻比诸王，咸来归属……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薛怀义发现《大云经》里有女主降生成佛之文，就取旧译本加以新的疏解，巧为附会，为武则天篡位制造舆论，证明她的“革命”符合佛教的授记。他们还将武则天说成是弥勒佛下生，套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皇帝佛”“皇帝菩萨”的说法，把女皇塑成当今的“皇帝佛”。
武则天非常高兴地颁布了这一教义。她在全国各州兴建国家维护的大云寺，把《大云经》布告全国。九名编写注疏的高僧被封为县公，恩准披紫色袈裟。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圣职。武后就公开承认自己是弥勒佛转世之说了。
弥勒转生说的正式出笼时间是在公元690年七月。两个月之后，武周帝国便告建立。由此可见，此说与武则天称帝，关系何等密切！自此以后，一般的官僚，也大讲弥勒转生说。武则天称帝后更是力倡佛教，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佛。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下旨，凡在行进的行列之中，和尚与尼姑必须排在道士之前。
佛教在武周帝国建立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与恐怖政治构成帝国的两大支柱。但薛怀义事件对佛教这根支柱产生了严重的冲击。薛怀义是个粗暴冲动的人，他在公元695年的新年朝贺中被公开冷落后，就纵火焚烧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毁，这对武则天的弥勒转世理论是个沉重的打击。根据佛教，相传弥勒在元旦诞生，故信众于每年元旦举行弥勒诞生法会。佛教传弥勒在兜率天宫弘法，而武则天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明堂就是要表明自己要仿照弥勒弘法，明堂正是兜率天宫。当时人们描述女皇御明堂的意义，是“百神受职，万国来朝。既配帝而严禋，亦统天而布政”。可见明堂对于统治的重要性。它却偏偏被弥勒转世理论的倡导者所烧毁，这是多大的讽刺啊！武则天采纳了太平公主的计划，把薛怀义诱至宫内秘密处死。
近现代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史的大家汤用彤认为：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前，武则天与佛教僧徒的关系主要是“勾结奸僧”。而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后，则是“崇礼高僧”。由“勾结奸僧”到“崇礼高僧”是武则天与佛教关系史上的重大变化。
在高僧中，华严宗的法藏、实义难陀，禅宗的神秀最受宠礼。在武则天与以上三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与薛怀义无任何关系，他们的被礼尊，是在薛怀义被处决之后。他们与以武承嗣为代表的武氏家族，以及酷吏均无任何关系。他们的被礼尊，纯粹是因为本身所具备的条件。
臣民对佛教的信仰因薛怀义事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武则天想维护这根支柱，便采取了礼尊高僧的办法。礼尊高僧使得武则天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薛怀义等都是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们的欺骗作用有限。而法藏的哲学、神秀的修行，在信徒眼中具有极高的威望。高僧们也利用武则天这一心理，为她制造了一些灵异！其中最重要的是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三月十八日那一次。当时，法藏在佛授记寺讲经，突然发生了地震。武则天极为兴奋。地震被解释成“如来降迹”，武则天就是要引导人们相信，神仍在宠爱武周帝国，它并没有因薛怀义事件而减少了对武则天的爱护。神秀所起的欺骗作用更大。自从武则天对他下拜之后，许多人也跟着对他下拜。王公以下，数以万计的京都臣民对神秀顶礼膜拜。武则天的下拜，掀起了一股宗教狂热。武则天挽回了薛怀义事件给她带来的损失。
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武则天以女身而为帝王，开中国政治上未有之创举。如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求之。此武则天革唐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谶之故也。佛教在李唐初期为道教所压抑之后，所以能至武周革命而恢复其杨隋时所享之地位者，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其经典教义可供女主符命附会之利用，要为一主因。”爱因斯坦说，上帝是不掷色子的。意思是说，万事万物皆有原因可寻。
武则天崇尚佛教，正是她利用神道巩固统治的聪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