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的历史上，居然有三天没有皇帝。
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十一日，皇子李旦率领全体王公，在武成殿向武后进献皇太后年号。出人意料的是，没有新君即位。三天以后，武则天派武承嗣送去一道诏书，封李旦为睿宗，居于东宫。睿宗再也不在公众之前露面。更为奇怪的是，无任何理由，更没有捏造的法律依据，这位睿宗“皇帝”便在东宫被幽禁起来，禁止与大臣外人通信息。睿宗只得对一切不听、不看、不说。他逆来顺受，知道自己活着是供给母亲武后大权独揽的一个合法根据而已。几个大臣曾窃议此事，立遭被贬谪出京。武则天正式临朝称制。
高宗死前留下一道遗诏：政事由嗣皇帝处理，如果有军国大事不能决断的，才由天后兼决。对于掌政决断24年的武则天来说，这个遗诏对她作了很大的限制。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高宗和武则天的第三子李显作为中宗登上皇位。她感到了权力的失落，她不接受，要临朝称制。先代嗣皇帝年幼而太后“临朝称制”，指的是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是母后代行君权的一种正式形式。天皇遗诏并无委托天后临朝称制之意，故武则天无据可以临朝称制。而且旧君新丧，新主刚立，朝中和地方都有不安定的因素，必须坐稳屁股才能双拳出击。
为了稳定局势，武则天不动声色地作出了一系列人事安排。
第一步措施，她加授皇叔祖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为太尉，霍王李元轨为司徒，石州刺史舒王李元名为司空，豫州刺史滕王李元婴为开府仪同三司，络州刺史鲁王李灵夔为太子太师，皇伯父相州刺史越王李贞为太子太傅，皇叔父安州都督纪王李慎为太子太保。加封一事发生在皇太子即位后一星期，是新君上任第一批的新封职，比新宰相班子的组成尚要早。太后史无前例地一口气加授这些地尊望重的亲王为一品大员，目的是恐其生变而安抚其心。因为这些亲王都是重要地方的世袭刺史，均食有大封邑，地位高有名望。很早以来，每在新皇帝登基之时，这些亲王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已经对宫廷斗争规律相当熟悉的武则天首先就要让他们定下心来，不使致乱。
第二步措施就是调整原班宰相的阵容。其时，名望较高的重臣中，李敬玄因征吐蕃战败，后来又假称有疾病而被高宗贬逐，李义琰已年老致仕，戴至德、郝处俊、崔知温等都先后病死，文武全才的裴行俭亦去世，薛元超恰以老病请求退休，朝中元老重臣仅剩刘仁轨。她将太子少傅、同三品刘仁轨提升为左仆射、同三品，仍为西京留守。她把受先皇顾托的裴炎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掌握出旨的权力，连宰相议事厅--政事堂也从门下省迁到中书省，以方便他掌握和作业。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刘景先升为侍中，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岑长倩升为兵部尚书，黄门侍郎检校右庶子、同平章事郭待举升为左散骑常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魏玄同转为黄门侍郎，并皆由资浅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为资深的“同中书门下三品”衔。武则天还提拔左散骑常侍韦弘敏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北门学士刘祎之为中书侍郎。武则天对这些品级相对较低的官员大胆任用，目的之一是要对旧格局重新洗牌，二是要让新人升迁后能感恩效力。
第三步措施，武则天派遣相对可靠的左威卫将军王果、左监门将军令狐智通、右金吾将军杨玄俭、右千牛将军郭齐宗四人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个大都督府，与当地府官共同镇守，旨在加强这几个军事要地的防卫力量。将新近平定京北绥州（今陕西绥德）造反势力的大将程务挺提拔为左骁卫大将军，并命他与右领军张虔勗同赴洛阳，分别任命为以本官检校左右羽林军，统领北衙禁兵，以防不测。
就在高宗去世后短短的十几天之内，武则天砍出三板斧，安抚王室，升迁宰相，分防警备，果断及时，井井有条，稳定了高宗去世后的局势。以中宗李显为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实际掌握一切大权的新朝廷，就这样在洛阳宣告成立。高宗去世带来的权力交接工作，由于武则天的精心安排，没有出现任何动荡。
夺取一部分权力后，应该先消化稳固后再追求更高的目标。吃一口，看一看，消化一下再吃，不要总想一口吃个胖子。攫取权力也要注意节奏，打打停停，蓄势而待发。而在权力交接的动荡背景下，武则天为巩固权力最先要做的是稳住蠢蠢欲动的对手，占领重要的位置，加强警戒和防范力度。
公元684年用了三个年号--嗣圣、文明、光宅。因为这年的大事太多了。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第四子李旦为皇帝，自己临朝称制。改东都为神都。逼死了废太子李贤。徐敬业等人在扬州发动大规模造反，三个月即被讨平。杀权相裴炎。武则天有这样一种习惯，就是每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即以改年号来表示纪念。她还采用了新旗帜，金紫两色，浮华炫耀。武则天颁布了一道圣旨，整个政府机关都换了表示欢乐喜庆华美的名称。金殿左侧的门下省更名“鸾台”，右侧的中书省更名为“凤阁”，御书房更名为“麟阁”，尚书省改为“文昌阁”。这一切都显示了昆仑山顶上王母娘娘的神仙福地。要使她在人间的职位和宇宙的组织相配合，于是朝廷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为“天部”，“户部”改为“地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改为春、夏、秋、冬部。其余的省、寺、监、率之名，悉按各部门的职权范围确定其名字。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武则天改官名，依据是《周礼》，她似乎迷恋古代礼仪。而那些古礼早就不为儒生们所用了。但正如她自己说的是“因时而立号”“适事以标名”，她就是要和前人有所不同。
在武则天执政的前几十年的时间里，她一直是垂帘听政，接待臣下和接受朝臣、万邦使者的朝觐，与臣民总有一帘之隔。尽管很不适宜，但她作为皇后、太后，她又必须这样做，按宫廷规则行事，向传统习惯低头。而现在，她既然要做一国之君，怎么能还与臣下相隔、躲躲闪闪呢？她是君王，驾驭天下，应该像所有男性皇帝那样，展现皇帝的风采，展现她非凡的威仪、气度，让万民敬仰。因此，武则天决心打破女子不能见外人的陈规，走出帷帘，大大方方地与臣民接触。在拜领“宝图”的大典中，她已经撤去了帷幕，风采照人地主持庆贺仪式了。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二月，武则天率领睿宗皇帝、皇太子拜洛水，受宝图。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少数民族各部落酋长，邻国的使节也都雇驾随行，沿途仪仗逐队行进，各种雅乐齐奏。及到洛水，司礼官员已经设起祭坛，武则天亲临致祭。她头戴冕冠，身穿衮袍，徐步登坛，皇帝与太子随后而上，焚起香烛，案前供着“天授圣图”。内外文武百官、部落酋长各依次站立，各种珍禽、奇兽、异宝陈列在祭坛之前。乐队演奏着武则天亲撰的《唐大享拜洛乐章》14首，已经谱曲让乐队将奏。这么盛大的场面，为唐兴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次年（公元689年）正月，武则天又在明堂大宴群臣，祭祀天帝、祖先。太后身穿帝王的服饰，腰带上佩着三尺长的大圭，手执二寸长的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祭昊天上帝，次及高祖、太宗、高宗，再祭魏王武士彟，然后祭五帝。祭祀毕，武则天登上则天门，宣布改元“永昌”，大赦天下。次日，武则天坐在明堂宝座上，接受百宫朝贺。第三天，她在明堂布政，并颁布九条政令以训导百官。这一年武则天66岁。
这两次盛大活动武则天都是按照天子的规格主持进行。她实质上是在宣布她是名副其实的君主，无人敢阻挡她。
当上皇帝的武则天在皇家祭祀的大礼上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李家祖宗和武家祖宗的牌位如何摆放的问题。李唐的天下虽然已经改姓武周，但武则天认为周是承唐而建的，武则天是大唐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而不是篡唐。她自己登基称帝本身，是以武代李。这就给朝廷的礼仪之官出了个大难题，毕竟这种事情没有先例可循。最终还是武则天拍板，把武氏祖宗的神主迁进太庙。原在长安的李家太庙改为享德庙，四时仍祭祀高祖、太宗、高宗，其他各室闭不再祭。然后，大享明堂，祭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享，李唐三帝亦同配。通过这种调和手段，她把最伤脑筋的李家和武家的祭祀问题总算解决了。这是特殊人物在特殊情况下“发明”的特殊祭祖政策。这种特殊的发明，只有不拘一格的武则天才想得出来。
中国古代提倡谦恭，提倡不在人前显示。这些都不适用于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她需要不断在人前树立起她的公众形象。要么规模盛大，以显示她无比的权威；要么简单朴素，以显示她的和蔼平易。大众对她的印象，很多就是通过一两次仪式定形的。武则天利用礼仪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敢于突破陈规。这样做一是环境所迫，一是性格使然。武则天在这方面是成功的。毕竟，在宏大的仪式上，人们关注的是那个威风八面的主角，有谁真正在乎是否合乎旧礼呢？
武则天像所有开国君主一样：专权揽权。这一方面是她有极强的权力欲；另一方面，权力像娇媚的女子一样依偎于强君和强臣之间，哪方更强她就会投入哪方的怀抱。高宗在位时期，外朝宰相与武则天的权力拉锯战始终不断。她和宰相争夺权力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是在外朝的宰相班子里安插自己的亲信；二是在禁中设立私人势力，以分宰相之权。
高宗死后，从武则天临朝称制起，女皇威权统治21年，前后一共用了75个宰相，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这75相之中，有69人可以查知，其中有19人被杀，起码有22人被流贬，合起来折损率已逾总数的一半，且大多因政治因素招祸。他们朝不保夕，无力对抗君权，也轻易不敢有所作为。75相在这21年里，任期短的如武承嗣与武三思仅任了9天宰相。大约诸相的平均任期只有三个半月，比太宗时的更换数高出三倍。更换频、任期短，要维持政府稳定、政策延续已经不易，更别说什么拓展。在君相的竞争中，宰相彻底失败。
封建王朝中，皇帝与宰相之间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体。皇帝作为王朝的精神象征和最高决策者，需要居于深宫，当庭理政，而不可能混诸外朝，天天和臣下摸爬滚打，而且也很少有人能有精力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处理繁密的政务。所以，皇帝需要宰相或一个宰相班子帮助处理外朝事务。这本身就是对皇帝集权的一种分割，所以皇帝既需要宰相的帮助，又忌惮权力被侵蚀。一般的强君往往打压宰相，以保万机独断。
一种看法认为从公元655年~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或者说“武则天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按照这种看法，武则天从当上皇后开始就掌握了大权，高宗不过是个傀儡。这种看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从权力的授予关系上说，武则天那一部分威势、权力是高宗给的。高宗委托她处理政务，她才有威势和权力；高宗不委托她，她依然只是一个只管宫内事务的皇后。而从武则天做了皇后到高宗去世，她对外朝的控制是个渐进的过程，也是她逐渐把权力揽到自己手中的过程。武则天与外朝争权的主要方式是不断调整宰相班子，她的惯用手法是在宰相班子中换血、掺沙子。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后，武则天皇后的位子初定，开始参决大政。她一上来就促成宰相班子的进一步调整，三月，度支侍郎杜正伦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是以熟悉典故、善于辞章著称的老臣，隋文帝时已知名，是李世民的“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贞观年间两次担任中书侍郎。后在太子李承乾谋反事件中，受到侯君集的牵连，自交州都督任上作为罪犯流放出去。他无疑是长期以来受到长孙无忌一派排挤的人。不久前被平反入朝，现在又被任命为宰相了。虽然他和武则天的政见也许并不相同，但只要他是长孙无忌的敌人就可以了，因为当前的主要敌人是长孙派。七月，对武则天做皇后持反对态度的崔敦礼被解除中书令的职务，降为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他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随着太宗时期最后一任宰相长孙无忌被清除，许敬宗成为剩下的唯一的宰相。武则天的宰相班子继续扩大，这年八月，李义府也当上了宰相。未与武则天为敌的卢承庆、许圉师、任雅相等三人也于这一年当上了宰相。卢承庆出身于河北的书香门第，长期从事财政工作，这时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代替杜正伦。但第二年就因为户部未能征集到足够的赋税而被派到地方任职，后来虽然没能返回中央，却一直任高官。许圉师是唐高祖幼年时期的小伙伴、唐朝初年平定长江流域时被杀的许绍的小儿子。许圉师在唐朝初年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居官后政绩出色。任雅相似乎主要是做武将，曾一度任兵部尚书。公元661年四月，他担任远征高丽战役的指挥官，在公元662年初期的战事中被杀。
但皇帝和皇后可与之商榷朝政的宰相队伍一直很小。太宗时期常有8名以上的宰相，现在只有5人，随着卢承庆于公元660年被免职又减少到4人，任雅相在公元661年离朝征伐朝鲜后宰相只剩下3人。这三人是许敬宗、李义府和许圉师。公元662年末，许圉师因试图掩盖其子在狩猎时误杀一人之事，被李义府逼迫离职，由上官仪代替。上官仪是隋炀帝末年被杀于扬州的隋朝大臣之子。为了避难，他当了和尚，是享有盛名的学者和作家。太宗初年，他被举荐参加进士考试，先后在一些学术岗位上为太宗效劳，有时为皇帝的文章作些润色工作。高宗时期，他是秘书省少监，以文章和诗闻名于世。后来正是上官仪支持高宗想废掉武则天。公元663年，武则天的心腹李义府也因骄横难制，被高宗革职流戍。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在武则天逐渐走向政治前台的过程中，她遇到了来自宰相方面的阻力，她必须想办法加以克服。几年来，在武则天政治发迹的过程中，虽然一度也有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担任宰相，在外廷为她说话，但总的说来，她还控制不了宰相，不免处处受到宰相的掣肘。在宰相的任免上她还没有足够的发言权。李义府的被贬就是例证。武则天当时是不会情愿李义府遭贬逐的，但她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挽救李义府。反倒是任何一个受到皇帝信任的宰相都有可能给她以灭顶之灾。要完全控制住宰相，在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格局中，武则天还不可能做到。而如何摆脱宰相而不是受制于宰相，也就成为武则天的必然选择。要想控制宰相，就要将反对自己的宰相排挤下去，将亲信的人物安插到宰相的职位上。
上官仪垮台后，许敬宗是剩下的唯一长期任宰相的人，但他毕竟是72岁的老人了。武则天对大臣进行了又一次调整，以太子右中护、检校西台侍郎乐彦玮及西台侍郎孙处约为同东西台三品。麟德二年（公元665年）三月，又以司戎太常伯（即兵部尚书）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就在这一年四月，再罢乐彦玮、孙处约同知政事的宰相资格，以左侍极（左散骑常侍）陆敦信为代理右相。但一两年后他们又都被免职，被高宗时期两位最有成就的将军姜恪和刘仁轨所取代，但他们两个也经常离开朝廷去远征。这一时期的宰相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一方面是武则天不断把自己的意志加于人事任免中；另一方面，高宗及整个外朝的意志也作用于宰相的任命。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的夏天，高宗感到缺乏可靠的参谋，就任命了一批能力很强的新宰相。西台侍郎杨武，西台侍郎、道国公、检校太子左中护戴至德，正谏议大夫、检校东台侍郎、安平郡公李安期，东台侍郎张文瓘，并同东西台三品。但这批新宰相并不听命于武则天。
不过，正当武则天的影响看来要削弱时，皇帝的健康再次恶化，公元672年末，太子奉诏监国。公元673年八月，太子在又不得不承担受诸司启事之责。这一年，皇帝的健康状况如此不佳，以致召来著名的道家老医生孙思邈给他治病。武则天抓住这一时机，以加强自己在政坛上的力量。有名的《建言十二条》就是在公元674年拿出来的，它是武则天执政前中期的重要政纲。她对高宗的管制也日趋严格。公元674年，高宗病情严重，出于种种原因，产生了让位给武则天的想法。
这个动议由于受到众朝臣和宰相们--特别是郝处俊的强烈反对而未能通过。朝廷此时由相当庞大而稳定的一个宰相集团控制。他们是戴至德、张文瓘、李静玄和几乎一直在指挥作战的将军刘仁轨。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使行政工作恢复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是怎样从似乎铁板一块的宰相集团手里揽权的呢？她是通过掺沙子的方法，即建立她个人的秘书班子--北门学士这个第三权力中心，继续对朝政施加影响。“北门学士”开启了内廷近臣在禁中参决谋议的先例，宰相的决策权受到了侵夺。这是唐代君权加强的又一重要步骤，后来到玄宗时出现了翰林学士，安史之乱以后发展为在禁中参谋密议的“内相”。
武则天掺沙子的另一个重大策略是提拔低品宰相。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发生了大旱灾，继而引发了饥荒，连皇帝也不得不去东都洛阳“就食”。离开长安、离开那些宰相，正是武则天对高宗最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四月初三从长安出发，四月二十日到达洛阳，二十四日就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任命了四个年轻资浅的宰相：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检校中书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玄同。高宗也觉得这几个人资任尚浅，既要让他们预闻政事，又不好给他们宰相一样“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经过与同行的宰相崔知温等商量，给他们定的头衔是“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
这次任命，是唐代宰相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在此以前，一般只能三品以上官才能担任宰相，四品官中也只有门下（黄门）侍郎和中书侍郎，且要具备一定的资历。而岑长倩、魏玄同都是以中书、门下两省以外的四品官拜相，郭正一的中书侍郎还是检校（即代理），郭待举的黄门侍郎也任命不久，资历都很浅，这就打破了原有任相资格的限制。此后，由于位望最高的左右仆射如果不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号，即被排挤出宰相行列，而许多从科举出身的年轻官员，可以迅速提拔为宰相，进入最高统治阶层。这种转变是武则天直接执掌朝政关键性的一招。武则天趁高宗还活着，以高宗的名义实现了这个关键性的转变，应该说她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在高宗死后，入相的门槛越降越低。裴炎被杀后，武则天趁机对宰相班子再作调整。裴炎、刘景先、郭待举三相去位后，主审裴炎一案的左肃政大夫骞味道、作证裴炎必反的凤阁舍人李景谌被任命为宰相。凤阁舍人是中书省五品宫，入相官员的品级越来越低了。当月，李景谌被罢为司宾（鸿月卢）少卿。右史（起居舍人，从六品上）沈君谅、刚从御史升为著作郎（从五品上）的崔察被任命为宰相。这样六品官也可以直接被提拔为宰相了，任相资格的限制越来越宽。崔察在半年后罢相，这位首先告发裴炎谋反的耳目之官，后来也被秘密杀掉了。
低品宰相的频繁出现，使武则天的宰相人选越来越宽泛，彻底打破了任相资格的限制。这对于武则天控制宰相、集权揽权具有重要意义。
武则天和宰相之间的权力争夺，是围绕着控制和反控制的主题进行的。他们双方都想通过影响皇帝进而达到影响人事安排的效用。而武则天做得更好。她在尚不能控制宰相的任免时，就先做到了频繁地调动入相人员，尽可能使之不要形成牢固的势力集团；在有能力影响宰相任免时，就把官品不高的人渗入宰相班子，这些人根基不深，又对自己感恩戴德，便于控制。
在权力的争夺与较量过后，武则天终于撤去了帷幕，从一个幕后的女子，风采照人地走到了前台，展示她强大的主宰朝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