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1861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仁宗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他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积累了180年的清朝社会矛盾，一一显露出来。在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各级官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日益昏庸腐朽，官场败绩与日俱增，政治日益黑暗，贪污贿赂成风；昔日骁勇骠悍的八旗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力，由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也同样不堪一击。总数达百余万人的清军已经丧失了保卫国家、抵御侵略的能力；清朝长期闭关锁国政策，同样严重阻碍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些严重妨碍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被动就要挨打”，清朝的没落如一轮夕阳就要坠沉。
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颙琰，是乾隆皇帝第十五子，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十月初六，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禅位为太上皇，36岁的爱新觉罗·颙琰继位，在位25年，享年61岁。
与父亲乾隆和祖父雍正，还有曾祖父康熙皇帝相比，嘉庆皇帝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的平庸天子。可以说“平庸”两个字，是他的主要性格特点。嘉庆在位期间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清仁宗爱新觉罗·顒琰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即位后，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珅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清高宗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嘉庆年间，大清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嘉庆倾尽全力，大举围剿镇压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更易统兵大员，严惩镇压不力的将吏。严密军事部署，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分化瓦解起义军。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割断了起义军与人民的联系。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农民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下诏罪己，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镇压。
在对外交涉中，嘉庆力主严禁鸦片，对英国侵略者在沿海的骚扰活动保持了高度警惕性，对英国提出的帮助清朝镇压起义军，帮助澳门葡萄牙人抵御法国的居心叵测的要求，明智地严词拒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的要求。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也使嘉庆对外来事物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在内乱频仍、外患渐逼中，倾力企图维护清王朝的稳定巩固。然而，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使清王朝的败落于清仁宗嘉庆末年已完全表面化，并从此日渐走向衰亡。
不过，虽然嘉庆在治国方面比较平庸，但他本人却十分节俭，崇尚清廉。与乾隆皇帝在位时经常到各地巡幸，劳民伤财不同，嘉庆尽量减少出巡的次数。嘉庆还是个勤政的皇帝，当政的20多年之中，他始终严于律己，从不懈怠，即使是有什么喜事，或者过年过节也从不例外。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初十，死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驾崩后，爱新觉罗·旻宁于同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道光”。
道光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虽然嘉庆皇帝很早就决定传位给他，但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了嘉庆的决心。当时反清复明的组织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跃。一部分起义军准备乘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他们的主攻目标是紫禁城，而且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起义军按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华门、西华门冲入紫禁城。但东华门的起义军过早暴露了身份，不得已提前开始总攻。起义军在太监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宫中。此时嘉庆正在避暑山庄，宫内一切由皇太子爱新觉罗·旻宁掌管。正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皇太子爱新觉罗·旻宁得到报告后，带着另两位亲王冲了出去。当时内宫的大门已经关上，但还是有几个起义军爬上了墙头。爱新觉罗·旻宁临危不乱，当场击毙了两个起义军。这时援兵到了，冲进紫禁城的起义军被全部杀死。由于皇太子爱新觉罗·旻宁的机智勇敢，保住了内宫女眷没有受到伤害。事后，得到了嘉庆的高度评价，并封他为智亲王，爱新觉罗·旻宁皇嗣子的位子也就更加稳固了。
嘉庆突然去世后，太子爱新觉罗·旻宁继承了皇位。道光二年（1822年），道光颁诏，要求各地严格捐纳制度，不得滥开捐例。道光八年（1828年），在道光的主持下，清军平定了张格尔叛乱。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颁布了《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令全国遵照执行。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同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光三十年（1850年），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病逝。
道光帝在位期间，清政府多次颁布制止鸦片流毒的谕旨。但是，贩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仍在逐年上升。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清朝政府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请求禁烟。林则徐在给道光的奏折中指出：鸦片泛滥将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纳之银”。林则徐等大臣促使道光皇帝下了禁烟的决心。同年十一月十五日，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发起禁烟运动，收缴鸦片，并于广州虎门销烟。
然而，清政府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就随后爆发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军首先进犯广州，遭到清军的抵抗后，转攻厦门，又被邓廷桢的军队击退。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初七，英军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中国军队仓促抵抗，伤亡惨重，炮台失陷。英军进逼虎门，直隶总督琦善妥协求和，英国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约》。
琦善的卖国行径激起清廷上下不满，道光认为有损天朝尊严，决定对英宣战。英军先发制人，再次进攻虎门。守将关天培亲自率军坚守炮台，以身殉国。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五月，英军进攻广州。广州城外的泥城、四方炮台相继失守。靖逆将军奕山等人丧魂落魄，举白旗投降。五月二十七日，中英双方签订《广州和约》。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厦门。同年十月一日，英军再陷定海。同年十日，镇海陷落。同年十三日，宁波陷落。
为挽回败局，道光决定第二次出兵。皇侄奕经率军到达前线后，贸然出兵，全军溃败。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吴淞口陷落；同年七月，镇江陷落。同年八月，英舰到达南京下关江面。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有以下几点：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②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里，英国人可以自由居住，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③中国赔偿鸦片烟费6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偿还商人欠款300万银元，共2100万银元；④英国进出口货物纳税，“均宜秉公认定则例”；⑤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加任何限制。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十月，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效仿英国，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之外，与英国同样的特权。
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鸦片战争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咸丰帝爱新觉罗·奕，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初九，死于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在位11年。
咸丰即位后，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内有太平军起义，南京建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外有西方列强以“修约”为名，准备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兴师动兵，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
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咸丰颇思除弊求治。任贤去邪，企图重振纲纪。重用汉族官僚曾国藩，依靠其训练指挥的汉族地主武装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提拔敢于任事的肃顺，支持肃顺等革除弊政。同时，咸丰罢斥了道光朝任军机大臣20余年、贪位保荣、妨贤病国的穆彰阿，处决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持和局的投降派官员耆英。
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清政府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广州。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清政府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列强不满足于《天津条约》规定的权利，蓄意重新挑起战争。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
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在英国蓄意挑起的大沽口冲突中，英法侵略军被击败。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英法联军进攻北塘，咸丰帝在清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竟令清军统帅离营撤退，大沽再次沦陷。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遣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往通州与英、法议和。英法联军以和谈为掩护，继续组织对北京的进攻，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命恭亲王奕留京议和。奕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俄签订了《北京条约》，并批准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俄《北京条约》中，承认了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年）沙俄迫使清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的《瑷珲条约》。
清文宗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以后，不久即患病。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六日，咸丰帝口授遗诏，立其年方6岁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景泰，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要他们辅弼幼主，掌管朝政。清文宗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享年31岁。同年十一月，定谥号为“显皇帝”，庙号“文宗”。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无可比拟的。太平天国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由于它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意义，即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先进的。
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开始→稍具规模→全盛→分裂衰败→后期短暂重兴→全局失败”的曲折过程。从发展过程来看，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包括它的爆发、北上、定都、巩固政权和军事上的东征、西征、北伐。
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十一日，这一天正好是洪秀全38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此开始了。接着，太平军北上，同年秋，攻占永安。太平军在永安整顿建制。洪秀全在这之前已自称为“天王”。在永安，太平天国颁布了天历。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十七日，洪秀全颁布封王诏令：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初步形成。这对于加强领导、发展队伍具有重要意义。诏令还规定，天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杨秀清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
经过短暂的调整，太平军在清军的包围下艰难突围。之后，太平军向桂林进攻。太平军围攻一个月，未能攻克桂林，于是转进全州，随后又向长沙、武昌、镇江等重镇进发。一路上，太平军坚决镇压和打击维护反动统治的走狗，而且还焚烧衙门、粮册、田契，甚至破除神佛像及孔丘牌位，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大扫荡，很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太平军“所过之处，以攫取衣物献给贫民……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甚至连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乡民处处助贼打仗”。因此，太平天国起义获得了迅速发展。
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十九日，太平军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同年三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占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等。完成了占领南京的目标。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定都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原则，以户为单位，不论男女，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关于产品分配，根据“凡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不过，太平天国当时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的。
太平军进入天京不到半个月时间，清军就在天京附近建立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以围困天京。
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进军北京。但因实力相差太大，北伐失败。北伐将领林凤祥战死，李开芳被捕。在北伐同时，太平军进行了西征。清文宗咸丰三年（1853年），西征军夺取安徽、湖北的重镇，进入湖南。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年），石达开指挥西军在鄱阳湖口大败湘军，然后进入江西，迅速攻占大片土地，巩固了天京大本营。
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进行了东征，夺取了扬州，攻破江北大营。东征军后又与石达开的西军会师，一举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同时也断了清政府东南财路。经过北伐、东征、西征，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太平天国的兴盛，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
中期的巩固大本营使领导核心分裂。定都天京后，杨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所以“东府集团”势力最大。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斗争日益尖锐。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据《李秀成自述》影印本记载，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表现出来，“威风张扬，不知自忌”。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八、九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势力，“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率部于九月一日赶到天京，包围了东王府。次日，杨秀清及其眷属全被杀光。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2万多人死亡。后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同年十一月，洪秀全又命石达开杀死了韦昌辉及其心腹200多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两个月的统治。在这之后，洪秀全又逼迫石达开出走，后石达开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这就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历称“天京变乱”。
又据《太平天国》记载：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暌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僻处深宫，把许多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脱离了斗争实践，脱离了广大群众。
在后期，太平天国也有短暂的重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形势顿挫。洪秀全提拔了与清军血战多年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等为各军主将领。他们领导太平军奋力战斗，力挽危机局势。据《中国近代史》第二章所载：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采取联合作战方针，同心协力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围困。九月，陈、李两军在滁州境内会师东进，攻破浦口，再次击溃江北大营，歼敌万余人，并进占江浦。浦口一带战斗的胜利，打通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军对天京的封锁。
正当太平军主力进攻江北大营时，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攻陷九江后，乘势攻入安徽，进逼庐州咽喉三河镇。陈玉成闻讯自江浦挥师西援，直插三河镇东南的白石山和金牛岭，包抄湘军后路。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率部赶来支援。太平军乘大雾发起猛攻，李续宾部乱成一团，拼死突围，终不得出。经过激战，太平军摧毁湘军全部营垒，击毙曾国藩之弟曾国华等文武官员400余人和湘军数千人。李继宾自杀。这给曾国藩的湘军以沉重打击。曾国藩不得不承认：“三河之败，歼我湘军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
三河镇大捷后，太平军士气重新旺盛起来。陈玉成、李秀成率部乘胜追击，围困安庆的清军不战自溃，皖北复为太平军所有。
在皖南，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李世贤于宁国湾镇大破清军，扭转了不利的局面。在江西，杨辅清于清文宗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攻占景德镇，并屡败湘军张运兰部，牵制湘军兵力。天京上游局势至此时得到稳定。这就是后期的短暂重振。不过，因为元气大伤，重振后的太平军很快走向灭亡。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春，清军分路进攻太平军，进而围攻天京。由曾国藩坐镇安庆统筹策应。先前刚提拔的李秀成、陈玉成被俘。李秀成降敌，并写下了《李秀成自述》。陈玉成被杀。李秀成是否真心降敌成为史学上争论的一个重大话题。因为主将失去，天京被重兵围困，再加上城内粮缺兵弱，外国侵略者放弃中立以大炮洋枪助师剿伐。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失守。太平军将士同清军展开巷战，宁死不投降。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清朝末年，统治腐朽，国家软弱。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不堪忍受清王朝残酷压榨和外国侵略者疯狂掠夺的各地人民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英勇顽强的抗争，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奉旨至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太平军节节胜利后，他眼看办团练已无济于事，即上奏并获准按戚继光的办法组建新军，以其家乡湘乡的练勇为基础，招募质朴的农民为士兵，以当地儒生为军官，编练成一支军队，史称湘勇或湘军。
湘军组成之后，曾国藩即发布《讨粤匪檄》，誓师出战太平军。两军初战时在岳州、靖港，湘军连战连败，曾国藩痛不欲生，第一次投水自杀，被左右救起。痛定思痛后，曾国藩重整旗鼓，后攻占武昌重镇，奉诏任湖北巡抚。不久清廷怕他拥兵自重，无法驾驭，解除他的署任，让他长期以侍郎的虚衔带兵。其后，曾国藩率水师进攻九江、湖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部来援，设计将湘军水师的轻便快船诱入鄱阳湖，再一举封锁湖口，使仍在长江中的湘军水师的笨重大船成为“无翼之鸟，无足之虫”，再用火攻，湘军水师的数十艘大船被毁，曾国藩率残部狼狈退至九江以西，其座船也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杀，被随从救起。此后，他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面对着这一切，他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说：“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我不能显示我的软弱，不恳求别人的怜恤，一切痛苦自己担当。”
但是，曾国藩要向朝廷汇报战况，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他就用了“屡战屡败”来说明战况。他的部下李鸿章看见后，就对曾国藩说道：“大人，我认为如果您把奏章中的‘屡战屡败’四字改为‘屡败屡战’，境界就大不一样了。文字虽然毫无不同，但次序如此一颠倒，满篇精神就大变了，这几个字表明了大人您决不屈服、毫不退缩的意志。跌倒了再爬起来，你是不会被打垮的，这样朝廷就还会对大人您给予重任的。”曾国藩听了之后，非常同意，说：“你的建议正好符合我的心意，就照你的意思写吧。”
本来，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连续失败，朝廷对此已经非常恼火，已经有了罢免曾国藩的想法。但是，当曾国藩的奏章送到京城，京都的皇帝与重臣们读后，只觉曾国藩及其率领的湘军精神可嘉，不觉得其屡屡失败有什么罪过，并且继续任用曾国藩征讨太平军。
胡雪岩（1823—1885），本名胡光墉，雪岩是他的字，徽州绩溪县人。胡雪岩开办胡庆馀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宗棠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000万两白银以上。中法战争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官僚压榨，胡雪岩最终破产，客死杭州。
胡雪岩作为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红顶商人”，在经商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创建了庞大的商业王国。并由于他屡建功勋，被皇帝赏给二品顶戴，赐黄马褂，获得了多少商人梦寐以求的荣耀。总结一代商业奇才胡雪岩的经商经验，可以发现，搞好和各方面的关系，和气生财是很重要的一点。
胡雪岩从一开始就对借助官员的势力经商下了本钱。在他还是一个钱庄小学徒的时候，就动用钱庄的500两银子资助王有龄赴京赶考，并为此丢掉了差事。但后来王有龄官运亨通，他也就跟着大发其财。后来，他又和当时的重臣左宗棠建立了关系，并且受到左宗棠的重用，成为其心腹幕僚，而他也借助左宗棠的权势，将生意进一步做大，并最终获得了御赐黄马褂的不世荣耀。
胡雪岩在官场上，通过资助从地方官员到封疆大吏王有龄、黄宗汉、湖佳、何桂清、左宗棠等人，通过为他们出谋献策、出力出钱，把这些官场中人的功名与利益和自己的商业利益紧紧联结在一起，从而达到“此人须臾不可离”“天下一日不可无胡雪岩”的效果，并且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帮助、支持、关照自己的生意，为自己所用，从而使自己的商业遍布全国各地，名噪一时。
王有龄、何桂清等人的升迁和享乐无时无刻离不开胡雪岩；左宗棠平定回乱，建立不世功名也离不开胡雪岩筹粮筹饷的帮助。因为胡雪岩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所以也能抓住他们的心，让他们心存感激。抓住了官场中的这些人，也就抓住了他们为官而自然形成的官势。能够在官场中有这些靠山在，转粮拨响、筹款购枪，所有的生意，无一不可堂而皇之地去做。并且这些人也正眼巴巴地盼着他能够做这些生意，并且希望从中渔利。
在那个官本位意识浓厚、经商低人一等的特殊年代，一个生意人要在商场中纵横驰骋，取得大成功，官场势力绝不可少。但在商言商，商业势力内部的联合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一个生意人在商界本身的势力也不能忽视。商人的成就毕竟还是要在商界之中体现出来，仅有官场势力而在商界之中依然无法形成自己的影响，要想在商界立足且获得成功，也是不可能。因此，胡雪岩在处理好和官场上关系的同时，对同行之间的关系也很注意维护。他认为，同行之间不都是冤家，有财大家发才是致富的长久之道。
朝廷为筹集粮钱用于镇压太平军，要求各地征收“协饷”。浙江的协饷要解往江南大营，本来按照官府规定是解送现银的，但由于江南大营围金陵，江北大营围扬村水陆两路都无法保证安全，因此浙江藩司与江南大营粮台商定，或者汇解上海，或者汇解苏州。由于胡雪岩成功的运作以及他在浙江官场的庞大势力，阜康于是成为代理协响汇解的首选钱庄。但阜康当时本金有限，难以独自做成这单生意，胡雪岩必须去湖州一趟，寻找生意合作伙伴。他选中了大源钱庄，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他身边的人。
在一般人看来，胡雪岩首先应该选择信和钱庄和自己联手才对，一来信和钱庄也是杭州城里首屈一指的大字号，实力较强，二来与胡雪岩的关系非同一般，信和是他当年当学徒时的老“家”，加上帮助王有龄海运局漕米解运的事信和也参与了，而且出人出钱，立了大功。此时的信和实际上已经成了“阜康”最忠实的生意伙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分析，都没有将协响这块“肥肉”送给大源钱庄却不送给信和钱庄的道理。就连阜康档手刘庆生知道胡雪岩作出的与大源联手的决定之后，也提出了疑问，他问胡雪岩：“阜康与信和关系非同一般，你为什么不选信和来做？”
这也正是胡雪岩行事高人一筹之处。胡雪岩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此时的信和和阜康的关系已经非同一般，成为了实际的生意伙伴，他才不在这笔生意上与信和联手。胡雪岩需要结交新的生意伙伴，他是要把自己在钱庄同行中势力和影响力尽量做大，把市面尽量做大。要做大势力，自然要广交商界朋友，要把关系拉得广。这次有笔生意拉上大源，下次有另一笔生意再拉上另一家，如此类推，时间久了，所有的钱庄同行都与阜康建立了业务关系而且利害相连，休戚与共，此时胡雪岩在钱庄行业的力量自然非一般可比了。胡雪岩是借这笔生意，扩大自己的商业势力，是在为自己营造商场的“势”。
胡雪岩认为：商场势力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与商界同仁在生意上的联合，在互利的原则下进行合作。而正因为有这个互惠互利的原则起作用，商场势力的培植过程，常常是双方共同获取实际利益的过程。因此他拉上大源钱庄合做承办协饷的生意，就使大源老板孙德庆十分感激，因而忠心耿耿地支持阜康，自动将自己放在阜康的一笔1.2万两银子的款项转成同业长期放款，以表示与阜康钱庄合作的诚意。
为了促成生意，胡雪岩还和“江湖势力”搭上了关系，在利用他们成就自己生意的同时，也为他们谋得了应有的利益，从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胡雪岩借助江湖势力是从协助王有龄筹运浙江漕米结交尤五开始的。由于胡雪岩待人宽容、仁厚，在解漕米问题上，胡雪岩能够与漕帮诚心结交，处处照顾到漕帮的利益，而且尽己所能让信和钱庄放款给漕帮，解决了他们的资金困难，因此被漕帮尊称为“爷叔”。
而且有了漕帮在江湖中的势力和影响做后盾，胡雪岩做生意就可以排除江湖中的干扰。事实也表明，尤五利用漕帮在江湖中的影响给胡雪岩提供了极大方便：胡雪岩通过浙江巡抚王有龄做了多批军火生意，后来胡雪岩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源源不断地输送新式枪支弹药。所有这些生意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如果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就根本无法做成。而有了漕帮的交情，胡雪岩做生意就算在乱世之中有了“黑”社会的强硬靠山，寻常的江湖帮派迫于漕帮的强大势力，谁也不敢轻易打他的主意。
胡雪岩在生意中很注意培植漕帮势力，维护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胡雪岩和他们联手做生意，利用自己在官场中的影响，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粮物资的机会，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胡雪岩总是想着漕帮。
胡雪岩经常告诉自己的员工，生意人要学会“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生意人要处处为自己着想，时时刻刻细心地算计筹划如何去赚钱——钱是赚来的，更是算计筹划来的。这里的“想想别人”，也就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想想别人的难处和利益，想想别人和自己一样做事十分的辛苦，也是和自己一样为了利益而奔波，为了赚自己该赚的那份银子。但生意场上，在想自己的时候也相应地想想别人，这样会避免一些错误，避免因拿了烫手的钱而同别人结下梁子，给自己也“拿”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说到底，为别人着想就是为自己着想。
胡雪岩常对身边的员工说：“天下的饭，一个人是吃不完的，只有联络同行，要他们跟着自己走。”朴实的话语中，却透着深谙经商之道的胡雪岩对于商场运作规律的深刻理解。商场如战场，一般的人常常将这句话简单地理解为对商场竞争的形象描述，而往往忽略了商场的另一面，即商场上有竞争也有着商界同行的联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无论你实力多强大，也不管你有多少文韬武略，你都不可能完全地占有整个市场。一个明智的生意人必须懂得，要在商场上站稳脚跟，做出大事业，不仅要有天时、地利，还必须结下人缘，赢得人和。
胡雪岩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在生意场上，他特别地善于广结人缘。胡雪岩曾经做过一笔军火生意，在生意即将成功的关口，另外一拨势力靠着官府后台，横插一腿，抢走了生意。胡雪岩岂能忍下这口气，他也动用官府的后台施加压力，最终又将这笔生意夺回来了。但是，在整个生意做完后，胡雪岩并没有把收益独自占有，而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来分给了抢他生意的人，而他自己最后却没有获得多少好处。
胡雪岩处理这桩生意的做法许多人会不理解。一般人认为，本来是自己的生意，被人抢去如今再夺回来，胡雪岩获得这笔生意的好处是理所当然的。再说做生意的目的就是为赚钱，到手的而且该拿的钱却不拿，自然是让人无法理解。但胡雪岩有自己的道理，那就是做生意，钱要拿得舒服。拿了以后会不舒服的钱，即使该拿也宁可不拿。
什么钱拿了会不舒服？也就是那些拿了会给自己留后患、会带来不良后果的钱。比如这笔军火生意中的利润，就是一笔可能拿了不舒服的钱。因为在胡雪岩认为，龚家父子之所以最终剜去自己心头肉让出5万两银子的好处，实际上是在自己施以官场压力和强烈攻势之下迫不得已的忍痛牺牲。胡雪岩一旦拿了这笔好处，就等于与龚家父子结下大怨，对方心怀怨恨，以后会寻机报复，这好比为了一时利益却为自己埋下一颗随时会爆炸的炸弹，留下极大的后患，实在不合算。这是一笔烫手的钱，拿了会得罪同行。结怨于同行的钱，虽然有可拿的道理，但是胡雪岩宁可不拿，也不能为自己埋下祸根。胡雪岩就是靠着这种与人为善、和气生财的原则，为自己的商业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最终成就了一代“红顶商人”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