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581～618年），再度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短命王朝。
隋朝在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结束了天下长达300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三省六部制。这对唐朝制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他各项措施也为唐朝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的开创，打破了过去门阀士族举官的弊端。大运河的开通，使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有效结合在一起。隋朝统一南北，虽然它短促，却是一个对历史有着重要贡献的朝代。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历史上少有的节俭皇帝。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民众得以安居从事生产。开皇年间，户口和财产都有巨大的增加。而后来者隋炀帝却是历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为奢侈，民众被剥削到无法生存的地步。要想找到生路，民众只有起义推翻隋统治。
自十六国时起，黄河流域汉族民众长期遭受非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虐待，恢复汉族政权的呼声强烈。汉士族也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经取得统治权的各族，失势后陆续融合到汉族里，与汉族成为一体，政治要求与汉人一致。宇文氏建立北周政权，主要依靠汉族，本身并无宇文部落作为根基。周武帝灭北齐后，汉族势力更有极大的增强趋势，这就使杨坚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宇文氏的政权。
577年，宇文邕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后在北伐突厥的征途上染上重病，于578年去世。继位的宣帝宇文赟是杨坚的女婿，胸无大志，并且十分残暴。他即位未到一年，就传位给7岁的儿子宇文阐，即静帝，封自己为天元皇帝并继续执掌政权。宇文赟不理朝政，大臣不能见到他，有事只能通过宦官上奏。他对大臣的猜忌逐日加深，大臣稍有违犯，重则诛杀，轻则捶打。被捶打的人要受120杖方可逃过一劫，这样以120杖为度的捶打，被叫做天杖。这样残酷的刑罚，弄得朝廷内外一片恐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杨坚，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他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勋臣；他的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他系出华阴杨氏，是士族中高门，宗族兵力多至3000余人。这些条件使得一群关西士人在周宣帝临死时，便合谋引他入宫辅政，总揽大权。
辅政时，杨坚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较为宽大。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字文泰所给鲜卑姓，这是符合汉族人愿望的。杨坚的诸多举措令万民归心。
580年，周宣帝死，宇文阐正式临朝执政，任杨坚为左大丞相，都督军事，总揽朝政，晋封隋王。581年，杨坚废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定都长安，史称隋文帝。
杨坚称帝后，取消了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以前，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礼》，表示上继西周，实际是想行用一种与汉、魏官制完全隔绝的制度，同时令百官穿着鲜卑服装，称呼鲜卑姓名，希望汉族在复古形式下，逐渐鲜卑化。隋朝建立后，杨坚恢复汉、魏官制，意味着文明政权的大回归。
陈后主陈叔宝登上皇位后，贪于酒色，整日在后宫和宠妃们饮酒作乐，无心过问朝政。
一天，陈叔宝正和张贵妃还有几位大臣在花园里赏花，忽然有人来报，说：“皇帝，不好了，隋文帝杨坚派二儿子晋王杨广来攻打我们了，共有50万兵，分八路，现在已经到长江北岸了。”长江，自古以来就从西向东流着，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南北进攻的军队。长江水流又较急，水面也宽，所以，要想渡过长江，是很困难的。陈叔宝不相信杨广能飞渡长江，就满不在乎，接着和张贵妃饮酒赏花。
第二天早晨，有太监慌慌忙忙跑进来，报告说：“隋将韩擒虎从采石、贺若弼从京口渡过长江，向建康城攻来了。”
这下，陈叔宝着急了，连忙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如何打退隋兵。但是，当时朝政腐败，文武大臣们都很无能，竟没有人敢带兵出战。陈叔宝又气又急，这时，车骑将军、南徐州刺史、绥远公萧摩诃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带领三军去打退隋军。陈叔宝非常高兴，说：“等你出征后，我派人让你的妻子和儿子进宫，我要加赏封号，赏给他们金银。”
萧摩诃带兵出征后，他的妻子和儿子入宫受赏。陈叔宝一下看中了萧摩诃新近娶的年轻貌美的妻子，就把她留在了宫中。萧摩诃离开建康，在白土岗布下了一字长蛇阵，正要开战时，家丁来报，说：“夫人被皇帝留在宫中，数日不归。”萧摩诃气得昏倒在地。结果陈军乱成一团，不战自败。
第二天，隋军包围了建康城，守城的将士不战自降，打开城门，放隋军入城。文武百官都各自逃命了。陈叔宝这时还在后宫，听到喊杀的声音，知道大势已去，就拉着张贵妃和孙贵嫔逃往景阳殿。隋将韩擒虎冲入宫中后，派人到处找陈叔宝。后来，在井里找到了陈叔宝三人。韩擒虎杀死了两个皇妃，把陈叔宝绑起来带走了。到这时，陈朝灭亡了。这一年是589年，隋统一了天下，结束了“南北朝”的历史。
15年后，陈叔宝死在洛阳，结束了他亡国之主的一生。
杨坚建立隋朝后，废除了北周按《周礼》设立的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等六官，而接受崔仲方的建议，改定官制。设三公、三师，不掌实权，而以三省为中央真正权力机关。在中央设立的三省是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其长官分别为尚书令、纳言、内史，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门下省与内史省执掌文秘，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
尚书省是朝廷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尚书省下设吏、礼、户、兵、刑、工六部，处理各种政务。
吏部是六部之首，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黜陟、调动之政务。其长官为吏部尚书，副职为吏部侍郎。下辖吏部（一称司列）、司封、司勋、考功（一称司绩）四司。各司长官为郎中（一称大夫），副官为员外郎。
礼部集前朝客曹及祠部等机构之职能于一身，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务。其长官为礼部尚书，副职为礼部侍郎。下辖礼部（一称司礼）、祠部（一称司禋）、主客（一称司蕃）、膳部（一称司膳）四司。各司长官为郎中（一称大夫），副官为员外郎。
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政务。其长官为户部尚书，副职为户部侍郎。下辖户部（一称司元）、度支（一称司度）、金部（一称司珍）、仓部（一称司庚）四司。各司长官为郎中（一称大夫），副官为员外郎。
兵部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及兵籍、军械、地图、军令之政务。其长官为兵部尚书，副职为兵部侍郎（改称司戎少常伯）。下辖兵部（一称司戎）、职方（一称司城）、驾部（一称司舆或司驾）、库部（一称司库）四司。各司长官为郎中（一称大夫），副官为员外郎。
刑部掌邦国律令、刑法、徒隶、按复谳禁之政。其长官为刑部尚书，副职为刑部侍郎。各司长官为郎中（一称大夫），副官为员外郎。
工部掌全国各项工程、屯田、水利、山泽、交通之政务。其长官为工部尚书，副职为工部侍郎。下辖工部（一称司平）、屯田（一称司田）、虞部（一称司虞）、水部（一称司川或司水）四司。各司长官为郎中（一称大夫），副官为员外郎。
门下省与内史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门下省长官为侍中，又曾称纳言、左相、黄门监等，因时而异。侍中即为宰相。内史省为隋代最高政务机构，其长官为内史。
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一方面使宰相分工明确，一方面削弱了相权，避免了权臣独揽大权，而有利于加强皇权。三省六部制是中央集权强化的体现，它对唐以后的封建统治体制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六部制，沿用至清末。魏晋以来处于发展中的封建官僚机构，在隋代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科举，就是由封建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这种做法，也叫“开科取士”。在奴隶社会，主要官职都是世袭的。封建社会逐渐采取选拔官吏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选拔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地方政府进行。
隋朝的用人制度沿袭于北周旧贵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持传统的社会声望，却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朝廷采取考试法，这就逐渐形成科举制度，为士族入仕提供了途径。
隋朝建立后，杨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地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选官权力收归中央。规定各州每年以文章华美为标准选拔三人，荐给朝廷。
后又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等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个科目荐举人才。
杨广即位后，又创置了进士科，国家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做官，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的开始。
587年，隋文帝杨坚定制，每州每年保荐贡士三人。州县保荐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文章尤美的士人，州可保荐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山东士族受南朝影响，学华美文章为专业，早成风气，朝廷无法抑止。隋文帝取士按德才，是想改变文章取士的惯例，可是事实上还是行不通。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魏晋士人“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可见齐梁以来，南朝士族求官，不仅凭门阀，还要凭文章。南北统一后，南方士人一向有这种惯例，自然要以文章作为仕进的工具。
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
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南北士人凭文才来竞争高低，魏、晋时期以下凭门阀高低做官的制度，从此逐渐为科举制度所代替。
进士科的作用，不仅在提倡华美文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消除了南北士族的界限。
同时，科举制度的创置，也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适应了庶族地主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为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加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和隋朝以前的选官制度相比较，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终于清，在中国前后存在了1300多年，它的存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科举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竞争性，有益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益于文化的统制和普及，更因为其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而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604年，隋文帝死，隋炀帝一登上皇位便决定迁都洛阳，征男丁数十万人掘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起，东接长平（今山西高平县）、汲郡（河南汲县），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县东北），渡河至浚仪（河南开封市西北）、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达到上洛（今陕西商县），作为保护洛阳的关防。他以为关中是可靠的，洛阳外围划一条长堑，堑内土地与关中相联结，就可以有恃无恐，放胆作恶，不怕堑外民众的反抗了。这种自造分裂、与民为敌的愚顽想法，此后一直支配着他的政治行动。605年，隋炀帝令字文恺营建东京（今洛阳），每月服役的丁男多至200万人。字文恺迎合他的侈心，规模力求宏大。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被迁徙到东京居住。又令宇文恺别造显仁宫（在今河南宜阳县）。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嘉木异草、珍禽奇兽，都输送至洛阳充实各苑。开通济渠，自长安至江都，沿渠造离宫40余所，江都宫尤为壮丽。又在洛阳西面筑西苑，周200里。苑内有海，周10余里。海中造3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形势非常相宜。海北有龙鳞渠，曲折流来注入海内。沿渠立16院，院门临渠，每院住四品夫人1人主院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翦彩绫为花叶，满缀树上，色坏更换新制，使常象春天。隋炀帝所到的地方，池沼里的冰赶快去掉，布上彩绫翦成的荷、芰、菱、芡。16院想尽各种享乐的方法，招引隋炀帝的到来。他喜欢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宫女数千人，马上演奏着《清夜游曲》，去西苑游玩。
606年，隋炀帝招集周、齐、梁、陈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又六品官以下至于民庶，有擅长音乐倡优百戏的人都到太常寺当差。全国乐人和散乐（又称百戏，即杂技）大集东京。隋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有舍利兽先来跳跃。忽然水满街道，到处都是鼋鼍龟鳖。又有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眼间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分左右行走，头上各顶一条长竿，竿上有人舞动，两竿上人同时跳到对方的竿上。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等技艺。隋炀帝自制艳诗多篇，令乐官造成新声，教乐人演奏。乐人、舞人逐年增加到3万余人，都穿锦绣彩色的衣服，西京、东京所有锦彩几乎全部给他们做衣服。同年，造兴洛、回洛两仓，积储食粮，派兵1000人镇守。
隋炀帝还有一条坚持的戒律——拒谏。他曾对名士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谏。如果已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饶他。如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的日子。你记住吧！”隋炀帝自负才学比什么人都高，对待臣们说：“人家说我继承先帝遗业，其实我和士大夫比才学，我也该做皇帝。”他是一个极骄极贪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对的，自己所得的物都是不够的，因而予智予雄，任性妄为，残酷剥削，不顾民众的死活，浪费只求本人的快意；对内杀人唯恐太少，对外用兵唯恐不多，自604年即位到618年被杀死，所有残暴丑恶的事他都做了。
《隋书》描写这个民贼独夫的情况说，“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种情况，就是他那种掘长堑的愚顽思想支配着政治行动的结果。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其中高丽最强。598年，高丽王高元联合靺鞨进攻辽西，被隋朝地方军击退。杨坚发兵30万进击，高元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求高元入朝未成，便决心大举东征。611年，杨广命令在东莱（在今山东）海口造船300艘，官吏督役严急，死者达十之三四；五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5万辆，装载衣甲帐幕，由兵士自己牵挽，送往高阳；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到涿郡，船舶连接达千余里。运输兵民交错往还，昼夜不绝，死的就抛在路旁，臭秽满路。又发民夫自办车牛运粮械到泸河（今辽宁锦州）、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两镇，车牛都一去不返。又发鹿车（即独轮车）夫60余万，每两人推米三石，路途遥远，三石米还不够路上吃的，车夫到镇无米可交，只好逃亡。
612年，四方应征的兵士全部到达涿郡。杨广令左右各12军分为24路，向平壤出发，全军共113万人，号称200万，运输粮饷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初九，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40里，连营渐进，实际上经过40日，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960里。御营分6军，最后出发，长80里。《隋书》说“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杨广依据高丽会投降来部署战争，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都要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又令诸将：高丽如请降，必须抚慰，不得纵兵进攻。隋兵渡辽河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守城军每遇危急，就声称要投降。隋军不得不停攻，驰奏请旨，等到请旨回来，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实拒战。如此再三，杨广还是深信高丽会投降，辽东城和其他城池也就一个不曾攻取。隋大将来护儿从海路到平壤城下，被高丽守军击败。大将宇文述等军渡鸭绿江，攻至平壤附近，又被高丽军击败。来护儿所率攻城精兵4万，逃回船上者仅数千人，宇文述等所率30万人，除卫文升一军不败，其余溃军逃回辽东城下，只有2700人。杨广大怒，率残余军回洛阳。第一次征高丽失败。
失败并没有使杨广接受教训，他在退兵时就下令继续搬运黎阳、洛口、太原诸仓谷物北上。613年，再次在全国征发兵士集中涿郡；四月，杨广再渡辽水，和上次一样攻围辽东城，一个多月仍没有攻下；六月，在黎阳督运兵粮的杨玄感起兵攻东都的消息传到前线，杨广有后顾之忧，只好退兵。同时，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第二次征高丽失败，不但使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了。同年八月，杨玄感败亡。但农民起义军却风起云涌，隋王朝处于崩溃前夕。
杨广妄想以对外的胜利来扭转危亡的命运，于614年发动了第三次东征。三月，杨广又到涿郡，七月到达怀远镇。高丽虽两败隋军，却因连年战争，所受损失也非常严重，所以立即遣使请和，并交送隋的叛将斛斯政。这次战争是在义军遍地的形势下发动的，征集的士兵多因道路阻隔，不能如期到达，有的根本没有来，来的又因沿途多有逃亡，以致兵员不足，实是凑合成军。杨广也感到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只好因高丽请和乘势收兵。
隋文帝统治时期，民众辛勤地积累起来的财富，被隋炀帝用游玩、扩张、侵略三种形式，迫不及待地加以消耗，特别是三次侵略战争，民众死亡流离，实在不能再容忍下去。要摧毁这个残暴统治，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农民大起义。
隋炀帝三次攻高丽，在全国范围内连年征发兵士和夫役，每一个劳动民众穷困以外再加上死亡的威胁，有些人为求免于死亡，甚至自断手脚，称为福手、福足。暴政惨毒到这样的地步，大规模起义也就蓬勃地发动起来。
616年，南方林士弘、河南李密、河北窦建德等，都在本地区显出高于其他首领的力量，农民起义军有逐渐形成几个大势力的趋势。隋朝官吏也在这一年里开始割据称雄，成为推倒隋朝的另一种势力。到617年，农民起义和隋官割据摧毁了隋统治，隋炀帝只好在江都等待死亡。
李密反隋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魏将孟让夜袭洛阳外郭，烧掠丰都市，洛阳居民都迁入宫城，抵御魏军。李密招集了大量豪帅，蒲山公营的纪律对这些豪帅是没有约束力的。李密缺乏驾驭群帅的才能，也就是缺乏引导群帅遵守纪律的才能，因之，归附的豪帅愈多，李密的反隋行动愈受到牵制，最后归于失败。
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李密使裴仁基、孟让率兵2万人袭破回洛仓，烧天津桥，纵兵大掠。当时越王杨侗留守洛阳，有兵20余万，足以守卫城市，李密军烧掠，更使隋军守城愈益坚固。李密退归洛口，杨侗搬运回洛仓米入城，李密再取回洛，形式上逼近洛阳，实际是顿兵坚城之下，陷于被动。隋炀帝令关中出兵救洛阳，有人劝李密使翟让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自率精兵入关，袭取长安。既得西都，号令天下，可以成大业。李密说，这确是上策。不过，我所部将帅，都是出身草莽，我一离开，他们就会互相吞并，大业更无望了。杨侗得关中援兵，大破李密军。李密逃回洛口，形成与洛阳相持的局面。
李密率众攻向洛阳，大破隋兵，又取回洛仓。隋炀帝令王世充率江淮精兵救洛阳。李密遣徐世率兵袭破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10天内得兵20余万人。王世充统率各路救兵，会同洛阳兵共10余万人击洛口，与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
翟让起义在瓦岗
翟让，河南东郡韦城人，曾任隋朝东郡法曹（古代司法官员），后来犯了罪被判死刑，关在牢里等候执行。看管他的牢头叫黄君汉，是个侠客，认为以翟让的才能，会成就一番事业，死于牢狱实在可惜，于是晚上偷偷放了翟让叫他逃走。翟让也很有义气，不肯走，说如果自己走了，官府追究责任一定会连累救命恩人。黄君汉大怒，说道：“我今日救你不是为了别的，只是看你是个大丈夫，在这乱世里能救百姓之命，你以后努力自勉就是对我的报答了，何必现在作此儿女之态！”于是，翟让逃到东郡境内的瓦岗聚众起义。
在单雄信、徐世（后来被李渊赐姓李，改名为李世，他与翟让起兵时年仅17岁）的辅佐下，翟让的瓦岗军发展迅速。由于瓦岗地近运河，是舟商漕运的要道，翟让等据此夺取运河上公私船只的货物，所以军资充足，来归附的民众有万余之众，成为河南、山东一带义军中最强的一支。此时，因参加杨玄感起事而亡命雍丘一带的李密投奔瓦岗，为翟让出谋划策。翟让接受李密的建议，先说服附近小股起义军来归附，然后攻下荥阳的金堤关和附近一些小县城，一时瓦岗军声威大震。
窦建德河北起义
窦建德为清河漳南（今山东武城东北）人，出身农民，因帮孙安祖反官府，全家遭杀害。611年，窦建德率200人投奔高士达义军，与高士达共同起义。在高士达与另一河北义军首领张金称被隋军杀害后，窦建德成为河北义军的领袖，有部众10多万人，转战于河北中部。
617年初，窦建德在河间称长乐王，年号丁丑，攻占信都、清河等郡。杨广命涿郡留守薛世雄带兵3万驰援洛阳，欲击瓦岗军。薛部行至河间，遭窦建德义军埋伏，窦建德又亲率精锐袭击隋营，隋军大乱，自相践踏，损兵折将。这改变了河北地区官军与义军的力量对比，义军声势大振，而官军主力被消灭。这一次战役有力支援了瓦岗军对东都洛阳的进攻。同年，窦建德改称夏王，建权“夏国”，设置百官，控制了整个河北。他劝课农桑，发展生产，自己布衣素食，艰苦朴素，深为河北人民爱戴。
宇文化及杀杨广
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隋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众叛亲离，许多地方官纷纷起兵反隋。被农民起义军吓破了胆的杨广躲在江都不敢回长安，天天心惊肉跳。
618年，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乘机在江都发动了兵变。三月的一天，一个宫女跑来向杨广报信：“不好了，宇文化及造反了！马上就要杀进宫来了！”杨广浑身发抖，急忙换了一身衣服，逃到西阁。宇文化及杀进宫来，杨广看到哗变的士兵手里明晃晃的刀，哆嗦着说：“我犯了什么罪？”士兵说：“你发动战争，荒淫无度，还说没罪吗？全国百姓都痛恨你这个昏君，人人都要杀了你！”杨广怕挨刀，自己从身上解下一条绸带，士兵们用这条绸带把他绞死了。
杨广被杀以后，宇文化及自称大丞相，立秦王杨浩为皇帝。这时候，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另一方面，义军首领翟让残忍贪财，部属离心。李密听信谗言，在宴会时杀死翟让。翟让的贪暴，即使比一般豪帅更坏些，但终究是瓦岗起事的首领，推戴李密，也显示在短时期内并无夺位的野心，李密不能感化翟让，又不能包容翟让，用阴谋杀人，只能说明李密智短量窄，不足以成大业。翟让死后，李密部属开始心怀疑惧，李密也开始妄自尊大，疏远旧将，不爱惜士卒，一时勃兴的气象转变为败亡的局面。
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胜任的起义领袖。起义付出极大的代价，严重地打击了隋统治，但起义的果实，不得不归于北周旧贵族李渊所建立的唐朝。起义农民是推倒旧政权的根本力量，但必须再加上领导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义的胜利。这个领导力量首先要有推倒旧政权的决心，高举起义的旗帜，表现出鲜明的行动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广大民众认为它是统一与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政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政治上军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影响，收揽人心。李密、窦建德起初是农民领袖，后来起义旗帜愈举愈低，不可能获得胜利。唐朝廷虽然是贵族官僚集团，但人们认为它是未来的统一者，各州郡纷纷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员很少投降别人，正好说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农民起义军既然缺乏足以取胜的领导人，而唐朝恰恰具备着取胜的条件，隋未农民大起义的果实归于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在黄河流域，因融合运动的逐步完成，经济上的破坏也逐渐减轻而转向恢复。在长江流域，经过将近300年的开发，经济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上升。隋文帝统一两大流域，凭借广大的经济基地，建立起繁荣程度超过两汉的隋朝。
隋朝政治上的统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有了新的成就。《切韵》《隋书·经籍志》等，都是极有价值的著述。
统治阶级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众，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养在神尼智仙的尼寺里，13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佛教在短期间内竟成为国教。佛教原有向极盛阶段发展的趋势，经这一提倡，从隋朝起，佛教进入了极盛阶段。
孙思邈是我国隋唐时期的著名医学家，生于581年，正是隋朝建立的那一年，逝世于683年，跨越了两个朝代。
孙思邈的老家在京兆华沅（在今陕西）。小时候的孙思邈经常见到许多穷苦百姓得了病，或是因为没钱医治，或是医治不好，年纪轻轻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看着人们哭天喊地，孙思邈头脑里萌发出一个念头：“救活一条人命是多么重要啊！黄金虽贵能够用钱买到，而人的生命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从此，孙思邈幼小的心灵里树立了一个宏伟的志向：要做个好医生，为成千上万的人解除痛苦，也为他们的亲人解除痛苦。
在这个宏伟志向的驱使下，孙思邈发愤学习，认真钻研。为了掌握广泛的知识和可靠的本领，他不辞辛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通读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医学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掌握了精深的医学技艺，为他以后的行医生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个好基础，孙思邈行医不久就出了名，渐渐名声越来越大，连朝廷里也知道了他高超的医术，要召他去当医官。但孙思邈不愿被束缚在皇宫里，执意推辞了，他知道他的根应当扎在千百万百姓中间。
孙思邈不仅医术高，医德也很好，他不会因病人交不起诊费就把病人拒之门外，见死不救。相反，他经常为许多病人义务治疗，还把药送给他们。对于远道上门求医的病人，他还腾出房子让他们居住，亲自为病人熬汤端药，胜似对待自己的亲人。只要有人请他出诊，他总是有请必应，不管是风雪弥漫，还是深夜黎明，都会立即赶往医治。
有一次，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撒不出尿，小肚子胀得非常难受。他请来孙思邈，恳求道：“孙医生，快救救我！尿脬都要胀破了！”这种病的医治，以往都是用药来排泄。现在，孙思邈看病人那么痛苦，心想：“吃药怕是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尿流不出来，怕是排尿管的口子不灵了。能不能用根管子插进尿道，让尿通过管子流出来呢？”孙思邈考虑一番，决定试一试。可是尿道很细，什么样的管子才能插进去呢？他苦苦思考着，十分焦急，正在这时，他看见一个小孩拿着一根葱管在吹着玩，突然受到了启发，心想：“葱管又细又软，大概可以试试。”于是，他赶忙叫人找些香葱，从中选出细韧的一根，稍加削剪，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一根小小的葱管，便消除了病人莫大的痛苦。孙思邈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导尿术的人。
又有一次，孙思邈出诊回来，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了一口棺材。棺材缝里渗出了鲜血，一个老婆婆跟在后面哭得死去活来。孙思邈被哭声深深打动，又觉得棺材里流出的鲜血很不寻常，就连忙赶上前去，问道：“棺材里装的什么人？死了多长时间啦？”老婆婆忍住哭泣，含泪答道：“已有几个时辰了。”孙思邈说：“把棺材打开，让我看看好吗？”老婆婆开始不愿意，孙思邈并不放弃，耐心说服老婆婆：“可以试试。我看棺材里流出的鲜血，应该还是有希望的。”老婆婆听孙思邈说得有理，就一边让大家打开棺材一边说：“我可怜的孩子啊！她是难产，折腾了两天两夜，受了不少罪。结果小孩子没生下来，把自己的命也给送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医生要是能把她救活，我一定给你磕头。”说话之间，棺盖已经打开。孙思邈往棺材里一看，只见那妇人脸色煞白，忙探手去摸妇人的脉，果然还在微微颤动。孙思邈赶紧拿出银针，选好穴位，慢慢地扎了下去，然后手指不停地捻动。不一会儿，只见那妇人呼了口气，睁开了双眼。又过了一会儿，一个胖娃娃“呱呱”落了地，老婆婆连忙抱起婴儿，激动得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孙思邈拿出随身携带的药，让产妇服了下去。产妇渐渐苏醒了，脸上也有了血色。老婆婆抱着婴儿跪倒在孙思邈面前，一面磕头，一面感激不尽地说：“谢谢救命之恩！谢谢救命之恩！”孙思邈连忙把老婆婆扶起来。周围的人看到孙思邈一针救了两条人命，都惊讶、敬佩不已，同声称赞他真是个神医。
孙思邈在行医的过程中经常运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得病的原因，开拓用药的思路。他发现山区的贫穷百姓容易得“雀盲眼”（即夜盲症），这种病人白天的视力挺正常，可一到晚上就变得像麻雀一样，什么也见不到了。而有钱人常常得脚气病，症状为身上发肿，肌肉疼痛，浑身乏力。孙思邈想，为什么穷人多得夜盲症，富人多得脚气病呢？这肯定与饮食有关，不是多吃了些什么，就是少吃了些什么。于是，他比较了穷人与富人的饮食，发现富人多吃荤腥油腻、精米细粮，而穷人却很少吃荤，吃的多为粗粮素食。经过反复考虑，他认为穷人得夜盲症，很可能是很少吃荤的缘故，富人得脚气，不是由于吃荤就是由于吃细粮。他再作仔细分析，发现粗粮里夹杂着不少米糠麸子，精米白面则把这些东西弄得一干二净，看来脚气病就是因为缺少米糠和麸子这类东西引起的。思考分析之后，孙思邈对症下药。他试用动物的肝脏治雀盲眼，试用米糠和麦麸治脚气病，果然都很见效。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脚气病的医学家，比起国外的最早记录，要早出1000年左右。
孙思邈还十分擅长针灸，在古人已知穴位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实践摸索，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穴位，并总结出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就是哪里有病往哪里针灸。后来，人们把这种方法归纳为四个字，叫做“以痛取穴”，也学着孙思邈的样，把“以痛取穴”的穴叫“阿是穴”。提起阿是穴，这里有个来历。
一次，有个病人找孙思邈看病，说大腿里侧有个地方疼得要命。孙思邈给他开了一剂中药，可服了之后并不见效。孙思邈就给病人使用针灸治疗，扎了几次，病人还是一个劲地喊痛。孙思邈想，除了古书上所说的那些穴位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穴位了吗？他一面用大拇指在病人的大腿上轻轻地掐来掐去，一面不断地耐心问着病人：“是不是这儿痛？”掐了很多地方，反复问了很多遍，病人忽然叫了起来：“啊！是，是，就是这儿！”孙思邈就在那个点上扎了一针，病人的腿痛果然好了。孙思邈想，古书上没有这个穴位，应当给它叫个什么名字呢？噢，对啦，病人说“啊！是，是，就是这儿！那就叫它阿是穴吧！”阿是穴就是这样得来的。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孙思邈积累和搜集了大量简便而有效的药方，他把这些药方汇集起来，编成了一部书，叫《千金要方》，也叫《备急千金方》。“千金”的意思就是说，书里所载的药方都是十分宝贵的，这时孙思邈已经70岁了。到了整整100岁的时候，孙思邈又把他后30年所积累的方子编成了另一本书，叫《千金翼方》。“翼”就是辅助的意思，就是要用它来弥补前一本书的不足。在这两本书里，孙思邈一共记载了6500多个药方，不仅数量多，疗效也很好。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医学家，人们尊称孙思邈为“药王”，把他经常采药的五台山称为“药王山”，并且在山上建了药王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