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发现于云南元谋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是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原始人类；距今四五十万年前居住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北京人”，能直立行走，能够制造、使用简单的工具，并知道了用火，已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
从各地发掘出的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遗物打破了以往将中国历史起点定于黄帝的观点。现今的一切证据也证明人类是从猿人进化而来的，尤其是“北京人”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明确了人类发展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
目前，在国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南山区。几处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如安徽繁昌人字洞、重庆巫山龙骨坡和云南元谋等都分布在长江流域和西南亚热带地区，向北、西方向按时代递减，这说明古人类的生活区域逐渐扩大至暖温带和寒温带。
1929年，在北平（今北京）西南面周口店龙骨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距今约50万年的猿人头骨、牙齿、下颚骨和躯干骨化石。这种猿人被定名为“北京人”。“北京人”的体质结构已经超过了一般动物的阶段，具备了人的基本特征。他们已经知道选取砾石或石英，打击成为有棱角的石片，当做武器或生产工具来使用。他们居住在石灰岩的山洞里，会人工取火，烧烤食物。不过，“北京人”身上仍残存着原始人的一些性质。“北京人”的颧骨较高，平均脑容量仅1075毫升，是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的75%；身材粗短，男性高约156厘米，女性高约144厘米；前额低平，眉骨粗大，颧骨高突，鼻子宽扁，嘴巴突出，头部微微前倾。他们从居住地附近的河滩、山坡上挑选石英、燧石、砂岩等，采取以石击石的方法打制出刮削器、钻具、尖状器、雕刻器和砍斫器等工具，用来满足肢解猎物、削制木矛、砍柴取暖、挖掘等种种需要。“北京人”已经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他们更进步的举措是会人工取火，山洞中成堆的灰烬说明当时的他们已能很好地管理和使用火。
1954年，山西襄汾县发现3颗人类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这种人被命名为“丁村人”。考古发掘显示出他们初步使用石器的现象，且比“北京人”已经有些进步。内蒙古自治区萨拉乌苏河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洞沟等地，曾发见过约20万年前的人类门牙一枚及许多旧石器。门牙与“丁村人”牙齿极为相近，旧石器中有尖状器、长刮器和各种刮削器，也比“北京人”所用的进步些，考古学上称它为“河套文化”。这时候的人，身体结构与现代的人类很相接近。他们已进入旧石器时代中期。
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盆地发现的两颗门齿化石掀开了我国古人类研究史上崭新的一页。从含元谋人牙齿化石的原生层中，考古学家们先后发掘出了7件石制品，大量炭屑的发现证明当时的元谋人可能已会用火。从出土的化石中还发掘出了与元谋人共生过的哺乳动物化石，有泥河湾剑齿虎、云南马、爪蹄兽、中国犀、山西轴鹿等29种，这些动物差不多都已绝种。经国内外专家鉴定，元谋人生存的年代距今约170万年。在发现元谋人之前，我国最早的人类是北京人和蓝田人，元谋人的发现，把早期人类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年。可以说，元谋人的发现改写了人类的历史，它使古老的华夏民族更加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更加悠久。
在周口店猿人洞穴的山顶洞穴里，发掘出约5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石器中有火石制、石英石核制的刮削器、尖端刮器，与西欧旧石器晚期的制作大致相似。骨器中有兽骨磨成的骨针，似乎已有简单的缝纫。装饰品中有穿孔的兽齿、鱼骨、介壳和海蚶壳，还有用赤铁矿染红的石珠，这些饰品说明，猿人已经有爱美的追求。此时的猿人在身体结构上，已经发展到了现代人的阶段。此时已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内蒙古的札赉诺尔（呼伦池附近）、黑龙江的顾乡屯（哈尔滨附近）等地，曾有中石器时代遗物的发见。札赉诺尔的石器，有的已经研磨过。顾乡屯的骨器，有些器体很整齐可观，制作技术超过了“山顶洞文化”。这些出土的器物中有石器、骨器、角器、牙器、火烧骨和人骨化石，估计年代约在2万到四五万年前。
西北、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发现的旧石器、中石器及其逐渐进化的各种遗迹告诉我们，50万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已有人居住。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却都同时创造着各自族群的文化。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地域辽阔，气候适宜，历史悠久，是远古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从200万年前延续到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人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进行着体质的进化与文化的发展；而普遍分布在全国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则说明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远古祖先们，在中华大地上以不同程度的文化发展生产，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母系氏族公社的形式存在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在众多的河姆渡文化出土文物中，大量人工栽培稻谷是最重要的发现，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发现。这不仅打破了中国水稻是从印度引进的传统说法，许多考古学者还依此推断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这一时期的农作植物除了水稻，还有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菌米与藻类植物，人们还同时从事畜牧、采集、捕鱼和制作世界上最早的漆器。漆器的出土，将人类使用生漆的历史推到了7000年以前。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木构水井以及世界上最早的木制水上交通工具。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种类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三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还有大量纺织工具。
到目前为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河姆渡遗址是陶器出土量最多、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仅两次考古发掘就出土了40万件陶片。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碳黑陶。在陶土中掺炭末，可以减少陶土的粘性，提高成品率，这是河姆渡先民的智慧结晶。
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对遗迹和木构件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河姆渡建筑遗迹的发现将我国榫卯木作技术的出现时间从金属时代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河姆渡文化比较进步的还有骨器，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是由河姆渡先民精心磨制而成。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还出土了相当多的骨哨。骨哨既是一种乐器，也是一种狩猎时模拟动物声音的狩猎工具。今天，我们依旧能看到河姆渡骨哨的遗存——在杭州有一种用小竹管制作而成，能发出鸟叫声的竹哨子。
伴随骨哨出土的古老乐器还有原始陶埙。这种河姆渡陶埙，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与现代用的陶笛样貌相似，只是这种陶埙有吹孔没有音孔。
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现，充分显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没有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河姆渡文化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一起丰富了我国本就悠久的历史文明，也证明了我国的历史文化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呈现出生机盎然的多元化发展，华夏文明不只是一种传闻，它真实存在过！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遗址数量最多、原始文明最重要的一支文化，是距今约5000～7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以农业为主。主要分布于广大西北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以及华北、中原等地区，以陕西大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的器物有多种石器、骨器、陶器。石器有刀、斧、杵、镞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用骨器制作的缝纫用的针；有钵、鼎等形制的陶器。可以看出，仰韶时期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时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从已发掘的仰韶文化时期以女性为主要地位的墓葬习俗发现，仰韶文化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仰韶文化的诸多遗址和物品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妇女地位要高于男性。
仰韶文化是继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他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而形成的具有西北地域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的人们大体以氏族为单位过着定居的生活，其聚落多位于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他们的房屋多半为地穴，平面呈圆形或方形，房内有灶，这种类型的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土木结构古典建筑的始祖。马家窑文化时期，人们以原始农耕经济为主，生产工具为用兽骨加工的工具，还有用石头磨制的斧、刀、凿、锛、铲、镰等。耕作方式为“火燎杖种”的生荒耕作方式，这时期的人们已开始使用翻土工具。
仰韶文化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异军突起，达到了世界远古彩陶史的顶峰，创造了人类最辉煌的彩陶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共有四个类型：
（1）石岭下类型。最大直径在腹部，口沿多为平唇，变体鸟纹成为石岭下类型独具特色的纹样，腹部常饰二方连续的变体鱼纹。
（2）马家窑类型。瓶、盆、罐、碟、钵等陶器的造型特点是：瓶、壶的最大直径靠近陶器的肩部，多有细高径的口部，口沿向外反转，其器型非常优美。马家窑类型花纹的线条非常流畅，花纹精美，多为水波纹和旋涡纹。典型的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以流畅而生动的黑色线条作画，部分陶器上加有白彩，后期还出现了红彩。其画法类似于工笔画形式。有人认为中国工笔画的源头正是马家窑彩陶画。
（3）半山类型彩陶。从壶、罐、碗、瓶，尤其是壶、罐的器形上来看，这些陶器最大直径回落靠近腰部；从绘画特点来看，由黑红两彩组成，黑彩上都带有明显的锯齿纹，图案绘制绚丽而精美，其花纹继承了马家窑水波纹，进而更加夸张地绘成大旋涡纹。半山的图案在后期演变中，水波纹的中心点被逐步放大，画上了表现田园的四大圈纹。它所表达的内涵从水文化向土地文化过度。
（4）马厂类型。彩陶有壶、瓶、罐、碗、盆、杯，以瓶、罐为最多，其花纹承袭了半山彩陶的四圈图案，随后把四圈减成两圈纹，在另两个侧面画上蛙神纹，有些则全部画上了蛙神纹。蛙神纹的画法形式非常繁多，有些常以抽象变形和解构的方法画成。其陶器的造型特点更像一个圆球体向下延伸出底部。其绘画特点为：去掉了半山彩陶的锯齿纹，将红彩直接涂成底色，在底色上以黑色线条表现图案，而且画得很粗犷，其画类似于写意画形式。也有人认为马厂彩陶画是中国写意画的源头。
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重要的考古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为黄河上游地区以甘肃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文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看，齐家文化处于原始社会解体向阶级社会进入的转折点；从地理分布的段落看，齐家文化首当其冲地成为黄河农业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的最初接触点，并成为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文化的古文化之一。尽管齐家文化时期的冶铜技术尚处在初始阶段，但它突破了若干万年的原始制石工艺。可以说，冶铜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原始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飞跃，标志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齐家文化的制陶业比马家窑文化有了新的进步，轮制技术的使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陶器质量也有所提高并独具特色，题材多样。齐家文化陶器以鸟类最多，有的形状像水鸟，有着长嘴、长颈和短尾。有的形状像鸽子，体态丰满浑圆。有的作展翅欲飞状，身上的锥刺纹表示羽毛。有的为三足鸟，这或许与传说中的太阳鸟有关系。一些陶器的顶部或内部雕塑着狗的头部。
齐家文化时期的居民种植粟等作物，使用骨铲、穿孔石刀和石镰等生产工具。饲养猪、羊、狗与大牲畜牛、马等。住房多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屋内地面涂有一层白灰面，光洁坚实。从已发掘的墓穴中发现，这时期流行长方形土坑墓，以陶器与猪下颌骨等为随葬品。成年男女合葬墓为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这表明当时男子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女子降至从属境地。反映出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婚姻形态为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
齐家文化的另一重要文化特征是——玉器。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古发现，齐家文化玉器内涵丰富，品种繁多，工艺精美。
在齐家文化的地理分布范围内分布着丰富的玉矿，人们常说的昆仑玉、祁连山玉就分布其中，加上1000多年马家窑文化的铺垫，历史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齐家文化先民们能够制造出丰富多彩的玉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45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在中国区域内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他们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
黄帝是诸多部落中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他姓姬，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起初，黄帝和他的族人生活在西北方的姬水附近，后来定居于涿鹿，开始发展畜牧业和农业。另一个叫九黎族的部落，民风强悍，其他部族常受其抢掠。蚩尤是这个部落的首领，他的兄弟多达81个。
蚩尤联合巨人、夸父、三苗部族，侵占炎帝部落，后又乘势北进涿鹿（在今河北境），攻击黄帝部落。传说，黄帝与蚩尤一共打了3年仗，交锋了72次，前后经过阪泉之战、冀州之战和涿鹿之战，最后把蚩尤消灭在涿鹿。远古时代的这场战争，结束了部落各自为战的历史，各部落的人都愿归顺黄帝，一致拥戴他为盟主。
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是中国最早有记录的战争。这场战争使黄帝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各个部落，使黄河流域各地区的文化开始互相融合并产生了早期的华夏文化。黄帝带领民众，开垦农田，定居中原，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中华民族也从此时形成，后来人们将黄帝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在黄帝与蚩尤开战的过程中，黄帝巧妙利用对战场的选择和准备，联合各部落结成同盟，与蚩尤相抗衡。而蚩尤过于迷信武力，相信族人的彪悍善战。征战中，蚩尤只知拼斗，缺乏对天时地利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缺乏对黄帝部落的大规模反击的抵御准备，最终被黄帝一举歼灭。
尧是黄帝的第五世孙，是历史上有名的贤君。他仁爱贤明，富有却不骄奢，尊贵却不放纵。在他的治理下，人们相亲相爱，百官政绩卓著，各方诸侯便都和谐相处。尧尽心尽责地管理着部族，派部下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制定历法，教给民众按照节气从事劳作生产。他还告诫百官要各守其职，这样各种事情才会兴旺运转起来。
尧的儿子丹朱愚顽、好争辩，尧坚信如果把天子之位传给丹朱，那么天下人都会跟着遭殃，打算把天子之位禅让给有能力的贤者。尧在位70年后遇到了冀州人舜，又过了20年后，尧因年老而退位，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舜。舜在位28年后，尧去世。听闻尧去世的消息，百姓悲伤哀痛，如同死了生身父母一样。
舜没有辜负尧的期望，每一件事，舜都办的非常妥帖。他通过观测北斗星，来考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是否有异常，并校正历法。祭祀天地四时，遥祭名山大川，祭祀众神。他还召见东方各诸侯，协调校正了季节、月份和时刻，统一音律和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修明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诸侯用五种圭壁、三种彩缯，卿大夫用羊羔、大雁二种动物，士用死雉作为朝见时的礼物，而五种圭璧，朝见典礼完毕以后仍还给诸侯，这样下次还可以再用。
他还向诸侯们陈述治国之道，根据政绩考察百官，再根据功劳赐给他们车马衣服。舜开始把天下划分为12个州，并疏通河流。将刑律刻在器物上，犯了刺字、割鼻、断足、阉割、杀头五种刑罚的人，用流放的方法宽减处理，官府里治事用鞭子施刑，学府教育用戒尺惩罚，可以用金钱赎罪。无心或因灾害而犯下过失的，予以赦免；作恶多端屡不悔改的施以刑罚。
舜在位期间，22位大臣各司其职，在各自的领地做出了功绩。其中禹的功劳最大，他开通了九座大山，治理了九处湖泽，疏浚了九条河流，划定了九州方界。各地都按照应缴纳的贡物前来朝贡，没有不恰当的。纵横五千里的疆土，都受到安抚，直到离京师最远的边荒地区。那时，南方安抚到交阯、北发，西方安抚到戎、析枝、渠廋、氐、羌，北方安抚到山戎、发、息慎，东方安抚到长、鸟夷，使四海之内，无不称颂舜的功勋。于是，禹创制了乐曲《九韶》，歌颂舜的功德。
舜20岁时以孝顺而闻名，30岁时被尧举用，50岁时代理天子政务，58岁时尧逝世，61岁时接替尧执掌天下，在位39年。舜的贤能令人们争相歌颂，可惜他的儿子商均没有才能，舜效仿尧帝那样，将天子之位禅让给了有才之士——禹。
禹的本名叫文命，他的父亲叫鲧，鲧的父亲是帝颛顼，颛顼的父亲叫昌意，而昌意是黄帝的儿子。所以，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
帝舜在位的时候，洪水泛滥成灾，浩浩荡荡地包围了高山，淹没了土地，老百姓愁闷却又无计可施。舜急着要寻找到一位能治水的人，群臣推荐禹的父亲鲧。可惜鲧没有治水成功，受到了惩处。禹接替了父亲的职责，汲取父亲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略。
禹命令诸侯百官征集壮丁，展开平治水土的工作。穿山越岭，勘测山地，树立标识，确定那些高山河流的位置。禹因为父亲鲧治水无功被处罚感到伤痛，因此劳身苦思，深记父亲的教训。在外13年，即使路过自己家门也不会进去探望。吃穿上节衣缩食，居住在很简陋的房屋里，把大量的钱财耗用于修建水利工程上。总是随身携带着测定平直的水准、绳墨以及圆规、方尺，还带着勘察四时的仪器，用以从事于开划九州，辟通九州的道路，修筑九座大堤，丈量九座大山。同时他令伯益发放稻种，教百姓在低湿的地方播种；令后稷向饥荒的民众发放食物。缺粮少食的地方，便调有余地方粮食来补其不足，务使各诸侯境内丰歉均一。禹又巡视各地所特有的物产以定其贡赋给帝王，还考查了各地的交通便利情况。
禹开通了九条山脉：一条从汧山和岐山开始一直开到荆山，越过黄河；一条从壶口山、雷首山一直开到太岳山；一条从砥柱山、析城山一直开到王屋山；一条从太行山、常山一直开到碣石山，进入海中与水路接通；一条从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一直开到太华山；一条从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一直开到负尾山；一条从嶓冢山一直开到荆山；一条从内方山一直开到大别山；一条从汶山的南面开到衡山，经过九江，直通到庐山。
禹疏导了九条大河：把弱水疏导到了合黎，将弱水的下游注入到流沙河。疏导了黑水，经过三危山，使它流入南海。疏导黄河，通往积石山，经过龙门山，向南到华山的北面，然后东经砥柱山，继续向东到孟津，再向东经过洛水汇入黄河，直到大邳山；转而向北经过降水，到大陆泽，再向北分为九条河，这九条河到下游又汇合为一条，流入渤海。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就是汉水，再向东流就是苍浪水，经过三澨（shi）水，流经大别山，向南进入长江，再向东与彭蠡泽汇合，继续向东就是北江，流入大海。从汶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分出支流就是沱水，再往东到达醴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斜行北流，与彭蠡泽之水汇合，继续向东就是中江，最后流入大海。疏导沇水，向东流就是济水，注入黄河，两水相遇，溢为荥泽，向东经过陶丘北面，继续向东到达菏泽，向东北与汶水汇合，再向北流入大海。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水，向东与泗水、沂水汇合，再向东流入大海。疏导渭水，鸟鼠山是渭水的发源地，往东流入沣水，又向东与泾水汇合，再往东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疏导洛水，从熊耳山开始，向东北与涧水、瀍水汇合，再向东与伊水汇合，最后向东北流入黄河。
山川河流得以治理，从此九州统一，四方安居乐业，九条山脉开出了道路，九条大河得以疏通，九个大湖筑起了堤防。四海之内的诸侯都向舜帝俯首称臣了，各种物产也被治理得很好，各方的土地都评定出等级，并按照规定认真地向天子进贡纳税，赋税的标准是根据三种不同的土壤等级来确定的。还在华夏境内九州之中分封诸侯，赐给土地和姓氏，并规定：“要恭敬地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不能违抗天子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