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飞往伦敦，协调美英两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2月25日出身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牧师家庭，1905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1907年，19岁的在校大学生杜勒斯被选中参加第二次国际海牙会议，因能说流利的法语而被委派担任中国清朝政府代表团秘书，帮助处理礼仪问题和充当翻译。杜勒斯由此初涉外交事务，也首次接触了中国问题。随后，他到法国巴黎的索邦学院选修国际法。学成归国，他成为一名律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杜勒斯接受军职，是海军上校，到战时商业局就职，主管经济方面的军事情报。1918年，杜勒斯任美国代表团顾问前往巴黎参加和平会议。
20世纪20年代，杜勒斯再操律师职业，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律师之一。他同时担任英国、法国政府的财政顾问，被列为世界上十个收入最高的律师之一。
1939年，杜勒斯写的《战争、和平与变革》出版。他在书中考察战争的起源以及人们力图避免战争的种种努力，得出结论说，成功的办法必须是能导致“和平演变”的办法。这种观点引起了美国上层政治界人士的关注。
1944年，杜勒斯出任纽约州州长。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创建联合国的大会，并被任命为美国代表团顾问。1949年7月，杜勒斯补缺出任国会参议院议员，专心从政。不久，他的又一部著作《战争还是和平》问世。这部书集中显示了杜勒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该书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主张“遏制”苏联集团的进攻势头。
1953年1月21日，他被刚刚就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国务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出身背景不同，经历迥异，性格恰成对照，但杜勒斯深得总统信任。杜勒斯自谓对国际法作过潜心研究，大刀阔斧毫不逾规。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对总统保持绝对忠诚，自己凡作重要演说、重要会见，都在事先或及时地通报总统，让总统作出最后决定。所以，人们常常疑问：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有多少属于杜勒斯，又有多少属于艾森豪威尔呢？
杜勒斯是“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苏联阵营采取一系列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进入1954年之际，杜勒斯“大规模报复”的思想逐渐成形，主张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苏联攻势的地方都应予以还击，“使潜在的侵略者清楚地知道侵略将是得不偿失的”。
在印度支那要不要使用武力？他比艾森豪威尔走得要远，其观点与“鹰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融为一体。
1954年4月11日晚，杜勒斯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会谈。
艾登胸有成竹。早在丘吉尔收到艾森豪威尔4月5日来信的那天，艾登即通知英国驻美国大使马金斯，不得在关于英国是否参加“联合行动”问题上发言。
艾登看出来，美国鹰派人物的出发点是，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会迫使它停止援越。艾登认为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如果美国使用空军介入奠边府战役，甚至轰炸中国南部的军用机场，会取得某种威慑作用，但远不足以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是恰恰相反。艾登明确地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将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地不了了之，要么就向中国发起战争行动。
艾登认为：“对中国实施封锁，或是轰炸中国的国内、国际交通线，这两个方案美国政府都在考虑。但是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的研究结果是，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如果和朝鲜战争的情况进行比较，效果不会乐观。相反，这样做倒可能给中国一个很好的借口，使中国领导人援引中苏友好条约，导致苏联的干预，从而引发世界大战。因此，绝不能把英国军队投入印度支那战争，对中国进行战争警告的时机也远未成熟。英国如果能在日内瓦会议上促成谈判，达成一项分治越南的协定，要比进行军事干预的结果好得多。”
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和艾登见面以后，杜勒斯告诉艾登，法国已经支持不住了，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支持不住。如果印度支那一失，泰国会受到影响，然后是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现在奠边府战役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美国军方认为法国在奠边府成功的机会很小，非军事干涉不能挽救危局。所以，美国特别殷切地希望英国支持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积极参加拟议中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此外，希望英国支持他对奠边府战场所持的态度和准备采取的军事干涉政策，与美国保持“联合行动”的一致性。即，美国准备投入海、空军力量对奠边府越军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英国最好能——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好——也投入一部分空军力量。
杜勒斯强调，这件事美国一家干不行，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法国给印度支那以真正的独立，二是英国要加入进来。只要英国同意，美国国会就会同意总统在东南亚直接进行军事干涉。
艾登的答复依然温文尔雅，说他还是怀疑，美国国会会同意在朝鲜刚刚停战以后又派兵去越南动武。英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有兴趣，但并不认为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会对此感兴趣。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就未必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二，他认为，一旦在奠边府动武，使用了海、空军，谁也不能保证就此能把战争方式限制住而肯定不投入地面部队。
艾登直率地说，军事威胁无助于解决印支问题，毫无用处。他说：“我看不到有什么样的威慑能使中国忍辱负屈，放弃越盟。”因此，英国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组成美、英、法等国联盟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至于在印度支那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英国就更不会考虑了。艾登进一步告诉杜勒斯，上面说的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本周初英国内阁会议的一致见解。会议认为，至少是目前，东西方之间的任何军事对抗都应避免。
杜勒斯反复表明，他本人认为印度支那是个可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地方，他认为美国国会有可能授权总统使用空军和海军，甚至使用陆军进入印度支那。
艾登说，他难以相信杜勒斯说的这两点。相反，英国三军参谋长都告诉他，仅向越南战场投入空军和海军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艾登强调，特别是公众舆论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决不能使战争升级。
1954年4月12日，杜勒斯和艾登继续会谈一天，于傍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杜勒斯终于说动英国更多地参与拟议中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活动，“建立一个联合防御力量”。
杜勒斯于4月13日飞到巴黎。法国虽然急切地希望尽快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对杜勒斯提出的结盟建议并不感兴趣。法国内阁决定，是不是“结盟”要看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法国对英国能否参加“联合行动”表示悲观。
4月14日下午，杜勒斯和皮杜尔继续会谈。
杜勒斯游说英国对印度支那动武，自然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经过一番考量，周恩来决定将罗贵波的名字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勾去，以免会议横生枝蔓。4月13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李克农，最后磋商与会人选。周恩来告诉李克农，中央决定，罗贵波不参加日内瓦会议了。
4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仍兼驻苏联大使）。于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进行准备，就成了张闻天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后的第一桩大事。
这时，奠边府盆地经历了恶战之后稍显平静。
武元甲命令：大致以机场跑道为界，第308师从西向东，第312师从东向西挖掘堑壕，逐步推进，最后切断机场跑道。
德卡斯特里要求河内增加空投。
从1954年4月中旬开始，一队美军飞行员介入了奠边府战役，24架美军的C-119运输机几乎每天往返于河内和奠边府之间空投物资，另有几名美军驾驶员驾驶B-26轰炸机轰炸了奠边府的越军阵地。这些美军飞行员是以“平民”身份成建制地从台湾调到越南战场的。然而，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现役军人。
由于成建制调动，这些美军飞行员绝大多数不懂法语。而奠边府法军军官中英语说得好的人也寥若晨星，这使得奠边府战场上法美双方的语言沟通大成问题。飞到奠边府上空的美军飞行员听不懂法军战场指挥官的调遣，只好按照地图或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实施空投。许多空投物资落到了越军阵地上，引得德卡斯特里大为光火，在电报里一个劲地抱怨。
1954年4月12日中午12时，一名美军飞行员驾驶着B-26轰炸机，居然朝着一个法军防御阵地连投五枚炸弹，将阵地摧毁。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朗格莱心里不由地涌上一股恐惧，叫苦不迭地以为，这是中国空军参加战斗，帮助越军来了！
阵地指挥官图雷少校却打来电话，抱怨说盟军飞机把他的一个阵地炸毁了。朗格莱终于认出是美国飞机，惊魂稍定，在电话里大叫一声：“还好，那是自己人的飞机！”他心里说：“要不是自己人的飞机，被毁的就不止是一个阵地了。”
同样的故事在次日重演一回。4月13日下午14时25分，一架美军轰炸机在奠边府机场外围投下炸弹，炸死法军数人，还引爆了1000多发对守军来说至为宝贵的105毫米榴弹炮炮弹；而另一架C-119运输机则在奠边府东部，把自己载来的全部榴弹炮炮弹送到了越军阵地上。
这天，是奠边府重围中唯一的女性热纳维耶芙的29岁生日。这位姑娘进入奠边府重围的时候，只有一件外套、一条裤子，另外还有一支口红。困境中的法国士兵没有忘记应有的骑士风度，他们挤出了一个地下小掩体供女护士单独使用。热纳维耶芙生日这天，朗格莱从自己的指挥所里给热纳维耶芙拿来了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士兵们送来降落伞缝成的帘布挂在潮湿的泥墙四周。自从来到奠边府以后，热纳维耶芙几乎都在地下医院护理伤员。最让她感到无法忍受的是，由于地下医院狭小无法容纳与日俱增的伤员，从4月中旬起，许多手脚还能动弹的伤员被搬上地面，直接暴露在越军的炮火之下。
奠边府的法军坦克
1954年4月13日和14日是法军的两个空投高峰日，法军飞机向奠边府分别空投了217吨和229吨物资。这次补给使德卡斯特里心中得到了一丝宽慰。可是，就在14日傍晚，法军使用卡车和吉普车将当日空投食品集中到司令部附近准备分配的时候，一群越军的炮弹飞来，落进了堆成了小山似的空投物资中，300公斤奶酪、700公斤茶水罐头、700公斤咖啡罐头、450公斤盐、110公斤巧克力，还有5080份战地食品袋化为了灰烬。
为了支持在奠边府苦战的部队，纳瓦尔和科尼反复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向奠边府空投。4月15日，法军动用各型飞机，包括由美国空军人员驾驶的运输机，向奠边府空投了250吨物资，相当于二战中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向被围兵团一天的空投量。这250吨物资中约有一半落到了越军控制地带，另一半则使奠边府法军获得了两天的军粮，以及可供五天之用的105毫米炮弹和可供六天之用的120毫米炮弹。
奠边府东线的战事稍显平静，西线机场以北H6高地再度成为会战的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厮杀，H6高地上的法军约有200多人，由比札尔上尉指挥。在击退越军的多次攻击以后，高地上的弹药和粮食尚可支持，但是饮水成了大问题。夏日正在临近，浴血苦战的守军每人每天至少要喝半加仑（1加仑约等于4.546升）的水才能避免中暑。那么H6高地上每天就需要100加仑的水，这些水完全仰仗军工人员从奠边府中心区运送。他们要在越军炮火下行进三公里才能到达H6高地。
1954年4月14日夜间，法军一支50人的运水分队被越军炮火阻隔在机场南端达四小时之久，眼巴巴地望着他们面前一片200米的开阔地不能动弹。当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在凌晨2时40分爬上H6高地以后，返回奠边府腹地却成了问题。朗格莱接到报告后不得不在机场两侧各发起一次连规模的佯攻，付出10多人的伤亡代价后才使H6高地上的运水队撤了回来。
4月15日，H6高地上的饮用水又喝完了，朗格莱命令继续向H6高地送水。
这天天明时分，从东向西掘进的第312师部队把堑壕挖到了距离机场中心跑道仅仅20余米的地方。第312师副师长光中亲自来到前方阵地观察情况，决心拿下跑道东侧的“中心十字”地带。根据他的命令，越军调上了无后坐力炮，迅速摧毁了前方的法军防御阵地。
4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韦国清，认为在独立高地和坂桥高地都已经被越军控制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压迫法军，缩小包围圈，缩小法军飞机的空投面积，应该组织精干的小部队将机场牢牢控制，或组织兵力迅速占领芒清防区以西据点，这样即可直接向法军的中心区进行攻击。
法国内阁也在关心着奠边府前线将士。一天前，内阁成员们讨论了奠边府的局势后通过一项决定——给置身奠边府重围中的法国军官晋升一级军阶。德卡斯特里上校升为准将，朗格莱升为上校，比雅尔成了中校，奠边府的法军上尉们都成了少校。
在奠边府，军阶高的军官把自己的原有军衔标志交给新晋升的军官。比雅尔对此苦笑着说：“他们（指政府）知道我们将在战斗中死去，因此最好给我们装饰一下。”
在奠边府，只有德卡斯特里的军衔不好办。身在河内的科尼把自己一年前佩戴的准将军衔放进一个香槟酒瓶子里，空投给了德卡斯特里。但是空投没有投准，准将军衔落到越军阵地上去了。
在奠边府，4月16日法军向H6高地的送水行动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死亡游行。60人的队伍穿行于枪林弹雨之中，结果伤亡了54人，只剩下6名军工人员将5只水箱送上了H6高地。法军实际上已经失去使用人力向H6高地运送物资的能力。
朗格莱察觉，机场西侧H1高地的局势严重恶化了。越军堑壕不仅从三个方面围住了H1高地，还越过这个小高地直抵机场跑道边，挡住了后勤供应人员前往H6高地的通道。这天晚上，又一支送水分队在这条堑壕前受到越军步兵阻击，所幸越军兵力单薄，越军炮兵怕误伤自己人又不敢开炮，反倒使送水分队顺利地爬上了H6高地。
看到珍贵的水送上了重围中的H6高地，那里的守军欣喜若狂，大口大口地喝了一顿，并以水代酒，祝贺阵地主官比札尔上尉晋升少校。
朗格莱听到送水分队到达H6高地的消息后却没有丝毫宽心。他计算了一下，过去一周里，H6高地守军伤亡惨重，要是加上送水分队的损失，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在E1高地反击战中法军的伤亡。尽管如此，机场北端实际上已被越军切断，H6高地孤悬敌后，难以再守了。
朗格莱决心撤出H6高地，这个想法得到了德卡斯特里的批准。他立即向河内发电，请求派出空军掩护H6高地撤退。
为从H6高地撤退，朗格莱准备了整整一天，决心在暗夜掩护下，由比雅尔指挥伞兵完成。偏偏17日夜色降临后，越军向E1高地发起了一次反击。比雅尔将这股越军击退后，抽出两辆坦克开往奠边府西北投入解救H6的战斗。但是救援H6高地的法军被越军挡住，几番接战，不能突破。
眼看天色就要亮了，比雅尔感到一种绝望袭来，觉得救出H6高地法军同胞的机会已失。他要身边的一位少校操起无线电报话机告诉H6高地上的比札尔少校，为救援H6高地尽了一切努力但是无效，现在请H6高地官兵自行突围，出现任何结果都不会受到责备。在突围时，H6高地上的官兵可以遗弃伤员，甚至可以在失去战斗力的时候向越军投降。
向法军阵地发起冲锋的越军战士
倒是比札尔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他向比雅尔报告，H6高地守军决计在上午8时突围，突围分队将不得不遗弃伤员和所有重武器，用手榴弹撕开突破口，向南与援军会合。
天亮了，奠边府盆地又飘起晨雾，给H6高地法军的突围带来了有利条件。一名已经负伤的法军士兵甘策尔自愿持冲锋枪断后，其余士兵在身上挂足手榴弹，悄悄地朝越军爬去。为了不被自己投出的手榴弹片击伤，这些士兵中的大多数人用绷带包裹泥土塞入衣内的前胸后背。他们一直爬到距离越军堑壕30米的地方才停下来。
一场短促突击开始了。发现了法军突围意图的越军战士大叫：“放下武器，投降！”法军士兵朝着当面的越军投出手榴弹，紧随着未散的硝烟往外冲。断后的士兵甘策尔操起冲锋枪猛扫，打开了突破口，但几分钟后他被打倒在地。大部分法军一边投手榴弹，一边直起身子朝南猛冲。越军的子弹暴雨般泼了过来，将一个又一个法军士兵撂倒在地上。
从H6高地冲下来的法军什么都不顾了。他们不再停顿，也不顾眼前的伤亡，直直地冲下山、冲过还铺着钢板的机场开阔地，直奔接应的战友而来。这些满身带血的士兵终于和比雅尔的队伍会合了。
H6高地上的血战结束了。1954年4月18日上午10时40分，在机场南端一个小土包后清点人数的比札尔少校实在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在H6高地守卫战中，法军共阵亡106人，伤49人，79人失踪，只有30多人冲了出来。
H6高地一失，奠边府机场北端的三分之一被越军控制，整个机场处在越军直瞄火力的威胁之下。最为严峻的是，H6刚刚经历过的命运又要由机场跑道腰间西侧的H1高地来承担了。H1高地被越军团团包围，守军无水可饮，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机场北部的战斗使越军总部信心大增。1954年4月19日，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在中央根据地举行会议，决议坚决歼灭奠边府法军集群据点。决议指出：“为了保证胜利，我军以前只主张牵制住这些据点群的敌人主力，在对我军有利的地方来进攻敌人。但是现在由于时势的迫切需要和客观条件的许可，我军可以用攻坚战来消灭一个相当集中的敌军据点群。党中央向全党全民解释奠边府战役的情况，使大家明确认识到，奠边府战役对于印度支那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对于我军的成长，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具有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夺取这个战役的全面胜利。”
在奠边府战场，越军高射炮兵越打技艺越精，4月19日至20日，飞到了奠边府上空的法国和美国飞行员纷纷拒绝降低飞行高度空投，使得奠边府得到的补给大大减少了。
4月20日中午，越军第312师第209团一个士兵向E1高地上的法军投降后供出，东部高地大血战之后，第312师补充了新兵。现在面临的困难是，新兵缺乏训练，因为41号公路被法军的轰炸所困扰，再加上雨水，越军的后勤供应甚为困难。但是第209团政委向战士们宣布，不管有多少困难，损失再大也要打下奠边府。
奠边府战役中负伤的法军士兵
投降的越军士兵还说出一个让重围中的法军慌乱的消息：中国顾问携带新的37毫米高射炮来到了奠边府，这些中国顾问身着与越军一样的衣服。
其实，这个投降者说错了，刚刚来到了奠边府前线的不是中国的高射炮，而是让法军更为担忧的大炮——中国新近研制的六管火箭炮。它仿制苏联的“喀秋莎”，在中国的天府之国四川问世，最先装备的一个火箭炮连就由该兵工厂的研制人员护送，日夜兼程赶到奠边府，这也是中国制造的火箭炮第一次进入战场。这个火箭炮连来到奠边府后，由第312师中国顾问董仁负责指挥。
胜负的天平正倾向越军。1954年4月16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参加美国报业编辑协会午餐会并讲话说：“越南人缺乏控制这场战争的能力，他们连自己也控制不了。如果法国从那里撤军的话，不出一个月，越南就会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尼克松认为，要训练南越自己的军队需要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么怎么办呢？第一，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物资的问题。情况已经和四个月前不同了，现在需要更多的军队在那里战斗。问题是这些军人从哪里来？法国已经不行了，他们已经厌倦了这场战争，就像我们在朝鲜半岛一样。”尼克松指出，美国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从此正式参与印度支那事务。
能否动用军队呢？尼克松说：“公众认为美国不会向那里派遣军队。但是，如果政府认为派遣军队不可避免的话，政府将正视现实，派遣军队。”
这个讲话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国会议员纷纷提出质询。4月17日，正在佐治亚州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新闻秘书哈格蒂，与副国务卿史密斯联系，让他向尼克松传话：副总统无权这样表态。
4月19日，新华社宣布，国家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这天下午4时50分，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阐明中国对亚洲形势和对日内瓦会议的看法。
周恩来说，日内瓦会议是不应该失败的，但是现在美国显然要阻挠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美国正在威胁法国，使法国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与东方阵营达成协议。
周恩来说，朝鲜总是一个僵局，要再打起来是不容易的，因此美国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假如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火，假如能够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那么美国再也不能在亚洲找到制造战争的借口了。因此，美国的目标就是要避免印度支那战争停火，要阻挠日内瓦会议就此达成协议。
周恩来的判断是：美国政府要压迫法国，杜勒斯的“联合行动”也是针对法国的。美国害怕印度支那的交战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在法国，就是在议会中，和平的呼声也是很强大的。所以，除了杜勒斯以外，尼克松也要出来说话。周恩来说，假若法国的军队撤离印度支那，美国的军队就要进去。美国的中心目标是中东和近东，它要利用印度支那问题来挑起更大的阴谋。
周恩来希望印度大使将他的话转告印度的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周恩来顺利完成了对日内瓦会议进行的准备工作，4月20日，率中国代表团，并偕同胡志明、范文同率领的越南代表团一起飞离北京，转道莫斯科去日内瓦。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邓小平、郭沫若、胡耀邦、邓颖超、黄炎培到机场送行。
20世纪50年代，送别中越代表团时，邓小平与胡志明在机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