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军第308师进入老挝之前，纳瓦尔已着手实践他对科尼许下的诺言，于1954年1月20日发起“亚特兰大行动”。法国远征军集中了15个营从位于北纬12度线稍北的芽庄出发，沿海岸线向北扫荡。战斗发起当日，法军还以一支舰艇运载步兵在越军侧后的绥和登陆，意在对该地域内的越军进行南北夹击。
然而，构成这次“亚特兰大行动”主体的却是保大政权军，他们大部分是征召入伍不久的农民，训练极差，“扫荡”起来走走停停，狐疑不决，一副丧气挨打的样子。到后来，连纳瓦尔也不得不承认这支军队根本打不了大仗。2月中旬，“亚特兰大行动”虎头蛇尾，无疾而终。
越军南方部队司令部只以游击队骚扰执行“亚特兰大行动”的法军，将主力部队调往西原战场——越南南方中部高原。1月26日，越军开始攻击西原重镇昆嵩以北的法军据点。28日，越军袭击了波来古市。战斗持续到2月5日，越军占领昆嵩，将法军在西原的防御体系分割成两段。随后，越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合围了波来古法军。双方你来我往，越军始终保持主动。为解波来古困境，纳瓦尔在3月初调去三个营兵力。越军迅速撤去，新到的三个营连越军主力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越军在各地的攻势迫使法军一再分散机动兵力。1953年雨季结束时，法国远征军的机动兵力曾达44个营，但到1954年2月，只剩20个营了，对付文进勇的第320师和地方游击队都显不出宽裕。
就在纳瓦尔对印度支那战局感到有几分迷惑的当口，倒是旁观者清。1954年2月4日，驻西贡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出一个秘密报告，以悲观的态度阐述了对目前军事态势的看法。报告从“纳瓦尔计划”谈起，马上切入正题——奠边府：
纳瓦尔计划的一开始很顺利，毫无疑问，纳瓦尔正在遵循沙朗之所为采用保守的战略战术。现行的战役计划不过是1953年3月“勒图尔纳计划”略作修改之后的翻版。
奠边府是又一个那产，但它对赢得战争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在越南西北，越盟部队仍保持主动。越军部分兵力已经越过奠边府筑垒区域向琅勃拉邦挺进，迫使法军进一步分散其机动力量。
在奠边府，法军数千精锐部队以及大部分空运力量被牢牢拖住了。除非越盟愚蠢至极，贸然向集群筑垒的奠边府发起一场断无成功希望的进攻，使法军抓住机会向越军实施突然的前后夹击，奠边府是不会有多大作为的。
越军以主力部队开往越南西部，显然已无足够力量保护他们在红河三角洲以北的根据地。但是，由于机动兵力分散在整个印度支那，纳瓦尔也无法利用这个机会在此关键地区发起主动进攻。
就印度支那战场的总兵力来说，法方比起越军主力仍拥有二比一的优势，并在战略运输和装备上占有压倒优势，但是法方在印度支那的战略仍然是防御性的。
奠边府已经用完了空运去的2300吨铁丝网，纳瓦尔还在要求我们使用C-119运输机再运500吨。目前奠边府外围的巡逻线已被大大压缩，只能应付阵地防御的需求了。法军确曾增强了机动能力，但是现在他们又像一年前在沙朗指挥下那样分散到了整个印度支那。法军的战术行动多半是为了阻止越军的攻势，或是为了实施扫荡，短暂地赶走越盟的地方武装。
显然，在越美国军事顾问认为，奠边府战区态势不妙，暗含危机，看不出前景何在。
此事说来话长。以布林克将军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甚至先韦国清一步来到越南。但是，这两个军事顾问团在越法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却完全不同。除了人事安排以外，以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总军委全面处理军事问题，尤其在战略、战役决策和指挥，以及后勤保障、政治工作、部队编制等方面负有重要的职责，韦国清经常和罗贵波一起列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重大决策。
美国军事顾问团主要负责后勤军援和武器训练方面的事务，法国远征军司令部坚决地拒绝他们参与军事参谋。在指挥权方面，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人特别敏感，跟美国人站在一起时尤其如此。此事一开头倒还没什么，可是随着美援的增加，随着美军顾问对印度支那战争局势的不断了解，同时也因为法军吃的败仗越来越多，美军顾问要求介入印度支那事务的呼声日益增强了。
布林克将军任满离去，让接任的托马斯·特拉普内尔最不能忍受的是，法国远征军司令部总是不能及时地向他们通报印度支那战况，送给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情报都经过挑选。有时候，这种经过了挑选的情报不是直接送到西贡的美军顾问团，而是先送到巴黎，由法国国防部再送到美国大使馆武官处。想到这里，特拉普内尔将军心里隐约有一种被轻视了的感觉。不满情绪也由此而被激发。
在这份报告里，特拉普内尔对法国远征军的不满一览无余：
一批批美军顾问来到奠边府视察
在各个战略要点，在红河三角洲周边，外围巡逻已不能正常执行。法军不愿主动地与越军保持接触，毋宁说，他们是在等着越军前来进攻。法军采取攻势行动总是稳字当头，缺乏想象力，战役目标也很有限。除非法军已构筑好阵地，或出现绝好的机会，法军总是避免与越军主力接战。
令人费解的是，纳瓦尔未能在中寮与越盟军队坚决作战。面对毫无空中运输能力、远离后方根据地200公里之遥，完全倚仗苦力运送粮食而进至中寮的6个营越军，法军方面有20个营，并且配有火炮和空中支援，此外还能得到伞兵的增援，法军却未能抓住机会决定性地击败越军，反倒让越军扩展了地盘，直接威胁从巴色到沙湾拿吉的广阔战场。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越军的意图是在当地长久地拖住大量法军部队。
在过去一年中，红河三角洲地区的战局无显著变化。但是，由越南（保大）政权军控制的越南中部地区的局势最近恶化了。
在过去一年中，对越南（保大）政权军的野战训练与心理战训练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可以设想，纳瓦尔已经接到本国政府的指令，在印度支那战争中尽可能减少伤亡，努力改善自己的态势以迎接最终将要出现的谈判。在另一方面，越盟则进行着一场似乎不带来重大军事胜利的消耗战。他们显然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法国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将迫使政府进行有利于越方的谈判。
不在此地与法军人士日常接触则几乎想象不到，法军参谋人员的思维和做法老式得就像1935—1939年的战前时期那样。一方面，纳瓦尔要求美国军援却又希望美方不加监察，另一方面，纳瓦尔的参谋人员缺乏某种能力，以正确地掌握美国提供的装备。如果美国继续进行援助而不加以日常监督，势必浪费无可计数的美元。
法军参谋人员通常缺乏协作精神，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制订了长期的周密计划。令人震惊的例子是，他们不断要求美国增援更多的飞机，却不去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飞机。法方几乎认为，只要增援大量新式武器，如重型轰炸机、炮舰雷达等，他们就可以控制局势，也就无须投入更多的人力。他们的计划完全忽视了操作、维修、储存诸如此类的问题。
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们的一致意见是：对印度支那军事胜利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法国远征军缺乏本国政府的有力支持，缺乏足够的训练和军事参谋人员，缺乏主动进攻的心理，即便是美国援助以大量物资和新式装备也不能予以弥补。
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凭着一位将军的本能，从一开始就觉得法军仓促占领奠边府不是一着好棋。现在，几个月过去了，奠边府局势的发展似乎证实了他的预感。
华盛顿与印度支那有整整12个小时时差，东边是半夜的时候，华盛顿时当正午。艾森豪威尔在2月10日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一个记者站起来问艾森豪威尔，怎样看待奠边府地区严峻的军事形势？
艾森豪威尔回答：“把美国在那个地区卷入热战，我比谁都更激烈地反对。因此，我命令采取一切步骤，其目的都是，只要有可能的话，使我国不卷入。”
一位记者接着问道：“总统先生，你这句话能否理解为，不管印度支那战事怎样发展，你决心不卷入或者不是更深地卷入战争呢？”
艾森豪威尔说：“如果美国现在在任何地区中深深地卷入一场全面的战争，我看就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美国悲剧，特别是如果要用上大部队作战。”
1954年2月，围困奠边府的越军转而采取防守态势。
越军第308师打到老挝去了，一直等着越军进攻的德卡斯特里松了一口气。纳瓦尔则接连电示，要德卡斯特里迅速查清越军在奠边府周围的兵力现状。
审时度势，德卡斯特里决定，在奠边府盆地中的法军主动出击，改善防御态势，寻歼敌人的炮兵。向奠边府外围出击的战斗主要由朗格莱指挥。1月31日，法军以兴兰高地为基地，向北搜索前进。
越军火炮阵地受到了威胁。当夜，武元甲批准几门大炮向奠边府机场轰击，奠边府首次响起了越军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的吼声。
在兴兰高地以北的山峦中，战斗发展至团规模。
1954年2月1日上午，法军两个营从独立高地前出，随后以一个营掩护，一个泰族营向独立高地以北约800米的633高地进攻。法军已经判明，这个高地上有越军的炮兵观察哨。
其实，越军观察兵刚刚撤走，换上了一个排的步兵。633高地是正在撤退的越军炮兵的第一道屏障，越军前指命令坚守阵地，保障炮兵安全。在过去几天里，633高地上的32名战士已挖出若干条隐蔽的战壕。
上午，战斗打响，633高地上的越军击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亲历战斗的越军排长陈度战后撰文回忆：“敌人第四次冲击在山沟里激烈地展开，使我方受到严重的损失。他们利用山沟冲进了我军阵地的空白地带。副连长已经把剩下的力量，包括三名情报人员、一名通讯员和一名卫生员全部投入战斗。”越军战士浴血奋战，副连长范掌战死疆场，活着的战士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朝敌人投去，终于将敌人打退。
下午，法军卷土重来，已伤亡12人的越军在排长陈度指挥下，居高临下，战斗持续到晚霞飞腾。天色向晚，越军以阵亡12人、大部分人负伤的代价守住了阵地。
633高地血战强烈地震撼了奠边府法军，也强烈地震撼了科尼。次日，科尼接到纳瓦尔来电询问，由于越军第308师进入老挝，奠边府法军可否减至九个，甚至六个营？读了这份电报，科尼勃然大怒。他坚决反对纳瓦尔的意见，毫不客气地指出，虽然第308师走了，留在奠边府的越军至少还比法军多出一倍。
越军占领着奠边府外围山峦，让法军如同芒刺在背。2月6日，朗格莱指挥两个营兵力向奠边府盆地东边的754和781高地进攻，并在中午占领了这两个高地。但是，越军于午后进行猛烈反击，又把法军赶下山顶。在这天的战斗中法方共有93人阵亡。五天后，在这次战斗中受重伤的一位摩洛哥连长在医院中死去。
2月10日，朗格莱指挥法军再次向独立高地以北约1000米处的几个山头进攻。当进攻者冲到距离山头不远处的时候，受到越军步兵火力压制。法军呼唤炮火轰击越军阵地。谁知一排法军炮弹从身后飞来的时候落到了自己的散兵线上，15名阿尔及利亚士兵当场阵亡，在这个山头的战斗中化为青烟，飘散得无影无踪。
2月13日，法军的出击战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轰炸机配合下，朗格莱指挥精锐的欧洲籍伞兵营打头阵，共三个营向东面的山地突击。这次法军攻击得手，一口气连下四个高地，还用炸药和火焰喷射器将高地上的越军掩体全部破坏。
越军第316师奉命反击，法军立足不稳，被从山上压了下来。越军夺回阵地。
法军在清扫奠边府外围的战斗中
向外围突击、试图摧毁越军火炮阵地的战斗使德卡斯特里付出了高昂代价。根据战场统计，从11月20日法军空降奠边府以后至2月15日，法军共伤亡了32名军官、96名代理军官、836名士兵，约占奠边府法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即整整丢了一个营士兵和两个营的军官。
衡量轻重，科尼于2月17日决定，将奠边府大规模清扫外围的战斗改为小规模的“侦察性突击”。迫使他做此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越军在其他战场的攻势，河内不得不减少对奠边府的弹药供应，德卡斯特里想要大打也打不下去了。
1954年2月，奠边府外围的中小规模战斗此起彼伏，法国和美国、英国高级官员视察奠边府的人流则出现高潮。
1954年1月底，第308师突然插入老挝，是纳瓦尔没有想到的。纳瓦尔和参谋人员的判断是，武元甲认定自己没有力量进攻奠边府，因此改变了战役企图。但是科尼察觉了越军的真实意图，向德卡斯特里发电提醒说，第308师的意图可能是牵制法军，他们是要回奠边府的。
奠边府法军最高指挥官德卡斯特里（中）陪同法国国防部部长普利文（左）、法军总参谋长埃利将军视察阵地
1954年2月7日，法国国防部长普利文在总参谋长埃利将军陪同下飞往越南。普利文被授予全权，最后确定奠边府战役的地位问题。
8日，普利文到达西贡再一次和纳瓦尔会商。纳瓦尔仍然表示乐观，认为越军放弃进攻奠边府而进入老挝是因为奠边府太强大了，他们打不动。奠边府集群据点的建立至少使越军进攻老挝的时间推迟了两个月。
随行的法军空军参谋长皮埃尔·弗赖伊将军问纳瓦尔，随着雨季的到来，处在低洼地势中的奠边府工事会不会泡在雨水里？纳瓦尔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施了个缓兵之计说，我以后再给你答案。
15日，普利文一行飞赴越北。
普利文走后的2月18日，纳瓦尔接到科尼转来一份被破译的越军电报，该电要求增加向奠边府前线的弹药运输量。法军还在一名越军战俘身上缴获了一张标有奠边府越军炮兵阵地位置的示意图。科尼报告，已请有朝鲜战场经验的美国飞行员用彩色和黑白胶卷拍摄了奠边府地面照片，可是炮兵专家并没有在照片上发现越军炮兵阵地。
纳瓦尔的副参谋长贝特尔为此直接提醒皮罗斯：“要是越军也像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那样把炮藏在地下掩体里，对我们进行直瞄射击，那可就麻烦了。”
19日午后，普利文飞抵奠边府。当德卡斯特里朝他们走来时，普利文大声说：“你一定知道，整个法国都在注视着你。”
听罢德卡斯特里的战场解说，几乎所有随行将军都表示了或多或少的乐观，只有空军参谋长弗赖伊沉默不言。普利文转身征询他的意见，没想到弗赖伊回答说：“部长先生，在此看到的一切都使我得以肯定自己的想法，并不得不向您直言：从我的职责出发，我们应该奉劝纳瓦尔将军利用越军的犹豫和他目前可以充分利用的两个机场，尽其可能将全部兵力从这里撤走。空军一定为此尽力。”
这句话使普利文吓了一跳，但空军参谋长没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想法。在飞返河内的飞机上，普利文和埃利交换意见，埃利认为情况似乎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要是从奠边府撤军，就等于说，以前全做错了。埃利明确表示，奠边府阵地是坚固的。
19日当晚，普利文一行回到西贡。法国高级官员举行了秘密会议。纳瓦尔在会议上激烈地坚持在奠边府作战的主张，逐一反驳不同意见。最后他对空军参谋长弗赖伊说：“奠边府是反复思考后的选择，那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当此之时，57岁的埃利总参谋长的意见具有一言九鼎的意义，没想到埃利模棱两可地对纳瓦尔的勇气大大称赞了一番。听他的意思，埃利似乎支持在奠边府与越军决战。会议形成的最后意见是，法军有能力在奠边府与越军会战，不必考虑立即撤出奠边府的问题。
空军参谋长弗赖伊失去了继续坚持自己主张的勇气，反而在会后私下对纳瓦尔说：“我向您保证，空军将尽到自己的职责，给予您所有可能的支持。”这番表态使纳瓦尔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一次挽救奠边府法军命运的机会悄悄滑过去了。根据会议的结论，普利文起草了向内阁的报告，认为目前在印度支那战场上法越两军战成均势，越军一时间还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以改变战场现状。另一方面，只要中国不给予越军以直接的军事援助特别是空军支援，法军的情况就不会迅速恶化。但是，普利文指出，事情不会一成不变，法国方面要保持现状的话必然要付出日益增加的伤亡，法国远征军的后备力量快要用尽，士气越来越低落。
普利文专门提出了中国援助越南的问题，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援助使越军军事素质不断提高，法军在印度支那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即使法军在奠边府作战中挫败越军，也不会导致印度支那的和平而只会使战争延期。
让普利文感到比较满意的倒是保大政权军队，截至1954年元旦，保大军队总兵力已发展到21万人，共有160个营。普利文指出，法国急需与保大政权谈判，促使他们承担更多的战争责任。
普利文的结论是，在未来日内瓦会议上，法国要尽一切可能寻求谈判机会以结束战争。而在奠边府战场上，法军力量尚可支持。
普利文的视野显然比纳瓦尔来得宽阔，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刻，陷入冷战的东西双方，很快就要聚会瑞士名城日内瓦，坐到谈判桌边上，开始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议。
奠边府战役是日内瓦会议的推进剂。日内瓦会议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三大国会议”发展而来的。
1951年10月，77岁的老政治家丘吉尔重新当选英国首相，提出了西方“三大国会议”的设想，以协调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立场。后来这西方三国发现，几乎所有的世界重要问题还得和苏联谈判，“四大国会议”的提议也就时隐时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针锋相对地反复提出，举行四大国会议还不够，应该加上新中国。对此，正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志愿军激战的美国坚决反对。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丘吉尔发表讲话，主张于5月或6月举行“四大国”最高级会谈，会见苏联新领导人。1953年6月23日，刚刚举行了欢迎意大利总理的宴会，并在宴会上发表了一段讲话的丘吉尔，一来到客厅中坐下就轻度中风，左半边身体不听使唤，原先的提议只好暂且按下不表。当年秋天，丘吉尔的身体基本恢复，再次建议举行美、法、英三国首脑会议。
开始，法国对三大国、四大国乃至五大国会议都不怎么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总理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大国会议的经历，对大国首脑会议有陌生感。法国的冷淡致使丘吉尔的建议几乎搁浅。
没想到苏联却积极了。1953年11月下旬，苏联提议于1954年1月在柏林举行四大国外长会议，讨论欧洲问题。同时，苏联还建议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也就在这时，胡志明答瑞典记者问发表在瑞典《新闻快报》上。东方在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上铺了一块台阶，下一步就要看西方愿不愿走上去。
原来，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苏中两国就和平解决亚洲两大战场的问题达成一致。苏联新领导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积极主张通过停止进攻与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停止战争，与西方进行经济竞赛。
著名法国实业家贝尔纳·德普拉斯于1953年6月访问了北京。中方向他提出，中国愿意和法国改善关系，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前提是尊重印度支那半岛人民要求国家独立的愿望。中国特别指出，停止战争，比在目前情况下讨论实现中法关系正常化还要急迫和重要。
即将开幕的日内瓦会议，中苏朝越组成东方阵营。图为周恩来（左三）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左二）、朝鲜外相南日（左一），以及越南代外长范文同合影
法国政府也在寻找通过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机会，所以，到1953年11月底，法国对四大国乃至五大国会议的态度出现了180度转弯，响应莫洛托夫的建议，表示愿意参加拟议中的柏林会议。法国还向美、英通报了自己的打算，并且希望先召开一个西方三国首脑会议，协调立场。
美、英两国首脑这时完全明白，法国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英国也有此意，美国不得不做出让步，“四大国会议”于1954年1月25日在柏林举行，这是当年的四大同盟国外长在战后第一次坐到同一个会议桌旁。法国为会议进行了紧张准备，其中包括纳瓦尔在1月20日集中15个营在越南南方发起的扫荡，即“亚特兰大行动”，无非是希望为会议提供些筹码。
会议首先在讨论德国问题时陷入了困境。东西方立场相距甚远，结果与会者索性谈起了亚洲问题。这正是法国巴望不得的。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言，主张在讨论远东问题的大国会议上必须邀请中国参加，法国外长皮杜尔表示没有意见，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却明确表示反对。
会议出现僵局。28日，皮杜尔再也忍不住了，发言说：“法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复和平，因此法国毫不犹豫地宣布，从现在起，法国政府每时每刻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和联邦共和国（即印度支那三国）一道，通过协商，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因此，任何一个可能带来进展、最后带来和平的会谈都是值得欢迎的。”他在会下还说，法国愿意和任何愿意解决亚洲争端的国家谈判。
1954年2月6日，杜勒斯发表模棱两可的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都不会同意举行五大国会议，特别是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谈来决定世界命运。但是杜勒斯话题一转又说，他准备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同意在讨论朝鲜半岛问题时必须邀请中国和朝鲜、韩国的代表参加。因此，只要中国表示愿意解决亚洲问题，会议发起国就会确定会议的地点和日期。
美国的立场出现了松动。
皮杜尔再次向苏联外长表示，法国愿意同中国接触，促进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希望把印度支那问题列入日内瓦会议的议程。
苏联向法国转达中国的意见：中国愿意为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而努力，但中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印度支那战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持续了很久。
在2月11日的会议上，法国外长建议，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于4月15日在日内瓦举行，然后在朝鲜问题取得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
柏林会议终于取得一致的意见，1954年2月18日，美、英、法和苏联发表会议公报，宣布将于4月2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还要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届时将邀请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参加。在取得谅解之后，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得被认为含有在任何未予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
四国公报发表以后，苏联力主中国不但应该参加日内瓦会议，还应在会议上发挥积极作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意苏方意见。他们认为，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好处，这将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第一次出席举世瞩目的大国会议，非常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会谈谈好了，可以解决若干实际问题；即使没有谈成，也可在国际讲台上宣传中国的主张。
1954年3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党中央，希望越方组织越、寮（老挝）、高棉（柬埔寨）出席会议的代表团，着手拟订谈判方案。在这份电报中，中方提出了一个未雨绸缪的见识：“如果提出停火就要有一条界线。这条线画在什么纬度于越方有利，也能使对方能够接受，要慎重考虑。我们认为这条线能越往南画越好。北纬16度线似可作为方案之一来考虑。”这是一个及时的和重要的提醒，日后日内瓦会议进程证明，军事分界线最后发展成谈判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领导人中间，周恩来称得上富有经验的谈判能手。眼下印度支那烽烟滚滚，周恩来深知战场优势对即将开始的谈判意味着什么，他要解放军总参谋部转告韦国清、梅嘉生，在奠边府好好打几仗，配合日内瓦会谈。
1954年3月3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致电韦国清，转告周恩来的指示：
日内瓦会议将讨论越南问题。周总理指示：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日内瓦会议前，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因此，请你们研究一下，在此期间，有无把握攻歼奠边府之敌？或按中央军委2月9日电示，彻底肃清南乌河与红河间之敌，解放该地区，打通我国与寮西北的联系；同时在中下寮或5联区发动有把握的联合攻势。请提供意见，以便我们研究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建议。
人们的目光又要回到奠边府这个碧水长流、群山环抱的盆地了。在那里，越法双方酝酿已久的空前恶战就要开始。